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飞：我要为“地主”爷爷刘文彩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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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地主小少爷刘小飞如今已为花甲老人，仍不知疲倦地为他的爷爷——“中国四大地主”之首刘文彩正名。



中间演讲者为刘小飞（李靖）

如果胸前再用挂绳系上一个牌子，他就更像一个导游了。小挎包，皮凉鞋，黝黑的皮肤和一副眼镜。当然，滔滔不绝的口水和不时冒出的两句脏话，着实让他看起来不像一个65岁的老人。
“他们说，刘文彩在这间屋子里玩女人，玩了七八百个，我听了很自豪。要是那样，我的基因可相当优秀了，不是伟哥，也是猛男……”
按照家谱，他的名字应该是“刘世飞”。只是恰逢山河变色、兵荒马乱，家族文化上的这一点延续遂被斩断，起了个很现代的“刘小飞”。若非如此，以爷爷最喜欢的“幺娃娃”身份，他得到的将绝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他的爷爷（也就是他口中的刘文彩）生前积聚的财富，包括13所公馆和一万两千多亩田产。其中一所公馆便占地28亩，拥有富丽堂皇的房屋一百多间。家族宗亲包括两个省主席，3个军长，8个师长，15个旅长。

刘氏庄园的义工
甫一开口，“我是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身边很快就拢起一批游客。“平时看不到这个效果，他们互相对一下眼神，跟上他。
“‘西式客厅’和‘中式客厅’，这两个客厅都是骗人的，假货！”他指着公馆入口处最近的两个房间说。
“西式客厅，其实是我们家账房先生薛副官的寝室。中式客厅，其实是四太太梁惠玲的寝室。这个房间更不是这样……这是我的房间！当年，我是我爷爷最喜欢的幺娃娃，谁敢跟我争？”
他不断地走，不断地否定，语调激烈而愤懑。“这对红沙雅石缸，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当年从宜宾公园偷运回来的。刘文彩的两个儿子对我说过，这缸根本就不是我们家的。这张龙床也不是我爷爷的，其实是60年代找人打的，全是假的！”
“原先入口这里摆着一辆福特车，说是我爷爷的。其实根本不是。他们把车摆在这里，是为了掩盖我爷爷修公路的功绩。1992年，大邑县搞过一次民意调查，谁是对大邑贡献最大的人？结果是刘文彩。”
讲完，他领着游客往下一处走，途中经过一口井。“这回他不能说是假的了，怎么都是口井。”背后有人讪笑，他没听见。
刘小飞与爷爷刘文彩共处的时间，其实只有3个月。1949年刘文彩病危，时年3岁的他被父母从成都带回安仁这所公馆。刘文彩捏了捏他的脸，问：这是哪个的娃子？旁人回答：是老二元华的娃娃。
3个月后，刘文彩病逝，山河变色，兵荒马乱，一家人四处离散，安仁的公馆被政府接手。他父亲，刘文彩的次子刘元华是随刘文辉起义的一名川军少校营长，后来做了铁路工人；母亲建国后被内江隆昌县的川庆钻井公司录用为职工。一家人都搬到了隆昌。初中毕业，刘小飞也做了川庆钻井公司的一名工人，直到退休。
在刘文彩被千夫所指的年代，这次背井离乡无疑是全家的一种幸运。
他的堂兄刘晓伟一家无法忍受乡人的歧视逃亡新疆，结果包括两个孩子在内，一家四口一夜间全部被人杀死。此案至今未破。刘小飞年轻时曾在几百人的批斗大会上，跟骂他的人当场厮打起来，几乎被人打死。回忆起当年的血气之勇，他很后怕。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刘小飞开始自费调查刘文彩的生前身后事，造访一个个当年的佃户、长工和邻居。他的“义务解说”，从这一时期开始。他频繁地造访这所博物馆，从来没有买过门票。
而今天的他，正在这所公馆——今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刘氏庄园博物馆，做义工。每天向游客讲解，情绪激烈，乐此不疲。

水牢变身记
刘文彩这个名字，已经离21世纪的中国很遥远了。
只有上点岁数的人，才知道他是川西赫赫有名的“教父”，大官僚、大商人和大地主。胞弟刘文辉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四川省主席，1949年起义，后担任新中国的林业部部长；堂侄刘湘也是大军阀兼抗日将领，国民陆军一级上将。
更多上岁数的人则熟谙刘文彩的另一个身份——新中国建国后塑造的“四大地主”（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之首。
上世纪60年代，刘文彩的名字和两个政治符号——“水牢”和“收租院”连在一起，不但闻名全国，而且走向世界。一位名叫冷月英的妇女借“水牢”之名，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成都出租车司机老舒已经是第10次以上来刘氏庄园纪念馆，最早一次是1964年。那一年，他刚满12岁，在四川省林业厅子弟小学读书，随全校师生来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正碰上冷月英的诉苦演说。
“冷月英那讲的，惨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着说着就哭。”当年的小舒反应是义愤填膺。“说她当年交不起租子，刚生过孩子就被刘文彩关进这个水牢，一连关了7天……”
他思想上的转变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开车经过大邑，他又来参观了。“我一看，哟，水牢的解说词儿不一样了，就知道不对劲。”
“水牢”的解说词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1959年在室内安装了囚人的铁笼并放水，对外宣传为‘水牢’。1988年恢复原状（鸦片烟库）。”
如今，这位曾经当过省劳动模范、县政协副主席的妇女仍然歉歉地笑着，在墙上。博物馆对她的介绍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冷月英的‘水牢经历’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刘小飞的回应是：“不要脸！”
同时，他也不明确承认这里是鸦片库。“可能吧……”
曾经在新疆的油田待过7年，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各种充满动感的词语不断脱口而出。“当年造出一个‘水牢’，又造了一个‘地牢’，就跟要给女人找个男人一样……”

杜撰的收租院
与刘文彩的名字相连的另一个政治符号，也是刘氏庄园博物馆展览的重头，无疑是四川美术学院几位教师奉命创作于1965年的现代大型群体泥塑《收租院》。
它共分“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7个部分，形象夸张且泾渭分明。正面角色——那些交租的农民表情或凄苦或义愤，反派角色则个个神色狰狞，如同美国恐怖片中受核污染的变异人类。这组泥塑诞生后，以其夸张的艺术表现力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多次出国展览。
在《收租院》问世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刘家的人缘并不坏。从安仁镇到刘氏庄园博物馆的路上，一位姓王的“摩的”司机便对记者说，刘文彩这人给安仁镇盖了一所学校，也就是今天的安仁中学，还修了水坝，“挺不错的”。并不像《收租院》中描述的那般凶残可怕。
请一个朋友帮自己建了博客之后，刘小飞把近二十年来对刘家历史的考证写成两篇文章，放到博客上：《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这样血腥的收租院能称为艺术品吗？》。他的考证无疑得不到官方支持。档案文字一概看不到，他只能去访问那些当事人，做口述历史。
他想要的，是给爷爷乃至整个刘氏家族恢复名誉。但他知道，这不是一次两次上访便能解决。因此，他从来不去上访，而是选择了这种个人宣讲的方式。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搞调查，拜访了多少当年我爷爷家的长工、佃户，他们都讲：当年去你家交公粮，桌子上摆着两碗肥肥的肉，8个人到了就吃饭，吃得一嘴都是油。”刘小飞边讲，边鼓动游客们去看他的博客，那上面有他和长工们合影的照片。“结果最后编他妈个X啥子《收租院》哟！”
说到最后一句粗话，他拔高了声调，瞪大眼睛，面色也因愤怒而涨红。游客们面面相觑，显然被吓着了。

他的思想被禁锢在宣传定势里
他年轻时也曾经交过女朋友，待谈婚论嫁时，对方家庭一听是“刘文彩的孙子”，无不避之如洪水猛兽。如今，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为祖先“正名”之中。这已经是他下半生的精神寄托。
为祖先正名的事业，刘氏的其他后人并不像刘小飞一样感兴趣，皆不参与。他多年来往返于隆昌县和安仁镇自费调查，靠的是自己一个月两千多元的退休金。安仁镇一位刘氏家族的后裔允许他住在自己家饭店的二层，免收费用。
同为刘氏家族之后，刘文辉的孙子，《人民中国》首席摄影记者刘世昭有不同看法。“我爷爷当年的确是军阀，也贩鸦片。这都是历史，该承认咱就承认。”
他认为，“正名”这件事急不得。“咱们只能根据历史进程，一步一步地走。”一位中国顶级大学的中文系主任说，自己幼时也看过《收租院》，并因刘氏后人的身份受过排挤。但他很客气地请求记者不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
关于刘文彩的生前身后事，方家早有考证。作家胡平在其著作《战争状态》中的论断为：
“……他（刘文彩）在西康发动种烟，又长期武装贩运鸦片，大量聚敛钱财，以至于川南一带‘十室之中，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客’；还有，他在川南税捐总办任上，税捐项目达150多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哪一条，给百姓造成的巨痛和祸害，不比一个除了冷月英外再没有找到第二个人关进去的‘水牢’要严重得多呢？”
杂文家鄢烈山则写道：“刘文彩聚敛财富主要靠的是枪杆子和印把子。我看给他定性‘大地主’，是只见果不见因，不仅肤浅，还美化了刘文彩。”
“听他（刘小飞）这样演说，我非常难受。”川庆井下公司的工程师刘涛（化名）说。
刘涛是刘小飞的同事，曾经来过大邑县，亲眼见过刘小飞情绪激动的义务讲解。他回忆：早些年，常有刚毕业的同事打牌输光了生活费，朝刘小飞借钱，无有不允。直到有一次，刘小飞被人借走了一万五千块钱，事后其人不认账。“他这个人比较善良，也很可交。”
“作为朋友，我不反对他的事业（指为刘文彩正名），但我更希望他能把晚年生活过好……你知道，他最后肯定是孤独地死去。”刘涛说，多年来不断有人给刘小飞介绍婚姻，刘小飞都拒绝了。他知道的至少有三四次。
他的朋友们不希望他这样激烈的缘故是，替他的身体担心。他有糖尿病，身体不佳，又是孤单单一个人。
博物馆的名字换过多次。最初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到“文革”时期是“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文革”后改回“地主庄园陈列馆”。1996年，改成今天的“刘氏庄园博物馆”。
刘小飞多年来的义务讲解，或许也有其实地效用。福特轿车由庄园的参观入口挪到了最后，标牌也不再标明是刘文彩所有。
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是被“刘文彩的孙子”之名引来的又一个外人。从2008年起，他每年都来安仁镇做民间调查，先后访问了约三十名刘文彩当年的长工、佃户和邻居，得出的结论与胡平和鄢烈山等人基本一致。但他也不赞成刘小飞“义务宣讲”的做法。“这样很容易跟博物馆关系搞僵。”
刘小飞点评历史的激烈态度和不时冒出的脏话，让谭松更反感。作为一名文史研究者，他持这样的观点：历史最忌讳感性。
“他的思想被禁锢在过去那种宣传定势里了，非好即坏，非黑即白。”谭松说。“你不能用‘文革’的语言去批判‘文革’，用红卫兵的方法去对待红卫兵。”

永不会使用的棺材
如今，刘氏家族的3位名人一起坐在庄园博物馆的入口大厅里，外貌光鲜，嘴角上扬。
博物馆对3尊蜡像的身份注解很简洁：刘湘是“抗日将领”，刘文辉是“共和国部长”，刘文彩是“庄园主人”。门口，小贩们在卖着凤凰卫视录制的纪录片《大地主刘文彩真相》，对刘小飞的采访也在其中。
1966年4月22日，郭沫若参观《收租院》之后，即兴填了一首《水调歌头》：“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楼……”字幅被装裱起来，挂在雕塑即将结束之处。
如今，这首词只剩下最开始的两句，“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后面的都不见了。但他的夫人于立群同时题的字还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记阶级仇，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雕塑展的最末端，挂着当年主持创作这组雕塑的温江地委宣传部长马力的照片，但丝毫未提及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经历。
在馆外，更完全嗅不到充满政治斗争味道的语句了。博物馆巨大的招贴画上印的广告词是：“铸就中国传统地主庄园巅峰。穿越历史馨香，百年神韵，风华如故。”还树着一家楼盘的广告：“续写刘氏庄园百年传奇。传承人文精华，撷采光阴。”
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刘氏家族的棺材室。十几口涂漆描花的棺材躺在一间屋子里，标明这是刘文彩为自己及家人准备后事之用。其中还有一口属于刘小飞的父亲刘元华。作为刘文彩的儿子，这位88岁的老人熬过了“文革”中那段被批斗、被殴打的日子，几度自杀而未死，今天仍然健在。无疑，他将永远不会享有这口棺材的使用权。
“有我的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刘小飞问。


转自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