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晖：一个人的文革时代（宜昌）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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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出串联

离开宜昌时（1966年十月下旬），我的心情极为郁闷。同伴是高三的学生，平时不熟悉，如果不是文革，也不可能认识。在关于“标新立异”的争论中，他是站在我一边的，这是我们能走到一起的基础。
从宜昌坐船到武汉，要两天一夜。初冬，江上寒风凛冽。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呆在船仓里，有时会站到仓外，看看沿路的风景。随着船只远离宜昌，我的心情也慢慢好起来。毕竟太过年轻，对于未来的渴望，对于远方城市的好奇主导了我的心。
我们没有在武汉停留，而是直接转船去了上海。将上海定为我们串联的第一站，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后来的去向我们曾有过一些小小的争论。那个比我年长的校友基本上是让着我，争论过后还是按我的想法实施的。可为什么会将上海定为我们的第一目标，而不是北京或者说广州？现在也说不清具体原因了。
到上海后我就发烧咳嗽，支气管炎犯了。在当地接待站的安排下，我住进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这一住就是六天，同病房的都是来上海串联的学生。我邻床的是一位北京的大学生，好象是外语学院的。待人很亲切，随和而大方。他说他是国际红卫兵，当时，我不清楚这是个什么组织，但对于“国际红卫兵”这么响亮的名字，还是心存敬意的。他的言谈中似乎对中央文革不太恭敬。我没有太留意他的政治观点而是对他的行为举止羡慕不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个大学生。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滋生并且越来越强烈——这就是大学生！我也要成为一名大学生！
就连他的女同学来探望他，也让我羡慕。那位北外的女生进来时，我的邻床上厕所去了。可我不好意思对一个女同学说“厕所”这个词，当她问我她同伴的去向时，我居然会支吾不知所云。她看出了我的窘态，就说，是不是上厕所去了？她说“厕所”这个词时，和说其它任何词一样轻松。我点点头，那个女生禁不住笑了。
后来她的同伴出来了，那女生对他说了这件事。那男的也笑，女生还望着我，感叹了一句，这孩子！
那女大学生这三个字的感叹我终生不忘。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我为当年自己的愚昧和不开化而感到吃惊。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就是不好意思在女生面前说“厕所”这个词，好象女生们也一样。在有男女生都在的场合，如果有人要去方便了，是不会对众人告白的。女生之间相互用“一号”来代替“厕所”是我们这里公开的秘密。
这么一件现在看来平常不过的事，居然让我感怀多多，让我滋生对于自己生于小城市的不满及对大学生活的向往。
出院后，我们没有心思看上海的街景，而是一头扎进了上海的大学。惟一的一次例外，是我们专程到虹口去参观了鲁迅的墓地。对于鲁迅，我本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文革时毛主席对他的赞语广为流传，更让我对他钦佩有加。
我们到复旦，交大等学校去看了大字报。
当时上海交大的少数派还在受围攻。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被指责，他们抢“黑材料”的行为被攻讦。那种大字报成片，观者如云的景象让我兴奋。我理所当然地支持交大少数派，我在那些攻击少数派的大字报上，签上自己的反对意见。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我自己写的一则意见，那就是批评围攻者是“一叶障目，不识泰山”。我为自己能想到这么一句话而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这些小小的欢乐让外出串联变得有滋有味了。可同时，一种渴望参预、不能让自己置身度外的心情也渐渐滋长。
我们从上海到郑州。在计划中，是准备到北京，赶上毛主席第八次接见外地赴北京串联的革命师生的。可在火车上，我就变掛了。一种急不可耐的心情支配了我，那就是回宜昌加入造反的行列。我渴望行动，渴望像一个战士那样投身到火热的文革中去，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四处串联参观。
我的同伴拗不过我。我们没有在郑州停留而是转车回了武汉。
大串联坐火车的情景，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车厢里挤满了学生，坐位底下睡着人，过道上也全都是人。上车后想去一趟厕所，那真是比登泰山还难。如果你不幸坐在车厢的中部，那你没有一个小时，是爬不到厕所去的。是的，是爬，是从人身上慢慢爬过去，你每爬过一个人，就得说声“对不起”。而且还得站一会儿，寻求下一个突破口。一般情况下，你不能从女生头上爬过。可有时也不得不让她们委屈一下——因为你四周全是女生时，你就别无选择了。
火车每到一站，上车的学生是不可能从车门进去的，只有爬窗子。下的少，上车的人多。火车就越来越超载。越是超载，速度自然就越慢。
坐过那样火车的人，对于如今春运期间的旅途紧张，早就见怪不怪了。
到武汉后，我们去武大看了大字报。有一个大字报栏几十张大字报都是鲁迅的语录，好象是武大中文系的学生摘录的。大字报前挤满了人，几乎都是在那里摘抄的。我也挤在人丛中，抄了不少鲁迅的语录。那些深刻的颇有战斗力的话，后来在我写的大字报中，派上了用场。
听说武汉二司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大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也闻讯跑去了。
体育场里全是人，武汉各大学的造反派汇集在一起，各个大学的旗帜迎风招展，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被现场的氛围所感召，我给大会主席台递了一张小纸条，要求上台发言。主席台上的人看了我的纸条，就在高音喇叭中喊我的名字，让我到台上去。
听到广播中的喊叫，我很兴奋。没有一点慌乱，我从容走上了大会主席台。当时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慌张，那样沉得住气，仿佛久经考验而不是初次抛头露面一般。就是今天在回记这件事时，也不清楚当年我怎么会有如此的胆量？一个从小地方跑出来的17岁的中学生，天生就不怯场，根本不把人多当回事。似乎人越多胆越壮。也许，这是我能成为一个造反派头头的一个原因吧。
一位女同学接待了我。她听了我的口头要求并且了解了我发言的大致内容，就委婉地告诉我，因为要发言的人太多，而时间有限，故不能安排我上台发言，但对我的革命造反积极性给予了高度肯定，要我回宜昌后带领同学造资反路线的反。
其实在往大会主席台递条子时，我心里就明白，我的发言稿是不够分量的。以我当时掌握的材料（主要是宜昌一中工作组那么一点事）是不能在这样的大会上来批判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的。可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表达，那就是对迫害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仇恨以及对武汉大学生们的支持和寻求同类的心情。
虽然没有在那个大会上亮相，但我对自己的勇气和胆量还是比较认可的。至少，这次行为检验了我，也为我日后在宜昌抛头露面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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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筹组成立“宜昌红旗革命造反总部”(一)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回到了宜昌。
    那已是六六年的十二月初了。那年，宜昌的冬天并不寒冷，至少，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冬天也是温暖的。
    回宜后的第二天，我就兴匆匆跑到学校。学校里很冷清，完全感受不到文革火热的氛围。惟一让人想起文革的，是大字报栏，是一些教室的大门口张贴着某个战斗队的标志。战斗队比较多，但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叫“不信邪战斗队”。这是高二三班的一个组织，他们不是在自己的教室活动而是占据了教师的一个办公室。当时一中教师的办公室都在学校的中心，两排相互垂直的平房。我路过他们战斗队门口时，坐在门口的一个同学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想，这是因为“游击队”事件让我成了学校知名人士的缘故吧。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想先看看再说。
    当天下午，我去找了同班同学熊哲民。他是学校的团总支委员，我们班上文革领导小组的头头，也是宜昌一中赴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代表。当然，这些并不不是我去找他的原因，重要的是，他和我关系不错，而且，在一个多月前班上“红五类”孤立我时，他并没有参预对我的攻击。在我心中，他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
    我是在他家找到他的。见到我，熊哲民很高兴，他告诉我，他组织了一个“东方红红色造反战团”，是以一批赴京代表为主组组成的跨校组织，总部设在四中。他要我参加这个组织，做他的副手。我当时就同意了。
    熊哲民带我到了四中，在他的总部（也就是四中的一间教室），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他把我介绍给大家。我见到在座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初中生。
    正式开会前，熊哲民对我说，胡老二，你做记录。没想到，他一声“胡老二”引起了在座的那帮初中生的一阵笑声。那些女孩儿好奇的望着我，也许，在她们心中，“胡老二”这个叫法很好玩。
    我没有想到，熊哲民一句很亲切友好的称呼，却让我有了一个名震一时的外号。文革中，这个外号比我的本名要响亮得多。
    有了组织，就有了依靠。我每天都到总部去，带领那些初中生“造反” 。可是我们没有具体的目标，只有“造反派”的观点。所谓造反派的观点，就是“怀疑一切”和支持“南下一小撮”，在宜昌，就是支持全国各地来宜昌煸风点火的大学生，其中以武汉学生为多。宜昌保守派（站在当时的湖北省委一边）称他们为“武二赖子”。
   “怀疑一切”是从北京传过来的一个口号，在我的印象中，写得最好，也最有说服力的是“北航红旗”的一张传单。为什么“怀疑一切”会打动我的心？会让它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水岭？
    对于我个人来说，接受这个口号显然与我文革初期的处境有关。潜藏在心中的不满在宣讲“怀疑一切”时得到了渲泄。那些拥护我们的工人群众，大多也是在旧有的体制中过得不那么舒畅的人。至于战团里那些初中生，他们是赴京代表，文革初期没有受压的经历，他们跟在我的后面高喊“怀疑一切”，其实只是赶潮流而已。赴京，对于他们来说，不单是见到了毛主席，而且感受到“造反有理”的氛围。
   “南下一小撮”是湖北省委对北京南下到武汉的造反学生的蔑称。
       1966年8月下旬以后，不少北京红卫兵南下武汉，他们在湖北大学建立了联络站，树起了“首都大专院校南下造反大队”的旗帜。他们支持武汉各大学校的“少数派”造各院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反，并联合这些学校的少数派到湖北省委门前静坐，逼迫湖北省委表态支持他们。为首的是人民大学的学生赵桂林、付军胜等人。
湖北省委对南下造反学生采取了颇为坚决的对抗措施。省委书记王树成、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开会，研究对策，组织反击。省委决定，以群众和学生的名义，向全省人民发出“湖北人民保卫省委”的“呼吁书”，争取主动。王树声还具体要求组织代表团到北京去散发“呼吁书”。
湖北大学生学生会首先响应，发表了号召全省人民行动起来，保卫省委的“呼吁书”，紧接着，武汉市委机关也以群众的名义发表了类似的“呼吁书”。很快，支持省委的群众和武汉红卫兵成为多数派，形成对“南下一小撮”的围攻之势。
        9月1日，湖北省委召开多数派群众大会，张体学在主席台上很自信地大讲：“我们省委是个大红帮，南下学生中有右派。今天来的都是左派，你们不要做叛徒，做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北京来的人大那个大个子付军胜，就是个右派，他反对老子，老子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没有他强？（众活跃）他们是没有好结果的，将来不把他们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把他们划成右派，送他到湖北来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众大笑）这些狗崽子有啥了不起，只要跟他斗，他就要失败！你们的腰杆子要硬起来！”
    张体学的讲话迅速传遍武汉三镇，传遍荆楚大地！武汉掀起了驱赶北京南下学生的浪潮。几天后，在省委的授意下，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宣告成立（文革时人称武汉一司），张体学一身军装，乘敞篷吉普车检阅红卫兵。意气用事的大老粗张体学犯了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他模仿毛主席，实在是太没有政治头脑了！在会上，张体学还痛哭流涕地控诉赵桂林，大失省长风范。最后，张体学声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这就更不象一省之长说的话了。
    然而，张体学及湖北省委没有想到的是，北京南下学生的后台比他要硬得多。
    毛泽东自然是北京南下学生最大的支持者。他的意图，通过他的助手，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周恩来传达给了北京的红卫兵。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会”上讲话，不仅支持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点火，造反，而且对于去那些地方，要注意那些事情，都有明确的指示。
    有持无恐的北京学生和湖北省委对着干，在他们的鼓动下，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也在支持“南下一小撮”的浪潮中诞生。
    有一个现象对于今天我们认识当时两派的斗争很有帮助。当时名噪一时的北京女师大附中的学生宋要武（宋任穷之女，本名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上天安门代表北京老红卫后给毛主席献红卫后袖章，毛主席对她说，要武嘛，于是她更名宋要武）在武汉发表了一封《**》，她在信中开宗明义地说：

   “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在这些同学中，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竟然公开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他们妄想揪出了张体学就揪王任重，再揪陶铸，谁知他们到底要揪谁！！他们妄想打倒湖北省委再打倒中南局，谁知他们到底要打到哪里！！他们利用文化革命的合法斗争形式，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又是静坐、绝食，又是示威游行，企图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于这种反革命企图，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宋要武这些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他们是革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命，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以，他们在北京打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甚至把自己的校长打死，打出身不好的同学，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在文革初期他们犯下的那些“打砸抢”罪行，文革后，居然被某些人不加分析地加在了“造反派”的身上！
    宋要武们的“革命对象”是十分清楚的，谁要对他们当官的老子“革命”，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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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筹组红旗宜昌革命造反总部（二）

         1966年月10月以后，北京南下学生实际上取得了胜利，张体学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要求下作了检查。张体学要当“劳改队长”的话成为笑谈。
    而在宜昌，就是那些曾经支持湖北省委的工人和学生组织，又祭起了“武二赖子滚出宜昌”的旗帜，变相揪“南下一小撮”。
        1966年月12月，我就在辨论“怀疑一切”和支持“武二赖子”中渡过了。在此期间，我还带着一帮初中生冲击了市直机关一个保守组织的会场。所谓冲击会场，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恐怖，没有任何肢体冲突。也就是在他们开会时，忽然涌入会场，冲上主席台，飞舞战旗，高喊“造反有理”，让他们开不成会，主动挑起“怀疑一切”和支持武汉赴宜造反联络站的辩论，也就成了。
    由于我的投入，也由于熊哲民的消极（不久他就完全退出了），我很快成为战团实际领导人。
    我将战团更名为“红旗战团”。为什么要用“红旗”这个名字，一是喜欢北航红旗，二是认为“红旗杂志”封面上那两个字是毛主席的字，好看。一中和七中的一些高中生加入，使战团的力量得以壮大。于是，我萌生了组织一个更大的全市性学生组织的想法，这个想法，当然和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有关。
        1967年1月9日，上海三十二个群众组织发出了“粉碎经济主义妖风的紧急通告”，这是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次预演。
    也就在这一天，宜昌约七千工人，停机停产，上街游行，拥护湖北省委，支持武汉大专兵，高喊“武二赖子”（指武汉二司的学生）滚出宜昌等口号。其实，这批工人最为真实的目的，是想解决他们中的一些实际的待遇问题。他们组织了一个上访团，准备到武汉，去找湖北省委。那些口号，只是一种革命的借口，或者说只是一种旗帜。他们的上访团刚走出宜昌城区，就被宜昌工人造反派刘德光派人拦截回来。
    也就在这个当口，上海的消息传到宜昌，宜昌的学生造反派联合工人中的造反派，马上成立了一个“一、九”事件专案小组，打着反经济主义妖风的旗号，对宜昌市的“一、九”事件展开调查，目的，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借此打压“保守派”，宣告他们是错误的，自己是正确的。
    一月中旬，宜昌城区也展开了夺权运动。造反派学生联合工人，夺了宜昌地区广播站和宜昌日报社的权，派了自己的人进驻。邮电局6715战斗队（宜昌工人联合造反总部的下属组织）在四中东方红战斗队的支持下，夺了党委的权，接管了市邮局。
    就在这些全市性的活动中，我结识了宜昌二中的张哲年，四中的冯宗胜、陈明捷、医专的覃遵友、裴庆芬等人，我把想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的想法和他们进行了沟通，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可。在一月中旬的某一天（具体日子不记得了），我们在解放路的某一个地方开会（具体地点也不记得了）。与会的有十多人，也就是宜昌十多所中学和师范及医专的造反派学生。会上，通过了我提出的“红旗宜昌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旗总部）的名称，组成了七人领导班子。当时没有确定谁是一号头目，只是有一个分工，我分管宣传，为宣传部长，并决定于1月27日在宜昌剧院召开成立大会。
    参加了会议而没有加入红旗总部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师范学校的余和霖。这个人性格孤傲，自视甚高，宁做鸡头也不做凤尾。他的观点和我们一致却不同意组成一个大的全市性的组织。我记得，我送到走时，他那昂头挺胸、意气风发的样子让我的心为之一动。这个人后来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之间的故事是我生命中不可缺欠的一段经历，是两个血性的男人患难与共的友情的见证。后面我会有温情的叙述讲到它。
    红旗总部成立时只有五个军团，七百多人，他们分别是一中红旗战团（一军团），四中东方红公社（二军团），二中东方红野战兵团（三军团，后更名为百万雄师过大江兵团，简称百师团。），财贸干校星火燎原红旗造反团（四军团），医专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五军团）。
       1967年8月，红旗总部发展成为十五个军团，共有五千多人（当时宜昌城只有一万多大中学生），成为宜昌地区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
    总部在地委大院办公（现桃花岭饭店内，当时的大楼已拆）。总部头目中，只有我一人在总部主持，各校的红旗战士到总部来，能见到的也就我一个头头。时间长了，特别是和大家一道经历过患难之后，各校的红旗战友也都比较听我的召唤，这也是我后来成为红旗总部主要负责人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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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二章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1、一月革命

          1967年月1月下旬，宜昌城内的造反气氛已经比较浓烈。“造反有理”不仅是领袖的号召而且也成为了一种“时髦”，不论那一个群众组织，都把批判当时的宜昌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不论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在口头上，他们的标语和口号上都是这么叫喊的。所以，仅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所有的组织都是造反组织，所有的人都是造反派。
    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
         1967年1月29日（以下事件的具体描述特别是具体日期都是依据1968年编辑的《红旗总部大事记》），毛主席发表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当时叫最高指示），全市各群众组织纷纷上街游行或者上街刷大标语，欢呼最高指示的发表。
    当天，宜昌军分区召开全市一些大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开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军分区负责人侯占太（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是地委书记杨春亭兼任）在回答大家提出的“谁是左派组织”的问题时，竟表示“不知道”，引起了会场一片喧哗。
    与会的各群众组织当然表示强烈不满。当时我们有这么一种心理，虽然高喊“造反”，但心里仍然渴求要“上面”认可，这个“上面”，除了毛主席、中央文革外，人民解放军至关重要。因为军队是毛主席领导和信任的。如果在宜昌，得到了军分区的支持，心里似乎就有了一种保障。所以，这个会议上，我们还只是希望得到军分区的支持和认可，并没有想和他们闹翻。后来的发生的情况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
    其实，侯占太的回答并不错，如果他当场指认谁是左派谁不是，势必会引起矛盾。何况，在他的心中，象我们三总部这样一些和地方党委对着干的组织，不会是什么好鸟。全国绝大多数党政干部不都是这么看的吗！只是我们当时不清楚罢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是跟着他干革命，可在那些党政干部心中，造反派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因为造反派，让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安宁了，他们不敢对毛主席说三道四，只有把对文革的不满和怨气，发泄在造过他们反的群众身上，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想过，那些群众为什么会造他们的反，他们也不愿意反省在文革初期，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经历，更不愿意反省自己作官当老爷的种种劣行。
    造反派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我们当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紧跟毛主席就行了。
    为了掌握更多的材料，我们决定去抄地委书记杨春亭的家。记不清这个决定是谁作的，但人是我带去的。也就五六个人吧，而且都是四中的初中生，更有意思的，是杨春亭的大女儿带我们到她家去的。她的大女儿是我的同学，高我一届，宜昌一中高二一班的学生。因为她加入了红旗总部，为了表示革命，就主动带我们去她家。她是在解放路碰到我，给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当时就表态说好啊。我并且表示，所有地委和专署干部的子女，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加入红旗总部。当时的群众组织怕沾“走资派”的边，追求组织的“纯洁”。而我不这么看。就如运动初期我在学校支持所谓的“黑五类”子女可以外出串联一样，我支持所有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加入造反派的行列。不管他们的父母是不是“走资派”，在我心中都一样。我一直以来都坚持“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这个立场。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的家庭出身并不好，但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革命的领袖。我这个话一放出，几乎所有地委和专署的主要领导干部的子女都成为了红旗战士。
    到杨春亭家以后，他的夫人接待了我们。看得出来，她很害怕，在当时的形势下，她怕是有道理的。可她见到我们并不是凶神恶刹的样子，也就慢慢平静下来了。我对她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她拿出了一摞材料，说是杨放在家里的，然后说，家里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材料了。
    我信了她，拿过材料就走了。
    这就是我们抄家的全部真实情况。
    今天回想起来，我为我自己自豪。为我多读了些文学书籍自豪，为我温和的人性自豪。我当时为什么就那么文雅呢？联想到几个月前抄班主任的家，我也是没有动手。如果说当时是跟着别人去的，不动手情有可原，这次是我自己带队，为什么就不下令其他人动手呢？这和我自己的性格有关，和文学名著对我的人性的滋润有关。对于弱者，我做不来撕破脸面的事。我一生都是服软不服硬。如果有人持强凌弱，我却敢和他对着干。我可以骄傲地说，在文革中，我没有一个私敌，没有欺负过任何一个人。所以，不论是在宜昌造反派还是在保守派中，我的人缘都不错。
    象我这样的抄家经历，在文革中可能是极为少见的。它并不能为其他人在抄家时的打砸抢行为涂脂抹粉。
    熟知我的朋友可能会开玩笑说，我之所以没有真抄地委书记的家，是因为他的大女儿，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面对历史，我可不想一笑了之，我得认真地回答朋友们。
    后面还有事实可以证明，我不仅对地委书记如此，就是对保守派的头目，对被专案组修理的老干部，都是很温和很仁慈的。面对某个“个人”，我狠不起来。
    至于地委书记的女儿，当时，我刚刚认识她。革命，让我无暇顾及个人的内心世界，说实话，在风起云涌的造反大潮中，我的眼光根本没有在她身上多停留一秒钟。一年以后，当我在宜昌造反派中的地位已经边缘化，她才慢慢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调侃一句，我是玩完了革命再玩爱情的。
    几天后，我带领十多人，抢了宜昌地委的材料。更准确地说，不是“抢”而是“偷”。
    具体情报是两个红旗战士提供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专员张三杰的儿子，四中学生，一个是地委妇联主任的儿子，五中学生。不然，我也不可能知道材料放在什么地方。当然，他们两人是如何知道放材料的位置的，当时我没有问，现在也不清楚。
    那晚， 我们从一间大办公室里“偷”了十几个大麻袋，里面全是各种材料，油印的多，铅印的少。整个过程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不知道是否有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没有一个人来干涉我们却是事实。
    第二天，我组织几个人，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从十几个麻袋中清理出了几十份我认为有用的材料，摞在一起也就二十来公分吧，不算多。然后将剩下的又放回原处去了。地委院内有人看到我们做这些事，但没有一个人来管。
    其中有一份铅印的“61年事件”（上面标有“绝密”字样）的材料我认为极有价值。就是这份材料，让我明白了宜昌“61年事件”的真相。我将这份材料交“专轰市委战斗队”保管，在“3.2”通令出来后他们交给了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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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革命大方向

       1967年2月1日，红旗总部组成了“专轰市委战斗队”和“专轰地委战斗队”。这是我们认为的“大方向”。之所以成立这么两个专班，就是为了写出有份量的大字报，把宜昌地、市委的问题搞清楚。
    几天后，红旗总部专轰市委战斗队写出了九十多张为被市委打成“反革命”的左涛平反的大字报。左涛是宜昌市科委的领导干部，以田英为首的中共宜昌市委将其打成反革命是一桩错案（文革后此人也平反昭雪）。这份大字报在市委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荡。它打破了市委院内的沉闷空气。一方面，它推动了市委机关内部的干部起来造反，另方面，扩大了红旗总部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机关干部中的影响力。
        2月2日，红旗四中东方红公社抢了宜昌市委的材料，并派人进驻了宜昌市公安局。抢了些什么材料我不清楚，但他们的进驻公安局，在现在看来，有点小儿科了。占了一间办公室，就算进驻？对公安局内部的任何事情，都无权也无法过问。
         2月3日，三总部代表参加了地委常委会。我不清楚是谁联系的这件事，也想不起我是不是参加了这个会。一般情况下，这类会议我都是让二中的张哲年去参加的。我主持总部工作，他经常代表总部到外面开会。所以，有些人把他当作红旗总部的一把手，并不奇怪。1967年8月，造反派在全国得势，工联的头头刘德光从监狱出来，他主张四总部联合办公，由他，冯长丰，及红艺军的负责人加上红旗的负责人成立四总部最高领导机构。刘德光点名要我去，他对我说，红旗的事，是我说了算。我还是推张哲年出面，让他去了。在红旗内部，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我是一号头头，连武汉钢二司赴宜昌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中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个报告现保存在刘德光手里）。而在外面，也有人认为张哲年是一号头头。其实都不算错。1967年8月，红旗总部成立了九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当时叫勤务班），在班子中，我年龄最小。其他都是高二高三和大学的学生。由我、张哲年、覃遵友三个组成核心小组。他们俩人当时是要我当班长，因为在红旗内部，的确是我管事多。各校也是我人缘好。但我推辞了，说让张哲年当。此事议过一回，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主管内部，张哲年对外。
    在1967年的2月，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谁是红旗一号头目的问题。我们没有心情想这些事，在我的心中，造反和当官无关。况且，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不是什么官。
        2月3日的会议，主旨是督促地委搞好当前“反经济主义歪风”的工作，抓紧革命大方向。会上根本没有涉及到一点关于地委权力的问题。
    经济主义歪风是当时的提法，现在看来，一些工人（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群众借文革之机，就自身的待遇提出要求，要公平公正，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当时的毛泽东不会管这些事，他的心思在“两个司令部斗争”上。为了迎合他的大方向，上海的张春桥等就将这些工人的要求斥之为“经济主义”。
可就是这样一个会议，被另外一些组织认为是“分权”黑会。
    我们在忙这些事时，宜昌城内有几个群众组织却对我们大打出手。一些工人和学生联合到我们总部闹事，他们在总部内大搞打砸抢。每次，都是我带着在总部的二十来个学生守在那里。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有高呼口号和唱歌。喊的是“革命有理，造反无罪”，“工人群众要支持革命小将”，唱的是“抬头望风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在1967年2月红旗总部数次被围攻的过程里，我都站在最前面。我的身后，是二十多个红旗战士。其中多数是初中生，而且女孩子居多。这些经历，让我和他们的心贴得最近，也让我成为他们最信赖的头头。
    在红旗总部存在的岁月里，我是守在总部最多的人。除了回家吃饭（挨饿是经常的事——实在是太忙了），我成天都在总部。在我自己心目中，总部就是我，我就是总部。召集各军团的头头开会，决定红旗总部的所有重大行动，包括制定每一个时期的标语口号，全是我的事。
    还要告诉后人的是，在整个文革期间，我没有吃过一餐公家的饭，没有花过一分钱公款。红旗总部在辉煌时，曾专门请了市财贸干校的蔡老师管财务。有了一点经费，全用在总部的办公上。我到现在都不清楚，我们的经费从那里来的，怎么用的。我没有操过这份心。我太信任蔡老师了，太信任身边的战友了。总部二十多个工作人员，也没有一个人消费过一分钱的公款。当时，我身边的造反派（起码是我们学生们）纯洁得现在的人都无法相信。当年很正常的的小事，现在你说给后人听，他们会以为你娇情，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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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二六事件

        1967年2月发生了太多的事。在全城最有影响、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是2月6号和7号发生的事。宜昌人称之为“二、六”“二、七”事件。
         2月4日，宜昌街上（主要在解放路一带）出现了“红旗总部的某些人究竟在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公开把矛头对准了我们总部的负责人。虽没有点我的名，但就是冲我而来的。我现在记不清大字报的内容了，在当时看来，不过是表达了一种和红旗总部相对立的观点而已，也没有什么让我们心虚的内容。
    大字报署名“宜昌三司”。这个组织本来在66年12月份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运动路线时被迫解散。可在1967年的2月，在宜昌军分区和市公安局“接管委会员会”的支持下重新树起了大旗。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后再次解散，此后退出宜昌的文革舞台。
    宜昌三司主要头目姓武，外号“武二瘌子”。他是我在宜昌市少体校训练时的同学。当年我们都是初一的学生，也就十四岁吧。他是武术班的，我是无线电班的。但在一个院子里，经常见面，算是熟人。在少体校时，我还在他面前露过一手“手劈青石”的绝招。当我把一块两公分厚十多公分长的青石用手劈成两半时，他简直就惊呆了。我当然很得意，他向我请教。其实，我用的是巧劲，但我没有告诉他真相，而是骗他说，天天用手掌劈墙，至少要炼一年。他这个人，炼武有瘾，居然就信了我的话。一个暑期，他将体校食堂的一面墙劈得遍体鳞伤，也没有炼成“手劈青石”这一绝招。十多年后，他为了一个女孩招工的事找过我，请我吃饭。我也给他帮了忙。可在1967年，我们却是对立两大派的主要头目。
         2月5日，街上又出现了“打倒政治扒手刘德光”，“刘德光是铁杆保皇派”“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等大标语，公开将矛头指向工人造反组织工联总部。
    此事的幕后操纵者是一个武汉赴宜的姓付的学生。他联系宜昌的一些学生组织，提出“上揪闫钧，下揪田英，打倒地、市委”，是表现相当激进的一派。刘德光不同意他们的作法。据刘德光现在告诉我，他和市委书记田英接触后，认为他这人人政策水平高，有政治头脑，是个不错的干部。有心保他，但又不便公开这么做，也怕别人揪辫子。他就将田英控制起来。当时工人总部在市委机关里占据了一小栋办公楼，刘德光专门给田英一间房，让田英在里面办公。不准其他组织的人接触田英，更不用说揪斗了。刘德光对外的理由是：要批斗田英可以，但要全市造反派联合起来斗，不能说今天你来批，明天他来斗，那书记还有没有时间搞其他事？很显然，这个“理由”在当时的政治气侯下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它只是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那些想揪斗田英的组织三番五次找刘德光要人，而刘德光总是推三阻四之后，很自然，他们认为刘德光在保田英。在当时，保市委书记的人怎么会是造反派呢？所以，他们向刘德光发难，是有道理的。
    当风声很紧，要斗田英的组织多了后，刘德光就将田英转移到宜昌县黄花养路段藏匿起来。
    现在来分析当年刘德光的心理，我是这么认为的：他从柴油机厂杀向社会，成了全市最大工人组织的头目，究竟如何造反？如何革命？心里其实是虚的，是没有明确目标的。上海搞夺权，他在宜昌也搞夺权；毛主席说要斗走资派，他就进驻市委去揪走资派。但当他和真正的市委领导面对面接触后，他的心理悄悄起了变化。刘德光是个讲理的人，他胆大不怕事，但并不胡来。加上他和田英并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所以，从政多年的田英几番话是能打动他的。可以想见，这个受共产党教育多年的人，心中对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还是有一点敬慕之情的。他对田英产生好感也在情理之中。
    刘德光一生的恶运就是从保田英开始的。他后来坐牢，长期被关押，成三种人，并且到老都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失去了工作单位，连养老保险都没有，可以说起因就在于他对田英的态度。如果当年刘德光不是这种态度，让那些人批斗田英，也就没有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了。
    可田英并没有回报他。田英后来恢复工作，重当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在省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在位时他也没有为刘德光说过一句话。
    当然，他老了，退下来后，对刘德光的遭遇还是表示了同情的。2002年，当刘德光到武昌水果湖田英家里去看望他时，他听说刘德光现在居然连养老保险都没有，说他们“太不讲政策”了。可他们是谁？当然是把刘德光搞成今天这个地步的共产党的体制。
         2月6日上午，刘德光带着几个人，开一辆北京吉普，到一个群众组织去澄清一些问题。刘德光的用意很明显，他要为自己辩护。当时的他，可谓意气风发。他以为，只要他一出面，就能将那些人搞定。
可人家不买他的帐。双方发生了争执并且有一点肢体接触。对方就提出到公安局去讨个说法。刘德光说，去就去。他心里坦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陷阱。
    双方十多个人到了学院街市公安局大院，在院子里仍然争论了一个多小时，双方都没有人动手。
    忽然，市公安局宣布将刘德光这边的几个人当场逮捕。这就是震动江城的“二、六”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