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记忆中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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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记忆中的文革

（1）从“四类”到“黑 类”

在文革以前，就有“四类分 子”这样一个称呼，这是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统称。从词面上一看就让你带着了七分的鄙视、三分的厌恶，有点像“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这 四害的意味。可是，这分明说的是人，是人群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总括。他们真的像“四害”一样，长期受到“围剿”。当时，在我们这些十来岁 的孩童之间，时常会用“四类分子”来辱骂自己厌恶的伙伴，而实际上并不懂得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
文革在1966-6爆发 后，我所在的中学里，图书室、总务处各有一个“摘帽右派”教工被“揪出来”，“打倒”“批臭”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在此以前我们都觉得他们挺和气的，怎么 眨眼之间就成了“牛鬼蛇神”！我对父母说起这件事，他们显得一脸无奈。
他们告诉我：1957年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反右）”斗争中，右派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阶级敌人。至于“摘帽”的，更不是阶级敌人了。单位里也不会公开提起往事。
可是，我不明白了：文革一 开始，揪斗、批判他们，还冠以“牛鬼蛇神”！而在文革开篇社论中，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么，右派分子乃至摘了帽的，都是“坏人”了？
我父母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的 疑问，只能无可奈何“说实话”了：他们经历过各次政治运动，也无法理解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按照“惯例”，运动开始之初是要宣布政策的，但是，这 一次不一样。怎么说呢？……
有一天，妈妈悄悄地告诉 我，单位里把我父亲打成“黑帮分子”，属于“牛鬼蛇神”；而我母亲被株连，成了“苍蝇蚊子”。虽然这样的称呼没有扩散开来，但是在妈妈的心理上、在我们全 家人的心理上是沉重的阴霾。
没多久，社会上出现了“黑 五类”的称谓，把右派分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起来了。摘帽与否，“一视同仁”。也就是阶级敌人的范围扩大了。但是，始终没有看到任何相 关的报纸、听到任何相关的广播。
随着文革的发展，“黑五 类”的队伍不断“壮大”——最早“加入”的是“黑帮分子”；很快，“资本家”也“黑”了进去；后来，“黑帮分子”又具体分解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还 出现了“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五类”也一次次升级为“黑六类”、“黑七类”……，再后来也说不清到底是黑几类了。
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官方”的报纸上、广播里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平民百姓是搞不清这个“首要问题”了，只是觉得“敌人”越来越多，说 不准哪一天自己周围甚至自己就成为“敌人”了……。
文革结束后，有的研究者鉴 于这一分类变动不居的特性，为适应它的不确定性，用了一个生造词“黑类”来涵盖“黑五类”、“黑六类”、“黑七类”……的不同称谓，以避免名实间的时空错 位。其间，既有名实相称相应的理性考量，也包含了对这种荒唐身份定位方法的轻蔑揶揄。
其实，最初发明“四类分 子”一词就走上了邪路，文革时期则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 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2）1966-6我经历 的停课闹革命

1966-6以前，中学的教学秩序还算正常。当时我是初中二年级，数学（细分为代数、几何）、语 文、物理、外语（我在1964年进入中学时，被分在俄语班，这一年入校的新生八个班级中三个班级学俄语，其余学英语）等主课，按照教学大纲的安排，即将进 入学年考试阶段，如果考试合格，就要升入争取考上高中前的关键一年——初三了。
实际上，从1965年底开始，学习氛围就有 所变化。在中学生中普遍流传的《青年报》、《中学生》等报纸刊物就紧跟不辍地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及其他对《海瑞罢官》和“封资修意识形态”的批判文章。而学 校里各门学科的课程则越来越“边缘化”了，政治学习开始猛增，用上课时间全校听广播，听社论，听重要文章，还时不时地传达文件。
从1966-6-1开始，人民日报几乎天天 发表社论或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 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等，等等，连篇累牍，络绎 不绝，高密度，高频率。1966-6-4，报纸、广播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对校园影响很大，大学是首当其冲，中学也不例外。

自《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我们中 学校园里也开始出现大字报了。最初，学校里让总务处把积存的旧报纸拿出来（那个时代，凡是公费订阅的报纸在班组里传阅之后都集中到指定地点统一处理），让 教师、学生写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千篇一律的“支持北大的大字报”、“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欢呼北京大学新党委诞生”。
文革初期的大字报是“实名制”，可以是单独 一个人，也可以是“成群结队”，一人执笔，各自签名。有几次把大字报写完拿出去张贴时，发现某个原本参与发起的同学不在场了，但又等不及找到他，于是旁人 就模仿他的笔迹签名。学校对大字报的管理很具体——写好的大字报交到指定的办公室，由学校指定的教工张贴在校园内的墙壁上；有人专门登记大字报的作者、题 目、张贴的日期与地点；未达到“保留期”（指保留一定的天数，一星期？）的，不予覆盖；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抄录，把大字报的内容保存下来。这样的“管理办 法”大概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形成、总结出来的吧。
我们这些十五岁上下的初中生也不甘落后，在 下课后满校园奔跑，看高中生和老师们写的大字报，很快也“拿起笔、做刀枪”，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当时我们班级的教室与总务处只相隔一个教室，与总务 处的教工相当熟悉，而那个负责大字报张贴的教工是总务处的，我们这些好奇又好胜的初中生常常去他那里。嗬，他还有另一本登记簿，领取白报纸（最初的旧报纸 很快用完，就用原张白纸，习惯称之为白报纸）的登记簿。翻阅这登记簿，就可以看出写大字报最多的是哪些人，名列前茅的就成为我们初中生心目中的“偶像” 了。

1966-6-13，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 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废除现行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推荐与选拔必须突出政 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 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 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通知》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 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1966-6-18，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 个决定，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号召 “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又说：“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伙同和怂恿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 主义毒素的’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

以上这些“教育改革”措施，震惊天下。大学 招生、高中招生都要废除考试办法了！教育制度要彻底革命了！校园里不能不“沸腾”起来。按照人民日报1966-6-18社论的说法，“中学可以学《毛泽东 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按照对1966-6-13文件的理解，现有的课程要改了，现行的考试不要了。事实上的停课闹革命也就此开始了。
意想不到地从课业和考试的紧张之中“解脱” 出来，学生尤其是初中生一时不知所措，但也有些高中生则仿佛突然长大成人了，开始贴老师的大字报，目标是平日要求学生严格一点的老师。学着人民日报社论的 口吻，把那些老师斥为“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的牛鬼蛇神”，发誓要“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 统统砸碎。” 老师只能对学生赔笑脸，说欢迎提意见。不仅师道尊严斯文扫地，还挨了臭骂和批判。至于到八月份“红卫兵”登上“造反有理”的舞台后，这些老师的遭遇就更惨 了。
大字报越来越多，又受到“保留期”的保护， 校园里的墙壁不敷应用了，就把走进校门后首当其冲的三个位于底楼的教室划为大字报张贴点。在这三个教室里还拉了好几道绳子，间距一米左右，这样，除了可以 在教室墙上贴大字报以外，在绳子上还可以挂大字报，于是，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我所在班级使用的教室就是这三个教室之一。为了“革命”，我们班就“动 迁”到了三楼物理实验室。反正已经停课了，不会有人做实验了，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实验室就成了三个班级“动迁后的安置点”。
乍一调换环境，觉得很不适应。原本两人并排 坐的抽屉式的课桌，变成了五六个人围坐的大桌子；原先每个人都有自己放书包课本的桌兜小天地，变成了空空荡荡的“大统铺”。不过，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因为 每天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充其量只要带张报纸和一本《毛选》（那时候“小红书”还没有问世），有没有课桌已经无所谓了，倒是实验室的大桌子更适合于 写大字报。
现在从“上海人民政府志>>第 三篇 社会发展>>第二章 教育>>第一节 发展历程”中查到，1966-8-5，中共上海市委宣布，全市大中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2907/node72914/node73018/node73040/userobject1ai85811.html）
事实上，正是由于各地各校停课的日期“参差 不齐”，做法不一，所以才补充了“一律”停课的宣布。从网络上可以看到，有的中学早在6-15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
就是在这样既无天灾、也无战祸的年月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停课闹革命，至于“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这类“教育改革”的预言，很快被“熊熊烈火”吞噬了……！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 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3）1966-9-6家耻日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一年一度的9月6日又到了。这是我这辈子不会忘记的一个痛苦 日子，我家的家耻日——1966-9-6。这一天标志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一个普通平民、一介草民家庭的“冲击”全面开始了。
其实，我家在1966-9-6之前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了。因为严格地说来，这场“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末就拉开了序幕。1965-11-10，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11-29，《解放军报》转载该文并发表编者按，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当时我家就有不祥预感。《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吴 晗，虽然我家与他毫无关系，可是1963年开始，我父亲参与的一场学术讨论中，所持观点与吴晗有相似之处！这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浪逐步升级的 大环境下，我祖父、母亲都显得局促不安，但我父亲坚持认为这是两回事，自己的观点与吴晗不一样。
1966-5-10，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 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对北京市委中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公开点名批判，把他们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在这样的风云变幻中，我们越来 越觉得坐立不安，但是父亲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参与的纯属学术讨论，不涉及政治，与“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1966-6-1，广播、发表了5-25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 人的大字报。此后，人民日报几乎每天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等等。文革烈火从高校迅猛地蔓延开来，大字报铺天盖 地。我父母工作的单位虽然不是学校，但属于文化领域、上层建筑，也很快掀起了打倒反革命黑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我父亲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 员”和名列前茅的批判对象。我父亲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还不到40岁，默默无闻，只是近几年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名不见经传，何以称得上“学术权威”？与 吴晗素不相识、从无来往，自己的论文全是一己之见，没有他人参与，何以成为“黑帮”？
1966-8-8，广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12，广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指导文革 的重要文件。对于一介草民来说，也只有通过广播、报纸能够了解天下大事，了解大政方针。我父亲特别注意到，在《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 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我父亲认为自己无党无派、无职无权，无论如何 不是“党内走资派”，也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至于是不是“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也是能够说明白、说清楚的。
万万没有想到，虽经历过十多年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文革 的史无前例竟然是如此的闻所未闻、不可预料、不可想象。
1966-8-18，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师生、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伟大领袖亲自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红卫兵”第一次在全国、全世界公开亮相。8-23以 后，北京和各地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杀”向社会，横扫“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 俗、旧习惯）。
当时我刚刚满14岁，跟着学校的老师同学上街宣传“四新” （“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到公共汽车、电车上读语录、唱革命歌曲，以为这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了。但是，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抄家风”。 无需任何手续，任何“革命群众”都可以对“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权威、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等等阶级敌人“采取革命行动”，发出各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勒令”。一时间，抄家成风，伴之以大街小巷的“批判斗争”，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家里，直至全家老小“扫地出门”。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甚至大量散发“红色 恐怖万岁”的传单。虽然报纸上、广播里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各种各样令人胆战心惊的消息不胫而走。尽管9-5《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用武斗》， 但是“红色恐怖”并无改观。面对如此史无前例，不禁瞠目结舌，惶惶不安……。
1966-9-6。我照样和同学们上街“宣传革命”，照样是 吃了晚饭再去学校逛一圈，晚上九点钟才回家。当我走进弄堂，就发觉有点异样：自家窗口对面住房的墙上，一片白亮的灯光，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在那个年 代到晚上九点钟还把楼上楼下的电灯全部打开，是决不允许的浪费行为。忽然，我又听到弄堂里黑呼呼的窗口传来低低的话音：“看，回来了，回来了。”我四下张 望，发现许多窗口都有人朝我家方向张望着、窃窃私语着。我赶紧再看我家的窗口，岂止是二楼、三楼的窗口一片通明，对面墙上还可以看到晃动的人影呢！再定睛 一看，平时晚间没有什么人活动的二楼亭子间，竟然也是灯光大亮！难道出事了？难道抄家了？
容不得我再看、再想，我已经来到家门口了。一打开后门，就是 刺目的灯光，上楼的楼梯是灯光通明，平时储藏杂物、很少打开的小搁楼也是灯光大作。我上楼时经过小搁楼，看到有人在里面翻查平日里不去翻动的一些书籍，不 时挑出一些扔到楼梯上……。毫无疑问，我家正在被“采取革命行动”——抄家。
我懵懵懂懂地走上了二楼，环视四周，只见二楼前后楼都有人在“看守”，房间里所有橱柜都已经翻乱，没法关上门了，连平时我们几个小孩子放书本放学习用品的地方，也是一片狼藉。不过，主力已经到三楼我父母的卧室里去 了。我不时听到楼上传来急吼吼的叫声。我不记得“红卫兵”对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让我到一边去睡觉，不准说话。我毕竟还小，提心吊胆地躺在床上，还是 睡着了。等到张开眼睛，只听见嘈杂的脚步声和刺耳的说话声，那些人正在打点“战果”……。
折腾了大半夜，幸好没有私藏金银首饰以及“变天帐”之类的严 重问题，抄走了一些书籍手稿。虽然没有照当时的做法在里弄里开现场批斗会，但“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反动权威”的身份就此“公诸于众”，本来在邻里之 间众人心目中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一夜之间成了另类、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坏人”，邻居对我家老老少少都“刮目相看”，我们兄妹几个在学校里也成了“黑× 类子女”。幼小的心灵上从此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不久之前认真研读《十六条》的父亲，面对如此“革命”，无言以对，不时会有“没有想到”“难以想象”的怨 言。但是绝对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流露此等情绪。
1966-9-6，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家耻日”。从此， 十余年里，全家老少，饱受凌辱，历经艰辛……。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
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4）1966-10无奈 无知的“驱虎豹”

时隔数十 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1966-8-8，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发表；8-18，“红司令”第一次检阅“红卫兵”；8-23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红卫兵”的“扫四旧”大 声叫好，随即出现了文革中的一大恶浪——抄家、批斗的新高潮。
我作为一个刚刚进入14周岁的少年，从6月初天真热情的“投身革命”，很快坠入了9月初的巨大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忠于伟大领袖”、“拥护十六条”、“做坚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十六条”发布以后，学校里各班级纷纷选举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我这个中队宣传委员因为能够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而被选入班级的文革 小组之中；另一方面，又很快面对自己的家庭成为“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之后的“黑帮分子”这个残酷的现实。自从1966-9-6那个晚上被抄家以后， 我家的“黑色”被公诸于众，一些同学“知而广告”，甚至结伴而行到我家居住地“一睹为快”。虽然那次抄家的“红卫兵”没有留下大字报，但抄家对我的打击是 毁灭性的。我在同学中的颜面荡然无存。我在班级里、教室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学校里已 经停课，天天组织学习毛著和社论。按“十六条”建立起来的班级文革小组及其上级——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仅仅手持一份“十六条”也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不知道如何领导运动，成为徒有虚名的空架子。自从“扫四旧”以后，斗争矛头逐渐从公开批判的“三家村”等“黑帮”转向各单位内部，学校里的领导乃 至老师，无论班主任与否，逐渐失去了对学生的号召力。而幼稚狂热的学生则很快“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纷纷成立“战斗小组”、“战斗队”。1966年 的国庆节刚过，10-3，我所在班级里也出现了第一个“战斗小组”——“千钧棒战斗小组”。他们除了在校园里跟帖大字报以外，在本班教室里用黑板报形式批 评班级文革小组无所作为。
我和要好 的同学郑、刘聚在一起，议论“千钧棒”异军突起后的班级形势。思路活跃、能言善辩的刘提出，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战斗小组。郑表示赞成。于是，我们仨决定， 成立“驱虎豹”战斗小组。这一天是10-6。我们也在教室里出了黑板报，表明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态度与决心。在黑板报的落款处，公布了“驱虎豹”三个成员 的姓名。我特地把自己的姓名放在最后。因为我们这三个人，刘是班级文革小组的组长，少先队小队长，家庭出身外轮海员。郑是少先队中队劳动委员，家庭出身工 人。我是班级文革小组组员、少先队中队宣传委员，家庭出身已经从以往的职员变成了“黑帮”。
战斗小组 是成立了，态度与决心也表白了，具体做些什么事情呢？有同学问我们“驱虎豹”，是不是要和“千钧棒”一比高下？甚至揣测我们使用“驱虎豹”这一名称就是冲 着“千钧棒”而来的，因为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字中有“虎”字，而且平日的绰号是“老虎”。我至今不知道刘当年选用“驱虎豹”的想法（刘与我在两年后一起去江 西“修地球”，虽然先后回到上海，但他未满五十就随绝症去了天堂），但我们仨并没有想到与“千钧棒”分庭抗礼、打“内战”。因为我们的理解是，文革矛头所 指并非学生。
我在马路 上捡到一张传单，内容是“少先队是全民队”。它把当年少先队的组织路线与“苏修”“赫秃头”鼓吹的“全民党”相提并论，号召在少年儿童的组织中也要“全面 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我把这张传单向刘、郑两个伙伴推荐，都觉得内容挺新鲜，就抄成大字报，用“驱虎豹战斗小组”的名义张贴到校园里。一时间，也吸引了不 少眼球，形成小小的围观人群。
接下来的 日子很快又无事可干了，很无聊。“千钧棒”舞了两三下就无声无息了，几乎不再到校。而我们仨依旧天天在校园里晃悠。一天，我们看到有不少人贴出一批集中批 判“右派”罗某某的大字报，想起不久前班主任薛老师在闲谈时说，他和“罗右派”都是苏州人，每到暑假寒假都一起回苏州老家。我们仨议论至此，像是发现了新 大陆，一张署名“驱虎豹战斗小组”、题为《薛某某与罗右派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吗？》的大字报就出笼了。
这就是在 那个神经过敏的年代里的典型表现——盲目无知，狂热冲动，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不过，这样的任意拔高，实在空洞，虽然一度吸引观众，但是无人响应，无人跟 帖。那天，在贴出《同路人》之后，我们仨还写了一张大字报的题目《评薛罗余沈的“神圣同盟”》。这四位年轻教师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又很要好，引人注目， 招来了一些大字报。我们仨也跟着起哄，哗众取宠地把四位教师称为“神圣同盟”。可是，真要成文，就无从下手了，一点内容都没有。这张徒有其名的大字报在教 室里足足躺了几个月，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随便把大字报撕毁，哪怕是未写成的大字报。不久，“大串联”席卷校园，学校秩序愈加混乱，处于无 人管理状态，所有教室的门锁被撬砸殆尽，那张徒有其名的大字报也就不知所终了。
至于“驱 虎豹”战斗小组，在1966-10下旬开始的“三秋劳动”中停止了活动，前后存在不到20天。然而，那张大字报《同路人》却在“当事人”薛老师心头留下了 阴影。我在1968-11到江西插队落户以后，第一次回上海探亲时，与一些插友及在沪工作的同学一起去学校看望薛老师。闲谈之中，只听见薛老师说，“前几 年，不知道是谁写我的大字报，对我在寒暑假放假时与罗右派一起回苏州一事，指名道姓地发问是不是政治上的同路人？这样的问题真是哭笑不得啊，写这大字报的 人是怎么想出来的哟！”我十分惭愧，但没有勇气当场认错、赔礼道歉。
又过去了 近十年，薛老师在一场冤案中平反昭雪。我与一位同学兼插友李谈起往事，我很担心那张大字报《同路人》对薛老师的冤案会有什么影响。李在探望薛老师的时候专 门打探了冤案情况，得知与《同路人》毫无瓜葛。李告诉薛老师，有一个学生为《同路人》感到羞愧，委托代为忏悔。薛老师哈哈大笑，说历经冤案的他早已把《同 路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了……。直到这时，我才卸去心头的积郁。
有一位网 友说得真好：“只有亲身经历过了，才知道那是一段无法无天的日子。反思这段晦暗的历史，我们自己也曾几何时或多或少在实际或精神上狂热的参与其中。进入了 逐渐完善的法制社会，我们才得以揭示当年的盲目和无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苦痛的。”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5）1968-10“自 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

近日，在 犹如汪洋大海的网络博客上，看到一段关于当年首批上海知青到江西插队落户的回忆文字：
当年我们是写了血书，到当时的市教育局毕工组多次表决心，成了全上 海第一批到井冈山地区插队的1000人中的20人。因为我们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而不是被分配的，因此这个社会大学的同学就是自己选择的，志同道合的。后来 又增加了几个弟弟妹妹，这兄弟姐妹也成了社会大学的同学。其实，到农村后不久，我们便知道，在我们1000人之前，已经有十几个上海的学生自己跑来插队落 户，因为相同的理想和信念，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好同学。我们这些同学共同生活了10年，现在还经常联系，每年都要不定期地聚会多次。
写血书， 表决心，完全自觉自愿，相同的理想和信念……。多少年没有看见这类字眼了。
与此同时，又在网上看到早在2004年就发表在网络论坛上的回忆文字，详细叙述了写血书的经过。
1967年初，寒风刺骨，我徘徊在吴淞口码头。刚结束在上钢一厂轧钢车间为期一个 月的所谓“学工运动”，准备回家休息几天，随后搬回学校。报上登出消息，要求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这是在“文革”开始时，号召学生杀向街头和社会的逆 向运动。年底，上海市各中学酝酿拉队伍去农村，与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相结合。
第二年，受北京第一批去内蒙古插队同学的鼓励，我校以火晓星、阮一民和杨胜辉等为 首的部分同学再度组织起来，联系去内蒙古插队，但当地的回音是等待明年。其时，自步行串联时便留在井冈山地区拿山公社插队的上海师范附中的同学回上海作报 告，我们与他们接触后，遂决定转向井冈山。我们与上海市毕业工作组联系，要求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务农，并请人特制了一面“井冈红旗”四个大字的旗帜，上面 绣有“毛泽东思想五七钢一连”。
此时，上海市有关部门已计划组织1000名中学生，100人一个区，去江西井冈山 地区插队。几位高中同学作为代表频繁与毕业工作组接触，争取把我们列入计划，但我们大部分人的出身不过硬，面临部分同学被留下的局面。
为表示同进退，共赴井冈的决心，一位女同学提出写血书，该倡议获得积极响应。夏日 的一个晚上，上海中学龙门楼西侧底层的一个教室里灯火通明，10多位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写血书以示心志。男同学用利器，女同学则以齿破纤指，就流出的热血 用手指在纸上书写。俗话说十指连心，当时的各种表情不言而喻。血既少又稠，只能边挤边写，一会儿干涸了，便挥挥胳膊，转几圈抹一下。实在挤不出来了，去操 场跑几圈，跑得浑身血液充分循环，面红耳赤的回来继续写。有人割到第二、三个手指，方得竣工。教室里熙熙攘攘，群情激昂，大伙都被自个儿感动了。我们每个 人写一张，约两本《红旗》杂志大小，我写的是“做井冈人”。最后，大家合写了一张，“不到井冈非好汉”，约《人民日报》两个版面大。第二天，我们集队前往 市革委会递交血书，一路高呼口号，途经徐汇剧场，在临街的墙上张贴了大标语，“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到井冈非好汉”。在我们之后，学校里其他同学又拉出“吉 林红旗”和“淮北红旗”两支队伍，分赴长白之麓和淮河之畔。?
不久，我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当时还有数位外校的学生慕名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至离开上海时，我们共有22位同学同行，全部去江西井冈山地区新干县洋湖公社插队，其中10人在桥头大队枧头生产队，其余的去樟树下大队后坊生产队。1968年11月20日上午，我们举着“井冈红旗”大旗，作为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的青年，乘上西去的列车，奔赴赣江之滨。我母亲和弟弟妹妹来北火车站送行，这是一个难忘的秋日。
看到这样 的回忆文字，五味杂陈，不知道如何描述作为那1000人中的一分子的心路历程。
我曾经钦佩，那20多位插友，意气风发写血书、满怀豪情上井冈。
我曾经遗憾，听说血书壮举，但无缘一见真容，无从知晓其经过。
我没有想到，足足四十年以后，网络让当年的同行者邂逅了。
我更加感慨，四秩风雨留在每个人脑海中的记忆是如此不同。
我更加觉得，要把尽可能完整、全面的史实留给后人去评说。
那在网上已流转多年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一件有价值的史料。
那在网上刚刚出现几天的博文，为多年前的回忆录作了佐证。
可是，它们反映出来的并非那个时代发生的那个事件的全貌。

1968 年夏秋之际，上海计划首批组织1000名中学生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文革前称为吉安专区，文革中改名为井冈山专区。其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吉安 市）。当时，上海的市区划分为10个区，所以，把1000个名额平均分配到每个区，就是每区100人。当年也确实由区革委会的毕业生工作组举行过报告会， 由1966年大串联期间，步行串联到井冈山地区，就留下插队的上海师范附中的同学介绍他们的情况，鼓动66、67届的毕业生到江西“插队落户干革命”。
这就是我 们这些平民百姓在那时候知道的背景情况。
实际上， 在此之前、之后的毕业分配情况绝非如此简单。
当时，伟 大领袖的“12-21最新指示”尚未发表，66、67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还不是后来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片红”，而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 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家庭出身论、家庭成份论”横行天下的那个年代里，“四个面向”是有相当明确的指向的，出身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 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家庭的“红五类子女”因为“根红苗正”，可以不必经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世界观”，故可直接进入“军工”或“普工”（指军事工业企 业或普通工矿企业）；出身于职员、店员等“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可进入“普工”；而出身于“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 家、黑帮分子——泛指文革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家庭的，则必须进行艰苦的世界观改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因而毕业 分配的去向理所当然地就是“郊农”（上海郊区农场）和“外农”（外地农村）。
当66届 开展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算”了“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因为我属于“黑七类子女”！1968-8，当66届毕业分配去向中有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时，我就报了名，结果是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直接面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 “屯垦戍边”。【现在回想起来，“66届有去黑龙江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这件事就够耐人寻味的了。】
1968-10， 在66届毕业分配高潮过去之后，67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正式登台亮相。我被明确无误地列入“外农档子”，我对上山下乡就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10月下旬，公 布了首批“外农”去向和名额，全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名额1000人，去向是江西中部的新干、峡江两县。我所在的东风中学有4个名额，我立即报了名。初步的 日期安排是11-5左右公布名单，11-12左右集中行李，11-15离沪。
这时，父母正在郊区参加“三秋劳动”。他们和我都觉得，我是“外农档子”，到江西插队落户，肯定会被批准的，所以商定，一旦有确切的日期了，立即写信给父母，让他 们立即请假回家，为我打点行李。然而，公布名单的日子拖延到11-8，而我又“落榜”了，原因是，这首批插队名额的“政审要求”比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的 “政审要求”差不多。于是，我又忙不迭写信给父母，“解除警报”。
11-14， 父母结束了三秋劳动回到家里。一家人说到我面临的变化不定的分配情况，都茫然不知所措：“外农档子”去不了黑龙江兵团，又去不了江西插队，那么“出路”究竟何在？
11-15， 又是突如其来的变化。一早，“早请示”的时候，一位曾经报名的同学被突然通知去江西插队。原来，到11-14为止，原定的指标（每区100人）只完成了四分之三。区革委会毕工组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凡曾报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去江西插队的任务……。更加没有想到的是，11-15傍晚，又突然通知我 也去江西插队！（详见《人生第一步》）
就在短短 的一个星期之内，我的“政治待遇”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从“政审不合格”成了“首选对象”！如果说，我们学校4位“正选”的“首批插队落户红卫兵” 虽然都不来自“红五类”，但还算得上“其他劳动人民家庭”；那么，11-15突击完成指标而确定的4名，就无法用先前的道理来解释了：我是出身于“黑帮分 子家庭”，另一位同班同学是有海外关系的，还有两位就更“邪门”——不仅都是来自“资产阶级家庭”，而且都还是68届初中生！重演了“66届多余名额向 67届开放”的一幕。
至于那“每个区100人”的指标，还是没有完成。
至于同行人写血书表决心的事，是到了江西才听说的。
至于这个号称“首批1000人”的群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报名“的，没有人做过调查、分析、统计。
那个年代啊，阶级斗争、阶级阵线、阶级队伍、阶级觉悟、阶级教育、家庭出身、家庭成份……都是怎么一回事啊！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6）1971-9-13 事件及其他

这是一只极其普通的半导体收音机，是六十年 代末期半导体收音机刚刚进入我国寻常百姓家庭时的一种最简单的单管机。它的外壳是用塑料制成的，鲜红、奶黄两种颜色极富那个时代的特色。外壳正面的上方， 还可以隐隐辨出“九·一三事件”以后被刮去的“副统帅题词”的痕迹。就是这么一只毫不显眼、早已在市场上被淘汰得无影无踪的单管机，因它陪伴着我渡过了终 生难忘的蹉跎岁月而被我视为一大宝贝。
1968-11，我从上海到江西插队。下去 后没多久，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看报纸、听广播习以为常的知青们，很快就体验到消息闭塞的痛苦。乡邮员名义上每星期进山两到三次，可是，稍有风雨，就不进山 了。逢年过节或是农忙时节，更是十天半个月见不到身影。各家各户捐款建设起来的有线广播，则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生活在这种现代的“世外桃源”里，身不由己地做个与世隔绝的“现代隐士”，别说有多难受了！
住在一起的九个男知青，只有一位小费带了一 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到了晚上，常常是大家保持安静，让小费从耳机里收听新闻广播，再由小费向在场各位传达转告，真是名副其实的“二传手”。半导体收音机 成为大家了解外界的渠道，成为大家羡慕不已的“奢侈品”。
如此熬了一年多，到1970年年初第一次回 沪探亲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买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我走访了好多家无线电商店，又走遍了“扫四旧”之后仅存的几家“日用品调剂商店”（当年为了显示“大好形 势”，连“旧货店”的名称也被革了命），反复“考察”，进行“经济分析”和“可行性研究”。那时，一只四管半导体收音机的价格为40多元，比那个“36元 万岁”时代中一个青年工人的月工资还高出一截。我这个“修地球”的，每天只能挣3毛钱（这在插队知青中还算“高收入”！原因是我所在生产队的境况比其他地 方稍好些），面对40多元的“奢侈品”，唯有望“机”兴叹，手里紧攥着一年辛勤劳作换来的“血汗钱”，始终不敢从口袋中伸出来。就这样，转悠了一天又一 天，尽管失望接着失望，可又不甘心来年再去做“隐士”，在失望中依旧满怀着希望，企盼着，寻觅着……。
“苍天不负有心人”，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 又一次来到老西门的一家“日用品调剂商店”。转悠到店堂深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忽然发现，灰暗的玻璃柜台中静静地躺着一只小巧的单管半导体收音机！我眼 前顿时一亮，只见标价为10元，心中大喜，忙叫营业员取出来，插上耳机插头，拨动调谐转盘，调整机器方向，耳机里真的传出了广播声！跑出店堂走到街上，耳 机里的声音更加清晰洪亮。中！实际测试通过！在收音机的包装纸盒中，还附有一张发票，第一手买主是11月买入的，不知 为什么，12月就卖出了，而眼下才1月，所以，少说也有九成新吧。比起新货的价格12元5角，还可以省下2元多钱哪！在那个恨不能将一分钱掰成两半来用的 日子里，真正是碰上了“价廉物美”的好运气了。我赶紧掏出钱把她买下了，那迫不及待的样子，就象是在和别人争夺似的。我如获至宝般地把她捧回家中，又里三 层外三层地打好包，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回江西的行李中。
从此，她使我摆脱了“隐士生涯”，忠实地陪 伴着我，为我服务了十多个春秋。最大的功劳莫过于在偏僻山村的那些蹉跎岁月里：三伏酷暑，头顶烈日苦战“双抢”，她伴我进入香甜的梦乡；数九寒冬，朔风凛 冽，她为我驱走漫漫长夜无尽的寂寞。无论是上水库工地，还是外出开会、看病，不管到哪，我都携带着她，保护着她，因为是她维系着偏僻山沟和大千世界的联 络，让我“胸怀祖国、放眼全球”。
至今我还难以忘记的一件大事 是，1971-9-13，我这只选择性不太好的单管机中漂来“敌台”的广播，一架客机在蒙古坠毁！引发了外交纠葛。虽然外界各方都不知晓机上人物的身分， 但从我方正式渠道对此坠机事件三缄其口的鲜明对比中，可以觉察到事态非同一般。不久之后，“敌台”透露了其情报机关得到的消息，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竟会 是“副统帅”出事了！？
紧接着，“十一”国庆节突然取消了二十多年 一以贯之的盛大庆典游行，改为群众游园活动。如此反常现象引起人们注意和议论，而我心中已经有谱了。随后，络绎不绝的外国领导人贺电，在广播和登报时也第 一次简化了台头。我更加觉得，那难以置信的电波传闻越来越“不可不信”了。又过了两个月，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了基层。那个晚上，在生产队的记工 房里听公社干部宣读文件时，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惊讶感了……。
这些在当时都是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绝 密”，说出来可要召来灭顶之灾的，“收听敌台的现行反革命”，这大帽子谁也消受不起。无奈，我这单管机的选择性能就那么一点水平，对“敌台”是让你“不听 也得听”，除非把它砸了、扔了。在山沟沟里，单管半导体收音机必须依靠天线才能有效工作。只要在自己的床上沿着蚊帐的顶部拉一圈铁丝，就能成为足够有效的 天线了。有趣的是，随着季节变化，收听到的广播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尤其夏季与冬季的对比更是明显。夏季的晚上，福建、广东等南方省份的电波十分强烈，当然 海峡对岸的“敌台”也“甚嚣尘上”，稀奇的是多次听到“马来亚革命之声”“解放军之声”的广播。而到了冬天，则可以收听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河北、黑龙 江等地方电台的广播，还不时飘来“莫斯科之声”以及“敬爱的领袖、亲爱的指导者”……。对这种随季节变化的现象，我曾经问过不少人，都说无法解释。
当年还发生过一场由半导体收音机引发的“敌 情虚惊”，有一年，公安机关突然如临大敌似的，到我们公社、大队、生产队，对一位上海知青严加追查，据说还到上海“内查外调”……。知青与老俵们十分惊 讶，因为这位知青向来踏实勤恳，一直老实本分，会出什么事情呢？原来，不久前，她从半导体收音机听说即将新开英语广播讲座，可以写信到某某地点联系购买教 材，于是就“照此办理”，发信联络，以满足学习外语的渴望。可是，那个购买教材的联系点是“海外敌特机关的联络点”！公安机关早已对其严密监控……。幸好 那位知青的家庭还算清白，没有招来灭顶之灾。历经这样一场虚惊之后，凡有半导体收音机的知青都小心翼翼，守口如瓶。
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我的精心爱护、小心使 用，那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从未出过丝毫故障，所有的元件始终运行正常，跟随我“病退”回到上海。最后，她又伴随我走进大学生宿舍，帮助我学习第二外语。直 到我成为“工薪阶层”后她才“功成身退”。但我仍然一往情深，不忍割爱，在局促的居室中，为她保留了一隅栖身之地……。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 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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