曹绛雯：阳光照耀下的我--曹绛雯七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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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战胜疾病】
我生於1940年11月2日北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我父亲、母亲那时年龄都很大了，我生下来体质很弱，不知两岁还是三岁得了骨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弊，我的腿站不起来了，我当时意识不到这对我一生的命运有何影响，而我的父母却因此饱受了痛苦和折磨。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是幼年夭折的，我母亲四十五才生我，因此我很孱弱，于是父母对我加倍的呵护。我记得我母亲曾用蒸的方法治我的腿；我姐姐曹素雯专门买激素叫我吃；可我并没有残疾人的感觉，我依然很快乐。
童年是幸福的。回忆起来很甜蜜，我的家是充满友爱温暖的大家庭。哥哥、姐姐特别多。她(他)们比我大很多，几件有趣的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天我姐姐曹素雯邀了些同事来我家玩，我那时一定非常可爱，像现在的林妙可那样，姐姐叫我当众背陆游的《钗头凤》。我站直身子背着双手，有板有眼，认真地朗诵：“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哥哥姐姐们看我煞有介事的样子，都笑个不停。回忆此事，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在充满友爱温暖的大家庭里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当妈妈不公正、偏袒我哥哥时，我极为伤心。我觉得“家”这个空间，没有容下我的地方。方桌下那正是个没人去的地方，是我逃离现实之处。于是，人们只要看见我往八仙桌下钻，那一定是我不高兴了。
妈妈在妇女联谊会当理事，那年元旦搞联欢，我哥哥兴致勃勃主动贡献节目。之后孩子们热情参加。搞了个小话剧。情节早忘了，话剧中我扮演老太太，还领着一个小孙子，这个小孙子是由我当时同学刘启东扮演的。我们玩的非常高兴。我哥哥曹石安喜欢跳舞，常常用床单扎在身上把我和12雯打扮成演员，跳荷花舞，床就是我们的舞台，回忆那时大家庭里充满了欢乐。
我小时爸爸很喜欢带我出门，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去他的工作单位，记得是在东单，正好开会，爸爸把我放在桌子上，坐在我旁边。会开了很久，我一直安静的坐着，爸爸的同事们纷纷夸我乖。
我的堂嫂信仰基督教，常给我们一些传教的小画片。我哥哥一时来了兴致，自己扮神父，我和妹妹12雯扮信徒。当时12雯脸上生了一些疙瘩，我哥哥在“抪道”完了之后，指着我妹妹12雯脸上的疙瘩大声喊：“这是上帝对你的惩罚！”12雯给吓哭了。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按照父母的的观点，孩子必须上最好的学校。我考上了“北京师范附属第一小学”。这是北京有110年历史的名校，在赵登禹路的石老娘胡同及报子胡同两个地方。我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受到老师、同学、父母的青睐。由于我是优秀的，学习带给我极大的快乐。我生活很愉快，不知道什么叫功课不好，我认为那会使我无法忍受、那是灾难和折磨。我童年最大的快乐来自于学习和我学习的优秀。自幼我就养成了自信。我的妈妈有知识、有文化，这在当时的时代是少有的，也是优越的。我的童年是一片阳光、前途光明。
小学三年级时，我同桌是位男同学，一位贫穷的同学，叫马常宝。他安静、老实、眉清目秀，给人的印象很好，但家境很不好，衣服破旧，鞋子露着趾头，而且还用破布缝着。我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送水的。那时北京居民用自来水的还很少。一种独轮水车驮着两只木桶，吱吱扭扭来到各家门口，两个木塞一拔，水流到两个木桶中，用扁担送到各家屋檐下的缸里。   
一天，送水的来了，居然是我同桌同学马常宝！他叫了我一声我的名字，我羞得无地自容，一头钻进里屋。我当时觉得那是下贱的职业，我也受到了牵连。事隔这麽多年，我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愧得慌，我当时对他的伤害有多大啊！
优秀的学习成绩、良好的家庭环境，使我生活在象牙塔中。我长时间停留于小女孩的心态，感情的色彩艳丽而简单，幼稚而单纯。现在想来真是懊恼而悔恨，由于我的机械，不知不觉破坏了一些童年非常美好的感情，伤害了同学。可惜我无法弥补我心中永久的负疚了。
在小学四年级时，我的表现、我的成绩、我的开朗性格，一定很引人瞩目。我知道很多同学愿意和我玩，愿意接近我。我在老师眼中是优秀的、是与众不同的。一天班主任张尚璞老师对我说：有位男生叫李燕龄的由于家境贫穷辍学了，非常可惜，要回白洋淀的老家了。让我代表全班同学送送他。我没太在意，就与张老师去了李燕龄家。后来也就把这件事慢慢淡忘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一天回家，母亲告诉我，有一个男青年到家来找我，叫李燕龄。我一听就愣了，立刻大声喊“不见！不见！”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又过了许多年，我经过年龄、时间、阅历的积垫，成熟了许多。当我作学生思想工作时，突然感到自己过去作了一件伤害同学的事，那就是粗暴的回绝了李燕龄的好意。我很内疚，我当时应该见见他，至少要尊重当年人们心中美好的记忆，谢谢他这许多年还想着当年的那件往事。
我年纪小、很天真，不晓得小儿麻弊意味着什么，也想不到它带给我生活、命运带来的影响。而我的父母却因我而饱受折磨。父亲参加土改认识意味医生，他是北京第一医院陈院长，父亲带我去找他，我每周去一次，那时我才上初二，陈大夫家在菜市口。每次注射一针胎盘，持续了很久很久。后来是我自己去。老天真是可怜我，一年后我不但走路大有进步，而且身高由1.47蹿到了1.6米。
我是新中国第一批的少先队员。我小学入队，又是班干部，一直是大队长，社会活动很多。学校有朗诵组，我负责审查接受组员，有个同学叫李娟报了名，当面给我们念了一段文字，居然没通过。过了若干年，我已成年并且工作了，我才在电视上知道她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主持人。人的未来和命运是无法预测的。
中学生时代是美丽的、梦幻的、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有一种幸福感。我中学一直在女三中上学，初二入团。1954年夏，我上初二，正值“全国少年儿童科技展览”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我被选去当讲解员。隔一天去一次，我把讲解辞背得滚瓜烂熟，极为认真的工作。一天听说中央领导来参观，我高兴极了，正好周恩来总理走到我的展台前，我兴致勃勃的讲了起来，可惜时间太长，总理打断了我的讲解，走向下个展台。后来我长大了才发觉我的幼稚，我怎么能为我一时尽兴，耽误周总理的宝贵时间呢!记得彭真同志也到过我的展台。那次暑假活动还拍了电影，有我们的集体合影，还有纪念章；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都没有留下。
初三那年的暑假，学校组织了两天的夏令营，营区在我们女三中。女三中原先是过去的“历代帝王庙”。同学们在大殿里打地铺，睡在席子上。大殿里空荡荡的，天花板的斗拱里有许多鸽子，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惊扰了它们，使这些小动物不安起来，睡了一夜，醒来彼此面面相观，发现大家头上、衣服上、被子上到处是鸽子屎；我们面面相观，开始还莫名其妙，后来有些紧张，那时大殿里还放有不少帝王的神主牌位，环境气氛本来阴沉，加上同学间早就有些神乎其神的传说，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免不了慌神，好在只住一夜，第二天玩起来就都忘了。
高一我才离开少先队。高一夏天学校组织拉练，住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教室里。第二天清早徒步行军到香山。一早出发，我们是先头部队，提前安排食宿。这次活动印象很深，因为参加的有许多高三生，她们老在议论能否高考被录取。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未来我还有一关：那就是考大学！那次拉练的郝玉敏考上了北大；陈超六考上了清华；归宗考上了农业机械化学院；吴丞宗考上的也是农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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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的大学生活（1959——1964）
虽然我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但我政治上并没感到有多大压力我度过了愉快的中学时代，高考时政治影响就出来了。1959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我很失落。本来第一志愿是北京医学院，我的考分、我的成绩，考上北医绝对没问题。但是也许因为我受父亲右派的牵连，也许因为我在体检是傻呼呼的如实强调我得过小儿麻痹症，一下子从第一志愿滑到第十志愿。五姐知道我被师院生物系录取了，很不高兴，事已如此，只好去报到，但她觉得我更适宜学外语，极力主张转系。我母亲王思敏说很好，适宜我的身体，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将来毕业还可以留在北京，免得去外地！
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对我异常轻松，我轻而易举成绩名列前茅，我又当上了班长；那时我经常回家，过着愉快安静的日子。我哥哥已经去了苏联在伯力广播电台当播音员，记得每次回北京探亲，家里像是过节一样，五姐有时也从哈尔滨赶回来一同聚一聚；十哥假期满了要回苏联了，我们都到北京站送他，记忆中十哥总是在车要开的前几分钟匆匆忙忙来到，他这种不守时的习惯一辈子也没改过来。
五姐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家里只有我父母和五姐的三个女儿。我经常督促她们的学习，一次五姐夫妇到北京来，正赶上他门的大女儿遇上不痛快的事，三说两说和她爸爸吵了起来，于是离家出走，我和五姐急了，傍晚才找回来。三个外甥女和我从小生活在一起，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五姐去世后这么多年我是把她们看做自己的孩子一样。
三年困难时期我正上大学，由于营养不够我身体受到很大影响，半年多不来例假，五姐有是从东北也寄些食品来；五姐对我很好，一到北京总惦记给我买花衣裳，我不习惯打扮自己，现在想打扮也没那种岁数了。值得一提的是我、十哥、五姐我们仨曾在我上大学时有一个合影，我那时正是身体不好的时候。
大学的老师们对我很赏识，其中赵文彬老师很欣赏我，在教法课上曾把我讲课实习时的教案公布出来给全班同学示范；大学期间我一直是班长，还得过三好学生奖章，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3  参加工作（1964、9）
1963年我大学毕业了。在等待分配的时刻，我憧憬去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一天，忽然孙爱伦老师告诉我：你留校当教师了。许多人对我羡慕，我妈妈对我留校也很高兴，我感到失落，尤其我一拨一拨送走我的同学后，更感到落寞。我由学生宿舍搬到十号楼，与教师们住在一起，很拘谨，不自由。生物系分配我到遗传教研室，在实验室给张金栋老师当助手。当时弄的是果蝇。
我在空闲时闷得很，没有伴、没有同学，尤其吃饭时也去职工食堂，我没有应该有的高兴。但是，家里人却很高兴。暑假，五姐带着小燕到学校来玩，五姐说这里有许多她认识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春节到了，于是我同新同事到学校的老师们家中拜年。记得去过李墨林老师家，谐同一起去的有实验员白振海、张丞谦，还有李天锡。春节一过，上边来了通知，叫我参加四清运动。那是1964年初的事。年初我和系里三位同志：杨荏珠、杨树泉。刘金霖进驻西山脚下的四季青公社的果树三队；另外还有中文系的王金波，就是后来的著名作曲家。白天开会、学习、听报告，晚上挨家挨户串门、访贫问苦。我两个星期回一次家，那时并不觉得苦。
转过年来，也就是1964年五月，工作队调我去四季青公社中心医院，那是在西郊的蓝靛厂。学校派了六个人。有彭尊亭、杨淑芳、马霞玲、陆尊娥、路和禧和我。另外，市区卫生局也派了三位同志参加。我们的据点在海淀镇。一开始就遇到一件所谓的大案。中心医院的护士小刘涉及一桩贩卖假药案，她父亲原来也在中心医院工作后来退休，开了一个没注册的诊所，专门治肝炎晚期，据说病人水肿的大肚子，吃了他的药就很快消肿，骗了不少人。为了找到证据，领导派我和中心医院的院长秘书小张，我们俩假装成巨山农场的职工，找到他家，说亲戚有病，托我们买药。事先有人还专门踩好点。我第一回干这种事，很紧张，最后还是顺利的买回了假药，得到了物证，圆满的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据说罚了卖假药的一二百块钱。在这里四清认识了路和禧，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友谊持续到现在，已经快半个世纪了。
四清运动后期我负责整理材料，即材料分类、梳理、总结，路和禧负责收集材料，到处跑，她和卫生局的一个小青年忙得不亦乐乎，我则把拿回的材料汇总。居然我整理的材料成了样板。
§4经风雨见世面（1964——1968）
这一时期我顺利的完成人生最重要的几件大事。四清回来是65年下半年。生物系正批判赵微平白专，我们系统统下放到卢沟桥农场，在那里上课学习。我在植物生理教研室帮助邱德生搞实验。不久到了1966年又搬到另一个农场，大学一年级学生在农场上课，我在那里当教学秘书，安排教学上的琐事，还兼打铃人；我每天必须按时准时打铃，我整天忙得昏头涨脑。到了那年的五月十六号，五一六通知一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一开始，参加造反派，我参加的是“井岗山”，扫四旧、抄家，我受到了牵连，被抄了家，也被贴了大字报，批我是“黑帮”宋硕的小姨子，如此等等。很是无聊。
1966年底，大串联开始了，我跟着大家也坐上火车南下。我从北京出发，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走了一圈，年底回到北京。1967年到68年在学校没别的事，于是除了天天读，学毛著外，我就做十字绣、磨有机玻璃做毛主席像章，编尼龙丝小玩具等等。剩下的时间就是写大字报了。
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有一个堂侄曹承煦在兰州，他的单位来了两个人，向我父亲了解情况。因为曹承煦过去他在我们家上学，我是这知道这一点的，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他南下去四川，听说，他自己也交代过去加入了“远征军”，这些情况我是不知道的，他曾在我们家存放过一个箱子和一些书，外调的人去了我们家看了一下他的东西，主要是找一些证件，可是我们家什么也没有。我当时怕因为承煦的事牵连到我父亲，所以也很担心，这事该不该向不向领导报告？我苦恼极了。
这年七月，一个星期天吃过晚饭，心里很闷，出去溜达，偶然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大标语，“批斗反革命分子袁木先！”袁木先是我中学同学，一直同学六年，文革期间我还在街上遇到过她两次，我们在一起聊了好几个小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她成了反革命？我后来推测是由于她出身于大资本家，运动中被抄家，父母被赶回原籍，她对此有不满情绪，认为她家并不是反动资本家；抄出的东西也没有一件是反动的，我有很多联想，像我们这样出身不好的人，说话要特别注意。
1967年下半年，李墨林老师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时不时的提醒我，要考虑婚事了。我当时没有觉得那么迫切；好友路和禧也摧我，她吓唬我，“你再不考虑，以后你就找不着了”。他们的劝告对我还是有影响的。在没有认识康克继以前，我生活得很平静，很少去想那些问题，我这个人脾气很怪，我在上学时特别看不起那些一毕业马上就结婚，甚至没毕业就到处找对象，要求生活上得到照顾，我对这种人，简直讨厌极了，就因为这种思想，我也得罪了不少的同学，后来工作了，任务都忙不过来，更不想考虑个人问题了。那一阶段路和禧给我作了不少工作，半年来几乎天天和我谈，把我都快谈烦了。她说我封建脑瓜，也许是这样吧！这次要不是她给我作工作，也许不可能和克继见面了。通过赵家珍、康克强我认识了远在吉林工作的康克继。
见面后感觉还好。由于认识了康克继，的确使我的生活不平静了，使我想的问题更多了，我们交往不到一周他就回吉林了。在此期间，京京到黑龙江插队，家里七另八落，我心里此时多少有些寄托。
如果我们要能在一起会谈许多话，可是写信吧总是有限，刚写这麽几句，就这么长了。一封航空信要走七天，有时丢，当时文革，武斗，交通很不正常。五姐担心我找的朋友政治上有问题，一再嘱咐我。到了1968年春节他回北京探亲，我们正式确定关系，我们决定同年国庆在北京结婚。从此之后，开始了十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我五姐对我婚事开始是有看法的。1968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回家看了我五姐给家里的信，信上提到我交朋友的事。特别提出要经过组织再调查一下，特别是犯没有犯什么政治错误，可是又提到她又去托人到上海买两床好看的被面，弄得我莫名其妙，看了信，心里不愉快，挺别扭的；回到学校又收到她给我的信，我不想给她回信了，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个人处理，谁也管不了。我心情不好，我和康克继离得又这麽远，好多问题也不能及时交换意见，都要由我自己来处理。4月我把五姐的信给路和禧看过，她觉得我五姐是对康克继的不了解，所以提出了那样的看法，她觉得问题不大。
这段时间心情还好，一到星期天，回家，没事干了就特别的思念，有时很急躁，爱发脾气，我母亲也看出来了。一天我收到克继4月17日的信他很担心我由于心情不好会神经失常，我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对他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他在我的思想中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我写给他的每封信都是我心里最秘密最秘密的活动，劝他不要担心。
这期间河北建三线兵工厂厂，由吉林524厂支援，克继告诉我有调回河北的可能。
关于调动工作的问题，我的确也是有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从小长在北京，而我的家也在北京，一般的说来，我是不愿意离开的，可是因为有了康克继，这就胜过了一切，就是那里再有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这些只不过是当时的想法，距离我真正调走，恐怕还要有一段时间，我想最快也要一二年，假如生物系很快解散，也许是个机会，不过那时看来还很渺茫，当时是这样想，也许一旦真要走了，可能也会有点舍不得北京了，不过爱人的威力总要胜过一切。
我们决定1968年国庆结婚，克继那时请探亲假回北京。五一节京京从我五姐那带回她送我一床紫色的被面，另外送我一对用废胶卷编的毛主席镜框，我觉得特别好看，我想康克继也一定喜欢。那时京京正搞分配，她情绪不太好，从哈尔滨回来一直在外面跑，很晚才回家，总好像有什么思想负担，她思想不够开展，有些怕苦，关于她的分配问题，也给我带来不小的负担，主要是京京有风湿性关节炎，是不宜去东北农场的，那时在哈尔滨治了一阶段，还没好，我很担心，如果去了东北，病重了怎么办。
1968年9月17日我和克继登记结婚，用了50元买糖，个自与各自的家人吃了顿饭，没有任何仪式。婚后第二天我俩骑车去颐和园，下午各回各的家。10月9日克继要回东北了，我送他，在北京站临别的时候我哭了。之后又急忙赶回学校。正好那天晚上发表毛的关于整党的最新指示，学习到深夜11点，领导还另指派我值班，夜12点才睡。回到宿舍，我很难过，第二天有人汇报说我没请假就私自走了一天，我心里特别委屈，在宿舍里哭了半天。之后接到克继信，本应是很高兴的事，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难受，我的心情没法表述，每天睡觉都梦见克继，就连中午都梦见他，一次我好像知道这是作梦，可是我似乎又看见他了，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怕他走，我给他写信都是一边写，眼泪还止不住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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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五姐出事了
就在我结婚后不久，即我康克继回吉林后的第十天。我五姐在哈尔滨出事了。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变故，一下子使我变得非常憔悴，早成熟十年！1968年11月20日上午我接到邓仲卿的信，告诉了我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信中说：“上个月，就是十月十九日早八时，素雯采取极不正确的手段，在我们住的四楼上跳楼自杀了。”信是1968年1月17日夜写的。到了1970年4月7日邓仲卿给十哥又写了封信，也都到了我的手中。70年4月8日、4月17日也来过两封；这个事变对我们压力实在太大了。上有老父老母、下有三个为成家的孩子；不但要瞒上，对孩子也要适当机会告诉她们，我真是太为难了。
的确太突然了了。我真不敢信我姐姐于10月19日早上跳楼自杀这是事实，尽管心情再乱，我还是分析了这件事。我把信全交给系领导看了，下午又去找我哥哥，把情况对他也讲了，我们当时真不知该怎么和父母谈，尤其是对小燕怎么说。那时我多么需要康克继啊，我又担心他别出什么事，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或者赶快把我调离北京；可是我又觉得现在我在家里的地位与从前不同了，担子更重了，首先这个问题怎么和父母说，这是个难题，我真担心弄不好又会出什么新问题，我特别苦恼特别想康克继，心里乱得要命，和路和禧也谈过了，晚上克强找到我又谈了半天，不管怎样，谁也替代不了克继，我写信叫他快来信吧！我的脑子都要炸了。从那时起我收到克继11月16、21、23、25、27、29日、12月1、4、8、12、16、21、25、31日、1月2、7、13日共17封劝慰和开导我的信。1969年春节他按时回北京了。共同商量决定对老人隐瞒到底，我这才暂时得以解脱。
后来三个孩子返城，我求四姐给邓仲卿写信，督促他办，邓来信强调困难，他回复给四姐的信，四姐很不满意，拿给我看，现在还保留在我手中。
§6两地分居（1968-1978）
结婚后我们两地分居，长达十一年。克继很心细把我写的信都保存下来，有202封。其中68年最多，竟有80封。我已没精力回顾了，以后再看这些一定会感慨万千！
1975年康克继已经调到河北涞源三线工厂。1975年我怀孕了。克继算好3月9日是我怀孕43天，那时河北省，北京地区地震闹得很厉害，8、9、10日对地震传说很多，他很惦念。那时我反应加大了，平时嘴里没味，而饿的时候，又不知一下子抓什么吃好，那一阵儿没有好受的时候。3月13日又发生一次意外，我想煮点汤吃，我一直用克继在涞源作的煤油炉作饭吃，可是那天煮了半天，火焰上不去，我以为没油了，就去添油，一下子着了起来，煤油洒在地上着了火，我着急起来，正好有一大壶冷水，浇下去火就灭了，结果洒了一地水，惊魂稍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反应更大了，总恶心，饿了不好受，吃多了也不好受，食堂吃饭每顿二两，半个菜，多一点也不行。
3月19日一早我去中医医院，刘大夫先听了脉，说像怀孕，又叫我去验尿为阳性，刘大夫说：“这就放心了”，我感谢了一下。我反应越来越大，经常恶心，吃不下饭，精神很累，我怕营养跟不上，吃了就吐，肚子里的孩子还要长呢，加吃VB  VC。那时北京物质极度贫乏，一切凭票。我先是住东城妇产医院，后来回我父母家。我的反应严重，高血压，高龄初产，还亏了四姐托人决定在骑河楼的“北京妇产医院”生。我预产期是十月，克继从来源带着七只活鸡、200个鸡蛋看我。我母亲专门写了个条子，派人给四姐，条子是这样：“绮雯：绛雯生产，你务必在场！”下属王思敏。后来我生产时，克继、十哥。四姐都在场坐镇。我不会忘记她（他）们。10月18日生下康乐。
当时社会流行针灸无痛分娩法，不用麻醉药，其实是靠精神支撑和针刺麻醉相结合，很靠不住。我虽忐忑不安，但事情既然临头，只好同意剖腹产。从手术室刚回病房，我一眼看见克继，我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克继也非常激动，顾不得说，手忙脚乱地同护士们一起把我从平车移到病床上。只有经历生命极度痛苦、极度艰辛和生与死的历程才会有的激动；是磨难终于熬过去见光明的情不自禁，是新生命降生的母子相依，是血脉连心的命运相从，留下永无磨灭的记忆，那时刻是1975年10月18日下午五点二十分。
小乐在保温箱中放了三天才允许探视。一天我无意摸他后脑勺，有条楞，立刻想到熊心，那孩子是脊椎裂，我害怕儿子也是，经大家劝解，我慢慢才放心。出院办手续，几个婴儿排放在台子上。邓燕忙乱中抱了别人的孩子，我一眼就发现不对，立刻找了回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出院后我住在文承相胡同的那间平房。已经很冷了，生着炉子，尿布裹在铁烟筒上烤。头一周孩子一天到晚哭，也不睡觉，我和克继累极了。偶然我手指放到婴儿唇边，康乐用力吮吸，这才知道喂得不足，此后孩子非常听话，吃饱就睡，省事多了。不久康乐肚脐红肿、溃烂，我又得了乳痈；真是历尽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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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个人带孩子
十一月底他回工厂，我一个人开始带孩子。这时生物系已经改名“农机系”，人都下放到农场。可想当时我是何等艰难。我1968年9月17日结婚，到1979年4月康克继调回北京，我们两地分居长达11年，在这十一年中，生孩子、带孩子全是我担当。自然也有乐趣，1977年4月24日我给克继的信就可看出，摘录如下：
······北京现在东西供应大不如以前了。肉定量，名义0·2元的肉可随便买，但经常是没有，即便有，也是很次的。最近糕点也很少，糖很贵，水果也没有减价，总之今年同样的生活费就不如去年，钱特紧。小乐自你走后进步很大，现在能说3—4个字的话了。如：“打针，不哭”“姥姥，再见”等，是这几个孩子中说得最早的。
你要问他：“爸爸哪？”
他就说“爸爸走”
问  “你想不想？”
    “想！”
    “哪想啊？”
他就拍拍胸脯。
    “我写信去叫吧！”
    “唉！”
    “叫爸爸来干什么？”
    “抱抱。”
还有问他“听话不听？”
答  “听”
    “不听话怎办？”
    “屁屁”（意思是打屁）
    “怎么打？”（自己还有动作）
    “打屁痛不痛？”
    “痛”这又是一套话。
现在每天都要出去玩，不乐意在家。五月（77年）我准备订一瓶奶，再多加点饭······

改为农机系后，那时的学校混乱得不像样子，知识分子、教师没有地位，那段时期我在农机系给学生食堂的菜窖搬运过大白菜，经常作体力劳动，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我还给瓦工当过小工，帮助砌过墙；我曾蹲在地上数过麦粒，那是参加所谓农业改良品种的试验；我曾在平谷山区农村开门办过学，现在回忆起来真可以说是疯狂的年代。
【涞源探亲：】
1974年克继所在的河北工厂通火车了，暑假我去探亲。他住在深山的半山腰，有条小黑狗，见了我又叫又跳，我很喜欢，以后它对我跟前跟后，形影不离，很是有趣。我对山谷深处奔腾汹涌的山泉有些胆怯，在闇无人迹的山中凝视山泉单调地冲击山岩，浪花千变万化觉得萧索肃然。我跟更喜欢的是热闹欢快的环境，此次我有机会来太行山，却实是不虚此行。
一天天朗气清，我戴了草帽，随手采了大捧野花，克继扶着我，努力坚持，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了附近最高的山顶——三棵松。这是我这辈子所登的最高峰了。这里的美景、风光实在太好了，可惜生活太单调、艰苦，吃的太糟。
【父亲去世：】
我父亲是84岁时去世的，在他生命最后十年遇到了长女文革中遇难；我和十哥虽然一直瞒着二老，但父亲是何等聪明的人，十年中我的父母从来不问五姐的情况，我们也最怕他们问。我们无法安慰父母，无法解释情况，幸亏这种状况没有发生。但一次我从父亲的枕头下发现一张纸，是一首诗《哭女》，我赶快把这张纸藏了起来。父亲隐忍了内心极度的痛苦，他不愿我们为难，也再没找那张纸。
1978年初我父亲曹孝先去世了，我母亲也随之病倒，住进了人民医院。克继在涞源，收到电报立刻回京。丧事办得简单粗糙，说来伤心，那个时代，民生是没人管的。我哥哥广播局派了辆130小货车，我父亲的两只脚伸在车外，就这样去了八宝山。
我和克继日夜轮班看护我母亲；克继连续三天夜班，很累，我哥哥强调工作离不开不肯值班；那一个月家里矛盾重重，母亲出院只好由克继背回家中。我母亲心目中只有儿子，我哥哥与她一起生活的确实不容易，我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8改革开放的二十年(1979-------2000)
十年文革，对中国人民是灾难，对我的家是灾难，对我的人生也是极大的挑战。但我回忆这段生活，我仍看到生活本身发出的灿烂光辉。1975年我生下了康乐，又熬了三年，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了，我丈夫调回北京，全家团聚了，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
【全家团圆】
1979年我长达十年的两地分居结束了。1978年4月克继通过关系借调到五机部新技术推广所，户口仍在涞源。79年4月户口转回北京，一家人历经11年总算团圆了。我们俩高兴得很，一同去白石桥体育馆看了冰球比赛，那时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我们仍然住在九号楼415，四层阴面，后来调房子照顾我，搬到212，二层阳面。克继刚回来，党的11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克继每天上班，晚上还政治学习，十点才回。有时星期天还在三里河机关值班，一次我还同意值班时带康乐去，听说小乐在办公室的两把椅子上睡了好几个钟头。周日我在家做饭、家务，还要有半天洗衣服。从1978年起克继每年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出差，我在生物系里还有工作,康乐已经入了托儿所，每天接送，很累。
【压脚和胃病】
1981年克继出差前一天，我抱着小乐去花市看景桓大姐；下无轨电车时，一辆面包车从后面驶来，正好轧过脚面，克继又不能不出差，那一阵我真是艰难极了。
1981年秋,我的胃着凉吃不下东西。中药也不管事，身体很虚。那时住的是桶子楼，早晨很早楼道就有人，吵得很，晚上也一样。我休息不好，作梦，我担心是不是胃里长什么东西了，很害怕，克继又去了湖南，拍电报叫回来商量，决定钡餐胃部造影。托玉桓在262医院作的，结果一看没事，心理负担一解除，病好了一半，以后一天比一天好。当时我思想压力大极了，想到死，我曾拉着克继手说：“好好一个家被我毁了······”他劝我别乱想，我后来知道他压力也很大，在石景山我妈家，偷偷给我照了张像。那时他也真没底了。
【分到两居室】
1984年初分到了两居室，从此安居乐业了。由于任务不重，我有条件抚育孩子，相夫教子了。
【我的工作】
由于我不谙世事，在工作上受到排挤，不给我重要的课程。由于没有大课任务，使得我得以保全身体健康，我有充分的时间安排我的小家。但很关照我的赵文彬老师，她退休前希望我接替她教授《生物进化论》，我同意接她的班，改教《进化论》了。
【母亲去世】
1986年，也就是父亲去世后八年，她老人家也走了。父亲去世后不久十哥在石景山分到广播局的房子，接母亲住了楼房，怕她摔倒，从那时起老人家基本是卧床。白天家里没人，也没条件找保姆，就这样走完她人生最后的道路。想起来也是很伤心的。她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儿子，只要看见儿子什么都没关系。我深知母亲的心，我也同样，儿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怎么能不牵挂呢。我心里不能释怀的是我没能亲自给她老送终，因为康乐太小，我无法分身，只好由克继替我尽孝了，克继在首钢医院陪母亲到最后一刻，给她穿的衣裳，送她到太平间，那是清晨四点钟的事。我嫂子马玉英八年中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正因此，母亲去世之后二十多年我哥哥一家子，年年春节在我家聚会，三个外甥女也是一样。
【同学聚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就读的“北师一附小” 搞过一次校庆。退休前后我参加了几次老同学聚会。一次是北师一附小。石哥、邓一兵、邓京都去了。12雯在上海，没去。她们都是那个小学毕业的。我见到了我所在的53级六一班同学，相隔多年第一次见面，大家非常高兴。那时我们都是孩子，现在都老了，互相不大认识了，只有少数过去老在一起玩的依稀还能认出模样，真是感慨万千！之后留下一份“部分同学通讯录”
1996年我初中的几位老同学和我联络，要去看看住在古城的女三中陈寿任老师。那年的2月10日，我和几个初中老同学去了石景山。之前，有人，大概是袁木先首先提议由我组织，因为我过去是班长，认为我热心。我联络了郝阴铭、宗贻贤（在师院图书馆工作）和其它一些老同学，商量好日期，与陈老师敲定时间，发通知，届时总算圆满完成这次拜访活动。之后，宗贻贤负责打印通信录，事儿办得很圆满。
老同学们经过了文革，风风雨雨几十年后重逢，很怀念过去，第一次聚会人不全，还都想再扩大联络，尽量把人找齐。又过了一些时候，互相连系，一致同意初中同学到女三中聚会。这事从1996年7月开是筹备，同年9月14日我们56届校友（初三2班）在女三中（历代帝王庙）旧址正式聚会了，许多老同学见面后，大家很激动，也很感慨，几十年过去了，都老了。之后我重新整理了通信录，寄给了大家。有几个没出席的同学，相片、光盘纪念品就由我会后寄给她们。
2003年10月18日女三中59届（高三2班）毕业生聚会了一次，标题是“难忘的岁月，永恒的友谊”。大家推我主持，我推不开，只好照办。很遗憾有几位老同学没拿到（韩世温、李世芹、郭利英）录像光盘、照片和纪念章由我以后转，这些同学我始终没联系上，东西还压在我手中。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交给她们。通信录也交给我整理打印，准备以后寄给大家。
2004年10月6日首都师范大学校庆，我大学的同学（师院生物系1959-1963年度毕业生）聚会了一次。
我退休后首师举办校庆，因为我是留校的，理应多作些事，一些招待，引导，组织生物系五八级同学通信录等就由我作。我那时心情很好，大家对我还是像过去那样叫我班长，到66号作客，热情的对待我，我由衷的高兴；我曾写下我的感想：
三十年前，满怀壮志，携手迈出北京师院的大门。
三十年后，桃李芬芳，并肩踏进首都师大的大门。
三十年，重返校园，高楼绿地换新颜，气象不凡。
三十年，风风雨雨，两鬓银丝，人到黄昏年，感慨万千。
今相聚
          开怀畅谈
看明天
                            还要潇洒三十年。
聚会后整理通信录的任务也是由我来承担。
【性健康教育和得国家奖】
1995年至2000年，我参与了首师大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方面的工作，并参与创建我校“性健康教育副修专业”的组建。除担任性生物学的教学工作外，主要负责组织安排整体的教学工作，在我退休前得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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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退休生活：（2000——2008）
【人一生有美好的回忆就够了】
人年纪大了容易怀旧，常常思念过去，那就离不开人。除父母外，我常思念的是五姐、四姐、十哥、大嫂乃至小时的玩伴十二雯。对于父亲、母亲，我过去轻视他们，现在觉得这是我的幼稚；对十哥觉得父母太偏疼他，以至削弱了他为人处事的本领。五姐曹素雯从小对我关怀备至，我上大学时，每每她到北京总要给我买花衣服，我那时很不开放，拒绝与众不同；她对我小时得的小儿麻痹症非常在意，我记得有不少次的寻医找药。还有大嫂，是极善良的人，温和、和蔼；生康乐后我一度想请她帮忙。四姐曹绮雯是我们曹家的最有威望、威信的，也是我父亲最器重的侄女，每逢遇到难事必找她，我幼年常常脚前脚后跟随她，模仿她给学生批改作业，参加她组织的北海活动。还有七姐紫雯，歌唱得极好，花季就夭折了。还有四哥，我父亲对他特别偏爱，他做的动物标本好极了，人长得也帅，我们在一起玩、在纱络胡同的大院子里溜冰，在我的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这些人大部分不在世了。
【两个人】
上面提到的是我经常怀念的人，还有两个人推到怀念之外，只能列入忆存之列，一个是堂侄曹承煦，一个是邓仲卿。我父亲最喜欢承煦，他二老生前经常收到承煦来信，二老去世后就中断了联系，鉴于我们与大嫂的亲密关系，曹涟生子我曾寄去过一套婴儿衣服，但如石沉大海。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去年年底，（2008年）突然接到承煦电话，声音低沉沙哑，说他不行了，临死之前一定要和我通个电话，算是告别！我急忙叫其夫人潘园讲话，潘园说承煦已病危，但他拒绝去医院；我嘱咐她1、一定要住院；2、赶快把子女从国外叫回。又过了两天我再次给兰州挂电话，曹洁已从国外回来，她告诉我其父承煦已住院，请我放心。一周后我又去电话，已是长久的盲音。
邓仲卿是我五姐曹素雯的丈夫。我认为他作为丈夫，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妻子五姐素雯，致使五姐自杀；为父，他没尽到父亲的责任，把三个女儿推给了北京的姨和舅舅。前者有邓仲卿亲笔信在我这里作证；后者事情是如此分明，只要他们不故意忘记。邓仲卿八十大寿的《寿序》还是他女儿托我们写的。之后他来京，不见我们，康克继实在看不过去了，抢白了几句，不得已勉强与我和石哥相会；这也是我们最后的一面。后来居然对我说“没有再见面的必要！”我很不理解邓仲卿的心理。难道他把欠曹家这么多的人情统统忘了？凡此种种，我很想对清华的九姐说说，但被劝阻。我认为人生于世没有不散的筵席，聚散不可避免，但是淡忘不如怀念，“世间情最重”，因为这总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只要我们还不能不挚爱人生，回首当年，忘掉昔时人总是不对的。
【我的老师赵文彬】
我上大学，一开始，赵文彬老师就对我很关照，教法课把我写的实习教案拿作样板，公布出来示范；她退休希望我接她的《进化论》课，把一些书和材料留给我。我们一直关系密切，很不幸，赵文彬老师不到八十岁就去世了。还有李墨林老师，在我参加工作后对我异常关心和关爱，想起这些往事，不由得一阵阵感动。
我退休后赵文彬老师一直极力鼓励我学画画，说我有这个潜能，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果然我十年的退休生活丰富了许多。由于我一直坚持学国画，从中我获益匪浅，看来人的潜能是巨大的，切不可忽视。在学国画过程中，题字、扣章我们都自己解决，很是愉快。2004年我们又重新装修了居室，生活条件改善不少，我更觉得更应该珍惜余年，让夕阳更灿烂。这一时期我的心情是很悠闲、很愉快的。没有力不从心的负担，没有庸俗的事干扰，我对我的生活很知足。
【猫趣：】
我从小就喜欢猫，2009年初楼底下地下室生产了三只小猫，是别人遗弃的母猫，很可怜，于是开始了关心流浪猫的活动。我和楼上傅老师出资在爱猫者的操办下作了一个大猫舍，从此早晚必喂这些小猫，逐渐建立了感情，可惜爱护小动物的观念远远未能普及，为此我操了不少心，也担了不少心。其实爱护小动物是坚持爱心，慈悲心，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可以说爱猫之心伴我一生。
§10与疾病作斗争（2009.7.2——2009.11.12）
一场大病使我开始一场生命的大搏斗！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场病使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感悟。病，使我深刻！使我坚强，使我丰富。使我知道亲情、高尚、温馨、欢乐都意味什么？麻烦、挫折、困难、这些避免不了的东西应该怎么对待？以及什么叫豁达。
【第一阶段】（2009春节——7月2日）
2009年初我生病了。春节前我就感觉不好，累，春节那里也没去。失眠，颈椎，血压都不好。
3月19日去西苑看张大夫，失眠状况改善不少。
4月9日吃中药上火
5月7日吃中药后心跳加快，达每分钟86——88次；
6月11日中药后仍仍然心跳快。
6月30日夜心跳每分100次，体温37·7度；血压119——54，康乐陪我去了人民医院急诊。
【第二阶段】（2009、7、2——7、15）
大病初起！真是晴天霹雳；寻找出路。首先我想到的是死！我还能活多久？我为什么得这种病？是什么原因？我怎么办？我还有希望吗？也许我不是真得了白血病？！支撑我的是幻想病不会太严重，因为如果找原因，只有我服抗生素多这一条，今后我不吃就是了，其它再也找不出别的来。平时，以至过去我都非常注意休息，饮食和保健。我相信中医能解决我的病。
7月2日找江倩，2009、7、2去北大人民医院就诊，作一系列检查； 7月2日输血200ml，7月14日找到江滨，又输血400ml，知道确实是白血病了，怎么办？我像青天霹雳，掉进深渊；当天写了“养病守则”决定中医治疗，还说再不去人民医院了。这期间是寻找最好的对症治疗方案；化不化疗？我与克继坚信：不致于遭到灭顶之灾吧！内心深处抱有一个信念：一下子生死命运的大问题提到了日程
生活一下子发生了质的变化；我的生命还有多长？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也许是误诊了吧，我一夜惊醒四次，抗生素不吃了病还会继续吗？出路在哪里？支撑我的是病不会太严重！因为我发病的理由只找到多服了抗生素这一条，平时我一直注意保健、休息和饮食；我相信依靠中医会治好我的病。另外西医意见也不一致，有种说法，缺什么补甚么也就够了。我就凑获着多活几年也成。我已心力交粹，我把医疗的决策权交给儿子和老公了，听天由命吧。这期间又输血400ml
7月16日去了西苑医院，张大夫给了些信心。走一步瞧一步吧。我看到信心的重要性，这期间也增加了对病的了解，
【第三阶段，】（2009、7、20——8、30）决定积极治疗——进行化疗
7月20日我、克继、康乐、蕾蕾一同去了协和医院，找到著名血液病专家陈书常。参照专家的意见，我们对化疗有了信心。决定住院化疗。同日下午住进了人民医院。（住院实施化疗实际医院是有分歧的），23日邓亦兵自己先去了西苑医院，找到张大夫；又开了些中药，化疗期间我一直吃张大夫的药，可能是中药的作用使我化疗的反应不太大。但是看到病友们的化疗，其次数无限，五次、十次、二十次以至无数次，我太担心了，我肯定承受不了那么多次的化疗，唯一的希望我两三次化疗就能治好我的病，克继也抱着这个想法，他的坚定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看克继真是这样想，他不会装假，（他装假我也能看出来）这更增加了我的希望。我想我一定能经得起三次化疗，我心稍安。
我想的最多的是死亡这人生大限与病的关系，想到病，就想到死。克继劝我，他说死与病是两回事。死是人人避免不了的，是要永远面对逃不掉的；病则人类可以与它斗争。医生可以把一种顽症治好，但决不能使人永远不死！正确看待死，对我是已经提到了日程。如何面对死亡，面对命运、面对病痛、就是我现在要面对的。处理好对未来的担忧和焦虑是丰富人生，提高生命质量和生活的含金量，就是我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我深切体会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平静”、“坦然”的面对死。
7月23日起至8月5日共化疗了14天，8月30日出院，在医院的40天，我经历了口腔出血、尿血、高烧、吃不下东西，胃堵得慌，皮肤发炎，全身没有好受的时候。我担心感染褥疮，为此玉桓买来了橡皮垫，效果不大。
渐渐我得了些教训和经验，我再也不用牙签了，我每餐后多次漱口、涂药，尽量多喝水；血像低的时候我坚持卧床，天天抄血像数据，一旦指标下来，就照医生采取措施，该输血就催大夫输血。我相信只要我科学的对待，我一定能战胜疾病。
【第四阶段】（2009、8、31——2009、10、22）
马上就要过国庆节了，这是建国60周年，我很高兴。2009年8月30日周日晚六点半康乐接我出院过节。出院那天，本来可以上午回家，可担心仍有输液，于是一直等，等到快吃完饭才知道没有输液了，空等了一下午，晚饭后我坐轮椅到了医院的地下车库，很高兴的到了家。康乐请了保姆，生活走上正规，但三天后又要去医院对胳臂上的输液管子换药，心里很烦，也没办法。我很怵见江倩，她一定催我作骨穿。康乐怕我没事胡思乱想，开始布置叫我写文章，我不好扫儿子的兴，只好写。康克继建议我写自传，我说恐怕力不从心了，他说帮我写，并且还拟好了题目，叫《阳光照耀下的我》，意思是我这一辈子总的看，很顺；在工作、生活、家庭、爱情、子女各方面都很幸福。真是一辈子在阳光下成长。我同意了。克继也真是认真地听，并记录我了的口述。
此外我出院在家还写了如下文字：
我永远记住的好老师张尚璞
我上的小学尽管是一所历史悠久，又有名气的学校，但在解放初期，国家无力顾及小学的建设和发展。校园不仅破旧，又分成三处。由于教室及教师都有限，所以当时设有复式班，即两个年级的学生同在一个教室上课，背对背，教室两边各有一块黑板；一个班面向东，另一班面向西，由一个老师上课。如果老师给一个班上课，另一个班由一名学生来组织同学们的课堂活动。复式班的学生要求守纪律，比较自觉的学生。我从二年级就成了复式班的一员。  开始是二、三复式，后来我升入三年级又变成三、四复式。四年级时是四、二复式。
我们的班主任是张尚璞老师。她个子不高，微微显胖，讲起课来有声有色，能把两个班同时管理得很好。她经常要在一个班里培养两个小助手；一个负责语文课，一个负责算术课。我成了老师语文课的小助手。还有一个好听的命名——语文研究长。课前要与老师一起备课，安排教学活动。如果一个班老师在讲新课，另一个班由研究长组织听写、默读课文等活动。现在回想起来，这项工作的确锻炼了我，从小就有了当老师的愿望。
张老师讲课很有特色，当时还被拍成了电影，作为新闻简报播放。后来她被调到了“北京小学”。1991年我们小学成立110周年校庆，我见到了张老师。她还像当年那么精神，至今遗憾的是当时没能与她合影。
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件事情，经历了近60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是新中国成立时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当时叫少年儿童先锋队。开始只在几所小学建立组织，而后再扩展到其它学校。队歌是郭沫若作词；入队仪式也很简单。张老师向外们大家介绍少年儿童先锋队是什么组织。大家可自愿参加，不要受别人的影响，于是交往们每个人趴在自己座位上，愿意加入的同学可以举起手来。我举起手，老师记下名字，过了几天大红榜就张贴在校园的墙上。于是我就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后来少先队组织不断扩大，我们也常去其它学校给新入队的同学戴红领巾。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张老师的印象很深。那时我上三年级，课间操后回到教室，一个同学向老师报告：他带来的早点——一块炸糕不见了，全班同学都乱了起来。张老师说：“大家坐在位子上不要动”，于是她顺着座位走了一圈，叫同学们张开嘴她看一看，然后说：“我已经知道了，希望吃别人炸糕的同学，课间来办公室承认错误。”从此这件事就再没提起过。我想吃别人炸糕的同学，对这件事也会记一辈子的。
我是张老师的语文课小助手，还记得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又是第四节课，我站在前边组织同学活动，张老师在另一个班讲新课，下课铃已经响过了，老师还没下课，我站在前边，又不敢叫同学下课，可是我被尿憋得实在没有办法，于是站在前边尿了裤子，脚下一片尿液，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终于下课了，张老师走过来看看我，她明白了一切，于是跟同学们说：“下课了，你们大家出去排队放学回家，我们还有点事情。”说着拉住了我。我正为自己尿了裤子难为情，一下子老师给我解了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张老师不仅教课好，而且善解学生的心思，她真是一位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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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走在天安门的游行队伍中；
昨日在北京青年报上偶然发现一篇文章《青春广场，花蕊最美》，细读起来，说的是50——60年代关于少年儿童参加天安门游行检阅的事。作者：范有生。多么熟悉的名字，我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于是往日的回忆，一下子湧现出来。
我参与少先队游行，是在我升入女三中以后，第一次是作为游行队员走过天安门。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步行到学校集合。然后一直走到东单，大队人马在那里集合。开始检阅时，我们一路喊着口号，以整齐的步伐向天安门行进。还记得第一次我们穿红裙子，头顶一朵用纸做的大红花。经过金水桥时，队伍高喊口号，接受国家领导人检阅，队伍一直走到西单才解散。
记得还参加过两次，一次放气球，一次放鸽子。我们站在天安门城楼对面的广场上。等到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后，我们广场上的队伍一直拥向金水桥，并将手中的气球、鸽子，抛向空中。由于怕鸽子会跑掉，手紧紧的握住，结果真抛出去时，鸽子没有飞起来。
文章中，还登了一张照片，我一看到那在当时，别具特色的裙子，便认出那是女三中的队伍，校裙是白色的在边上印有红、黄、绿等色彩组成的五寸宽的花边；在当时是很惹人注目的。
我印象中女三中比我高两班的一个女同学，叫程汝安，曾经给毛主席献过花，当时选的男孩是北京八中的，以后便穿出一段佳话，他们二人从此经常往来，最后竟由朋友发展为一家人。
范老师在文中提到“红领巾日记”，我也有深刻印象。1991年小学110周年校庆时，我还到母校打听过，遗憾的是早已不存在了。
我家养的猫；
从小我就喜欢养猫。小时候在家养过多少只猫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只黑白花、长毛大公猫很是可爱。至今还留有一张我抱着它照的像。
后来一直住筒子楼，没有条件养猫。83年底有消息要搬单元房了。正巧邻居家弄来几只小猫，听说我和儿子都喜欢猫，就撺掇着我挑一只猫养。我选了一只黄白花半长毛的小母猫；在九号楼养了一个月，才搬到塔三楼。最令我们奇怪的是，在我家又吃又喝，但看不见它拉屎撒尿。等搬家时这个谜底才揭开，原来我们有一个放粮食的大瓦盆，里面放的是一袋袋的粮食。这里居然成了它的厕所。接下来的事，就可想而知了，连盆带粮食，全扔进了垃圾堆。
小花猫很讨人喜欢。每天下班回家，它总会在大门内迎接我。一次，我去改高考卷子，因加班半夜才回家。一开门小花猫依然在门口等我，但它那睡眼惺忪的样子告诉我，它是从香甜的梦中醒来，赶到门口来接我的，当时我好感动！
后来，我发现小猫的大便里有线虫，怕有寄生虫传给康乐，我只好把它抱回原来的邻居家。过了一阵子我和康乐都很想念它，于是去邻居家看它，依然和我们很亲切，我就把它抱回来玩玩。当我再抱它想送回去时，只见它头一直向屋里拽，生怕我们再把它抱走的样子，我很是心痛，那时宠物医院还不普遍，其实吃点药就会好的，直到后来又养过几只猫，回想起来都没有这只小黄猫聪明、可爱。
第二只猫是以黑毛为主的三花猫。从小又瘦又弱。来我家后经常拉稀。开始喂点乳酶生，后来小猫长大了，喂痢特灵。因当时没有宠物医院，自作主张，结果一次洗澡，感冒又吃药，只活了八九个月就死了。
第三只猫便是我养了13岁的黑白花老公猫。从小时就厉害，常抓人。但身体还好。喂到3-4岁时别人又送我一只黄白长毛的公猫。这就是第四只猫。这只猫与人最亲，常在我和克继的枕头中间睡觉。也常叫人抱。养了半年长成一只肥硕的大猫，特别可爱。常和康乐下围棋。
一天突然灾祸降临了，搞得我两天两夜没睡，陪着它。这灾难是花中的实验员杨再梅造成的。她拿来一只患猫瘟病死去的猫，让我校高武老师给作成标本。记得那天我没在家去看电影《周恩来》，回来的当晚，我家的大黄猫，又吐又拉，被传上了猫瘟。我也整整”骂”了两天杨再梅。后来她也知道了此事，再也不敢见我。其实这只猫，从长相、脾气、性格，我是最喜欢它的。黑白花的老猫叫‘花子’居然没有传上病，身体可谓棒也。
1991年夏天，突然云云给我抱来一只白猫。一个蓝眼，一个黄眼。在没思想准备情况下收了它。起什么名字好呢？随口就叫‘猫猫’吧！（这是第五只猫）
‘花子’和‘猫猫’是养得最久的两只猫。它们也算赶上好时候了。宠物医院到处可见，还有猫粮为食，营养得以保证。开始两只猫要在砂中拉撒，我常和克继在天黑后去校园中四处找沙土，经常是装好几口带沙土用自行车推回来，放在阳台上，心里才放心。这件事实在太麻烦，我决心调理它们，不用沙子，就在盆中拉撒。开始它们很不习惯，后来终于被我调教过来，总算解决一个大难题。
‘花子’长到13岁时去世的。‘猫猫’至今仍在。牙也拔了三颗，有时走路都站不稳了，因为它今年已18岁了。
珍贵的照片——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老师
我上的是“北师一附小”,它是一所有120多年历史的学校。过去在北京市是很有名的。经过“文革”的变化，现在是“西四北一条小学”。我们家一共有10个人都是这所小学毕业的。我和十二妹曹缮雯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一个班里。一件有趣的巧事，使我对第一任班主任李老师印象尤为深刻。
那是大约在1952年发生的事情。周末的一天，五姐从单位回家（当时她在留苏预备部教俄语），拿了一张照片对我说：“看看这张照片，你还有印象吗？”我拿过来一看，呀！这不是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李老师吗！不同的是，教我们时梳着两条大辫子。她那和蔼可亲的面容，一时又回到我的脑海中。我忙问：“你怎么有这张照片？”她说：“你的李老师现在是我的同事，和我住邻居，一次去她那儿聊天，她拿出过去的相册叫我看。我翻着翻着，一下子看见了你和十二雯在照片中。我说这张照片中怎么有我的两个妹妹？她才把她原来在‘北师附小’当老师的事情告诉我。于是我向她要了一张，给你留纪念吧！”拿着照片，我一下子回忆起来：那是在1948年底；北京炮声隆隆，整个城市被阴森森气氛笼罩着，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因为快期末考试了，我们仍要天天去上学，可是这一天气氛不一样，国民党的兵排队，在校园里出出进进；不少青年教师在纷纷打行李。下面有人悄悄传说他们要去解放区。其中也包括我们李老师。后来校长宣布停课，我们学校成了国民党的据点。我当时是个天真的孩子，一听说放假了，不用考试了，从心里还挺高兴。急忙和十二雯一起回家了。
过了没多久，听大人们说：“北京和平解放了”，1949年春天我们又回到学校上课了。
记得后来上三年级时的一天，我们的李老师回来了，回学校看老师、看同学。课间就听有同学叫我：“凡是李老师的学生，去单杠那儿和老师找张像！”于是便把我们和李老师一起留在了这张照片上。
这张珍贵的照片经历了60年我仍保存着。退休后，我们小学同学又见面了，我托少儿出版社美术编辑马骥荣翻拍了许多张，一一送给照片上的同学们。大家都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照片，保存起来。
《四段论》说；
如今我已是年近七十岁的老人，回忆培养教育孩子的过程，再看到今天大多数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及唯恐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作法，十分感慨，总结我的经验教训，真是如鲠在喉，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四段论”说——培养孩子学习方面遵循的规律：即首先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进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此基础上指导或启发孩子在学习中要讲究【学习方法】，最终表现出来你的孩子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根本不用家长操心。
即：学习的兴趣、习惯、方法、能力是递进的，同时这四方面也是统一的整体。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它们也是互相影响和促进的。
学习兴趣的培养：孩子在上幼儿园时，培养学习的兴趣就应注意了，特别是在刚升入小学时，更要加强。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兴趣，加强互动是重要方面。比如：初学算术加减法，可以利用一些小故事的情景对话，我是开商店的兴趣游戏训练孩子的心算。总之，要把一些枯燥的学习内容变得生动起来，才能培养他们的兴趣。有了兴趣，才能提到习惯的养成。好的习惯，如上课安心听讲，积极动脑思考，按时、认真完成作业······
································································

在写《四段论》说时，那时已经过了60年大庆，我勉强开了个头，再向下写，力不从心，我对克继说，我没力气，坚持不下去了。

【出院继续治疗和恢复阶段】
出院后住在66号，回家后康乐给我们找了个保姆做饭，克继总在小屋陪伴我，感觉还好，一天天恢复，恢复虽慢但好多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好受的地方，其实还是对病的担忧、病的阴影笼罩在我头上，想驱散它也驱散不了。分析起来我那时的不舒服其表现都属于神经衰弱；其实还是精神压力太大。我看了一些书，克继也给我天天讲；克罗地亚前总统的书对我启发最大，他不到六十就得癌症死了；他说的每一段话，好像都是针对我说的，像知道我的心思似得。我看了英若诚的自传，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我常常想到死，对不幸到来的时刻作准备，从杨绛书中我认为她相信人有灵魂，我和克继渐渐也有半信半疑的想法。灵魂不死、灵魂永存该是多好！我看到张海迪书中一句话，又使我动摇了。克继这期间给我唸了不少史铁生、张中行和从国家图书馆借来的关于生死方面的哲学书，我似懂非懂，反正脑子里装了不少，填补了我的思维，免去了一些胡思乱想。出院后在10月12日又作了骨穿。
【病友的表现】
我不是最不幸的人。有许多比我更不幸的人。我住院后开始接触不同病情、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病友。我才知道我一辈子的生活圈子是如此窄小，我开始了解人了。不要从表面看，而要从内心看，她们很平凡，很普通，我过去是很不了解的，我住院后与她们接触，我宽容了，看问题全面了，我觉得她们表面很普通，实际很伟大，疾病使平凡的人成了英雄，一点不假！她们都是在面临死亡，死，在我是第一次认真思考，在死面前她们的那种乐观，我无法作到。
我右边床的病友是内蒙某地的图书馆的，她丈夫很老实，在附近租了间房，长期在京看病，怯生生的，一进来就被江倩训斥了一通，埋怨给他们几次电话都联系不上。病人思想负担很重，不大说话。
左边床的病友叫刘金平，从邯郸来治病，已经化疗十五六次了，肺感染，病很重；内蒙的化疗后没几天就出院了，接着进来的是云冈航天部研究所的工会干部，我们叫她刘大姐，也化疗七八次了，嘴很壮，吃什么都香，化疗反应也大，呕吐得厉害。我们谈得来，从这两位病友身上学到不少病的常识，更主要的是她们的乐观、开朗，我就像个小学生，受她们的感染我渐渐不大害怕了，渐渐走出恐惧的阴影。在如此严重的疾病面前，这些极普通的人，极平凡的人，锻炼得非常坚强，甚至可以说是英雄。我觉得过去我有点自我欣赏、自满，其实很软弱，与她们差距很大，最主要是恐惧，放不下，执著生命。不久李大姐出院了，接她床位的是承德来的夏小兰。是个年轻的姑娘，大大的黑眼睛，人清爽得很。她爱人照顾她。那人爱钓鱼，与刘金平的丈夫老葛早就在医院成了朋友，一见如故，现又住同一病房了，很健谈，谈起钓鱼来津津有味。这人整天抱着本小说，夏小兰很不高兴，小两口有时赌气、闹别扭，我就劝男人多体贴、关心女孩，老葛也劝，他说病人在医院很容易起急、心情不好，得互相体谅；又说：“这里就是制造郁闷的地方，只能自己找乐，”老葛也常常主动找克继聊书法，教小夏的爱人签名。
不久重病人刘金平调了病床，我松了口气，我担心她肺部感染会传给我，果然没几天我肺部也感染了，江倩用了进口自费药，总算恢复了。我不愿与如此重病的人在同一病室。接着顶替她床位的是来自大兴县农村的十九岁的姑娘，整天睡，也不说话。她四十多岁的妈妈照顾她。还有一个姐姐和姐姐的男友轮流看护她。
不久我由27床调到8床，离护士站近了，可又与刘金平成了邻床，她已经病的很严重了，样子很可怕，也没办法。没过几天，刘金平放弃治疗，回邯郸了。这样的结局对我当然有影响。另一靠窗的病人是朝阳区职高教数学的老师，58岁，已经化疗五六次，第二天就出院了，我想自己像人家就好了，我年龄太大，恐怕支持不了那么多次的化疗，这是我思想最大的负担。后来出院后换药还常碰见这位老师，非常客气。她走后睡她床的是包头铁路医院的护士毕巧云，49岁，化疗后没几天也走了，毕巧云说过两天还回北京继续化疗。我想她们怎么没完没了的化疗？这何时是头？正在这时66岁的刘春爱住进来。她的乐观感染了我，她主动的教克继作菜，如何调理营养，我受她影响不小。刘春爱走后来的是刚结婚的池润梅，是内蒙来的农村人。人世间势力眼得很，小池一直发高烧，也没人理。这种势力眼，连护士也不例外。小池很快和我搞熟，她教克继把肥皂头装到尼龙袜中变废为宝。
靠窗的新病人叫罗灵茜，才37岁，已经不能行走，很痛苦。爱人是她大学同学，很木讷，不大会安慰人，只会说“你要坚强！你要坚强。”每每看到我吃饭有那么多种类，很感慨，她父母从兰州赶来看女儿，小心翼翼，听说她没几个月了，暗暗落泪。罗灵茜思想包袱很重，我和刘春爱经常劝慰、开导她。克继还复印了一篇契科夫的散文，鼓励她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小罗很感动，后来医院换药见面非常亲热。
60年国庆，康乐开车带着我们俩，溜了一通市区，怕我感冒，我们没出汽车。中午在西郊一个庭院式餐馆用餐，照了一些相片。我心中一直担心10月12日的骨穿。之前的10月9日（周五）去西苑中医，是周霭祥大父，我对他印象不好，他感觉我的病棘手，这我能体会出来。
骨穿结果很不好，宣告第一次化疗失败，这对我打击犹如判了死刑。好在江倩说目前正好来了新药：一种美国针对老年人的首选药，四个疗程，效果不错，但很贵，叫“必西它欣”，
是自费。于是与北京理工大学一个74岁的老太太周玉玲合用。那人比我大五岁，这对我还是一种安慰——还有比我老的，我增加了一些信心。10月15日周4去又去看江倩的门诊，决定作第二次化疗。说实在的，我思想波动很大，情绪也不稳。我向克继吐露了我最隐秘的思想；我的不幸难道是我这辈子作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吗？让我遭此不幸？克继劝我：人体解剖是科学，不要胡思乱想。我很伤感，对未来不敢想；克继也劝我不要想。我对克继说：“没了我，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了。”克继说：“没了你，我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我说：“将来我希望你能和儿子过！”克继说：“我还盼着你抱孙子呢！”我说：“还能有那一天么！”
住院前克继说：“在家里你有想不通的我随时能知道，能开导你，以后住院了，主要靠自己排解了。”他不放心，在本子上写了三个“锦囊妙计”，让我想不开的时候看。
1、按思维法则考虑事情；
2、有实在想不开的，一定放下，不再去想。
3、信仰灵魂永存；坚信我的病一定会好！
我答应了，叫他放心。就这样开始了第二次化疗。
【第五阶段最后的化疗】
第一次化疗我得到许多启发：比我不幸的人实在太多了，我这么大岁数得了病，我真不能算什么，那些年轻人就太可惜了。我也感到人的精神状态非常重要，要有一种气概，我知道我自己的病很重，我明知寡不敌众，但，匹马单枪也要战斗到底，决不屈服，直至战死，决不自动躺下，这对我或许有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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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009年10月22日周4第二次住院。
这次我决心吸取前次的教训一定争取有圆满的结果。我想：人的思想往往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摆荡；对过去耿耿于怀；对尚未发生的事忧心忡忡。我的未来不可知，但是，好好活着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这处境，恐怕没有未来了，离我最近的事物才是我快乐的所在，我当务之急是如何放松心情，在最少的精神压力下，放慢脚步，好好活着！
2009年10月23日周五开始第二次化疗的第一天。每天注射“比西他欣”一支；共五天。五天过去了，没什么反应。我想这次效果还真不错。10月26日重阳节，我躺在床上看着克继，他在写，原来写打油诗。我看后要过笔，接着写道：
重阳今又度，漫漫化疗路；
次次被打倒，每每又站住；
斩断小妖魔，邪不压正气；
谁是真英雄，就是我自己。
我对治疗好我的病还是有信心的。
化疗后也没什么其它不好。但到了11月1日开始发烧了；由37·2度逐渐升；大夫一直用药控制，唉，效果不稳，有几次超过40度。
1999年11月2日是我的生日，克继在医院陪我一整天，还用镜框贴了我们结婚时在公园的合影照片，写了很感人的祝福的话给我。晚十点，康乐和蕾蕾来看我，送我一个和田玉坠，很合我的心意，我早就想有一个，总舍不得买。我很高兴。后来克继告诉我，他们花了四千元买的，我感动得落泪了。
后来烧不见退，但我不怕，我相信不会有危险。因为这次住院，我各方面都很注意。我总是似梦非梦；我叫克继给我照相，我并且伸出双手呈v字形，他说没相机。我记得可用手机，但不知何时被小乐拿走；这样日复一日，我分不清是梦，还是真实；我像是劝解小两口的矛盾，可谁也不听。我只好摊开手说我也没办法了。克继说我在说胡话。我分明看见路和禧、张小方······2009年11月12日我知道克继一直攥住我的右手；小乐握着我的左手，他们陪伴我。下午我实在太累了，我睡了，我仿佛听见克继的声音，他叫我，我应了一声，一切就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