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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默波 著 宋婕 译
中国在1949年以后实施的发展策略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这一观点是毛主义时代前后西方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杰克•格雷在20世纪（以下时间均指20世纪，译者注）70年代早期的研究坚持了这一传统。① 对他而言，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毛主义之所以优于斯大林主义是因为它避免了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所固有的“向城市的倾斜”。这种“向城市倾斜”的政策由普列奥布任斯基（Preobrazhensky）提出，为斯大林所实施，而在中国则由薄一波和刘少奇所倡导。晚期毛主义围绕着劳动力积累的发展策略是：动员农村劳动力以完成农村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并实现灌溉网络的扩展，这一策略替代了对农村资源的掠夺。②
正如格雷所承认的，这种向农民倾斜的办法（最初由巴扎洛夫（Bazarov），沙宁（Shanin）和布哈林（Bukharin））所提倡，用以作为20年代苏联进行选择性过渡策略的模型）在1958年的中国进行最初尝试时是不成功的。然而格雷辩解说，这并不是因为观念的失误而是因为错误的执行：“……这一悲剧性的混乱以及在农村人口中产生的深切而痛苦的怨恨并不是由大跃进本身的和最初的观念所导致的，而是由于它的滥用，毛泽东曾用强烈的语言谴责过这种滥用。”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对于恢复向农民倾斜的策略就起了必要的作用：“对1958年政策的恢复是在一场打破既得利益阻力的政治革命中得以贯彻的，这种既得利益之得以确立，有赖于经济计划和发展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及这种体制鼓励下的对偏向于城市的服务体系的维护。”④ 在第二次努力下，这一策略生效了：农村工业繁荣起来，灌溉面积迅速增加，生活水平在60年代和70年代稳步提高。
然而到80年代中期，奠基于毛主义之上的这些有效策略却被全面抛弃了。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根据恢复以后的国家统计机构公布的毛主义晚期的系统的人口和经济资料，显示出一副毁灭性的画面：大跃进造成2000多万人因饥饿而死亡；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在接近70年代的时候还有超过2亿的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城乡差距明显加大。由此可见，毛主义的向农村倾斜的观念不过是一个新民粹主义的幻想。第二，80年代早期农业的去集体化不仅被看作是中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同时表明它是完全成功的——这暗示着发展之路必须经由市场力量的再介入以及对毛主义劳动力积累模式的抛弃。苏联的解体是对很快在学术界受到嘲弄的罗曼蒂克的毛主义的最后一击。到90年代末期，就连对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讨论都只不过成为一个注脚而已。
显然，杰克•格雷是不和这种修正主义打交道的。他在2006年的文章里提出的核心论点就是重申他早年的立场：巴扎洛夫和沙宁等早已被忘却的名字又跃然于纸上。对于格雷来说，晚年毛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梦想，而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模式，即利用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工业的完整的农村发展策略。这一模式是成功的：不仅70年代的农村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还为80年代及以后农业的爆炸性增长奠定了基础。
如果现在有人为毛主义的发展策略进行辩护，其辩护的理由要么就是声称毛主义经济的成就令人振奋，要么就是说毛主义为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格雷所极力捍卫的是后者。对于这个论点我接下来将要讨论。而首先要讨论的是该如何理解毛主义时代良好的经济纪录？
毛主义的经济成就
在这里强调人均GDP的增长率和人均消费是没有意义的。以往官方的估计，尤其是麦迪森对数据的一些修正明确地表明：与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所取得的高速发展相比，中国的记录是贫乏的，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⑤ 中国70年代末的人均粮食消费甚至低于它在30年代的水平。
对大饥荒（1958-1962）的严重程度不予重视无法构成对毛主义的令人信服的辩护。而有些人坚持这样的态度。例如，著名的印度学者乌斯塔•帕特奈克（Usta Patnaik）认为，通常人们所引用的3000万额外的死亡数字是一种“……基于回忆的、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准确地说：
3000万的数字逐渐成为流行的民间传说。然而，通过对这个数字之由来的研究，表明这种估计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正是对于学术的诚实规范的歪曲，使得人们随意地引用和宣传这种在武断的态度下对饥荒死亡所作的极为夸大的估计，也使得他们如此满意于这种传说。
这样的辩护是很成问题的。一方面，它为那些试图对毛主义进行任何一种辩护的人提供了方便，这些辩护在精神实质上与否定大饥荒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并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种含糊其辞，至少从县志里看是这样。就拿大邑县——四川200多个县中的一个来说吧。县志上的数据表明1957年有4911人死亡，这个数字到1959年增加到31872人，1960年达到了33045人的顶峰，而后在1962年又回落到4225人。⑥ 如果我们假设1957年的死亡数为正常的话，那就意味着从1958到1961年超额的死亡人数达到了67204人。以此类推到全省（大邑的人口在50年代末约为30万），则超额死亡的总数就超过了1400万。也许大邑的情况是特殊的。我从四川的30个县中收集的资料得出一个平均死亡率，这一数字约为大邑的一半。这样即使对大邑的死亡率作减半估算，仅四川一省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了700万。当然四川的情况超过了平均数，其饥荒率在其他几省中相对较高，但安徽1960年也有200万的超额死亡人数。安徽有一些县死亡率约为六分之一。在河南，1960年的死亡数字大概为130万。甘肃和贵州的死亡率也很高。由此我们很容易得出全国超过2000万的死亡总数。需要重复的是，这些都是实际的而非“虚构”的死亡数。如果我们再假定各地少报了出生（相应地涉及到婴儿的死亡）数字，或者假定在50年代中期的政策继续执行的情况下死亡率是不可能降到1957年以前的水平的，那就很容易得出3000万或更多的死亡总数。不过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假设。关于死亡率的资料本身就明确地指向了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灾难，至于死亡的数字是2000万还是3000万对于毛主义道路的评价并没什么定性上的意义。
当然要对大饥荒作出回应仍存着许多问题。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应否正面看待官方统计的死亡率的价值：共产党自然希望将中国蓬勃的现状与其痛苦的过去进行对比，但它们这样做就会背叛其根基；而虚构一个饥荒则会破坏党自身的历史纪录，也为邓小平和薄一波的声誉蒙上阴影，他们与其他人一样要为大跃进而受批评。因而假如说官方的数据失真，倒更有可能是少报了真实的死亡率。基于这种种考虑，加上关于死亡率的证据，很难让人相信大饥荒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
其实捍卫毛主义根本没有必要去否定大饥荒。要突出中国在长期发展的潜能方面所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是很容易的。最好的对比就是印度。在50年代早期，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印度多8年，而到毛泽东去世时，这一差距拉大到13年，只是在60年代早期的大饥荒期间才有了短暂的倒退。因此，即使我们将大饥荒的死亡率计算在内，在中国存留下来的、在健康保障及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上得到了极大改善的净人口数也远远超过了印度同期的成就。这种“净人口计算法”的确令人不快，但它是考虑中国相对发展成绩的少有的几个合理的途径之一。
还可以基于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来为毛主义的成就进行辩护。拿中国的发展成就与台湾、南朝鲜或印度作比较，而不去对这些国家在战后的经济秩序、或者其共和的或殖民地的传统进行分别的恰当的讨论，将会一无所获。如果接受这一点的话，那么就开启了各种可能性。比如有人会指出中国在60和70年代政治上的孤立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并以此为毛主义进行辩护——就像我过去所做的那样。平心而论，中国由于被拒绝了贸易的机会，其经济潜能大大降低，因而对于实际发展的评价应依赖于当时的可行性而不是基于某种理念。当然这仍是个棘手的问题。不过至少我们该问一问中国是否因其自身原因而导致了孤立。笼而统之地说它处于无可选择的境地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我们很难做这样的假设。
另外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则是强调毛主义的中国不得不接受1930年代的令人沮丧的遗产并由此而受到限制，强调将这种限制与享受着有利的殖民遗产的台湾、印度和朝鲜相对照。但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便承认对其他早期的殖民地遗产的继承是有利的，柯比（Kirby），罗斯基（Rawski）和杜阿拉（Duara）最近的研究也倾向于描绘出一幅南京国民党政府在统治南京的10年间其统辖区域内的更为积极的画面，由此人们可以推断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在1937年就濒于起飞了。倘若对农业的加速增长缺乏有力的证据，我对这一观点还是有所保留的，但如果我们沿着与事实相反的思路，至少也应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毛主义的经济遗产
为毛主义的发展进行辩护的另一条途径就是不去理会经济的和社会的成就，而更多地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其积极的遗产上。这是格雷的方法，而我认为这种方法是正确的：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其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策的变化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太多的神话色彩。
不过，我们仍须谨慎。例如认为持续性与变动性同样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是什么深刻的见解。当然，在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的时候将1949年和1978年之间的“巨大的断裂”弃之不顾尚有很多东西需要交代，但不能简单地推论说毛主义的遗产是促进增长的。例如教育遗产。很多证据表明在毛的统治下中国最穷省份的识字率有了令人瞩目的提高。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假设40％左右的识字率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必须的（即著名的鲍曼-安德逊界限），那么建立在机械化以及这些省份的原有基础上的毛主义教育的发展就是适当的。但是在中国东部就很难找到毛主义的教育案例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类似于江苏这样的省份，识字率甚至于30年代期间就有了迅速的增长，因而毛主义的政策是不起作用的。况且，即便我们承认毛主义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东部教育继续发展的贡献，以40％以上的极限速度持续增长的识字率到底有多少是由这种持续发展带来的回报尚不清楚。
格雷强调毛主义在乡村留下的工业遗产。他的观点是毛泽东创造出农村的工业区，这些区域在70年代迅速发展，也许没有1978年以后政策的变化还会继续发展。他的观点并不孤立。珀金斯（Perkins）和普特曼（Putterman）也持类似的看法，甚至于那些支持政策改变的学者（例如怀特）也注意到了毛主义的工业遗产。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人比格雷的观点更为激进，不过他的解释为大量的证据所支持。晚年毛主义确实以偏重于工业为特征，因为国内进出口交换比率对农业不利（也就是说相对的价格矢量背离了其估计的平衡值）。然而，农村工业化的实际水平表明向城市倾斜的力度要小得多。我对此的看法是：三线计划（至少在其本质上）和乡村自有工业的发展应被当作推进农村工业化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成功可以通过70年代工业产量的增长来衡量。当然晚年毛主义的乡村工业政策也有不少是无效的（就像格雷自己所指出的），但显而易见乡村工业化带来了技术上的收获，并因而创造出一批技术劳动力。近年来其他试图发展乡村工业的国家（越南和印度都想这么做）大概都由于缺乏这种遗产而失败了。假如没有1978年后的政策变化，乡村工业是否能够起飞（在某种意义上指发展过程的自我维持），对这个问题是有很大争议的。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或许会将我们带入歧途。不过，根据引人注目的事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毛主义的工业遗产是80年代乡村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在农业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个关于连续性的激烈论争。虽说人们普遍相信去集体化是加快农业发展的催化剂，但当70年代早期毛主义的三条政策结合起来时，相关证据却指向相反的观点。这三条政策是：通过大规模动员农村劳动力（这一过程，正像格雷指出的，开始于50年代）以扩大灌溉面积；60年代期间，中国的研究机构开发品类众多的新的高产种子；大大增加主要是农村工厂的化肥产量。这一整套“绿色革命”措施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它导致70年代的产量激增，因而说这套措施推动了过渡时期之初的农业发展是完全合理的。换言之，没有去集体化，甚至也许没有1979年收购价格的增加，中国的农业产量可能会猛增。
如果我们使用流行的语言，或许1972年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分水岭。那时候，农业革命处于活跃、上升的状态，与美国关系的改善通过对华贸易的扩大（例如进口化肥设备）无疑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因而当我们把荣誉归功于毛主义的长期遗产的同时，我们也得承认“西方”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成功的贡献。我认为，将发展的原因仅仅归于国内的因素，这和根据80年代和90年代的对外开放政策来解释发展是同样错误的。将尼克松和毛泽东看作是中国的双子救星也许不是什么可怕的罗曼蒂克——尽管我怀疑杰克•格雷会这么认为——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本文译自：" The Last of the Romantics? Mao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trospect" ( China Quarterly, 2006 Sep. ) ，发表于《中国季刊》2006年秋季刊。
注释：
①我要感谢蒂姆•怀特关于早期研究的评论，但在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完全由我个人负责。Jack Gray, " Politics in command" ,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5, No. 1( 1974) , pp. 37-38.
②在Paul R. Gregory和Robert C. Stuart的"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一书中的第1版第3章中对这种经济学进行了有益的总结。而讨论的氛围发生改变的迹象表现在本书的第6版（1998）中仅用了3页纸对这一广受欢迎的文本进行讨论。
③Gray, " Politics" , pp. 37-38.
④同上，P. 41.
⑤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 Paris: OECD, 1998)
⑥《大邑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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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5 03:3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