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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美前外交官谢伟思——《骚乱的重庆》（41）
张光明
房子“打扫”了，准备工作做了。但社会上的混乱现象仍然存在，接待工作处在提心吊胆中。心理压力最大的是接待西方人。这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影响有关。
来重庆的第一批西方人士，是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那是1971年的深秋。
谢伟思是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美国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呆了四年。先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二等秘书，后在美军司令部任秘书，也作过史迪威将军的秘书。在美军司令部期间，他被派往延安考察，从而对八路军和解放区政府，有较为客观的认识。谢伟思的父亲谢安道，早年在成都传教，谢伟思就出生在成都。因此他能够讲一口道地的四川话。他不仅是中国通，还是四川通，重庆通。
谢伟思在重庆期间，目睹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本来面目，认为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他在延安考察之后，与另一位美国官员戴维斯一道，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出了“美国援华物资应当分出一部分直接交给八路军”的主张。明确提出“中国抗日战场不能寄希望于蒋介石”。他还认为：“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他的观点无疑是远见卓识。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成了交战国家。美国的麦卡锡认为谢伟思老给中国共产党人说好话，对美国不忠，将他投入监狱。直到六十年代末期才加以甄别。他在关押期间，写了一部关于如何认识新中国的书。这部书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因而出狱不久，中国外交学会便邀请他来中国参观访问。
谢伟思夫妇从成都飞抵重庆百市驿机场。外办主任吉振江和我前去迎接。下飞机他就问：“在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上也有一个机场，现在还在不在？我曾经在那里乘过飞机。”我们告诉他，那里叫珊瑚坝，机场已经不用了。车过歌乐山山洞隧道，他说，这个隧道好像是叫山洞。过去蒋介石就住在这附近的官邸里。那是1944年6月的一天，我们的副总统华莱士去拜访蒋介石，我和华莱士一起去过。在场的有宋美龄、宋子文，还有翻译黄尽光。那时我认为应当与共产党的八路军领导人共同商谈抗日，蒋介石就是不同意。他接着说：“不过，经这次我们副总统谈话以后，蒋介石终于同意我们美军到延安去考察了。我是在1944年7月20日离开重庆去延安的。所以，华莱士对蒋介石那次谈话还是有意义的。”汽车到两路口，谢伟思望望车窗左边说：“那边应该是嘉陵新村。当年我们美军司令部住在求精中学。我们也常常到嘉陵新村去，那里有一个招待所。
这说明，他对重庆的好多地方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征求他在重庆活动的安排意见。他说：“原来有个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曾家岩有个周公馆，不知道是不是保留着。我在那里参加过一些有益的活动，吃过几次很有意义的饭菜，会见过一些朋友。如果还保留着，想去看看。”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做了安排。
当《红岩村》的解说员介绍到1945年毛泽东主席来重庆谈判时，话音刚落，谢伟思就插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8月28日。”他说，至今他家里还有一张当年毛泽东到重庆时在机场的照片。在看到这里陈列的这张照片时，谢伟思指着只现出一个鼻子的人说：“这个是王炳南先生，左边的是龚澎，右边的是乔冠华。”谢伟思对当年的人和事都记得非常清楚。参观结束时他在留言簿上用中文写道：“一位友好的解说员和引人入胜的展览，给我带回了温暖和激动的回忆。谢谢你们。约翰——谢伟思。”他在告别时又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展览。令人佩服的是你们把它保存得很好！”
谢伟思也回忆起了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情景。他说：“那时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国飞机上天迎敌。高射炮的射程很低，炮弹都是在日本飞机下边爆炸，所以日本人一点也不害怕。”谢伟思还说：“当年美军空军设在云南的基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日本飞机曾经在那里被打下来几架，就再也不敢来了。”谢伟思还谈起了美国的陈纳德。他说：“陈纳德一开始是一个上尉，以后被提升为将军，因为蒋介石对他器重。因为陈纳德积极主张同八路军作战，认为空军可以决定国共战争的胜利，蒋介石便提拔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美国援华物资中一部分运输机无代价的送给陈纳德。陈纳德便利用这些飞机作运输生意，成了富翁。”
谢伟思提出，在曾家岩的求精中学附近，有他父亲和姐姐的坟墓，不知道现状如何。如果还存在的话，想去看看。
他要求看父亲和姐姐的墓地，在北京就提出来了。我们接到外交学会通知后，进行了调查。那一片美国人的墓地叫磨盘山，早在1950年盖市委一号楼时就平毁了。我们反映到北京，周总理生气。但外交学会没有把坟墓已经平毁的情况告诉谢伟思，留到地方来做解释。来到重庆以后，我们也不好把平毁的情况告诉他，以“机关重地，不便于参观”加以搪塞。目的是不要影响他的情绪。这当然是撒谎，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全程陪同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比较好。
我们答复说，北京通知我们以后，我们就查找过了，应当是在原“淑德女中”后边的磨盘山。他说：“对对对，那里有宋美龄的一栋房子。坟墓就在围墙的外边。当年日本人的飞机炸过那栋房子，把一些坟墓的墓碑都炸毁了。”我以为难的表情告诉他：“那一带现在已经建了不少楼房，是机关办公的地方了。”谢伟思很是知趣，忙说：“在机关里面，那就不好去看了，我们看点别的内容吧！”随后，到《周公馆》参观时，车子经过中四路市委机关大门。墓地的原址就在市委机关里边。谢伟思来回都注视着《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那块大吊牌。想来他明白，这里确实是办公重地。
后来我去外交部开会时，领事司向我了解平毁墓地的具体情况。谈到了周总理生气的事情。过了一个时期，国务院关于清查外国人坟墓的指示就下来了。不知这个指示与平毁谢伟思父亲的坟墓有没有因果关系。指示中规定：今后平毁重要外国人坟墓，必须报告国务院批准。
要求看坟墓的事应付过去了，可他提出要到街上去吃饭的要求真让人为难。“文化大革命”中，街上乱哄哄，谁知道造反派见到外国人会怎么样。而且，餐厅里供应大锅饭菜，没有点菜供应的条件。社会秩序和物资供应都无法安排他到馆子去吃饭。但是，考虑到谢伟思看坟墓的要求没有满足，如果谢绝了上街吃饭这个要求，不仅对他情绪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产生其他猜疑。全程陪同的马家骏同志希望我们尽量安排。于是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财贸指挥部去解决。财贸指挥部副指挥长郑祥文亲自出马，二商业局长朱维新具体安排，地点定在解放碑《颐之时》餐厅。《颐之时》餐厅解放前就很有名。但是，现在无论如何都没有条件让外国人进餐。首先是门面脏，他们便把楼上旅馆部的一个几个大套间腾出来，安上餐桌，乔装为“雅座”。调了最好的厨师周海秋来主厨。在安排菜单时，周海秋推荐了他的拿手名菜《炸班脂》。他说，解放前，美国人都喜欢这道菜，估计客人会接受。
“班指”，本来是用黄金或者黄色玉石制作的指环，是富贵者的饰品。《炸班脂》这道菜，取其形色意趣以博食客。实际上，它只是油炸的猪大肠头。因为带有“享乐”的色彩，解放后就失传了。
谢伟思会不会吃猪大肠？马家骏提议我征求他本人的意见。谢伟思听说要请他吃《炸班脂》，无比高兴。他说，抗战时他在重庆吃过，好得很。但只是，不要让他夫人知道是什么原料做成的。
上这道菜时，我们把老厨师周海秋请出来与谢伟思见面。告诉他们夫妇，这是曾经给蒋介石做过菜的名厨，是全国劳动模范。谢伟思大为感动。《炸班指》吃了一份，又加了一份。郑祥文和朱维新大感意外。第二天在车上，谢伟思问他的夫人《炸班指》那道菜好不好时，他的夫人说好极了。但他还是没有告诉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上发表，现在有修改）
斯诺夫人在重庆——《骚乱的重庆》（42）
张光明
送走了谢伟思夫妇，没过多久就接待斯诺夫人。
埃德加——斯诺，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抗战期间，以采写延安和八路军领导人为内容的《西行漫记》闻名世界。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2年2月逝世于瑞士。
斯诺先生逝世后，为了让他的夫人减少悲痛，周总理决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她来华散心。陪同她的，除对外友协负责人龚普生外，还有斯诺的生前友好——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夫妇。斯诺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斯诺夫人的妹妹卡欣同行。
斯诺夫人在重庆的一个多星期中，郁郁寡欢，不大言语，很难见到一丝笑容。足见其内心的悲痛。在参观《红岩纪念馆》时，他对我国的抗战史料看得很认真。偶尔在本子上记录资料，但难得提出问题。在参观东风机器厂、重庆钢铁公司、歌乐山人民公社、北碚玻璃器皿厂时，也只是简单的说一声谢谢。幸好，陪同她来的路易•艾黎、马海德提问较多，否则场面会显得尴尬。市“革委会”主任鲁大东宴请她，只是礼节性的道声谢意。幸好有其他人插话、讲话，才使得宴会有一点友好气氛。
斯诺夫人的妹妹卡欣，是个大姑娘了，却还像孩子那么活跃。她姐姐的悲痛，看不出对她有多少感染。在人民大礼堂，里里外外跑，到处都要看个够。到北温泉游览时，吃完午饭转身就不见了。那时，有的地方还有武斗，社会秩序不好，公园游客又多，随时都有出危险的可能。随行的警卫员怕出事，急急忙忙出去找她。有人说她爬山去了。警卫员追赶了几个土台，终于把卡欣追到了。发现她一个人脱了衣裙在草地上晒日光浴呢！一个大姑娘在那里，警卫员是男士，走近她不可以，退下来又担心出事，站在远处观望也觉得不妥当。正在进退为难，卡欣向她招手了，大概是喊他一块晒太阳吧。警卫员不会外语，只好用手势告诉卡欣，叫她不要走开。警卫员满头大汗跑回来，找了个女警卫员上山陪她，才解决了既尴尬又难办的事情。
斯诺夫人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也是个十分活跃的青年。每到一个参观点他都到处乱跑，眨眼就不见了。经常都要人去找他，否则，离开参观点时就开不了车。因为他对什么东西都稀奇，都要去看个究竟。在歌乐山公社金刚大队参观时，他到农家的猪圈去逗弄一头母猪。须知那头母猪是不能挑逗的，曾经咬伤过它主人。幸好，今天它对这位外国人士客气，不然会弄出事来。他还跑到茅屋上去抓鸡仔，敢去惹农民家的狗。这些都是容易出事故的。假如猪、狗咬伤了他，我们的警卫工作怎么交代！从歌乐山返回时，我与路易•艾黎、马海德夫妇同乘一辆车。因为路易•艾黎和马海德都是定居中国多年的老朋友。有的已经加入中国籍，有的还是中共党员，不必考虑“内”与“外”的界线了。于是，我谈了对克里斯托弗的担心。路易•艾黎说：“你们的担心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发现，你们的警卫人员采取人盯人战术也对付不了这小子。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来修理他一下，让他以后老实点。不然的话，我会像他父亲那样揍他的！”马海德接着对我说：“你放心，路老头管得了他。”果然，从此以后，这位调皮捣蛋的克里斯托弗“老实”多了。
通常的做法，外宾去武汉，我们把客人送到码头就可以了。但是在“文革”期间，沿江有武斗，轮船上的供应服务无法正常安排，有时我们还得随船照应。这次，就是将斯诺夫人陪送到武汉。外办主任吉振江与我陪送，还有公安局的夏昌华、傅培珍负责警卫，交际处的朱新、李隆富负责生活。厨师也是从宾馆带到船上去的。
在船上，斯诺夫人仍然闷闷不乐。龚普生决定采取措施：由我去与船长商量，请一位对沿江景物最为熟悉的船员进行解说。要求在解说中，尽量讲一些具有浓厚趣味的典故、传说，让斯诺夫人开心一点。船员选择了风景特别精彩的石宝寨、张飞庙、白帝城、秭归县、黄陵庙、神女峰、三斗坪（日本人入四川受阻地）等等，分别在上午、下午、黄昏时，由龚普生亲自到斯诺夫人房间，把她请出来看风景，听介绍。
开初一两次去请，斯诺夫人来了，但有些勉强。由于船员讲解富有情趣，景色也确实迷人，斯诺夫人的兴趣也就慢慢上来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她都主动到大厅去坐一坐。我连忙去请解说员，来给她指山、指水说故事。
为了解除斯诺夫人的忧伤，大家尽心尽力，为的是实现周总理邀请她来散心的目的。（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此次有修改）
路易•艾黎和马海德——《骚乱的重庆》（43）
张光明
上文讲了，路易•艾黎和马海德，是陪同斯诺夫人来的。在参观重庆东风机械厂时，路易•艾黎对工厂的口头介绍似听非听，不停地拨弄他的两台相机。我问他是否不感兴趣。他说，我更注重自己看，“眼见为实”嘛！参观车间，他就看得仔细了。问了不少问题，拍了不少照片。在参观材料仓库时，对井井有条的材料摆放，向保管员详细提问，仔细记录。并实地观看了保管员“蒙眼发货”的操作表演。艾黎说，我搞了40多年工业管理，知道管理工作的重要。中国的一些工厂办得不好，多数是管理工作不好。这些年，我参观过很多工厂，还没见到那个工厂有这套硬功夫。他还说，他平生不愿当面恭维人，今天是例外。
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时，艾黎和马海德肃穆专注。看到那些历史照片和实物，便相互谈起了同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触过的往事，表现出敬仰的心情。展室中有一幅照片，画面是一辆大卡车，前进着的车上，站着不少朝气蓬勃的青年。马海德的夫人苏菲说，这就是当年大批青年冲破白区，奔赴延安的情景，她也是在那时去延安的。有人开玩笑说，当时你不到延安，就不可能成为马海德夫人了，大家哈哈大笑。展室中还有一条手工编织的毛毯，艾黎认为，这与他当年在四川（乐山）搞中国工业合作社时织的毛毯差不多。他说，工艺虽然粗糙，但暖和，在抗日战场上很解决问题。于是，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他40年代在成都、乐山创办“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往事。为了办毛纺厂，他们穿草鞋、背夹背，翻山越岭去组织山民养羊，剪羊毛。收回羊毛，再办工厂（可能是五通桥毛纺厂前身），纺毛线，织毛毯，供给前线使用。他说，穿线耳子草鞋、喝凉水，吃“帽儿头”（盛得冒尖的饭），最好的菜就是活水豆花了，油辣子海椒，辣呼儿、辣呼儿的，安逸得很喽！……。一口四川话，很亲切。
游览北温泉，我们对一般外宾都安排游泳。但斯诺夫人心情不好，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年事已高，天气较凉，便不希望他们下水，绝口不提游泳的事。可大家还在休息室喝茶，马老就偷偷溜出去了。回来时对艾黎说，这里有温泉游泳池，敢不敢下？艾黎说，你这不是新发现，既然是温泉，哪还没有游泳池！主人没安排游泳，分明是见我们老了嘛！我们偏不服老，走，下水去。
这一来我们慌了。警卫人员赶紧先下到水里，以便适时护卫。可是，两位老人不习惯在别人保护下游泳，谢绝水中照顾，自行往深水区畅游去了。艾黎躺在水面上还端起相机为我们岸上的人照相，好不开心！游泳以后，马海德对我说，不担心了吧？我们是不服老的！
去武汉，船在万县过夜。快到码头时，听说两个老头要上岸去看市容。抗战时期，艾黎在万县住过，欲旧地重游。但是我们知道，万县当时的社会情况不好。前不久还发生过武斗，码头有尸体。这次有意安排行船在夜间到达，也是为了避免客人上岸。因为没有安排客人上岸，也就没有通知当地外办。我们估计两个老人不会接受我们劝阻，便与船长商量，轮船不靠码头，不让他们有上岸的机会。船长决定：离岸500公尺在江中抛锚。用高频电话通知港口用驳船接送上下旅客，补充给养也用小船送来。两个老人对万县可望而不可及，问为什么不靠岸？船长来解释说，水位浅，靠不拢。没有办法的办法，只好欺骗他们了。
艾黎带有打字机，一有空就进行写作。他用英文写了《重庆的红岩》、《重庆，1972年春天》、《四川之歌》等三首诗。我们看不懂英文，就让翻译口译给大家听。我用中文把诗记录了下来。
满有地方风味的《四川之歌》，大意是：
四川人喜欢的时候就说要得
不喜欢的时候就说要不得
曾经有一段时间，
蒋介石夺取了政权，
要不得！
所以他就滚蛋了。
然后，所有山川河流获得了解放，
要得！要得！
旧社会充满了混乱和悲哀，
要不得！
新社会有铁路、公路、工厂、公社、学校、医院，
还有人与人之间新的了解，
彝、苗、藏、羌都一起参与生活主流
要得！
打着红旗反红旗，
要不得！
共同努力，团结一致，创造一个新四川，
要得，要得！
听了译文后大家非常高兴。有人称赞他是四川通。他摇着头用四川话说：“你们说我是四川通，要不得。要说你们(指大家)是四川通，才要得。你们当面恭维我，要不得。应当实事求是，才要得。你们说我这个观点要得要不得？”
大家乐呵呵齐声答应：“要得！”“要得！”
(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李约瑟博士不为难我们——《骚乱的重庆》（44）
张光明
美国人走了，英国人来了。在紧张中又接待了李约瑟博士一行。但他好像懂得“文化革命”中接待工作的艰难，一点也不为难我们。
李约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化学家、植物学家、汉学家、中国科学史专家，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吉斯学院院长。抗战期间，他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重庆外交界一位活跃的外交官。他自称是重庆的抗战市民，对重庆有着真挚的感情。他多年致力于英中友好工作，长期担任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在国际间一些重大问题上主持公道，支持中国立场。当时，他的主要精力是编写庞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次到中国来，是为写作收集资料。
李约瑟来重庆的目的是为其著作的植物部分收集资料，我们便安排他在北碚活动两天，主要参观考察柑桔研究所和缙云山的珍稀树种。
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李约瑟早早起来，在人民大礼堂内散步，兴致非常的好。刚吃过早饭，他就把他的夫人和助手催促到大厅里等待出发。他说，出门要早、收工要晚，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干活。
上海牌轿车内空间较小，李约瑟身材高大，斜躺在副驾驶位子上才能勉强伸开腿。一路上，他用中文同我们交谈。路过的地方，如沙坪坝、双碑、井口、施家梁、小三峡等，他都依稀记得。见到嘉陵江上并排架着公路桥和铁路桥时他感到惊讶。他说这两座桥，解放前想都不敢想，是奇迹。
轿车直抵柑桔研究所。研究所的领导刘保明、沈兆敏把李约瑟一行邀至会议室，边介绍情况边品尝夏橙。这是研究所在“文化革命”中第一次接待外宾，缺乏经验。在那里等待安排使用的副市长段大明，幕后给予了指导。柑桔研究所的同志们从柑桔的历史，原始品种的发现与移植，原始品种的改良与驯化，优良品种的培植，果树的病虫害防治，砧木种植和嫁接方法，试验田的管理，以及如何指导果农获得高产等都详细作了介绍。李约瑟和他的助手鲁桂珍边听、边记、边问。有些搞不懂的，研究所出示图片和资料。问的人问得仔细，介绍的人也讲解得认真。中科院来的翻译，对技术名词困难，研究所的专家叶荫民就做了临时翻译，使得介绍顺利进行。
情况介绍之后，参观陈列室。几大间屋子陈列的标本，使客人们大为惊奇。李约瑟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多的实物标本。在陈列室里，专家们指着实物向李约瑟介绍：那些是柑，那些是桔，那些是橙，那些是枳。那些是原始柑桔的果实，那些是培育之后的果实。客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在征得主人同意后，还拍了不少照片。参观出来，李约瑟说，过去只看到市面上的柑桔，未看到过体大如球，和体小如豆的实物。过去只知道常见的一些品种，不知原始柑桔有几百种。这次参观，丰富了知识，增加了写书的内容，真是不虚此行。
标本参观后，又由技术员作嫁接柑桔的示范表演。客人对砧木的培植，为什么砧木要用枳，以及怎样才能保证成活等也问得非常仔细，拍了不少照片。尤其感兴趣的，是用一个胚芽就能接活一棵果树，充分利用母枝。一再说，这种技术不了起。
下午参观试验田，包括原始材料圃。除了介绍如何防止病虫害，采用生物治虫，防止落花，使之多结果实等技术外，还着重向客人讲解了柑桔的原始祖先在中国的事实。专家介绍说，中国的柑桔传播到国外，经过国外科学家的辛勤工作，虽然培育了新品种，但改变不了柑桔的祖宗在中国这个事实。这些年，有人违背事实，说柑桔的起源中心不在中国，中国只是次中心，这违背了历史。专家说：到底柑桔的祖宗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要用原始柑桔在那里来判断。他们告诉李约瑟，除了研究园里种植的几百种原始柑桔外，该所的老所长、柑桔专家曾勉，还在重庆找到一种新的原始柑桔“狗屎柑”。李约瑟为之折服。他说，通过这些参观、考察，柑桔的祖先是在中国确证无疑。谁要争这个“宗祖权”，谁就得拿出几百种原始柑桔来，否则就别在这上面打什么主意。
第二天上缙云山，参观了稀有树种“猴欢喜”、“飞蛾树”、“相思树”、“南方红豆杉”等。李约瑟说，四十年代，他到过缙云山。缙云寺的长老请他喝过缙云甜茶。送他的《缙云山志》，至今还保存着。
在研究所和缙云山活动了两天，李约瑟满载收获，可是我们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却紧张了两天两夜。因为，那时附近还潜藏着武斗呢！(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在紧张中接待爱尔索普——《骚乱的重庆》（45）
张光明
专栏作家艾尔索普，是美国政治记者，国际观察家。曾经发表过不少对中国不友好的文章，人们说他是右派。要我们接待一个美国右派记者采访，在《文革》中，可想是多么的紧张。
1972年的12月底，他俩夫妇在外交部新闻司陪同下来重庆。参观重庆钢铁厂的平炉车间、高炉车间和轧钢车间后，要求采访一个比较落后的人民公社。他说，在昆明，好的公社、比较好的公社都看了。在重庆想看一个差的，对比起来才有意义。乖乖，这不是出难题吗！但是，别人提出来了，你能不满足？于是决定让他去采访歌乐山人民公社，重点是看金刚大队。
那时讲阶级斗争，讲政治挂帅。重庆没有开放，农村没去过外国人。而且他骂过我们，何况还是个美国右派！干部不肯出面介绍情况，社员想把家门锁起来跑远点。这也难怪，“文化革命”搞得千疮百孔，城市接待尚且不易，何况农村呢！
针对这种情况，沙坪坝区“革委会”连夜组织公社党委、大队支部进行动员，宣传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金刚大队召开了队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打扫好房子迎接客人”的讲话。学习外交部关于“以礼相待，多做工作，求同存异……”的接待方针。干部思想做通以后，深入到每家每户，做细致工作。反复给大家讲明白：美国人民是好的。通过美国的上层人士，可以作美国人民的工作。艾尔索普虽然骂过我们，但是近年来也讲了我们一些好话。只要他如实向美国人民报道我国农村情况，比我们自己直接宣传的作用更大。
通过学习和宣传，干部群众才消除了顾虑。在此基础上，公社、大队发动群众大搞环境卫生，整修乡村道路，打扫院坝宿舍，整理猪圈牛圈。同时对社员、儿童进行礼貌教育。
新闻司告诉我们，艾尔索普的采访特点是谈、看结合，以谈为主，用看的事实来印证谈的内容。我们告诉公社、大队的负责同志，认真准备本公社，本大队的基本情况和各种数据，准备提问。
艾尔索普夫妇到了公社。党委书记张万才介绍了全公社的基本情况。艾氏夫妇问得十分详细。例如人口出生情况，土地面积，粮食产量，社员分配水平，副业生产，森林面积，水利建设，改良土壤，机械耕作，化肥使用，公路建设，社员住房，生猪奶牛发展，杂交良种，家庭副业，等等。包括每户养几只鸡，几只鸭，几只鹅，几只兔，都问到了，记录了。艾尔索普特别感兴趣的是：人口增长情况和计划生育效果；粮食生产水平和口粮、饲料供给状况；公社社员生活水平。这些问题都是基层干部熟悉的，回答得清楚。
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艾尔索普歉然地对张万才说：“洋鬼子到中国来，什么都不懂，我又不客气，什么都要问。耽误了你几个钟头的时间，有些对不起。你给我介绍了很多情况，我得到了很多知识，非常感谢。”
接下来是到大队、生产队实地考察了。他不要大队干部介绍情况，一头钻进社员家中。先到了雷开平家，走进堂屋指着一口大缸，问缸里装的是什么？回答是粮食。艾尔索普亲自揭开盖子来，确实是满缸的稻谷，相信了。又看了雷家的寝室、厨房，和猪圈。随后又以同样方式看了六七家社员。才说：“你们家家都有收音机，都是电灯、自来水，饭菜也很丰盛，说明中国农村的生活确实过好了。”当看到刘纪云家有一头300多斤的“约克猪”时，相信确实有杂交良种猪。接着看了大队改田改土，温床育苗，水库建设，小百货商店，蔬菜商店，大队医务室，奶牛饲养场，集体养猪场。感慨地说，：“你们大队就像一个商业社区，什么都有，人民方便。这个，你们办得到，我们洋鬼子办不到。”
离开时，他在商店买了六斤水果糖，说是要送给大队的儿童。他亲自递了两块给一个小孩，小孩不肯接受。我怕他把糖果撒在地上让小孩去哄抢，拍照片。孩子们事先都是经过教育了的，肯定不会去哄抢。但是那样，他自己又下不了台，场面便会尴尬。我急忙上前对他说：“孩子们一般是不会接受陌生人东西的。先生的好意，可以交给生产队长转发给孩子们。”他顺势下楼，说：“好，好。”然后把糖果交到生产队长手里。
对于我们外办来说，这次接待是非常紧张的。在艾尔索普面前，看起来比较轻松，但在外办内部，却紧张得要命，主要是怕在采访活动中遇上武斗。我们认为，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诸如武斗之类，假若让艾尔索普遇见了，看到了，报道出去，外办不好交代，市委领导也被动。为此，市委书记随时要求掌握第一线情况，而当时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唯一的靠电话汇报。公社、大队虽然有电话，但艾尔索普在场，不便使用。附近只有一所林业学校有电话。我们就将接待进度、现场秩序、外宾态度、干部应对、社员情绪等等，每半小时一次，派人骑自行车跑到林业学校，电话传到外办值班室，及时送到书记那里。那天，负责汇报的这个同志骑车跑了十来次，真够辛苦。
30年前，重庆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讲起来，有些事情近乎笑话，恐怕没人相信。(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老布什来,我们绷紧了神经——《骚乱的重庆》（46）
张光明
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访问重庆是1977年。那时“四人帮”刚垮台不久。人们眼中，布什不是普通游客，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头儿。对待这样一个美国人士，上下的都绷紧了神经。
布什是中国外交学会邀请来的。当时他已经没有官职，属于私人访问。但是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担任过美国共和党主席，担任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且有可能竞选美国得克萨司州州长，还谋求三年后竞选美国总统。正在为以后参加政治活动做准备。
10月初的一个早晨，布什一行从成都乘九次特别快车抵达。除了他们夫妇外，还有前美国商业部副部长贝克第三，前美国白宫总统顾问伯奇，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利利，以及著名美国广播记者托马斯，《华盛顿邮报》副主编布罗德，《休斯敦记事报》记者昂特迈耶。这些人都带得有夫人。他们计划在重庆参观游览后乘船东下，游览长江三峡。
市里各个部门都动员起来了。虽然说不上如临大敌，但确实是内紧外松。所谓紧，是紧在三个问题上：一是怕他们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不好回答，二是怕社会上暴露了阴暗面，三是怕随行那位82岁的托马斯病倒了要抢救。据外交学会介绍：托马斯执意要随布什来华，是给布什签了“生死合同”的，“一切后果由其自己负责”。虽然如此，一旦在重庆病倒了，医院的条件哪里能够接纳外国人住院？尤其是托马斯到了西藏之后，身体更加虚弱，成都来电话说，随时都可能躺下。
针对三个问题我们作了三项准备：以外办为主，在第一线应付客人提问。外办副主任赵贵濂陪同布什，应付布什；我从事过新闻工作，陪同记者，应付记者。以公安局为主，维护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同时，加强随行医护人员力量，随时准备救护。如果病倒了，力争在宾馆抢救，尽量不住进医院的病房。果不其然，托马斯在北温泉午饭后心力衰竭。幸好医护人员得力，现场抢救后立即护送回人民宾馆休息观察。还好，睡了一觉，托马斯还出席了晚上的欢迎宴会。
其实，布什并没有提什么“刁钻”问题。也没有旁敲侧击打探什么机密。实际上，他们行事相当谨慎，态度也较友好。他们尊重我们的安排，细心听取介绍。在参观重庆钢铁公司时，除了记者关注生产数字外，只问了是否生产高质合金钢和是否生产输油管道的问题。布什本人，布什问的都是工人生活方面的事情。如工厂的工资制度，工人的工资级差，平均工资水平，职工住房分配，有无住房补贴，子女就业是否困难，有没有失业现象，是否发生工伤事故，受伤后如何处理，工厂对工人是否负责到底，等等。这些并非涉及政治方面的问题，工厂负责人都一一回答。
布什对于打倒“四人帮”感兴趣，但提的问题并不刁钻。比如，他希望谈一谈“四人帮”对重庆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情况。还问：“‘四人帮’干扰严重时，是不是由军队来维持秩序？”“‘走资派’这个词是不是由‘四人帮’提出来的？”“假使‘四人帮’掌了权会是谁来当主席？”“打倒‘四人帮’的那一刹间，人民群众的表现如何？”他对陪同人员回答“打倒邓小平人头落地，打倒‘四人帮’欢天喜地”的说法非常感兴趣，并做出鼓掌的动作。
布什说，他之所以一再提问“四人帮”的问题，是他和他的朋友原来都认为打倒“四人帮”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是一种权力争夺。来中国实地了解以后才感到，这不是一般的权力争夺，而是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如果不是亲身来体会一次，这些问题从报纸上是弄不明白的。
布什谈到了他的政治抱负。他说，虽然我现在没有公职，但我还是要参加政治活动。尽管现任美国总统深得人心，但我还是要参加1980年的总统竞选。如果1980年竞选失败，还要参加1984的总统大选。他开玩笑说：“假如我当上了美国总统，我将邀请你们到白宫去做客。到我的家乡得克萨斯州做客。”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他当了总统之后，何曾实现他在重庆的诺言？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那一个不开空头支票！
《华盛顿邮报》副主编、政治记者布罗德夫妇，对我国的婚姻制度，婚礼方式，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感兴趣，询问了一些问题。《休斯敦记事报》记者昂特迈耶问路边的防空洞，是不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是不是敌人的飞机来了人们就躲在这些洞子里边。这些防空洞现在还有没有用处。他们都表示：重庆有山有水，风景秀丽，为什么不多让一些外国人来旅游，好让更多的人认识重庆，了解重庆。
在朝天门码头送走了布什一行，我们这些接待人员才轻松下来。回过头来一想，情报头子也罢，卸任外交官也罢，美国记者也罢，其实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只不过那时重庆没有开放，重庆这个被搞乱了的摊子还没有收拾好，自己心头紧张罢了。(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林彪外逃摔死我先知道——《骚乱的重庆》（47）
张光明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我是在接待外宾中先知道的。那是1971年的9月下旬或者十月初。东南亚某国共产党中央秘书从南方来重庆。此人曾在重庆学习和生活过，语言无障碍，无须翻译，外办安排我去接待。
我在菜园坝火车站首次见到他时，一双解放鞋，一顶蓝布帽，一身毛制服，独自乘火车从南方来到重庆，压根就没有人看出他是个外国人。
秘书这次来重庆，没有参观游览要求，也不明白他有什么事体。我甚至不知道他来重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只带他到几个公园走了走。因为是秘密外宾，上级不交代，外宾不透露，我们也不能够去打听。他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房间里。我只在吃饭时去陪他进餐。
一天傍晚，饭前我俩在宾馆房间小坐。房间有苏制大收音机，可以接收中短波（当时民用收音机不能接收中短波，宾馆是外宾使用，中短波功能没有去掉）。他听着英语广播，突然紧张起来。越听越紧张，越紧张越专注。听完后，他瞪大眼睛问我：“听清楚了吗？”我摇摇头，说我不懂英语。他又问：“你真的不懂英语！”我说真的。他说，外电报道说，你们党中央出了大事件，你知不知道？你们传达了吗？我忙问，什么大事这么紧张，我没有听到什么传达。
因为是兄弟党的同志，他也不转弯了：“你们的副主席林彪跑了，乘飞机往北方跑了，可能是逃往苏联，在蒙古摔得机毁人亡。”
这个突入如其来的消息，使我非常震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党中央的副统帅、毛主席的接班人跑了呢？我冷静了一下说：“这个不可能，一定是外国电台造谣！”我解释说：“你也知道，外国电台惯用造谣中伤的手法制造混乱，不是也有造你们党的谣言吗？这样的消息不可信。”他说：“但愿如此”。
话是这样说，我还是把这事情牢牢记在心里，准备晚上向领导汇报。尽管这是听来的，但它是外事活动中的一件大事。
吃晚饭时，他又说，你注意一下，看看你们党内有什么传达，如果有，最好向我通报一下。我无法表态，只好点了点头。饭后他又说，外国电台要造这么大的谣言，造得这么具体，似乎不大可能。你们不是常说“无风不起浪”嘛。我们边走边说，又回到了他的房间。我准备再坐一会就离开。
停了一会，他又打开了收音机，仍然在听外语广播。这次他听得更认真。听完之后又说，这是另一个国家的电台，法语的，还是报导这件事，这次听清楚了，飞机摔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他用茶水在桌子上写了“温都尔汗”这几个字。他说这是译音，不一定准确。
我坐不住了。我立即向他告辞，一口气跑到办公室，找到外办主任吉振江，向他汇报了情况。吉振江也敢不相信这个消息，但按“外事无小事”原则，他立即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刘述明作了汇报，然后，一层一层，口头汇报到市里最高领导。
第二天上班，吉振江向我传达了市委第二书记鲁大东的指示，大意是：(一)外宾反映的外电报道，市里无任何人知道，也不能向省里和中央去询问证实，只有按组织原则层层汇报上去。(二)不管是真是假，这一消息关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已经知道的人以外，不准任何人向外泄露。要求我以党性保证。(三)让我以个人名义，委婉地告诉外宾，请他在中国境内，不要向任何人流露没有证实外电报道，以免造成混乱，希望他理解。(四)由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原原本本整理成书面记录，以绝密文件上报到四川省外办。并交待我：上报材料必须由我亲手抄写，亲自封发，不准打印，不准留底，不准第三人接触。如有泄露，将受严厉处分。
我根据这些指示，小跑到人民宾馆与外宾交谈，请其不要外传。然后小跑回到办公室，写好材料交领导审阅，当着他的面装进信封，封好封口。再到机要交通站，将信件交给值班人员，守着他写好外封套,当面进行铅封,告诉他必须当天送到成都。机要交通员立即改着军装，带上武器，乘专用军车牌照出发。
回到办公室，我给省外办主任挂长途，告诉他有重要文件，军车专人送达，请他本人亲自签收，不可以让秘书人员处理。并告诉：这是市委第二书记交代的。省外办主任是一个姓司的政委。他已领会到事关重大，没有问文件内容。当晚，司政委亲自来电话说，文件收到，已立即原件送达省委主要领导。
第二天，我在送走这位外宾时，再向他婉言提出不要外传的希望。他说，我以后又听了几家外电的报道，似乎可以证实。这对你们党和国家的关系太大了，我不会随便告诉任何人的，包括下一站接待我的领导人。总之，出境之前不再谈这件事，除非得到贵党的正式通报。他还表示，在没有正式得到中共方面的通报之前，即使回到国内，也会注重中国同志的忠告，不传播，不张扬。他还开玩笑地说：我估计，你提出的忠告，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意思。我默认了他的猜测。
事过之后，我天天注意中央“两报一刊”的宣传动向，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捕捉“珠丝马迹”，以求证实林彪出逃的消息是否真实。我发现，中央报纸上，对于林彪的消息看不到了，有些提法也没有了，颂扬他的词句在报刊上消失了。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听到了中央文件的正式传达。
后来知道，这位才华出众，精通几国语言的友党秘书，在战场上牺牲了。(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上书毛泽东，烧香引出鬼来——《骚乱的重庆》（48）
张光明
在社会混乱、思想混乱、工作混乱的年代，外事工作极其难做，地方外交官极其难当。扣帽子，胡整人，家常便饭，做工作总是提心吊胆。尽管我处处小心，在“四人帮”垮台前后，还几乎成了牺牲品。
事情得从头说起。1974年，经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批准，国家投资在重庆市的长寿县兴建四川维尼纶厂。既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又聘请外国人安装调试。外办从选址开始，就介入了这个涉外项目的工作。
四川维尼纶厂的机器设备从法国和日本引进。供货公司从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奥地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聘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安装、调试。这些人在现场达三年之久。
一般来说，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在生活作风方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某些西方技术人员就不同了。在“文革”混乱期间，有的人调戏良家妇女，勾搭不良女子，嫖“暗娼”，弄出一些社会问题来。
还有人猥亵女青年，侮辱女职工。比如乘电梯时，借故看毛主席像章，模女青年乳房；女服务员为其打扫房间时，强行拉住亲咀；上下班乘车时，掀开女司机后背衣服解胸罩扣；有妇女从宾馆外过路时，故意站立窗口对着妇女撒尿……。这些下流动作，引起了职工的严重不满。
更有甚者，有的人到市里休假，住了房间，吃了酒饭赖帐。他们在付款前，要求先看看发票，发票到手便扬长而去。服务员追上请他付钱，竟然倒打“钉扒”说：“我付了钱啦！如果我没有付钱，你怎么会把发票交给我？”
这些表现，反映到我们外事部门。外办主管的副主任，害怕影响工程进度，害怕得罪外国人，不敢管理，也拿不出办法来。市里主管的有关领导老于世故，不予表态。北京进口这个项目的公司鞭长莫及。
出于民族自尊心的驱使，我多次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不能以人格尊严为代价，取悦于这么几个捣蛋的外国人。我认为，你越是不敢管理，他便越是捣乱寻开心。只要我们态度鲜明，指出问题，加以忠告，他们是不敢为所欲为的。然而，没有那位领导敢表态。
进口项目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审批的，作为公民，我有权向上反映。于是我按照《党章》规定，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指出问题，提出加强管理的建议。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达党中央手头，也不知道毛主席病情严重，我只希望引起中央注意。
过了两个月的样子，领导通知我到人民宾馆去见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崔群。到达后，发现还有四川省外办副主任武克亭。他们告诉我，我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经过华国锋批给中央政治局传阅了，并指示外贸部和四川省联合调查。他们代表外贸部、四川省来重庆主持调查。已经到维尼纶厂去过了，并且有了处理意见。现在找我谈话，是对我反映问题的答复。
他们扳起一付面孔，气氛相当严肃。核实的结果是什么，不给我谈。如何处理那些问题，不给我谈。实际上，只是给我打个招呼。
我摸不着头脑，回头去找市里主管外事工作的两位主要领导。因为我写给毛主席的信在寄出之前，分别给他们看过。当时他们表态说，这是行使共产党员的权利，应当这样做。可是现在，一个主要领导推诿，一个主要领导竟然否认，说：“你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怎么会给我看呢？你记错了！”领导赖帐，我哭笑不得。
按说，两位领导这样不光明磊落，我应为尊者“讳”，不把它讲出来。可是我还是在这里讲出来了。我这不是揭底，而是想要说明：高级干部演《官场现形记》，昧着良心保纱帽，也是“文化大革命”逼的，是出于无奈。
过了半月光景，中央转发调查报告的红头文件下来了。调查报告是精心制作的：对于我反映的问题，全都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说我反映问题是出于好意，是履行共产党员的权利，对改进外国人管理工作有推动作用。但就是不肯承认我讲的是不是事实。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一竿子打在邓小平头上。大意是说，涉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造成的（邓小平复出后这时又被打倒了）。显然，这是一个欺上瞒下的应付文章。
文章尽管如此，但在维尼纶厂现场，对外国人的不良行为，采取了一些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大多是我在信中提到的建议。我的建议成了他们的办法。这样，外国人放荡不羁的行为收敛了，恶作剧不搞了，流氓动作没有了。这说明，那几个捣乱的外国工人也是欺软怕硬的，你对他敲打一下，他便不敢了。你放任不管，他就捣蛋。
维尼纶厂的问题解决了，可我的问题却来了。“四人帮”倒台后，机关开展“整党整风”。有人抓住我的信在中央政治局传阅时，王洪文批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情况如此，真是丧权辱国”。抓辫子的人说，王洪文批的话是对我的支持。我这就投靠了“四人帮”。要把我打成“上了贼船”的什么分子。维尼纶厂领导人在报纸上写批判“四人帮”文章时，对我影射，进行攻击。
山雨欲来风满楼。机关有人对我发难，外办领导便集体找我谈话，说我这封信是严重政治问题。随即，发动群众对我进行围剿。我白天工作，晚上写检查，星期天也在办公室写交待材料。
一个星期天，不久前才来重庆任第一书记的钱敏，饭后散步来到我们办公的二号楼。他见我星期天中午都没回家，问我是不是有重要外宾要来。我把逼迫我写检查的事说了。他的秘书胡培荣一旁给我抱不平，道冤屈。钱敏说：“王洪文当时是中央副主席，在政治局传阅的人民来信中批一句话，这是工作关系嘛！你的信是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又不是写给王洪文的。这跟‘四人帮’怎么联系得上？！”他问我有没有讲假话？我说我的信和他们的调查报告，市委有正式文件，可以调出来查对。钱书记叫我别背包袱，先回家休息，他来过问这件事。
多亏第一书记主持公道。钱书记过问之后，找我集体谈话的领导，执意要整我的人，马上态度180度大转弯，于是，我才解脱了。
处理积案,为“文革”擦屁股——《骚乱的重庆》（49）
张光明
逮捕“四人帮”的消息，我是听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传达的。当时我在成都，等候副省长审批两个文件。
“四人帮”垮台皆大欢喜，但留下一堆涉外积案要收拾。为朝侨尹明珠做善后工作，就是我遇到第一件擦屁股的事。
清理阶级队伍时，重庆进行大逮捕。打击坏人的同时，也搞了冤案。个别外侨也未能幸免。
尹明珠是有名的牙科医生，日本占领朝鲜时就来到了中国。解放前，他在一个陆军医院工作，孔祥熙、宋霭龄、孔令仪都找他治牙镶牙。重庆解放时，他没有随军医院去台湾，留在重庆开了个《平壤镶牙所》。他对他的祖国忠诚，对他的领袖拥护，对中国人民友好。是个合法侨民。
可是在“文化革命”中，却出了一条关于他的大新闻。社会上传说，《平壤镶牙所》是特务活动据点。说他将一个婴儿尸体的肚子掏空，将大批情报资料装进肚子运走，在火车上被抓获。谣言自然是编造的，但他确实被投进了监狱，关到“文化大革命”末期。
一天，一个高高大大的老人走进外事办公室。问：“请问这里是不是重庆市外办？”我抬头一看，认出他是尹明珠。一坐下，他就爆炸了火药桶：“你们中国政府到底讲不讲侨民政策？你们过去口口声声说的中朝友谊，现在还作不作数？”语调充满敌意。
我给他泡了茶，请他慢慢谈。他一口气谈了五个问题：第一，几年前说他是特务，把他抓了。现在才不明不白地放出来。抓的罪名是特务，放的原因是什么？糊里糊涂抓进去，不明不白放出来，这不行，应当做出结论。如果不做出结论，他无法向朝侨交代。第二，要求归还领袖照片、书籍，不仅是归还，要赔礼道歉。否则，他将请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第三，要求归还个人财产。被捕以后，他的诊所被查封，房屋被侵占，存款被扣押。要求归还房屋，归还存款，惩处违法人员。第四，要求恢复开业，继续合法行医。第五，要求回国探亲，寻求外交渠道解决问题。
我想，如果尹明珠反映的问题属实，他的要求当然是合理的。他提出以“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严重。
我告诉他，我国的侨民政策没有变，中朝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世世代代都要友好下去。所反映的问题，将以最快的速度，负责的精神，向首长反映，通过有关部门调查以后，尽快答复。
送走了尹明珠，我坐下来考虑如何处理这个棘手案件时，他又返回来了。他说：“走得匆忙，忘记了向你说谢谢。”然后一鞠躬。我有些诧异：进来时气势汹汹，现在又彬彬有礼了。我还没有发问，他自己说了：“我看你们外事部门与别的官员不相同。你们能够耐心听我把申诉讲完，这就不简单。”我把他送出大门外，告诉他：尽管有这样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仍然应当以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
尹明珠反映的问题太严重，需要认真核实后才能向市委汇报。当天我就去市公检法军管会，找到相关的一位处长。处长立即布置一位科长进行调查。
三天后，这位科长来到外办，简报了尹明珠被捕的情况：前几年，我国东北出了一桩多人企图出逃事件。居住东北的个别朝族人介入其中。案发前，有人来动员尹明珠。尹明珠认定反华没有好结果，拒绝参与活动。但来人在他家住了几天。后来，当地案情暴露，在其家中住过的人，供出了尹明珠，故而涉嫌遭到逮捕。现在查清他与此案无关，释放出狱。
公检法军管会称，尹明珠释放出狱后，善后工作已经抓紧进行。无罪释放的法律文书即将送达本人。留存的照片、书籍立即送还，并将进行道歉。房屋、存款立即交还给本人，并将对私自占领其财产的违纪人员进行处分。行医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即将归还……。
我们将尹明珠提出的要求，连同公检法善后工作进展情况，一并向市委汇报。市委决定由外办与尹明珠谈一次话。
正准备通知他时，他主动到外办来了。这次他是来致谢意的。他说，无罪释放的法律文书已经送到他手中，违纪人员已经上门道歉。照片和书籍已经送回，房屋和款项已经归还。他对这样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我说：“你上次提出的五点要求中，只有两点没有落实了：一是诊所恢复开业问题，二是回国探亲问题。现在我明确告诉你：你的行医许可证仍然有效，工商执照没有吊销，随时可以恢复营业。至于探亲问题，你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不愉快事件，心情需要调整，身体还需调养，诸多事情须要料理。久不开业，病员也一定不少……。尹明珠不等我把话说完，就立即插话：“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必要回国寻找外交途径了。”
啼笑皆非的“文革”奇案——《骚乱的重庆》（50）
张光明
归侨青年×××，六十年代初回国求学。从初中到高中，都在重庆一所中学读书。“文革”初期，他的同班同学弄来一套西服，叫他拿到委托行帮忙寄卖。委托行有协助查获赃物的义务，发现西服口袋里边写的名字与他的学生证不符。问他是谁穿的？他不明问话的用意，也不懂委托行的职能，随口答应是自己穿的。委托行叫他过几天去拿钱，随即向公安局报告了。正好，此前有一桩盗窃案，被盗物品中有西服等物，且姓名、商标与所卖西服相符。于是，他被派出所收容。
没有几天，公检法机关被砸，派出所被夺权，办案人员“靠边站”。收容的这个嫌疑人，既没有人讯问，更没有人结案。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被收容，他本人不明白，夺权的造反派也不明白。托他去卖赃物的同学见他出了事，躲了。就这样，这个归侨青年便从派出所移送到区看守所，区看守所又移送到市看守所。
关了六年，看守所清理积案中发现他不是盗贼，要求家属去领人，可他没有家属。通知学校接人，学校没有复课，不予理会。看守所把他放了出来，告诉他“爱到那儿去那儿”。
关押在看守所时，吃的、穿的、盖的、用的都是牢房提供。出了牢门，囚服收回了，盖的不能带走，身上只有一件背心和一条裤衩，冷得发抖。他跑回学校寝室，原有的钱财衣物在大串联中，早被外来人员洗劫一空。学校里找不到老师，也找不着同学。万般无奈，只好到一个归侨同学那里求助。同学是女单身，扔给他一条床单，让他在屋角对付了一夜。
那年是严冬，难得见到下雪的重庆却雨雪霏霏。我们办公室里升起炭火都有寒意。突然，一个穿着背心、内裤的青年闯进办公室来。他皮肤发紫，牙齿打颤，瑟瑟发抖。门口还站着一个衣服单薄的女青年。我连忙把他们叫在火盆边坐下。倒了两杯开水递过去。
女青年先开口。她说这个人是昨天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在国外时她们是邻居，回国后是同学。但她自己单身一人在重庆，没有衣服提供给他。国内没有亲人，国外亲人联系不上，只好来找政府，希望得到帮助。我顺手拿了两块开大会拉横幅的红布，折叠起来拿给青年裹上。
我知道，归侨青年回国读书是周总理号召的，弄得不好会造成不良影响。当前最主要是解决他的吃饭、住宿和穿衣问题。
事情与公检法军管会有关，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要了一辆车，把他们拉到公检法军管会附近的“川江旅馆”。给他要了一个单间，让他盖着棉被睡在床上，告诉他别出街。我吩咐旅馆服务员，三餐饭送到房间，一切费用由市里结算。
安顿之后去找公检法军管会，商请军管会拿钱给他买棉衣裤、绒衣裤、单衣裤，垫的盖的，并结算住旅馆的费用。然后去到市委统战部。
统战部的吴志平说，他们正在清理在渝归侨青年的下落，到处找不到这个人。现在冒出来了，真是求之不得。为了解决他的吃住问题，他答应暂时把他安排到“老君洞”的棕绳麻绳生产自救小组。这是由和尚、尼姑创办的集体事业单位。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国家不征税，政府不补贴。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倒也没有嫌弃他不懂技术吃闲饭。
生产自救人员有饭吃，有住处，但没有工资，业务好的时候偶尔发点津贴。一个公子哥儿哪里过得了这种清苦生活？
他试探着给国外的父母亲写信。谎称：这些年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与家里通信。现在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一家工厂，已经参加了国家建设。如今年龄大了，谈恋爱了。女朋友提出结婚，希望父母给以帮助。父母得信后，见儿子学业有成，已经成了祖国建设人才，而且又要结婚，好不高兴！陆续给他寄来了金钱和物资。从此，他白天在破庙里上班，晚上在破庙里住宿，星期天进城上馆子，又过起了少爷生活。
重庆对外开放了，他的大哥从法国顺道看望这个“已经成为建设人才”的弟弟，和“即将过门的弟媳”。大哥好不容易在破庙里寻到弟弟时，他正在跟和尚、尼姑一起搓麻绳。十分尴尬的哥哥见他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建设事业”，问他怎么回事？他才不得不老实告诉写信是为了骗取金钱。大哥问他为什么会搞得如此狼狈？他说他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好多年，才放出来。问他为什么蹲监狱，他耻于谈（替人）销赃的事。大哥误认为弟弟不是好人，气愤之极，掴了他几个耳光，骂了句：“我家出了你这个败类！”忿忿走了。从此家里与他断绝了的联系。
当我们和统战部知道这一情况后，利用外侨子女招工指标，把他安排在一家塑料厂做了正式职工。动员他向父母写信讲明原委，家里谅解了他。随后他去了东南亚。
糊涂透顶的群众专政——《骚乱的重庆》（51）
张光明
还有一件给“文革”收拾摊子的事是我处理的。
一天，一个中年男子试着踏进我们办公室。我起身去迎，他又缩回脚走开了。我去别的办公室办事返回时，他又站在门口。看得出他心情有些紧张，我便主动与他搭话。他才说要找管外国人事务的同志。我请他坐下，倒给他一杯水。
这人是某个餐厅的干部，还在被群众“专政”。他是偷偷到市“革委会”来请求帮助的。
他说，他的父亲原来是国军高级军官，去世多年。现有母亲、大哥和两个弟弟。大哥早年留学定居美国。专攻东方外交史，受聘于联合国作职员，并担任纽约一所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大哥对中苏边界变迁的历史颇有研究，特别是满清以来的边界演变。在中苏边界论战中，向我驻美联络处提供不少资料，成了我驻美机构的常客。
但是，这样一位美籍华人的亲属，在“文革”中却遭到造反派的打击和迫害。他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他们住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有倒塌危险。大哥几次汇款来维修房屋，叫他们另买私房。因为他家戴着“反革命”帽子，大哥的汇款被怀疑为“反革命经费”，造反派不准到银行取款。他们已经觅得一家私房，意欲买下。不仅取不到钱，即使取钱买下来，也办不了过户手续。买了房屋也要维修。所需的木材、砖瓦、水泥，都是计划供应物资，必须有“侨汇卷”才能供应。取不到汇款，也就得不到“侨汇卷”，一切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第二，“文革”中，尽管父亲去世多年，造反派仍不放过这个“历史反革命”。美国的大哥，被污蔑为帝国主义走狗。父兄问题使全家受到牵连，每个人都被揪去游街示众。母亲斗得瘫痪在床，两个弟弟为逃避批斗而逃跑，在边境被抓，怀疑有叛国嫌疑。他认为，弟弟是为了求得生路，不是叛国，要求政府帮助解决。
第三，他本人是干部，没有任何错误，只因家庭连累而被长期批斗，遭到群众专政，实行群众管制。不发给工资，限制行动自由。今天偷偷跑来反映情况，回去必然要挨一顿拳脚。
听罢他的哭诉，我深感侨属政策急需落实。尽管“四人帮”打倒了，但在基层单位还有造反派胡作非为。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制止，否则，外事工作做得再好，造反派的一顿拳脚就给破坏了。
待我还没有对他表态的情况下，他就要起身离去。我马上叫住他：“你这样回去不是又要挨打吗？”他说：“挨惯了，怨不得了。”我喊他不忙离开，拨通他所在单位的电话。找到单位的负责人，叫他立即带着“群众专政”的头头到市“革委会”机关来。
一个小时左右，单位领导开着一辆小卡车来了。跟负责人一道的，有两个“专政队”的头目，手里拿着绳子。我一把夺过绳子摔在地上，说：“不是叫你们来捆人，是叫你们来接人！你们的职工来反映家事，没有请假，是出于无奈，不应当为难他。现在你们接回去，不准使用专政手段，不准打骂。他今天向我们反映的，不仅仅是他的家事。事情处理好了，对我国的外交工作有好处。希望你们善待他，不要实行专政了。”单位领导表示照办，和和气气把人接走了。
送走了他们，我以外办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简单的签呈，提出：第一，落实侨汇政策，请银行立即解冻汇款，依例发给侨汇卷；第二，请房管部门协助办理修复旧房和购买私房的手续；第三，请建材局在建筑材料供应上予以协助；第四，请区“革委会”协助解除对他的“群众专政”，并发给工资，重新安排工作；第五，请卫生局安排一家条件好的医院为其母亲治病，费用自理；第六，请公检法与云南、黑龙江联系，如果他的弟弟确实是为了逃避批斗，没有叛国动机的话，处理时网开一面。
我把签呈送给办事组长刘述明。刘述明立即签送给秘书长杜夫。杜夫在签呈上面写了两句话：“人家在美国帮助我们国家；我们在国内整人家家属，糊涂透顶！可以按照外办的意见处理，请何、鲁、顾、张首长批示。”两天后，何云峰、鲁大东、顾永武、张英才四位书记都批示了“同意”。随后，问题便一一解决了。
（《骚乱的重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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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2 12:4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