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昌：为吴法宪辩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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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律师重建30年》专题报道之六

发布：2010-11-05 15:14:16 浏览：2556次 【大 中 小】 　　

   “不是说我的水平有多高，而是以后的同仁，再难有这样的机会，亲历如此空前绝后的世纪审判了。”
　　这是现年84岁的马克昌老人说过的一句话，作为法学家，他很庆幸自己经历了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这样的特别案件。
　　1950年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马克昌，两年后登上武汉大学法学讲坛。1980年他受司法部委派，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吴法宪的辩护人。一生精于法律研究的马克昌，现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
　　事实上他极少作为律师出庭，他说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位研究刑法的专家。当年特别法庭上的舌战，是他毕生最为特殊的一段经历，接到指派后，马克昌首先说服了自己。虽然他也曾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为了让法律的尊严回归社会，就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充分为吴法宪辩护，尽最大努力减轻被告人的罪责
聆听提出问题准备辩护
　　1980年11月20日，这个本来普通的日子，由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审判吸引了全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0名主犯。这一天在辩护律师席就座的是甘雨霈、马克昌等5名律师，另外5名受委托及指定的律师以及参加律师组工作的律师都坐在旁听席上。
　　下午3时整，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接着，江华宣告传被告人到庭，江青等10名被告由法警押送到被告席上。
　　对吴法宪的庭审被安排在11月23日下午3时开始。辩护人席上的马克昌、周亨元聚精会神地听着检察员的指控、审判员的讯问，倾听并记录着被告人的供述。不久，他们小声互相商量：吴法宪该不该对“两个一切”的反革命后果负责，关键是他为什么提出“两个一切”和当时是否知道这种后果，对此需要问一问吴法宪，经商定由周亨元发问。得到审判长许可后，周律师问吴法宪：“你把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提出‘两个一切’要求下级执行，是怎么考虑的?林立果利用你给的特权，进行了许多反革命活动，你知道不知道？”
　　吴法宪回答：“我当时相信林彪，我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我当空军司令也是林彪提出来的，所以林彪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提出让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是为了讨好林彪。但是，他们搞的那些事情，我确实不知道，当时没有想到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不管怎样，我拥护起诉书，拥护审判，拥护判决。”
　　检察员孙树峰听到吴法宪说，他没有想到向林立果交权之后的严重后果，立即发言予以批驳，指出这是在推卸责任。最后问吴法宪：“你知不知道1971年9月12日晚256号飞机调动和林立果组织特种部队等事实？”吴法宪简短回答：“不知道，我把权交光了。”
　　此后，又经过3个下午的庭审后，12月18日下午3时至4时20分，第二审判庭开庭审问吴法宪，进行法庭辩论。这里早就坐满了旁听的群众。马克昌在辩护人的位置就座。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向被告人宣布：除委托辩护人辩护外，本人也可以辩护，被告人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旁听者担心特别法庭上的律师席是不是形同虚设？律师是否敢大胆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是否会被特别法庭接受？
激辩为其争取宽大处理
　　开庭的法定程序一结束，检察员孙树峰即以公诉人的身份就被告人吴法宪所犯罪行发言。之后，被告人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吴法宪说：“我确确实实为国家、人民、军队带来了灾难，造成了很大损失，我负有重大罪责。刚才检察员讲到我的罪行，都是有真凭实据的，人证物证都在，我过去也是这样交待的，所以我没有什么要辩护的。有个别地方我确实不知道，但这不关大事，我彻底认罪，服从法庭的判决。”他希望法庭能考虑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赎罪的机会”。
　　终于，轮到辩护人发言了。马克昌作为吴法宪的辩护人从3个方面为吴法宪作了辩护发言，他说：“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集团性的共同犯罪。作为犯罪集团的主犯，对他参与预谋或者参与实施的犯罪活动，都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对他自己没有参与预谋也没有参与实施的行为，就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起诉书第39条指控吴法宪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凭借吴法宪给予的特权，在空军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一点已为证人的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所证实。吴法宪对私自交权和交权后产生的严重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法庭调查证明，吴法宪当时并不知道林立果利用他交给的权力，组织‘联合舰队’，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活动，因此他对林立果组织‘联合舰队’，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一严重罪行，不应直接承担罪责。此外，起诉书第42条指控的林彪、叶群阴谋带领吴法宪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反革命活动，吴法宪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情况已为法庭调查所证实。”
在作辩护发言时，马克昌注意到特别法庭现场一片沉静，都在认真听自己的辩护。他提高嗓门接着说：“二，在确定反革命集团的刑事责任时，不仅应当把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与一般参加者区别开来，而且应当把反革命集团的为首分子与其他主犯区别开来，根据他们每个人在集团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参与实施犯罪的程度来确定其刑事责任。吴法宪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对此我们没有异议。需要指出的是，吴法宪在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中不是为首分子，为首分子是林彪和江青；在林彪一伙中，吴法宪的地位不仅在林彪之下，实际上在叶群之下，他的不少罪行是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实施的。”马克昌随即举例印证并请法庭据此确定吴法宪的刑事责任时，适当加以考虑。
　　马克昌接着说：“三，犯罪分子犯罪后，凡是认罪悔罪、交待罪行并揭发同伙的，司法实践中在量刑上历来都是作为可以考虑从轻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被告人吴法宪身上明显地存在着。吴法宪看了起诉书之后，在许多场合一再表示：‘起诉书是公正的，是实事求是的。’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他再三表示‘完全知罪、认罪、服法’。这些都是吴法宪认罪悔罪的表现。被告人吴法宪不只是口头上表示认罪悔罪，而且有实际行动。他如实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对同案其他主犯的罪行也进行了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