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 骚乱的重庆（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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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虎口”又陷“牢笼”——《骚乱的重庆》（11）
张光明


工作组“造反”,在没有斗争对象，没有呼喊口号，没有召开大会，没有走出大门的情况下进行着。写的大字报贴满了驻地，也贴进了校园。为了增加大字报的数量，扩大影响，表示我们是在“真造反”，就把同一个内容重抄五六份。重复抄写的大字报，必须改动一些字句，特别是第一句话。标题也要完全不同，落款人也完全不同。并且要分别贴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就造成写了很多大字报的阵势，而且又没有重复的感觉。当然，这都是我们这些“死老虎”对付学生的“花招”。因为那时，人们的印象是大字报越多，揭发的问题就越多。揭发的问题多，就深刻，就彻底，就革命。
大字报所有的内容，都是对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路线”的认识、批判。道理讲的多，具体事实少。对余市长和崔成礼两个领导，还要就他们“逃避斗争”的行为进行批判。我和张忠良是工作组的部门负责人，也写些解剖自己的大字报，对路线觉悟不高进行认识。
搞了十来天，去请“八一五”总部来人检查。目的是让他们表态让我们走人。等了约一个时辰，一个勤务员带着四五个学生和青年教师来了。他们在我们住地内外走了一圈，只是看了声势，并未仔细看大字报内容。一个个都面带喜色，我心想：“有门”。
果然，勤务员走进驻地的第一句话就是：“不错嘛！战友们辛苦了！”有人给他们倒开水。他说：“怎么，怎么？又是那一套礼节！不要倒水了，谁口渴谁自己倒。”然后问：“就这些人？”张忠良说就这些。又问：“哪几个人揭发的问题最多？”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有准备。张忠良说：我们是集体创作，共同回忆，互相启发，然后集体讨论，分头去写。勤务员说：好哇，你们虽然晚造反，但是不落后嘛。这就叫革命不分先后，我们一样欢迎。停了一会他又说，你们都是市里来的干部。你们还应当把大字报贴到“黑市委”去。让那些走资派亲自看看，亲自看看他们后院起了火。
我试探着问：是不是把大字报重抄一份，回去的时候贴到机关里？勤务员说：你这个人，跟“走资派”时间久了，什么事情都带着请示的口气。你们自己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嘛。有什么“是不是”的。
一个青年教师提出疑问：他们的人东南西北都有，一出校门就各自回家去，要是不去机关贴大字报呢？我们要派人去观察观察。勤务员说：你们准备两天，我们派卡车把你们送回去。先去机关贴大字报，然后怎么做，你们自己决定。
这些人走后，我们的人说，看见了吧，他拿车送你，拿人跟你，就是押着你。这不又失去了自由？我和张忠良都说，先离开松林坡这个鬼地方，走一步是一步。
到了约定的时间，卡车真的来了。跟来的学生有四个人：两个是学校的，两个是北京的。首都的红卫兵说是搭顺路车进城。学校的两个才是来“帮助”我们贴大字报的。男的大致叫李红卫，女的好像叫刘伯清。不知是那一个系的。
到了市委大院，院里院外一片乱哄哄，根本就找不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很多大字报都有“注意革命友情，请勿提前覆盖，至少保留三天”。有的大字报棚还有人看守。
不想与这个兵团那个兵团惹事。但怎么办呢？刘伯清说：“到山那边去贴。”所谓的山那边，就是市人委大院。我们准备原车坐着过去，可是找遍各个角落都找不到送我们来的那辆卡车了。李红卫说，可能是司机以为我们不走了，把车开回学校了。车子开走不打紧，车上还有好几大捆大字报没有抱下来。有人说怎么办？李红卫没好气：“怎么办？凉拌！你们没长脑壳？有笔有墨有纸，不能再写？”我心想：“屋漏又遭连夜雨，倒霉！”
一行人抱起随身携带的大字报，从三号门下到大溪别墅，绕过卫生局，顺着小路走到计委楼后边时，北京的学生一惊，指着一栋矮房子对李红卫说：“这是余跃泽住的房子。在抓余跃泽时，我们在这里守候了两个夜晚，可惜没把他抓到。”李红卫说：可能弄错地方了，哪有抓不到的。北京学生说，绝对没有搞错，是市人委机关的“战友”领着来的。
到了人委大院，手头拿着的大字报很快贴出去了。我们贴大字报时，刘伯清和北京的学生，已到政府的“红卫兵串连接待处”弄来文具纸张。要我们继续写大字报，得找个有桌子的地方。学生带着我们走遍了楼上楼下，办公室、会议室，以及财办、文办、农办、外办，就连过道、走廊，都是被串连学生占领了的。刘伯清说，找不到地方就回学校，写好了再来。徐顺安机警，怕返回学校又陷在松林坡撤不出来，就喊我：你不就在这里头办公吗？把你的办公室打开不就成了！李红卫问我：你是这里头的？怎么不早说？走，带我们看看去。
我的办公室在伪总统府后楼底层。我用钥匙捅了几次门也打不开，里边反锁着的。正欲转身找管大楼的工人，门从里边开了条缝。一个女学生伸了个脑袋出来，问我们干什么？李红卫解释说：这是他的办公室。我们准备在这里写大字报。不知道里面有人，对不起了。女学生把门打开了。大家一看，地下、办公桌上都睡着人。她们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李红卫问我，余跃泽的办公室呢？我说在楼上。还没有上楼，便看见余的办公室窗户有人头伸出来。显然，也住了学生。
正在为难之际，刚才指认余跃泽住家的那个北京学生说：“走，我有办法了。”
李红卫问：“到哪里去？”
北京学生说：“到余跃泽家里去，勒令走资派让两间房子出来。”
我们赶紧说那样不好，还是另外想办法。李红卫和刘伯清都支持北京学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借他两间房子写大字报，有啥子不好！”我们迟疑着，学生们喊：“走哇，怕啦？”
四个学生打头阵，领着大家到了余市长 家门前。
门是关着的，学生打门，门开了。开门的人我不认识。学生问：“余跃泽呢？”回答不在。学生又问：“到哪里去了？”回答被抓走了。学生再问：“你是他家什么人？”回答是看房子的。学生说：“我们是重庆大学的，腾两间房子给我们写大字报。”随着就闯进屋去，在底层客厅转了一圈，说：“赶紧把这几间房子腾出来，我们马上进驻这里。”看房子的说她作不了主。学生叫她把余跃泽的家人叫出来。看房子的人说，他家没有人了，抓的抓走了，扣的扣留了，孩子们串连去了。学生们毫不客气，冲进门去，除了沙发、桌子、凳子外，其余物品一股脑往楼上搬。我们财贸部门的人都没有闯进去，借故在街沿摆弄笔墨写大字报。工作组中不是财贸系统的人，也与学生一起动手。还好，大家没把东西损坏。
房子问题解决以后，刘伯清到“接待处”去弄来好多餐券。这是专门为串连红卫兵供应的免费饭票。我们留守队的一二十个人和四个学生，吃饭住宿就挤在这里了。过了两天，又有两个北京的女学生来吃住。如果他们是来监督我们的话，四比一，一个红卫兵看押三四个小“走资派”。有人说，这是出了虎穴又入狼窝。有人纠正，这是别人的家，不是狼窝。我们是出了虎口，又陷牢笼。总之，大家都感觉不是个滋味。
以前写的那些大字报底稿，离开松林坡时销毁了。重新撰写，哪里记得那么多？大字报写不出来，学生当然不允许。现在是北京学生反客为主了。他们咬定：住在余跃泽家里，由余跃泽手下的人揭发余跃泽，揭发不出“系统”材料来，那就不是真正的革命派。天，我们从那里去找余跃泽的“系统”材料呢？何况，王若秘书长说得很清楚，揭发余跃泽是有范围的。并且，我跟张忠良早已商定，大字报决不涉及余市长工作以外的其他内容。有人议论道听途说的事，我们都劝说、制止。
一天深夜，张忠良把我叫到院坝里。他焦急地说：“如果再不设法让大家解脱，有家不能回，内部要爆发的。内部一旦爆发，给我们扣上假造反的帽子，我们两人就没有日子好过了。”是呀，在松林坡时，我们还可以偷偷放大家轮流回去住上一天两天，现在完全失去了自由，那个心里都不舒服。我说：我站在这里，白天就能看见我自己的家。真是“遥望蓝天家犹在，匹夫有脚不敢回”哟！老婆在大足，女儿由领导安排在朋友家寄养，好不惨然！说罢，潸然泪下。张忠良也很伤感。他说：“我有一个办法，找你出来商量。学生要我们系统揭发，不系统就不足以表示深刻。我们手头又没有‘钢鞭’，有也不能公诸于众。这是两难。……”
我打断他的话，说，你这等于白说。我何尝不知道这个形势！他说：莫慌，听我说完嘛。明天起，把大家支使出去，到市委大院、人委大院去看群众贴的大字报。凡是涉及到余跃泽的，把内容通通抄回来。另外叫财贸系统以外的同志到解放碑一带去。那里财贸单位集中，余跃泽的大字报肯定也集中。叫他们去抄写大字报，财贸部门的人不认识他们。甚至还可以到几个大的公司里边去抄。不出三天，我们就能拿到有关余跃泽的若干大字报内容。然后把抄回来的内容集中整理，社会上的材料就变成了我们的材料。都是余跃泽的，不就集中了！系统了！我高兴极了：这点子绝。别人说我的脑壳是“电脑”，你比我还要“电脑”！
第二天，学生还在睡懒觉，张忠良和我分别给大家布置任务。为了求得“解放”，一个二个都十分积极，拿着两个馒头就走。
学生们住的是余跃泽家的两间客房。他们睡罢了懒觉起来，看见我们的人大都不在。北京的学生问：“人呢？”我回答看大字报去了。一个学生态度有些凶，指责我：“你们自己不好好揭发，出去看大字报，是不是想跑？”我对北京学生反客为主早就耐不住了。我说：请别忘了，我们也是造反派，跑呀跑的！“八一五”总团的黄顺义也称呼我们是战友，怎么你老把我们看成走资派？要是这样怀疑我们，看不起我们，哪个干部还站出来造反？我这有点火气的回答，她怔住了。李红卫在一旁听见了，过来对我说：“误会了”。又对那个学生说：“别急别急，问清楚了再说。”
张忠良怕搞僵了，赶紧过来说明情况：我们肚子里的材料确实都倒出来了。再这样下去，“张神像看李神像”，怎么能够深入揭发？我们叫大家出去看大字报，找启发，找灵感，可以引起一些回忆，说不定还会揭发出新东西来。
这一席话，把北京学生堵住了，也给我解了围。
一天下来，出去的每人都抄录了一叠材料回来。张忠良和我看了，觉得“路子”是对的。张忠良说，就这么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天继续出去抄大字报。
三四天下来，抄回来了好几万字的材料。我和张忠良分别整理，主要是把问题归类。每个大类有大标题，每个内容有小标题。抄录回的内容，有许多是我们原先不知道的。比如余跃泽请任白戈吃狗肉之类。事情并不大，一个副市长请市委书记吃一顿狗肉算得了什么？但这件事情从交际处揭发出来，听起来新鲜，就有了煽动性。
我俩在底楼一间小房子里关起门来整理了两天两夜，洋洋五六万言。这可能是余跃泽全市大字报的集成，真算得上“系统材料”。我们把这本材料交给李红卫、刘伯清。他们看了又给北京学生看。大家都认为了不起，要求马上抄写出来。但是又说，这么多往那里贴？不如拿去印。我们说，要印，我们没有办法。重庆大学不是有印刷厂吗？你们帮我们印吧。李红卫说：“别找学校了，多难跑？就在这里解决。”他去找到了市人委的秘书长林蒙。林蒙是负责给串连红卫兵批钱、批粮票的。他批了一些钱，把稿子交给嘉陵印刷厂的造反派，两三天就印出来了。
“系统”材料印出来，已经开始夺权了。李红卫、刘伯清跟着大伙去夺钥匙、印章，北京的红卫兵更积极。张忠良和我决定：各人带着行李开溜。留守队奉命造反就此结束。



押解回学校的一场虚惊——《骚乱的重庆》（12）
张光明


回家好些天没敢出门，生怕被那伙北京学生看见。自由自在的日子真舒服，可是好景不长。
一天上午，耳听得接连不断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位体态丰满，打扮入时的中年妇女。我还没来得及说“请进”，她就一步跨了进来。趾高气扬地在我屋里巡视一圈，然后才说：“我叫龙天姿。你可能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然后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手板上，边写笔划边说：“龙，龙王老爷的龙；天姿，天姿国色。”我随口重复了一句：“龙王老爷，天姿国色。好名字，名如其人。”她见我夸她，显示出高兴的样子。
坐下来后她说：“我是市委党校的。现在是‘革联会’秘书处的负责人。听说你们工作组造反了，说是你文章写得好，陷入‘黑市委’不深。有人推荐你到‘革联会’去写一篇文章。我今天来请你。”
“妈哟，又是写文章！”我在心里暗自骂自己。
这些日子我虽然不上街，但从窗外过去过来的广播车上，听到的消息也不少。知道重庆各派造反组织成立了一个联合造反机构，叫做《重庆市革命造反组织联合会》，自称行使向市委、市人委夺权以后的权力。报纸上说，这是重庆驻军公开支持的左派革命团体。我想，他们行使人委职权，我是人委干部，人家上门来请，你能不去？
我问什么时间去报到？她说现在就走。
  “革联会”不是在市人委机关办公，而是在市委三号楼。即原市委书记李唐彬、监委书记廖苏华夫妇的住家。到了之后，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对我说：“现在，‘革联会’要出一个通告，向全市人民约法几章。这个通告就请你和这位李老师来写。具体内容他给你讲。我问什么时间要，他说明天上午讨论。
姓李的是个中学教师。他在“革联会”的身份似乎不比龙天姿低。中学教师的文化程度当然不错。不过对《通告》这类政令性文章不是十分在行。可人家是老造反，哪里听得进我的意见。我们两人合作，光是文章结构就很难一致。一两千字的东西，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结果搞了大半天。最后还是他说了算，他是主笔，我是看客。
姓李的老师拿着稿子去打印，我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听见隔壁吵架似的在争论这个稿子。李老师来把我叫过去参加。他说，还没有打印，他们就要知道写的是些什么内容，就念给他们听了。不过现在不是正式开会，听听大家意见也好。
参加讨论的人有学生、工人、农民、理发员，以及教师等等。人们一会进来，一会又出去。这个没有讲完，那个又来插话打断。谁的嗓门大，谁的声调高，谁就占上风。所有的言词，都是造反的豪言壮语，与文件修改根本不沾边。会议室烟雾缭绕，乌烟瘴气，口痰遍地，一塌糊涂。后来进来一个大个子，说：“算了，算了，不吵了，明天上午正式讨论。”
李老师对我说：不修改了，打印出来再说。晚上回不了家，我们就在沙发上过夜。
第二天吃过早饭，龙天姿带了一个学生来找我。龙说：“这个同学要和你谈点事。”学生说：“我们到外边去谈，院子外边还有人。”我随他走出院子。他带我到任白戈家门前那颗橡树下，另一个人过来，一伸手，就把我拽到摩托车后头位子坐下。领我出来的那个人跳上前座，喊了一声：“坐稳”，开起摩托就往大门外跑。后边那个学生骑着另一辆摩托追到我身旁，大声说：“委屈你到重庆大学去一趟。”
车子开的飞快，过了红岩村，一股风把我的帽子吹翻，骨碌碌飘到嘉陵江岸下去了。我喊：“停一停，我的帽子！”学生哈哈大笑，打趣我：“帽子是有的，一会我们给你一顶更好的。”一听这话，我就想起上解放碑“陪杀场”，戴高帽子的情况，很敏感。心里想：“糟了，今天怕是去戴高帽子游街吧！”
一想到戴高帽子我就发怵。不久前有人告诉我，说是看见我们留守队的一个人（无法征得本人同意，故隐去姓名），被学生抓去戴高帽子游街，搞得很惨。学生把他和余跃泽、崔成礼押在一辆大卡车上。余跃泽和崔成礼各站在卡车的一边，各人提着一面铜锣。这个队员弯腰站在中间。在学生的强迫下，余跃泽敲一声铜锣，他喊一声“我是余跃泽的哈巴狗！”然后崔成礼敲一声铜锣，他又必须喊一声“我是崔成礼的哈巴狗！”俩人交替敲，他必须交替喊，游了好几条街。我想，要是今天把我也弄去那样羞辱，我就跳车摔死算了。
摩托车开到工作组原来办公的那个院子。满地堆着一摞一摞的卷宗，全是工作组的文书档案。一些学生在那里，张叶枫也在那里。张叶枫对我说，他们要找市委上报给省里批准郑思群停职检查的那个材料，还有郑思群自杀的材料。因为不是几个学生组织都有人到场，所以没有打开卷宗，也不知道是在那一卷中。因此有学生提议，干脆把你请回来，才清楚文件在那里。这下我明白了：不是拉我来戴帽子游斗的，悬起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我给大家解释：工作组进校后，没两天《重庆日报》就公布了省里批准郑思群停职检查的消息。这说明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的报批材料，早于工作组来到之前就逐级上报到省委、西南局去了。因此，工作组的文书档案中，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工作组进校以后，群众揭发他的材料是有的。基本上是分析批判的东西，或者是他爱发脾气之类的工作作风问题。这些材料，不足以构成他自杀的原因。而且也不在这里，在专案组。过去你们造反组织有君子协定，没有联合不能开启（张叶枫说：我掌握的钥匙，到时我会交出来的）。
我继续解释：我个人认为，引起郑思群震动的材料，可能是那几分与苏联专家的往来信件和电报。这些东西，在抢救郑思群自杀的当天的联合党委会议上，在向鲁大东汇报工作时用过。因为市委要向省委、西南局直接写专题报告，须要使用这些材料，当场交给了市委秘书长。学校党委委员都看见的。我和张叶枫同志，都是指定的联合党委委员，当时也在场。交给秘书长的第二天，工作组就撤出，材料没有交回来。郑思群自杀后的抢救经过，工人医院有记载。自杀现场有公安机关刑侦勘查记录。所以，你们要找的材料不在这些卷宗里。
他们在放还档案时，我说我还要回“革联会”去参加讨论一个文告。他们说，那就送你回去吧。仍然由拉我来的摩托车手把我送回市里。车子到了李子坝，摩托车手遇见他一个熟人，他们停下来吹牛。我等了好一阵，见他们兴犹未尽。就说：“你们摆谈吧，已经不远了，我走回去算了。”
到了上清寺，忽地产生一个念头：回家。省得参加那种恼人的会议。于是我溜之乎也。



我逍遥了，逍遥也知天下事——《骚乱的重庆》（13）
张光明


十分幸运，溜掉以后,“革联会”没有再来找我。我终于摆脱了那种不自由的“革命”生活。后来得知，那个“革联会”虽然纠合了一些造反组织，但不是真正的全面联合，没有维持多久。
  “文化革命”到了年底，漫天遍野的造反组织们，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渐地向以学生为主体的“八一五”，和以工人为主体的“反到底”靠拢。他们的口号都是“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他们都声称“拥护军队支左”。他们的“革命大方向”都是夺权、揪“走资派”。但是，他们都自命为唯一的革命派，攻击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骂对方是“保皇狗”、“麻子兵”。他们起先用大字报、广播相互攻击，相互漫骂，到后来相互围攻，拳脚交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反的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店员、居民，以及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进行了大分裂、大组合。两个派别还是“八一五”、“反到底”，但两派内部都重新洗了牌，从新站了队。这一派的一些人到那一派去了，那一派的一些人又到这一派来了。各派中都有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原来是“八一五”观点的，可能变成了“反到底”观点。同样，原来是“反到底”观点的，可能变成了“八一五”观点。观点的转变，并不需要办什么组织手续，只是站堆堆的改变，操什么调门说话的改变。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群没有严格组织的群众。
在这样的大洗牌、大变动中，分化出少数厌烦了如此“革命”的人。他们“看破红尘”，两边不靠，在一旁“冷眼向洋看世界”。这就是被造反派贬之为“企图拣胜利果实”的“逍遥派”。我本来就是奉命“造反”的，是批准戴的“红笼笼”的。如果要我去真正造反，我当然不干，也干不了。但再这样继续“假”下去，也腻烦了。于是，我就不知不觉地成了逍遥派中的一员。不过，我没想要拣那个的“胜利果实”。
那年头当逍遥派，并没有躲进“世外桃源”，也不是“不知魏晋”。你不去游行，不去辩论，不去写大字报，不去揪斗官员，不去冲击机关，不去……。但是，漫天遍野的大字报，会映入你的眼帘，雷鳴般的喇叭声，会震荡你的耳鼓。你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没有“一心想读圣贤书”的环境。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1967年1月下旬，重庆有40多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重新组成了《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正式夺取了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市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夺取了全市几十个部、委、办、局的权力。造反派收缴了所有机关、企业、学校、团体的钥匙，拿走了公章，控制了保险柜，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这个“筹备会”，有别于要我去起草《通告》的那个“革联会”。前一个夺权不彻底，后一个是全面夺权。前者夺得的权力也落在了后者手里。
我在家里听见“彻底夺权”的消息为之一惊。我想：“党权”你夺了，我可以不过组织生活；“政权”你夺了，我可以不去上班；“文权”你夺了，跟我关系不大；可是“财权”你夺了，我们这“不革命”的人，还能领到工资吗？如果像他们宣传的那样：“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革命的去他妈的蛋！”我的饭碗就“出脱”了。
还好，我隔壁住着市委发工资的会计王春林。她说：说了，还是要给我们“黑市委”、“黑人委”的“黑干部”们照发工资。
  1月末，广播中传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全国实行军队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工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对重点企业实行军事管制，对大中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这五项军事措施，后来简称为“三支两军”。随即，重庆驻军派出成建制的军人开赴钢铁、煤炭、基建、军工、港口、交通运输等企业实行军管，派出大批军人到学校对红卫兵进行军训。
  29日，几万造反派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从而揪斗了市委、市人委领导任白戈、鲁大东、廖苏华、余跃泽等。会后进行了全市大游行。
我纳闷：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为什么要把任白戈、余跃泽等人抓来批斗呢？后来一想，可能是工业生产下降了：钢材、煤炭下降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其他产品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码头、港口、车站大量物资积压无法运出。在造反派眼里，这些都是“走资派”在捣乱，是他们的罪过。不找他们出气找谁出气？不批斗他们批斗谁？“只有批斗了走资派，才可能促进生产”。“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大抵如此吧！
  2月8日，有46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宣称重庆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正式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党政财文”大权。公告号召各个地区，各级机构继续进行夺权，“把革命进行到底”。随即，由于某些造反组织对所夺权力的掌握、使用、分配不能满足本组织的欲望，因而产生严重分歧。“八一五”和“反到底”内部又一次分化。刚刚宣布的最高权力机构岌岌可危。
  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重庆各个部队发出《联合公告》，希望造反派进一步联合起来，不要分裂。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随意抓人，不要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19日，《革联会》为了显示“团结”，动员60万人在珊瑚坝批斗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后来有一段时间，李井泉、任白戈交由驻市委机关的解放军看守。关押在小礼堂前面附近的小平房（叫做小平房，实际是一楼一底）。他们一人关在一间小屋，三餐饭轮流被押着到会议餐厅去取。他们打饭时，常常被造反者打趣、作弄：给他们打饭时，勺子故意掉一片肉在饭碗外面的台子上。如果不把那一片肉捡到碗里，造反者就骂他们：
  “你他妈的，过去好生活过惯了。这么一大片肉都不可惜！”要是他们捡了呢，又骂：“你他妈真是小见，这么一点点肉都要捡起来吃。为必你们过去大鱼大肉还没有吃够！”李井泉、任白戈真的是大人有大量。任凭你捉弄、羞辱，都不表示出反抗情绪来。当然，也不敢表露出反抗情绪。这就应了那句古话：“龙游浅底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八一五”与“反到底”进一步分裂。“反到底”脱离《革联会》，到体育馆另立山头，成立“反到底工人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与《革联会》分庭抗礼。从此，夺权以后的最高权力机构分裂，各个学校，各个工厂，各个企业，各个机关，进而至于有些家庭，也闹起分裂来。父母不同派，儿女不同派，夫妻不同派，家庭也四分五裂。在单位，因为派别观点不同，往往对某一社会事件的看法不同而吵闹起来。一个家庭，也往往对一个社会事件有不同看法而争吵起来。家人吃饭不能同桌，夫妻睡觉不能共枕，是事实，不是笑话，绝非捏造。有一个医院，医生护士对一件社会新闻争论不休。病人的腹腔打开了，争论继续而更加激烈。手术合作不下去，医生丢下手术刀走了。那个医院的造反组织是一个锅炉工当家。结果，锅炉工走上手术台去缝合了创口。这就是后来宣传的“天下无难事，只要敢造反，锅炉工也能操作手术刀”的故事。
社会越来越混乱，群众的思想越来越脆弱：天上飘下根稻草来都会惊惶失措。西郊动物园有个人搞恶作剧，故意在人群中喊了一声“老虎来了！”人们信以为真，蜂拥奔出大门。大门为之堵塞，人们相互践踏，踩死九个游人，50多人受伤。
人的生命不值钱。两个武斗人员在跳伞塔附近举枪瞄准路人开心。忽然看见远处的第三人民医院阳台上有人。一个武斗人员说:“你看我能不能把那个人射倒。”随即一勾扳机，阳台上的人应声而倒。被击中的人是该医院的内科主任，市里有名的专家。专家心脏碎裂，倒地而亡。这专家招谁惹谁了？没有。谁开的枪？外人不知道。这是后来武斗人员自己吹牛吹出来，人们才知道的真像。
人们一心闹革命，半心搞工作，交通指挥混乱，生产调度不灵。致使长江轮船公司111号轮船，在朝天门港口与轮渡公司108轮相撞，134人落水死亡。
军队承担“三支两军”任务，在“走资派”抓走之后，在职工跑光之后，不能不担当起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市场供应的任务。不得已，人民解放军出动两个运输连队，48辆军车，花10天时间，突击运输积压物资18万吨，去供应人民群众的生活急需。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再次组织以港口为重点的突击抢运，突击20天，使重庆港积压物资从4万多顿降到2万多顿。
军队接手了重庆这个烂摊子，大包大办。但哪里包得了！从上一年的10月到这一年的6月，九个月来，工业生产逐月下降。前几个月，下降的比例在百分之五左右。到了五月份，下降比例接近百分之二十三。重庆是个工业城市，是个生产城市。生产逐月大幅下降，意味着什么？军队的首长们知道，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想来也会知道。



武斗消息不断传来——《骚乱的重庆》（14）
张光明

  1967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共五条，群众称之为“红五条”。
  “红五条”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等三个职务。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革筹组”）。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副政委蓝亦农任组长，副军长白斌任副组长。文件下达后，广播车反复在大街上流动宣传。造反派的大字报、小字报、传单我都看了。“八一五”、“反到底”都说中央的“红五条”是本派斗争的胜利。但我隐约地观察到，真正欢呼“红五条”的是“八一五”，“反到底”只是蜻蜓点水，应付形势而已。我自己认为，既然中央做出了决定，重庆的形势必然会从好的方面发展。
  “红五条”发布以后，大约是1967年6月初，驻军政治部的一个干事找到我家里来。将近一年以前，在重庆大学工作组期间，我们曾经短暂地共过事，所以认识。
我以为他是顺道来看我的。寒暄之后他才说，他现在跟蓝亦农副政委到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筹组刚刚组建，工作任务很重。军队干部对地方业务不够熟悉，有些事情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原来在重庆大学工作组任政委的钟池推荐了我。说我业务熟悉，刚从北京调来不久，造反派意见也不大。可以让我出来工作，所以派他来通知我。
既然军队领导认为我可以出去工作，我自然高兴。我逍遥在家，无所事事。轻闲倒是轻闲，但老是不做事情，不习惯。
去市委一号楼，面见了蓝亦农政委。然后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见办事组的负责人。办事组长说，现在各行各业都瘫痪了。革筹组急需把工业、农业、军工、交通、财贸等几个大口的业务抓起来。军队干部的长处是打仗，对地方工作比较生疏。希望我能够与他们一起工作，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他交代：在处理业务时，要站在支左部队的立场，不搞派性。任务是两个：一个是汇集各个业务部门反映上来的问题，编写成简报，提出处理意见，供首长参阅；二是对各个业务部门送来的请示报告，提出“拟办意见”，供首长批示作参考。这两件事情，与之前我在副市长身边的工作内容差不多。
当时有些人的印象是：军队倾偏向于“八一五”观点，被说成是“八一五”的后盾。我奉命造反后，曾经戴过“八一五”的袖章。因此便有人以为，军队叫我出来工作，是起用我，是“八一五”的关系。这时，市委、市人委机关中，中层以下干部全都造反了。每个部、委、办、局的人，都有“八一五”、“反到底”两种派别。我进入一号楼办公，机关“八一五”的某些人，认为本派有人进了新生红色政权，自认为将来会得到某些方便。“反到底”的某些人对此当然不服气，便对我进行攻击。说我是“黑市委”的联络员，是“余跃泽的御用文人”，是市长的“贴心豆瓣”，是混进造反队伍的“奸细”，在工作组假造反，等等。
我成了有争议的人，再在一号楼上班，势必影响军队的公正形象。我不得不退出一号楼，军队也不得不放弃我协助处理业务的企图。
办事组长找我谈话。他还没有开口，我就说，我马上就走。他说：“我和首长不是要你走，而是要你换一个地方工作。”
原来，军队在三号楼还有一批人马，专门收集整理各个支左部队报告来的社会情况。每天整理简报或专题报告送部队。他派我去与军队干部一起整理材料。从此，我基本上不回家，不与机关干部见面。
从一号楼到三号楼有内部通道。我找到一个名叫张陵秋的干部。张陵秋是另一支部队的宣传科长，人很和气，比较谦逊。知识分子共事，大多是“文人相轻”，可我俩相处得非常融洽。
在那里工作的人，除我以外都是军人。他们主要是下到各军管单位去收集情况和核实情况。他们在三号楼进进出出，人数不定。拿回的材料交给张陵秋或者陈本华。陈本华是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的干事。他们两人将材料过目之后，可以直接送走的就派人送走。需要汇总整理的才交给我。我的任务是阅读材料，汇总整理材料。没有材料整理时也接听电话汇报。一般的情况听了汇报就算了，有内容的电话必须做好记录，以便汇总。楼上楼下四间办公室有八九台电话，大都是军队拉线安装的。两部是地方原来的。军机电话基本上是支左干部打来的。地方电话基本上是造反组织和人民群众打来的。社会上发生的武斗情况都往这里打。造反组织和人民群众只知道电话号码，不知道电话的位置，还以为是在军内。张陵秋告诉我，造反派打来的电话，不要说出自己的名字。
我“隐藏”在这与世隔绝的三号楼，社会上的情况，特别是武斗发生的情况，大体上都知晓。
自从“八一五”和“反到底”在重庆石油学校使用钢钎、铁棒、匕首开了武斗先河之后，武斗就像瘟疫一样在各地蔓延。继之，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都动了家伙。主要武器是钢钎、铁棒、长矛、大刀、匕首。有的时候，前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还要遭到毒打。造反组织毫无顾忌地向解放军下手，其说辞是军队支左有偏差：说你只支持“八一五”，不支持“反到底”。或者说你只支持“反到底”，不支持“八一五”。如此一来，支左军人有时会成为打斗对象。
  6月初，西南师范学院两派武斗，全市两大派出动数千人去支援。至此，几千人、上万人的大规模械斗，就在重庆拉开序幕。其实，这已经不是通常的械斗，而是一种古代的冷兵器战争。而且是规模比较大的战争！
为了制止这种不叫战争的战争，6月底，重庆市革筹组、重庆市警备区发出联合通告。颁布了制止武斗的八条禁令。因为收效甚微，7月初再次发出通告，号召两派大联合。第二次通告发出不到一个星期，北碚红岩柴油机厂的武斗升级，动用了真枪实弹，打死8人，俘虏200多人。
为了掌握武器弹药，社会上的造反组织与国防工厂的造反组织里应外合，抢夺国防工厂车间的成品和半成品。进而发展为抢夺国防工厂的成品仓库、军事单位的后勤仓库。甚至利用军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纪律，抢夺战士手中的武器。他们抢夺的武器包括手枪、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火箭筒、高射机枪、平射炮、高射炮、大炮、舰艇、坦克，以及各种弹药。国防工厂的造反者懂技术，将抢出来的半成品进行组装，建立战地工厂。再进一步，干脆占领国防工厂。重庆是军事工业基地，谁占领了一个常规武器工厂，缴获的成品、半成品，就可以武装一个师、一个军。由此，当时生产常规武器的建设机床厂、嘉陵机器厂、江陵机器厂、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长江电工厂、空气压缩机厂和与武器有关的前卫仪表厂、红岩柴油机厂……都被造反派控制或者占领。
造反派掌握了武器，武斗进一步升级，打死人的报告越来越多。
  8月3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打死三名解放军。紧接着，一些人抢劫了在长江行驶的客货轮船。劫得百货商品300多吨，各种食品500多吨，生猪2000多头，还有大批医药用品和香烟、罐头……供武斗人员使用。一时间，重庆至武汉间的客货轮船为之断航。
望江机器厂造反组织声威为之大震，随即以本厂产品装配炮艇三艘，组成一支“舰队”。他们沿江炮轰东风造船厂、朝天门港口客运大楼、长江电工厂，打死20余人，打伤100多人，打沉船只3艘，打伤船只12艘。长江交通再次中断，朝天门码头花坛内埋葬满了武斗打死的人。
建设机床厂为争夺步枪成品库，武斗中使用重型坦克碾压对方战壕，争夺对方阵地，冲击对方工事，打死20余人，打伤100多人。
嘉陵机器厂武斗，双方五六百人上前线，数千人搞后勤。运送弹药，抢救伤员，供应食品。天空枪弹炮弹横飞，地上救护担架匍匐爬行。装甲车、坦克车随意扫射，见人就开枪，视生命为儿戏。造成几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潘家坪武斗，为毛泽东准备的一号平房也成了战场。双方战死上百人，撤退阵地时，来不及运走尸体，通通抛入两个池塘中。武斗平息后，抽干池塘的水，捞起白骨如山。
武斗之危害，除了打死人以外，对城市建筑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解放碑的美术公司大楼、交电大楼，两路口的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杨家坪的弯弯大楼……等等，等等，都在战火中被摧毁。文革武斗之经济损失，始终没有见到过统计资料。
这些武斗情况，通过下到基层去的军队干部，不断地汇集到我们这里来。经过归类、汇总、整理，然后以文字、电话，反映到有关领导那里去。



惊心动魄的八月十五——《骚乱的重庆》（15）
张光明



有一出戏曲唱词中，有“八月十五月光明”这一句。可是对我来说，1967年的8月15，却是一个十分黑暗的日子。这一天，不，从这一天的前一个夜晚开始，我和我的同事，都是在极度恐怖中度过的。
两大派形成后，重庆的市中区（现在叫渝中区），基本由“八一五”控制。“反到底”势力主要在嘉陵江对岸的江北区。但“反到底”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据点却在市中区的体育馆。为了减少磨擦，市“革筹组”和驻军，都曾建议“工总司”撤到江北去。“反到底”不仅不撤出，反而声称要跨过嘉陵江来与体育馆联成一片。
  “八一五”为了守住地盘，不让“反到底”得逞，以重兵防守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并且在嘉陵江南岸的朝天门至红岩嘴一线重兵布防。
  “反到底”早就立下誓言：八月十五打过嘉陵江，为“八一五”派“敲响丧钟”。“八一五”估计对方不是戏言，早就调兵遣将，在朝天门、千厮门、红岩洞、临江门、黄花园、大溪沟、曾家岩、嘉陵江南桥头、牛角沱、李子坝、红岩咀、羊角堡构筑工事。增强人力，集聚弹药，准备打一场守卫战。
两军对峙，各不相让。眼看大战即将爆发，“革筹组”和军队忧心如焚。驻军某军和重庆军分区，都派了好多干部去做工作。造反派双方的头头都搞两面派，口头说不打不打，但就是不肯撤防。万般无奈，只有静观其变。
  8月14日，我们三号楼的军人，大都下基层了解情况去了。晚上也没见回来。他们打回来的电话众口一词：今天晚上可能要出大事！什么大事？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明白：要发生一场大的武斗。
天黑尽了，“反到底”便从江北区的简家台、刘家台向对面江岸的大溪沟、曾家岩、黄花园打出排炮，大有进攻大溪沟之势。随后，又在香国寺、董家溪向对面江岸打出排炮，又像要进攻牛角沱。有人认为，“反到底”知道嘉陵江大桥有重兵防守，而且有解放军的守桥部队，不大可能直接进攻大桥。而有可能攻击江面较窄的大溪沟渡口和牛角沱渡口。“八一五”把武斗力量相对集中，加强防守这两个渡口。
嘉陵江对岸向“八一五”开炮时，偶尔也有炮弹飞向市委大院。张陵秋叫来两个通信兵，把楼上的电话通通搬到楼下去。我们也都搬下楼去接听电话。他说，万一炮弹落在我们房子上，打穿房顶，还要打穿楼板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相对来说，底楼安全一些。
陈本华当晚回部队有事，只有我和张陵秋守夜。
夜里12点左右，情况陡生变化：茶园、陈家馆、三钢厂一带万炮齐鳴，接连不断向曾家岩一线发起地毯式轰击。枪弹直接打到了市委大院。曾家岩一线炮轰过后，又是一轮轰击桥头及紧挨桥头的嘉陵印刷厂、第二轻工业局、六中、人民小学，以及二轻局对面的守桥部队营房（守桥的解放军可能已经撤出）。据后来见到的资料，那一夜，江北那边“反到底”向市中区打来的炮弹，就有两万多发。
我们在电话里接到报告：嘉陵印刷厂厂房着火，印刷厂里堆放的纸张着火燃烧，引燃了纸张仓库。一片熊熊大火，蔓延到了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染红了市中区和江北区的一片天。正在大家救火之际，第二轮排炮又地毯式地轰击过来。而且比第一轮炮弹更密，轰击的时间更长。这一轮炮击，死伤的人更多。
下半夜，第三轮、第四轮再次排炮轰击。枪弹已经落到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国防工业政治部、办公厅、一二三号楼，以及饭堂、职工宿舍的房顶上和院落中。
外边炮声越急，我们的电话也越急。阵阵电话铃声没有断过。都是报告武斗情况的。都是呼吁解放军前去制止武斗的。
为了减少流弹风险，张陵秋把几张篾席铺在地板上，把电话机拉到席子上来，我俩趴在席子上接电话，避免流弹从窗口飞进来伤人。电话太多了，记录也顾不得做了。几部电话同时响起来，张陵秋就把听筒取下来摆在一堆，不住的重复吼着一句话：“知道了！知道了！”
窗外不时有“嗖——嗖——”的流弹落地。张陵秋刚从越南战场回来。他参加过战争，有实战经验。他叫我把腿和身子伸进双人办公桌底下，把电话机也拉进去，匍匐着身子，趴在席子上接听电话。后来，他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通通抛出窗外，躲进另两张办公桌的洞穴里接听电话。他说，这样可以避免流弹击中玻璃伤人。
双人办公桌下那个小洞，又矮、又小、又窄。我没有经过战争场面，精神特别紧张。天气热，摇扇子的功夫都没有，汗水把衣服、裤叉全都浸透了。蜷缩在里边实在不舒服，我把电话听筒撂在一边，爬出洞来透透气。我打算步出办公室，到后花园看看炮弹到底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张陵秋飞也似的扑过来，一把把我拽住。我一个趑趄，几乎被掀倒在地。他大声训斥：“找死呀？”这老兄本来是个非常温和的人，竟然如此大的脾气，我感到震惊。我乖乖爬回桌子洞以后，他才回到他那个洞里，伸出脑袋来告诉我：从声音判断，流弹就落在门窗外边。你到花园里去，保准会打在你头上，不信明天看弹头！第二天我俩到后花园一看，果然遍地都是高射机枪的弹头。工人扫了好几畚箕，端都端不动，真吓人。
天蒙蒙亮，市委机关食堂打来电话说，他们在窗户里边看到：“反到底”的武装人员冲进了食堂二楼。赶走了住在楼上的六中学生，捣毁了他们设立的“32111”广播站。学生被赶出时，有个学生反抗，被枪毙在食堂洗碗池边，血流满地。武装人员见尸体颤抖，又补了一枪，脑浆迸裂。
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值班人员打来电话：布防在他们院子后头的“八一五川煤兵团”，被冲进大院的“反到底”打垮了。“反到底”俘获一人，枪毙在国防工业政治部门口的喷水池边。
市委办公厅大楼有群众打来电话：昨晚有上千居民到大楼底层躲避流弹。天亮时，大楼被冲进市委的“反到底”武装人员包围。躲避的群众出不了楼，回不了家。电话里还听得见小孩的哭声。
往常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张陵秋打电话通知警卫连去处理。今天打电话去，警卫连说暂时无法去处理：一是情况不明，二是上级有命令，目前的任务是对一二三号楼布防，保卫“革筹组”的安全。
昨晚回部队的陈本华回来了。他是绕道到学田湾，经市委三号门偷偷摸进来的。他说，大战之后，公共汽车全都停了。他是从大坪走路来的。虽然身着军装，还是有些胆怯。
他描述了路上的见闻：“八一五”失去了嘉陵江大桥，大队武装人员正在向两路口、大溪沟方向溃退。散兵游勇、伤员担架混杂一起，沿途拥挤不堪。上清寺周围，中山四路一带，到处都是打死的人，真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反到底”已经占领市委大院大门、二门。办公厅大楼被困的群众已经允许回家，机关大门准出不准进。大院内，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巡逻人员。“反到底”的岗哨，已经布置到了“革筹组”的一二三号楼外。他们与警卫连布防战士面对面站着，彼此距离不到一米。四目相对，虎视眈眈，相互敌视。
这时，一号楼里打来电话，要我们拔掉所有的电话线，带走所有的文件、资料、记录，以最快速度立即撤至冰糕房的警卫连。到了连队一看，除我之外还有几个地方干部。部队干部说：“你们不用怕，军队保护你们安全。”


三号楼底夹层发现了炸药包——《骚乱的重庆》（16）
张光明

在警卫连草草吃了早饭，心慌意乱地呆了大半个小时。一号楼首长来了通知，说“反到底”没有攻占“革筹组”的迹象。命令张陵秋立即带着我和陈本华回三号楼继续工作。

  反到底的说辞是：刚才之所以在一二三号楼前面布岗，是防止他们的武斗人员冲击“革筹组”办公地，是保卫“革筹组”。现在他们已经撤除了岗哨，武斗人员已经从大院内撤除到大院外面。张陵秋说，也许他们不愿背冲击红色政权的罪名吧。

  经过一二三号楼时，我发现警卫部队在每栋楼前都增加了岗哨。还在几个不同位置架起了机枪。除了原来的岗哨外，每个楼都有另外调来的军人，风尘仆仆。一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支部队，显然是刚刚赶到的。在沿着小礼堂、冰糕房、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任白戈原来的住地，这条几百米的弧形线上，一些战士抬的抬沙包，挖的挖战壕，加紧构筑工事。这显然是防止再来冲击。

  回到办公室，张陵秋、陈本华，快速把电话线接好。我把地上的席子拿起来放好。还没有开始工作，十来个“牛高马大”的人，扛着两挺重机枪，抱着几包炸药、提着手雷，背着满身的手榴弹，探头探脑地朝我们办公楼走来，还在向我们屋子里张望。我首先发现他们，心里一惊。但又马上转念：他们能够通过解放军的岗哨进来，肯定不是“反到底”的武斗人员。张陵秋也瞧见了，立马奔出去问，才知是“八一五”从火线上退下来的。之前，他们躲在任白戈院子后花园里，看见“反到底”的岗哨撤了之后才钻出来。他们想从三号楼的后围墙“借道”翻出去。围墙外边是“八一五”控制的地盘。我们也知道，“八一五”有很多武斗人员住在后面的卫生局、计委和市人委大院里。

  说明了意图，只能给以方便。陈本华告诉他们，不用翻围墙，有一道小门可以打开，让他们走出去就是了。张陵秋提醒他们，墙外情况不明，带着这些武器弹药不好。最好找地方“坚壁”起来，免得给我们惹事。对于武斗的事，军队同志很敏感，不可以过多说东道西。指给他们路径，指出了问题，我们就回办公室了。他们的武器弹药是不是“坚壁”了？“坚壁”在什么地方，谁也没去管它。

  第二天早晨，即8月16日。难得有大战之后的平静。我和张陵秋在三号楼院子里走了一个圈。这座三号楼，是市委书记李唐彬和监委书记廖苏华的住宅。他们夫妇在苏联生活多年，喜欢俄罗斯式建筑，是按照俄罗斯风格为他们建造的。一个特点是，为了防潮，大楼底座有大约一米架空。可能张陵秋好奇，他放眼往一个个空洞里瞧。左瞧右瞧，突然大惊。喊：“老张，有情况。你赶紧退到二号楼去。半个小时不准回来。如果听到爆炸声，赶紧去找领导。”我想问是什么“情况”，他一把就把我推开了。

  过了一二十分钟，张陵秋喊我了。我赶紧跑去看，妈也，两大包炸碉堡的炸药放在地上。他说这是从房子基座的空洞里取出来的。原先不知道有没有引爆装置，所以要我走开。他有经验，万一有引爆装置，能够排除。除了这两包炸药外，还有没有其他东西，需要仔细检查。他从警卫连叫来人，花了半天时间，把一二三号楼和警卫连驻地彻底进行了探查。结果，在三号楼基座下和任白戈院子里，又搜出五六包炸药，花草丛中还找出了机枪、步枪及手雷等武器。估计是头天撤退那些人抛弃的。




哭笑不得的三件痛心事——《骚乱的重庆》（20）
张光明


有三件哭笑不得的痛心事，是我“文革”中亲身经历的。
第一件是武斗人员给我家送回粮本，是发生在我家里的。第二件是抓小偷“背尸抵罚”，是我亲自遇到的。第三件是老父为儿子收尸，掩埋在垃圾堆里，是我亲眼见到的。三件事，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值得把它记录下来。
  1967年8月下旬，“反到底”攻过嘉陵江大桥，占领了上清寺至两路口一带不久。武斗稍有平息，社会局面渐渐稳定。行人可以在街上通行，车辆可以上主干道运送货物了。粮店、肉店、副食品店已经开始供应定量物品。百货商店、餐厅也慢慢营业了。武斗人员为了安定占领区的民心，做了一些“便民”、“保民”的事情。尽管方式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从实际效果来讲，的确对老百姓有好处。例如，社会混乱，小偷横行。武装人员便在晚上10点到次晨7点实行“宵禁”。“宵禁”开始，派几队武装上主干道，从两路口到嘉陵江南桥头，朝天放几阵排枪。驱散街上行人，再定时巡逻。小偷怕死，就不敢进这个区域作案了。访得家有孤寡老人、病人，武装人员还要与商店联手，为你把米、菜、煤送到家里来，再把钱和票送还商店去。肉店、米店、煤店门前有武装人员站岗，不许插轮子（北方叫加塞）。卖肉必须一视同仁，搭配合理。否则，武装人员要干预。走失了小孩，丢失了东西，武装人员拣到了，会给你送回……。
我家住在“占领”区。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想回去看看。为了防备万一，军代表张陵秋护送我。我们通过了上清寺、轻工局、机械局几个筑有暗堡的武装阵地。他一直把我送到楼下，看着我上了楼，再转身回去。说实在的，当你通过黑咕隆咚的暗堡，面对指向你的枪口时，心里确实害怕。但只要不是畏首畏尾，探头探脑，暗堡里也不会对你开枪。那时有人传诵着这样的经验：“大大方方走路，保证不会惹祸。躲躲闪闪走路，枪子儿就难躲过。”
回到家，家里告诉我一件奇事：前两天，武斗人员给我家送还粮本。当时以为是来抓我的，满院子都吓了一跳。
粮本是每个家庭吃粮的户口。你家几口人，每个人该吃那一个等级，全家的定量总数。每个月领取粮票的记录，每一次买粮食的记载，都在这个本本上。这可是一家人生活的命根子！可是，我家里人去买粮时，不小心把丢了粮本还不知道。
前天中午，两个背枪的武斗人员找到我们院子里来，在楼层大喊：“这里住的有没有个叫张光明的，人在不在？”没有人敢应声。武斗人员又喊：“张光明在不在，出来一下。”还是没有人敢应声。邻居没人敢吱声，我的家属更是不敢露面。
我们这一层楼，住着市委、市人委的六家人。熟人熟识的，平时比较友好。可“文革”开始后，六家人中，有几家赞同“八一五”，有几家赞同“反到底”。我和部队的人在一起工作，一般认为军队支持“八一五”，因而大家把我看成“八一五”观点。武装人员在喊第三次时，持“反到底”观点的以为是来抓我，便有人伸出头来向我家方向噜嘴（这在当时叫做“点水”）。武装人员便走到我家门前，一句接一句的问：“你们家丢东西没有？”“家里有人没有？”“这个粮本是不是你们家的？”接连问了两次，我家里听说是丢了粮本，才战战兢兢站出来。接过来一看，可不，真的是我家的，马上点头说是。武装人员见找到了失主，训诫说：“今后要把东西捡好，不要弄丢了。这东西幸好是我们‘反到底’捡到，亲自给你们送回来。要是‘八一五’捡到，一下给你甩了，你们喝西北风去！”而后，面对着全楼的门户高声宣传：“你们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反到底’爱护人民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坚决保护本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
说实在的，他们也确实能够做到“不拿一针一线”这一点。武斗严重时，我们那一个单元的人跑光了。他们为了控制住制高点，曾经侵占过我楼上临街的两套房。主人不在，只好破门而入。把机枪架在当街的阳台上。武斗撤出时，破坏的门主动修复了，住户的东西一件未丢。武斗人员还给住户写了条子，放了钱，表示歉意。这显然是学红军，学八路！
有人说这是收买民心。可是我认为，不管他出自什么目的，不骚扰老百姓总是好事。
小偷“背尸抵罚”的事是这样的：在“反到底”攻占嘉陵江大桥以后，不久，在上清寺向阳电影院附近被冷枪打死一个人。死者是过路的，身份不明，无人认领尸体。胆子大的群众把尸体拖到转盘花园内，抛在乱坟堆中摆起。8月间的天气，一两天后尸体就臭不可闻。当地百姓来到“革筹组”来反映，要求政府处理。那个年月，随时都有被冷枪打死的危险，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两天中，群众来反映几次了，中山四路一带的住户，上午下午都来。我想找打扫战场的部队派人去处理一下。没有得到同意。因为人不是在武斗战场上被打死的。如果冷枪打死的人都要派军队，不就成“收尸队”了？有人说叫俞英去处理，因为他处理喷水池那个尸体干净利落。可是，万一他被冷枪打了又怎么办？
我把我们的难处如实告诉来反映的群众。有一个群众说，你们新生红色政权都这么难，我们就只好自己处理了。不过有言在先，只要能把尸体弄走，用什么办法你们就别管我们。如果同意，我们就再不来麻烦你们。我问：“你们打算用什么办法？总得告诉我们一声。只要不是煮了吃掉。我们可以不管你们。”他说：“这你就别问了。我们处理以后，还是要来告诉你们一声的。免得日后苦主寻来，政府也有个交待。”我说好吧。
第二天上午，群众来汇报了。他们说，“反到底”防区“宵禁”后，“宵禁”范围以外的中山四路、人民路、学田湾、曾家岩一带小偷就多起来了。当天他们回去与群众串连了一下，大家夜里注意抓小偷。抓住小偷之后，不打不骂，只要他把尸体背走就放了他。
果然，天不亮在田坝子附近抓住一个人。群众拿给他床单、席子，叫他去包裹死尸。怕小偷跑了，人们用绳索捆住小偷的腰杆，系根绳子在背后把他牵住，提两根棒子把他镇住。小偷把尸体包裹好了，命令他扛到嘉陵江大桥中间，把尸体抛到江中，然后就把小偷放了。
这桩事既不合符政策，又不合符人道。不过是在政府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群众自发处置非常事件时发生的，你能够挑剔？
父亲为儿子收尸的事比这要晚一些时间。我们住家的街对面，有个小小的合作商店。这种合作商店，属于集体管理，分散经营。商店就是这个经营户的住家。
有一天早晨，上清寺方向发生武斗。枪声非常激烈。经营户的儿子不懂事，跑去看热闹，老板没有阻拦住。从杂货铺到现场不过一公里，一会儿就到了。没有多久，同他一道去看热闹的同伴回来报信：儿子被冷枪打死了！
老板想找人去抬尸体，哪里找得到人？干着急。武斗停息以后，老板和他的老伴拉着自家的板车，去将儿子的尸体拉了回来。店铺太小，屋子里摆不下，用张单子把尸体一盖，将就板车摆放在沿街路边。老两口哭的死去活来。
尸体怎么处置？弄到火葬场去吧，武斗期间，火葬场联系不上。石油路一带有武斗，运尸车也过不来。就地掩埋吧，房前屋后都是水泥地，刨不了坑。气温太高，尸体放久了会腐败。不得已，老两口就在附近的文化宫围墙外，寻到一座垃圾山。夜深人静时，悄悄把儿子弄到那里，裹着一床被子，掩藏在垃圾堆里了。
过了几年，杂货铺撤除盖新房了。老两口不知去向了。但我注意到，那座掩藏尸体的垃圾山仍然存在。又过了一些年，垃圾山清除了，盖起了“养花溪”停车库，是副市长甘宇平题的匾额。不知道人们在清除垃圾山时，是否发现过尸骨。杂货铺老板肯定已经作古了。现在而今眼目下，只有我这个旁观者，还记得那桩辛酸事！



带贵州客人看武斗战场 ——《骚乱的重庆》（19）
张光明


  1968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重庆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蓝亦农任革委会主任，鲁大东、白斌、岳林、唐兴盛、黄廉、袁金梁、李木森、熊代富任副主任。还有若干常委。这是重庆市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才是正式的“新生的红色政权”。
在“革委会”的9个正副主任中，军队领导干部是蓝亦农、白斌、唐兴盛，地方领导干部是鲁大东、岳林，其余4人是造反派领袖。造反派领袖中，属于“八一五”和“反到底”的各有两人。“八一五”的是工人袁金梁，学生熊代富。“反到底”的黄廉和李木森,都是基层干部或工人。若干个常委中，也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两派造反领袖。“革委会”这个班子，说起来是“军干群”、“老中青”的“三结合”，实际上是各种力量的大凑合，是一锅煮的大杂烩。因为是凑合起来的大杂烩，就很难体现整体观念，无法做到“一盘棋”。无论是军队领导或者地方领导，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把班子统率起来。到头来是地方干部拼命抓工作，造反领袖拼命搞派性，军队干部拼命和稀泥。因为涉及到造反派权力的分配，一些人没有达到目的，以至派性越来越重，武斗大大升级。
两派的人在“革委会”开会，对于讨论大联合，对于研究制止武斗，对于抓革命促生产，同坐在一张会议桌上，嘴里讲的都是大道理，心里却打着小算盘。“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不是形容词语，而是写照事实。我们做秘书工作的人，经常都能看到这样阳奉阴违的情况：一个头头在会上高谈阔论制止武斗，另一个头头则溜到会外用暗语打电话布置武斗。
有时决定问题，中央的文件读了，贯彻执行的道理讲了，但就是通不过。“八一五”同意的，“反到底”肯定反对。“反到底”同意的，“八一五”肯定反对。无论那一派“打翘牌”，都做不出决定来。特别是来自农村公社那个农民常委，在议决问题时，常常代表本派“投”反对票。他反对的事情，不讲任何理由，不做任何解释，任凭军队首长、地方领导说干了口水，磨破了唇舌，到头来他把脑袋往沙发上一靠，再左右摇晃一下，“拖声懒气”冒出一句话：“不得行喽！”
  “革委会”处理事情要集体决定。“文革”期间决定重大事情，不能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非常时期的普遍原则。人家是“常委”。“常委”的一句“不得行”，不占半斤也有四两，你首长又能怎样！
后来发现，这个不讲道理，也讲不出道理的农民总是捣蛋，并不是他本人，而是本派实行的一种策略。因为，干部、学生有文化，你尽管是造反派，但你总得讲点道理。你不同意的事情，得说出理由来。会上通不过的事情，会后找你个别交谈，你不能一点油盐都不进。而这些，农民就不同了。
武斗规模最大、危害最大、死人最多、逃亡人数最多的，是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春夏秋三季。那时候，重庆的百姓为了躲避武斗，不少人逃到成都、贵阳、西安、郑州、武汉当“难民”。有亲朋好友的投靠亲友，没有亲友投靠的就找当地革委会。当地革委会把“难民”们安排在一些寺庙、公园、学校里，还要拨款解决吃饭问题。各地承受不了，反映到了中央。中央要求各地组织专列、专船，给重庆把“难民”送回来。
武汉派出几条专船，给重庆拉“难民”回来。管你接收不接收，船到朝天门码头就强制人们下船。人下完了，轮船调头就跑。有时专船进不了朝天门码头，就在唐家沱、木洞、寸滩等地港口驱赶“难民”上岸。
西安组织几趟专列给重庆送“难民”。“难民”像插笋子一样挤在闷罐车里，一个也不准中途下车。列车能够拉到重庆就在重庆下人。在四川境内遇到武斗时，那里能停车就把“难民”甩在那里。反正人是你四川的，送过秦岭就作数。
成都是拉一车人来拉一车人回去，彼此彼此。成都同时拉来属于涪陵、万县一带的“难民”，下车以后，他们愿意到那就到那。成都不交代，重庆不接人，大家都没有责任。
贵阳还不错，每个星期来一趟专列，基本上是客车运送。或者一半客车，一半闷罐车。妇女、儿童、病人坐客车，男人蹲闷罐车。并且，每趟车都有革委会的干部护送。送到以后，要与重庆革委会办交接手续。这是“西南春雷”的负责精神。
贵阳来的最后一次“难民”列车，由贵州省革委会一个常委护送。交接清楚之后，“市革委”一位常委请他们吃饭，我和筹建办公室的人参加。饭后，贵州常委要求看一看重庆武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像“难民”们所说的那么可怕。首长派我领贵州客人去市内刚刚结束武斗的现场参观。
我和他们六七个人，乘一辆解放牌卡车前往。为了防止被人打冷枪，车头、车尾都挂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市革委工作车”。左右两边也挂两块牌子，上面写着“贵州省革委客人参观车”。因为贵州省革委主任李再含，是中央文革支持的。我想打他的旗号“避邪”。
我们先到人民路，看坦克在地上压的履带痕，和高炮打在门柱上的弹痕。他们相信真的是出动了坦克和动用了高炮。然后到解放碑，看烧毁了的交电大楼和美术公司大楼。到朝天门，看被炮弹打烂的港口大楼，看港口花园里掩埋的尸体。折转来到嘉陵江桥头，看烧毁了的嘉陵印刷厂、二轻局大楼，和桥头花圃、上清寺转盘花园里掩埋的一个个尸体。再到两路口，看弹痕累累的宽银幕电影院。告诉他们，这就是打死打伤驻军处长的地方。
车到大坪，景况更不同了：所有的商店没有一家开门营业。很多人家的玻璃窗户都被枪弹打破。窗户都贴有“米”字形纸条。有的还用棉被挂在里边。再往杨家坪方向走，电车线被全部打坏，东一截西一截掉在地上。电线杆光秃秃立着，有些则东倒西歪摆在路边。沿途两边的房屋，断壁残垣，弹痕累累。没有垮下来的砖墙，弹洞犹如筛孔。大火烧过的废墟处处都是。街上看不见一个行人，能够见到的是街巷和花坛里掩埋的尸体。个别尸体的腿、手、鞋，还露在泥土外边。毛泽东在一首词中有“弹洞前村壁”，“装点此江山，今朝更好看”的句子。可我们现在看到的弹洞，不是更好看，而是凄惨！
武斗特别严重的建设机床厂，在弯弯大楼里，可以看见窗口处趴着尚未处理的尸体，有的脑袋趴在窗口上，有的尸体，头、手还在机枪架上。街道两边，花木被全部拔除，泥土全部挖出来。种花木的深沟被辟为战壕。战壕上面堆起一排排的沙袋。我们下车走走，常常踏着腐臭的血迹。走近战壕探看，壕沟里的弹药，一箱一箱摆着。有的打开了，有的还没有打开过。一麻袋一麻袋的干粮，一桶一桶的饮水，一堆一堆的垃圾，一滩一滩的血液，一堆一堆的大便……，都撂在那里。在一条战壕的拐角处，有赤条条的几具女尸。有的平躺着，有的仰卧着，面部都呈惊恐状。有的身上还有弹孔，血从弹孔流出的痕迹还未干透。
在建设机床厂大门口，在谢家湾餐厅前后，一个个的小坟包次第摆着。这些死者，显然是本派未能运走的尸体。撤退时间仓促，简单掩埋一下就草草了事。看得出来，他们就地铲开松土，浅浅刨一个坑，放进尸体，铲几铲土撂在身上就跑了。有的掩埋了一半土，有的根本就没有掩，有的流血都还没有干。在一颗小树下，一具女尸侧卧在那里，旁边一个小男孩的尸体。都是枪打死的。
我们到了杨家坪转盘。诺大一个转盘花坛，全都掩埋了死人。贵州同志数了数，90多个坟包。有的坟包还不是一个人，因为有三条腿露出的坟包，显然是两个人了。从大坪至杨家坪，约有五公里，我们沿途看了大约两个小时。所到之处，没有见到过一个群众。上千家店铺，没有一家开门营业。方圆几公里的老百姓，基本上都逃跑避难去了。这是一个刚刚结束的战场，解放军安排今天晚上派战士来打扫战场。估计要两三天后才会有人回来。商店开门营业，居民恢复正常生活，估计得十天半月以后。
看到这些情况，贵州的同志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残酷的武斗场面。即使是淮海战役、贵州剿匪，也没有这样恐怖，这样残酷，这样没有人性。他认为，在这样一种恐怖环境下，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里，老百姓当然要逃走。人是顾惜生命的，求生的欲望是自然的，重庆大量人员外逃，不是故意制造的假象。要控制人员外逃，“市革委”和驻军恐怕也无能为力。他表示，回贵阳要如实向李再含汇报。
我立刻感觉到，他的话意味深长：他作为贵州的客人，看了重庆武斗情况，要回去向贵州省的领导汇报，这意味着什么？他是不是负有收集重庆武斗情况的特殊使命？因为李再含是中央文革看重的人物。李再含站出来掌权时，《人民日报》就发表过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也许他是中央文革收集重庆武斗情况的另一条渠道？
我这样一想，干脆再带他去看几个地方。我叫车子开到附近的242部队，让他看军事院校发生武斗的情况；开到潘家坪，让他看准备给毛主席住的一号平房被破坏的情况；开到重庆医学院、石桥铺、沙坪坝、江北区等发生过武斗的地方都看了看，使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回到招待所，正好有人来报告：近日，隆昌县石燕桥发生武斗，武斗人员抢劫了重庆运往越南，支援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军用物资。周总理定为政治事件，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命令全部追回，否则将以反革命事件论处。我把这一情况也告诉了他们。
原本还安排有请吃晚饭的节目。因为回来晚了，他们要上火车，我将就参观的卡车，把他们拉到菜园坝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