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汉阳一中事件

tuffy05

遇到一本厚厚的《蔡甸区教育志（1980-2000年）》，闲来翻翻，颇有收获，发现了一篇详细陈述1957年“汉阳一中事件”真相的文字。
　　汉阳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汉阳一中始创于1939年。1956年9月，改名为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1992年9月，随着汉阳县撤县改名蔡甸区，更名为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汉阳一中是老牌名校，高考上省线率一直在武汉地区名列前茅。能考上汉阳一中，说明孩子争气、有前途。但在建国初期，上纲上线的“汉阳一中事件”更使该校名扬四海。
　　“真相”记载：1957年6月12日上午，汉阳一中女教师李穗在初三（4）班上课时，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向学生敲警钟，强调该县当年高中只有5%的招生计划（1956年该校初中毕业生90%的升学率），触动了学生中最敏感的问题。当天下午，该校发生了部分学生为要求提高升学率而举行的罢课游行。罢课学生涌到县委会讨说法，因县领导不在，“围攻”在场批评他们的县兵役局长和一名团县委干部。13日上午，又有数百名学生列队上街游行，副校长王建国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带着部分教师跟着游行的学生做工作。学生代表到县人委会向县长提出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县长解释县里无权解决此问题，由此引发冲突。13日晚，县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一中学生罢课闹事属于“反革命事件”。14日，县委在一中召开师生会议，宣布学生闹事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公安机关随即进驻了学校。15日，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考察团，进驻汉阳一中。按照既定的性质，考察团认定“前台”闹事的是学生，幕后指挥的是教师，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斗争，要求人人交代，个个检举，收集“反革命罪证”，抓“反革命分子”。
　　于是，荒诞的戏剧性情节出现了。
　　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法”，把矛头指向时年32岁的副校长王建国。王建国于1950年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汉阳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教学工作。王的出身是富民，又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系国民党下属青年组织。考察团认定教师的问题根子在领导，首先将王建国定位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并且将凡与王在工作上稍有接触的人都列为集团成员，计有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原一中教导主任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教研组长邹振钜，初三女教师、“湖革大”同学胡斌等人。最倒霉的是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他有个爱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批斗王建国的大会上，钟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员发现，当场揭露钟在向王“使眼色”，立即隔离禁闭，继而将之列为集团“骨干分子”。
　　接下来只差“反革命背景”了。一个学生写的交代材料使考察团如获至宝。此生交代，游行时路过县文化馆，向图书管理员杨焕尧借开水喝，杨说没有开水，只有冷水；向杨要电话打（联络二、三中学生），杨称打电话应去邮电局。杨焕尧是“民盟”成员，曾按照县统战部的意见，到汉阳一中联系“民盟”的发展工作，有过发展王建国为“盟员”的意向。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他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所谓“章罗同盟”，指的是“民盟”领导人章伯钧和罗隆基组成的所谓“大右派”同盟。同时，湖北省民盟主委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考察团总算找到了一中事件的“反革命背景”，正好能配合全国揪“右派”分子的运动。
　　考察团最终的结论是：汉阳一中有一个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纠合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组织的“反革命集团”，集团“军师”是“民盟”成员、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总后台”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是此集团在汉阳一中散步反动言论、捏造升学比例、利用“学代会”煽动学生搞“大民主”，制造了这场“反革命暴乱”。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
　　9月6日，汉阳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汉阳事件”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对胡平轩、邹振钜、胡斌等9名教师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2至15年有期徒刑；将教师李穗等3人送劳动教养；给另外3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一中校长韩建勋等11名教职员和10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收到党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团籍、学籍和勒令退学。
　　事件处理后，在国内外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当时《人民日报》《教师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等报刊纷纷发表消息、社论、通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台湾当局也通过各种舆论工具进行反共宣传，并散发小册子，开追悼会，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美国的青年代表团、路透社记者、匈牙利访华团等并先后到汉阳一中访问。
　　这起在当时被“钦定”为“铁案”的事件，又是如何铁树开花、沉冤昭雪的呢？
　　“汉阳一中事件”中被判刑10年的女教师胡斌，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向有关部门写信89封，申述所定罪行与事实不符，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198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要求湖北省委牵头，对此案结果进行复查，结果报中央审批。1986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善后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为“汉阳事件”彻底平反，并认真做好了各项善后工作。
　　以上便是《教育志》中所载“汉阳一中事件”的真相。199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案（1949—1995）》一书也收录了此案，定名为“汉阳事件冤案”。
　　该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无不与当时政治风云紧密相连。因此，它的荒谬、它的草率、它的澄清，一切偶然性中便都带有了必然性，例如，汉阳一中的学生为什么会因升学率的问题而罢课？有人分析，其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已经扩大，生活资料供应被计划卡得很死，出现很多缺口和不足，群众意见不断滋长。实际生活中农民受歧视的现象也很严重。就学校招生来说，城市招生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而当时湖北省95%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武汉市和少数几个专区直属市，县以下的地区只给了5%的招生指标。该政策下达后，意味着大多数农民的孩子永无跳出“农门”之日，只能在田埂上守一辈子。绝望最容易制造冲突。
　　今天，事件已经过去五十余年，多数人早已遗忘了那一阵喧嚣，当年的冤屈也早已得到昭雪，但个中人却无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永生铭记。且不说那三缕被执行死刑的冤魂，就说幸存者之一的女教师胡斌，时年30岁的她，由于曾是王建国在“湖革大”的同学，又是汉阳一中同事，因而受到牵连，领受10年牢狱之灾，同时受到牵连的丈夫丁希天于1959年活活饿死在牢中，三个年幼的孩子也历尽艰辛，可谓家破人亡。出狱后，适逢“文革”，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地位，每逢政治运动就首当其冲，被人欺侮、唾弃。虽然在她不懈努力之下，最终如愿以偿，得以翻案，但回顾蒙冤几十年的艰难历程时，她沉痛地写道：“噩梦历尽终身毁，盛世复始黄昏至。”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唏嘘不已。
　　诗友刘南陔老师曾告诉我，湖北当阳一中特级教师、长坂坡诗联社社长陈荣权先生也是此事件的当事人、受害者。陈荣权先生是武汉市蔡甸区人。1956年被保送进汉阳一中。1957年6月，以副班长身份带领全班同学参加学校罢课，1959年作为犯有大错误而能改过的典型录取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63年分配到鄂西小镇教书。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流放林场劳动达11年之久。
　　本人接触过的与事件有联系的人，是初中的语文老师汪振亮先生。汪先生当时也是参与事件的学生，也遭受了牢狱之灾，破家之苦，虽说最终得以平反，青春年华，却如何能弥补？
　　2008年10月，武汉市汉南一中的教师为工资问题，曾罢教两天，近闻也有人在调查始末，想来他们应该再不会遭受前人的苦难了吧！



“小匈牙利事件”真相


作者 蔡公作


闹事原因是升学比例问题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主席先后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很快在全社会形成大鸣大放、“大民主”的局面。汉阳县第一中学遵照上级的指示，六月上旬召开学代会，以民主形式给学校领导和学校工作提意见，帮助党支部整风，副校长王建国受校长韩建勋委托，作了题为“大家动手，勤俭办校”的报告，学生代表共提出整风意见三百四十多条，参加会议的县委文教部张副部长和到过会的韩县长，当时都说会议开得不错。然而就在学代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六月十二日上午，该校初三九个毕业班却因为要求提高升学比例而罢课闹事。

引发这场闹事的是该校青年化学教师李穗。她在初三（四）班上课时，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根据当年紧张的升学形势——〈教师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间，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一九五七年孝感专区下达的招生计划，汉阳县当年应为初中毕业生一千零一名，计划招收一个高中班（五十名），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五——并就此向学生敲起警钟：“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个中取个把”，提醒学生用功。

哪知不提犹可，一提却触动了学生思想上最敏感的问题。学生们不等下课，就去找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和校长韩建勋，询问升学率到底是多少。因为回答口径不一，学生怀疑校领导在欺骗他们，提出要到县教育局查看文件。韩建勋、王建国一再劝阻未能奏效。午饭后，初三（八）班一名学生敲响了集合钟，全校九个初中毕业班的部分学生涌向操场，一哄而出，到教育局去讨说法，沿途有的学生还写了一些要求升学的标语。涌到县人委会后，学生推出代表，要求县长接见。因为县长不在，教育局和其他办公室都没有人，学生翻不到文件，就扔办公用品，在墙上书写要求公布升学比例之类的标语，到邮电局给二中、三中学生打电话请求声援（电话未通）。不久，学生得知县长在县委会，又一窝蜂涌向县委会，见县委会铁大门关闭，便竞相推撞，冲进了县委院内，对在场批评他们错误行为的兵役局长和团县委一名干部进行“围攻”。

十三日上午，又有数百名学生列队上街，副校长王建国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布置两名副教导主任在校照管上裸的教师和学生，自己带着部分教师跟着学生做工作。学生代表到县人委会向县长韩茂林提出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韩茂林解释县里无权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学生不服，拉扯着县长带领他们去省教育厅请顾。有两名机关干部为保护县长，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捆住，押经县委会门前时，被县委机关干部拦截下来，并扭打扣留了几名学生。王建国为防止事态扩大，赶来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学生，干部坚持不放，在干部与闹事的学生争吵加剧时，数百名工人来将学生驱散。干部、工人和学生在冲突中都有人被打。到此，学生再不敢妄动，陆续离散，有的学生被家长拉回家，事态即告平息。

定性：反革命事件

十三日晚，县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一中学生罢课闹事属于“反革命事件”。十四日县委在一中分别召集教师、学生开会，宣布学生闹事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公安机关随即进驻了学校。

十五日，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考察团，进驻汉阳一中。按照已经定下的性质，考察团断定“前台”闹事是学生，幕后指挥是教师，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斗争，要求人人交代，个个检举，按图索骥搜集“反革命罪证”，抓“反革命分子”。
找到了所谓的“小根子”

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矛头指向副校长王建国。王建国时年三十二岁，1950年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县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由于出身富农，又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申请入党一直被搁置。1956年韩建勋调任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后，教员中许多人认为他是“土改干部，吃党饭的”，在教学工作上仍然相信王建国。考察团认定教师的问题根子在领导，首先排除了韩建勋，把王建国端了出来。凡与王建国工作上接近的，曾在湖北革大同学的，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甚至一块陪客喝过酒的，都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而这个集团的首领自然是王建国，“骨干分子”则有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原一中教导主任、当时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教研组长邹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学胡斌等人。
因爱眨眼成了反革命集团骨干

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锺毓文有个爱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揭批王建国的大会上，他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员发现，当场揭露锺毓文在向王建国“使眼色”而宣布隔离禁闭，继而列为集团“骨干分子”。
找到了所谓的“大根子”

有了“首领”和“骨干成员”，在苦于找不到反革命背景的情况下，一个学生所写的交待材料使一位“有见识”的负责人如获至宝。这个学生交代上街时，经过县文化馆，向图书管理员杨焕尧讨开水喝，杨称没有开水，只有冷水；向杨要电话打，杨称打电话应去邮电局。因为杨焕尧是“民盟”的成员，只要揪住杨不放就有了背景。加上杨曾按照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过汉阳一中党支部联系“民盟”的发展工作，有过发展王建国为“盟员”的意向，就这样把王建国与杨焕尧硬拉到了一起。此时“民盟”中央已经揪出了“大右派”章罗同盟，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以马哲民为“总后台”，这个“集团”就有了份量。

由此，考察团得出结论：汉阳一中有一个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纠合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是“民盟”成员、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总后台”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是这个“反革命集团”在汉阳一中散布反动言论、捏造升学比例、利用“学代会”煽动学生搞“大民主”，制造了这场“反革命暴乱”。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引者按：这是报道的标题）。

处理：连爱眨眼的那个人也判了死刑

“考察团”和汉阳县委对涉案人员一一提出了惩处意见，交有关部门分别执行。对于王建国等三人判处死刑的意见，县法院持有不同看法，即被指责为“右倾”，不予信任，县委直接派一名公安干部请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书记许道琦对死刑判决签字，并由这名干部携卷上北京最高法院办理死刑核准手续。

九月六日，汉阳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汉阳事件”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锺毓文死刑；对胡平轩以及邹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员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将教师李穗等三人送劳动教养；给三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十一名教职员和十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汉阳事件”处理后，国内媒体纷纷发表消息、通讯、社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汉阳一中的新领导被邀请到许多大专院校作“汉阳事件”的专题报告。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借机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妄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在台湾开追悼会。匈牙利访华团以及路透社记者也先后到汉阳一中访问。“汉阳事件”的处理，在国内国外造成了严重影响。

张思卿主持复查“汉阳事件”

“汉阳事件”的复查工作，是由去年初刚刚离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九八五年担任湖业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的张思卿同志主持的。

因“汉阳事件”判刑十年幸存的汉阳一中女教师胡斌，自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向有关部门写信八十九件，申述所定罪行与事实不符，要求复查。一九八五年春天，她与同乡同学、沔阳师范退休教师赵迪生分别上书中央，希望把“汉阳事件”的事实搞清，性质搞准，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让人们“胸襟开朗、心安理得”。

胡斌、赵迪生给中央办公厅的信，终于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将胡斌等人要求为一九五七年“汉阳事件”平反的信批转给中共湖北省委，请省委牵头，对此案进行复查，结果报中央审批。

中共湖北省委书纪关广富，副书记钱运录以及王群、沈因洛等领导同志在收到中办函件后，及时进行了研究，批示省政法委组织力量复查“汉阳事件”。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张思卿主持召开了湖北省暨武汉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联席会议。一个以省委名义组成的复查“汉阳事件”工作组在会上成立，复查“汉阳事件”的工作方案也在会上敲定。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由张思卿同志任组长的省委复查“汉阳事件”工作组，在最高人民法院两位法官的参与下，由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带队，赴汉阳县开展工作。

“汉阳事件”的档案资料和有关人员的案卷，是复查工作的重要条件和依据。经过一个星期的收集、清理，复查组从十五个单位，收集到了有关“汉阳事件”的大量资料，比较全面揭示了当年“汉阳事件”发生、发展的进程及定性处理情况。尤为重要的是，工作组还收集到了未归卷的大量原始证据和资料，这才是全面地准确地认定“汉阳事件”的铁证。

与此同时，复查组的同志们进行了度泛深入的调查，走访有关的一百三十余人，为弄清“汉阳事件”真相，判断事件性质，提供了充分确凿的证据。

复查组复核的重点问题是：汉阳一中是否存在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杨焕尧与王建国的关系，所谓策划“反革命暴乱阴媒”的几个会议，李穗讲升学比例是否制造谣言、蓄意煽动闹事，所谓“汉阳事件”中的反动标语口号以及王建国等人在学生闹事中的态度和表现等等。九月上旬，在张思卿同志主持下，省市政法各机关领导及汉阳县委主要领导在汉阳县听取了复查工作组的汇报，审查了关键性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反复认证，取得了共识：根本不存在所谓“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汉阳事件”的实质是一中部分学生为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罢课、闹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原来认定是“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策动制造的“反革命暴乱”，全部失实；所谓“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实际是一起大冤案。

一九八六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中央同意省委关于“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意见，并对处理善后问题作了明确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