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周海滨：耀邦同志為什麼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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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為什麼要改革

作者：胡德平/口述 周海滨/撰文
胡德平中共中央原總書記胡耀邦長子，1942年11月生於延安。196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 1968年下放北京軍區農場勞動，1971年到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工作。1998年起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2008年3月起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父親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必須要改】
　　“文革”之前，黨內外一些同志就已看到了蘇聯經濟體制、我國計劃經濟、農業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大躍進”中的問題與弊端。劉少奇、張聞天、鄧子恢、孫冶方、卓炯、戴浩天、李雲河、楊偉名等同志，均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當時經濟體制的批評和改進的要求，就是毛澤東本人對蘇聯經濟模式也有不滿。
　　父親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稱為“史達林時代的計劃經濟”。他認為這种經濟沒有“實在的可行性”，中國共産黨人這樣勉強堅持下去，“共産主義”只會“遙遙無期”。他看準了一條“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符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以“莫須有”的罪名永遠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1969年黨的九大又在黨章上欽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轟轟烈烈的“文革”至此發展到了頂峰。九大召開前夕，父親給毛主席寫了一封長信，用他的話來説：“雖然我對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反覆教導，仍然一直頑固的不理解”，但他還是要向毛主席進言。這裡姑且把這封信稱為《耀邦同志給毛澤東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主席。
　　父親在建言信中反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照搬當時還有巨大影響力的蘇聯模式，他説：“完全縮回到或者基本上縮回到史達林時代的計劃經濟的老框框中去，這是很可悲的。”他還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總結為“史達林時代的計劃經濟”。
　　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建設之路，這時已成為他思想中的一個明確觀念。13年後的1982年5月，耀邦在和國務院有關部委同志談消費問題時指出，蘇聯高積累，加重群眾負擔的老框框我們不學；追逐高額利潤，巧妙剝奪人民財富的資本主義遊戲規則更不能學；我國要走出一條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革新路。
　　父親認為，必須走一條與蘇聯“産品交換”完全不同的創新道路，那就是“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新路。他在論述“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農村經濟發展道路時，把勞動力、勞動時間、資金、技術、生活需要、公社集體所有制下各種資源和生産組織形式都考慮到了。從今天改革的實踐看，他提出的建議多數已成為現實，而且更加實際、細化。我國農村的企業，先以社隊企業的面目出現，以後變為鄉鎮企業，最後又分化出多種所有制企業。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並沒有過分之處。在九大期間，他給毛主席寫這樣的信，可不是兒戲，因為這是一條與“以糧為綱”、“以階級鬥爭為綱”完全相反的經濟發展路線。
　　父親在上世紀改革初期，就積極呼籲過，在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辦企業，要社辦、隊辦、聯戶辦、戶辦四個輪子一齊轉，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當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期間，他又情不自禁地稱讚這是“異軍突起”、“方興未艾”，希望它佔據經濟總量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改革之前，政府直屬的國有企業即全民所有制企業，佔有全民巨大資源，但和全國人民的利益沒有直接掛鉤，全民既不知對企業的權益何在，企業也不知對全民有何義務。
　　父親向毛主席大膽直言，全民所有制企業必須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實際內容。他説：“害怕破除那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個全民皆無，或者全民皆困；丟掉那個把人們頭腦縛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夠實實在在地比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認為要把“全民所無”、“全民皆困”變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應給地方、集體共用全民所有的資源，發展地方經濟，發展社隊企業，以壯大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基礎。
　　父親説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資源是全民的，國家可以開礦，地方政府可以開礦，社隊企業可以開礦。也就是説，他主張“地盡其利，資源共用，人盡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澤東讓他來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在當時，只要不發表任何言論，擁護“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員。但他説，除關係到整個國民經濟的輕重工業和交通運輸事業之外，原則上公社可以通過上級規劃，通過協商聯合起來，地盡其利地有計劃地興辦一切可能興辦的工業。
　　後來父親進入中央領導集體以後，就沒有任何偏見地支援工商個體戶、個體經濟，並把從事這一自謀生路的職業和事業稱為“光彩事業”。

　　【“治國之道，必先富民”】
　　我們改革的目的是什麼？很早以前，父親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很明確的：“藏富於民，讓人民富起來。”一直以來，他既不認可蘇聯和東歐那種加重群眾負擔的高積累模式，也不贊成高度競爭追求高額利潤的資本主義模式，而是希望中國走出一條以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來推動農、輕、重生産為序的社會主義新模式。記得1982年5月19日，父親召集了一次研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討論會。在這次討論會上，對消費問題的意見雖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黨內高層的注意，並産生積極影響。
　　父親主張在新形勢下，既要刺激消費，又要引導消費，這是改革開放面臨的一個新課題，他不主張城鄉居民的收入過分集中在儲蓄方面，不同意過分地強調積累。
　　我記得上小學時，一位女同學寫過一篇作文，描寫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鮮艷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圍同學的譏笑和諷刺，説她愛美，愛打扮，但她內心充滿了一種少年女生的愉悅。她的內心獨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們就會穿上更美的連衣裙！”語文老師向全班同學朗誦了她的作文。長大以後，我才知道，當時穿花衣服的號召，就是團中央發起的。父親當然是最積極的策劃人，並得到財政部的大力支援，國家為此增加了稅收，時為財政部部長的李先念為此喜上眉梢。這是我記憶中父親第一次倡導消費。改革開放後，耀邦率先穿起西裝。為此，一些民主黨派的老同志給他寫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裝不好，因為西裝不是我們的，應該穿中山裝……他在大會上解釋：中山裝也不是我們國家的傳統服裝，是孫中山先生引進後改裝的。
　　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出身於湖湘文化之地的父親來説，故鄉文化對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我上初中時，父親就説過：以後幾個孩子，誰上初中，家裏可以給他買輛自行車；上高中，可以給一塊手錶；上大學，可以給一架照相機。他對家人如此，對全國的青少年也有此“夢想”。改革之初，他就和身邊的人討論，要讓青年人學些什麼技藝呢？他提出應該訓練青年人開汽車。據李漢平回憶：1984年我們家從富強衚同6號搬到現在的住址，中央警衛局也給他分了一套居室，漢平同志想把原來的住房留下。父親對他説，富強衚同我家的房子要還給團中央，一間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還給機關。以後總有一天我們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錢買汽車、買房子。
　　父親提倡消費，同時也提倡艱苦奮鬥精神，他反對不合乎生産力水準和豪華奢侈的高消費，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對生産領域中的浪費。對浪費資源、盲目投資、不計成本、沒有效益、不惜民力、長官意志的經濟增長模式，他有著天然的惡感，並把它歸於體制問題。碰到一些反反覆復、勞民傷財的鬍子工程，他總愛説一句話：“張書記挖，李書記埋，王書記上臺又重來！”
1983年12月22日，父親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審議《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時，提到管子講“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後來司馬遷的《史記》把這句話改為“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對此，他做了認真比較，認為這種古典的經濟思想是對的，需要我們很好地借鑒發揮。
　　他説，蘇聯為什麼幾十年富不起來？就是蘇聯領導腦子裏沒有老百姓，光搞鋼鐵，擴充軍備，爭霸世界。他認為，要想辦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勞動的雙手富裕起來，國家就強大了，就能抵禦一切風浪，立於不敗之地。
　　不久前，我遇到一個對父親充滿思念的人，他是黑龍江農墾局的局長，一位當年支援北大荒的知青，叫隋鳳富。他很激動地告訴我説，“現在黑龍江農墾區已經種植水稻1000萬畝，而南韓全國的稻田才700萬畝，我們産的全部糧食可以供四個直轄市、香港、澳門，還有西北幾省吃幾年。我們當年從來沒有想到會這樣啊！”
　　原來在1984年8月，我曾陪同父親休假，到黑龍江北大荒農墾區。雖然墾區群眾辛勤奮鬥幾十年了，但與內地的生活差別依然很大。父親對當時遇到困難的墾區人説：“你們必須要自負盈虧，要有盈虧的思想；這麼大的面積和資源，你們要能一統天下；現在遇到了困難，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種稻米。”隋鳳富説，這幾句話對他們的發展幫助很大，影響也很大。
　　在川西北，父親給馬爾康人出主意：“林區的人民要富起來，只有四條出路：一是營林；二是加工；三是採礦；四是修建。什麼修公路、建水電站，都讓老百姓去搞。還有商業、運輸、旅館、飯店，也讓群眾去辦。總之，東方不亮西方亮嘛！”
　　在雲南省中緬邊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頗族人合計：“群眾家家戶戶房前屋後都可以種些木瓜、香蕉、鳳梨、芒果等熱帶作物”；在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當州長説由於當地搞不了大的工業，所以每人平均收入還不到240元時，他説：“不要老是盯著大工業，哪來那麼多的投資？要搞鄉鎮工業，特別是家庭工業、聯戶工業，幾戶人家聯合起來搞，來得最快。”在推動改革開放過程中，父親對於大量出現的自謀出路、自主創業、鄉鎮企業、長途販運、私營服務業和個體工商戶，一直很讚賞、很愛護。
　　父親曾經説過：“黨的富國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眾觀點，不領導群眾勤勞致富，是最沒有群眾觀點的。什麼怕失控、失靈呀，根本的問題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揮權不放，或者是抓住謀私的權不放。因為一辦起家庭農場，他就不能瞎指揮了，也就沒有謀私的權了……目前，辦家庭農場，群眾説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間有個頂門杠’。就是怕有頂門杠……你們的頂門杠拿掉了沒有？不行的就是要調開，拿下來。”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親當年的這一觀念十分牢固。記得上世紀80年代，“富民政策”宣傳得最得力，絕大部分省都打出了“興省富民”的口號。
  
　　【父親第一次面對被拆遷群眾】
1952年1月8日，時任川北區黨委書記和行署主任的父親在南充市檢查工作。在步行途中，又檢查了南充市人民政府辦公大樓和工人俱樂部。這時許多拆遷戶向父親圍了上來，紛紛訴説拆遷中的問題。當時政府威信很高，拆遷戶也給足了領導們面子，雖無起鬨鬧事，但像這種直面的批評和意見反映，對父親來説還是第一次。父親耐心聽取拆遷戶的意見，又看到兩處工程都存在大量浪費現象，拆遷民房過多，當場指示因陋就簡結束工人俱樂部全部工程，不準繼續拆遷民房；並在1月10日致信南充市市長吳致中，請吳市長在南充市召開的二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宣讀父親寫給大會的一封信，信中第二個問題寫道：
　　一年多來，公家修建房屋，不僅浪費很大，而且因為收回了大量國有土地，購買了大批民房，特別是將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財産與政府威望遭受了許多損失。在這個問題上，我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應向人民群眾檢討。（《胡耀邦在川北》）
　　此事在1983年4月8日的四川《文摘週報》亦有報道。從信中，可以看出父親在解放初期對城市房地産問題上的一些樸素思考：
　　首先，新政府收購民房，購買城市土地，將其性質變為國有土地，是形勢發展的必然，並無不可，但父親認為，政府對這些土地的利用必須兢兢業業，精打細算，絕不能因替公家辦事就大手大腳，華而不實。比如，修建南充市人民政府大樓，是1950年7月30日破土動工的，川北各界曾為此歡呼，父親併為此欣然提筆：“建設人民新川北第一基石。”但當他看到市政府的圍墻修得比較“華麗”，就立即進行了批評！還有，政府“購買了大批民房，特別是將其中一部分拆掉”，把原有的使用價值變為無用，豈不也是浪費。
　　其次，父親認為在城市建設中，必然會産生公私矛盾，即國家用地利益和居民私有財産的矛盾。怎麼解決？一定要對被徵收、徵用方的私有財産進行合理補償，對人要妥善安置。在信中他寫道：
　　所購買的民房，是否還有沒全部合理地給足購買金的，所收回的國有土地戶，是否還有沒全部妥善安置的，如發現有，務須由修建機關立即併合理地予以補償和安置。不辦或拖延者，以違紀論處。
　　第三，在公私矛盾嚴重之時，政府應起帶頭、疏解作用。父親還在信中談道：
　　據説現在市內民房不足，尚有一些市民租不到房子住，為此，特明確規定：
1.自即日起，一切機關、部隊、團體均不得再購買一間民房，違者以違紀論處。
2.在15天內，騰出150間左右的公家房屋，以稍低於市價房租，租給無房可租的市民居住。
3.公家新建居民區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應即再減低一點。
　　由於政府、部隊帶頭，南充市城建和居民住房等方面的矛盾處理得還算比較好，解決了拆遷戶和政府用地的矛盾，也未留下什麼後遺症。
　　最後，父親還檢查了自己的“官僚主義”。建國以後，“官僚主義”是黨內最早提出的主要危險傾向之一，人人難免。父親也在所難免，但他深惡痛絕的是那種“死官僚”的作風和架勢。
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父親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至此，父親開始參與我黨全局工作的研究和決策。1979年是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極其特殊的一年，因為這一年要安排回城知識青年700多萬至1000萬人就業。700萬人就是700萬個家庭，最少牽連城市3000萬人口。1979年7月4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一次會議上説：
　　城市現在是什麼問題？一是就業問題，二是物價問題，三是房子問題。中央是清楚的。房子問題今年抓得太晚了。現在已經到了七月份，今年抓不住了，明年一定要抓住，就是要抓住城市居民的住宅問題。（《胡耀邦思想年譜》）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父親被選為中央常委和總書記。1980年7月，也就是距父親1979年7月講房子問題後的整整一年，他對黨政機關、部隊擠佔群眾私房問題做出批示，北京市委、市政府積極響應，很快就頒布了“京發（1980）140號”文件，落實私房政策，還頒發了新製作的房産證，時為1980年9月18日。
  
　　【“我不能反潮流，但總能抗潮流吧！”】
　　“文革”初期和父親談話，我總是張口一個階級鬥爭，閉口一個無産階級專政。他開始還耐著性子聽。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親問起北大、社會上的“文革”情況 ，我又一次唸經似地説起階級鬥爭長、階級鬥爭短的老套來。這一次，他開口了，開始語氣非常平靜：你翻翻《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毛主席在蘇區紅軍時期就説，“要造就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不能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突然他加重語氣，把手一揮，大聲説：“德平！你不是老説階級鬥爭嗎？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説經濟建設‘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鬥爭’！”我還想辯解什麼，但一句話也説不出來。
　　早在1966年8月，團中央已經改組了。“中央文革”有人説，“團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説右得不能再右了。父親這番話，是否又有“右傾”之嫌呢？但他説得那麼認真、威嚴、斬釘截鐵，又指出了毛主席寫的是哪篇文章、哪個時間、哪段話，既然戰爭年代都把生産建設視為一個“偉大的階級鬥爭”，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生産建設嗎？自奉為無限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年輕人，能不考慮嗎？父親雖沒説服我，但對“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覺就始於這類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誨使我終身難忘。
1971年，當時全國上下大批資本主義，大興“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這時父親已從河南“五七幹校”回到北京，雖已獲“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賦閒”在家。那時，我還在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工作。有一天，他從報紙上看到有些地方紛紛關閉農村集市貿易的自由市場，不由地深深嘆了一口氣。他突然問我：“什麼叫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我當即回答説：“那就是有資本家、有資本還有剩餘勞動。”他又問：“那你看這集貿市場呢？”我説：“那也是啊！沾到錢了，沾到交換了嘛。”他説：“你錯了，你還是個大學生啊！你們學過《資本論》沒有？”我説：“沒好好學”。於是，父親詳盡講解了物物交換和資本增值，分析了農村集貿市場的交易方式與資本增值生産方式的本質區別。當時父親説：“我們現在老是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實際上我們的馬列主義的認識水準和學習已經降到最低點。”
　　有一天，父親又問我：“你對鬥私批修怎麼看？”我説：“私是萬惡之源。”父親問：“你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我説：“當然是唯物論啊！”父親説：“不對。私心、私的觀念是意識形態問題，你不能把這個與私有制混為一談。”他説，個人利益、個人願望應該是合理的。雖然還在“文革”中，父親就能夠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嚴格區分開來，對當時盛極一時的極左路線的方針政策有著深刻的思考。
　　父親在“文革”中期也常對身邊的人説：“我不能反潮流，但總能抗潮流吧！”從當時的荒唐混亂之中，他更堅定了共産黨執政以後必須做好經濟工作的決心。
　　解決知青返城問題、青年人的就業問題、社會上的待業問題，這是耀邦同志進入中央領導層以後，主持參與解決的第一批問題。
1979年是知青返城的洪峰年，墮胎滾滾，怨氣難平，西雙版納農場知青下跪請願，群體臥軌，7萬人罷工事件，震驚中南海。當時，華國鋒和胡耀邦對下鄉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決問題時，剛開始還停留在怎樣改進工作，加強領導，制止幹部違法亂紀的思路上。
　　當年5月29日，父親在聽取宣傳口和政法口的工作彙報時，觸及知青返城問題，他立即和全國的就業問題聯繫起來。他説：“要下決心解決就業問題。有關這方面的好經驗你們要登報。要不厭其煩，不惜篇幅。知青辦應推薦。”（《胡耀邦思想年譜》）
6月13日、14日、15日，父親抱著“要把就業問題説到家”的態度，一口氣談了三次就業問題，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仍有著十分驚人的前瞻性和準確的判斷力。在30年前改革開放尚未完全啟動時，他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有企業不如民營企業（當時叫集體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大，並要求大力發展服務業。
　　父親有個習慣，愛記數字，愛算賬，對數字的加減乘除得心應手，尤其是對經濟問題。他説：“現在有幾百萬青年要就業，今後每年要增300萬……現在700萬，再過幾年2000萬待業人員怎麼辦呢？”
　　當時，我黨在宣傳上把“失業”稱為“待業”，對此父親非常不以為然，認為沒必要掩蓋社會矛盾、自欺欺人。他説：“要著重談一個問題，把城市幾百萬待業青年安排好。我們用‘待業’兩個字，外國人説他們本來是失業，要把問題説到家。”（《胡耀邦思想年譜》）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館：“北京新大北照相館，青年組織起來，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選景，態度很好，郵寄不要錢，顧客很多，一天賺五元錢，等於十三級幹部。放手搞，自負盈虧，搞點稅收。”（《胡耀邦思想年譜》）他反問：“服務不光彩？集體所有制企業為什麼不光彩？”
  
　　【我看溫總理的紀念文章】
2010年9月15日，我從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縱覽中國”網站上有一篇文章，題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溫家寶》（下稱《看待》）。《看待》所針對的是溫家寶總理2010年4月15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再訪興義憶耀邦》一文。
　　《看待》提到我，説我對溫總理的文章“冷笑一聲説，什麼呀，他哪是紀念老爺子，除了沾老爺子的光，他什麼也沒做過”。
　　真實情況是，2010年4月中旬，我和幾個企業家朋友應邀正在新疆伊犁州考察一個生物能源項目。15日早飯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溫總理髮表了《再訪興義憶耀邦》一文。我當時一驚，沒有多想，即刻給在北京的秘書打電話，請他轉達對總理尊重歷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來文章的傳真稿，我才認真拜讀完畢。當時見到的新疆黨政領導也表示文章寫得感人。後回到北京，我還和秘書談起，覺得溫總理的文章寫得平實誠懇，我相信沒有誰違背作者意圖大刪大加大改過，也不像集體正式討論後的紀念稿，完全是總理自己的手筆，一氣呵成。難為總理了。我想，就不要再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打擾了。
　　這都有我的日記為證，何有《看待》所稱“冷笑”之説？況且四個兄弟姐妹在家中都稱呼父親為爸爸，稱呼母親為媽媽，老爺子長、老爺子短的稱謂絕不會挂在我們嘴上。至於誰沾了父親的光，誰欠了父親的情，我們心中也少有個人的恩怨芥蒂。因為父親在“文革”中，對我們兄妹有過非常生動、深刻的教育。他説：“毛澤東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還是毛主席開創的偉大事業！這個事業就是建設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偉大祖國。革命自有後來人嘛！”他對熱心於偉大事業的年輕人、中青年幹部充滿著關心與希望，對背離這一崇高事業，為追逐權、利、祿而迷失方向的幹部總是痛心疾首，甚至憤怒。
　　父親退下來以後，如果見到過去曾在他領導下的中青年幹部還在工作，總是非常欣慰地説：還在工作，還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這種話就對家寶同志説過幾次。
　　家寶同志和書記處許多同志都記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親70歲的生日。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飯我已記不清楚，晚飯之後，他還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慮國是。溫總理在文章中説：“他的言傳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産黨幹部都會理解這句話中的感情和意義。“男兒有淚不輕彈”，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來，難免讓人落淚。
1990年12月，父親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喬石同志去機場送行，家寶同志和楊德中同志乘機陪同，毛致用、吳官正等同志在機場迎接。對黨中央的安排，我們全家表示感謝。一路上家寶同志及所有中辦同志對母親非常尊重，我們全家也感謝他們週到的服務，何有《看待》所稱“暖人的眼神”全無之態？家寶同志既有此行，怎麼又會如《看待》所説，反對耀邦同志九十週年的紀念會呢？為了這次紀念會，溫總理還給我家提供了一張父親、錦濤同志和他在貴州與地方幹部合影的照片。母親也出席了紀念會。這都有公開資料可查，該文竟硬説母親拒絕出席會議，真是太藐視廣大讀者的記憶了。
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家寶同志出任國務院總理。大會結束以後，溫總理馬上就拜訪了母親。母親除了祝賀，就是希望他談談國內的經濟形勢。她對歷屆來家中探望的中央領導人也從未提出過什麼個人要求。
　　父親當年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時，有一個原則，就是要選一個“生面孔”的人到中辦，選好以後，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門子。他很為這種選拔幹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認為黨內外的中青年幹部這麼多，怎麼能老在熟人中間、在門第中間做文章呢？父親那種對幹部一視同仁，又以幹好事業為標準選拔幹部的眼光，我擁護。
　　有人會問：溫總理為何寫這篇文章？我認為，對於我黨歷史上被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寫紀念文章，為何總理就不行？當然人非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過失，若因此就成為媒體的禁忌，這才是大問題。這麼做到底對誰有利？
　　也有人説，有人説話太多，有作秀之嫌。當然每個領導人的言行都要受實踐的檢驗，但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許多幹部言不及義的假大空話太多，或是一臉木然，不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不作為。中國人民真該認真想想，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人民公僕。
  
　　【我沒有帶錦濤同志來見我父親】
　　我沒有帶錦濤同志去見父親，我要澄清這一點。很多外國記者，尤其是日本記者很喜歡問我這個問題，但是我做澄清後他們都不登出我的觀點。2008年，我去日本訪問，《日本産經新聞》記者又問這個問題。我説，你要是問我這事，我們能不能達成一筆交易，如果我説了真話你一定得登。他説可以。我就告訴他，沒有這回事，我當時沒有去黨校，也沒有在上世紀80年代初和錦濤同志一起學習過。真實情況就是這樣的。錦濤同志的進步不是憑個人關係，也不是憑親朋好友提拔上來的。
　　這家報社刊登以後，我從日本回來將這個報道交給了當時的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書記處書記。我説這是我的一個澄清，這對我們黨的民主生活好。對我們國家年輕幹部走上領導崗位，這是個真實的反應。
　　但這並不是説與胡錦濤主席沒有交往。1984年，胡耀邦視察湖北，胡錦濤陪同前往，我當時任湖北整黨聯絡組組員，也與之同行，一路上也有交談。
　　耀邦同志退休後，錦濤同志也來，現在每年春節就會來這裡。
  
　　（作者係文史學者）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1年第9期，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