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 安源三人行

tuffy05

内容提要：本文以安源罢工为线索，简要评述李立三与毛泽东、刘少奇的个人渊源与政治关系，兼及工人运动在不同革命时期的不同地位及其代表人物的命运，从党史革命史的角度为名画《毛主席去安源》提供一个背景性说明。

　　关键词：安源 工人运动 李立三 毛泽东 刘少奇

　　49年以前被毛泽东确定为“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中，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一度是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晚年转向自由主义，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不再是共产党人；瞿秋白英勇就义，但其《多余的话》已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生活深怀厌倦，并自称是“叛徒”；罗章龙原不具有全局性影响，开除出党后几无声息；王明1956年到苏联治病一去不回；张国焘1938年投向国民党，只有“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李立三虽经无数批判，一度还被关进苏联监狱，但对主义和组织矢志不渝，以其坦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坦克车”式的工作热情为党工作，直到1967年“自杀”，终生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在党史革命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但在学术思想界，陈独秀因其“五四总司令”的特殊地位和晚年对民主的探索，瞿秋白因其烈士身份和《多余的话》的丰富意蕴，一直为研究者所重，并有相应的机构与刊物，如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及其会刊（唐宝林主编，1993—2003）、瞿秋白纪念馆及其所编《瞿秋白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迄今已出12辑），其文集也一版再版，相比之下，有关李立三的研究相对薄弱，除档案出版社1987年出版过一本《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外，至今没有出版他的文集。
　　2004年，李立三1955年以后的秘书李思慎等人出版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共产党人的曲折人生》一书，以理解与同情的态度，运用大量档案材料，推翻了若干加给李立三的诬蔑不实之词，比此前唐纯良的《李立三全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更准确更完整地再现了李立三波澜壮阔的一生，把李立三研究明显提高了一个层次。本文即以此书为根据，以安源为中心，简要评述李立三与毛泽东、刘少奇的历史关系，意在为名画《毛主席去安源》提供一个背景性解释。

1、两度合作：安源与北京

　　李立三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为湘籍革命家，都在不同时期成为党的领袖人物，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安源罢工。1922年9月14爆发的这场罢工，虽然在规模与影响上小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大罢工，但由于它是三位领袖人物第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因此在党史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毛泽东直接介入安源工运是偶然的。1921年冬，安源部分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派人帮助和指导。书记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11月，毛初步考察后认为安源工运可以很快发展起来。即派刚到湖南工作的李立三常住安源指导。当时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开展工运的主要方法是开办夜校来宣传革命、组织工人。1922年1月，李立三开办了安源第一所平民学校，自己编写教材，把文化课与马列主义教育结合起来，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2月，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支部，成功地把工人组织起来；4月，成立具有合法地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为首任主任； 9月10 日，成立罢工委员会，李任总指挥。面对当局的威胁恐吓，李明确表示：“誓死不离开安源，坚持同安源工人一起战斗！”为防止当局暗算，委员会议决定由9月11日刚到安源的刘少为俱乐部以表。9月13日到18日，罢工取得完成胜利。刘少奇、朱少连1923年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总结说：“这一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花费120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安源罢工是毛、李、刘密切合作的成果。毛是安源工运的指导者，他不但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到安源，而且七到安源，对动员方式和斗争策略作了许多具体指示。罢工前一天还写信给李立三，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指出要以最打动人心的口号鼓励工人作义无反顾的斗争，同时要争取最广泛的社会同情以孤立敌人。李立三是安源工运的主要组织者和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毛对他也极为倚重。9月初决定罢工后，毛泽东“还给当时不在安源的李立三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安源罢工形势已箭在弦上，要他立即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1）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者和意愿的表达者，李在工人中享有极高威望。2月18日下午，俱乐部召开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当数百名工友手持小红旗、拥着李进入会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李立三在工人中威信极高，尽管人山人海，只要他手一挥，就没有一人做声说话了。”刘虽然晚到，但罢工开始后负第一线指挥之责，作为工人的全权代表与路矿当局谈判，迫使资本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基本要求。毛、李、刘紧密合作，成功地领导了安源罢工，安源也为三位共产党人的第一次施展政治组织才能提供了舞台。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是全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的年份，上半年是香港海员、上海纱厂工人、广州盐业工人等等都陆续举行罢工；长沙的理发业等手工业工人，曾举行过多次罢工，这些都给安源工人以很大的影响。”（2）安源成为三位领导人革命生涯的起点：
　　毛泽东在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领导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并于1922年11月5日出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虽然此后湖南工运发展势头良好，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已转入低潮，毛对工运的局限性也有清醒认识。1923年4月，他离湘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赞同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并在党的“三大”前后强调指出：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利益仍是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3）1925年初，毛泽东回湘研究农村状况并推动湖南农运，他逐步意识到，农民的革命作用可能远比工人的革命作用更直接、更可靠。在此期间写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26年，毛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再度回湘考察农运，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此开始，毛把注意力即转向农村和军队，逐步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暴力革命之路。
　　1923年4月，李立三奉调离开安源后，刘少奇代理工人俱乐部主任，组织领导了1925年的第二次罢工。1925年6月，李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为总务科主任，他们联手导演了威武雄壮的“五卅运动”；1926年10月，李任全总汉口办事处主任，刘任秘书长，共同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此后，李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逐步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刘则去天津领导顺直省委，天各一方。安源的成功，构建了李立三一生革命的经验模式，其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都始终保持着与安源的深刻联系。李维汉指出：“他领导过大的工人运动，如安源罢工、上海的‘五卅运动’，还参加领导过武汉的工人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这本来是好事，可以运用有益的经验指导革命，但立三忽视理论的学习，不重视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又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只是满足于一般的、局部的经验，把它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4）张国焘亦曾说过：“李立三一向爱好搞甚么行动委员会，1922年，组织安源矿工罢工和1925年五卅运动时，都曾这样做过。
　　930年6、7月间，当他认定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须在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时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级组织、少共和工会等等都必须混合起来，组成行动委员会。”（5）1955年，中央考虑安排他担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二办主任，但他却愿意以中央委员的身份的屈居连候补中委都不是李雪峰之下任主管工业的三办副主任，在困境中参与了“鞍钢宪法”的制定和《工业七十条》的起草工作。终其一身，李立三的荣耀与错误都与工人、工运联系在一起。
　　刘少奇在李立三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继续在满州省委和中央从事工运工作，抗战后他主持北方局，也与工运保持密切接触。当毛泽东成为全党领袖、李立三因“立三路线”受到严厉批判后，他成为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首席代表。1964年夏，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一些单位宣讲“桃园经验”，收到报告会通知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革命史专家李新认为：“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6）语气虽然不恭，但对刘作为工运的权威地位却是认可的。
　　经历了千难万险，从安源走出的革命者终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开国大典上，刘少奇、李立三分立毛泽东左右。此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李立三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刘少奇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分管全总工作，但28年前的良好合作未能重现。共产党执政后，工会既要维护工人权益又要动员工人献身经济建设，这双重使命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7）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的“私”的利益。1951年10月，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立三及其领导的全总党组，认为工会工作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随后，毛指示解除李的职务，以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代之，并成立由刘少奇直接负责的全总党组干事会。1951年12月13—22日，刘少奇到南方休假，李富春代表中央主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错误”。根据李富春《关于工会问题上的分歧》的报告精神，会议通过《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认定李犯了三大“错误”：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犯了“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在处理具体工作的方法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错误”；这些“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议》要求在全党全国“纠正全国总工会领导上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清除李立三同志所给予部分工会工作人员的错误影响，整顿现在工会的工作。”李立三在会上三次检讨，次年又被迫写出书面检讨，虽多次澄清自己的观点，反驳主观臆断、无限上纲的批判方式，但都无济于事。1953年1月，中央批准《决议》和李富春在会上作的《关于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结论，要求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及全体工会工作者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开展一场反对“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运动，以进一步肃清李立三的“错误所给予工会工作上的不良影响”。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上，李立三的劳动部长一职也被免去。
　　被批判的不止是李立三。新政权建立之初，党的领导人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成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工会与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所以“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8月4日，邓的报告由刘少奇并加了赞同性的“批语”下发，李立三要求《工人日报》当天登载，并说：“群众为什么还要工会？工人认为工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的观点，主持写作了《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的一致性》，认为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文章上报中央后，刘少奇批示“暂不发表”，并在阅读双方文章的同时写了《读邓子恢和高岗同志两篇文章的笔记》（当时未发表，后以《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为名收入《刘少奇选集》），进一步论证了李、邓的观点。10月，李立三就工会工作讨论中出现的争论向毛泽东报告时，明确表示：“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将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李立三受到批判后，刘少奇1954年2月也在七届四中全会上自我检讨：“我受中央委托负责管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对李的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8）
　　1951年揭批李立三工会路线错误的政治运动，对毛、李、刘三个老战友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毛泽东来说，发起这场斗争既是当内党内政治形势的反映，也与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的密切相关。首先，共产党既成为执政党，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随之提高，其经济生活水平也高于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站在党的立场，毛高度警觉“工人至上”、工会独立的倾向，绝不允许工会凌驾于党—政府之上。虽然李立三早在哈尔滨时就批判过片面福利观点和工会独立思想，但在毛看来，其保护工人利益、工会与行政的差别等主张潜在地导向工会独立的倾向，对李立三及其后继者赖若愚的批判，就是预防措施之一。其次，三年恢复期结束后，毛主张趁热打铁，从各方面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2年秋，他着手修改《共同纲领》中“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方针，随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消灭资产阶级，1953年6月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这个势头看，1951年批判李立三“忽视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1953年批评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义秩序”等等，都是毛构想中的消灭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期准备。所以，批判李立三一方面为此后展开的一系列党内斗争提供了程序和模式，另一方面预示着毛急于过渡的“左”的倾向。
　　对李立三来说，这一“原则性错误”的严重性首先在于他再度被划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李富春的《结论》长篇引用毛泽东1942年《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原文，在罗列李的“错误观点”时，又有意加上“各顾各地把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分裂起来”一条，证明毛英明伟大，早就预见了李的“错误”，而李始终“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其错误说到底就是反对毛泽东。其次，现实“错误”又被联系到历史错误。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就指出：“立三同志对党的兴趣不大，过去（指1930年）他组织过领导暴动的行动委员会，他不了解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现在这个问题（指工团主义错误）上，还是与以前差不多。”甚至“说立三同志都不敢说工人阶级要接受共产党领导。”历史的错误加上现实的“错误”，证明李立三一直没有改正当年的错误。从此，他的历史污点被揪住不放，不断被拿出来批一批，而他本人也实际上被打入冷宫，在委屈与困惑中凄然走向生命的末路。
　　对刘少奇来说，此一错误使他面临着高岗的政治挑战。1949年上半年刘在天津发表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讲话后，又批评东北局在关于民族资本家问题上的“左”倾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因而在“党内发生了一场反对少奇同志的风波。” 1950年1月，高鉴于东北出现“富农党员”的现象，主张土改完成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认为“富农党员”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像高岗那样以为党员就不能有剥削的观点，是一种教条主义。“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同志1月23日晚的谈话纪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主席批给陈伯达同志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1951年，山西省委主张“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刘与华北局都不赞成，他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立即动摇、或否定私有制。这一观点又为毛泽东否定。1952年，高岗“进京不久，他就把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的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少奇同志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他发现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少奇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自窃喜，以为少奇同志今后将不再获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9）因而发起了向刘少奇的进攻。直到“高饶事件”后，刘的地位才稳定下来，但50年代初的“错误”在“文革”中又成为他的“罪行”。
　　李立三、邓子恢等人与高岗、陈伯达等人争论的焦点是国营企业内部是否存在公私矛盾，实质上是共产党执政后工会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尽管作为工人利益与党—国家的利益的矛盾的反映，工会与党—国家的矛盾有其客观性与必然性，但建国后的制度安排更多以“公私利益的一致性”、工会立场与政府立场的一致性为基础，这就排除了工会“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基本任务，模糊了工会的职能与地位。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时，首先是刘少奇不赞同发表高岗的文章，然后是毛泽东以更严厉的方式批判李立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1956年党的“八大”上，批判过李立三的赖若愚又重提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合法权利、赋予工会一定的法定权利等问题；1957年“鸣放”期间，工会内部又有人提出保护职工利益和工会组织独立等问题，对1951年揭批李立三的运动也有异议。（10）这些观点在反右后都受到清算，赖若愚重蹈李立三覆辙，在1958年5月到8月召开的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11）“文革”结束后，李立三和赖若愚均获平反。1981年，全总党组撤销了1952年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和《决定》；1988年10月全总十届六次会议制定的《关于工会改革的设想》把维护工人合法利益和民主权利列为工会的首要职能，李立三在工会问题上正确意见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不惟如此，1988年，有研究者认为，刘少奇在李立三和邓子恢报告基础上写的《国营工厂内部的决定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首次提出了两类矛盾的思想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并初步预测到人民内部矛盾必将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它体现了刘少奇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为我党创立完整系统的社会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开了先河。”（12）如此，则李立三也参与了这一重要理论的创立。也许，这是毛、李、刘一次不愉快的却是极有意义的合作。　　

2、李立三与毛泽东：路线与路线之外

　　1928年11月，李立三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成为毛泽东的上级。他是一个有气魄的领导人。张国焘有些漫画式地写道：“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军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又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13）李在任内做了许多工作，不但率先高度评价朱毛红军，向其他根据地推荐朱毛的游击经验，而且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领导。由于朱、毛分歧，毛泽东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于1929年6月8日前委扩大会上落选。8月下旬，陈毅奉命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李代表中央明确肯定了“工农武装割剧”的思想，要求前委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毛泽东得知李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很快就给李写了一封极其亲切友好的信。
　　长期以来，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的对立得到详尽的渲染，并因此模糊了历史真相。1990年，胡乔木指出：“立三路线时，党内并没有很大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来纠正立三路线。立三路线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直接革命的时期把党委改为行动委员会，让红军攻取武汉、长沙等大城市。共产国际不赞成这么搞，但李立三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共产国际认为当时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李立三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并超过了共产国际，要立即夺取政权。李立三认为苏联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并要求苏联红军出兵，开到中国来帮助中共。后来会议材料转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看了后很惊讶，很不满，说这是立三路线，是错误的。”（14）根据这一观点，则对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的关系应当有新的认识。
　　第一，“立三路线”在党内没有争论。尽管如李维汉所说“当时，党内许多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也都对立三提出过不同意见，但立三一意孤行。如当时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之一的恽代英，由于反对立三的冒险主义做法，被立三扣上‘调和主义’帽子，……在江苏省委、苏淮会办事处、互济总会党团中，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为代表的一部分干部都是较早起来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他们都遭到李立三的压制和打击，……”（15）但显然，恽代英与何孟雄等都不是能够影响中央决策的人。“立三路线”既来自莫斯科，尚处幼年的中国党也就无权也不应该提出反对。“立三路线”在苏区也没有多大争论。彭德怀的三军团时在鄂南，“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一经传达，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从上到下，无不群情振奋，摩拳擦掌，踊跃响应。当时尚无‘立三路线’这个名词，但‘立三路线’在一度时期内确实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拥护。”（16）在赣南中央苏区，朱德后来回顾：“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很怀疑，但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况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17）朱德的事后回忆虽然婉转，但还是明确地指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人都接受了“立三路线”这一事实。
　　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不但与李立三一相同，且有超越之势。1930年1月，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称“工农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于全国。”此文对胜利前景作了热情洋溢气势雄壮的描绘：“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接着又认为中央1929年的“二月来信”中“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还未能建立较平衡的发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反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的判断“太悲观了”，他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二省扩大扩大红军数量，造成群众的割剧，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这一观点受到李立三的高度重视并为其在6月的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吸取。1930年2月6—9日，毛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二七会议”）认为：有在江西“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18）3月底，毛主持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公布了为完成全省暴动争取江西及附近各省首先胜利的13条政纲。应当指出的是，从1929年4月的“蒋桂战争”到次年的“中原大战”，革命力量在国民党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发展迅猛，建立了中央区、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十五个根据地；红军扩大到13个军约10万人，分布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十余省，彭德怀确曾率部攻下长沙。照此发展下去，全国出现“革命高潮”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不但李立三头脑发热有所根据，毛泽东那些充满必胜豪情的华章，如“红旗跃过汀江，直上龙岩上杭”、“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等也是有真实内容的。
　　毛泽东也积极配合了“立三路线”。1930年4月初，李立三要求江西红军攻打南昌并进军武汉，6月下发《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有首先胜利》的政治局决议。毛泽东接到后，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的计划，其中命令红一军团打南昌，红二、三军团打武汉，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争取湘、鄂、赣数省的首先胜利。闽西红21军、东江红10军与广西的红7军会攻广州，争取闽、粤、赣数省的胜利。下旬，毛在进军途中赋诗纪程：“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一句正是“立三路线”的诗化形式。7月11，毛在兴国召开向南昌进军的誓师大会，因敌情有变而放弃攻城后，与退出长沙的彭德怀部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8月21日再攻长沙，久攻不克后于9月12日撤围。10月14日，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已被纠正、李立三已动身赴莫斯科检讨之时，毛在给中央的信中还赞扬“李立三号召是正确的。”10月17日，毛主持江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仍然坚持“立三路线”的基本原则；10月19日，毛又写信给湘东特委提出打南昌、九江的要求。（19）以至于1931年4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赣南后，也指出从汀州会议（1930年6月）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的问题。（20）
　　当然，在革命高潮将届、武装夺取政权的大方向下，毛泽东与李立三确有分歧。李对中心城市的暴动更有兴趣，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夸大地批评毛“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于红军的发展，仍是游击战争的观念。”（21）毛作为一个随军作战的统帅对敌我力量对比较清楚，保持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没有完全按中央要求，选择了“不打南昌打吉安”的战略并取得成功。《毛泽东传》这样总结：“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对长沙发动了历时16天的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拚，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22）所谓“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是指红一军团打下吉安后，毛在城里看到大量报纸，“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重兵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23）所谓“避免盲目硬拚”，是指在峡江会议（10月17日）和罗坊会议（10月25日）上，尽管毛主持发布的命令和决议仍然有“待机略取九江、南昌”、“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这样的内容，但其真实动机已是东渡赣江、“诱敌深入”以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931年4月由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主持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决议肯定了这一点：“攻打长沙后（这时一军团与三军团汇合，成立总前委），事实证明了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24）
　　也是在“罗坊会议”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上，毛泽东与机械执行“立三路线”的赣西南地方及红三军团的一些领导发生争论和冲突。这些争论和冲突后来成为毛泽东反对“立三路线”的主要根据。事实上，争论和冲突的原因相当复杂。1929年初，毛泽东率部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在吉安的东固与李文林部会师，得到休整和补充。1929年下半年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在1930年的“二七会议”上，毛严厉批判李文林等人的“富农路线”，会后又指责“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党和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政策。”随后直接推动了针对赣西南地方的“反AB团”运动。8月，李文林主持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立三路线”，撤销了毛泽东信用的刘士奇特委书记的职务；10月6日，李文林出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并在罗坊会议上强调：“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是断送中国革命。”（25）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的首领，于11月底将之拘押，进而派出李韶九大肆捕杀赣西南地方干部，激起“富田事变”。事变发生后，江西省行委在给中央的几份报告、特别是段良弼给中央的报告中，排列了江西省行委与毛泽东的“十大争论”。由于他们不知道此时中央路线和领导已经变动，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给毛泽东罗织了反立三中央的罪名。毛泽东因祸得福，王明上台后的中央，从此更知道毛泽东和总前委抵制了立三路线。因而，在肃ＡＢ团和富田事变问题上更相信毛泽东和总前委的意见。”（26）真实的情况是邓小平1931年4月指出的：“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变之爆发。”（27）李文林等既以中央精神批评毛泽东，那么在批判了“立三路线”后，毛也就顺势把自己与赣西南地方的冲突说成是与“立三路线”的斗争，既保持了自己的正确，又使对方无话可说。
　　与“立三路线”相关，毛泽东与彭德怀红三军团也有争论。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八军政委邓乾元等都与李文林等赣西南地方领导一样，主张服从中央命令打南昌。毛通过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再打南昌，部队要迅速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他。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同志说服。”（28）之所以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说服，一是因为三军团一直独立行动，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缺少了解；二是因为三军团刚刚打下过长沙，证明中央指示是可行的；三是因为三军团多为湖南平江、浏阳和湖北阳新、大冶人，家乡观念重，不愿意东渡赣江。其实，彭德怀也没有坚决执行中央要他打武汉的指示，而是妥协了一下打岳州，后又乘势攻下长沙，尽管这一胜利“支援”了“立三路线”，但他也不同意打南昌：“我在那时并没有认识到立三路线的全部内容，仅仅是从打南昌这个具体行动问题，认为是军事冒险主义。对立三路线只是个别问题上的抵制，对立三路线从政治到军事、经济都是一条冒险的错误路线是没有认识的。”（29）彭后来又力主东渡赣江。尽管如此，当时的争论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此后几十年总是把彭划在“立三路线”一边。1959年庐山会议上还批评彭：“李立三多长多大，你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30）
　　第二，“立三路线”的源头在莫斯科。这一点本无需细述。早期党的路线都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无不是代表全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然后又代表全党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承担责任。李思慎从八个方面论证了“立三路线”或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或受其影响，或没有根本分歧。需要指出的是，在“立三路线”问题上，共产国际的路线更多地体现了苏联的国家利益。正在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苏联不愿卷入战争。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后，“苏联迫切需要中国国内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保证苏联能够赢得与张学良东北军作战的胜利和防止日本乘机发动反苏战争。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持苏联，保卫苏联，一方面领导群众走向革命高潮。”（31）共产国际在“中东路事件”前后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和“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1929年10月26日）两信是“立三路线”的直接来源。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之前，远东局代表罗伯特曾表示不同看法。“李立三对罗伯特非常不满，说他右倾，妨害中国党的领导工作。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将罗伯特撤走。李立三在未接到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7月13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上海总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7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电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上述武装暴动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32）这就犯了组织上、纪律上的错误。然而，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在“六大”的结论中表示：鉴于过去的教训，国际不再代表来指导中国党，改由中共派两个代表到莫斯科。国际后来派来的代表，主要是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1929年派驻中国的代表爱维尔特和格哈尔特在德共反对布兰德勒右派的斗争中，被认为是调和派。据张国焘回忆：“共产国际派他们两人到中国去的时候，曾授予全权设法纠正李立三的偏差，同时，共产国际又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说明这两个人在德国问题上是右倾调和派，但希望中共中央能与他们两人和谐合作。这又给李立三一种暗示，即这俩人也不能完全代表共产国际。当这两位代表与李立三发生意见参差的时候，李立三就凭借共产国际这个通知，不重视他们两人的意见，甚至斥他们为右倾，不能代表共产国际。”（33）事实上，共产国际看到6月11日的决议后，只是认为“有许多不正确的说法”，认为“中央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只是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了部分的错误”，并表示同意撤回罗伯特。7月13日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传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7月23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与“立三路线”之间也不存在根本分歧。
　　在彭德怀部打下长沙的鼓舞下，8月初李立三主持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设想，届时蒙古和苏联可以出兵，将西伯利亚数十万中国工人武装起来，支持中国革命，引起世界大战，而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胜利。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得到了远东局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各次会议的纪录（向忠发、李立三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会上皆有对共产国际极为不恭的话）后，发现李立三没有把国际放在眼里，尤其是他竟敢‘指挥斯大林’，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主张把苏联拖向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境地，这就不能不使斯大林‘龙颜大怒’了。”（34）由此认定立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所共同制定的路线对立的”，是“反国际的路线”。其实，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斯大林可以要求中国党配合苏联，李立三当然也可以要求苏联配合中国革命。张国焘说：“当时斯大林的蛮干歪风，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奔的主要原因。斯大林既然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要求一切共产国际的支部服从他，如今他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于逻辑的发展。”（35）
　　李立三执行国际路线并有创造性发展，给革命造成损失。毛泽东1959年说：“立三路线持续也只几个月，白区受到损失，苏区可以说没有损失，红军在这期间还发展了。”（36）“立三路线”有一定的悲剧性，它部分地反映了中国党不能独立自主的困境。李立三气势豪迈，不甘于做道具。李一氓记得，在1930年5月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上，“立三在作报告的时候，脱离稿子说了一句：‘等我们打下武汉的时候，再告诉第三国际。’这一句豪言壮语，立刻传遍了整个房子，甚至于我们这些男男女女的房主人都知道了，真可谓语惊四座。”（37）他曾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声称“忠实于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是一回事”，严厉指责共产国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对中国革命犯罪，阻挠革命；甚至要求国际改变路线等等，都有争取独立自主的意味。向前，有陈独秀基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得出的“中国问题要中国人自己考虑解决”的结论，同时，有毛泽东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就得出结论：“中国革命斗争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向后，更有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38）如此，则毛泽东对李立三应有一份同情和理解。
　　1946年，李立三回国之后，带着“补课”的心情学习毛著，1948年创立俄文编译小组，翻译出版了第一部俄文版《毛泽东选集》；1946年6月在党校大礼堂发表的长篇讲话、1947年2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在“八大”上的讲话等等都自觉配合毛泽东“路线斗争”的党史模式，把自己当作“反面教员”自我批判，歌颂“毛主席英明伟大”，路线正确。但毛泽东没有轻易忘记他的错误。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毛当作李立三的面，把他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并列为“知识分子出坏人的例子”。会后李立三写信申明自己与陈独秀等人的不同，虽然报告正式发表时删去了李立三的名字，但在1957年4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毛仍然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 ，陈独秀、立三、王明、张国焘跟着别跑，使中国遭受一个又一个损失。庐山会议提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后，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诬蔑李立三也是“里通外国分子”，毛也未予制止，致使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李立三。“李立三确实犯过错误。对此，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他犯了‘左’倾错误，却不断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的长期打击迫害，因为自己不到4个月的错误，却遭受将近40年的排斥和冷遇，最后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这一切究竟有是怎样发生的？”（39）
　　比较明显的一个原因是，李、毛之间只有工作联系而无个人之间的亲和力。1938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起与立三的见面的经过：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我“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后，没有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40）对此一重要史实，李立三的回忆是：“我们找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毛）主席比我大（六岁），看去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敢同他谈话。我假装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了，他发现我，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我走来，可是我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41）真相已很难弄清楚，但毛1938年还说“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说明在安源罢工期间他们只有工作关系而无个人友谊。1946年5月，去国多年的李立三回到延安，带着激动的心情晋见毛泽东，师哲报告后，毛非常冷漠。“李立三如约来到，毛对勤务员说：‘客人来了，倒杯茶。’然后对李立三仍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好。你在东北情况怎么样？’李立三本来满腔热望，想向毛泽东倾吐衷肠，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经历和心思，但看见主席不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告辞。莫明其妙的是李立三穿一身美国军服——美国给中国的所谓物资救济。当然会使毛泽东更加反感。李离去后，毛泽东吩咐，让后勤部发给他一套干部服。”（42）政治生涯需要不断的划线站队，个人交往的程度、气质兴趣的异同等等，在政治关系的不断重组中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路线斗争”的需要，受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启发，延安时代毛泽东亲自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又主持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建构了以毛为代表（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 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模式的党史。毛泽东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需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一系列错误路线的代表作为对比。1941年9月，毛泽东就王明路线的九个文件写过五万多字的批判文章（当时没有发表，1993年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为名节选发表于《毛泽东文集》第2卷），在主要批判王明路线时也没有放过李立三：“当时的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目标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基本上将立三路线从基本上批判过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这个问题来批判，是别有用心的，其证据就在其后出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比立三时期的结果更坏。”“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对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43）随着个人崇拜的强化，李立三只能作为毛泽东的对立面。1971年8月17日，毛就林彪问题在武昌发表谈话时指出：“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并强调，像李立三这样犯了原则错误的领导人，始终“没有改”。（44）

3、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的命运

　　1928年党“六大”以后，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被留在莫斯科，总书记向忠发、常委兼宣传部长蔡和森回国。1928年9月10日刘少奇、陈潭秋以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批评蔡和森“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破坏党的集中制”等等，“发生了极坏的结果，妨害顺直党的工作，并提出“关于蔡和森所犯错误应予处分向中央的建议”，11月，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撰文点名批评蔡和森在富农问题上“错误观点”，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撤销蔡和森的职务，11月20日，决定由李立三补任蔡和森之职。
　　被开除出政治局的李立三于1930年10月到莫斯科“汇报和检查”，行前对怀孕的妻子说：“生下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送人吧。”在莫斯科，李立三做了多次深刻而诚恳的检讨，获得国际多数领导人的好评。胡兰畦在莫斯科与他有一段对话：“有一次，我问他，‘有人说你每次开会，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骂一通，是吗？’他说：‘是的。’‘为什么？’。我听了有些惊异。他真诚地说：‘我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真是罪责难逃！’”（45）但国际执委曼努斯基仍然指出：“尽管李立三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但他还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批判结束后，李立三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身份留苏学习改造，其间他恢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无线电联系，主持了《救国时报》的编辑出版。1931年11月，曾因错误受到李立三批评的王明就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他公报私仇，与副团长康生一道没完没了地批斗李立三，横加指责、残酷迫害。1937年秋，又借苏联“镇反肃托”的肃杀之风诬谄李立三是“托派”、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等等，致使李立三被捕，受到非人折磨，直到次年7月才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出狱。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作为党内团结的标志，身在异域的李立三缺席当选为中央委员，回国后任东北局敌工部长等；1948年8月，回到总工会的领导岗位上，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8年3月，刘少奇到天津参加顺直省委工作，次年6月出任满州省委书记，直接指导中东铁路工人拥护苏联、反对国民政府占领中东路的斗争。因为没有实现建立全路总工会和实现全路总罢工的目的，刘受到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你错得该死，你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州党！你该打五百板子！”此时正是“立三路线”逐渐支配中央之际。中央对刘的指责，用毛泽东的话说，正是“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若干‘左’倾思想和‘左’的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的”反映。 “王明路线”期间，刘以政治局修补委员的身份兼中央职工部部长，就职工工作多次写信或写文章批评“左”的路线，也多次受到博古等人批评，康生、张闻天都著文批评他的“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3月14日，政治局开会讨论工会问题，在指出刘领导的中央职工部、全总党团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已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泥坑之中”之后，转达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不能担任领导工作”，撤销其职工部长一职，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3月25日，临时中央发出《为职工运动致同志的一封信》，列举刘少奇的种种错误，加上种种帽子，并将利少奇的“错误公布于全党”。1932年年底，刘进入江西苏区，长征到陕北后不久又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4月，撰写《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收入《刘少奇选集》时改名《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结合次年写信张闻天的信及在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来看，刘在此时期发表多篇批“左”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六届四中全会的“王明路线”。正是这一批判，刘少奇见赏于毛泽东，1937年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但明确表示“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说：过去“对少奇同志的处理态度是完全不对的（不分皂白的打击，不尊重他的意见，几次的组织结论——并以之对付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今天应该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46）从此他不但是杰出的工运领导人，也是陈云所说的“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1943年紧随毛泽东之后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
也许刘少奇与李立三同为搞工运出生，工作思路比较接近；也许因为刘对1951年的批判有保留态度，所以在1952年李立三再度挨批后，刘给予了一定的关心。1959年，有人说李“反对三面红旗”。要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刘知道后说：“要再批判李立三，他就爬不起来了，让他自己检查一下吧！”保他过了一关。1962年，安源老工人到京看望刘少奇，向他反映说李立三老家的房子坏了，政府应出钱修一下，刘少奇即表同意。
　　在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等成为中国革命的金科玉律后，党史革命史宣传中较少提到20年代初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关系，安源罢工仍然光芒万丈，只是光荣已与李立三无关了。1954年9月，李立三到家乡醴陵休假，他告诫自己绝不踏进安源一步，只是请了个别老工人到家叙旧。事后对秘书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那是客观形势造成，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似乎他在安源的成功反而是有害的。不但安源罢工，就是对他参与领导的南昌起义，他也小心回避。60年代中期，他因公去江西，有人建议他顺路去南昌，他却说：我当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更有意义。”井冈山之行有诗一首：“井冈好，太阳出得早。”“井冈好，红旗舞得早。”“井冈好，红军建立早。”“井冈好，东风吹早。”
　　改写过的历史把李立三的名字从安源罢工中抹去了，但他仍有义务为毛泽东、刘少奇的伟大功绩作证。1963年，根据安源罢工摄制的电影《燎原》上演，其主角雷焕觉揉合了李立三和刘少奇两人的事迹。影片公映后，李立三应《北京日报》之请写了一篇影评。文章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首先确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同志从大革命经验中、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中，找出的一条重要的革命发展规律”，然后论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由于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并且在他的领导下，训练和组织了革命的先锋队伍——中国共产党，才点起星星之火，并把它烧遍中华”，《燎原》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第二部分简介安源罢工过程，说明“安源罢工的燎原之火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点起来和燃烧起来的”。由于1925年上海纱厂的工运也根据“哀兵必胜”的思想，“因此可以说，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起了指导作用的。”第三部分是结尾，说明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写出来，对领会毛泽东思想“也许会有一些帮助”。文章在一切围绕毛泽东的同时也突出了刘少奇：“当时毛泽东特别关心的事情是加强领导，这样一次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罢工——在当时湘区还是第一次——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因此，不久后就派刘少奇同志到安源来了。刘少奇同志的到来，不仅使安源的同声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且他亲上前线，直接领导罢工运动的各个方面。电影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雷焕觉到矿务局去进行谈判，在反动武装刀枪林立之中，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的精神，工人阶级的坚定意志，就是反映刘少奇同志当时进行的一场与反动派斗理斗智的坚强斗争。”显然，李立三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把刘少奇说成是“领导核心”，只说“我们”如何在接受毛泽东的教导而只字不提自己的贡献，李立三写作此文的心情当然是苦涩的。然而，这还是不够。文章发表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评说文章对毛泽东突出不够，李只得增补修改后再度发表于《人民日报》。二稿对一稿的增加，一是在介绍毛泽东“哀兵必胜”的思想后，加写了一段安源工人的痛苦处境，说明“哀兵必胜”的思想有“客观基础”；二是在“安源罢工的燎原之火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点起来和燃烧起来的”后，加写了一段话：“‘燎原’影片对这一点做了一定的反映，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比起当时的实际来，似乎还有不足之处。如果把这一点更明确地反映出来，便会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中一些个人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一些个人”主要是指“雷焕觉”也即刘少奇。这就是强调，安源罢工不但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而且刘少奇的功劳也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燎原》公映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1966年，刘少奇也被打倒，其罪名之一是“工贼”，包括“反对安源工人罢工”、“出卖工人利”，向资本家“屈膝投降”等等。1967年5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开始批判《燎原》，批判其“篡改历史，抹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作用，为中国赫鲁晓夫树碑立传”、“肆意丑化伟大的工人阶级，竭力美化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否认阶级斗争，实行阶级调和，竭力宣扬‘和平谈判’”、“推行‘经济主义’、鼓吹‘劳资合作’”的四大罪状，意在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工贼”本性，但也稍带了一下李立三：“影片的炮制者，别有用心地塑造了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雷焕觉’，并一再向群众表白，这个雷焕觉就是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电影一出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为之喝彩。老机会主义者李立三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声明，‘雷焕觉’就是某某人。”（48）李立三原本是唯心的言论又成了一个罪状。当造反派要已是“死老虎”的李立三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时，他公正地指出，在他与刘少在安源、上海、武汉三次合作中，“没有看出什么大问题”。这在当时背景下虽然无济于事，但毕竟无愧地结束了他与刘少奇的关系。
　　1966年，毛泽东就安源罢工问题说：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什么人？跑了？这当然是对长期以来把刘少奇说成是安源罢工领导人的不满。“听了这样的‘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又怎能不为此而‘誓死保卫毛主席’呢？”（49）于是，从1967年10月到1969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直开放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1968年7月，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组织组织创作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由“两报一刊”正式发表，《人民日报》誉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灿烂的艺术之花”；进而，20年代流传于安源工人中的叙事歌谣《劳工记》的歌词“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个英雄天下少；名号能至李先生，…… 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 刘少奇与朱少连，倡首发派到安源；…… ”被改为“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 在全国一片“安源热”中，1967年7月4日华北局机关造反派宣布：李立三留下以“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开头的遗书后“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1969年11月，刘少奇病逝于开封，死时新戴的帽子是“烈性传染病患者”，姓名改为“刘卫黄”。

　　注释：

　　（1）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6页。
　　（2）同上，第534页。
　　（3）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320页。
　　（5）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第160页。
　　（6）李 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7）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
　　（8）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38页。
　　（9）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8、207、318页。
　　（10）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52—653页。
　　（11）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十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377—378页。
　　（12）黄象品、熊吕茂： 《建国后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的离合》，载《毛泽东思想论坛》1980年第４期。
　　（13）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160页。
　　（1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1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11页。
　　（16）黄克诚：《黄克诚自述》，第83页。
　　（17）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316页。
　　（18）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3页。
　　（19）李思慎：《毛泽东与立三路线》，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
　　（2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2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04页。
　　（22）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240页。
　　（23）黄克诚：《黄克诚自述》，第362页。
　　（2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第253页。
　　（25）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238页。
　　（26）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9—112页。
　　（27）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载《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28）黄克诚：《黄克诚自述》，第362页。
　　（29）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1页。
　　（30）李 锐：《庐山会议亲历记》，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
　　（31）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3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05页。
　　（33）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139页。
　　（34）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第212页。
　　（35）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136页。
　　（36）李 锐：《庐山会议亲历记》，第220页。
　　（37）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3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9页。
　　（39）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卷首语”。
　　（40）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1—122页。
　　（41）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第7页。
　　（42）师哲：《我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6—217页。
　　（4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9—150页。
　　（4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45）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1页。
　　（46）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154—155、165—181、260—261页。
　　（47）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两稿分别发表于《北京日报》1963年6月4日、《人民日报》1963年8月4日。
　　（48）黄锡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载北京：《红旗》1967年第5期。
　　（49）张培森：《我所了解的“安展”及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创作情况》，载北京：《炎黄春秋》199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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