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tuffy05

谢谢大家，也谢谢许教授的介绍，其实我没有专门做过毛泽东的研究，只是我做的历史专题研究中有时涉及到了毛泽东。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交流。我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谈这个话题。今天我大概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毛研究的一般概况，第二个问题，是谈几个涉及到毛泽东研究的重要观点，第三，就这些观点、看法谈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大概就是这三个方面。

先讲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对毛泽东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个别的像李锐同志，在5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毛泽东早年活动的研究，也出了一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当时就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可是李锐同志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这本书就没再发行。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满怀虔诚，满怀崇敬的心情来研究毛泽东的人，往往也会遭遇到不测。做毛的研究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高危险性的事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常识。

1979年以前，国外对毛的研究，是和当时的世界潮流以及冷战格局有关。1979年前，咱们国内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国外一些研究也有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到了50年代后期，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了，反共原教旨主义逐渐式微，自由主义学派成为主流，他们主要关注毛主义和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的问题。1969年以后，从西方研究毛的自由派中间分化出新左派，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晚年的举措，都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例如日本著名的井上清教授这样的一些教授的研究，对当时西方青年的反越战、反西方主流体制的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自由派的研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两国的互相接近。这个所谓自由派就是哈佛大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那个流派。

前苏联在1979年以前，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对毛泽东进行研究，前苏联的毛研究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中苏关系破裂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决定成立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远东研究所根据政治的需要出版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作品都涉及到中苏两党两国交往的历史，反映的是当时苏联的解释和看法。他们在60年代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认为毛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革命家”，或者叫“半托洛茨基分子”。这是当时苏联对毛的基本看法。

我想1979年后，咱们国内兴起对毛泽东的讨论，主要是和反对“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主要集中探究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文革”和五十年代后期的一些错误，它的导向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我们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看过的是李锐写的那本《庐山会议实录》。这虽然不是一个研究成果，但是包含了大量的丰富的珍贵的史料。比较有深度的具有学理性的研究，应该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产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和《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厦门大学汪澍白教授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人民大学萧延中编的《晚年毛泽东》等。80年代中后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是和当时大环境有关系，第一：就是当时的官方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毛的早期的文献和文稿，其中重要的有毛泽东早年文稿，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等；第二：就是80年代中后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第三：是研究者慢慢走出了1979年、80年代初心情较为激动的那种情绪状态，从而以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来思考某些重大的问题。90年代初以后，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反映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气氛已经和80年代中后期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某些在80年代还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和“文革”，毛泽东和“大跃进”，毛泽东和“反右”，像这样的话题都被回避了。但是我认为在这一时期和其后，也出了一些很好的书，这就是我们的官方机构出版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有关毛泽东的文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的材料。比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虽然在资料的选择上有取舍，但基本上是根据档案编写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出版了，包含大量珍贵资料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共十三卷，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的发表。还有近年来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等。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很多专家学者，他们在文献整理方面，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90年代中后期以后，有关毛的研究和叙述重新活跃起来，这可能和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等情况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又可分成几种情况：在某些人那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某种符号象征。比如我们都听说过的《切·格瓦拉》，在这部剧中，毛泽东重新被描绘成为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符号。在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对毛思想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只是学理性比较强的这样的研究不太多。第三个方面，我们可见的是一些秉持民间立场和角度的叙述，这是一些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与某些专题研究相联系，又涉及到毛的叙述，其中有一些是个人的回忆。

这样的作品在90年代中后期就陆续出现了，而这些个人的回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叙述大概的特点是，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毛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所具有的多重面相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只看到毛的某一个面相，可是他还有其他的面相。这些叙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重视研究或反映毛和由毛主导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对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这是我认为特别应予以注意的，或者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种研究趋向。这种叙述不单纯是研究毛思想，诸如毛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不是这样的，而是谈他主导的那个时代对普通人生存的重大影响的问题。这是过去我们在研究毛的时候很少注意的问题。以前人们只研究毛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面，可是对在他主导下亿万人民的生活，亿万人民的生存状态，都没给予特别的注意。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人们开始注意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几年，对毛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人民大学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这本书主要写的是1949到1976的毛，实际上叙述的是从1949到今天，就是毛的执政年代和后毛时代，作者研究毛的思想及其背景，以及和中国社会变化的相互关系。另一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陈永发教授也出版了一本书，不是专门谈毛的，但广泛涉及到毛，叫《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毛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叙述对象。直于非学术性的，比较重要的有韦君宜的回忆录《思痛录》。还有前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云彬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宋云彬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心灵史。
90年代以后，和中国的情况相对照，从整体上看，西方对毛的研究兴趣，已经大减弱。应该说，对毛的研究，现在在西方早已不是热点。当然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毛，但是今天西方学术界对他已经没有兴趣。（许纪霖：对毛的研究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冷战结束了。）可能和这有关系，西方人的研究有强烈的现实功利的导向，这是没问题的。虽然对毛的研究已不热了，但还是有的。美国前两年出版了两本书，《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作了报导，一本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的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写的，他的很多书都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还没翻译，名字就是《毛》。最近我们国内出版了他的《上帝的儿子洪秀全》。还有一本是美国的一位资深新闻记者菲利浦，利用大量的材料写的《毛的一生》。这是最新的体现西方对毛看法的两本书，但是我翻了一下，觉得这两本书信息量都不是很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毛的研究的概况。

第二个问题是几个涉及到毛的重要观点，这主要是在我们国内和华裔的一些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的，西人现在的兴趣不是很大。

第一，是毛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80年代在我们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讨论在1988年1989年初曾经一度升温，我印象中，当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还出过一个讨论的专刊，有一个专门的报道。但是这个讨论在1989年以后马上停止了。（许纪霖：这里插一句，关于毛的民粹主义最早是谁提的呢？是华东师大的一个学生，叫王申酉，他在1976年的时候就讲毛是农业社会主义，那时候不叫民粹主义，四人帮粉碎后王被枪毙了。）这个名字我知道，我看过以后发表的他的文章，他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四人帮倒台以后被枪毙了。80年代初期，我们南京大学学报当时的主编蒋广学写了一篇谈毛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受到中宣部的严厉批评。这个讨论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一度提出来，以后又重新讨论，再被停止，这和当时的大的背景环境有关系。到了1998年，中国社科院的前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同志在一篇长文中又重新谈这个问题。胡绳是党在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的领导人，当然他也是一个学者。他的这篇文章出来后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很严厉地批评胡绳是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毛泽东思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但是由于胡绳的重要影响，在这以后，民粹主义多少可以谈一点了。

第二，是毛泽东的“反智主义”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反知识、反智，鄙视，打击知识分子是毛时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这个问题从历史和思想的层面谈的比较早的人，还是海外的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余英时教授早在80年代就提到这个问题。与此相联系，余教授在90年代初又提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人占据政治中心的这样一个话题。当时这个讨论集中在海外和国内的知识分子研究的议题中。当然毛的反智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谈。中国共产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军事斗争，这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发展有支配性的影响。从学理层面，从当代人的体会等来谈，当然都是一个角度，可是联系到共产革命的这个历史背景来谈，可能会更深入一些。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等等，今天一些数字公开了，比如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员大概有320万人，其中69%是文盲，这是正式的历史资料披露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当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紧张、冲突。老一代的革命家陆定一同志，他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样一个问题，他在90年代初中顾委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他说1949年中共面临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进城肯定会带来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早年50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情况，那时有很多关于军代表、工农干部和城市知识分子关系紧张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他作了明确的批示，他说农民出身的同志是有狭隘、保守的特点，但忠诚老实是最重要的，其他不足可以学。我的意思是谈反智主义，如果结合这些具体历史事实谈，也许会更深入一点。

第三，毛的乌托邦主义的问题。我们在总结50年代后期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在谈“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都会用这样一个概念，例如：毛泽东的乌托邦，毛泽东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天堂等。现在不少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完全是权力斗争，毛主席要用他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来改变这个社会等等。这就提到了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在这种言说中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林毓生教授提出来的观点。林毓生是美籍华人学者，威斯康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林教授1995年提出一个看法，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林毓生认为，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政治化的特点。这种主观性和政治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全权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全能主义，这是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毛的全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大大超过了中国过去的传统政治，它的任意性和强制性都超过了前者，“尤其过之”。具体的特点是：第一，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悍性，这种强悍性用林毓生的解释叫做“自行其是，不受约束”。第二，是“千年福音式”的，他解释是，认定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比你在道德上更优越，更神圣，具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信心。第三，是政治性很强，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动员舆论、组织群众运动，谋求当下实现他所理想的共产主义天堂。他说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其它乌托邦主义在性质上和内容上都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许多其它类型的乌托邦主义理想过高，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什么理想国了、太阳城，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而毛的乌托邦是强悍的和非常政治化的。他相信自己有一种巨大的的历史使命来解救人民，他又确实知道如何运用政治在当下落实他的崇高理想。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性，它永远只是一个高高的理想。毛则有一切政治化的手段，可以使它在人间落实，使人间变成乐土。

我认为林的观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谈乌托邦主义的时候，一般不谈毛的那个强烈政治性这一方面，就是人民公社平均主义，什么张鲁，五斗米教一类，就这个而谈这个。毛肯定是一个大政治家，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这种优势地位，没有他的绝对的支配性权力，他怎么实现他的乌托邦呢？这两者之间关系到底怎么样呢？林教授的这种看法提供了一个观察的重要的视角。

第四个方面，是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问题。这是一个最近几年才谈的问题，这个讨论，可能是从去年从哈佛大学开始的。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原来是历史系主任，现在是文学院院长，他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就是《认识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篇文章是今年刚写的，就是《中国与50年代的社会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把这样一些话题基本都谈出来了。所谓二十世纪的历史趋势，柯伟林教授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不管出现任何的政权更迭，慈禧还是袁世凯啊，还是以后的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都要面对这样一些基本的历史趋势，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历史趋势始终是存在的。他认为这些基本趋势大概有几点：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广泛，密切，日益加强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外国对中国的全面的影响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在他看来，最近这一百年，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俄国、美国、日本，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美国的影响比较好。关于俄国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前，中外学者一般注意的是中国的情况和俄国情况的差异的问题。现在潮流变了，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今天，人们更多的关注中国和俄国在体制上的相似性的问题。原来是研究差异性，现在研究相似性。当然这里有更复杂的背景。

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的工业化。

第三个趋势，就是中国的统一，疆土的完整和国家安全。

柯说，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虽然受到一些阻碍，但是始终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公民化程度的提高问题。

柯伟林教授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上的几个主要形态。他的基本的看法是，对毛泽东的三十年的评价比较低，他对80年代以后到今天中国的领导核心，或者用他的话叫“领导集团”，给予最高程度的评价。他说今天的中国领导集团是“二十世纪最具领导能力的”。而毛的三十年，他用了一句话，叫“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记录”，为什么说“糟糕的不能再糟糕”呢？

柯说主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趋势。他有几个指标，他认为毛的体制是中国历史类型和斯大林模式的混和物，而斯大林模式他是否定的，他说这是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模式。而最近二十年，中国的领导集团是顺应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这是柯教授的一个看法。

柯教授谈这些问题时有一个特点，他评论毛的三十年是结合历史来谈的，不再专门论述毛的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现在不谈这个东西了，都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来谈。上次许教授和我都见过的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东京大学的近藤邦康教授，这是日本研究毛思想的权威。这个老先生对毛思想当然很有研究。可是他概念先行，他不太管历史事实。他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毛的理想主义，一个叫毛的现实主义，然后他一网打尽。当然这也是一种叙述，可是我觉得由于他很少结合到中国的历史来谈，因而他的一些看法就缺少历史感了。

我想柯教授对毛时代的看法有一些还是有问题的，有的地方不完全客观。比如说毛忽视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可能太笼统了。因为毛时代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忽视技术水平的提高的。50年代初，大规模工业化，扫除文盲、妇女受教育、汉字改良、汉语拼音等等，都是直接间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关系的。毛是不是完全背离中国工业化的趋势？我想毛并不是不要中国的工业化，他是要他的那套工业化，也就是“鞍钢宪法”那样的那种工业化，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的工业化。

第五个方面，也是我们国内这两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大跃进”，是否体现了后现代的价值？“文革”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意义等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研究。我们检讨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来，毛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是在60年代初中期集中表达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如果哪个人对支部书记提出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反党反毛主席”，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而是由各级党委来体现的，所以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毛主席。而毛并没有出来纠正这个情况。60年代初，毛提出很多重要的看法，如“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大官和小官的矛盾”等等。这正是毛和刘少奇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这个大民主究竟是什么回事？我想还是“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的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那种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

最后，我讲一些个人的看法。我非常同意刚才许教授讲的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毛确实是如此地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影响了我们中国人，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他对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毛泽东本人又是一个性格极具冲突的人，他的思想，他的一生的事功，是如此具有张力。他的思想遗产的清理和研究，对今天的中国和将来的中国一定是非常需要的。

问题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能否转化为未来中国建立民主社会的正面价值？”这是台湾的韦政通教授提出来的，韦政通先生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但是这些年改行研究毛泽东了，出了两本书：《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一声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老先生现在是一边喝着白酒一边写文章，每天写五六百个字，他最后要通过研究毛泽东，对中国思想史作出他的总结。韦教授认为，中国人付出那么多牺牲，应该可以从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寻找出正面价值。他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这反映了人类的崇高理想，因而具有永恒价值。但是他同时也感到毛的几十年时间，特别是“文革”，又使无数的中国人受到伤害，这两者是如此紧密的纠缠在一起。韦教授自己说过，他80年代后期第一次回大陆来探亲，从北京到张家口坐的是火车，车轮滚滚，使他的内心激起强烈的大震动，他告诉我，他当时的感觉是毛时代的无数冤魂在哭号。他是很真诚的，对毛很尊敬，把毛看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是他也感到毛时代的另一个大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牺牲的问题。2000年12月在台北，林毓生教授和我聊天时也提到，他说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投身其中，创建了一个新社会，可是为什么到了5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 “文革”，又是如此的伤害人，压迫人呢？他心里感到非常难过，不得其解。韦正通先生认为毛的一生是用他的生命来彰显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缺陷，这个缺陷是中国的“性善论”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他说毛的一生是个悲剧，毛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反映出中国传统的严重缺陷。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一些基本事实的了解开始，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我这几年有这种感觉，我们研究毛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经验和感受的问题。民众感受的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忽略的，不重视的。费尔巴哈说过： “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而毛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当然可以，而且也应当首先从历史学的这个方面进入。在研究毛时，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毛、对毛的事功，可能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2002.10.18在华东师大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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