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耘：文革时期闻名全国的灵宝县“精兵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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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闻名全国的灵宝县“精兵简政”

石耘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运动初期，河南省灵宝县炮制了闻名全国的“精兵简政”典型，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学习灵宝经验的热潮。

　　事情的缘起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经全面夺权，至1968年9月西藏、新疆两地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成立，全国大陆省份全部成立了革委会，此即实现了当时所谓的“祖国山河一片红”。在此前后，全国各基层党政机关，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也都陆续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行使着当时的一切权力。各地、各级革委会的人员构成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组成。毛泽东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无产阶级造反派及其所代表的广大革命群众，是革委会的基础；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革命领导干部是革委会中的骨干和核心。在革委会的成立过程中，特别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革”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指出：“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我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融合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像有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在做的那样，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这样，就能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能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甚至把革委会的建立说成是“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在这样一些思想指引下，革委会的成立，都非常强调机构的“革命化”和“精兵简政”。如国务院所属部门由原来的79个减少为32个，其中除去划归军委办事组等管辖的13个部门外，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实际上只有19个部门。再如广东省阳山县革委会设有办事、政工、保卫和生产4个组，这4个组下又设了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生产生活服务站等8个站，以代替原县委、县人委及其直属机关94个部、科、局、室。在工厂，如天津市麻纺厂革委会，把原来厂里的14个科室合并成革命、生产和生活3个办公室。
　　革委会成立过程中，对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精简。如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5000多人减少为600多人，只占原来人员的12％左右；大多数省级革委会成立时，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50—200人，为原省委、省人委工作人员的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江西省兴国县“打破了旧县委、县人委的重叠行政机构”，精简了三分之二的机关工作人员。
　　革委会成立时，这样简陋的机构设置和这样不切实际的人员精简，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应付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各种各样需要。尤其是对于当时我们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一切方面的国家来说，这种不适应就更为突出。因此，革委会成立后不久，很快就又开始增设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如武汉市革委会成立不足一年时间，工作人员就由90人剧增到1200多人。当时原有的国务院行政组织法已被抛弃，而革委会成立时中央又没有制定、颁布相应的组织条例，所以各级、各地、各行业的革委会在设置机构时，除了几个大组是参照最先成立的革委会的样板外，在大组之下的机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做法参差不齐，特别是在不得不增设各种办事机构时，更是五花八门、匪夷所思。
　　当时，省、市级革委会各大组下或是派生出更多的“小组”，或是大组下设“办”，“办”下再设局等。例如，在不少省、市级革委会中，政工组下设文教卫生组、宣传组等；文教卫生组下再分成文艺小组、教育小组、卫生小组等。在县一级革委会，机构设置的差异更大，更不规范。总的来说，各级、各地、各行业刚刚成立起来的革委会，很快就又面临着否定自己“精简机构”的初衷，不得不步入很不规范、很不协调的机构膨胀之路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如何找到一条既能保持巩固“既得成果”，又能发展创新“精兵简政”的路子，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造反起家的当权派迫不及待需要在找到一个“精兵简政”的典型和榜样，以便向全国各地加以推广。

　　灵宝县“精兵简政”的抛出

　　正当全国都在探索精兵简政之路、亟需借鉴有关经验之时，河南省灵宝县乘势抛出了“精兵简政”的样板。
　　196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推广河北省革委会实行精兵简政的经验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级革委会都要学习这一先进经验。灵宝县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学习讨论，4月初县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中央精神，落实这一工作，参照河北省革委会的做法，征求县里有关方面的意见，结合实际制定了自己的精兵简政方案。经过短暂准备，接着就召开县直机关全体干部动员大会，且同时又是布置精兵简政工作大会，宣布了新的机构设置及其人员分工情况。决定一部分人留机关工作，一部分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部分人到两个水库和一条战备公路工地劳动，且很快就付诸了实施。
　　6月上旬，县革委会常委、政工组组长王维英找来通讯员毛英豪，说：“咱县学习河北省革委会经验、实行精兵简政近两个月来，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在全国各地、从上到下、各行各业都在宣传精兵简政，咱也应该写篇稿子，把咱县的精兵简政工作也宣传报道一下。”毛英豪按照王维英的要求，在进行了一些调研的基础上，于6月20日写出了报道材料初稿。这时，县革委会主任刘尚修在河南省委党校学习。要宣传灵宝精兵简政这样的大事，必须由县里一把手同意方可报道。王维英便又指派毛英豪到郑州去找刘尚修。刘看了稿子稍作修改后便签字同意，而后毛便把稿子送到了《河南日报》社。
　　6月25日，《河南日报》头版头条以《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通栏标题，予以发表，报道介绍了灵宝县的“精兵简政”经验。7月7日下午，新华社河南分社打电话通知灵宝县革委会政工组，让上述经验报道文章的作者到《人民日报》社去一趟，说是有要事相商。王维英接到电话后，就赶紧通知了毛英豪，毛连夜动身乘火车前往北京。当毛赶到《人民日报》社后，受到报社革委会主任鲁瑛的接待。鲁瑛说：“你写的那篇精兵简政的报道，中央领导有指示，让我们加编者按发，是否还需要修改补充?”毛回答：“情况就是那样，不需要再作修改补充。”鲁瑛又简单问了一些情况后，让毛英豪回旅馆听消息。7月9日下午，报社两人到毛英豪所住的延安旅馆，告诉他文章7月11日刊发；同时还要派两名记者，随毛英豪一起赶赴灵宝采访。7月10日，《人民日报》两名社记者和毛英豪一起乘火车来到灵宝进行采访。随后，他们俩的采访文章就陆续见报了。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日报》社革委会主任鲁瑛所说的中央领导，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主席。在6月底前后的一天，毛泽东在浏览各省的党报时，无意之中翻到了6月25目的《河南日报》，正好看到了头版关于灵宝县精兵简政的报道，于是就来了兴趣，仔细看了报道后说：“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样好的新闻报道了。这篇报道很好，主要是总结出了精兵简政的‘五好’和不精兵简政的‘五害’。”说完后便作了重要批示：“这个经验值得推广，请《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后来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起草了编者按，并经毛主席亲自修改通过后《人民日报》予以发表。
　　时势造就了典型，典型很快又被人加以利用。所谓的“灵宝经验”，其核心就是压缩减少机构设置，精简机关工作人员。当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正千方百计地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老干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灵宝经验”正迎合了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他们借机打击迫害了一大批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的党政干部以及各行各业忠于党的事业的优秀人才，这是毛泽东批示推广“灵宝经验”时所始料不及的。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组员姚文元等人，对此十分欣赏，指令《人民日报》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一“典型”经验。在他们的操纵下，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特大号黑体字通栏醒目标题、整版篇幅发表了《灵宝县革命委员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并加了长达523个字的编者按语。按语用二号字体且加了双线边框和下画线，按语中特别突出了“精兵简政”4个字，5段按语中用了5次“精兵简政”且都是黑体字，版面的编排设计可谓用心良苦。
　　文章详细介绍了灵宝县所谓“精兵简政”的做法，通篇充斥着当时的语言——1968年1月3日县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受旧思想、旧框框的束缚，改来改去，机构还是搞得很大，设置了“八组两室”，即政宣组、组织组、农村组、内务组、财贸组、工交组、文卫组、统计组和革委会办公室、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近百人。办事推诿扯皮，革命、生产受影响，群众有意见。3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县革委会成员认真学习了这一光辉指示，联系以往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大查了机构庞杂的危害性，大议了“精兵简政”的好处，从大量活的事例和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了“五害五好”，即机构庞杂的害处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人浮于事、工作推拖，助长官气、增长私心，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际，容易变成官僚机构、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精兵简政”的好处是便于深人群众、向群众学习，组织机构精悍有力、有利于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能“官”能民、破私立公，能经常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风雨、见世面，有利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革委会的组织建设，必须走“精兵简政”的道路。机构精简后，把原来的“八组两室”改为四个组：政治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办事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30人。机构精简后人少事多怎么办?一是千头万绪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挂帅，就能保证一组顶几组用，一人顶几人干。二是深人群众，走群众路线，大量问题在基层解决。县革委会一班人相信，时时、事事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就能带领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把各项工作做好。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说：“灵宝县革命委员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朝着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前进了一大步，树立了崭新的革命作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像灵宝县那样，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如果大多数的革命委员会把清理阶级队伍、实行精兵简政这两件工作抓好了，就是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头条播发了这一重要新闻。至此，灵宝县作为“精兵简政”的典型向全国隆重推出，一时间灵宝名声大噪，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是红得发紫，出尽了风头。

　　灵宝县“精兵简政”的愈演愈烈

　　《人民日报》把灵宝县作为“精兵简政”的典型向全国推出后，紧接着一批又一批的“经验”文章不断出台，一个又一个的宣传活动不断展开。就在7月11日的当天，河南省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了《人民日报》关于“灵宝经验”的报道，深刻领会其重要编者按语的精神。会议号召，全省各级革委会，要积极推广灵宝县革委会的经验，使各级革委会在实现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会议决定，省革委会立即组织学习小组，奔赴灵宝，学习经验，并帮助他们，使这个经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以促进全省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革命化，从而使各级革委会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进一步发挥红色政权的威力。紧接着就派出了以省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常委、政工组组长和解放军代表杜河堤，省革委会政工组所辖组织组组长王纯（系省革委会副主任纪登奎的夫人）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灵宝开展工作，总结经验，树立典型。
　　《河南日报》7月12日发表社论：《向灵宝学习，走“精兵简政”的道路》，7月13日又在一版整版刊登毛主席有关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语录，以配合促进学习“灵宝经验”。《人民日报》社两名记者随毛英豪赶赴灵宝后，连续召开了几个座谈会，他们又连夜赶写稿子，写成后在灵宝通过邮电局发回北京，7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们写的报道：《精兵简政，把革委会建成革命化领导班子》——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支左解放军代表座谈纪要。7月16日，河南省革委会、省军区在郑州联合召开专题大会，请灵宝县革委会领导汇报介绍“精兵简政”经验。《河南日报》7月21日在二版整版刊登灵宝县革委会主任刘尚修，副主任、军代表刘鸿雁的“经验”文章，7月22日又在四版整版刊登灵宝县革委会实行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照片新闻。7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几乎用整版刊登了两名记者灵宝采访回北京后写的关于灵宝县的“经验”做法的报道：《要勇敢地跳出原来旧机构的圈子》。
　　此外还有《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比、学、赶、帮的战场》等一系列“经验”文章纷纷见诸报端。一时，举国上下，舆论大哗，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画报等几乎当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开足马力予以宣传报道，“灵宝经验”一度成了人们逢会必讲的内容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组团派人前来灵宝取“经”；“灵宝经验”制造者也不断应邀，前往各地“传经送宝”。1968年的7月，简直成了“灵宝月”。所谓的灵宝县“精兵简政”典型，就这样一步步由人变成了“神”，且不断升温，愈演愈烈。
　　灵宝所谓的“经验”，原本只是一般的做法而已，同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相比并没有多少创新，充其量不过是报道材料写得好、“经验”总结得好，所以毛泽东才批示向全国推广。但是一旦被树为典型后，情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县革委会少数几个掌实权者借机大做文章，把那些所谓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加以“精简”，或排挤出领导岗位，或下放农村劳动，或隔离审查批斗，以突出他们工作有“成效”，搞得几乎是人人自危。
　　灵宝的做法已违背了精兵简政的初衷，脱离实际，纸上谈兵，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是离弦之箭越走越远。他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贪图更大虚名，则变本加厉地编造谎话，欺骗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于是，在大造舆论、高唱颂歌的同时，县革委会一些负责人还带领机关干部，身背行装，肩扛铁锨，高举着“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走精兵简政的道路”的标语，高呼口号，上街游行，并组织群众夹道欢送。舆论声势造得越大，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就越多。在最集中的一个时期，每天都有上千人乃至几千人从全国各地慕名来到灵宝，一面面“忠”字旗，一个个“忠”字牌，一场场“忠”字舞，把灵宝县城简直汇成了“忠”字的海洋，好不热闹。

　　为此，郑州铁路局根据时势需要，特意把郑州至三门峡西的一列客车，向西延长至灵宝车站，使灵宝车站变为终点站和始发站；且使西安至三门峡西的一列客车，路经灵宝车站时延长停车时间，以方便各地的参观者来回乘车；由于来往客人多，郑州铁路局还抽调专门人员组成接待工作组，在灵宝火车站搭起棚屋、负责接待，以搞好服务工作。
　　与此同时，县里专门成立了接待站，由一名县革委会常委担任站长，负责接待工作；县招待所、县委党校、商业招待所和县直机关食堂都承担接待任务，甚至向许多部门也摊派接待任务，还远远不能满足接待需要，县里遂又特增设两个招待所，专门接待各地络绎不绝、川流不息前来灵宝的取“经”者。县人民会堂能容纳1000多人，一天到晚有人在会堂负责介绍灵宝“经验”，会堂里常常是座无虚席。开始没有书面宣传材料，外来取“经”的人多了，造“经”的人害怕露出马脚，就事先统一口径，编好假材料，设定专用参观场所，指定可靠专人介绍，下大力气、“实实在在”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对灵宝“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
　　1969年冬，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纪登奎到灵宝视察工作，对灵宝“精兵简政”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指示灵宝不仅要在精兵简政工作上创造“经验”典型，而且要在其他工作上也要创造“经验”典型，各项工作都要走在前面，全面提升灵宝县的工作水平。灵宝“精兵简政”本是政治上的事情，但又因政治需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被引进到经济、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学习之中。如广交会，本是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但在1968年秋季（10月）广交会和1969年春（4月）秋两季广交会上的第一个展区，都是介绍灵宝“精兵简政”的情况，向中外客商宣传灵宝；同时，河南省博物馆陈列的第一版块介绍的也是灵宝“精兵简政”的情况，该版块在博物馆内长期展出直到1979年灵宝“经验”被否定后才撤掉，真是做到了经济、社会和生活、学习都为政治需要服务。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全国各地仍有参观者陆续赴灵宝参观学习“经验”。
　　为了蒙蔽世人，达到长期欺世盗名，县革委会主要领导不但不听来自各方面的正确意见，还以假报道做“盾牌”，打击和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和群众。县供销社一名干部说了句“灵宝县精兵简政是假的”，就被扣上“反对精兵简政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后批斗达七八个月之久。革委会副主任吴宝善在1969年“八一”军民联欢会上，当众揭露了县革委会某负责人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的卑劣行为，没过几天，便给他罗织了“贪污犯”、“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隔离审查，残酷斗争，最终被迫害致死。县革委会成立前曾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常宜兴因有不同看法，则被诬陷为“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多次遭到批斗毒打，造成终身残废。程村公社营田大队第五生产队队长张小栓因对当时县里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在此蹲点的一位县革命会副主任就说他“煸动群众，反对革委会”、“大刮翻案妖风”，并给他强加上“逼死过人命”的罪名，在公社批判、游斗、毒打两个月后，关进了监狱，他家的房产被没收，父亲被气死，母亲被逼走，弄得家破人亡。为了打击镇压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灵宝县革委会于1968年7月成立了“群众专政小组”，成立后仅仅9个月时间，先后被非法抓起来的干部和群众就达170多人，群众称之为“专政群众小组”、“灵宝的黑监狱”。
　　就是这样一个人为地树立起来的“典型”，“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竟又再次把它捧上天。1974年7月，江青、姚文元看到继续吹嘘灵宝“精兵简政”的一个内部材料，便对其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说：这“对机关人浮于事是个有力的批判”、“要肯定成绩”、“补台”，并指示派人采访。这个心腹秉承主子的旨意，立即指令记者奔赴灵宝，炮制出《河南省灵宝县坚持精兵简政的新经验》的报道。报道中说，灵宝县“机构精简，人员精干，促使干部深入基层，深人群众，保持着一个革命化的机关作风”；“在灵宝县，对浮在上面，互相扯皮等官僚主义旧习气，广大干部能自觉地进行斗争”；“灵宝县把大批在职干部下放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组织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既精简了上层，充实了基层，又使广大干部得到锻炼和改造。”报道中说，“灵宝县委和县革委，共有干部75人，除去28人下放农村外，实际在机关工作的47人。”“总的来说，机构、人员都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少，比1968年精简时多一点，灵宝县级机关仍然是一个比较精干的班子。”
　　实际上，灵宝当时在机关工作的人员足有百人以上。原来，县委某些负责人在介绍人员编制时，竟将22个常委和机要员、档案员、信访接待员、打字员、司机和勤务员等许多人，以及隶属关系在基层、人在机关办公的几十名干部不计算在内。县委某些负责人为了美化自己，还向记者提供什么“人员少了，官架子也小了，领导干部自己打电话，自己写简报，自己作总结，开会提水倒茶，既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会议的服务员。”《人民日报》同日还发表《坚持精兵简政》的短评，对“灵宝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各地又一次掀起了学习热潮。实际上恰恰相反，当时，灵宝县委书记在县委招待所一个独院养病，80多个床位，不准安排客人，并有民兵小分队守护，长达49天之久。他家只有5口人，专门修了“书记院”，设有第一、第二会客室，分别建有冬夏伙房，还为养狗修了“住房”、“瞭望台”。群众气愤地说：“书记住房真排场，鸡狗也住砖瓦房。”几年来，灵宝县的某些负责人，仅在县招待所大肆吃喝，就挥霍浪费掉3万多元，粮食l万多斤。这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数字。

　　灵宝县“精兵简政”假典型被戳穿

　　粉碎“四人帮”后，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真实面目终于浮出水面。1979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陈乔炎、石德连、翟启运对灵宝“精兵简政”典型重新调查后撰写的报道文章，以《戳穿一个假典型——河南灵宝县精兵简政的调查》为题对事件作了澄清，并加了编者按：“1968年7月11日，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曾以整版篇幅，吹捧灵宝县精兵简政的假经验，引起灵宝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最近本报记者重新作了调查，证实灵宝‘经验’是假的，应该拨乱反正。”该报道中说：“大量的事实说明：灵宝县所谓精兵简政的经验，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典型。”
　　事情的真相是：1968年灵宝县革委会成立后，并没有真正搞什么“精兵简政”，但县革委某些负责人为了迎合时势需要、捞取政治资本，便炮制了所谓“精兵简政”的经验，在《河南日报》上率先予以报道，旋即《人民日报》非但转发该文，而且加了极其重要的编者按语，骤然之间使灵宝“经验”一下子轰动了全国，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一浪高过一浪，实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迫于上下的压力和县内外的舆论，县革委某些负责人这才慌了手脚，匆匆忙忙着手“精简机构，下放人员”。
　　报道中说，新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30人（包括解放军代表12人）”。事实上，在册发工资的人员是：1968年6月份154人，7月份150人，8月份150人。从精兵简政“经验”发表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减少到30人。报道中说，灵宝县革委会是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当时县革委会的50多名成员中，搞打砸抢起家和道德败坏者就有20多人，这是前所未有的领导机构严重的组织不纯。报道中说“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实际上他们是借机打击迫害了一批革命干部和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报道中说“下去的干部隶属关系不变，职务不变，与留机关的干部实行轮换，一年换一批，三五年换完”，实际上是不少干部被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隶属关系和职务都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县革委会某些领导，他们经常宣扬自己能官能民，带头劳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际上他们工作靠秘书，出门坐汽车，生活图享受，心里没群众。他们靠灵宝“经验”这块“金字招牌”为自己捞取了不少好处。如县革委会一名副主任当上了中共“九大”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随后又当上了县革委会主任，极尽荣华。县革委会另一名副主任长期身居要职，从副主任中的较后位次升坐第二把交椅；同时，另有一些人也分别升了官。随之，他们的谎言也就越撒越大。于是，《精兵简政，把革委会建成革命化领导班子》、《他们是群众的贴心人》等几十篇假报道连续出现了，流毒甚广，影响极坏。
　　全国各地、各级革委会借学习灵宝“经验”之名，又进行了一次“精兵简政”运动，大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专家乃至国营工厂工人被下放到山区、农村和基层，从事体力劳动。这种做法不但难以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反而在许多地方、行业、部门和单位成为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反对科学研究、不准钻研业务的手段，产生了带有破坏性的后果，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灵宝县一些领导弄虚作假，还不许别人揭发，谁要说灵宝“精兵简政”是假的，就给谁扣上“破坏精兵简政”、“反对红色政权”、“现行反革命”等大帽子，轻则批判斗争，下放劳动；重则隔离审查，百般摧残，以至迫害致死。他们以“精兵简政”为幌子，极力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组织路线，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排斥异己，打击革命老干部和所谓“站错队”的同志。“文化大革命”前的县委常委12人，有9人被打成“叛徒”、“走资派”、“三反分子”、“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等，戴帽下放，劳动改造；全县16个公社的正副书记和县直30多个单位的科局长以上干部168人，先后有100人被排挤、批斗、撤职和劳改。人员不够用，就大搞“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网络帮派势力。从1969年至文革结束，全县突击发展党员3698人，其中仅1976年6月16日至24日，8天时间中就突击发展党员731名；县、社两级突击提干519人。县委常委22人中，“双突”就有16人，占72.7％：全县副局级以上干部211人中，“双突”就有113人，占53.6％。事实说明，像灵宝县这样的“精兵简政”，不仅没有什么积极成果，而且只能是劳民伤财、付出巨大代价和造成沉痛教训后仍在精简——膨胀——精简的老路上循环。
　　粉碎“四人帮”后，这个欺骗人们达十多年之久的所谓灵宝“经验”终于得到了澄清。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反面教材。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


文史精华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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