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另一面

tuffy05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另一面

杜钧福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是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把文革推向高潮的一个关键阶段。但在一般文革史著述中对这一运动都只有简单的否定而无具体的深入分析。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一书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这样的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有害，理论上错误荒谬，事实上缺乏任何依据的荒唐罪名，必须彻底否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258页）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个生拉硬凑的怪罪名。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通常用法，路线分歧是指党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比较系统的分歧意见，一般是属于党内矛盾。它可能是资产阶级影响在党内的反映，也可能并不是不同阶级意识的表现，而只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同认识。……将党内的路线分歧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是极不恰当的。特别是再加上反动二字，就更显得不伦不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186—187页）在几篇专门论述的文章中，王年一的《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主要是从官方角度否定该运动。卜伟华在博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也有论述，体现了遵从主流意见和尊重事实之间的折中。印红标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造反运动的兴起》（《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号）则很准确地给这次运动定了位置。

一、批判矛头超出了“五十天”

有论者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是多此一举。典型如王年一所言：“派工作组即使算作错误也早已纠正”。刘冰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出现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是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领导、派遣工作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在那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都已作了检讨，工作组也早已撤回，为什么还要批判呢？”（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2008）
这一说法的根据是陈伯达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何而来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他指的是6月份在怀仁堂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运动的汇报和派工作组的决定。
实际上，随着运动的发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已经扩展到了“五十天”之后，并非仅指派工作组问题，而是包含了两部分：一为“五十天”的问题；另一为发生在“五十天”后的政治迫害现象。所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中说：（“十六条”公布后）“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五十天”之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尤其重要，如众所周知的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事件，如“红八月”的屠杀事件。清华大学的三个劳改队就是在工作组撤出后成立的，刘冰不应忘记。
卜伟华的文章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在中央的支持下，一大批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得到了平反，许多被‘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以及‘老红卫兵’打击、压制的群众也得到了平反。”这也涉及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撤出工作组后是否已解决的问题。
北京五十二中被迫害致死的郑兆南老师是一项典型事例。她的包含血泪控诉的自述在1966年9-10月间传遍北京，为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作了舆论准备。她在自述里控诉的是工作组，但是根据她的叙述，她被拘禁、殴打了47天，在被释放4天后死去。而她的死亡是在8月26日以后。所以，对她施暴的主要是红卫兵，而不是工作组。濒临死亡的郑兆南仍按中央的精神将控诉对象锁定为工作组，而不是红卫兵，因为中央仍高度肯定红卫兵在“红八月”中的作用“好得很”。
从毛泽东发动这个运动的初衷来说，可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也为了发动群众，其内涵是被严格限制了的。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说：“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的学生，这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这里说的，是指压制、打击“革命积极分子”、镇压“革命学生”，不包括其他人。但是在群众批判的过程中，参与的群众对其有了更广义的理解并在具体行动中体现，虽然有的仍然是用批判“五十天”的名义，如郑兆南所做的那样。以下所说的一些事情，可能也超过毛的预计。

二、群众批判中的一些具体内容

我们看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运动有些什么具体内容（这是一些研究者没有注意或有意回避的），由此即可了解它是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的，怎样把经历过“反右派”运动之后的“万马齐喑”局面变成了人人敢言“造反有理”、举目皆是“造反”红袖章的景观。
1，销毁“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指“五十天”内工作组或各级党组织所整的批判对象的材料。作为批判对象，当然包括造反的“革命积极分子”和“革命学生”，但也肯定包括其他各色人员，特别是按文革前标准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员。但是这两种人员很难区分。我们单位当时企图公布被整人员名单，就产生这样的困惑。但是无论如何，所有被整人员，至少其中大多数，被当时社会舆论看作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群众。
2，解散“牛鬼蛇神劳改队”
少数单位的劳改队成立于1966年6月份，多数成立于8月初。此时，毛泽东严厉指责了刘少奇在“五十天”内实行“白色恐怖”，解放了遭到迫害的学生如蒯大富。但是，更多的不属于“革命积极分子”和“革命学生”的人进了劳改队，遭受比“革命学生”在“五十天”内更严重的折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始后，没一位中央首长要求解散劳改队。但是群众，特别是造反派，也有部分领导，根据对这次运动的理解，自动解散了劳改队。如我们单位，是在10月份一位造反派贴出《造牛鬼蛇神劳改队的反》的大字报后，劳改队才解散的。
当然也有少数单位没解散劳改队。如北京六中，由“西纠”旗下的红卫兵成立的黑监狱一直为非作歹，草菅人命，直到11月19日被陈伯达强迫解散。
也许有少数单位例外，但大多数单位的劳改队在此期间被解散，直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重新建立。这其中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这种单位自办的劳改队。解散劳改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3，批判血统论
血统论的猖獗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背景之一。10月5日，雍文涛在清华大学讲话中表示：今天能够参加大会挺高兴，大家一起讨论，对谭力夫同学讲话的批判，是捍卫十六条，执行十六条，肃清这个错误路线在一部分同学中的影响，因此呢，我们是支持的，赞成的。从此，批判血统论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部份。
陈伯达在批判血统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青少年都必须在阶级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明自己的世界观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的这番话，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出发的，完全摆脱了“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话语系统，将不同出身的青年放到同等政治地位，为批判血统论提供了理论根据。
正如印红标在他的文章里所说的:“如果说，平反在政治上动员了与当权派有矛盾的群众，批判血统论在社会层面发动了更多的群众。”
4，批判“红八月”红卫兵的恶行
虽然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仍然高度评价“红八月”中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但是民间早已开始批判血统论红卫兵所犯罪行。例如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事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就已被造反派红卫兵“政法公社”所揭发批判。8月份西安37中语文教师王冷被红卫兵打死的事件，也见于此时期的批判材料《王冷同志之死——看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向阳区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腥暴行》。又如在浙江杭州的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有人揭发控诉在“红八月”中军区司令的儿子打死人。于是有上万愤怒群众聚集军区，要求交出凶手，被拒绝，结果引发冲击军区的事件。
5，被迫害人员的解放
随着销毁“黑材料”，解散劳改队，以各种形式遭到迫害的人员得到平反或事实上的解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全国各地广大中小学教师结束“集训”。他们在工作队进驻后普遍遭到各种形式的政治迫害，或被非法拘禁，或送往工地劳动，更多的是实行以县为单位的“集训”，被限制人身自由，遭到批斗。毛泽东批判工作组也没改变他们的命运，但在此时先后得到解放。
其他各类遭迫害人员也得到解放。典型事例如著名作家邵燕祥1957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被打成右派分子，1959年摘帽。1966年初，在广播电视剧团的“小整风”中被批判，6月停止工作，从8月到12月，被送入广播事业局文革小组办的“政训队”中，失去自由。1967年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成立的群众组织宣布上述处分无效。邵燕祥本人也在1967年4月写了一份材料，对上述定案材料提出了意见，为自己作了辩护。他在材料中说：“正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节节胜利，才使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产物政训队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人身自由。”（邵燕祥《人生败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6，一些被迫害干部被解放或平反
一些基层党政人员被解放，如我单位的工厂金工车间党支部书记马俭，在文革初期因出言不慎被送进劳改队，在此时也随劳改队解散而被解放。在邵燕祥的单位，造反派积极为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剧团团长陈庚平反。
在武汉，钢二司和三司革联的一些红卫兵，组成了“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串连会”，派出人员作了大量调查，为文革初期被湖北省委诬陷为“三家村黑帮”、“地主分子”的中共创始人之一、著名哲学家李达平反搜集材料，并为此创办了专为李达鸣冤翻案造舆论的《李达问题》小报。
1966年12月中旬，红卫兵发现陕西耀县山沟里有一个软禁了十几名干部的秘密集训班，就去加以解散，并把其中的重要成员送到几所大学的红卫兵手里。文革后的1979年陕西省委作出给这批被拘禁干部平反的决定。决定中说：“‘文革’期间，以省委名义组织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以及后来发展成的‘集训班’，把原省委、西北局机关的一批同志打成‘黑帮’、‘反党分子’，改名换姓，弄到山区，长期隔离审查，打击迫害，是极其错误的，现予平反。”事实上肯定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解散集训班的做法。（秦越人《“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张黎群、张定、李公天、严如平主编《怀念耀邦》第四集，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
在外交部，“造反派认为，文革初期部党委抛出三十几个人来批斗，实际上是为了转移视线、保护自己，是‘资反路线’的典型表现，所以在1967年的二三月，就把这些人给解散了，不再关押和看管。”（邢小群《回忆文革前三年——何方访谈录》，博客中国，2008）
7，一些在文革初期被驱赶回原籍的人员返回城市
一位全家被驱赶出北京的中学生回忆：“1966年9月14日的下午，我们班六个红卫兵杀气腾腾的闯到我家，勒令我把全家的户口本交给他们，并发出通知：将遣送我们回山东原籍。”“二个月之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转机，使我们很快返回了北京。衣食住行暂时有了安排，在一切都是临时的施舍中度日，那种被剥夺了尊严的痛苦依然压抑着我的心，因为血统论依然没有被推翻。”（林森《历史不会忘记你们——纪念遇罗克以及反对血统论的勇士们》，网易，2005）他家于1967年9月遭到第二次抄家和遣返。
他们之所以能返回北京，是因为老红卫兵的退席和公安局在内乱中职能的弱化。等到公安局军管以后，他们就被第二次驱逐，或者说遣返。一项材料说，在1967年5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传达《遣返返京人员暂时办法》时，有一句“赶12万，回来7万，遣返走1.6万。”（杨浪《假如你被遣返了……（马文魁日记之四）》，地图的发现，2006）说明在此间回来的确实不少。
在北京市，老红卫兵驱逐居民的高潮是在1966年8-9月。而在外地，在这一时期以后仍有类似事件发生。1966年11月3日，新疆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发出（66）纠字第4号通令，要把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赶出城市。新疆自治区党委也配合了这一行动。这一通令当时遭到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和其它少数派以及北京地院东方红等组织的抵制。造反派抵制的出发点是他们所驱赶的所谓牛鬼蛇神可能就是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并不认为真的牛鬼蛇神不该驱逐。（1966年11月15日康生接见新疆大学造反派讲话，见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上册）
8，不同层次的群众踊跃参加运动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进展，一批运动初期被打为反革命的人员被解放。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或者出身不好，或者被视为落后群众。他们迅速参加或组织造反派队伍，冲锋陷阵投入运动。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积极分子受挫，人们之间拉平了距离。特别是，批判血统论以后，出身不好、有复杂社会历史问题的人开始扬眉吐气，有了参加运动和群众组织的资格。而运动从学校、文教机关走向社会，使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卷入文革，市民和工人从关心到参加运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迅速扩大。
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将这段时期称为他的“快活半年”，不但免予被批斗，而且混迹于群众之中，到解放军高级干部家去参与抄家。他和其他一些教授后来又参加了群众组织“井冈山”，敢于向聂元梓叫板。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都积极参加运动，一般中间群众更无所顾忌了。
造反派群众组织迅速膨胀，成为多数派。“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有的是从老红卫兵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其中的工农子弟，或原来是军干、革干、后来突然变成了叛徒、特务、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家庭的子女。一部分是运动初期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或小工商业者的子弟。还有一些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一向胆小文静的女生，甚至还有一批是运动初期的‘狗崽子’们，父母自杀、被关被斗、被报纸点名的‘从里到外’都黑透了的‘黑五类’。他们有的还成为一些组织中很活跃，很有实力的骨干。”（胡发云《红鲁艺》，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
直到此时，造反派才真正形成。他们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一场反抗政治迫害的运动，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旗帜。
当然，问题还存在另一面。在季羡林的“快活半年”里，被他参与抄家的解放军高级干部就未必快活。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其中不乏好的干部。而许多造反派领导人，一旦占据优势，掌握权力，就违背了造反初衷，也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政治迫害。此是后话。
9，民间思想的活跃和异端思潮的出现
一般群众感到心情舒畅，精神面貌大变。首先是劳改队解散了。而劳改队的存在对所有人是个威胁。它无须任何司法程序，随便什么人一句话就可能把你送进去。其次，现在无须战战兢兢地害怕别人告密。因为党团组织瘫痪，无处可告，而且，告密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被普遍认为是卑鄙行为，人所不齿。而更重要的是，大家普遍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不再为当“右派”而受到迫害，为当“中派”而受到歧视。当然，“左派”有些失落感，但他们因阶级斗争那根弦不必绷得那样紧也感到放松。
剧烈的社会变动和角色转换引起了普遍的反思。
“一些运动初期因反对工作组，反对官办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反对单位领导而被打成小爬虫、反革命的师生及其他人，已被平反、解放或对他们出现争议而不再是一边倒了。这一切，与前几个月斗老师、斗同学、斗地主资本家比迥然不同，充满一种神秘紧张的气氛。”（胡发云《红鲁艺》）
“然而，‘文革’恢复了‘革命者’的真实涵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为‘文革’残酷的压迫与反压迫斗争复活了的当代革命者观念，并不同于建国以后流行的抽象革命观念，它已成为当代中国反抗不公正乃至专制（如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中那样）的资源之一。”“它与意识形态喉舌所宣传的虚假阶级斗争观念（地富反坏右）有着深刻的区别。”（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
直到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在很多人看来，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无法接受的。但是，对于许多对文革前整个社会运行逻辑持怀疑态度的人，深深感受到社会不平等的人，遭受历次政治运动打击迫害的人来说，这样的运动却是他们早已盼望的、等待已久的。
广州一位张姓中学生就是这样的人。他说：“我感到似乎在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尽管我不知道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风暴。”（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史继平等译，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
当年只是贵州一座小城的教师的钱理群说：“文革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种预感。”他又说：“随后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特别是对‘驯服工具论’的批判，‘造反有理’及‘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等理念的强调，对我来说，是对自己长期以来心存疑惑的许多问题的一个解答。”（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腾讯网，2008）
这就形成了一个舆论空前宽松的时期，一些“异端”言论出现，一批观点各异的文章和大字报得以发表,包括那些反对这次运动的大字报。虽然它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的框架内,主观上或许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写作的，但是其中却潜伏涌动着自由思想的潮流。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以后发生的“二月逆流”、“二月镇反”、“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都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潮流的。

三、对“十七年”问题的触及

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名称的荒谬、不伦不类，所以很多文革历史著述众口一词，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前一直是这样干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派工作队是中共搞政治运动的传统。在党委或工作队领导下，将群众划分为左中右分别对待也是惯常做法。即使不搞运动，群众也被分成左中右。如果运动来了，这样的分类就更加具体。文革开始后，无论是党委还是工作队当政都按历来实行的方法办理，对辖下的百姓进行排队。因此，当这种传统做法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否定时，就有一个对“文革前的反动路线”进行反思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不但不少群众组织提出来了，文革领导人也不止一次提出。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文革中一些现象不理解，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文革前的社会状况不了解。
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文革前的一些问题。
1，文革前的政治生态——“党支部专政”体制遭到打击
文革前的基层政治生态，基本上是一种党支部专政体制。自从反右斗争中许多人因为对党支部不满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党支部的权威如日之中天，产生了两种很特别的现象。
其一是形成一种政治等级结构，即在平时即按政治态度和与党支部关系的亲疏将所管辖人员划分为左中右。待政治运动来临时，三类人员自然分别成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斗争对象。这种等级的划分是刚性的，即通过自身的努力很难改变，特别是其中被划为右派的人员。如我单位在文革初期批判一些给党委贴大字报的“反党分子”时，一些平常被认为不很先进的人员也参与批判，有些人态度激昂，就被领导认为是别有用心。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不能跟着被批判的“反党分子”向党进攻，也不能表现太积极，只能跟在“左派”后面摇旗呐喊，不能僭越。
其二与前者相关。为了区分左中右，就须掌握所有人的思想动态。为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告密网，专门收集每个群众的一言一行，逐级上报，并以此作为是否“积极靠拢组织”的标准，当然也作为升学、入党、提级、提干的标准，并由此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今后的命运。笔者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班上只有二十来人，就有两位同学中了这样的暗箭，被汇报说他们讲了反动话。其中一位讲的话被大会批判，毕业后被发配至很远的地方，另一位在文革中倒了霉遭了罪。这种告密行为到了怎样无孔不入的程度，可以举一个例子。那时，由于普遍的贫困，人们上厕所经常不用专门的手纸，而用写过字的废纸，例如比较薄的有字的信纸。于是有人专门如厕检查这种用过的厕纸，如见违禁字句，或表现“不健康思想”的文字，即呈上以邀功。笔者所在单位在文革开始时就有这样的事例发生，否则我也不会相信世界上有如此龌龊的事。所以，对这个告密网的恐惧足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借助于这个告密网“靠拢组织”以谋求个人前程也成为该告密网运行的动力。
这两种斯大林体制特有的现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遭到沉重的打击。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公开斥责：“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社论明确宣布：“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各地群众到处都将本地或本单位的党委贬称作“黑党委”、“黑市委”、“黑省委”（甚至一些领导干部所写的检查交代中也这样称呼），没有谁会认为这是“反党”。
后来的工宣队时期曾一度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效力远不如前了。
2，对“党的不好作风”开始一定程度的反思
1966年11月12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在谈到档案问题时，他说：“我们党有些不好的作风没有去掉，我参加革命四十年，还没有解决。工作组来时就排队摸底整材料。这由来已久，过去教条主义从苏联带来的，是特务作风！要破四旧！毛主席最反对这一套！”“过去搞档案是苏联的，只看缺点，一句话一个字就记下来，日积月累，问题就大了，什么排队、鉴定、思想动态，思想分析都是错误的！有人讲错几句话，可恰恰是革命的，有人规规矩矩，不声不响但确是保守的。中央想把这个东西彻底改变，把旧东西统统搞掉，把过去的坏东西统统搞掉！”（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上册）
11月16日陶铸接见另一批外地串连学生时说：“我们还有些错误的东西，如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还受到苏联格别乌的影响。”“过去的一套是不相信群众，搞什么排队，听到一句话就记下来归档案了。”（同上）
1967年1月3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代表时，有同学说，工作组利用过去的思想汇报或党团组织生活会上的汇报拿来整人。周恩来摇着头说：“我看这个办法很不好。这不是群众教育自己，这是党内生活不健康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我调查了一下，是从莫斯科学来的，加上安子文搞了二十多年组织部，刘仁搞了北京市委，这种现象很严重。所以刚才谈这一点，很触动我的思想。这是党内很坏的东西。”（同上，中册）
周恩来还有一次对中国科学院的代表说：“斯大林的党不如列宁的党。列宁的党是生动活泼的。”（根据当时传达）直接对斯大林体制提出质疑。
没有理由说他们这些讲话是违心的，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这是在“引蛇出洞”。这些讲话提出了过去四十年没能解决的问题，即斯大林体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讲话的影响也是长远的。它所否定的不仅是刘少奇、邓小平，而是否定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生活体制。不仅否定了以前的左中右的划分方法，也否定了分类结果。“靠近组织”、勤于汇报者未必很先进，特立独行、经常说怪话者也不一定落后。
虽然文革领导人提出了“过去的坏东西”问题，但没能进一步展开。群众性的批判活动多涉及现实政治问题。高层领导人对政治生活中的斯大林体制的批判如昙花一现般出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特殊的时期里。如果这一运动能继续深入，也许能开展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能引发一场启蒙。但是随着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进行，特别是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后，告密之风再度大盛，以言定罪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3，一批政治旧案被提出并得到重新评价
既然可以对文革前的政治生活进行反思，就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况且，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在历次政治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建国以来，从镇反肃反到整风反右，三面红旗，凡是大的政治运动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之下进行的，谁敢否定历次政治运动？所有造反派，不管多么激进，都不敢不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所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由造反派提出重新审查的旧案，基本上具备的条件是：这些案件的经手人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在文革中都已被打倒。这些翻案活动基本发生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即1966年底到1968年初，到清理阶级队伍时结束。一些翻案活动在日后受到清算，所以绝大多数翻案活动在文革中均未产生任何实际结果。
四川“刘、张”案。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及与之有关的一批干部如王茂聚、郭林川等，在文革前受到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处分，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此案被红卫兵上报中央，被毛泽东选中作为打倒李井泉的“突破口”，1967年4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称：“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的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中央认定刘结挺、张西挺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的案件是“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随即刘、张、王、郭等均以“革命干部”姿态登上四川省文革舞台（不久又相继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抛弃）。
四川“萧、李、廖”案。文革初期，在四川省已遭处理多年的反对“三面红旗”的“萧、李、廖”（重庆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又被重新抛出来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到了1966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级党政机关瘫痪，萧、李、廖等人才得以脱身上北京告状。当时以北京地质学院一批学生为主，帮助他们向中央申诉，要求翻案。这些学生查阅了档案，发现他们这些所谓“反党黑帮”完全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诬陷的，因此对他们大力支持。但中央文革对他们一次次报送的申诉材料却始终不予置理。后来，“无产阶级司令部”更是明确表示了不准为过去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翻案的态度。萧、李、廖等人再次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的集训队，与当年批判他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一起，遭到“斗、批、打”的残酷折磨。（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炎黄春秋》2003年第九期）类似问题还有遭到迫害的川东地下党问题。
四川“五八劫”。1958年反右以后，四川省领导独出心裁，在应届毕业生及部分其他年级中学生中搞了一个大鸣大放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违背团中央关于在中学生中只搞正面教育的指示，实行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批判斗争，将学生分类排队，对三、四类学生，特别是四类政治不及格的学生，包括很多未成年人，进行政治迫害。这些学生虽然未带政治帽子，但是通过一些官方文件，将他们限制使用，被视为异类，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和四类分子同等对待。当年的全川应届毕业生不到一万人，但被定为三、四类，送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多人，连同其它年级的三、四类，总数达万人以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川这批遭到“五八劫”的学生又一次被抛了出来，当作“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批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奋起反抗，组织了“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联络受难同学，进驻了共青团成都市委。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彼此对立的不同造反派的共同支持。他们在1967-1968的一年里，查阅了大批资料和文件，听取了当事人的控诉，了解了事实真相，撰写文章，揭露、批判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会议，以揭发“李廖死党”为名，对当年的省市组织这一运动的干部进行批判斗争。许多干部写出了揭发材料、认罪书、检讨书，承认错误。但是在1968年以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这批人员又再次遭到迫害，并追究他们的造反翻案行为。（王建军《五八劫》，2007；李临雅《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炎黄春秋》，2008年7期）
广东”双陈”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广东的造反派揭发出1951年的广东公安部门的“双陈”案问题。“双陈”指原广东公安厅长兼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和另一副局长陈坤，当年说他们包庇“国际间谍”梁侠（实为驻香港特情人员）。1951年1月，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宣布逮捕陈泊。同时陈坤也被捕。又在广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广东省公安厅系统则逮捕700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后来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陈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年10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8年徒刑。当年审判“双陈”案的公安部人员也因认为不存在特务集团而被错误处理，赶出公安队伍。（《撩开案情厚重帷幕，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冤案》，《文史精华》，2005年第5期）此案称为建国以来公安系统第一冤案，直到1982年才平反。文革中打倒了罗瑞卿，广东的造反派在1968年1月重提此案，还成立了“双陈”专案组。他们提出：“我们要通过对‘双陈案件’的调查，揪出罗瑞卿的黑爪牙，为无辜受害的干部和因坚持正确路线而被迫害的革命干部彻底平反。”此案在文革中没有结果。
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双陈”案是在广东反地方主义背景下产生的。50年代，陶铸在广东先后领导过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第一次是反方方，第二次是反古大存、冯白驹，几万地方干部受到株连。十年来，“地方主义”成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当陶铸被打倒以后，一些群众组织和地方干部便纷纷提出翻案。在广州地区，最早提出为地方主义翻案的是属于造反派的八一兵团。1967年2月7日，八一兵团在其主办的小报《红工农》创刊号上提出了陶铸与古大存的矛盾和地方主义问题。一些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批判的干部也进行了串联。他们还想成立一个组织。2月15日，一些干部发表了告全省干部公开信《放下包袱，挺起腰杆，投入战斗，挖掉陶铸、赵紫阳在广东统治的黑根子》中，批评当年反地方主义运动“两面三刀，排斥异己，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并为在1966年11月去世的古大存鸣冤叫屈。“两派群众组织的态度，大致上，东风派反对翻案，红旗派支持翻案。”（一听《文革杂记》，《关天茶舍》，2002）在双方组织的支持下，6月底就地方主义问题，在广州举行一次公开的“高官辩论会”。红方代表为尹林平，黑方代表为林李明。尹林平为省委书记，是为地方主义翻案的带头人物。
福建老区问题。这是与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类似的旧案。福建原革命老根据地（主要是山乡农村）及一些原地下党、游击队活动的地方，文革前十七年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这些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组织起了一些造反组织，当时统称为“老区组织”，他们的主要批判矛头就是对准文革前十七年的一些问题。1967年3月，福州军区曾一度将一些老区组织打成“右派组织”、“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在4月又按中央精神进行了平反，并宣布：“过去，有一些地下党的干部，和坚持打游击的干部，长期以来受到叶飞为代表的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打击和迫害，有些人在平反以后，仍然受到压抑，现在起来造叶飞的反，是完全应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文件《关于老区问题的几点意见》，1967年7月13日）韩先楚在讲话中也说：“叶飞在这里统治十七年，叶飞一小撮人不仅对军队、对农民也采取打击的办法，什么拔白旗、插红旗呀! 打到农民头上了。搞水库，搬家，钱扣得死死的，他自己盖楼房，没有用到农民身上去。老百姓搬个家背井离乡，告状一直告了很久。还有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等一系列罪行。农民为什么要打倒他，有气嘛，他们要算叶飞十七年的账。”（1967年6月3日《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关于老区问题的讲话》）
一些右派分子提出翻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日，是几乎所有右派分子暗自高兴之时。其中一些人认为翻案时机已到。
在西北劳改的右派分子张贤亮说：“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也曾是右派分子的作家王蒙在他带有很强历史纪实性的小说《狂欢的季节》中，反映了当时一些右派共有的情绪：“作为摘帽右派的苗二进居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居然可以用‘居心叵测’‘残酷迫害’‘是可忍孰不可忍’‘欠了人民的债’等言语批判工作组，直到批判了‘御用红卫兵’……”原来被踩在脚底下的人有了说话的权利。
湖南的《新湖南报》右派集团被认为是一个冤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提出翻案。当时还成立了一个翻案联络站，翻案联络站后来出了三期报纸，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当时省革筹一些人也表示赞同和支持。报社内部掌权的造反派说：“你们确实是冤枉的。我们造反派，不像那些走资派，我们要给你们平反。”但后来形势变化，他们不再支持。
四川成都的右派分子彭慕陶则同几个难友到北京上访，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人听了他们对自身遭遇的汇报后回答：“毛主席党中央当时反右派，主要指那此心怀不满与和共产党较量的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像你们这些人都是党的基本群众，根本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这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造成的，现在你们就应该依靠当地的革命造反派起来揭发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并给他们开了给四川省革筹组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介绍信，还发了返程火车票。回来后，因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介绍，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在文化宫给他们提供了办公室和笔墨纸张，他们写了一些揭露当年单位上领导人如何颠倒黑白将他们打成右派的材料，展开“革命大批判”。但在后来的“清队”、“一打三反”中他们的活动被打成了“右派翻案集团”。（彭慕陶《文革中所谓〈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真相》，载《往事微痕》第7期，2008年10月5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不少右派或摘帽右派提出翻案，但随着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他们又被收入劳改队。


《记忆》总第六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