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文革中造反组织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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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造反组织的兴衰

一开始的时候，从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红卫兵”，这基本上是官办的，他们的背后有“文革小组”做靠山，他们斗争的对象、斗争的范围、斗争的策略都是由“上面的人”制定的、掌握的，康生和他的老婆、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就是这样的人。不然，刘少奇贵为国家之尊，这样的人物没有要紧的实权派授意，没有决策人物的首肯，红卫兵岂敢抓他、斗他？
安徽省于1966年8月27日发生了以合肥工业大学红卫兵为主体的夺权事件，于是就诞生了“8.27革命造反司令总部”这样的组织（本人在农校加入的“8.27革命造反兵团”是其下属分支）。

这样的组织同样也有暗箱操作。一夕之间，把省委砸烂，抓了省委书记与省长，把他们关到铁笼子里。如果没有来自中央的后台支持，谁有这大的胆量？

类似以上的造反组织是最有实力、最为吃得开的文革势力，大多数都有数千成员。

1966年岁末到1967年春，上海夺权与“上海公社”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各地大、中城市千百人一级的造反派组织纷纷鼎立。民间开始有自发的、没有与上面挂钩的小型造反组织。与此同时，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都开始成立自己的组织，“红工兵”、“红农兵”、“红商兵”等等应运而生，连照相的、剃头的、摆小摊的都有了“司令部”、“战斗队”，不一而足。

在我们淮南市，较大的造反组织有“红总”、“红司”、“红工兵”、“淮南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市贫司”）等等、等等。残废的退伍兵张家祥，成立了“23省红卫军”，自封总司令。中央没有丧失警惕，说过不允许成立跨省组织，因此被宣布取缔。有人还成立了“红色恐怖大军”，因为这名字太露骨，没过多久也遭取缔。以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学校、机关、社会团体为主体，几百人、几十人，甚至只有几个人的“司令部”、“战斗队”比比皆是。一次全市造反派组织大游行，有一个叫李庆云的人，打了一杆“太阳升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旗帜下一个兵都没有，成为市民的一桩笑谈,说他是十足“光杆司令”。

在基层群众之中成立造反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领头人必须有威信。
二.领头人必须有个人势力。
三.领头人必须能耐高强。
四.领头人必须平时人缘好，朋友多，受拥戴，能够一呼百应。

当然，还得出身好，有一定身份，没有政治污点和人格污点。人格低下，行为不端，被人瞧不起，或者坑蒙拐骗，弄虚作假，说大话，吹牛皮，被人不信任，那是绝对没有人投靠麾下的。
李庆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拉拢了几个十多岁的顽童做部下，出去帖大字报，帮他往墙上刷浆糊，有人当场嘲笑他是“儿童团长”。

造反组织一开始主要就是收拾、折磨本地区、本单位的“走资派”，贴他们的大字报，搞“血泪控诉”，开批斗会。

1967年春、夏之季，全国的造反组织开始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淮南市受到影响，全市造反派分成了“支持派”、“炮轰派”两个阵营。市里实行军事管制，行政之事一出，“支持派”一概表示支持，“炮轰派”则坚决反对，弄得市无宁日，无所适从。“支持派”与“炮轰派”开始是用大字报相互攻讦、谩骂、侮辱，继而，寻找目标揍人，逮住就打。拳脚相加不解恨，用棍棒、用大刀长矛。军队暗中介入以后，造反派们突然有了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

造反组织自此升级为武斗组织，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有“市贫司”、“十四兵团”、“115司令部”、“猴子兵”、“飞虎队”等等、等等。张家祥也乘机再起，仍然自封司令，杀人放火。

机关、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食堂、影剧院、街市要道口尽被武斗组织占据，拉上铁丝网，筑上沙包，架上机关枪，放上武装岗哨。大家开始杀人。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一家食堂吃饭，后一桌坐了一个武斗组织的头目，被人认出，叫来敌对一方，几个家伙进了大厅就开枪，子弹从我耳边飞过，打得那个武斗组织的头目血肉飞溅。整个一个武斗的季节，淮南市发生了“火烧猴子兵”、“血战九龙岗”、“火烧高皇寺”、“炮击八公山影剧院”等等大型武斗，伤者众多，死者惨烈。

除“火烧高皇寺”之外，其他武斗我都与同学去了。我们年龄尚小，只是手拄长枪充个数，站的远远的看热闹，看年龄稍大一些的同伙们怎样冲锋陷阵，怎样杀人，或是悲壮地被敌方打死。

确实闹的太不像话了。是年秋天，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了禁止武斗的通知，继而解散组织，命令大家缴枪。过了一阵子，开始秘密逮捕杀过人的头头，张家祥首屈一个。又过了一阵子，杀过人的头头们被判处了死刑，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枪毙。

到了1968年初，造反组织(包括"红卫兵")再无踪迹。但是，仍有一些当时没有过足瘾的蠢货常常说：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李庆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胆尝试自己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结果输掉了吃饭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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