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汉阳事件”与现代新闻制度

tuffy05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morbell.com），版面：新闻传播学
本文链接：http://bbs.morbell.com/viewthread.php?tid=298150   

【*】 *

近一两年来，《南方周末》和《今日名流》都发表过关于“汉阳事件”的报道，湖南朱正先生还在《同舟共济》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当年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在“汉阳事件”中所写出的不实报道，他特别提到了一个记者的人格和良心问题，因为文章不在手边，我就不引原文了。

1957年夏天发生的“汉阳事件”，在八十年代中期已得到了平反。当年这个被视为“小匈牙利事件”的“汉阳事件”所以能成为一件冤案，固然与1957年夏天的形势有关，但与我们的新闻制度和新闻从业人员的人格与良心确有极大关系。我一想到这里，就对当年的新闻记者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更对没有现代新闻制度感到悲哀。要知道，一件由正常的升学矛盾而最终导致三个正在壮年的中学教师被枪决，这不是一件小事，人命关天，世间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汉阳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死者长已唉，我们还活着的人，特别是新闻从业者，应当从这一事件中想到，一个没有现代新闻制度的时代，记者的笔是很容易杀人的。

“汉阳事件”的平反，后来也费了许多周折。其实这样的事件，我们仅凭常识就可以看出是一件冤案，不是事后说这样的话，而是当时就有许多老百姓和西方记者，凭最简单的常识来判断这一事件，可我们的新闻记者就不是这样了。

也是由于研究的关系，我在查阅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料时，偶然看到一些有关当年“汉阳事件”的资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我所见到的材料可以说明，我们的新闻记者不是不知道事件的真象，而是没有勇气说出真象，或者只把真象说给高层，而不是说给舆论。如果在那个时代，对于同样一件“汉阳事件”，没有其它声音，我们不好对新闻记者再说什么，而现在的情况是当时就有西方记者对事件表示了不同看法，他们不是用政治的标准，而是用常识来看这一事件的，快五十年了，我们应当说，他们是对的。还有胡风事件，我最近看到了大量系统的港台和西方当年对这一事件的分析报道，公平地说，他们也是对的，我们今天对于胡风事件的评价，没有超出当年他们的分析，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可以利用这些材料写一本《胡风事件传播史》，比较同一时期中西方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和分析，从中看两种不同新闻制度的意义。

五十年代常看《参考消息》的人，可能还会记得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漆德卫这个人，当时因为他的客观性，曾有要驱逐他出境的报道。也是历史不应该遗忘“汉阳事件”，在事件发生不久，有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要来武汉访问，漆德卫就委托代表中的一位名叫格兰特的黑人女记者了解事件的真象。这个情况被当时新华社记者孙玉昌以《美青年代表对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案件的反应》为题，作为内参上报（《内部参考》1957年2243期），为我们保留下了一份史料。

美国青年代表团团长是麦肯纳，他们到了武汉，就要求到汉阳采访。据孙玉昌文章介绍：“来汉第二天（9月10）晚上，由了解汉阳案件的新华社、湖北日报两名记者向他们作了介绍。当场部分代表态度很是无礼，如施瓦兹说：‘这样的介绍是给我们打防疫针，还不及看报纸，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正义和非正义的事情，这案件如果是非正义的，现在也没有办法（指枪决罪犯）了，很遗憾。”泰勒说犯人的“口供是法院先写好，念给他们听逼他们承认的。”他并提出：“一个记者，受路透社（可能指漆德卫）委托，要同居民座谈，到枪快犯人现场摄影；否则你们得给我一个证明，我好交差。”

11日，代表团11名代表到了蔡甸（汉阳一中所在地），在一中呆了很短时间，由一位姓李的校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对事件的常识性反应：

一、关于学生参加游行、暴乱的问题：有多少人参加？多少人反对？为什么学生听他们指挥？共青团员是否参加了？参加暴乱的学生为什么未判刑？暴乱前后学校有什么迹象？参加暴乱的学生是否还能享受助学金？校方怎样消除暴乱在学生中的影响？

二、关于判刑的问题：他们在现场有些什么活动？在什么地方开秘密会？几人参加？法院怎样知道的？审判时有几个法官？几个审判员？有无群众参加？谁决定的死刑？审判时有无见证人？审判后他们请律师辩护了没有？王建国等上诉是要求减刑还是否认事实？中级、高级法院是凭初级法院的材料还是重新进行调查、审判的？枪决时，群众是否听见枪声？处死刑的家属生活如何解决？参加暴乱的教员张安建未判刑是否因为他出来揭发了材料？

三、关于案件的起因、性质问题：当时汉阳一中反革命是企图推翻当地政府还是进行全国暴乱？全国各地都可能有反革命，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生暴乱？这种暴乱分子比一般杀人犯、强奸犯是否更严重？暴乱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由于政府的错误所引起？

还有西方记者提出：“他们明知有军队、警察，为什么还这样作？我想不通。”

新华社的内参是当时高层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毛泽东对此就非常重视，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对于“汉阳事件”的不同看法，高层不可能一无所知，新华社记者听了西方记者的提问，如果不是白痴，按常识理解，他们不可能不对事件产生一些怀疑，如果没有怀疑是不符合常识的。现在问题就来了，有这样多角度的参照思考，为什么还会对“汉阳事件”写出当年那样的评价？是高层的压力还是记者的主动？至少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有高层对这一事件表示特别兴趣的史料？

“汉阳事件”的事后分析证明，现代新闻制度比现代新闻记者更重要，有了现代新闻制度，才能有现代新闻记者，没有制度，光有记者的人格和良心也是靠不住的。五六十代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类型的反革命事件，可以说从大到小，基本都是错的，这样的事，在现代新闻制度下就很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