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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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倒，揭批北京“三家村”以後，西北局第一书记这样提出问题：“西北的‘三家村’，是哪几个人？”从他举出的所谓“罪行’来看，显然是要把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打成“西北三家村”。尽管胡耀邦已经离开西北，赵守一、李启明仅仅是陕西省的领导人，在西北地区没有任何职务，把胡、赵、李打成“西北三家村”简直荒谬得不可思议可是，权势者要整人，是只看自己的政治需要，不管什么逻辑的。以政敌为替罪羊，既可以泄私愤，又可以保自己，比之舍车保帅，更为“高明”。
打倒所谓“西北‘三家村”’的斗争，在三个场合进行。即：正式会议、‘集训班”和以“隔离审查”为名的秘密监狱。
第一条战线是正式会议。六月一日到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召开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表。会议後期扩大到西北五省区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这是西北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杀气最为浓重的大会。由於胡耀邦不归西北局管辖，西北局无权公开点名批判，会上公开的提法是“揭发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把赵守一、李启明作为彭、高、习的代理人，又把从未同彭、高、习共事的胡耀邦作为头目，这样胡乱拼凑成一个作为“彭、高、习黑线”的“西北三家村”。七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七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召开扩大的四届五次委员会，按照西北局会议的调门，继续揭批胡、赵、李。
第二条战线，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座谈会”和“集训班”。六月十三日至九月十八日，西北同指定陕西省委那位文教书记举办“文化大革命座谈会”，後来改为“干部集训班”，九月廿一日，又由西安秘密转移到陕西耀县田咀的一个山沟里。长达半年的“座谈会”和“集训班”的任务是揪出和批斗“胡、赵、李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成员。这个“集训班”完全限制人身自由，受打击的干部有陕西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农工部副部长、地委书记和西北局、西安市委的一批中层干部以及省委的一般干部，共四十馀人。
第三条战线，是以“隔离审查”为名、不断转移的秘密监狱，关押了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和支持胡耀邦的文件起草人等三人。
也许有人不相信，在胡耀邦离开西北一年之後，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还在拿他开刀。下面就是证据。
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当时曾经炮制了一个文件：《关於胡耀邦同志和反党分子赵守一等相互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材料》。这个材料和一批对胡耀邦的告密信，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从西北局第一书记家中抄出来的。这里摘录一部分，公之於众：
胡耀邦同志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底调来陕西工作。他在陕西工作期间，很快同习仲勋反党集团在陕西安下的钉子、培养的忠实接班人赵守一和李启明结成一伙，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西北局，反对中央。
……………………
在省委一月会议上，胡耀邦大肆攻击社教运动，说死人多了，捕人多了，斗争面宽了，伤了贫下中农的感情。对犯错误干部进行集训是“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怀凄惨惨”等等。赵守一则添油加醋。在省委一月会议前後，胡耀邦和赵守—一起，利用职权，提出一系列的暂停，给社教运动大泼冷水。……二月十四日，胡耀邦从安康向全省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四条与（二十三条）相对立的干部政策，赵守一立即响应，在二月十七日给省委书记处的倌中，对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大加赞扬，并提出四条补充规定。李启明於二月二十二日给省委书记处的信中，也替四不清干部叫嚣……
在“对西北局决定阳奉阴违，采取不正当手段拉拢群众，窃取情报，进行翻案活动”这个小标题下面，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列举了十六条所谓“反党罪行”。例如：“（10）胡耀邦抛出八条翻案的意见，陈元方等人以此为基调，起草向中央的报告。……（12）林牧通过田家英写信给毛主席，控告西北局。……（16）胡耀邦采用恶劣手法盗窃情报。”
材料的最後一部分是：“彭、罗、陆、杨反党分子支持、干预了胡耀邦等反西北局的活动”。
对於这个给耀邦同志及其支持者妄加罪名的黑材料，需要稍加说明。
这个材料，对西北局原来看得最为严重的所谓胡耀邦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字不提，自然是由於刘少奇当时的处境已经很不好了。对於“社教”以外的问题没有提，是由於“文革”初期只注意阶级斗争问题，尚未对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全面批判。
这份材料把耀邦提出八条申办意见当做“翻案”，当做反党活动。申辩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绝不是反党；何况中共中央并没有给耀邦定案，有什麽案可翻？林牧通过田家英给毛主席写信控告西北局，也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也不是反党。材料指控耀邦“盗窃情报”，那是指西北局对耀邦进行缺席裁判时，不许省委办公厅给耀邦送文件，耀邦起先直接向省委办公厅要文件，後来又通过中央办公厅要文件。当时耀邦是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向省委办公厅要文件和省委办公厅送文件，完全合理合法，怎麽变成“盗窃情报”了呢？至於说：“彭、罗、陆、杨反党分子支持、干预了胡耀邦等反西北局的活动”，更是倒打一耙的无稽之谈。彭真最先批评耀邦；杨尚昆只是对斗争的两方起了某些调停作用，不像有的人那样咄咄逼人罢了。罗瑞卿和陆定一，同西北的争论拉扯不上。一会儿说彭真、杨尚昆支持了耀邦，一会儿又说耀邦反对彭真、杨尚昆。这种荒谬的逻辑，只有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才会编造出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红卫兵发现陕西耀县山沟里有一个软禁了十几名干部的秘密集训班，就去加以解散，并把其中的重要成员送到几所大学的红卫兵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写出文章，揭露胡耀邦一案的内幕。四月，陈元方在两派群众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关於西北局第一书记和胡耀邦之间斗争）的长篇讲话。十年後，耀邦表示不赞成这个说法。一是由於那一场斗争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二是由於只有第一书记斗胡没有胡斗第一书记，耀邦及其支持者一方始终是挨打的。五月间，造反派组织把一部分省委书记、常委和中层干部召集起来，就批胡问题进行辩论。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1．坚持毛泽东制订的（二十三条）的正确路线同坚持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的斗争。持这种观点的，是以陈元方为代表的一九六五年就支持胡耀邦的一大批干部。
2．个人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持这种观点的，多半是不明真相分不清是非的世俗之见。他们看到“文革”中你斗我、我斗你都是争权夺利，就以为胡耀邦在民众和干部中威信高，威胁到西北局主要领导人的权威，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和权威，所以要打倒胡耀邦。
3．以错误路线反错误路线的斗争。持这种看法的有几种动机不同的人。第一种人，在第一书记当权时，他们认为西北局代表正确路线，在第一书记被打倒以後，他们不敢说西北局代表正确路线了，但也不愿承认胡耀邦代表正确路线，只好说两方面都是错误路线，争取打一个平局。第二种是受极左思潮支配的多数造反派，他们按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指导思想来衡量，西北局是“形左实右”，胡耀邦是公开的右或极右，所以说都是错误路线。
此外还有一种看法是，过去认为胡耀邦执行和发展了毛的思想和路线，在“文革”开始以後，已经认识到耀邦推行的不是毛的路线，而是选择毛泽东著作中那些带有民主、求实色彩的观点和语言，推行自己的一套新的主张。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反胡急先锋。那位省委工业书记做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後来又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根据谁掌权谁正确的不成文的铁的法则，原陕西省委机关“清理阶级队伍”、“清查黑根黑线”、“整党”、“一打三反”等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进人所谓“红色政权”的这位省革委副主任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来划线站队的。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揪出的分别以赵守一、李启明、陈元方为首的几个“翻案集团”都是胡耀邦的支持者。直到“四人帮”覆灭以後，一九七七年五月，陕西省委召开的揭批“四人帮”的有线广播大会，还在点名批判胡耀邦的支持者赵守一、李启明。适逢中央组织部两个干部到西安来探望赵、李，赵守一对那两位同志说：“起先西北局批判我们‘胡、赵、李三家村’是反对刘少奇、反对西北局的反党集团；刘少奇被打倒以後，新建立的省委、省革委会又批判我们是刘少奇在陕西的代理人；现在揭批‘四人帮’又把我们上挂下联地进行点名批判。我们也弄不清我们到底是谁的人了。”
由此可见，反胡的斗争，在陕西持续进行了十二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至廿一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才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具体指示，作出如下决定：
1、胡耀邦同志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反对“四清运动”中的形庄实右的路线，以及对陕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正确的。因反对批判胡耀邦而遭受打击的赵守一、李启明、陈元方等一批被错误批判的同志，都应予以平反。
2．“文革”期间，以省委名义组织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以及後来发展成的“集训班”，把原省委、西北局机关的一批同志打成“黑帮”、“反党分子”，改名换姓，弄到山区，长期隔离审查，打击迫害，是极其错误的，现予平反。
3．“四清”中，有的同志提出“陕西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的口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民主革命”补课，错误地补划了大批地主、富农；“文化大革命”中，又大搞清除扩大化，打击迫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後果。实践证明：陕西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两个“不彻底”的估计和采取的一系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对於社教运动中，特别是在“反胡”以後“左’上加“左”而进行的社教运动中打击和处分的农村、工厂数十万基层干部，陕西省委也进行了复查，发现大多是“冤案”、“错案”，也给予平反昭雪。以陕西省泾阳县为例，社教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得到平反的占百分之八十四点六，基本维持原案的只占百分之十五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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