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上柴联司

tuffy05

1967年自从入夏以来，上海有许多单位开始出现武斗，尤其是以东北角的第二军医大学和上海柴油机厂为最。二军大是属于军队管辖的，王洪文还不便插手，而柴油机厂是机电一局管的，王洪文就横加干涉，制造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武斗。

上海柴油机厂有两派，其中一派叫做上柴联司，另一派则叫东方红，两派都自称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指责对方为正宗的保皇派。联司的人数很多，是厂里的多数派，其成员大多数是厂里的低层工人。东方红是少数派，其成员多半是中层干部。两派在厂内经常武斗，而且愈争斗愈烈。斗到后来，联司凭借人多势众，把东方红全部驱逐出厂。离厂以后的东方红，在社会上到处游说，影响很大。联司见此，觉得任其发展下去，社会上的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于是也派出大批人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舆论宣传。从此上海市区的许多大街小巷，特别是人民广场，每天晚上都有上柴两派的宣传大战。仅仅几天时间，几乎全上海所有的人们，都被吸引到他们的论战当中。

上海人也很快分为两派，有的人认为东方红比较有理，表示支持东方红；有人认为联司理直气壮，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卷入了一个奇怪的漩涡，人们见面就要问你是支东还是支联。支联的碰到支联的，马上就是握手，就是同志。如果观点相反，马上就是仇敌，立刻反唇相讥；接着就是两个人的论战，马上就会吸引许多人加入，就在马路上开展一场大论战。甚至有一对久别重逢的好朋友，见面时问对方，你是支东还是支联？回答的结果是一个支东，另一个却支联，于是两人就反目为仇，从此再也不去搭理对方。人们不但是口头上，而且还有行动，有些单位成立了支东站，也有更多的成立了支联站。当然也有在一个单位的门口，既挂着支东站、又挂着支联站的牌子。
　　
支联的声势非常大，每天晚上，联司和东方红都在人民广场辩论，支持联司的人成千上万，而支持东方红的却寥寥可数。在所有支持联司的人士中间，有两个非常出名的人，第一个是交通大学的全向东，第二个是上海市虹口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汽车配件厂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卜昌。
　　
一提到“全向东”，人们一定以为是某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其实只是一个人，是上海交通大学某一个教研室里的年轻助教，他原名汤福生。“全向东”的背后是一大群交大的支联派，从1967年2月份开始，他们就一直支持上柴厂的联司。“联司”的赴京控告团也由“全向东”带队，他是“上海市支联总站”的主要发起人。他坚定地认为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革会在上柴的问题上，执行了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他要王洪文滚出市革会。他所写大字报中的许多观点，成了全市许多“支联站”的“理论基础”。张春桥和王洪文都说“全向东”是上柴联司的黑秀才，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陈卜昌大约三十岁左右，貌不惊人但口才出众。他的鼓动演说非常引人，他发言从来不打草稿，也不装腔作势，语言通俗贴近群众。1967年6月14日晚上，“支联总站”又一次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声援上柴联司誓师大会”。笔者事先听到消息，下班后特别赶到市中心听他的演说。一场演说听下来，我非常粗略地统计一下，大约只有20分钟的发言中，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打断二十余次，有听众大声回应叫“对”或“好”的也有二十余次，还有喊坚决支持联司口号的，大约也有十多次。后来全向东和陈卜昌领导的“支联总站”还出版了《支联大会特刊》，刊载了陈卜昌6月14日发言的全文。当时我也弄到一份，但后来我被李荣根诬陷为地下支联站，被他们作为证据而抄走，从此再也没有找到，真是有点可惜。

陈卜昌从6月4日开始，每天下午6时至11时，开着一辆有四个高音喇叭的小宣传车，在市中心人流密集的敏感地区作支联宣传。许多群众就跟着车围听，宣传车慢慢的前进，参听的人数愈来愈多，这些人都是听到消息而从各处赶来的。他们都想来听一听“支联总站”头头陈卜昌的长篇演说。陈卜昌说得一口非常流利而标准的上海话，既慢腾腾又笃悠悠的娓娓陈述，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所讲的大道理通俗易懂。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就喜欢听他的讲话，好像是听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人们一边听陈卜昌的讲话，一边还不时地齐声高呼“联司必胜”和“东方红必败”的政治口号。陈卜昌在上海几乎成为家喻户晓人物。“支联总站”在上海活动了两个多月，陈卜昌也在人民广场演说了两个多月。使上海掀起了大波澜，人们都知道“支联总站”里有个陈卜昌，陈卜昌是继王洪文和潘国平之后，在上海滩上升起的一颗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东方红在厂内已属少数派，在社会上又没有得到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同情，但因为其成员多半是干部，能量却不小。他们活动的能力很强，不知是走了什么门道，竟把路子直通到了王洪文的办公室。当时的造反司令王洪文，也正在为上柴的两派斗争而伤透脑筋。听了东方红的汇报，自然觉得东方红是自己的嫡系部队；而与它对立的联司，自然是成了左道旁门。于是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这个影响上海大好形势的毒瘤。

1967年8月4日早上，由王洪文亲自布置，耿金章带领上海市的工总司、上体司、消革会和红三司等所组成的文攻武卫大军，围剿上柴厂的联司。这个耿金章，在一月革命时坚决与王洪文为敌，但是蹲了两个月的牢房之后，总算是大彻大悟。知道王洪文是不好碰的，他在四清运动时就与张春桥拉上关系，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王的后台靠山。因此他自出狱之后，就表示对王洪文的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为其效劳。这次王洪文要砸烂联司，耿金章自然是充当马前先锋。

　　
再说要指挥这样大的一场战斗，参加的战斗员，除了工总司的部队，还有公革会、消革会、上体司、商贸系统的造反组织和学生红卫兵等十几个群众团体，要是没有一个地位较高而又有丰富经验的指挥员，哪里还调得动许多系统的人马？耿金章已经四十多岁，是市革会常委，又是行伍出身，在正规的解放军部队里担任过中下级军官，手下原二兵团系统兵多将广，叫他领兵打仗，正是人尽其才，也能使其他非工总司系统的造反派听从他的指挥。

我没有目睹这场在十年动乱中上海滩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但听到过现场的人说，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战争。耿金章首先用水陆两路包围上柴厂，截断了联司的一切后路，再切断水源和电源，然后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开路，大部队后面跟进，强行冲进柴油机厂。联司战士见大门被破，只好退守厂内的各幢大楼。他们把搂下的门窗关紧，在楼上的许多窗口，扔下各种砖头瓦片等杂物进行抵抗。
　　
耿金章一时无计可施，只好通过消革会调来救火车和云梯。用高压水龙头向窗内猛烈的射击之后，再把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用云梯直接送进窗口。但仍旧是遭到联司战士顽强的抵抗，例如有一组坚守大楼的女战士，她们好几次被水枪冲倒又爬起，单薄的夏衣已经被水冲得七零八落，又与进来的敌人肉搏和扭打，几乎是弄得一丝不挂，但还是勇敢的战斗。因为寡不敌众、女不敌男，一个个都被冲进来的文攻武卫抓获，反剪双手而被擒。有一个文攻武卫见她们几乎是赤条条的，顿时起了不良之心，假借擒拿之际对其中一个肆意轻薄。该女战士虽已被擒，双手被另外两人牢牢抓住，但仍旧趁其想入非非和忘其所以之际，用尽全身的力气突然飞起一脚，猛踢那汉的下身。只见那大汉用双手捧住那个，疼痛得嗷嗷大叫，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同伴赶快上前救援，把消防车当作救护车，急送医院抢救。当文攻武卫送走消防车，回过头来再找那些战俘的时候，那些原来已经成为俘虏的联司女战士，早已是跑得影踪全无，全然不知去向。

这场恶斗中，王洪文和耿金章究竟调动了多少人马？双方又死伤了多少战士？永远是上海人民心中的一个谜。不过，在踏平联司后的第五天，即1967年8月9日，上柴联司的死对头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总部”，给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有这样几句值得注意的话：“我们向在‘八•四’革命行动中壮烈牺牲的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向他们的家属和英雄负伤的同志致以深切的慰问。”这充分说明在围攻“联司”的时候，有人“壮烈牺牲”。而且还称为“他们”，说明壮烈牺牲的远不止一人。那么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联司”是否也有人牺牲呢？笔者没有见到过任何报道。在纪希晨著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中记载：“1967年9月，王洪文亲自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他利用所谓补课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把参加过联司的许多群众，打得重伤致残，更有不少干部和工人被活活打死。”当然这是后事，我们不提也罢。

在8月4日以后的连续几天，上海人们看见，被打得眼青鼻肿的联司大头头杨仲池，用粗麻绳反绑双手，押在敞篷汽车上游街。在他的头颈里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非常醒目地写着：“斩！上柴联司坏头头杨仲池。”在杨仲池三个字的上面，还像煞有介事地用大号毛笔打了一个鲜红色的大叉叉。

被上海市多数人们坚决支持的上柴联司既灭，接下来的是要解决遍布全市的支联站。不过这倒不用王洪文和耿金章等工总司的大头目亲自过问，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中比较强的一方，他们早已闻风而动，把各自的对立面当作支联站来砸。这个情况与一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有点相似，在旧上海市委倒台之前，造反和保守两派的观点清楚，经纬分明。后来市委既倒，保守分子摇身一变，也自称为正宗的造反派。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造反或保守观点的争论，而是一场比后台的竞赛，谁的后台硬，能与上一级的造反组织挂上钩，谁就是造反派，而对方则一定是保守派。砸联司以后的局势也是这样，原来支联的立即变成支东的，各基层中反应快、动作敏捷的立即指责对方为支联站，如果它的实力足够强大，就立刻把对方彻底踏平或者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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