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周惠谈话”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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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谈话”辨伪
作者：韩钢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其波谲云诡，打出一个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导致了中国当代历史的一次逆转，而为史家和世人关注。1980年代以来，官方陆续公开了一些档案文献，数位亲历者也先后发表了回忆录。最引起关注者，就文献而言，要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就回忆而言，当推李锐先生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需要强调的是，《庐山会议实录》绝非仅凭记忆之作，书中的大量叙述，如毛泽东的历次讲话、两次中常委会议的发言、数十次小组讨论以及会间印发的文件等等，源自作者当年的笔记和会议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文献史料的公开和亲历者记忆的披露，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许多被颠倒的史实重新颠倒过来，许多以往模糊的情节逐渐清晰起来。这些年，研究者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述。当然，研究没有终结，任何来源真实的新史料(包括回忆)，任何言之有据的新观点，都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但前提是，史料(包括回忆)应当是可靠的，观点应当是严肃的，否则，只会使历史真相变得模糊甚至混乱。

　　党史研究室有个周惠访谈录?

　　去年11月，一篇署名张杰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在网络上流传，题目是《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张文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搞了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派出工作人员采访经历过党史上重大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是其采访对象之一，有一段谈话涉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文接着披露了这篇“周惠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在“谈话”里，周惠对采访者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周说了三件事：一件是李锐给毛泽东写信，一件是李锐1959年8月11日的发言，一件是李锐“夜闯美庐”(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住处)，向毛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正是这三件事捅了娄子，“连累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没有李锐的揭发，“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庐山会议如此结局，很大的原因竟在李锐!张文披露“周惠谈话”，似乎要颠覆人们已知的历史叙述。颠覆已知的历史叙述，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倘若有理有据，如实地还原真相，还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问题是，张文披露的所谓“谈话”漏洞百出，疑点重重，不仅没有还原反而歪曲和模糊了历史真相。

　　张文说依据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访谈录，但张本人并非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连党史研究室的来历都没有搞清楚(顺便说一句，张文对周惠的生平介绍也有误)。中央党史研究室是1980年1月成立的，比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早成立四个月，两个机构并存了八年多，并不是张文所说的“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8年8月，是撤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机构之后组建的，也不简单就是“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么，“1990年代中”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没有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呢?说来也巧，“1990年代中”笔者恰在该机构供职。更巧的是，笔者的具体工作部门，是该室下设的第二研究室，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按照分工，要派出工作人员了解庐山会议历史，当属第二研究室的任务，但是笔者既没有听说更没有参与此事。会不会是其他同事呢?最近询问第二研究室当时的负责人和同事，均未与闻。因此，这份源自所谓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访谈录，究竟来自何处?真实性如何?大可怀疑。李锐犯了“欺君之罪”?

　　更令人生疑的，是“谈话”对三件事的叙述。与相关文献和回忆对照，“谈话”错误甚多，根本经不起史料的验证。

　　第一件事，“谈话”称李锐“自作聪明”，给毛泽东写信，发了“重誓”，却在信里“撒了谎”，“隐瞒”了“最敏感的话”。还说，“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彭德怀在庐山遭受批判，招致厄运，是因为他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批评“大跃进”的信，而不是受什么人连累。黄克诚、周小舟的遭际，是因为他们发表了与彭相同或相近的意见，也不是受什么人连累。批判彭德怀，是从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彭德怀肇始的。7月25日，毛作出“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9页]，对彭的批判升级。这时李锐还没有写信，怎么会“连累”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呢?

　　李锐是7月30日写信的，这时，不仅彭德怀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而且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贾拓夫、陶鲁笳等人也都受到指责和追问。其中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去黄克诚住处一事，成为小组会上追逼甚紧的问题之一。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锐情绪激愤，发了一些尖锐议论，包括说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一旦查出实情，后果何堪设想!李锐回忆：“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李锐所说可从周小舟当年的检讨得到证实：“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这说明李锐给毛写信确实是胡乔木的意思，而不是“谈话”里说的什么“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自作聪明”。

　　信的全文李锐已在书中公开，字里行间，没有揭发彭、黄、周、周的什么问题。当然，李锐也坦承，信里“隐瞒”了“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庐山会议实录》，第178页)。这就是“谈话”所说的“撒谎”、“欺君之罪”。倘若这算是“欺君之罪”，那么，当年的当事人有谁没有犯“欺君之罪”呢?以周小舟为例，李锐写信的第三天，他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却同样“隐瞒”了7月23日晚上的私下议论，最后还表示：“您几次找我们谈话，今天又特别给我写信送书，情意深挚，我完全体会主席的意思，我诚恳地把我所想所做的，老老实实地向您告诉。”(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2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惠，一开始也是“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直到别人交代了之后，“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的。(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能不能说周小舟、周惠也犯了“欺君之罪”呢?

　　笔者以为，无论李锐还是周小舟、周惠(也包括其他受批判者)，当年“隐瞒”实情都谈不上“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在那种极为险峻的政治环境中，三位当事人避重就轻，无非是不想让事情更加复杂，不说是保护他人，至少也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自我保护，何罪之有!它恰好说明了党内政治斗争的严酷。

　　李锐缘何写检讨?

　　第二件事，“谈话”称李锐8月11日发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全盘认账”，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让二周“陷入极大的被动”。“谈话”还称，李锐此举是为了“反戈一击”，“立一功”。

　　这件事在李锐的书中也有记载，“谈话”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反倒是弄错了史实：李锐不是作发言，而是写检讨。(《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更要紧的是，“谈话”故意“忽略”了李锐写检讨的一个关键性背景。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在会议第五组作检讨，分在第四组的李锐被人带到第五组同黄克诚对质。对质的问题本来同7月23日之夜的事情无关，但黄见李突然被带进会场，以为李已经说了7月23日晚上的事情，便主动交代了7月23日晚上的情况，揭出了关于毛泽东的私下议论。关于这一情节，李锐有详尽回忆：

　　黄克诚一再被逼迫，突然看见我走进会场(而且我后面还跟着罗瑞卿)，我又不是这个组的，他当然马上产生这样的错觉：李锐一定和盘托出。黄克诚只好讲了以下几点……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被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李锐。在23日讲话后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我住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这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虽然没有精神准备，但由于多日来已经惊心动魄惯了，算是沉住了气，就一五一十将23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庐山会议实录》，第281页)

　　黄克诚自述完全印证了李锐的回忆：“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议论是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页)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阴差阳错的情节，揭出了“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接下来狂风骤雨般的批判和穷追猛打式的逼问，令李锐忧心忡忡：会议继续追逼下去，会牵连田家英等人。情急之下，李悄悄对薄一波谈了想法：由他作交代、作检讨，人事关系只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因为这些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晦，绝不能再扯宽了。薄很赞同，还要他“先发制人”。《会议实录》，第285-286页)李锐这才写了检讨。

　　如此重要的背景，“谈话”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而不详细交代事情的原委，却渲染所谓“突然”转弯，给人印象似乎是李锐别有用心。

　　二周是如何“陷入被动”的?

　　据李锐回忆，他是8月11日上午交出检讨的，题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关于这一点，李锐在书中已有回忆，坦承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间交换过的各种意见，直到23日夜晚的活动”。(《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谈话”称，正是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的这个发言，让周惠和周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

　　如李锐所说，他的检讨的确交代了周小舟、周惠的一些言论，这是周小舟(肯定也包括周惠)对李“极其不满”的原因。如前所述，李锐当时的考虑是他和二周的活动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讳”，但不能让人再追查下去，因为有可能牵扯出田家英、胡乔木等人，那样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此举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事情做一个切割，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事后看来，李锐的想法或许过于天真，但其本意不是陷入于不义。何况李锐的检讨除了交代二周，还交代了自己的情况。几十年后，李锐感慨：“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周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这些细节已无关紧要，但也说明当时情况的复杂。‘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多么难于掌握啊!”(《庐山会议实录》，第286-287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周、周、李而言，庐山会议期间最要害的问题，是7月23日之夜关于“斯大林晚年”的私下议论。揭出这个问题，才是二周(其实也包括李锐)“陷入极大的被动”的关键。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李锐先后交代后，周小舟所在的第二组即追逼周小舟。有人问：黄克诚同志交代，周小舟、周惠、李锐三同志说，现在是不是达到斯大林晚期，中央有没有集体领导，现在反右会不会出乱子?这些话你都说了没有?周小舟答：我说了。接着周交代了那天晚上的言论：“二十三日晚上到黄克诚同志那里，我心情紧张。李锐和我讲得多，周惠讲得少。讲到毛泽东同志这样讲，是什么道理?这样突然，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十八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并提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还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个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到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当时黄克诚同志说，不能这样看，主席的话是有道理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83页)周惠也在当天承认自己“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一如他在检讨里所说：“我始终是隐瞒了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直到八月十日下午听说黄克诚同志已开始交代‘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时我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改变原来避重就轻、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的根本不够一个党员品质的错误态度”。(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自己当年的检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听说黄克诚交代之后，才“被迫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交代出“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的。

　　“最重要的真实情况”都揭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他们“陷入极大的被动”呢?可以肯定，对周小舟、周惠(无疑也包括李锐)而言，8月10日才是他们的“黑色星期五”，他们正是在这天“陷入极大的被动”的;而李锐第二天才写检讨，显然与此无关。

　　“谈话”还称田家英不需要他(指李锐一笔者注)保护，毛和田情同父子。“情同父子”的比喻是否准确、是否严肃，另当别论。只说李锐担心牵连田家英一事，连对李锐不满的周小舟当时也承认。周小舟在给毛泽东的信里说，“他(指李锐一引者注)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确实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到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周在书面检讨里的这番话是否发自内心，笔者不好妄加猜度，但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李锐的初衷，确实想避免牵连田家英等人。

　　李锐“夜闯美庐”?

　　第三件事，“谈话”称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夜闯美庐，跪在毛的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说彭德怀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写给毛的信事先给张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出自张的手笔，而张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还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说受了毛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这番叙述，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简直就是一幕电影。这恐怕是“谈话”披露的最耸人听闻的“史实”了!可这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所谓“史实”。据“谈话”称，此事是周惠听周小舟说的，周小舟又是听田家英说的。田、周、周均已作古，这耸人听闻的“史实”竟死无对证!

　　问题还在于，“谈话”的叙述完全站不住脚。按“谈话”的说法，李锐“夜闯美庐”是在他写检讨的前一天或前两天。如果是前两天，就是8月9日;如果是前一天，就是8月10日。9日晚上不可能，因为“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还没揭出来。10日晚上也不可能，因为10日上午追逼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会议的主持者当即与各小组组长商定，当天晚上各小组继续开会，分别对周小舟、周惠、李锐进一步追查和批判。10日晚上李锐正在小组会上受到追查和批判，如何“夜闯美庐”呢?难道有“分身术”不成?

　　从李锐8月11日写的检讨看，也不可能“夜闯美庐”。按“谈话”所说，李锐“夜闯美庐”一是揭发彭德怀、张闻天，二是交代7月23日之夜的言论。如果真是这样，第二天李锐写出的检讨一定会有“夜闯美庐”时揭发的那些事情。但事实恰好相反，李锐的检讨无一字涉及“谈话”所说的那些彭、张的活动，甚至连张闻天的名字都未提到。至于7月23日之夜的私下议论，李锐的交代并不比头天周小舟自己的交代多多少。李锐要是真“想反戈一击，立一功”，为什么第二天交出的书面检讨不写“夜闯美庐”揭发的那些事呢?这不是个“立功”的机会吗?反过来说，倘若李锐“夜闯美庐”，已经向毛告发了彭、张，第二天的检讨敢只字不提吗?殊不知，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是非常看重文字“证据”的。仅举庐山会议的例子，8月12日晚上，周小舟曾去毛泽东住处谈话。第二天一早毛就致信周小舟，要周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周小舟在给毛的复信中恰好透露了这个细节：“今早十时，接到您的来信，要我写成详细材料。”毛如此看重证据，李锐能不写在书面检讨里吗?这只能说明，所谓“夜闯美庐”，子虚乌有。

　　还要补充一点，彭、张之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也是在8月10日之前就作了交代的，而且交代得比黄克诚还要早。8月9日下午，张闻天在第二组被逼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种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第二天，8月10日第四组开会批判，有人追问彭“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彭也作了交代：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参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80-281、284-285页)张、彭的交代，李锐都知道，李与彭还分在一个临时小组(第四组)。彭、张自己都已经交代了问题，何需李锐“夜闯美庐”再作“揭发”呢?

　　“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谁扣上的?

　　“谈话”还称，“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这又不符合史实。如前所述，李锐在检讨里根本没有涉及彭德怀在庐山的活动，倒是说过这么一段话：“虽然我同彭德怀同志没有直接的活动关系，虽然小舟同志同彭的勾结我不清楚，黄、彭的关系我也不清楚，但由于以下三点，我是陷入这个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李锐：《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1959年8月11日)莫非这就是李锐对彭德怀的“揭发”?毛泽东就是凭李锐的这一点“揭发”，给彭德怀戴上了“军事俱乐部”的帽子?

　　事实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毛泽东最早扣上的，而且在李锐写检讨之前早已扣上。据李锐回忆，7月26日以后，由于7月23日之夜的事情被告发，分组会内外已经传开“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的种种议论和传言。(《庐山会议实录》，第168页)如果说李锐所说还属于记忆，那么，毛泽东8月2日致张闻天的信则是白纸黑字的文献：“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还挖苦道：“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也就是这一天，周恩来在会上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的“军事俱乐部”的说法：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庐山会议实录》，第219页)此后的分组讨论中，批判“军事俱乐部”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就在李锐写检讨的前一天，8月10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批语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自毛泽东，与李锐的检讨根本没有关系。有一个疑问，周惠当年的检讨交代过这样一个情况：“李锐有一天晚上到我们住处，他说，中央已注意到我们二十三日夜到黄处谈话这件事，说已经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他想给主席写信……”(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所说李锐写信，就是李锐7月30日写信一事。周小舟当年也提到此事：“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时候，他(指李锐一引者注)听说中央已在起草反对反党集团的决议了。”(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李锐后来回忆：“7月23日到29日之间，我同周小舟、周惠还是有些来往的，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庐山会议实录》，第171页)二周的检讨和李锐的回忆，都说明7月底以前周、周、李都已经知道起草关于“反党集团”决议一事。而“反党集团”的定性，正是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的。1980年代中，杨尚昆接受采访曾经谈到此事：“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指杨尚昆、胡乔木等人一引者注)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啊，你乔木也是在啊。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提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上引这些!史料表明：扣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在先，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后。周惠当年在李锐写检讨之前已得知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怎么几十年后说是李锐的检讨才使得彭、黄、张、周戴上“军事俱乐部”帽子的呢?一个是当年的文本，一个是后来的记忆，哪个更可信?答案必是二者居其一：要么周惠记忆有误，要么干脆是张文虚构。

　　张文称，1990年代，周惠曾经对采访他的权延赤说，庐山会议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张文的信息来源何处，笔者不知。但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笔者所见史料，情况恰好与此相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惠是相当宽大的，不许将周惠划入“军事俱乐部”。8月11日，也就是李锐交出检讨的当天下午，毛在大会讲话，谈到了周惠：“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8月11目)毛的讲话确凿无疑地表明，周惠根本没有划入“反党集团”。事实上，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也没有提到周惠。至于会后的结局，就周、周、李三人来说，周惠算是最好的。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下放到浏阳县任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直至196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不是“谈话”所说的“广州分院”)副院长;李锐则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只有周惠官居原职，继续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1年调任交通部交通工业局副局长。

　　庐山教训该如何总结?

　　庐山会议由“降温”始，以反右终，无疑是毛泽东翻的盘。论责任，也许很多人都有责任，但“很大的责任”、第一位的责任无疑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推不到李锐的头上。

　　说到这里，笔者想提及朱永嘉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以下简称朱文)。朱文比张文稍早流传于网上，也是谈庐山变故的责任的，认为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人表达意见的时机、场合、技巧有缺陷，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朱文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分析庐山变故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是笔者认同的，因为它有益于更全面和深入地解读历史(当然，这种分析应该首先建立在对史实准确还原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朱文不是没有漏洞)。但是作者把他认定的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的“缺陷”当做“教训”，而且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这样的“总结”笔者不能同意。

　　彭德怀等人有没有缺陷，尽管可以讨论。问题是，即便有缺陷，把这种“缺陷”作为庐山悲剧的“教训”，首先就同毛泽东的“党建理论”相抵牾。毛泽东早已宣布：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也就是说，毛没有对言者预设任何条件。事实上，毛还多次鼓动党内同志：“批评要尖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我常跟同志们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1955年3月)有意思的是，就在彭德怀写信前的一百天，毛泽东还号召党内同志批评他的缺点，甚至要求学习海瑞：“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4月5日)从毛泽东的公开表达看，他倒是希望党内批评不要顾忌“时机、场合、技巧”。其次还同中共党章相冲突。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有对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的权利，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有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党章没有对党员行使这些权利附加诸如“时机、场合、技巧”等任何条件。党章还规定，党员和党的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目)彭德怀等人无论有什么缺陷，至少没有逾越党内批评的原则和党章的规定，怎么能成庐山会议“沉痛而宝贵”的“教训”呢?

　　庐山之变的关键在毛泽东。胡乔木当时就私下提醒友好：毛提起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73页)一语成谶，庐山之变证实了胡乔木的担心。在党内表达意见，本来是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所拥有的权利。毛泽东因个人不满彭信，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政治批判，侵害了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的正常权利，按党章本应受到批评和纪律处分。毛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和处分，反而将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对彭等人严加处分。毛能够以一己之力覆雨翻云，深刻的原因是党内铸造了一套集权的权力架构和制度。这个架构和制度实际上赋予了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力，领袖因此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剥夺他人的权利，而这个架构和制度对领袖几无制约和平衡的机制。党内权力架构和制度存在严重的缺失和弊端。这才是庐山变故的深刻教训。朱文曾谈到庐山会议的历史教训，在于“在党内营造一个和谐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围”。笔者赞同这个看法。应该补充的是，仅有民主的“氛围”是远远不够的，更根本的还在于建立民主的“制度”。不从制度的层面“总结教训”，而去追究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方式的“缺陷”，甚至以为这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笔者以为，这是南辕北辙。

　　最后做一点说明。张杰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后，网上出现了一篇“党史专家金春铭”的文章，谈张杰“披露”的“周惠谈话”，对张文多有肯定，并称张是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笔者从未听说“党史专家金春铭”，但知道并且认识党史专家金春明。会不会是笔者认识的金春明教授?为核实此事，笔者与金春明教授取得了联系。金春明教授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也不大上网，既没有看过张杰的文章，更没有就张文或“周惠谈话”写过任何文章，他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没有一个叫“张杰”的人。受金春明教授委托，笔者在此作出正式说明。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