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访“X”社张鹤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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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社、“Ｘ”诗社或“Ｘ”反动集团－－每一个稍知中国当代思想史或地下文学史的读者便不难记起它的名字，因为它是六十年代初北京大中学校中极少数的异端沙龙，还因为郭沫若之子郭世英是沙龙主要成员，在文革中因此罹难，更因为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都对“Ｘ”社一案有过讲话和批示。
时过境迁，“Ｘ”社已经被作为文革前异端思潮的先驱挖掘出来，有关它的记载和回忆，在网上流传的，竟也有数十篇之多。而当年激扬文字的“Ｘ”社少年，几经牢狱之灾后，有的已经作古，幸存者也年逾花甲，却从没有一篇认真的回忆和访谈问世。这实在是极大的遗憾。
两年前我应邀去澳洲参加有关文革的学术讨论会，经在墨尔本莫纳希大学东亚系任教的好友孙万国教授介绍，出人意外地会晤了现已经定居那里的原“Ｘ”社的主要组织者张鹤慈先生。不久，我在美国远东研究图书馆查到了一份一九六三年中共公安部关于“‘Ｘ’反动集团”的绝密文件，便又把它寄给了张鹤慈先生。这份当年“Ｘ”社成员都从来没有见过的文件，勾起他们对已经淡忘了的往事的强烈回忆。以下便是我与张鹤慈先生多次面谈、通讯中关于“Ｘ”社的访谈记录。

⊙中共官方版－－公安部绝密文件中的“Ｘ”社

这份中共公安部绝密文件原名“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其中第一例便是“‘Ｘ’反动集团”。文件颁发于一九六三年九月，编号为００７８９。为了使读者了解中共公安机关眼中的“Ｘ”反动集团，作为理解下面访谈的历史背景，我在此全文照录这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Ｘ”反动集团
“Ｘ”反动集团是由反革命分子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和孙经武（军队后勤部门某部负责人的儿子）等组织起来的。参加的还有郭世英和叶蓉青。他们原是北京一Ｏ一中学的同学，后来分别升入北京大学、北京第二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一九六一年底以来，他们就经常聚会、通信、传阅反动书籍、偷听反动广播、交流反动观点。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他们共同研究决定，秘密办一个“Ｘ”杂志，从此“Ｘ”集团就形成了。－九六三年五月“Ｘ”集团被查获后，他们交代，组织“Ｘ”集团是为了“要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发泄不满，扩大影响”，“追求绝对真理”。孙经武还说，Ｘ是俄文“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他们了扩大反动组织，还拉拢过十九名落后青牟，其中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六名，一般干部子女六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三名，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四名。
这个反动小集团进行了下面这些活动：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他们在张鹤慈家里共同研究，向缅甸或香港逃跑，确定在暑假期间行动。五月七日，又第二次密谋逃跑，确定先到杭州，然后同去广东，伺机逃往香港。孙经武曾表示，“出国是为了推翻共产党”。
“Ｘ”杂志创立前后，他们写了很多反动文章和书信。据已经查到的就有文章二十五篇，信件九十四封，内容十分反动。主要是：
反对共产党。张鹤慈说：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阻碍”。孙经武说：“中国共产党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它既然是建立在骗局上，骗局揭穿，就会结束这一切”
反对社会主义。张鹤慈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法西斯本质一样”。孙经武说：“中国言论、出版不自由，看书、听广播都不自由”。郭世英说：“我们的理想从来没有符合过现实……我只能向社会大叫，你们看看。这是你们的产物”。”
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张鹤慈说：思想改造是“对有思想、有性格的青年的压抑”。张经武说：“大跃进与人性要求绝然违背，充满了野蛮的悲剧”。又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表现了十分冥顽不化”。
反对马列主义，赞扬修正主义。张鹤慈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辩钲法是胡说八道”；“战争是两支军队、两个国家的集体自杀”。孙经武说：“对于马列主义我已找到了一切反对的理由，修正它甚至推翻它，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甚至是新时代的历史要求”；“中国只有两个出路，或者被消灭，或者走赫鲁晓夫的道路”。
说父母的革命信仰不能当“传家宝”。孙经武在写的文章中，对自己的父母极尽丑化和卑视，咒骂他的父亲是：“植物性的生命”，“头脑是一个虚伪的实体”，“理想只是两三个空洞的教条”，说父母的信仰没有分毫价值，不能当作“传家宝”。
张鹤慈从小受张东荪、和他父亲张宗炳这两个美国间谍的教育，影响很深。张东荪经常教育他：“看什么问题都要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什么主义都应该看看，马列主义太肤浅，和别的主义比起来，象水和酒一样，什么味道也没有了”；“现代西方的学术流派大有道理”等等。还给他讲述“人民资本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反动哲学。张鹤慈读了许多唯心主义哲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其它反动书刊。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什么都不好，西方“文明、自由”，什么都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是“政治宣传”。
孙经武在一九五九年和张接近以后，思想就逐渐反动。张鹤慈曾经对这个集团的成员散布了许多反动的思想观点。
张鹤慈首先向他们推荐的是十九世纪的西方古典小说，他们被里面的“个人英雄主义、个人抱负、人性论”所“深深地打动”。随后，张又向他们介绍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和《通向奴役的道路》、《资本家宣言》等反动书籍，使他们认为：“人是利己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两种形式”。他们还在一起看了一些修正主义的书刊，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爱伦堡文集》、《山外青山天外天》等。
张、孙经常收听美国、台湾和修正主义的广播，并向郭、叶等传播。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广播、报刊是“灌输信仰”的“政治宣传”，不合他们的口胃，反动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报导客观”，跟他们的观点一致，美国人“百分之八十有汽车，百分之四十有电冰箱”，美国经济在发展，证明“帝国主义制度是进步的”；美国大学生可以和主要官员辩论政治问题，说明美国有“民主、自由”；美国有各种艺术流派，是“学术自由，重视天才”。
孙经武交代，他从小的生活条件就很好，要什么家里给什么。在中学手表就换过几次。在部队当兵锻炼不到－年，家里去看过几次，有时还带着高级点心、糖果。他从小就有浓厚的优越感，总想作个大人物。
对这个反动集团的成员，现在已经分别作了处理。张鹤慈、孙经武二人已被送去劳动教养。

⊙“Ｘ”社：一群探索中的热血青年

围绕着这一官方的描述，我随张鹤慈重返历史的风风雨雨，谈了如下的一些问题。
问：从中共的绝密文件来看，你们“Ｘ”的起名似乎与赫鲁晓夫有关。不知道这是否事实？如不是，请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们当时成立这一组织初衷？
答：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左右，在北京大学中关园１５３号我家后门的一片苗圃中，Ｘ社成立。这个日期公安部没有搞错。我、张经武、郭世英和叶蓉青四人姓名都对。但我们为共同发起人，而不是我和张经武是组织者，郭和叶是被发展对象。当时我们商定的不过是办一个名为“Ｘ”的杂志，发表我们读书的体会和文学创作。大家用活页纸写好文章后集中在我处装订成册而已。孙经武虽然想过正式印刷出版，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实践。因而说Ｘ社是一个集团，实在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完全是“君子群而不党”。
“Ｘ”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五月被捕后曾是审讯的重点。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Ｘ是数学中的常用符号，表示未知数。我们用这来表示怀疑。另外，Ｘ又可以看作是一个叉字，我们用来表示否定。Ｘ还可以看作是一个十字路口，表示探索。再有，便是４只伸出来又握在一起的手。在中共大力提倡“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当时，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怀疑、否定和探索，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但审讯人员仍不满足，在７月中旬又追问了两天。我仍然照事实回答。我们都看过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他的非斯大林化和和平共处都非常肯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出了一切为了“人”，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主义和人民。但是Ｘ的起名和他没有关系。可在当时，这条“莫须有”的罪名可成了逮捕我们的主要原因。
“Ｘ”杂志从２月１２日成立到５月１８日被捕共出了３期。上面发表的是我们的纯文艺的创作，主要是诗，是我们对当时流行的党文艺的不满，想闯出一条真正的文学创作的路来。在公安局抓我们之前，我们烧了许多其他材料，但这３期刊物决定留下了。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纯文艺的东西。我们这么做无非是不想虚度青春年华，做一些有益的事。
问：“Ｘ”是否你们的第一本手抄本杂志？
答：其实我们在Ｘ之前就做过各种自由文学组织和出版物的尝试，如高三时我和郭世英想一起搞一个剧团，为此找来了几个戏剧学院的学生，但是我们谈不拢，因为我们喜欢的易卜生、萧伯纳，他们只听说过其名而没有看过著作，至于奥尼尔，梅特克林等，更是从来没有听说，我们只得作罢。我在高中时还办过一个离经叛道的墙报《风》，它和传统的墙报不一样，任何人可以不经过我这个编辑，把他们的文章贴上去，很象文革中流行的大字报、小字报。《风》主要有杂文、漫画、知识介绍、古画欣赏等等栏目，最后一期漫画是三张系列，一张是“微分”，另一张是“积分”，还有一张是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社会主义。校领导很快发现《风》的风向不对，就把它停刊了。
问：你提到你们在被捕前烧了不少东西，那是些什么？
答：主要是通讯，如孙经武到部队后我和他的通信，那里都包含着我们对中国社会思考的一些真实的思想。在公安部的绝密文件中指出我们间的通信共有９４封，那是他们对我们实行秘密邮检的拷贝件，原件都被我们销毁了。
问：公安部的文件提到你们４个成员，你是否能对你们的组织成员情况作一介绍？
答：我们当时都是北京１０１中的学生，这所中学当时高干、高知子弟云集。我被公安部文件排在第一位，当然是主要成员。文件中提到我的祖父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原为北大教授，目前海内外都对他有非常正面的重评，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早引入西方现代文明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和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公安部文件给我加了“张东荪的孙子”这个定语，其潜台词是十分明显的。其实祖父无论做文做人，都非常民主，从不因为我是小辈而教训我，他很少给我一个答案而只是引出问题进行讨论，有一次，我和郭世英比较毛泽东和斯大林，发现斯大林对政敌全部处死而毛不同，当时我们认为一是为毛对自己的统治有更多的自信，二是许多被整的人，如胡风，对毛不构成威胁。第二天我们发现这两条自相矛盾：一个自信的人怎么会想到整肃对他根本没有威胁的人呢？后来和祖父谈到此点，他告诉我说：世界各国惯例不同，审讯纳粹，杀那些元帅部长等对战争负责的人，当兵的没事；而中国却只杀小兵，大的养起来，如军统，底下沾边的在镇反时基本杀光，而沈醉等头头却养起来了。对毛泽东，祖父有一次讲到毛与尼赫鲁的谈话，毛对尼说：他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有４亿人，死了２亿，还剩下２亿。这些都影响我对毛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毛泽东的罪行是他的理论问题，他根本不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而是一个冷血流氓。我对祖父的文章知之不多，如佛罗伊德，我当时也并不知道是他最早引入中国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有一次在旧《观察》上看到祖父的〈论思想自由〉，我把它带到学校给孙经武看过。我在思想上受祖父影响是有的。
我父亲张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解放后一直不受信任，历次政治运动受冲击。但就是这样一个完全西化的知识分子，也被中共洗脑，１９６３年我被捕前，竟然每天晚上把我叫到床前进行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都被洗脑，只是因人的道德而异，好的只是自我忏悔，坏的则为虎作伥。说他是美国间谍、对我的离经叛道“有影响”纯属无稽之谈。
孙经武的父亲孙仪之是解放军卫生部部长，长征干部，将军。他作为中共的将门之后走上反叛之路更不容易，他从高中起就老捧着黑格尔的《小逻辑》，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在自己的头脑中建立起一个小宇宙，来和真正的宇宙抗衡。”中学三年，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下了晚自习，常在园明园里散步聊天。如同那个公安部文件中所说：“孙经武在一九五九年和张接近以后，思想就逐渐反动”。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之子。但“Ｘ”社成员对郭沫若，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是否定的，郭世英本人也是如此态度，只是矛盾地说：“他是我的父亲。”现在外面流传的有关Ｘ社的文章，都把Ｘ社说成是郭世英组织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小组，在研究西方哲学时出了轨，那是完全不对的。Ｘ社事发时，我们都已经从１０１中毕业，郭世英在北大哲学系，叶蓉青在北京第二医学院，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孙经武已在部队。因为离经叛道，我在中学时就是“小右派”，曾被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有个马克思，有个恩格斯，还有个张克思”。郭世英当时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但他对我的评价却很高。他当时的思想并不反动，但也不正统，如他有一个奇怪的理论，认为因为中国穷，落后，中共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牺牲少数优秀人的利益，就象草地上不允许长树一样。对中共的草皮政策，我俩的看法一致，即中共把亿万人都变成小草，只能分配到固定的阳光和雨露。但对这一政策的好坏，我们看法不同，他认为是为了草皮（群众），我认为是为了园艺者（中共）的集权统治。尽管如此，他仍然支持我和孙经武出国。当时没有“出国留学”一说，任何自己想到外面世界去看看的人，一概被公安机关视为“叛国投敌”。没过多久，郭世英对现行制度便越来越否定了，但仍很温和，套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叫“体制内的反对派”。
叶蓉青加入Ｘ社，和她是孙经武的女朋友有关。她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又是上海来的。高中时便一直被视为“情调不对味”，品行竟一直被重视阶级斗争的校方评为“中”，对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子，这简直是个污辱。如果说孙经武和我是主动挑战社会，那么叶是被社会抛弃后走向“反动”。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８日我们四人被抓后，公安人员对叶、孙关系采用挑拨离间的伎俩，他们告诉叶：孙经武还有另外的女朋友，而且关系异常。我想当时叶一定非常恼火。这是中共整人的惯技，先把人搞臭，这样使揭发批判者减轻了良心上的负担。
问：在公安部文件上，还说你们“拉拢过十九名落后青牟，其中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六名，一般干部子女六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三名，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四名”。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被公安部搞出来的，事实上可以肯定的人不会有一半。说到干部子弟，应当有金捷，她是当时中南局书记金明的女儿。现在有的文章把她的名字搞错了，还误说她去了香港（如筱白的〈Ｘ社与郭世英之死〉，载《民主中国》１９９５年５月）。她比我们都大，在郭世英和我看来很漂亮，郭世英曾为她要自杀，这也是后来惊动中央，抓我们的导火索。在抓我们之前，公安部找了她和叶蓉青了解情况，并不让她们告诉我们，但她们都马上向我们通风报信。高干子女中还应当有丁映秋，也是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位高干的女儿，她后来成为郭世英的未婚妻。右派子女中我想应当有刘忆燕，她是我大学同学，父母都是右派。她思想很单纯，认为我看《资本家宣言》是好奇。另一个反革命子女应是曹天予，他是郭世英的北大同学，他父亲死在中共狱中，自己也进过公安局。

⊙“Ｘ”：对现行制度的怀疑和否定

问：在公安部文件中，罗列你们的“反动小集团活动”有“密谋逃跑”，“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和“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等几条，这些是否属实？
答：我看了公安部文件后，觉得在“罪行”方面还是留情的，语气还是温和的。这可能和周恩来插手，为了郭沫若的面子保郭世英有关。例如，在“反对共产党”这一条中，就没有列出我们直接攻击毛泽东的言论。有一次我们在孙经武家里找到一把女式手枪，有八颗子弹，我们在骑车进城途中便说应当分配给８个中共领导，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自然还有刘少奇、彭真、周恩来等。孙经武在语文课上公开说毛的《沁园春•雪》有帝王思想。当时我们都认为１９４９年的革命不过是农民造反的改朝换代，建立的仍然是封建王朝。我对毛泽东的反感源起于读他的解放前老版的毛选一卷本，那是毛与我祖父见面礼。我突然发现，《论联合政府》中的许多文字和新版的都不一样，尤其是提及美国的部分，我当时就觉得抓住了小偷一样，修改可以，但必须要有说明。１９５７年反右期间，我在清华二校门上看到一张大字报，讲的是毛在延安就如何整肃异己。另外还为胡风鸣冤，说：“莫须有，何以罪天下？”这些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在“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一条中，我们目睹三面红旗搞得一团糟，饿死那么多的人，毛还要整肃敢为民言的彭德怀。对彭德怀，我们非但有大量同情的言论，当时听说彭被关在北京郊外某地，还设法去看过他几次，但每次都因为警卫森严而没有成功。此外，听美国之音、台湾广播等活动，在文件中只作为“根源”。在当时，每一件都是杀头坐牢的大罪。关于“密谋逃跑”，我在当时曾托北京师院的华侨同学带信给父亲在海外的的朋友，如当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沈昌焕。虽说只是表示要出来读书，但在当时都算“叛国投敌”。文件竟然没有提及，也可能和周恩来的庇护有关。
问：公安部文件讲到了西方现代哲学和西方十九世纪古典小说对你们“反动思想”的影响，你也讲到Ｘ社其实只是一群年轻人求索真理的读书会而已。你能否介绍一下你们的精神阅读史，即读的一些书和对你们思想的影响？
答：初中的时候，我基本上什么都看。主要是中国现当代作品和大量的苏联小说，如《青春之歌》等。当时最喜欢普希金和拜伦。高中时选择性就强了，不看中国现当代作品了，开始看大量西方古典作品，如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不仅不看中国小说，国产电影也不看。高三时开始转而看西方近现代作品，最喜欢陀斯妥也夫斯基、雷马克和易卜生等。当时，在家里和一些大学图书馆还能找到一些内部读物，如《资本家宣言》等。但得益最多的，是我和郭世英用了郭沫若的内部购书证去买过许多内部书籍，尤其是新出的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佛罗伊德的心理分析的著作，就是这样得到的。当时我提出过一个口号，叫“进入二十世纪”。我发现哲学从古希腊、黑格尔一直到马克思断了；文学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也到了马克思为止。因而我们要多看马克思以后的新东西。
问：虽然Ｘ社案发在文革前，但比较你们和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的区别，似乎觉得你们在离经叛道上要比他们，诸如遇罗克、李一哲等，都直接大胆得多。除了文革的政治环境更为险恶，你觉得有些什么根本的区别？
答：我觉得根本不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当时对毛泽东，列宁、斯大林一直到马克思都是持的否定态度。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共同点。有趣的是：文革中我重新被抓，在牢里遇到“反革命”的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不同上去批判毛泽东。当然，这和经过六十年代，中共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封锁在文革中到达峰巅也有很大的关系。年轻人缺乏离经叛道的精神资源，唯一可以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着。而我们当时还可以看到一些西方现代文化的著作。
问：你已经提到了周恩来以及当年公安人员对Ｘ社的兴师动众的抓捕，是否能讲得详细一些，还有哪些中共领导人对Ｘ一案有过指示？
答：我们因人告密，１９６３年３－４月就被公安部注意上了。那年５月１日据说毛泽东发话，说：干部子弟闹得也太不象话了，要整顿。据说和Ｘ社的材料也有关系。郭沫若家很紧张，他和于立群想带着郭世英和我一起南下，去参观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想避一避风头。孙经武当时和他父亲一起在杭州的军队疗养院。５月７日，我们商量过找到孙经武后下广东或云南出逃。这纯粹是出于面对暴政“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但没等我们南下，孙经武回了北京，我们便发觉被严密跟踪了。５月１８日我们全部被捕，共关押７０多天，几乎天天被审讯。参加办案的单位有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还有解放军总后勤部保卫部。扯上解放军总后勤部保卫部是因为孙经武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他的户口也在那里。所以有时审讯我们的是军人。当时都知道具体处理这一案子的中央领导是周恩来。最后处理，我和张经武被劳动教养２年，郭世英没有处理，只是被送到农场劳动，从当时阶级斗争越抓越紧的政治形势下，这些处理要算是轻的，这显然和周恩来的庇护有关。１９６４年我和孙经武在劳教中准备外逃未遂，审讯中传来过周恩来的又一个指示：“我不相信他们改造不好”。我们被延长了一年教养期。此外，据孙经武告知，刘少奇也在１９６４年的国务报告中点了Ｘ社的名，作为青年人中阶级斗争动向。

⊙“Ｘ”案中的一些遗留的Ｘ……

问：你在前面的访谈中一再提到Ｘ社案发是有人告密，告密者究竟是谁？
答：告密者是郭世英北京大学的同学曹天予。他当时出身于反革命分子家庭，后来居然上了北大。他参与了Ｘ社的活动，但不久就写信给郭沫若秘书（可能还有公安部）告发了我们的离经叛道的活动。信到了郭的秘书手里，很快被郭世英和我们大家知道了。他曾哭着要郭世英给他一枪。郭世英当时对他说：“干什么？你进医院，我进法院？！”更为恶劣的是，郭沫若和于立群本来是准备把我们保下来的，因此才会有１９６３年５月准备带郭世英和我南下之举，但是曹天予到于立群处再一次告密，告诉了她我们对郭沫若和她的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５月１８日公安部的大逮捕。曹天予在Ｘ案中没有得到任何处理。１９７０年我遇到一个为曹翻案的原农业部杨姓副部长的女儿，才知道曹很早就成了公安系统控制下的专业告密者。据她说曹在中学时代犯事被抓，出公安局时接受条件成了专业“点子”（告发者）。无论是当时的小偷小摸，还是政治言论，他都要定期向公安系统告密。可是，负责我们案子的公安部十四处白处长在审讯中处处流露出对他的鄙夷，大概他们也看不起告密者吧。
问：对郭世英在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２日之死，你的看法如何？其他人在文革中遭遇如何？
答：当时郭世英被北京农业大学的一批人非法绑架和刑讯逼供，主要又是为了５年前的Ｘ社案，要把他重新搞成反革命并追查“包庇者”。后来据丁映秋说，郭世英死前是被捆绑的，无法爬楼，如何在三楼破窗跳出？我怀疑是他杀，即被人扔出去的。因为郭世英之死也可以说是郭沫若“大义灭亲”的结果，郭沫若晚年才懊悔不已。天天以抄写郭世英日记表达自己的追悔和思念。文革开始，公安部谢富治、李震借口说原来负责此案的凌云、徐子荣两个副部长当时欺骗了周恩来，就又把我和孙经武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加重了处理。孙经武被揪斗进了“牛鬼蛇神劳动队”后，由石家庄３３０２厂当作“三类人员”加以控制。我则一直在劳动教养，于１９７３年劳动期满后留场就业，一直到１９８１年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总后勤部保卫部为文革中的加重处理平反后，我才回到北京。为了这个Ｘ社，我从２０岁到３６岁，整整十六年在监狱和劳改中渡过。如果把重返社会比作是北京常见的等车的话，我足足等了８００余万分钟！
问：按你的说法，Ｘ社一事在八十年代也没有真正平反？
答：确实如此。在八十年代平反的高潮中我们为此共找过胡耀邦三次：一次是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写了关于Ｘ社的内参，后两次是陶斯亮带我们亲自去见。胡耀邦共作了三次批示，但公安部却不买账，理由是当年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又没有书面结论。当时没有看到这个绝密文件，加上周恩来的威望还高，便无法进一步争辩。结果是１９８１年８月３１日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总后勤部保卫部为文革中的加重处理作了一个平反，结论部分如下：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孙经武、张鹤慈本人及家长先后提出申诉，要求复查。经复查认为：‘文革’前，对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的处理是慎重的，正确的。‘文革’中，给孙经武、张鹤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重处理是错误的，这完全是谢富治、李震等人干扰破坏造成的。公安部与一九八零年四月给张鹤慈、孙经武正式作出了‘文革’中被错误处理进行平反改正的决定。并通知有关单位作出了如下处理：一，孙经武在重庆３４０３厂受冲击的问题，已经平反，有关材料均从档案中抽出销毁。孙在石家庄３３０２厂被当作三类人员控制的问题也已作了纠正。二，给张鹤慈发了按１９６６年５月原定时间解除劳动教养的通知书，对档案中与‘文革’中错误处理有关的材料作了妥善处理。并将张转回北京。现将此平反决定发给本人并归档存查。”
在结束对张鹤慈先生访谈时我蓦然感到：数十年的历史风雨过去，Ｘ社竟成了少数几个不被中共官方予以平反的异端学生组织。而在民间的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它被官方遗留下的尾巴，却不正是它作为一个较为彻底的异端思想组织的骄傲吗？！

(源自《民主中国》2003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