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力为 从民族崛起视角解读新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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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力为：从民族崛起视角解读新中国历史（上）

内容简介：
18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充满了屈辱和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崛起的新道路。五十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崛起之志仍旧激励着人们奋斗。然而，中国社会内部各个群体之间究竟如何团结协作，才能赢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重新崛起，这是至今还存在激烈争论的地方。
有人主张中国要坚持为世界跨国资本再打二十年工，有人倡导要走自主创新之路；有人主张为了推行某种制度化改革，不要怕社会不稳定，有人倡导要创建和谐社会。老田先生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又对新中国历史颇有研究，在网络世界里有很大影响，其学术思想对于认清世界格局和中华民族崛起之路有重大意义。在这个视野里，我们重新回顾新中国所走过的历史，对于我们个人或群体的命运或许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于未来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或许会有更多的自觉。欢迎关心中国社会的各界朋友参加，参加者请提前登录乌有之乡书社网站（http://www.wyzxsx.com）首页预订座位，并请提前15分钟到场入座。

下面是现场速记文字稿，已经老田审阅。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乌有之乡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我们本周的周日讲座主题是"从民族崛起视角解读新中国的历史"。大家知道，从18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充满了耻辱和抗争。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开始寻找一个新的道路追求我们民族的复兴。大体来说，我们走过了两个时期，尝试了两条道路。在今天，我们有条件，应该能够去回顾反思这两条道路的利弊得失。今天我们请在这方面有独到研究的老田先生给我们做这次讲座。欢迎老田。
老田：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历史问题，其实历史是最不好谈的，因为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一切，而中国今天帮助人们把握历史问题的一切社会科学门类，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等的发展都明显滞后，几乎一切学科的理论知识在中国学界，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前不久，刘国光教授就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等问题，发表了一次有重大影响的讲话，他这样一个讲话的内容，就显示出学界在经济学上的分歧有多大。
年初在乌有之乡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位学者说，中国没有政治学和历史学，这两个命题，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实际上是一致的。中国没有适应自身情况的真正的政治学，就说不清楚有组织的力量和资源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也当然说不清楚一个历史潮流背后的推动力量，以及这个推动力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并如何起作用的。
在这样严重的认识分歧背景里，我们来回顾新中国的历史，也肯定意味着隐含着巨大的分歧，今天我们讨论新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在我自己所选择的角度，在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视野里，来探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由于时间和局限和认识的不足，我的总结将是一个开放式的提纲，不是最后的结论，而在一个不同的认识起点上，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看待新中国历史的问题。
一、 新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人类社会过去所经历的历史，我个人倾向于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农业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这样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中国的今天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上面？前农业时代，人类是以氏族组织的方式群居，共同劳动求生存。个人脱离群体，就无法解决安全问题和生产问题，因此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高度一致，是在人类遭遇难以克服的生存竞争压力之下的全盘合作生存方式。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 这个时代有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决定性地不同于前农业时代，一是绝大多数人要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生存；二是在农业普及的历史过程中间，为了应付政治上分裂和竞争带来的高安全成本，中国在春秋战国的列国争雄之后，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正是因为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中国传统农业时代发生了明显的分离，此后的中国社会就与欧洲非常不一样，欧洲的封建时代，领主手中还掌握着政治权力，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把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垄断在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里面，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手里，再也没有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了，因为这样，中国的民间就相对自由，较少超经济强制。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知道，在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中，往往宣传说农民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农民到底是不是受到超经济强制和封建剥削，我要提出一个问号。当然中国农民受到地主的剥削是极为沉重的，突出的表现是地租非常高，有些地区达到收获量的50％甚至更多，但是这样的剥削率是不是通过超经济强制实现的，是需要追问的。我有个朋友过两天会来乌有之乡做演讲，他的看法跟我类似，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性质是农业资本主义社会，高剥削率地租的存在，是因为地少人多的结果，由此带来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降和土地价值上升，高地租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要素价格不同。这样的一个结论，在面向实际的研究者中间，很多人在观测中也都发现了这一点，比方说，美国的黄宗智教授在他的两本书中间，都提到了中国的高地租问题，并认为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多，土地少，在地主和农民的谈判当中，农民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我们很幸运，这样一个时代随着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再加上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对劳动力极端不利的状况，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工业的社会，主导产业不再是农业，在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中间，包括农业和采掘业在内的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已经下降到国民生产总值15％以下。即使从就业方面看，也有接近一半的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了。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的生产过程和产值中间，都要由基础工业提供了一些基本性的支持。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上，核心内容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带来整个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方面广泛深刻的社会变迁，有人就把这个转变过程称为现代化。这一过程，中国人是后来者，而且迄今为止，因为工业化的进程还在中国继续展开，其后果还在陆续呈现。特别是，过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把握、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都还处在未定状态，人们对此还有非常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中国工业化时代，其起点，根据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意见，大致上，可以划在1840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注意在农业之外的发展问题，工业化首先是要应付列强给中国的安全压力，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发起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兵器制造技术，后来又开始反省传统农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最后开始反思和怀疑中华文化的存在合理性问题。在1860、1870年代，中国晚清的朝廷上，就有大量的洋务派，他们热心推动并新建了很多的新式工业。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是认为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行，也要引进西方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就是要在中国落实西方的制度。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市场占领有所放松，民族资本也有所发展，后来被人称为所谓的黄金时代。这基本上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在争取工业化道路上的不同步骤，随着日本的入侵，这一过程终结了。
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盲目跟随西方的思路，也进行过深刻的反省，一战之后梁启超从欧洲游览回国之后，就开始反思西方的那一条道路了，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失败后，发生了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的知识精英逐步抛弃了原来简单跟随和照搬西方主流思想的套路，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广泛地赢得了思想阵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间说，中国人有历史意识主要得益于宣传派的鼓动，由此可见当时被钱穆称为宣传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蒋政权时期就占据了主流位置。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实际上走出了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窠臼，领导平民阶层完成了一场哀兵奋起的革命，并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新中国。
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的尝试，从洋务运动算起，经过各类精英们的努力，差不多在中国进行了一百年的时间，始终无法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和国家安全问题，长期无法解决，这样的目标一直迁延下来，留给了新中国。
由于一百多年来精英阶层的工业化努力的反复失败，特别是迁延下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又日益严重，新中国实际上选择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而且这个选择也不是一次完成的，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原先打算利用资本的正面作用，至少是不打算排斥资本家参与主导工业化进程的，这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里面。后来这一纲领被修改，三大改造提前进行，则是根据事实特别是资本和资本家在建国初的表现来重新决策的。
二、 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要求
二、 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要求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才全面展开。在工业化开始的时候，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很清楚，在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上，也有很强的共识。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和路径选择上，中国工业化过程则要受到本土资源禀赋的决定性制约，中国资本积累不足同时劳动力资源很丰富。
我们看到了从土改开始，再经过互助组到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这样实际上是尝试了一个非常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针对的是中国劳动力非常丰富的事实，这也不同于洋务派"富国强兵"的狭隘努力，与"黄金十年"民族资本努力也不一样的、主要是共产党组织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工业化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不符合以欧美经验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间，为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作出的各种强化行政权力的整合作用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努力过程的经验和教训，迄今为止还没有很好的总结，更没有理论化，即便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进行总结，只是在政治上和方向上加以简单的肯定，不让说坏话而已，这一努力过程至今还没有进入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
在前工业时代，人的劳动最重要，特别是经验和技巧具有决定性。新中国在工业化的起点上，恰恰也有一个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问题。随着机器的出现，人的劳动和技巧，就后退到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位置上，决定性的是你有多少机器和工厂，你的产业兴旺与否，是由机器生产的规模决定的。一个国家之内，你能生产多少可分配的经济剩余，直接决定了国民的福利水平，而剩余沉淀转化为新的机器和工厂的速度，也影响到以后的国民福利水平。关于工业化，经济学理论不分左右，都有共识，就是工业化的进程直接与剩余转化为机器的速度有关。要剩余沉淀为资本，要转化为新的机器和厂房，这是工业化不可超越的基础，符合中学物理化学中间的两大定律：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这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他的对立面，都承认的。在各个社会科学的学科里面，经济学对现代化进程和工业化的解释力，都是最突出的，关键在于经济学始终把握住工业化的一个根本要素：经济剩余转化为再投资。经济学呈现了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工业化的进行和现代化的起点，把握得非常好，远远超过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的概括能力，由此产生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经济学里面的共同点是肯定剩余转移的规模决定工业化速度这一点，根本性的分歧是有人肯定这一过程要由资本家来主导，另外的人则认为这一过程要由政权来主导。马克思实际上肯定资本家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合理性和唯一性，结果被韩德强说成是"资本主义首席辩护士"。
跟着工业化过程的根本要求，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中间，两个方面都不止一次尝试过。从1840年以后，到今天有140多年的时间，中国几次尝试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方案，而且都不止一次出现，照理说中国应该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并上升到理论上。晚期的洋务派是典型的政权主导工业化，不管是"官督商办"还是"官商合办"，都是政权主导型的，政权参与主导不能说是大清王朝的官员特别不怕麻烦或者想要借机贪污，根本原因是民间资本的短缺和工业化进程的高风险，客观上需要政权的参与和保障；从黄金十年到蒋介石时期，主要是私人资本主导，包括外资和内资；在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就由政府来全面主导工业化的进程。到了1980年之后进行改革开放，有一个很短的时期的结合，既有国家的主导，又有私人资本的逐步兴起，属于联合主导性质；今天许多人主张"国退民进"改由私人资本主导，国企也大量私有化了，又回到私人资本主导。
为了帮助总结历史经验，也为了深入分析工业化的具体进程，我就经济学左右派的共识画了一个示意图，帮助大家来总结中国工业化经验和教训。
这个图所表示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技术进步和产业规模的扩大，与新技术装备生产过程紧密相关，工业化的进程所需要的剩余数量是不同的。图形中间方框的面积，是对应着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要求的剩余沉淀规模。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是发生在英国，这个工业革命是在手工业阶段，在分工的基础上积累了长期生产的经验，由此实现了工具机的改进，工具机实质上是把专业化的手工操作机械化，几十倍地提高了纺织业的效率，最引人注目的是蒸汽机的改进和推广应用。落实这一工业革命的技术，要求整个社会向工业革命提供的剩余是非常少的，直到1848年的时候，法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先进国家了，全国总共有5200台的蒸汽机而已。这个时期的蒸汽机还是最高技术的体现，一般的工具机多数是木材质地的，制造机器的也多是铁匠和木匠，英国为了保持技术先进地位，一个最主要的措施是禁止铁匠和木匠出国，这说明了早先的工具机很容易被仿造，技术特容易流失，没有多少高技术。
第二次的技术革命，最具有代表行的技术是内燃机的发明，还有电气技术的应用，化学工业的兴起，代表性的行业还有汽车和电机制造等行业，这一次是真正的典型的大机器生产和大规模企业唱主角的时代，这一次工业革命体现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间，要求有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料被开采和利用，这就要求建设庞大的运输系统以帮助实现资源输送入生产环节，以及在市场上实现产品分销的需要，大机器工业的引入和无数的工厂，庞大的交通运输系统建行色，决定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要求巨大的剩余转化为机器和工厂。
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中国工业化，实际上就包括着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因为中国是后发国家，用不着区别这两个过程，而是贯穿在一起。我们知道，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是在高积累政策是执行了20多年之后，才取得初步成绩的。大跃进和高积累本质上是一回事，就是发动人民少吃饭、多干活，省下来的剩余就是要用来支持多造机器，多建工厂，造铁路、公路、码头和船舶、汽车等等，所以要完成这一次工业革命的任务，没有重工业优先和高积累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存在违背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的高招和捷径。工业化在时间段上，是从1952年开始，大概在1978年、1979年这个时候，工业化的第一步算是走完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政权主导的快速工业化，也可以称为"大跃进"战略，一九五七年刘少奇把大跃进目标归结为"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不要求中国人民少吃饭多干活了，舍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1985年我国进行过第二次工业普查，普查的数字显示在整个工业里面，中国自己提供的机器装备占全部工业设备比例的82.1％。这样的数字说明，中国基本上掌握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主要依据和体现就是中国初步实现了装备技术的国产化，新工厂建设所需资本货物不再依赖进口，由此可以认定中国走完了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部里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与第二次革命的要求很不一样，不再要求大量的钢铁和机器作为生产资料沉淀下去，而是以智能化机器为代表的技术，这一次革命不再是扩大人们的手工劳动，而是直接以智能化机器去部分地取代人们的生产经验积累过程。在新的技术推广上，要求沉淀的物质资源和资本是非常少的，智能化机器系统的改造，主要是落实在机器和生产线的控制系统部分，目的是取代人们的生产操作经验积累，实现更为稳定的生产控制，提高产品的品质，特别是智能化机器更能够实现小批量生产要求，以期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这一次技术进步的主要投入，是要求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大量的高技术人员群体及其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这一次技术革命，在西方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时间上一致。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由国家政策主导了一个技术装备进口为主的政策，放弃了前期的技术革命的努力成果，彻底葬送了从前高积累形成的技术装备能力，一九九五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时候，中国工业装备的47.1％是进口的，换言之，十年投产的新工厂主要是依靠买洋设备。从前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建设起来的装备工业，不仅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间得不到新的扶持和投资，而且由于政策主导方向的错误，装备工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都丧失了，不仅没有向前发展的空间，而且丧失了生存能力。
在一九七○年代的时候，中国引进技术是非常主动的，在上海金山石化建设过程中间，外商报出垄断高价，拒绝降低，中国由于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技术积累，就改而自己生产，根据兰州炼化的设备为蓝本来自己制造，工期一点都没有耽误，还提前四个月投产。这个时期的所谓先进技术，都是体现在钢铁为材质的机器和设备上，经过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的大跃进政策，中国已经在这个方面与国外拉近了距离，所差仅仅是经验和火候而已。智能化机器的起步，中国实际上与海外基本上同步，他们当时也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们原有积累的一些技术基础，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自然淘汰，即便是没有陷入瓦解，也基本上严重落后了，二十多年没有新的技术积累，想要不落后都是不可能的。今天许多经济学家说，我们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大多数都破产了，是经营不善和产权不明晰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恰恰相反，这完全是一个人为的政策选择的结果。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指望企业自身积累去支持技术创新，是不现实的，和国外的垄断企业相比，中国的中小企业不可能建立起垄断地位，也就没有垄断利润去支撑新技术开发的成本和风险；而且由于在产品市场上直接遭遇国外的垄断企业竞争，企业的新产品投入市场之后，就没有新产品早期的高价格和超额利润时间段，企业很难回收开发成本，而且新产品早期总是存在各种有待改进的地方，相比较而言就没有多少竞争力。特别是，中国企业的新产品上市，主要的效果是打破海外垄断资本的市场技术垄断地位，最常见的后果就是压低市场价格消除垄断利润，这样一来技术开发的利益就主要是体现在中国的消费者更少收垄断价格的暴利盘剥，这一利益的实现方式，完全体现为消费者方便地进行的"搭便车"行为，根本无法通过市场渠道由消费者把部分好处回馈给企业，按照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说法，不存在"外部性内部化"的实现路径，所以这一的技术创新成本只能是由政府来承担。
我们在工业化及其背后的技术创新要求，以及技术装备的条件作了一个分析，也初步结合了中国最近10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做了一点对比。我们知道要进行工业化，最艰难的道路是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所要求的高积累过程，工业化要求的高积累过程总是意味着为了将来的利益而牺牲当前的利益，特别是新的利益生长点往往不是利益牺牲者直接控制的，这样的付出和受益者的分离，常常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没有一个非常受民众拥戴和信任的政府，实际上无法解决由工业化和高积累带来的政治认同危机。
三、 政权主导工业化进程的选择过程
三、 政权主导工业化进程的选择过程
我们知道小农经济是劳动者自己主导掌握生产工具，自己控制劳动过程。工业化与此相反，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过程，控制权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主导工业化的控制权，要么是政府官员，要么是资本家群体。控制权或者主导权问题，恰恰是经济学理论中间，分歧和争论最激烈的部分。如果说在工业化要求剩余转化为机器和工厂问题上争论的双方有共识的话，那么在主导权问题上争论的双方则是针锋相对。这一个争论恰好与共产党领导人对主导力量的认识的转变过程，有相关性。
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普遍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五阶段论"历史观，总体而言对资本主义是比较友好的，解放后先是要在农村保留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经济，在城市里面要保持民族工商业，真心诚意地依靠私人资本来帮助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个根本性的思路是要搞"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一思路里面，实际上为资本家群体保留了工业化的部分控制权空间。刘少奇作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他甚至说过"剥削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毛泽东在解放初期也讲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这些讲话都很诚恳、热切。后来的变化和政策调整，我个人的判断是出于对资本家的失望，特别是在"平抑物价"过程中间资本家们表现的非常消极，结果共产党人彻底改变了自己对资本家的看法，迅速实施了"三大改造"，剥夺了资本家参与工业化的主导地位。
从1949年6月份开始，为了打击投机和保证物价稳定，上海市市长陈毅，就首先动用政权力量，抓了银元投机商，然后封闭了证券交易所。由于强烈的通胀预期，正常的工商业资本也往往以从事投机事业为主。到了10月份的时候，投资资本的转移对象，囤积基本的民生产品粮食、纱布和煤炭，即所谓的"两白一黑"，新政权在与投机资本较量的过程中间，表面上是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实际上也是动员了政权的力量优势的。主要是不计成本地抢运四川的大米和东北的粮食，集中在六个中心的城市进行抛售；同时抽紧银根，动员舆论，还确实动用了专政手段去惩办不法商人。这一个经济战役的输赢，一样是从属于力量对比的强弱，投机资本跟新政权相比，仅仅只是掌握了微不足道的资本而已，与政权掌握的资源和舆论动员能力相比，完全处于弱势，失败乃是必然的。这一过程，被后来的宣传加以渲染，好像市场规则多么好多么灵，共产党在经济上多么高明，以资本家喜欢的规则打败了资本家，这些都完全站不住脚，决定性的因素是力量对比，而且决定性的力量不是资本和经济力量，是另外的力量特别是舆论和政权的动员能力在战役胜负中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平抑物价过程中间，新政权数管齐下，特别是抽紧银根一着，后果非常严重，最后造成投机资本和他们的金融支持力量――地下钱庄――的总崩溃，并由此引发一场经济萧条，全国各大中城市上百万人失业。大概在1951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已经发现各种资本支撑不住了，预备调整政策，增加银行的货币投放和信贷以支持资本家恢复生产。但是他们开始也以为这是投机资本在积蓄力量，还设想也像解放战争一样，经过几场战役之后，投机资本才会被打败。结果证明陈云、薄一波他们高估了敌情，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力量过分弱小，一仗就被打垮了。私人资本的投机性质，实际上也与资本积累的实力有限，就很难掌握市场经营中间的局面，无法排除经营中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关，因此在经营上就常常陷入短期利益目标，总是表现出与国计民生相矛盾的趋向，换言之，资本的表现跟实力相关，短期化是在实力不足的前提下放弃长远目标的结果。私人资本的实力如此有限，在解放初的表现如此消极，不可能不影响到普通民众和中央高层的看法和决断。
在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资本家生存的舆论环境，就不可避免地急剧恶化了，这不是决策和指导思想方面的变化，而是出在社会现实中间的操作层面。我访问过一个老记者，他原来是在前线报道战争的，在打仗的时候战友们彼此拿生命进行掩护和支持，一进城之后发现这帮子资本家，他们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都要相互留一手，朋友之间也常常相互坑一把，简直比禽兽还差，有这种认识不是个别人，解放初的大牌记者，有资格在报纸头版发文章的人，都是这么个认识，对资本家在人格上极端藐视。说这个认识是极左，也不见得合适，反正人们都是在比较中间进行鉴别的，资本家表现突出，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很不幸地被记者们拿来跟从前他们关注的焦点――英勇作战的战士作对比，本来在这样的对比中间没有人不处于极端劣势的，解放初期的资本家们偏偏又不知道藏拙，还老是搞些特吸引眼球的事情，恐怕有点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了。在平抑物价的过程中间，你完全可以想像，私人资本表现是那个样子，在记者们的笔下会怎么描述，对高层的决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对投机资本的愤怒，也是很严重的。像中国解放前最大的民族工商业集团，最成气候的资本家是荣氏集团，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呢？武汉有荣氏集团两个比较大的企业，一个是申新四厂，是纱厂，另外一个是福新第五面粉厂，他们还有一个自备电厂装机容量3000千瓦，解放初期，他们把这个电厂抵押给人民银行贷款90万元，去外地收购小麦囤积在仓库里，既不生产，也不销售，就是等着涨价，结果引发武汉市民的愤怒。共产党来了资本家没有人害怕他，地位下降，那些很饥饿的市民胆子格外大，就把福新面粉厂的大门砸开，勒令他们进行正常的生产和销售。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还作为政策导向的时候，资本家就是这样以自己的狭隘私利，耗尽了自己的舆论和民众支持，后来的政策改变和三大改造的提出，只能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了。
共产党刚刚得到政权的时候，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是恰恰是很高的；恰恰是这个时候，私人资本自己跳出来，进行了最恶劣的表演，极度恶化了自身的形象；然后在力量对比上，又根本不是新政权的对手。这就把一个问题公开提出来了，而且是在对私人资本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通过囤积居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他们赚钱的方式跟国计民生目标直接对立的方式提出来，叫人们进行讨论和抉择。在这个意义上看，1952年底毛泽东就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设想，一点也不奇怪，他还脱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面评价的"教条"，提出"一化三改"这样一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实现三大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改造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们这帮子资本家完全不行，只能是由政权来全盘主导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主导工业化的两种力量，经过建国初期的平抑物价之后，很自然地留下一个唯一的选择，应该说这不是从书本出发的，因为马克思的书本结论和毛泽东早年的设想都与此相反，是现实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包括毛泽东和其它共产党高官的看法。
布罗代尔研究欧洲近代市场经济，他得出的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从新中国早期的历史经验看，确实是这样，政权和舆论没有去真心诚意地支持资本主义，它的被消灭成为不可避免。
在这里，我特别提醒一下，今天有很多人比如那个杨小凯，在他那个《中国百年经济史随笔》中间，用民主宪政和人权这样的标准，来评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完全不看现实，也不看未来，即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和政治学分开的，以效率概念作为核心来讲经济的。毛泽东在五十年前就走出了书本去看现实，今天那些高人完全不看事实，完全走回本本和教条。最近看到一些80年代以后全国各级的政协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其中也有解放前的民族工业发展的资料，从中看到，由于蒋政权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基本上成了废纸，到了解放初期一般民族工商业，基本上陷于困境，缺乏必要的资金和经营条件，也没有能力在国计民生的上面作出起码的贡献，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职能。要是按照樊纲先生的说法，这样的企业卖一块钱也太贵。因为完全没有经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些企业都主动要接受政府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最终走到公私合营的原因，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不靠着政府就无法生存，那样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
政府主导和资本主导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府不依赖积累的购买力来雇佣工人并购买设备原料。而私人资本则必须依赖购买力和市场交易，只有私人资本主导的发展过程才受制于资本积累。因此在分析新中国工业化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许多常用的经济学词汇，孙冶方说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挂帅，本质上是一种私人资本主导下的必然要求，这是微观企业作为唯一工业化主导力量下的决定性限制条件。而新中国是政权主导，生产的扩大就不完全依赖货币资本的增加，这一点常常引发很多混淆。例如，中国在解放初是一个农业国，农民生产的剩余都非常的有限，那么中国的工业化早期积累和重工业化优先战略，都被认为是剥夺农民的，甚至有人还算出，一九七○年代末期中国的工业净资产是多少，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来了多少，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到处充斥。这里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把国家主导，等同于私人资本主导，以为工业化和生产扩大过程，必然是先有资本的积累和掌握相当数量的购买力。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间，推进"大跃进"的快速工业化战略的两大前提，一是政权主导可以脱离资本积累的数量去推进工业化，二是中国农业中间具有非常多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快速、大量地转移进入工业和城市。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就是"大跃进"政策无论多么极端，最终都没有脱离全部人口吃全部粮食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不同的是，国家可以根据工业化的需要，把劳动力从农业中间抽调到工业和城市中间来工作，因此他们的口粮就成为国家征购任务的一部分而相应地加上去。对农村人口消费的宏观影响，仅仅在于一个工人的消费定额比一个农民高出的那个部分的总和。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建国初农村就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事实，这样只要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数量，不超过与土地匹配的劳动力需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就比较小了。换言之，只要大跃进需要的人力资源不至于超出一个底线，在劳动力调配上就不存在特别严重的问题，大跃进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在实物核算的视野里，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改变中国全部人口吃全部粮食的事实，但是工业化要求更多的人口离开农业生产岗位，进入工厂和城市。特别是新中国的工业化速度非常迅速，这就带来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城市人口也快速的膨胀，从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57年底，我们的城市人口就上升了2100万人，后来从1957年底到1960年又增加了3100万人，所需要的粮食也相应增加，这其实才是后来所谓的"高征购"的基础。一般而言，后来反复发生的"高征购"问题，仅仅在个别情况下与基层的浮夸风和信息错误有关，主要是适应城市和工业需要的粮食数量增加的需要，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高征购主要是这个原因：农业发生了大量减产但是城市人口却迅速增加了。相反，困难时期，城市并没有跟随"高征购"而出现粮食浪费现象，许多城市都跟北京市一样，发动大家节约粮食，并竭力压缩和降低粮食供应的定额标准以共度难关。
中国工业化所要求的农业剩余转移的规模，在私人资本主导的条件下，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方式，大概在5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每年要集中800亿斤左右的粮食，与解放前农民交纳的700亿斤地租相比，考虑到这个数字中间还有接近一半是用于返销农村地区的，征购数量并不算太多。在三年困难最严重的一九六○年，城市来自征购的粮食销售量最大，达到632亿斤，略少于解放前的地租数量。
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问题还是严重的，因为解放前农民基本上都是处于"糠菜半年粮"的半饥饿状态，新中国工业化需要的粮食数量与农民的口粮需要，还是有矛盾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薄一波的《关于若干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回顾》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提到，在解放初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城市需要的粮食迅速增加，但是分田后的农民的口粮消费也大大增加了，他在书中间有一段讲到，说山西的农民在解放前每一年只吃十几顿白面，分田之后一个月就吃好几顿。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农民吃多了，但是农民消费的少许增加，就已经影响到粮食收购问题，加剧了城市的紧张。工业化要求的农民是提供了剩余，确实跟农民的口粮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既是一九五三年实施统购统销政策依据，也是1952年毛泽东跟梁漱溟发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在向农民口粮需要让步上面，意味着工业化进程和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减速，和后者相比，农民当前的口粮需要只是"小仁政"，而工业化和抗美援朝着眼于中国的安全和未来，是"大仁政"。而且农民也不可能在减少征购这个可怜的基础上，去实现自己的温饱目标，这样的目标只能是在工业化之后，通过增加化肥的投入来实现，最终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也是包含在工业化这个大政策里面的。
在工业化实现之前，中国的粮食需要也是日益增加的，不仅有城市和工业化的需要，也有人口日益增加的需要。粮食增产只能是依托基层政权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劳动投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等方法去实现。这一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间，有明确的体现。在实现第一个阶段目标上，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纲要》中间，从传统农业技术和现代技术的结合方面，全面系统地设想了农业增产的路径，提出农业增产的远景目标是"四、五、八"。八十年代非毛化时期，因为要反对三面红旗，把浮夸风的责任说成是决策责任要毛泽东负责，解除官僚们的执行责任，所以这两个重要文献都精英们选择性地"遗忘"了。只要对照这个"纲要"，说浮夸风和瞎指挥源于错误决策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提一下那些非毛化专家的挖空心思，为了把大跃进这样一个明确的快速工业化战略，与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乃至后来的大饥荒划上等号。刻意在"反’反冒进’"问题上去排列毛泽东的个人讲话，似乎大跃进仅仅来源于毛周等在"反冒进"这样一个工作方法上的争论，那些非毛化专家也特别热爱把高指标与"反’反冒进’"挂钩，再把大跃进这样一个长期工业发展战略，硬性安放在1958年――1960年这个特殊时段里，人为制造出一个独立的"时间段"，结合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就这样引导人们去把高指标、反’反冒进’和大饥荒联系在一起，制造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非毛化的智慧，说到底也不是特别高明，大家都是可以学会的。
说到底，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本质上是跟随技术进步和装备过程的扩大而来的。机器生产能力的扩张，就必然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加强，最终产品和服务增加。特别是新中国不依赖资本积累数量，可以直接调度劳动力和其它资源，当然就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和速度上来开展工业化进程，整个社会存在一种巴兰和斯威齐他们所说的"剩余生产加速增加规律"的作用，而且加速作用要比资本家主导的更快些。
虽然国家政权主导型的工业化不依赖资本积累和购买力增加，但是仍然不能突破剩余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规则，这些剩余是如何生产并转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不同。说到底，工业化必然意味着城市化人口的增加，也因此要求农业剩余更多地提供给城市。
四、 新中国不存在发展比较优势的实际选择
四、 新中国不存在发展比较优势的实际选择
我们知道，没有机器就没有新的工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有必然性。但是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则需要一个外部条件，没有苏联老大哥，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政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苏联的支持也不是偶然的，或者是好心肠的施舍。而是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中国成为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前沿，在集体安全中间获得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成为对抗美国的前沿，苏联发现，如果中国重工业特别是兵器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它自己在安全和战略上就会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正是在这个安全和对抗美国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在1950年协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达到后来的156项。苏联还发动东欧国家帮助中国设计了68个项目，这是中国进行工业化的起点，也是重工业优先政策的外部条件所在。
在重工业优选政策的反面，今天许多高人喜欢强调毛泽东时代完全是为生产而生产，忽视了消费，应该多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降低积累的比例增加消费，把改善生活放在第一位。这一高见的依据，在于投资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同样的投资既可以用于重工业，也可以用于轻工业和农业。这些内容在理论上争论毫无价值，我们只要看一下历史经验和统计资料就很清楚，在1956年的时候，我们87％的轻工业产品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到的1996年的时候这个比例还高达67％，农业和轻工业产品更多是投入消费的，但是新中国早期这两个产业的产出水平，很不幸都取决于农业的收成，毛泽东在内部总结说，我们这几年总结的经验是如果农业丰收了，我们的日子就会比较过。
换言之，没有农副产品供应水平的上升，实际上就没有轻工业的投资空间。到一九五六年的时候，纺织工厂原料短缺的事情就不断发生，在困难时期棉花减产50％以上，一多半生产能力停止运行。在毛泽东时代，几乎不存在轻工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相反原料总是一个现实的限制。剩下的问题就是农业有没有快速突破的路径，我们在上面中国农业增产的两步走，先是密集的劳动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地而不是要要依靠工业和化肥的支持，而且这两步不能颠倒，也不能提前发展支援农业的化肥工业，在困难时期过后，刘少奇和陈云主持整顿时期大力推广小化肥厂，结果失败了，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装备技术在人员和设备上都无法支持，绝大多数小厂是在一九七○年代之后才发挥生产能力的，这个投资试图提前启动农业增产过程的尝试，实际上失败了。
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方面看，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压缩消费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是在假定存在一条快速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出路、这样一个隐含的前提下才成立的。我们来回顾一下新中国的消费问题，在1949－1952年，这是一个经济的恢复时期，战乱停止了，传统农业增产的因素正常发挥作用，农业的产出迅速增长，可分配的经济剩余迅速上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间，很多人都说，一五期间几年的好日子，是因为我们投资的比例比较合理，积累率比较低，我认为这完全是从书本出发的想当然。我个人认为是由于轻工业的生产能力，快速的逼近了农副产品的供应水平，同时农业出现了传统技术限度内继续快速增长的高速度。而这个时期重工业投资，有来自苏联贷款支持，没有因此减少我们国内的可分配剩余。存在积累率合理的重要影响。在1959年－63年，我们国家的农业减产比较的严重，一九六○年棉花产量下降50％以上降低到900万担，轻工业也由于缺乏了原料处于停产状态，市场上的产品就非常少了，所以可分配的剩余迅速的减少，同时一五时期的苏联贷款逐次进入还贷高峰期，还得出口部分农副产品去支付贷款，更减少了国内的可分配剩余。这个时期的出口是还一五时期的债务，不是购买新设备建设新工厂，不存在投资过度压缩消费的问题。
农业至今仍然是靠天吃饭的。从62－78年的时候，中国农业在密集劳动投入的支持下，走出低谷，开始稳定的、缓慢的成长期，轻工业产值也随着这个农业产出水平缓慢的增长，社会上消费品产量逐步增长。期间，在低消费的过程中间，中国的整个重工业完成了密集的投资过程，初步建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中国政府实施四三方案，引进了十三套大化肥装置，年产尿素都在30万吨以上。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大量建设的小化肥厂，得到技术成长的支持，进行原料和技术方面的改造之后，也都发挥了效益，大化肥和小化肥一起，大幅度增加了给农业的化肥产量。中国的农业增产过程，从50年代－70年代中期，粮食增产主要的因素是依靠密集劳动的投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结果；到70年代中晚期以后，中国农业的增产就主要是因为化肥投入的增加，带来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快速增产。
在农业增产受化肥支持的时候，仅仅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整个社会可分配的剩余出现快速增长。到了这个时候，重工业优先和配套的高积累政策，也应该适当地进行调整甚至是结束了，所以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可分配剩余，跟随着化肥投入的增加、农业的增产而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快速增长过程。1979年开始，政府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一年就提高22％，同时国家开始扩大粮食的进口，年进口量达到1000万吨左右，这相当于是少要农民的粮食同时又多给钱，所以从1979－1984年这五年，是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收入快速增长，而负担还没有到来，支出方面的增加也不多。城市的工厂和机关，也大幅度增加工资和奖金的发放。
在1979年以前，大家都是少吃饭和多干活，接下来的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消费优先，有人把这个五年总结为"吃财政、高消费"。这样的"好日子"当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对于后来的十五年，有人接着总结的简要特点是"内外债、高积累""合资合营卖土地""砸破三铁卖国企"。在最开始的几年是以原先的财政盈余支持消费扩张的，接下来为了实现消费品的快速升级，就在国内依靠信贷膨胀和在国外举借大量外债来扩大洋设备的投资规模；再接下来就是把国内的市场容量，无条件地转让给跨国公司，以未来的赢利空间去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上几个过程的必然后果是，破坏了国企的生存条件以及中国本土技术的创新能力，最后是以多数生产者丧失其原有的生产岗位为代价的。因此中国消费快速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合格的消费者人数越来越少的过程，逐步把工人农民排斥出去，使大量的人口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
从1985年以后，我们的新设备投入以进口为主，市场上消费品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产品的寿命周期非常短，大量的生产能力刚刚形成的时候，还没有时间收回投资就过时了，这个时期消费档次的快速提升，是以国企的大量投资沉没为代价和成本的。没有生产条件的正常升级，以及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仅仅依靠引进设备来提高消费档次，实际上不可能不脱离人员和技术装备的适应程度，只能是一个劳尔•普雷维什所说的"特权消费社会"建设过程，这其实就是人们所称的"拉美化社会"的典型特征。
我们讲过，只有在工业化的早期，特别是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任务时，高积累政策才是必需的，这个时期的技术特点是以大机器和大工厂为载体的，大量向工业和交通部门转移剩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个时候就不需要高积累政策了，这一时期的进步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成长，智能化机器主要是要更新控制系统。从50年的投资水平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积累水平，从52－78年工业化的高积累阶段，这26年平均水平是30％，在邓小平时代从1978－2003年，我算出来的加权平均数字是39％，就是说在中国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之后，中国的积累率反而上升了。这真咄咄怪事。
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每年投资比例都不超过20％，与此相反，像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东南亚的国家，投资比例都超过了30％。这个特点，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实际上这是中国的资本货物依赖国外和核心技术仰赖进口的结果，说到底，中国要为快速提升消费水平所依赖的外国技术，长期付出高额的成本和代价。在国际经济秩序中间，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生产资设备和核心技术部件，在依赖西方国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支付他们要的垄断价格。这样一来，中国的高积累就通过海外垄断资本的高利润，去支持他们的新技术研发。我们在失去了这一块剩余之后，自己反而没有了研发费用，丧失了技术创新和追赶能力，这样的技术落差，就变成了结构性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是越来越大。与此互为因果，中国经济剩余净流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少数人消费迅速靠近欧美日的同时，要以大大地降低了中国多数国民的福利水平作为代价。
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间，过去不存在任何现实依据，今天"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结果完全走向反面，反而扩大单个就业人员的投资要求。这一理论的长期存在，本质上是适应海内外强势群体的利益需要，一方面是为掩盖中国和西方中间出现的结构性的技术差距扩大趋势，因此对外适应了海外垄断资本的利益需要；同时，对内也适应精英阶层建设"特权消费社会"、实现少数人独自现代化的需要。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不仅葬送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扩大了海外垄断企业的技术优势并长期化，剥夺了中国年青大学生成长为合格工程师的就业空间，同时也摧毁了工人的就业机会，把人们变成进口设备前的简单操作工，而这每一个工人所需要设备投资，却要求远远高于中国的重工业人均装备水平。

http://www.textandideology.net/wordpress/?p=578

tuffy05

田力为：从民族崛起视角解读新中国历史（下）

五、 "特权消费社会"的剩余生产和分配问题
特权消费社会在生产方面，要求无条件接近世界最高消费品水平，在分配方面对应地就要求购买力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否则就会出现生产和消费的脱节问题。
改革最开始，基本上有一个收买民心的过程，79年给农民涨价，从80年代开始，给工人工资调级和发奖金，这样一个消费的膨胀过程，受益面比较大。从85年以后，这个势头就开始逆转了，农民遭遇了"卖粮难"问题和价格下跌。城市改革里面就推广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和聘用制，强化了"物质刺激"，这些措施的政治意义是强化管理阶层的权力，把被管理者的经济利益和就业保障作为管理手段来使用。早期的收益增加，有助于工人平稳地适应被强化的管理，这个接受过程的背后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的下降，有相应的物质利益增加对应，在八四年如果是工人出来说"小平你好"也是不奇怪的。
邓小平主政时期，胡耀邦、赵紫阳开始攻击平均主义，要拉开分配的档次，只能说还是一个开始。真正落实消灭多数人的购买力同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上的过程，是朱镕基任上实现的。他力举进行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实现了让中产阶级掏工人农民腰包，住房产业化则是让暴富群体去掏中产阶级腰包。这些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完全落实了中国精英们，依据垄断地位和优势地位，向多数人索取剩余的权力。
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利益分配结构，与今天很不同，当时个人的有形收入是很少的，但是作为无形收入提供的福利却很多，例如低廉的房租和水电燃料费，还有就是普遍的医疗保障和教育机会等，是一个有形收入较少同时搭配着无形收入较多的利益分配结构。这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很人性化的政策安排，因为不存在大幅度增加收入的可能，也没有多数人富起来的条件，那么减少个人的负担和支出方面就尤为重要，这主要是通过各种福利制度安排来实现的，今天的农民贫困和城市普通人家的经济困难，多数是无法应付疾病和教育方面的巨额开支造成的。如果更改这一利益分配结构，同时却没有多数人富起来的可能，这就需要谨慎对待了。
朱镕基在台上实现的教育市场化和医疗市场化的结果，基本上把原来作为福利提供给普通人的东西，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然后在这种谈判地位极端不对称的市场上，造成一种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进行价格敲诈的态势，你的儿子姑娘要上学吗？你家亲人病了吗？对不起请拿大把的钱来，否则就别想治病，别想上学了。很明显，原先作为福利提供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是取消了从业人员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别人的劣势，进行讨价还价的。经过朱镕基的改革之后，就完全反过来了，医院和学校被作为产业来办，也成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构。显然，这个政策是很有利于实现多数人的财富向少数人的手上集中的。有个工人跟我说，原来这些都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我也不用操心着急的，现在一改之后，变成别人可以趁人之危了，原来不是"危"，是可以很稳妥得到的东西，硬改成了"危"。如果说这两个政策最大的受害者，或者为这个改革付出代价的群体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话，那么住房产业化损害的人就是社会的中上层了。
我们知道，现在的上海、北京、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房地产的价格暴涨，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工作人员甚至是白领所能承担的限度。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水泥、钢材的时候，那时存在住房短缺是有道理的，人们也可以合理地指望中国工业化完成之后，钢材建材大增产，从而缓解住房的紧张状况，现在的情况恰好反过来，中国去年生产了全球30％的钢材，40％的水泥，土地批出去的数量也很可观，不是缺乏建房子的材料，现在住房短缺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短缺，只要你不能承担房地产寡头的高价格，帮助他们实现高利润的话，你就成为不合理的消费者。北京还有一个地产业的寡头任某人公开说，我们不是为穷人造房子的。为住房改革付出代价的不再是工人农民了，就算是农民进城打工，反正房子是买不起的，也不作指望了，这一次为所谓的改革付出代价的是小资和白领阶层。这一政策的社会分配功能是为了暴富群体的富裕，听任他们从中产阶级的口袋里掏钱。
由于房地产事业的畸形繁荣，加上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需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国的水泥产量，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七个最发达国总产量的两倍多。从今天资源流动和生产力布局看，怎么看都象是我们早年竭力批判的畸形发展，在整个工业里面，建材和钢材，存在着严重的恶性膨胀，汲取的生产性资源太多，就像是人身上的癌症一样，癌症被定义为上皮组织的恶性增生。
主流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改革是为了让市场配置资源，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多么成功，但是这一资源流动和分配的背后，明明就是政治权力的力量在起作用，不过是借助"市场价格机制"来公开而系统地排斥多数人，实现少数人的暴利而已。这些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生存条件恶化是互为因果的，而且也看不到他们这些富人对国家政权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有什么贡献，说到底，他们暴富的结果非常恶劣，除了这一小撮寡头之外，连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都受到他们严重的损害。由于有高额利润作支撑，他们往往拉拢和腐蚀政府内部的个别人作为羽翼和帮凶，在房地产普遍暴利的情况下，还到处搞野蛮拆迁，上海还发生放火烧死人的恶性事件。说到底这都是以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无形资产，来作为地产寡头发家致富的代价，这样的改革还被某些主流捧着，很难说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在微观上对消费者设置了结构性短缺的高门槛，在今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间，确实是这个行业更容易拉拢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扶持他们，大量汲取银行的资金去支撑他们的膨胀，在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中，房地产寡头组织起贪官和银行的支持，结果成为撬动资源流动一个最强有力的杠杆，在支撑着房地产业恶性扩张的同时，拉动中国的工业结构畸形发展。贪官掌握的权力和银行掌握的金融资本，都明显是在为少数人的暴富服务。
我们知道，要制造和维持一个特权的社会，在人均资源很少的中国，就得排斥更大的人去支持少数人先富，这样就得依靠强有力的排斥机制起作用，仅仅依赖市场机制的排斥力度就不一定够用，需要引入更强有力的力量来起作用，说到底就是建设特权消费社会必需搞"超经济强制"。我们已经知道，主流舆论在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的所谓"改革旗号"下，基本上只体现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意愿，完全没有普通工人农民的声音，话语权一边倒地"傍大款"，长期没有受到质疑和追问，只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特别是去年和今年，才在局部和个别问题上对主流经济学形成追问。今年七月份，老经济学家刘国光奋起，讲了一些那些主流们不爱听的话，结果受到林毅夫这些人用造谣的手段进行封杀。政治权力由于少数人受到暴富群体的腐蚀，确实严重偏离了正常的渠道，帮助财富向少数人手上转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企和民族工业的大面积衰败，这就同时剥夺了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由于生产条件方面的破坏，特别是失去了人力资本跟着技术和产业升级的积累，多数人的弱势地位也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因素，越来越明显地起作用，没有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投入，中国的大学生就很少有机会成为合格的工程师，中国的技术创新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国际竞争力只能是逐步下降，被固定在国际分工底层，靠输出血汗工厂的产品和本土已经非常短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去维持一个少数人有权进行高消费的社会。沃勒斯坦说，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摆脱超经济强制，只有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才有比较规矩的资本主义。
前几年，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就提出我们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间，许多居民被现代化进程甩出去了，没有办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也享受不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今年初，李强教授他们按照五普的数据，画了一个中国社会的结构图。人们经常提起金字塔社会、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比金字塔还要糟，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而且还是不连续的，他说这样的社会缺乏交流。当然这样的社会分化程度和结构，社会矛盾就相应地很严重了，公安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去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激增至七万起。
今天的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不再提效率优先，已经很明确把握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间严重的不和谐，但是要解决这样的严重问题，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六、 工业化时代中国的社会关系如何定位的问题
六、 工业化时代中国的社会关系如何定位的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分配是相对平均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优势地位的群体，没有把优势转化为经济剩余的占有，毛泽东时代没有什么富人，当官的有点特权也很有限，也不能说没有贪污但是也没有捞到多少；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矛盾，也是相对缓和的。
很多人说毛泽东是不好，特别是中国的精英们，说了又说，这个也有依据，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精英阶层基本上是四分五裂的，因为精英阶层内部就不团结，在与平民阶层的竞争中间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压榨老百姓的能力就很有限。大概也不能认为，毛泽东是无意之间造成精英阶层分裂的。今天知识精英们掌握的话语权一边倒地为少数人的财富聚敛过程变化，表现特别突出的是主流经济学家。贪官掌握的那部分政治权力和金融资本对于房地产寡头，也是鼎力支持。以前英国的资本家们，也没有这样顺风顺水过，他们在政治上要受到强势群体――封建主的压制，舆论上也是被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什么的奚落得一塌糊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总认为一个核心意思是为资本家说话，这个表态在当时的英国基本上相当于文革时期的造反派行为，严重的违背了主流的共识，而且对主流政治势力极端不信任，认定那些封建主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兴起作任何好事，所以他主政一个很极端的政策，就是你们这帮子把握政权的贵族最好是站到一边去，最好还维持一个少花钱的政权模式，根据后来德国容克地主和美国奴隶主的表现，确实这些人对于工业生产力的成长是起负面和障碍作用的。斯密的书，他的写作目的也明确是与重商主义论战的，加上政治视野来读更有启发意义，其中就蕴含着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封建主是过时的和消极的判断，同时也显示了斯密对英国资本家和资本积累推动社会发展的信心。
中国的资本家群体今天如此不检点，是不是也有捧杀的因素在内。中国资本家的一切发家事业和过错都被轻轻放过了，搞假冒伪劣起家，被放过了；污染环境、滥采资源，被某高官说成是"有水快流"；开血汗工厂没有任何劳保条件，还动不动拖欠工人工资，还总是逃脱了制裁，甚至要总理去帮助讨工资，简直成了笑话；和贪官一起盗骗国家财产，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包装为"帕雷托次优。有人说点不同看法，吴敬琏这样的人就举起"反改革"的大帽子。这些人动不动就是买几百万的汽车，上亿的房子，对于社会的回报和贡献，真是对不起得很，连税收都不想交，个人所得税里面的大部分是工薪阶层交纳的。任何一种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必定导致滥用和极度的腐败，在今天的中国，资本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权力，却被话语权保护得严严实实，拒绝一切监督，怎么不走上偏锋。话语权如此腐败和堕落，完全不顾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责任，也长期得不到监督和制约，所以刘国光说了一些他们感到不中听的话，高尚全、吴敬琏等人就群起反击，根本不反省自己的偏执和堕落，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拿良知与金钱做交易了，习惯于傍大款和不顾多数人利益，这么着二十多年了，也没见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刘国光老先生这回一讲，他们都感到无比刺激，一跳八丈高，受不了。话语权的腐败是中国今天最严重的腐败，因为他们还在继续误导人们对现实的把握，妨碍已经是迫切需要的调整。
话语权的腐败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借着政治权力来掩护自己，动不动就打棍子戴帽子，吴敬琏当了五十年的棍子手了。在邓小平时代，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为改革开放的化身，似乎与他们有不同观点就是反对邓小平设计师了，长期搞不争论，至今如此。中国精英阶层整体化过程，从话语权的腐败角度看，线索非常清晰。香港的某人说大陆不超过五个经济学家，当然这个人认为只有美国那样的学院派才算是经济学家，这个隐含的标准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对于中国的那些风光八面的经济学家们来说，是不幸而言中，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这些人确实是不怎么研究问题，至少是不研究中国现实中间的经济问题，他们长期的招法都是扯大旗作虎皮。他们一方面装作为设计师的代言人和喉舌出现，是官方的代表，一方面在暴富寡头那里拿钱，长期作为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过渡和经纪人角色。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后，中国的精英阶层确实是高度整合的，掌握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文化权力的精英们，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孙立平说改革方向受到强势群体的牵引和转向，这是真实存在的。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过程意味着他们的团结和力量增加，而且由于话语权的腐败和一边倒，是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非常的缓和不再有竞争和分裂的表现，它的力量就非常的大，榨取平民阶层的能力就急剧的扩大。主流经济学家们恶狠狠地说改革就是要牺牲一代什么人作为代价，他们敢于这么说，实际上也是认为天下"莫予毒也"，认为没有人能够拿我怎么样，所以这么放肆。他们现在越发出息了，还动不动威胁高层不要犯错误什么的，那个中国改革杂志的主编新望先生更是有出息，恨不得把反改革的帽子扣到中央头上去。他们自认为自己代表着最强大的群体，就是奸商和贪官组成的分赃同盟，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特别有力量，敢于不讲任何道理，帽子满天飞。顺便说一下，不讲理和扣帽子，都是自以为自己特别有力量，没有必要跟你废话。
由于资本和话语权的结合非常紧密，这些人基本上又不考虑社会问题，说到底，连一点统治阶级的意识都没有，可持续剥削问题都不考虑。经济学家掌握的文化权力是这样去追捧资本的疯狂的财富聚敛过程，而社会矛盾却越来越严重，由此可以理解，处在政治局中间的人，不可能不看社会矛盾的显示，新的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我个人的看法就是针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提出来的。除了对过去的判断，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判断，影响到思想界的分歧之外，更重要的分歧是来源于对未来的不同判断：这样尖锐的矛盾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很多问题，比如欧美日这些国家虽然很富裕很发达，假定现在他们的富裕发达可以维持下去的话，这些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颠覆性的困难，至少社会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还可以维持在非对抗性矛盾的状态，政权和资本对于多数人不会采取一种彻底的排斥态度，法律和政治民主多少对下层有点保护。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今天已经非常清楚，中国的发展潜力不是受到发展不足的制约，从环境和资源开发的强度看，中国已经逼近了发展的极限，未来的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那种直线增长多少年之后中国赶超美日的说法，不过是为少数人加大剥夺的程度服务的，拒绝正视中国今天的严重问题是为了拖延针对问题采取调整措施。
许多人说中国搞改革开放需要引进外资，问题在于中国到底是不是缺资金，根据杨帆教授的估计，中国暗地里流入的外汇超过一万亿美元了，同时还在国外主要是美国有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是中国每引进一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私底下流出了两美元，同时还在美国有一点四美元的存款；在中国的国内，也已经不是处于建国初中国工业化刚刚启动时期那样，必需通过高积累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投入过程，中国已经超越了资本短缺和投入不足的历史阶段，再强调什么效率优先，完全是服务于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需要去捏造事实。
中国今天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时代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的高积累政策，完成了工业化最需要物质资本投入的那个阶段，不存在资本短缺问题，相反倒是存在着不可再生资源过度开发的硬性制约。中国与欧美日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智能化技术创新上面的，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从运十飞机到单晶硅技术被放弃看，中国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条件，在中国全盘私有化和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的前提下根本就不存在，中国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从前那种合作攻关和长期坚持的环境条件。
中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在许多人非常穷困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到来了，这个问题需要加入到我们的思考视野里来。许多人不顾中国处于国际分工底层的事实，仅仅盲目地对比中美两国的单位产值能耗物耗数字，说中国还有多少节约的空间，这基本上是胡说，美国的低能耗恰恰是以中国的高能耗为基础的，高能耗产业作为所谓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外围国家了，中心国家当然就降低了自己的消耗，同时欧美日这些国家是市场上是以垄断高价出售自己的产品的，中国却是以竞争性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的，考虑这两大不可比因素，中国的物耗能耗数字实在是没有多少潜力了。
中国是否处在资本不足的阶段，还要不要全国人民为顺利积累资本作出牺牲？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制约的程度如何？这反应了思想界对现实把握和判断上的重大分歧。但是更根本的分歧是对未来的判断，如果认为前面是茫茫苦海而且无舟可渡的话，那么对今天社会走向的判断以及对现实的看法，以及政策主张就会非常不一样；反过来，如果认为前面是通衢大道，路的那边就是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发达，那就有完全不同的一套。说到底，中国思想界的分歧，主要的也许可以说70％以上是由于对未来的不同判断引起的。以左右派来区分思想界的差别，固然可以，人群中总是存在左中右的。但是更贴切的区分是存在乐观派和悲观派巨大区别，由于乐观派是主流，认为制度万能，中国只要建设好欧美日那样的制度，最终就可以实现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发达，因为他们当了20多年的主流，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今天就不讲乐观派的思想，介绍一下悲观派的看法和他们依据。
前年的时候，北大的丁元竹教授访问过九十一位专家，其中绝大多数认为中国面临着一场危机，但是危机的性质和程度是什么样子的，没有进行过仔细的讨论。我访问过几位老同志，是参加过上一场共产党革命的，有人认为，他已经听得见下一场革命的脚步声了，这基本上是一种最高危机即将到来的悲观判断。这和中国的今天思想界从西方进口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作出的乐观推论是非常不一致的。每个国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不奇怪，问题在于要有健康的力量去调整和抵消负面的东西，使不发展到一个很极端的程度，中国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对现状的描述，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健康的力量去主导调整，所有的悲观都在于看到恶化趋势的同时却只看到加速的力量，没有健康的抵消力量和制约机制。
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主导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关系定位的，不再是传统农业时代的熟人舆论和宗法势力了，而是赤裸裸的权力，这个权力总共有两种，要么是资本要么是政治权力，文化权力或者话语权基本上是起辅助作用，帮助降低权力运用的成本，提高权力作用的效率的。资本是绝对专制的，服务于资本积累或者所有者财富增值的需要，是不管多数人的需要的；社会公平和对多数人有所保障的调整，主要是靠政权的作用。悲观的核心问题是从政治权力的作用趋势来判断的。
我们从一个案例开始来看政治权力的演变。例如某大城市有一个周三，他原来是一个卖鸡汤的，因为跟常常来吃饭的官员关系密切，就因此进入房地产行业，在十余年的时间内，他的资产是膨胀到100多个亿。在大城市进行房地产开发，资金门槛是非常高的，我们这里只是用一个案例来说明问题，这个人在进行房地产开发，他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启动资本，他的优势是"官场关系"比较多，他拿到中心城区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之后，启动资金自己没有，靠的是有权有势的朋友帮助从银行贷款解决；这个项目的正常利润比如能赚一个亿，但是跟政府实权派官员关系好，就做手脚说是安居工程和旧城改造项目，许多关联的税费就免了，因此利润扩大到三个亿；由于有贪官撑腰，他搞野蛮拆迁，结果节约了很多费用，利润扩大到四个亿，甚至五个亿。在这样的赚钱过程中间，这个周三所起的作用很小，贪官的保护对利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从贡献与收益挂钩的角度看，不可能是周三用多少万的红包去报答的；利润如果大致按贡献分配的话，权力所起的作用，包括批贷款权力的作用，远远超出这个资本家个人的作用，因此，如果贪官不是大公无私的话，他们理所应当得到利润中间更多的份额。有了贡献和利润分配关系的了解，再来分析利润流入官场之后产生的新问题，因为有权，来钱很就容易，那么保住权力就很重要了，如果周三分给贪官的金超过一个亿的话，我估计，哪一个区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因为这个时候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很突出，如果被上级查处的话，轻则丧失权力重则坐牢，这样，机会成本就非常的高――失去了继续以权力聚敛财富的机会，因此压倒性的问题是要购买"保险"，但是这样的保险项目，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能够提供，保险只能通过在官场中间建设保护网来解决，这个时候区里面的贪官为了降低捞钱的风险，需要把市一级的官员拉拢到周三的"分赃同盟"中间来；如果分脏超过了10个亿，完全可以假定市一级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这样市里的贪官就得设法把分赃同盟继续向上延伸。最后的结果是，最有权力的官员都有参加分赃同盟的机会和必要，而且不参加都不行，有一个四川的贪官后来说，如果一个人不贪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挡了别人的财路。周三建立起强大的分赃同盟之后，赚钱就非常容易了，最后就变成这个城市哪个房地产项目最赚钱，就由分赃同盟指派他出面去做，有资格参与分赃同盟的后台人物，肯定都是本市权力最大的人物和有实权部门。最近几年，各地都有暴富寡头被绳之以法的案例，这说明了他们的分赃同盟一个共同的问题，像这样的人被抛出来以后，如果进行彻查的话可能会引发一场政治上的大地震。我们看到，好几个这样的案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从苏联解体的经验看，这些分赃同盟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政治风险无法排遣，除非是共产党非法和国家解体。苏联的叶利钦就是代表这些寡头而上台的，虽然苏联在解体之前曾经举行过全民公决，76.4％的苏联公民选择保留苏联，但是出于"消灭合格债权人"的需要，苏联的精英们还是决定国家解体了。最后，他们还亲自宣布共产党非法，停止活动。没有了共产党，没有了苏联，寡头们瓜分的财产，就失去了完整意义上的"原主"了，没有了合格的债权人，偷窃而来的东西就不用担心被追索了。特别是引入选举，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市场化，这样那些富人就可以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包装"名牌精英"到前台去执政，从此他们非法得来的财富就合法了，富豪们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结合上面的案例分析的分赃同盟的政治风险意识，看看苏联解体的经验，再回头结合我们国家舆论风向的转变，去分析，就非常令人震惊。改革以来的舆论，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大概以90年代中晚期为界。此前，我们的舆论主流是由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的，核心是说中国的改革必需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由此经济剩余的分配乃至大量的存量资产都在"经济市场化"的名义下，转移到少数人手里了，他们不仅得到了我们社会最大的份额的剩余，也控制了新的剩余生产和分配方式；象那些地产寡头们，就是中国资本家中间最有实力的一群。由于他们获得的利益太多，而且渠道又不是那么正当，特别是他们赢利的渠道恰恰以牺牲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代价，长期得不到民众的认同，特别是这些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他们要降低政治风险的路径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相矛盾，由于存在这么些严重的困难，所以我们就常常听到主流经济学家们出来说，要善待有贡献的人，不要向富人开枪，政府不能劫富济贫等等，这些都真实反应了这个群体的风险和担忧。
等到寡头们捞到的前足够多，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他们第一位担心的事情时。从这个时候开始，自由主义就浮出水面了。因为他们的财富得来和地位与多数人利益直接矛盾，因此他们不可能敢于发动群众干革命来把政权夺到手里。因此他们只能是寄希望于和平演变，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夺到手里。最理想的方式，是发挥金钱对政治的主导和决定作用，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有一份现成的道路，他们简单地接过美国人的人权和民主旗号，在中国大力宣传。他们指望一个"政治市场化"的程序，去发挥他们钱多的优势，有钱了，控制媒体和舆论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如果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拿到手上，或者由他们派出代理人去掌握，那样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可以免于被追究，可以睡安稳觉了。
由于政府高层不可能不面对社会矛盾，因此这些人就很担心政府走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说到底，这些寡头建立起各种分赃同盟，不是与政府和共产党具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和全面的合作，而是拉拢掌权者个人，以利用政治权力来为个人暴富制造便利，也因为如此，这些人的牟利方式确实是把他们暴富的成本和代价，通过贪官滥用权力的方式去转嫁给政府承担。说到底，贪官和寡头的合作，是个人性质的寡头发财，不体现政权的性质和共产党的执政要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主流经济学们扣反改革帽子，已经要扣到中央头上去了。这个事实说明精英阶层的整体化是有限度的，主流知识精英是无条件与资本权力合作，贪官和他们也完全一致，但是他们这些人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的。他们要躲在共产党的大树下捞钱，与贪官个人合作，同时为了降低他们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也想把大树连根拔掉。
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中国二十多年来舆论主流的转换，无论是"政治市场化"舆论还是"经济市场化"的舆论，都是违犯共和国宪法和共产党党纲的，但是20多年来，恰恰是这两种舆论成为上风和主流，都是为这个以各种分赃同盟组成的强势群体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服务的。这只能认为，分赃同盟已经决定性地影响到"舆论管制"的标准了，那些自由派人士老是攻击共产党独裁专制，管制舆论，但是恰恰是在这样严密的管制中间选择了主流们的意见。分赃同盟的强大和主导权发展程度，由这里可见一斑。
我们把历史是非和道德判断放到一边去，就事论事地来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假定，这些今天的强势群体最终得到政权，中国会怎么样？主流们今天向国人许诺实现日本和美国的富裕和发达，这个只是他们的一个舆论策略，肯定达不到。达不到没有关系，有一个最低的底线，他们要做统治阶级就必需达到，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须维持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基本秩序，他们这个能力有没有？我们亲眼看到，这些人先是让工人农民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住房产业化政策之后，连小资和白领阶层也成为代价了，这些人用这样高的强度去聚敛财富，排斥的人占全中国的绝大多数，他们已经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了与多数人利益的矛盾，同时还针对并担忧现在的政权，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执政基础在哪里？有多少人会拥护他们，他们又靠什么样的手段去管治多数人的不满？
由于毛泽东是最彻底的平民主义者，对于中国精英阶层的执政能力最不抱幻想，他清楚给出了中国的精英们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需要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有必要引用毛泽东一些的基本判断，毛泽东从1939年开始就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软弱性，他们没有能力完成政治整合并主导自己的命运，连资产阶级革命也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他们由于拥有对国内民众的优势，与海外垄断资本相比却处于劣势，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总是选择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由于与国内民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从晚期到民国，都选择对外一味的妥协和退让，无法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没有能力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一些主流们的"国际竞争双赢说"，实质上是要取消国家之间的竞争问题，竞争无法取消，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说法去抹杀中国的安全目标和民族利益实现，否认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利益的不一致，因此龙永图就公开主张不需民族品牌和自主技术，江小娟说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算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和民族企业。说到底，这些人无法捍卫中国的利益，就干脆宣布说利益不存在。如果没有国家内部阶层矛盾的缓和，我们的精英阶层不经不愿意对外，干脆要把问题取消掉，拒绝让人们去思考这样的严峻问题，他们走得比汪精卫更远，汪精卫说他是要曲线救国，没有卖国，更没有说日本人利益与中国人是双赢。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底线，在经济利益分配上，必须要满足中国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需要，剥夺的最低限度是这个，这是可持续剥削的底线。说到底，这是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他们满足底层的最低生产生活需要，等同于是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支付保险费，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连支付保险费的意愿都没有。由于他们今天掌握了更多的资本，也结合了话语权的保护，因此他们压榨工人的能力会进一步上升，如果不继续支付保险费的话，如果有上亿人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饭吃，就算有一千万军队恐怕也无法掌握局势，走下去肯定就是一场革命。苏联解体是从人均八千美金这样的水准上，现在跌破到了二千美金，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寡头们维持住了社会稳定，底层群众没有起来干革命，还没有被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我们可以从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变化，去考察苏联解体为什么没有引发革命？解体前，苏联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平均数的120％，比普通劳动者高一些，在解体以后，下降到平均数的78％。就是说，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全国绝对平均收入下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后，相对收入也下降了三分之一。有一个宋小路去俄罗斯经商，认识俄罗斯西伯利亚研究所所长，这个所长的工资当时是2000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块钱，如果没有苏联时期留下的住房等福利，这个人就比我们的打工仔还要穷困了。由于俄罗斯有丰富的空闲土地，这个所长就在周末去郊区种黄瓜、番茄和土豆，给自己吃，否则就无法维持生存。中国如果由这些强势群体主导，搞一场俄罗斯那样的经济崩溃出来，人均收入在中国的低水平继续大幅度下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中国跟俄罗斯相比，连发生那种靠"自给自足"种地生存的空间都没有。如果中国真的有一亿人，没有饭吃的话，那么以分赃同盟为核心的强势群体，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重新让普通的民众有一个生存的出路，就是减少自己的聚敛强度，相当于缴纳一点保险费；第二个手段就是用法西斯的手段，把不能满足他们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人口，统统消灭掉。我个人的判断，这些人根本就找不到帮他开枪的人，所以他们仅有的选择是：分赃同盟带上自己搜刮来的财富去国外。现在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在国外开一个空壳公司来持有股份，用各种方式尽量把财富变现汇出中国，把子女先送出去。
问题在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比革命更加悲观的后果，如果不能维持基本的秩序，发生任何性质的大动荡和大变局的话，只要中国工农业生产发生混乱，城乡的交流断绝，只要农民两年得不到化肥，那么中国90％以上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实际上要导致中华民族的整体毁灭。这跟以前的革命不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干革命的时候，农民是不需要化肥也可以生产出粮食来的，革命过程是一个多数人在生存线附近，苦苦等待新政权重建过程的完成。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没有化肥，粮食产量会迅速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样就意味着多数人没有饭吃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了，三分之一的粮食都无法生产出来了，民族将在饥饿中间自行毁灭。
反过来看，中国今天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高积累过程，如果立足于自主技术创新来装备自己的产业，那么就不需要向海外垄断企业支付垄断利润，中国在今天的资源开发强度上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福利。按照今天的资源和人口对应关系推算，中国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份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没有医生和医院的高价敲诈，按照药品的出厂价格，农民的收入也是得到医疗服务的，我们知道很多价格二三十块的药品，出厂价不过两三块钱。教育就更简单，我自己上小学就是每个学期五毛钱。只要是合作体制，不是相互分割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市场，低价格其实非常容易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竞争和利益主体的绝对分割，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结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国，高价格把绝大多数人变成了不合格的消费者。由于多数人消费不起，最后，这样的服务根本就不会生产出来，大大地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水平。说到底，就是少数人为了富裕发达，建立了基于高价格的系统排斥机制，把多数人排斥在外，在整体上也降低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我们知道今天的农民陷入困境，多数不是因为没有饭吃，而且无法应付迅速膨胀的开支，例如教育和医疗费用。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由于资源有限，人均收入的提升有其极限，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和生活，对服务的提供将产生极大的抑制。回顾毛泽东时代，低工资搭配高福利的分配结构，是有价值的，这意味着在福利提供上面消除竞争和价格敲诈，把多数人纳入服务范围，这是完全可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能在市场和竞争实现，需要开创性地引入大范围的合作机制。
由于中国人多资源少，生产技术的进步已经很可观，在特定资源水平上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即便是刻意地采用适度技术，那么所需要的劳动量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很少，也许我们每个人每周工作一天两天就够了，而且如果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不是"以利润为本"的生产，每个人的福利和生存需要都至少可以在一个真正的"小康水平"上得到满足，中华民族在今天实际上就可以实现"高就业、短工时、均福利"。问题当然不是技术上的，也不是生产资本不足，而是强势群体为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反对实现这样的变革和调整。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我们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尝试了两种不同工业化模式，最终是选择了国家政权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然后也展望了一下，中华民族组成这么人口庞大的国家，今天的发展已经受到人均资源不足的限制，在毛泽东时代高积累政策之后，中国发展的限制已经不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了，而是要解决为什么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我们谈到了竞争和市场机制抑制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取消了多数人本来可以低价得到的东西，降低了国民福利，迫切需要在合作的基础上来打破这一抑制的竞争和市场机制。今天的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反对力量还是很大的，今天中国的强势群体组织起各种利益同盟，又实现了与话语权－主流知识精英的紧密结合，他们为了自身的狭隘私利，与政府的目标和民众的利益直接对立。因此看来，合作的障碍和问题，还是孔夫子和毛泽东重复发现的同一个问题，精英阶层不愿意。
从建国初期，资本权力的拙劣表现，到今天中国分赃同盟的走极端，都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基本结论，权力必须回到工农的手里，共产党执政必须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基础。这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推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体现了历史发展必然；而毛泽东完全是一种经验主义判断，他看到从晚期到民国，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对外对内政策上的表现。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他们要求跟国外的经济和技术联系在一起，以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建立一个特权的消费社会，对内，精英们发现中国的剩余太少，必须尽可能排斥多少人，从而把更多的经济利益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富裕和发达程度。有鉴于此，精英们把各种权力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秘密或者公开的分赃同盟等各种形式，在改革的名义下，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要多数人作出牺牲支付成本和代价，结果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我们也反复申述过，这样的社会在政治稳定上是很危险的，由于这些强势群体的狭隘利益和视野，他们还公然反对中央政府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作出调整。
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资本权力的运作方式都是极为消极的，中国工业化最终是政权主导完成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存在需要多数人为资本积累做出牺牲的历史需要了，所以为资本积累服务的效率话语，说到底是为少数人聚敛财富服务的，相反，由于市场和竞争对多数人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天然抑制作用，这要求进行大范围和高程度的合作体制来实现，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行政权力来起作用，来主导服务通过合作机制提供给全国人民。
根据过去的经验，权力介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程度太深，也有很消极的一面。但是跟多数人陷入困难的现实相比，中国只能选择一种更小的代价来承担，从人世间产生权力和强制管理那一天开始，监督权力就是一个难题，本质上是要平民阶层在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下，去解决如何制衡精英阶层走极端的问题。但是中国过去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显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一定程度的反向制约还是可以实现的。看来，中国要实现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和发达，以物质财富更大的丰富去缓和阶层分化和对立，这一指望已经是不现实的了。中国必须在面临严重社会矛盾的前提下，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来，这一探索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的。美国的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那是指美国这样的国家认为他们今天的制度足以应付他们面临的问题，问题在于这套制度生效的社会基础――阶层对立和矛盾相对缓和――却无法移植到中国来。今天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更急迫地面临着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困境，中国人必须在这个困境里，重新思考未来和我们的出路，从先秦诸子到毛泽东时代的探索，都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由于我们有这样的丰厚遗产，也由于我们面临着无法解脱的西式现代化困境，我们民族重新凝聚起共识和行动意志，还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有那么一点理由期待一个乐观的未来，不管怎么说，未来究竟如何，在于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自觉努力，未来决不仅仅是什么客观必然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结果。这些说法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有值得思考的合理性在，提出来和大家商榷一下，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七、 提问和回答部分
七、 提问和回答部分
问题：你刚才讲了有一个现实中间的问题，我们现在就和谐社会和你刚才谈的这个情况，已有的这些人，已经在政权的问题上有一种很极端的倾向，而且有得手的可能。而像你这样的人，是民间的声音，我发现跟以前有些不同，以前你说的这些没有人听，现在开始有人愿意听了。我想问：你这个声音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到政策的层面上去，能不能和有政治资源的人结合起来，变成一种有影响的国家政策导向，这种可能性有多少，或者在哪里？
老田：我刚才讲到，是政权而不是资本有这个义务去弥合社会矛盾和分裂，政府有没有能力主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人讲过一个故事，说江泽民原来的老上级去看他，对他说，现在的社会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呐，江泽民回答说，右边的力量很大呀。实际上，政策的出台，跟社会阶层力量对比有一致性。比如说，今天的中央高层提的和谐性，也真的是想缓和社会差距，任何一个执政者都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政策能不能执行下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个政策和设想中间的距离，要靠民间和下面各个层面有力量去承接，有一个这样的案例，说我们的教育费用东部发达地区占用的太多，西北落后地区教育医疗方面的财政投入太少，高层就提出来把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中间的教育费用支出部分，多转移一些给西部，结果执行不下去，因为在现有的财政分配体系里面，财政收入越多的地方，与中央财政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越强，最后的结果还是多数支出给了东部发达地区，西部还是得不到这些更为短缺的费用。政治和国家管理中间，仅仅有好的设想是不够的，需要有力量对比转换和积极执行的力量。
问题：你刚才说到现在的政治自由主义与分赃同盟合谋，我这边考虑到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搞社会主义，就一定不能落实政治的自由主义。你认为这里面一定是存在必然的矛盾，还是仅仅是暂时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政治上不可以搞自由主义，如果要保证人民利益的话，中国就一定不能搞自由主义，或者说我们就铸锭了不能搞那种自由。
老田。我首先澄清一下，你说到自由主义与分赃同盟合谋，我想可能是一个表达不清楚，带来了错误的理解。我实际上说的是，今天自由主义这样的舆论能在中国占主流，背后是存在一个舆论选择起作用的结果，而这个选择机制恰恰是中国强制集团掌握并主导的。我说的是有一个选择的机制，它在已有各种的舆论中间，选择性地放出来一种符合强势群体需要的自由主义来。反过来，我倒是认为很多人信仰民主，是很真诚的，他们也非常相信我们国家只要是实现"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就能搞好，我自己原来也相信这个，八九年还来过天安门广场。问题是这样的舆论成为了主流，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社会里掌握权力的群体，按照自己的需要通过他们掌握的选择机制对各种舆论进行筛选之后保留下来的结果。
我个人同意你另外的看法，就是说，民众必须有权利参与这个社会的决策和资源的分配，如果多数人不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参与意见，那么他们的基本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另外一个方面，对于中国的现实力量对比来看，我比较悲观一点，马克思提到工业化社会是一个社会化大生产，最根本的一个特点是生产手段和劳动者相脱离，控制权机制到少数人手里，马克思还说在分工的时候，个人就开始了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了，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就完成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这个分离就很彻底了，这种分离的结果就是劳动者不再能控制在自己的命运了，青年马克思把这个叫做"异化"。在前人的所有关于民主的探索里面，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改变生产资料的集中趋势；毛泽东时代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际上还是要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趋势，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控制权的集中，这一点无法改变；脱离多数人实际掌握的权力会越来越大，也会越来越集中，这是伴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希望把权力的性质，改变为为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这个努力实际上是要改变控制权的性质，这是民主制度设计的"下限"，而民主的"上限"是希望民众参与管理和决策，直接改变权力的运用方式，控制权力的运用过程，对民主决策参与者的要求非常高，至少要有必备的管理知识和决策信息，还要能够在特定的时间限制下完成整体意志的凝聚过程，需要有一个低成本的意见整合机制，这个民主在"上限"上进行操作的方式，如果你有在企业工作的经验，就知道，即便是一个不到百人的小企业里，这样的操作也是无法实现的，不要说一个国家那样大的范围来操作。许多人喜欢西方的海选和票决制度，认为这个就是真民主，就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这个制度肯定民众的"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些样式都是针对民主的上限，要许多人直接参与权力的运作过程，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奇和不理解，在一个小企业里无法操作的制度，反而可以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进行操作？
我刚才也反复提到，中国的强势群体就是要这个制度，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这个制度来实现直接控制政权，降低自己的瓜分风险，我认为强势群体的判断跟我刚才的分析一致，因为在民主的上限上。多数人无法真正参与意见，少数人暴富群体可以控制媒体实现自身的意愿，真正的民主只能在防止权力变质的"下限"上操作，但也只能是部分取得成效，而且成本很高。我们看到了毛泽东使用了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手段，他发动群体去审查干部，也是在民主的下限上，目的是要通过群众组织起来现成一定的政治整合和力量，去拖住权力蜕化变质的脚步，尽量减缓权力变得肆无忌惮。实际上，由于有组织的少数总是比无组织的多数力量强大，文革期间群众组织那种很松散的政治整合，没有能够抵消力量和信息的不对称，文革最后是失败了，造反派和群众组织的骨干在文革期间就不停地挨整，多数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几千年的中外历史，都是少数人管理着并压迫着多数人，都是跟少数人是有组织的，而多数人又组织不起来无法凝聚自己的力量和意志这样一个事实有关，谁压迫谁仅仅是与力量对比一致的，毛泽东时代的压迫和剥削少些，也是因为多数人的力量强些，精英阶层被毛泽东弄得四分五裂，力量也差些，力量对比相对地有利于多数人，主要不是因为政策好，而是因为力量对比有利些，好政策和坏政策在力量对比明显的情况下，很容易自己生发出来，我刚才也讲了好的设想无法执行下去的两个案例。自由和民主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改变力量对比，这样在民主的下限上可以进行操作，部分改变权力的服务性质和服务范围，这根本上不是一个好的设想和制度所能够决定得了的。
问题：我接着讲一下老田所说的问题，关于中国未来的悲观和乐观。有关未来的中国的走向，我更倾向于老田说的悲观，在我个人认为，也还有乐观的因素，…我们始终强调转型，不知道转到何年，才能转到一个好的形象，国家西方的模式不是中国能够走的，与其那样，地球上就不需要中国了，需要中国的目的，就是中国必须在现实的制约下，去开创并领先人类的潮流，跨越美国的模式，中国走到今天，积累了那么多的经验，今天走到这一块，也是到了产生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中国人要能够提出应付的方略，克服各种困难把局势扭转过来。中国的国歌中间有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确实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内忧外患，真到了历史最关键的时刻。我们今天的座谈，可以说是民间的声音，我们今天这么说，这么听，都是因为感受到了中国的关键时刻的不同问题意识，知道了人类社会发展走到中国的今天，无法再抄袭西方现成的模式了，知道了中国面临着叉路口上的选择，未来的事情不再是专家和高人垄断包办的了，我想问一下您，未来我们都知道了这些，我们民间这边能够进一步的、往前走，做哪些更有效的事情，进一步做一些什么？这个目标对我们进一步展望未来，是不是更明确一下？谢谢大家！
老田：我想是这样的，99年的时候，美国的福山历史终结，实际上是对美国来说，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资源和权力分配体系，可以稳定了，也已经够用了，这一点我也赞同，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欧、美、日那样的发达，也可以把它们的制度抄袭过来在中国运行，大概也不会发生很多的危机，至少不会发生成本大到不能承受的那种危机。我也同意你刚才说的说法，以前我们走过的路，今天中国的现实，都有太多的不利因素埋伏着未来的恶化趋势，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须走一条新路，非此不足以我们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根据我们中国人口和本土资源状况，中国在全球资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中国在本土自由不足的前提下，又不可能大量攫取国外的资源，以今天的技术水准和资源消耗水平而言，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发达是没有可能的，靠着富裕发达来缓和国内的阶级分化和对立也是没有指望的。但是，只要是解除了强势群体的高强度剥夺，我个人认为，以今天中国的资源开发强度和发展水平，全中国人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大概可以提一个这样的目标"高就业、短工时、均福利"是可以实现的，比如我们每周工作一个工作日，或者两个工作日，同时就不能不指望汽车和别墅，美个人都有一套公寓我想也是可以实现的。要实现这一目标，障碍不是中国的工业化程度不够，资本积累没有完成，而是那些有能力榨取别人经济剩余的强势群体，它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力量，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但是它们就是对着干，要以资本积累"效率"为本，要以少数人的暴富为准，因为多数人没有能够组织起自己的力量，凝聚自身的意志，也没有能力去支持中央的正确决策。
我认为，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路都走过，很多的问题和经验都需要总结，如果能够上升为理论，就足以启发我们的同胞，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是什么人妨碍我们前进。我们中国人在工业化时代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产和生存方式，怎么整合中国人的意志和力量去跟国外的霸权主义者竞争和协调。毛泽东时代所用的方式，客观的后果是把中国的精英阶层搞得四分五裂，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榨取工人农民的剩余，所以中国的社会矛盾就相对的缓和，也因为没有内部阶层结构性分裂，中国对外倒是有非常坚定的竞争意志，也有足够的力量挫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干涉，最后尼克松说中国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实际上是他发现无法跟中国人竞争，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效应就是指这种情况，中国人不是在有形实力例如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力量强，而是国内阶层对立程度很低，就能够凝聚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一致对外，无形实力弥补了有形实力不足，纸老虎效应实际上是指有形实力不足以决定一切，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有形实力不足是一个难以逆转的事实，中国的对外竞争需要在无形实力方面努力，过去的经验就是：无形实力只能在国内阶层矛盾相对缓和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中国只要没有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过分的敲剥，阶层对立不严重，无形实力就会自然上升到美国人无法应付的水平上，外患就不会再存在，哪怕是国内精英阶层四分五裂也罢。但是毛泽东的方式，在精英阶层里面得不到认同，这一有效的对外竞争模式，在上层没有共识，因此引发了邓小平时代的大逆转，精英阶层完成了整合，结果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压榨加强，导致中国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对外竞争上无形实力急剧下滑，有形实力又无法赶超美日军事同盟，因此引发严重的外患，从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到台独问题的爆发，都是因为中国的内忧引发可外患的结果。我们能不能在创新的基础上，来引导全民族形成新的共识，大概也是在帮现在中共中央的忙，我们大家都研究一下：为什么要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可能性在哪，和谐社会能实现什么样的场景，障碍和阻力在什么地方？
问题：老田，我想问一下，在现在的体系中，会存在怎样的分红，在中央的领导层有多少成员参加，更具体一点，对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的人，是不是也属于这样一种同盟？我问的很现实。
老田：因为我们不是反贪局的，缺乏必要的信息。我刚才讲的实际上也是举例而言，不要求是真实的事，资本家快速牟利，是因为和权力结合，和金融资本结合，垄断了本地最赚钱的项目。之所以能实现垄断，是因为得到权力的帮助，然后组成分赃同盟或者分利同盟，在同盟内部按贡献分配利润。这只是一个推论，不一定要对应现实中间特定的人，这样的案例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分赃同盟已经成为中国的强势群体并主导舆论了。如果要看到具体的个人这么干的话，我早就汇报给反贪局了。这个分赃同盟的政治诉求，后面是按照苏联解体的经验来谈的，有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大卫•科兹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书中的结论是：苏联解体的主要推动力量，大概是10万党国精英。当时大部分苏联知识分子也拥护实现资本主义转型，他们只是在理念上喜欢西方人的理念，认为自己可以在转型之后获得很多的利益或者自由，但是今天很多人后悔了，这实际上也说明多数人的喜欢与分脏同盟的政治诉求是不一致。分脏同盟里面的几拨人，它们的攫取经济剩余的能力很强，实际上能够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多部份归于他们所有，我们的大学生想要有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找不到。这些人也跟苏联解体之前的那些党国精英一样，觉得自己捞的钱已经很多了，现在的问题是觉得政治风险太大，而且以消灭政治风险为第一追求，它们已经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行动意志的，这些人就被我定为分脏同盟，按照苏联解体的经验，它们是希望共产党非法和国家解体的。这主要是一个政治上功能分析，不是具体指向特定的个人，因为很具体的情况基本上处于秘密状态，我也不了解。
问题：苏联有一个来自上层的革命，我想问一下，中国能不能来一个反向的上层革命？
老田：在科兹那本书里面，恰恰有一个反面的例证，戈尔巴乔夫搞改革的时候，也针对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想要建设一个更为民主的体制，但是这样一来，对苏联的强势群体――党国精英――来说，就意味着要从此做更多的工作，而且特权要受到民众更多的限制，这就显得是"与虎谋皮"了，戈尔巴乔夫又不敢象毛泽东那样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给当权派施加变革的压力，因此这样的改革只能是陷入失败和流产，特别是在他的公开性政策之后，苏联的知识精英们喜欢西方的社会制度，党国精英们就顺着它们的舆论潮流走，一直走到把国民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把自己的特权变成可以代代相传的财产，这个时候知识精英们开始后悔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都是大幅度下降了，但是最有权势的党国精英们已经成为大富豪了，俄罗斯重新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也无能为力了。
书中还讲了819政变的事，这个政变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那个紧急状态委员会觉得得不到当权派的支持，虽然那些人还有把政变进行到底的操作空间，但是他们自己放弃了，因为得不到党国精英们的支持。那个时候苏联的工人农民都被主流舆论引导到痛恨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轨道上去了，也不能支持他们，因此他们就只有主动放弃了，广大的苏联工人农民，早就对当权派不满了，所以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时候，官僚们巴不得把这些瓜分掉，工人早就有意见了，也不去维持这个体系，所以解体很顺利称得上是"安乐死"。我说的悲观，实际上也包含这一层意思，极右翼的分赃同盟已经组织起来了，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和竞争意志，话语权也被他们所主导，工人农民又处于分散和无组织的状态，中央要建设和谐社会也缺乏足够的支持力量；因此那些人的喉舌，例如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很放肆，敢于威胁中央。说到底，有组织的精英阶层，有着一致的利益和明确的努力，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方向，决定了算是一种阶级立场吧，靠少数人调整政策或者制度去制约他们，不是那么有效，因为这些强势群体的有组织力量，还得另外一种力量去抵消和制约。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把中央高层真诚想要调整的人定义为悲观派，他们看到的严重社会问题，不调整是不行的，发展下去很危险。他们是不是左派，我不知道，因为政治家和我们研究问题的学者是不一样的，他们办事情要看各个方面的力量对比和制约关系。如果中央里面有左派，也还是要有社会力量的支撑，才能发挥作用，仅仅靠上层的努力进行根本性政策调整，我认为不乐观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同意你的看法，如果中央有左派来应付这个危机，终止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积累，肯定是社会振荡最小的，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调整成本也是最低的，这是最理想的一个方式，关键是下面要有支撑。实际上中国现在和各个工业化国家一样，只剩下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最起决定性作用了，这些权力在过去表现不能说是教人乐观的。
问题：今天，听了老田非常精采的演讲，我跟他是老朋友了，也接触了多次，对他网上发表了一系列的东西非常的感兴趣，今天他讲的内容，非常的尖锐和深刻，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想跟在座的各位朋友交流，今天中国，主要问题存在哪里，刚才他从他的角度做的必要的阐述，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社会分配不公，严重的两级分化，主要的问题在哪，我给他的回答是，出在"一次分配"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这些理论家提出来，欺骗了中央的领导同志，成为了文件，然后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左右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历史过程是大家走过来的，大家非常的清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中央已经把这个口号和政策抛弃掉了，还有些人想加以补救，搞了一个"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贡献"。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有些人在那里弄，还没有变成中央的决策，到现在，中国造成的两级分化这样一种现实，是一次分配造成的，在这里，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应该明白，一次分配是什么意思，二次分配是国家取得了收入之后，把收受转移支付，帮助了困苦的群众，他们所说的三次分配讲贡献，就是赚钱了之后，搞点光彩事业，捐赠希望小学，这是三次分配讲贡献。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在一次分配方面，一次分配是什么？就是你作为一个打工者，你作为一个雇员，在一个工厂或公司里面工作，老板给你的钱，太少了、太低了，不能够满足你的基本需要，对你的剥削太沉重了，所以才造成的今天这样一种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最近，有一位官员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开的发表他的观点，认为就是现在社会严重的两级分化与民营经营无关，社会的贫富差距，与民营经济无关，现在所谓的民营经济是什么？除了个体户，我们把它划出去，老百姓自己修的自行车，然后摆个小摊，这也是民营经济，通通划出去，指的民营经济，实际上指的是企业家的经济，企业家是什么？是资产所有者，拥有资本，可以雇工，可以对工人进行剥削。我想请教在座的各位，现在社会的两级分化跟这部分人是有关还是无关呢？（密不可分）大家同意吗？所以，实际上是资本家经济，但是，把它美化成民营经济，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对全民的欺骗，今天中国社会的严重的两级分化，贫富不均，是由于这样的经济结构造成的，我是这么看的，老田关于这一点，好象没有特别鲜明的把它点明，可能是有他的想法。当然对老田总的思路我是非常的欣赏。谢谢大家！
问题：我看过老田的文章，我想说一点，就是说，老田好象是对文革时期的江青研究的比较清楚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提法，江青的一些思路，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老田：关于文革的研究，三言两语也说不完，对于江青和林彪，大概是这样，江青从头到尾是支持文革的，以群众参与的大民主这种方式来限制官僚的特权，在这一方向上是毛泽东所赞同的。在当时的中央高层，大概也就是林彪非常明确、主动地支持文革这么一种搞法，文革早期的文献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林彪后来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资料不明确。今天再看这些人的时候，把他们定为反应革命集团，认为他们不是仅仅与官僚阶层为敌，而是说与我们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为敌的，在这个意义上看，特别是从今天的社会矛盾现实再回过头去看，他们做的事情有一定的合理性，方式方法对不对，我们不敢说。前几天访问了一个在中央文革工作过的老同志，他就说，毛泽东在战术上对不对，我们可以具体地分析，从苏联的解体以后看，共产党要出问题，肯定是在高层出的问题，不是工人农民出问题，也不是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出问题，在这个宏观和战略判断上，毛主席不可能有错误；剩下的第二个问题，比如说，把某一个具体的人揪出来，批斗他说他就是走资派，这个人找对了吗，要靠实际来检验。后来批斗了很多老干部，批斗的方法中间也有一些过火的行为，毛泽东很早就批评过，也有错误，这是执行过程中间和战术意义上的错误。今天回头去看文革，时间太近，而且很多利害相关者，都还在厉害的岗位上，还不能全面的评价。就讲这么多。
问题：首先就是我想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最重要的领导，是思想领导，目前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本主义…我认为是已经基本占领了他的统治地位，我们的目的是重新让社会主义思想，站稳我们的脚跟，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宣传，就像以前共产党打天下一样，在推广的时候，可能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是比较的枯燥的，可能是讲案例的，在新的马克思主义工作中，讲案例会好一些。让我们来选择，第二我想问他，老田刚才你说到的70年代中期，粮食产量大提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化肥很多，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根据我的经验还有我了解的一些资料，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的推广也是很重要的。这只是我个人很肤浅的了解。
老田：种子确实很重要，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非毛化的需要，就把这个文献埋没了，这是1956年毛泽东主持亲自起草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农业远景规划纲要，这个纲要里面提的很清楚，后来总结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这个里面所提到的，包含着"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总体看来，在前期实际上是要求组织密集的劳动投入来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证农业增产，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工业和城市化的最低需要；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大量的化肥投入才是可能的，你说的杂交水稻是74年时候开始推广的，杂交水稻要取得很好的效果，本身就需要化肥大量投入的配合。我把农业发展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过程，提出不同的主要作用因素，实际上是就主要的因素来说的，讲几次政权强化和工业化对农业的贡献，是就主要的线索来粗略概括的，当然农业生需要很多的因素，受资源和气候多个方面的影响，我们仅仅是讲主要的发展脉络，所以就忽略了很多其它的东西，种子的作用上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嘉宾：有一点想法，想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目前，对国家政权，对执政党这样一个基本的估计，我本人也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员的队伍重点，目前我是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我在我做在的单位，尽管得到了很多同志的赞许，但是在明面上他们还不太敢。现在这样的现状，我想可以反应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在我们的国家体制中间，在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间，我想有相当的一块，处于非主流的，但是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谋利益的，在这个政权中间，有相当的力量是持这样一个观点的，所以对问题我觉得不能太悲观，当然，其中有一些也是死心塌地的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实实在在的，是客观存在的，这些走资派，就是想跟资本家结合起来，最后把中国带到完全的资本主义道路去，而那些东西，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是灭顶之灾，比今天中国的状况还要惨。如果到了这么一种程度，我想对多数人来讲，是非常残酷的事情，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大家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积极进取的心态，相信在中央，相信在共产党内，相信在政权机构内部，在体制内，还有积极的力量，还有积极健康的力量，这种积极和健康的力量，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在这里面，我还想说一个我的感觉和体会，就是这样一种力量，他们从内心的深处，是用为人民服务坚持革命的情怀的，但是这些年来，有些人确实被一些歪理邪说，被这些东西搞糊涂，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非常重要的是从理论的角度，把基本的是非搞清楚，要敢于把它搞清楚，属于真理的东西要非常鲜明的说清楚，比如说，到底这个社会是存在不存在阶级，有人说没有阶级，哪有老板，哪有对工人的雇佣。这个事要搞清楚。到底有没有阶级？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剥削。存在不存在剥削，有些人说是没有剥削的，现在分配是按要素分配，要贡献分配，谁贡献大就分给谁，是说的这个，到底有没有剥削，这个事也要搞清楚，有剥削就是有剥削，不能说你提供了资本、技术、管理，因此他在整个分配过程当中，就没有剥削了，这个与基本的经济事实完全不符，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政治的压迫。有没有？就是说，敢于对他的这样一种剥削行为，进行指责和斗争的，敢于指出来的，他给予的是政治的压迫。
在乌有之乡有一本书是《还清白给毛泽东》这是港版的一个书，这个书写得非常的好，把历史上很多的是非说得很清楚了，但是这个书的作者是70多岁的一个老共产党员，完全是按照真理的史料写成的，对于搞清楚一些基本的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在当地，这位老共产党员居然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追究，这就是笑话了，后来这位老共产党员到了北京来，参加有关"颜色革命"问题的讨论会。对于颜色革命问题，中央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视，非常的警惕，为了这个问题，中央召集了很多的学者和有关部门，作为专题来研究这样的问题，有一次，中央召开这方面的研讨会的一个场合，请这位老同志去了，这位老同志就去了。当然是国家的安全部门来组织这样一个会，请这位老同志去，去了之后在会上，有人把这个体制的情况介绍给大家，说是我们这位同志，由于写了这样一本书，在当地受到了追究，结果当时是引起了哄然大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我国有些地方，其领导人在思想理论方面，混乱到一种什么程度？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将来会被更多的人认识到，但是前些年，对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些宣传，把是非都搞乱了，连这样的事都搞不清楚，中国人们还有救吗？没救了？所以现在应该把一些基本的是非搞清楚，比如我刚才谈到的阶级问题，阶级斗争问题，阶级的剥削问题搞清楚，我们才知道我们在整个社会运动中间，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对这一点的话，我是跟朋友交换一点想法，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朋友们指出。谢谢！
问题：我听老田讲座的一些感想。我觉得现在政权也好，不敢让农民变得聪明起来，现在的农民是越来越分散，没有组织，而且也缺乏自主、自立的意识很差，对政治也不信任，这是我在农村的认识，我是刚来北京打工的，所以有这些的感想，中央有什么政策和文件的话，往下传达的时候，传达到农村的时候，好象声音就已经很微弱了。我想到我们的现在健康的民族资本，并不多，是很少的，其实受控制的，我觉得掌握一些民族的资本是需要的，一些不健康的资本是应该要控制的，健康的民族资本是应该加以发展的。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小资白领阶层也开始产生不满，我想讲这样一点，刚才老田提到，既得利益阶层和新自由主义者，这些人他们很多都是以当权者的身份出现的，或者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出现的，我觉得这些人很可能是故意引导民众从这些人自己的不满，发展到对共产党合理性的不满。刚才这位先生提到，共产党不是一个整体，它里面是有很多的流派的，就是说，我觉得这种整体的统一的政权是必要和需要的，如果这种不满被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的话，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我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故事叫做温水炖青蛙。我就是想，对于现在当权的既得利益阶层，属于这些不是正面的力量，他们采取一种迂回的、侧面包围的策略，现在当然要加强教育、让真正的农民具有一种初步公民的意识，建立起一个支撑系统，把这个落实到提高真正的农民素质上去，我觉得这种支撑系统才有可能被建立起来，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有真正创新的思想出现，因为现在不管是既得利益阶层也好，还是工人农民也好，如果产生严重冲突的话，后果就是两败俱伤，对谁都是不利的，如果真正能够调节矛盾新的思想出现的话，而且又有支撑系统，又有一定执行方法有力量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贯彻下去的。我就想这些多，很杂乱，也很肤浅谢谢！
老田：我同意你的看法，农民需要走出原来的局限。我稍微把你的思想意思延伸一下，今天的农民在解决温饱的问题上，除了极其落后的山区和自然条件很差的地区之外，在这一方面没有问题，但农民的困境是在支出增长太快方面，如果不打工，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很多人就被逼着离乡背井，要是能够得到低成本的教育和医疗，就不一定非要出来受那种苦。如果农民自己不能组织起来，提供廉价的教育和医疗的话，国家应该帮着农民在这方面组织起来的努力。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国家刚好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前的成功经验和现在的失败经验。如果保持同样的有效的基层合作体系的话，农民能得到比那个时代高得多的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按照今天药品医疗器械出厂价格的话，农民按照今天的收入水平也是可以承担起的。关键问题就是，市场化，现在把它一切变成了交易，在交易中间多数人就受大高价格的盘剥，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合作实际上是把交易变成了一个非交易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合作提供服务的过程。通过农民增收这样的单一的政策，不可能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到足以应付市场化体系里面的支出膨胀，农民无论是种地还是打工，都不能够挣到足够的钱在市场化的体系下，购买教育和医疗，这要受到人均资源水平的限制。收入不可能无限增加，合理的选择是在合作组织内部，把服务的成本降下来，解脱农民经济困境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减支。
主持人：关于今天主题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后来对这些问题有兴趣关注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看老田的个人网页，谢谢大家，谢谢老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