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晖：一个人的文革时代（宜昌）13-18

tuffy05

4、“二、七”冲监和“二、十”劫狱事件

  刘德光并没有打人，为什么要逮捕他？
  当时公安局内也有一个“造反”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也都是宜昌市政法战线的人，公安局内部以曾某某为首。这个人本来在文革前是被公安系统内定为“限制使用”的人。借文革之机，也打着造反的旗号，拉起了队伍。他和那些反对刘德光的组织本来就是一伙的，他对以田英为首的“旧市委”是不满的。现在，他用手中的权力，将刘德光关进了牢房。
  执法机构如此草率，这当然要归罪于文革。可就在当年，如此做法也是说不过去的，曾某某把公安局当作了他那一派的工具。
  当天晚上，红旗总部负责人召开了紧急碰头会。武汉钢二司赴宜联络站人也出席了会议。会上，大家的态度非常一致，那就是坚决反对将矛头指向工人总部。会上决定，由工联、红旗、野战军和武汉二司赴宜的战士一道组成“二、六”事件调查组。此议得到了工人总部和野战军的支持，调查组当晚就组成了。
   2月7日，宜昌大街上出现了“打倒工人总部及其狗党红旗总部、野战军”的大标语。同时，街上也出现了红旗战士写的针锋相对的标语：“撼山易，撼工人总部难，难于上青天”。红旗一军团还到工人总部所在办公楼，刷出了“红旗总部誓与工人总部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的大标语。
  宜昌城的政治空气，忽然变得紧张起来了！
  当天上午，三总部“二、六事件调查组”到市公安局，要求与刘德光会面，了解“二、六事件”真相。起初，公安局内以高宏准为首的一帮人不同意，双方发生很大争执。后来，公安局负责人同意调查组进看守所，并答应派人带他们去。
  当时市公安局和看守所都在学院街上，相距不到200米。
  当三总部调查组人的走到看守所门口时，才发现公安局的人中途溜了。
  这就叫调查组的人非常生气。当年，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冲动之下，武汉二司战士、华农学生许德清和红旗战士、医专学生沈向东翻过院墙，砸烂了关押刘德光等三人的牢房上的三把锁。准备带刘德光等人出来。但很快被看守所的守卫控制。
  这就是有名的“二、七冲监反革命事件”。
  公安局负责人立即指挥武警，将三总部调查组的七名成员全部收监关押！
  中午12时，市政法总部（政法战线的群众组织）开着摩托车在全市散发传单，宣称“二、七”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当晚，红旗总部召开了各军团负责人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搞刘德光是名，搞垮三总部是真；逮捕七“暴徒”是名，镇压革命造反派是真。各军团负责人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打退这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会上决定，一定要公安局无条件释放关押的所有战友，不然，就到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示威。
  2月7日晚，三总部还联合召开了批斗田英的大会，这也是为了向全市人民表明，三总部是坚持革命大方向的。同时，三总部派人赴京告状。
  2月8日，大街上出现了双方针锋相对的标语：二、七冲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和二、七冲监是革命大暴动。
  三总部战士还在大街上刷出“公安局有鬼，有鬼必打”和“强烈抗议公安局非法拘留我七名战友”的大标语。
  三总部接管的市广播站向全市人民播送了“二、六”和“二、七”事件真相。
  2月8日晚，红旗总部派出三十多名战士给关在监狱里战友送毛主席语录。此举当然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味道，但在当时，也算是一高招了。
  宜昌三司的学生守在学院街看守所门口，不让红旗战士进去。双方相持不下。加上围观的市民，学院街上站满了人。此时，天空下起来了蒙蒙细雨，红旗战士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唱“带镣长街行”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一时场景十分感人，连守卫看守所大门的武警战士也流下了热泪。围观的市民议论纷纷，对红旗战士深表同情。
   2月9日，省公安厅两同志专程赴宜，他们表态支持三总部。
   2月9日，宜昌三总部决定联合批斗当时的地委书记杨春亭。在这种形势下开这个大会，其目的当然非常明确，那那就向全市人民表明，我们三总部是革命的，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步骤的，我们的大方向始终都没有错！
  我记得三总部的头目为此开过几次会，红旗方面是我出席的，工联方面是谭超，野战军方面是冯长丰。几次碰头会一开，我明白真正的领导者是野战军的一号头目冯长丰。会上决定让我来主持大会，其实就是一个司仪，就是宣布会议的进程。
  大会是在当时的行署礼堂召开的。大会究竟干了些什么，有那些人发言，我现在一点也回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会后，冯长丰说我没有气魄，太象个书生。大概是我的声音不宏亮，样子不威武吧。
  会后，杨春亭表示，坚决支持三总部的一切革命行动。
  在地委书记和省公安厅两同志的压力下，宜昌公、检、法三家负责人签署了“平反公告”，答应全部释放关押的三总部战士。
   2月10日上午十时许，三总部二千余人齐聚市公安局所在地学院街，迎接被关押的十名战友出狱。
  虽有市公检法三家负责人的签名，但市公安局就是故意拖延。三总部代表和他们交涉了一个多小时，仍没有得到他们的许可。部分红旗战士忍无可忍，只有冲进了公安局看守所大门。
  此时，刘德光等十人已从监狱出来，坐在看守所内的办公室里。他们见三总部的人进来了，于是大家一阵欢呼，一齐涌出了看守所。
  接着，三总部的人在街上游行，欢呼胜利。
  这就是后来被宜昌军分区定性的“二、十”劫狱反革命事件。
  现在看来，三总部造反派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市公安局已经抵不住公检法三家头头的压力，准备放人了。他们一方面将刘德光等从牢房放了出来，等候在办公室；一方面又对三总部的代表说不放人。这是他们自己内部有分歧，还在犹豫之中。在公安局某些人（如曾继全等）看来，他们可以不买市公检法领导的帐。但另些负责人可能还是认为要买领导的帐，否则，也不会放刘德光等从牢房出来了。
  如果三总部代表多理论一会，最终他们还是会让刘德光等人出来的。毕竟，公检法三家的头头签署了“平反公告”！性急的学生过于冲动，最后授人以柄。
  当天刘德光离开宜昌，准备上京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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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宜昌军分区“二、二一公告”

        2月11日，宜昌军分区宣传车上街，公开表态“二、七”“二、十”是反革命事件，支持保守派。公安局内，曾某某组织的接管委员会宣布接管公安局。接管后，他们立即以宜昌市公安局的名义，发出了“通辑令”，宣称刘德光等是外逃的“反革命罪犯”。
    在市公安局接管委员会一些人的带领下，保守派一千余人抢砸了红旗总部设在解放路海欧门市部上面的广播站，随后，这批人又冲到市广播站，从三总部手里夺去了广播大权。
    当晚，保守派二千余人围攻红旗总部和野战军总部。
    当时，在红旗总部的不过二十来人，而且是初中生，女孩居多。她们毫无惧色，手挽着手，站在我的身后，面对黑压压的人群，高声朗诵毛主席的语录：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高唱毛主席诗词歌：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们守住楼道口，他们的人进不来，就在楼下乱骂一通了事。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宜昌文革初期的武斗，还是相当文明的。
         2月12日，对于红旗战士来说，最为艰难的日子开始了。三司组织了大批人员在街上，见到戴袖章的红旗战士，就上去围攻，撕袖章。几个被撕了袖章的女孩子跑到总部，在我的面前哭泣。
    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他们不是说理，不是辩论，而是采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能算是革命者的行为吗？仅此一点，我就不屑于与他们为伍，我就认为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这些武斗的挑起者和发动者，文革后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反而将这些罪名，算在了造反派的身上。历史，被颠倒了。
         2月13日，《全国各地在宜二、七联络总部》（它由北航红旗、武汉钢二司、上海反到底、南大“八.二六”等在宜学生组成）发表声明，坚决支持三总部。
    三总部组成的赴京告状团出发。
    接下去的几天，宜昌城内的形势对三总部相当不利。在宜昌军分区的公开支持下，保守派越来越活跃，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三总部在巨大的压力下，有一小部分人悄悄退出了。
    十六日晚，我召集红旗总部紧急碰头会，除了总部的头目外，四中、医专，师范及二中也有人参加。今天已回想不起那晚的会上说了些什么，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却是题中之义。之所以记得这个会，是因为在“肃清流毒”的三月，这个会被称之为“西陵公园黑会”。后来上了红旗总部的大事记。
        2月17日，市公安局接管委员会在全城散发“刘德光罪恶”的传单，不少农民上街游行，他们高喊“打倒刘德光，气死刘少奇”！
        2月21日，宜昌军分区发表了“二、二一公告”。公告宣称，三总部一小撮坏头头勾结走资派杨春亭，共同策划了“二、七”“二、十”反革命事件。
    全市保守派数上万人上街欢呼，形势对三总部空前不利。
    外地在宜的所有造反派学生和宜昌四总部联合成立了“红二月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指挥部下属组织四千多人上街游行，抗议宜昌军分区的“二、二一公告”。
    对于了解内情的我来说，清楚这两起事件与杨春亭完全无关。所以，宜昌军分区的“公告”在我心中无疑就是公开的谎言。所以，我们宣称“二、二一公告”是大毒草。
    就在这期间，我独自一人到军分区去。我去的目的是找侯占太，可接待我的是雷副司令。我当面质问他， 为什么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你相信我是“反革命”吗？“二、二一公告”说杨春亭和三总部头头勾结策划了两起事件，是造谣！
    面对我的质问，雷副司令有些尴尬。但他坚持说，“二、七”“二、十”就是反革命事件。他还告诉我，万县有人冲军分区，是反革命，青海也有人冲军区，也是反革命。言下之意，我即使不是反革命，也相差不远了。
当然，我和雷副司令的面谈是不欢而散。五个月后，也就是武汉“七、二0”事件后，我们再见面时，他对我非常客气，握紧我的手，说，你们是革命小将，我们错了。
        2月23日，在地委大院红旗总部大楼前，数百红旗战士举行了“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呼“用生命和热血保卫中央文革！”高呼“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
当时天空下着小雨，几百学生群情激奋，满怀悲壮！
    会后，我们冒雨上街游行。我们的人数虽少，但气势感人，不少路边的群众对我们鼓掌支持。
         2月26日，红旗总部再一次遭到了数千保守派的围攻。他们冲上大楼，抓走了野战军总部的几个负责人。他们本来是在自己的总部呆不下去了，才躲到红旗总部来的。
    在这种形势下，红旗总部所有的头头都身上带着牙刷，以示不怕坐牢。我身背一个红书包，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把牙刷，这个形象长久地留在我们那一代宜昌人的心中，多年以后，只要说到文革时的我，就会说到我当年的这身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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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艰难的抗争

    在那个难忘的二月，我还动手写了一些文章，制定了一些标语，并且亲自刻钢板，印传单。亲手编印了一份油印小报《红旗》。 这份报纸被红旗战士称为“挺进报”，其中有一篇我写的文章，在当年影响甚大。
    下面，就是我在十八岁那年写下的文章：

                             用热血捍卫毛泽东思想
                            ——《红旗》报1967年第三期社论

    侯占太的“二、二一”公告终于出笼了。
    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扑的宣言书！
    它是为保皇派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的宣言书！
    它是“万县事件”在宜重演的前奏曲！
    它为血腥镇压造反派吹响了号角！
    一场血战就要开始了！
    红旗战士，革命的同志：宜昌市的上空布满了乌云，充满了杀气；到处是“勒令工、红、野三总部解散”，“三总部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向三总部一小撮浑蛋挑战”的巨幅标语；军分区、公安局四处活动......铡刀已架上了我们的脖子，刺刀已对准了我们的胸口，革命已到了紧要关头！
    俗话说得好：“烈火炼真金。”在这种时候，必定有一批人落伍，有人被淘汰；同时，也有人更加坚强，成为革命的左派。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红旗战士，你是前进，还是后退？
    你“倒戈起义”，还是“顽抗到底”？
   “倒戈起义”，只要写一张简单的声明，便可得到高价的声誉。只要你说一声“我受蒙蔽了”，那么，无数双“热情”的手，就会向你伸来。
   “顽抗到底”，那么，你不仅会受到围攻、谩骂，而且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甚至面临坐牢、杀头的危险。
    做前者固然轻松，但失去了党的利益；做后者固然困难，但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
    红旗战士，你们想一想，我们的处境，多么象中国共产党的一九二七年啊！
    这个时候，确实是考验人的。
    红旗战士，要顶得住啊！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血战到底！
    同志们，他们为什么如此仇恨我们，把我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家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做了什么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的事吗？
    没有！我们可以无愧地宣称：我们是在捍卫毛泽东思想！既然这样，白色恐怖又算得了什么？
    红旗战士，我们都才十几岁，头脑中充满了幻想。大家不都想做一个董存瑞、刘胡兰式的英雄吗？不是羡慕他们在敌人面前脸不变色，心不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吗？如今正是发扬这种精神的时候了。
    红旗战士们，用热血去捍卫毛泽东思想！
    提着脑袋去血战一场！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革命的理想被无限放大，当我们认定毛主席就代表真理，我们是在为真理而战之时，十几岁的少年真是无所畏惧啊！多年以后，还有人记得当年我在文章中说的那句话：我们的处境，多么象中国共产党的一九二七年啊！
    若干年后，当我读到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段话时，引起我内心强烈的震动。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我的整个青年时代，就是在参预创造这样的悲剧！
    但我当年不会这么想，一种高尚的革命情怀充溢在我的内心。
    就在我们处于最困难之时，我接待了一位来访者。
    来者叫吴郁芳，鄂西织布厂工人，造反组织“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主要撰稿人。这个组织人数不多，核心人物是吴氏兄弟。他们的文章在宜昌影响很大。吴氏兄弟出身不好，因此都没有上大学。吴植芳沦落社会成为零工头，吴郁芳当了工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很自然站在造反派一边。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昊郁芳在文革后自学成才，成为研究楚文化方面的学者。曾在全国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四十多篇论文，有七篇被《新华文摘》转载。
    我无法重复当年我们说过些什么。他道义上的支持在危险的二月对我自然是一种鼓舞。他比我大三岁。在1968年的“钢”“新”两派斗争中，他站在宜昌的新派一边。我也曾带人到他的家去和他辩论，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但回避和学生交锋，只揪住刘德光不放。他和他的哥哥吴植芳在解放路张贴了“爱三峡，爱三论刘德光”的文章，一时观者如潮。当时刘德光是地区革委会的副主任，吴郁芳等提出了一些关于合同工的问题，核心是争取合同工和正式工有相同的待遇。刘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以政策不充许拒绝为他们说话。吴郁芳等人便冠以刘德光“工贼”的称号，打起了笔墨官司。因刘德光是“钢派”的头，所以吴氏兄弟自然成为了“新派”。其实，他们兄弟对所谓的钢新之争兴趣不大，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待遇。这是文革中很多人成为造反派的最为真实的原因。
    我和吴郁芳虽在1968年时观点不一样，但我们之间并没有伤感情，没有一点个人恩怨。现在看来，我站在正统的“官方”立场上，打压这些底层人正常的合理的要求，貌似革命，实质反动。文革结束后，我们有了往来。1992年，我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带天井的洋房子》，就是以他们吴氏兄弟为原型写的。吴郁芳看到了小说，特别约我到他家。他问我，为什么有“吴氏情结”？我告诉他，因为我特别欣赏他的兄长吴植芳的人品。  
    吴植芳是个零工头，为了照顾那些57年的右派和各种年龄大的“牛鬼蛇神”，他在零工队里搞平均分配。当那些年轻力壮的小秋子们对他有意见时，他说，现在社会把他们都抛弃了，如果我们也不管他们，就没有人管他们了。我下乡后听到了关于他的这些故事，心中滋生了对他的钦佩感和亲切感。我的小说发表时，吴植芳已经移民美国了。1996年，我在《宜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弄文化的工人”的文章，对吴郁芳大加赞赏。他看后对我说，你好象是给我写的悼词。他的话不幸成为箴言，半个月后，他因肺部大出血而亡。他本来就有肺病，文革中又被印染厂专案组关在厂阴暗潮湿的水塔里几个月，病情加重，肺部穿孔。此后肺病成为他的不治之症。
    一个极有天赋的人不幸死在壮年，这是极权政治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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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为“反动头目”

        1967年3月2日早上九点多钟，我从睡梦中被人叫醒。
    睁眼一看，站在我床前的是几个红旗战士，而且还是骨干分子。其中一个是七中高二学生，姓万，平时跟我比较紧。
    他们叫我起来，随他们到公安局去。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万某说，宜昌军分区发布了“三、二通令”，已宣布三总部为反革命组织，所有三总部的头目，都要到公安局去“登记自首”。
    我明白了，他们带我去公安局，是为了和我这个“反动头目”划清界限。
    当然，他们是不得已这么做的。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读出那种无奈和委屈。他们的目光尽量回避我，不和我正面交锋。
    我家住在一马路。从我家出来，经过解放路时，他们中有一个人到餐馆买了两根油条，递给我。我也不讲客气，接过来就吃。
    经过宜昌日报社门口时，正碰上四中的学生押着红旗二军团（四中东方红公社）的头头杨小白（现在是某公司的老总）游街。他胸前挂着黑牌，黑牌上写着反动头目杨小白几个字，名字用红笔画了个大叉。后来杨小白告诉我，他被那些人拉到报社顶楼示众。当时的报社大楼在解放路，是四层楼的房子，是宜昌最高的建筑。
    到了学院街，走到公安局大门口，一幅黑色大标语十分醒目。大标语署名是一中的某组织，标语上点了几个一中红旗战士的名，要他们低头认罪。奇怪的是，名字中没有我。后来我回到学校，也没有一个组织出面来批我斗我。在整个三月，我们红旗总部各校共有100多人被批、被斗、被抄家，而我这个最大的头目，居然平安无事。我想，这是我在一中的人缘太好了。一中里面那些反对三总部的组织，在学校也是造反的，是反工作组的，他们清楚我在运动初期的表现，所以不和我为难。
    一进公安局院子，就发现里面有很多人。我一眼就看到了张哲年，他站在一张桌子上，低着头，胸前挂满稻草，正被数十人围斗。
    押解我的红旗战士把我送到院子里一张办公桌前，有人递给我一张表，我接过一看，是“反动组织骨干成员登记表”。依照表上的栏目，我如实填写了。
    填完表，就没有人管我了。那几个送我来的红旗战士，也溜之大吉。
    我看了看院子里的情形，几百人分成好几堆。每一堆里都有一个三总部的头头被围斗。
    没有人管我，我就回家去了。
    作为一个团队，表现最硬的是宜昌二中红旗三军团。
         3月2日早上，二中全校戒严，军宣队控制了整个学校。可二中的全体红旗战士冲出校门，在大操场上召开了全体大会。几百人一致表示，生在一起，死在一起，坐牢在一起，红旗决不解散！会上，居然还有人要求加入红旗总部。三军团的头头们给在场的红旗战士讲了毛主席“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宣布三军团转入地下。大会在“完蛋就完蛋”和“下定决心”的雄壮歌声中结束。
    当时的宜昌二中主要从各县招生，和一中一样，是省重点中学。
    这些可爱的农家子弟，以他们的执着和坚韧，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三月份，党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学生们纷纷返回校院。在宜昌，各校都成立了“肃清反革命流毒委员会”，清算各校的红旗战士。各校的红旗头目自然在清算之列，就是一般的战士，在各校成立“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时，也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可是我回校后，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对待。
    同班的同学不用说了。就是其他班级的同学，在校园里碰上，投过来的目光也是友好的，同情的。没有一个一中的学生在我的面前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就连学校的“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也没有找我谈过一次话。
    整个三月，我其实很逍遥，很自在。
    当然，内心是极不平静的。我认真回想了文革这半年多来我的所作所为，我坚信自己不是反动头目，红旗也不是反革命组织。但在如此高压之下，我何时才能翻身呢！
    心中想念毛泽东。这种情感，现在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的。那是真想，说是刻骨铭心也不为过。我将当时能收集到的所有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故事都重看了一遍。
         3月15日，宜昌市公安局接管委员会又单方面宣布文艺战线的“红艺军革命造反总部”为反革命组织，加上军分区宣布的三总部，宜昌就有了四个反革命组织，这也是后来四总部联合办公的起因。
        3月19日，市公安局接管委员会将红旗总部负责人及各军团负责人共七十多人集中在公安局内“训话”。会上，曾某某说：“你们还有人上北京告状，老实告诉你们，北京你们是告不准的。要告就到联合国去告，我们给你们开证明。”
    在当时多数中国人心中，联合国就是美国的代名词。曾继全这样说，算是把我们和美帝国主义划在了一起。现在的中国青年以及我们的后人，看到这里，也许会感到好笑和不可理喻，联合国怎么啦？联合国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尊严的组织啊。如果能到联合国去告状，他们一定会判宜昌军分区和宜昌市公安局的“反人类罪”。
    当然，公安局接管委员会的人不会想到，他们在我们身上滥施淫威，以为会羞辱我们，打击我们的斗志。事实却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与会的这些人可说是红旗的中坚，红旗的真正骨干。我们感谢公安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见面的机会。大家交换着会心的眼色，在手心上互相写着鼓励的话。
    曾某某在会上提到的那些“反动信息”，我们听了，却深受鼓舞。他说，有红旗战士到“三游洞”聚会，在东山上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也有红旗的人还在外面刷标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存在。他说，这些是“别有用心”，是想翻案。我们却听出完全不同的意思，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闲着没事，我就在学校的大字报栏前转悠。此举的用意当然很明显，那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存在。
    大字报栏上，有一张批判童校长的大字报。
    我已不是半年前的我了。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又被人打成了“反动头目”，我真的深刻认识到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所以，我不再相信他们说的童校长的那些“罪证”都是真实的。我就在大字报上批上了一段话，大意是，现在不是批斗童沐天的问题，他的历史问题组织上都有结论，不能翻旧帐。现在要批“党内走资派”。
    在一中，我这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为童校长说话。况且，我当时还不完全是为了他，是在发泄自己内心的一种情绪。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童校长因此记住了我，因而感谢我。加上我在文革前优异的学习成绩，童校长就对我喜爱有加了。在他的坚持下，他的大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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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组建新一中红司

         1967年3月中旬，一中恢复了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绝大多数学生都回校上课。
    我也重新回到了教室。但我已不是那个认真听课，专注学习的好学生了。我人在教室，心却在“红旗”。有些课，比如理化，我根本不去上了，而是躲在寝室里看其他书籍。我心中已认定，我今后不会和数理化打交道了，我的兴趣和志向已完全转向文科。
    运动初期挨整的教师们，也多数“解放”，重新任教。我的班主任袁慧贞老师也到教室来了。
    在她的面前，我总是低着头，或者回避她的目光。想起运动初期参预开她的批斗会而且还作重点发言，实在不好意思。
       4月初的一天（不是2号就是3号），我正坐在课桌上，也不知在做什么。袁老师走过来了，她递给我一张《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好象是社论）叫“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我一看标题，眼泪就出来了。这是委屈的泪水，也是感激的泪水。文章对全国发生的打压革命小将的事进行了批评，并且认为革命小将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心中有一股温暖的大潮在涌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理解我们的，是支持我们的啊！
    我重新走出了校门。教室之大，的确“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没有人出面指责我，也没有一个人管我，同学和学校似乎都知道我去干什么去了。同情弱者，我们民族善良的天性，表现在文革时期就是对“反革命”的同情。我造反三个月，挨整十年甚至一辈子，可在民间感受到的关怀和温暖，却是我说不完道不尽的。
    我要为自己平反，为红旗平反，为三总部平反！
    回想全部文革的全过程，我从1967年4月开始，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向全社会证实，我——不是反革命！造反派不是坏人的代名词！真正的造反经历也就是1966年那短暂的三个月。
    我开始和外校的红旗战士串联，分析当时的形势，收信全国各地的消息。解放路出现了署名红旗战士的大标语。标语的内容是“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4月7日，二中军训工作组组织全校召开“肃清反革命流毒大会”。红旗战士造了这个大会的反，公开亮出了红旗东方红的大旗。
        4月9日，党中央的“四、一指示”终于传到了宜昌，传到了红旗战士手中。它首先由二中红旗战士把它翻印出来，然后流传到全市。街上很快有了“红旗战士要革命”“红旗战士威风不减当年”等大标语。
    我立即发动一中红旗战团的人，到三中，四中，六中，商校串联点火。各校红旗战士纷纷响应。
    大约在4月11号，党中央的“四、六命令”也传到了宜昌。
         12号，四中红旗战士30多人上街游行，欢呼党中央这两个文件的下达。
    接着，七中的红旗战士也上街游行。
    到了四月下旬，全市已有几百红旗战士开始在社会上活动。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几个总部的头目积极串联组织，在4月20号时，召开了一个全市造反派的“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亮出了红旗总部的旗帜。首都红代会的代表，武汉钢二司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在一中，不少战斗队恢复了活动。当时比较积极的是高三四班为主的“海澜战团”，高二三班为主的“不信邪战斗队”等。加上我们的红旗战团，大约有十多个组织吧。这些组织都是支持反对把红旗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的。海澜战团有的人，在二月份我们最为困难时，曾表示要加入红旗总部。我说，他们以别的组织的名义为红旗说话，更有利。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
    这些组织的头头分别找我，有人建议把一中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于是，在我的联络和召集下，一中十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当时推选了七名勤务班成员。在他们心中，我是当然的头头。除我以外，红旗战团还选派一人，到司令部任职。
    一中红司虽是以我为首组织起来的，但因我要把红旗总部的大旗重新树起来，要到各校去联络红旗战士，一中红司的事就交由战团的人负责。但当时战团的负责人王某不太愿意管事，五月份上旬,当我到武汉去找侯占太辩论时，高二二班的王宝生加入了红旗战团，因他曾是班上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有工作能力。王某就对我说，把王宝生派到红司去，代表红旗战团管红司的事。我当时就同意了。
    王宝生从此登上了宜昌文革的舞台。因为他的坚持和其他人的懈怠，两个月后，王宝生成为了一中红司的主要头目。1967年“七、二0”事件后，我曾找过他，在我心中，他是红旗战士，是战团委派他去红司的。他给我表示，说三天之内，他把红司全部拉入红旗。
    这件事当然没有成功。我不知王宝生是否有过这种努力，当时我忙于红旗的事，也没有再问过他。可此后，一中红司成为我们红旗总部最为主要的对手，宜昌新派的“领头羊”，却是我没有想到的。王宝生也因此当过宜昌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团地委的副书记，下乡后入了党，风光一时。1976年10月以后，开除党籍，成为“三种人”。上世纪八十年代转辗回到宜昌，在宜昌磷肥厂厂办当过一般的工作人员。
    他为当年的“风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比之下，我因为急流勇退，不当官，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文学创作），文革后的日子反而过得比他要滋润得多。
         1967年4月27日成立一中红司。29日晚，宜昌最有名的“火把游行”就从一中校园出发，经环城东路，解放路，一马路到九码头，一时宜昌街头人流如炽，为三总部平反的呼声响彻云霄。
    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柴油机厂、电机厂的工联战士和红旗战士。一中红司所属的组织多数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第二天，宜昌军分区和市公安局就表态说这又是一起新的反革命事件。一中红司中一些意志薄弱者，马上表态退出红司。并且在大字报栏中张贴了退出声明。
   一中是宜昌的省属重点中学，学生自然也都是初中各校的尖子生。聪明人多，但因为太聪明了，总是表现得比较动摇，比较喜欢算计。没有二中那些农家子弟们坚定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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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和侯占太辩论及宜昌城最早的武斗

         1967年5月上旬，在武汉二司驻宜联络站负责人尤庆敏（华中师范学院物理系学生）等人的安排下，我们一行四人到武汉去，准备找湖北军区去讨个说法。这四人是尤庆敏、我及另两个女学生。一个是医专的学生，姓李，另一个是师范的学生，姓胡。不记得是谁花钱买的船票，也许是通过船上的造反派弄的五等仓，反正我是没有出钱。
    在去武汉的船上，尤庆敏和那个医专的女学生很亲近，感觉到是尤在追求那个女孩。后来，他们真的谈恋爱了，听说两年后结了婚。1969年我下乡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四十年过去了，不知他们现在过得怎样，是不是还是一家人。写到这里，我真有点想念他们了。
    但在当时，就在那个船上，我却对他们那种表现不以为然：现在革命如此艰难，怎能做风花雪月的事呢？师范那个女生好象和我有同感，当我们俩站在船弦上看江景时，她用表情告诉我，她对他们的的不屑。几年后我知道了，当时她其实也正在热恋之中，她的男友，就是她师范的同学，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的余和霖。
    武汉的三个大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1967年6月后，这三个组织都冠以“钢”字，称为武汉的三钢。）当时的处境和宜昌的三总部一样，也是在二月份被打成反动组织，四月份后开始为自己翻案。武汉的造反形势如火如荼，特别是在大专院校中，造反派占多数。我住在华师中文系学生寝室，二司的学生招待我，在他们的学生食堂吃饭。当时华师的学生吃饭不要钱，每人都有一份餐卷，但过期作废。因为外出或回家的学生比较多，他们的餐卷也都放在寝室里，所以是吃不完的。天天见到那么多的大学生，不由自主地就在心里羡慕他们。有一个念头，就是在革命造反那样最为紧逼的日子里，也会时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呢！当时我住在西区一号楼，没想到几年后，我真的会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而且就在紧挨一号楼的三号楼住了五年。
    在武汉二司司令部的安排下，由我代表宜昌的三总部和宜昌军分区司令员侯占太辩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把侯占太弄到手的。
    会议是在华师一个会议室开的。二司的人还准备了一个大的录音机。
    印象中，参加会议的除了二司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还有华师的学生一号头头，物理系的王彩珠。十多人，主角是侯占太和我。那个晚上，主要是我讲，侯占太说得很少。在那种形势下，他说什么呢？他心里不同意我的观点，坚持我们是反革命组织，但又不敢当面说。要他表态承认错误，他也心不甘。所以只有王顾左右而言其他了。
几天后，我把这盘录音磁带带回了宜昌，在解放路宜昌日报社大楼我们的广播站播放。从气势上，我压倒了侯占太。此举长了造反派的威风，灭了保守派的志气。
         5月13日，红旗总部在五中挂牌，正式恢复重建。我守在总部，负责联系各校的红旗战士，组织一些活动。工人总部也在五中设立了办公室。于是，五中成为宜昌造反派的基地。
         5月14日凌晨，我带人到市公安局门口，用静坐的方式，要求“还我红旗”，“还我战友”，“还我四大”。我们都戴着红旗袖章，打着红旗总部的大旗。武汉二司赴宜的学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记得在我们的所有的重大活动中，都有华师物理系一个姓程的的学生参加，他个子不高，有点胖，戴眼镜。1967年上半年那最为困难的日子，他是和我们一起渡过的。经常参加总部活动的红旗战士都认得他，喜欢他。1968年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怀念这个勇敢坚定的老大哥。
    在公安局门口静坐是我们一次极为认真的选择。在总部恢复重建后，此举就是在宜昌人民面前亮出我们的旗帜，在那些想置我们于死地的人面前表明我们的存在！
    不清楚侯占太当时最为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但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仍然坚持他的看法。5月24日，宜昌军分区再一次发表公告，重申“三、二通令”的基本立场。
    宜昌城区的学生三司，工人组织中的“武工大队”建工独立团”等拥护军分区的组织，大字报写不赢三总部，辩论说不过造反派，但他们的长处敢于动武。在他们心中，打“反革命”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宜昌城最早的武斗，就是他们挑起来的。除了二月份那些打砸抢行为外，从1967年5月29日，宜昌三中“猛虎师团”殴打同校的红司学生开始，宜昌城区发生了一系列保守派殴打造反派学生的事件。在党中央的“六、六”制止武斗的通令发布后，他们仍然无所顾忌，动员组织了四千多人，围攻宜昌五中红旗总部和工人总部所在地。
        28日凌晨三时许，宜昌三司，水泥厂武工大队，二轻独立团，西坝船厂和建工独立团（建筑工人中的保守派组织）包括武汉“百万雄师”的一些人，包围了五中。他们封锁了路口，不准行人通行。然后对红旗总部和工人总部喊话，要我们投降。
    当时我正在总部。我们占据了五中一栋二层教学楼的二楼。守在总部的红旗战士也就二十多人，仍然是女孩子多。二司的程大哥也在。工人总部的人不多，我的印象中，不到十个人吧。
听到动静，我就指挥人用课桌凳将惟一的一个楼梯口全部封死。我们都躲在柱子的后面，用口号和歌声来回答他们的进攻。
    我们高喊“工人同志们不要受蒙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要文斗，不要武斗”，“誓死保卫毛主席”。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石块象雨点一样飞上二楼，加上围攻者们狂妄的叫嚣，那声势的确有点吓人。有几个初中小女孩，都吓得哭起来了。
    程大哥表现得最为镇静，他不断地在楼道上跑来跑去，鼓舞我们。有一块石头砸在了他的背上。混乱中我听到了几个女孩子的惊叫。
    围攻者扔了一会儿石头，见效果不明显，就试图点火烧楼道。见有人在点火，我们就高声呼叫。
这时，从六中那面，射过来一道强烈的探照灯光。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六中支持我们的一个学生组织干的。借着灯光，我看见了一院子戴着头盔，手拿钢钎和大棒的围攻者。
    也许是心虚，也许是探照灯光起了作用，他们点了几次火，但没有将课桌烧燃，也就算了。
天快亮时，围攻者们撤退了。
    天大亮后，我们将楼道的障碍物搬走。我在院子里集合了在场的全部红旗战士和工联战士，上街游行抗议。
    比这次围攻更为惨烈的是这伙人对宜昌二中“百师团”的围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