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的造反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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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地、市、县级领导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这批老干部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握河南省的党政领导大权达十年之久。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点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刘建勋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学生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炮打“我这个司令官”。八日十九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因给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被压制、围攻的学生党言川及河南省第一个大学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对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河南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并一度成为河南两派辩论的焦点。而毛泽东却表扬了刘建勋和这张大字报。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事实证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附合毛泽东的意图的。（附：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不少省份出现大抓“南下一小撮”，围攻、欧打北京串联学生的事件，而河南省委却在九月二日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学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刘建勋的这些举动，带动了全省地市县大批领导干部表态支持少数派，并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沿着《十六条》的方向发展。从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元月，河南省的学校、工厂、机关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打司令部”中由少数成为多数。然而省军区的介入使这个局面被打破。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67年2月10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就很能说明问题。文敏生在信中说“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

一九六七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这时，郑州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即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并把他们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组织则主张先联合起来夺省委文革小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郑州粮食学院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决定：1、如果文、纪、戴被看管起来，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责主持工作。2、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把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视为“保守”、“非法”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军区党委。这时候，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面对军队的强大压力，只好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到军区找第二政委何运洪替造反派学生说话，被拒绝。二月七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军区不仅不承认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三月六日，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大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省委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尉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历害，要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为一方，河南造总为一方，十大总部为一方）到北京谈判。五月月十一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而支持二七的领导干部，由于军区高压控制不敢表明态度。为了争取领导干部在尽早站出来对二七公社的公开支持，五月十五日，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简称“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正在省委门口看大字报的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强行架到汽车上，“抢”到农学院，通过摆事实、讲形势，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五月十七日，“予农红总”和郑州大学附中“红旗”一些学生又把刚刚被保守派批斗后送回住处的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五月十九日夜，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人乘拉煤的火车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省公安厅付厅长高大同分别于五月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一日发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支持二七。从五月到七月，河南省有近四百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的待遇（这些待遇曾一度作为他们较早支持造反派的“资本”被炫耀过）。据一份“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的资料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共47人，七月二十五日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有23人，占此级别干部人数的49%；同情二七公社的2人，占4.25%；中间状态1人占2.12%；支持河造总的15人，占32%；支持十大总部的6人，占12.7%；七月二十五日中央表态后，又有部分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其他领导参加下，河南省三方赴京汇报团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七月十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七、二五”后，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刘建勋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调到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八月二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王新为河南省军区政委）。在省革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实现了“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和“河南造总”的大联合。到一九六八年初，全省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相当一部分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据一份资料显示，省直机关六十六个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393人，已解放284人，占72%，其中第一把手31人。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1--2名副主任暂缺。由“暂缺”群众组织代表可以看出刘建勋并没有把“浴血奋战”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扶到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去。(据资料：省级革委会里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职务的：湖北省3人，其中学生1人；陕西省7人其中学生3人；四川省9人，其中学生2人；湖南省2人，其中学生1人)。据河南省地(市)县77个革委会统计、其中有48个革委会付主任群众代表空缺。学生头头担任县革委付主任职务的只有4个县。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除了军队干部变动较大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在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省的党政领导权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达十年之久。实事求是地说，以刘建勋为首的这批老干部基本上能坚持党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23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一九七0年七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一九七0年十一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七十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一九七八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来还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即所谓“河南省造反派掌了权”。

河南省的造反派是否真的掌了权呢？仅以参加省委常委领导班子的学生头头们为例来看一看。一九六八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四十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包括工人、干部、学生）二十人（其中河南“二七公社”14人，开封“八二四”3人，“河南造总”3人）。在群众组织代表中有大中学校造反派组织头头八人，他们分别是：党言川（郑州大学“联委”）、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联委”）、杨国雄（河南医学院“东方红”）、范念民（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王传玉（郑州大学附中“红旗”）。这八个学生常委最“红”的时间就是省革委刚刚成立之后。他们除了坚持本单位的工作外，就是跟随刘建勋、纪登奎等老干部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严重的地市去解决派性和大联合问题。一九六八年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和大中学校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开展，他们也先后离开学校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或其他基层单位去接受再教育。这是后，他们的“常委”头街，除了偶尔去省革委参加会议外，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在后来的清查“五.一六”中他们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甚至迫害。一九七一年再教育结束后，他们重新分配到工厂、学校搞技术工作或担任教师。一九七三年，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建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新”“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他们又分别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或其他相应职务。当时，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多数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相当数量的“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派的。其它各个行业的头头也被提拔到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副校长等职。上行下效，农村到大队、工厂到车间班组都不例外。这就是“河南的造反派仗了权”说法的来历。应该说明的是，大量提拔青年干部的做法，决非河南独创，完全是全国大势所趋。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个见证。那么，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数量上是否高于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据一份资料表明，河南省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共发展党员十万零六千人，这个数量在全国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权”的呢？事实是他们“掌权”后，大多数都是在基层领着工人学大庆，领着农民学大寨，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贪污受贿者甚少。就拿几个学生头头来说，他们在担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都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积极参加和领导本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二是为本公社办企业奔波；三是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学林县兴修水利；四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如间作套种、玉米制种等。一九七八年，当陈红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二十年后，他的爱人从原阳县搬家时，当了五年原阳县委副书记的陈红兵的全部家当是几个纸箱和一个老掉牙的柜子。这与当今的“县太爷”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河南省所提拔的青年干部的职务绝大多数都是副职（当时就有“新干部都姓副”的说法），正职大都由老干部担任。由于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参加过“三结合”，所以，对于新干部，他们不仅有提拔重用的权利，也有批评帮助的资格，在“形势需要”时，还可以“收拾”一下。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纪登奎来到河南伙同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骂一些造反派新干部“不是好东西”“四大金刚”“八大赖”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次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些被点名批评的造反派又狠狠反击了刘建勋及个别地市委书记。后来，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河南省作为“四人帮”的重灾区，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几乎“全军覆没”，新老干部之间的那点恩恩怨怨，自然也烟消云散了。

三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首次批斗“走资派”，是从揭批原河南省委1958—1961年期间搞“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这是河南文革的第三个特点。

提起党言川，四十五岁以上的河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对于他响当当的名气，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捧起来的；有人说是何运洪(省军区第二政委)“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撒出来的，有人说是“老保”骂出来的……总之，党言川在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可谓家喻户晓，妇儒皆知。 党言川究竟何许人也?许多人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亦曾发生过许多笑话。如有一次，郑州一位学生回家，老人们郑重其事对她说，你可不要跟着党言川跑，他是刘建勋的小老婆，名声太坏，咱可丢不起那人，当这个同学说党言川是个男生时，大家都笑了。其实，党言川当时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文化革命一开始，郑州大学不仅成了河南省斗争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一。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就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州大学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六月三日，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了。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据一份资料统计，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一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校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六月六日凌晨，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工作组进校后，继续压制运动，斗争学生。六月七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六月十八日，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巨幅标语。八月一日至三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同日，党言川等九人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而另部分学生则贴出了《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正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等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八月六日，党言川第一个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个学生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八月十五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同日，他们就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了和校工作组包办成立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针锋相对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并在当天晚上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几百人前来参加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其他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革”要求主持会议，双方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与会群众，并宣传了《十六条》精神。十五日晚上和十六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呼出“控诉党言川一伙欧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来。接着是连续三天的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的围攻斗争。八月十八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来到郑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八月十九日，刘建勋、纪登奎等又到郑大，召开了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宣读了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他们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刘建勋的大字报使郑州大学的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八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正式成立。九月三日，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吹响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进军号。呼吁书中这样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九月四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九月五日，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河南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再次提到河南省1959年大刮“五风”及《信阳事件》问题。九月十一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会上给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挂牌”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属首次），引起了在场的纪登奎、张耀东的不满。纪登奎当场质问大会主席，你们说赵文甫是历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其实，这里指的正是一九五九年前后，河南大搞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饿死的这段悲惨历史!党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应，数万人起来批斗省委领导赵文甫(当时吴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于这个历史背景。

一九六六年八月，郑州大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的时侯，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五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同时，在新乡师范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到了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给新乡师院同学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你在第一封信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哪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煌煌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转抄的《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和党言川一九六二年的“私人信件”成了党言川“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和刘建勋一起支持过党言川的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以及其他省委领导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文敏生在9月5日郑大联委主持召开的“河南省炮打省委司令部煸风点火大会”上曾说“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持支持你们”，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当有人提出郑大联委《火急呼吁书》有攻击三面红旗问题时，他确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郑州大学“校文革”和工作组支持成立的“红卫兵战斗师”更是抓住这些把柄大造声势，向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发动了总攻击，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九月七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的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黎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在保守派的重炮猛轰之下，郑大联委于九月二十五日又发出了《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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