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河沈阳武斗与军区支左的关系

tuffy05

《记忆》2009年12月31日第40期

沈阳武斗与军区支左的关系

高振河

（1967年）2月2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喻屏（注：时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同宋任穷（注：时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到黑龙江参加“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宋任穷在大会讲话中表示祝贺和支持。
会后，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宋任穷让喻屏提前赶回沈阳，筹备、组织辽宁各造反组织的大联合委员会（后简称“辽联”），藉以推动辽宁各群众组织的大联合。1967年2月16日，在沈阳召开了成立大会。此后，东北局委派喻屏、辽宁省委书记徐少甫、省军区政委杨弃等参与“辽联”的工作。但是，在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后，东北局和沈阳军区在“支左”的问题上却产生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很快便导致辽宁两大造反组织“辽联”和“辽革站”之间的激烈斗争。就连东北局机关，原本对立的两派群众，也成立了两个尖锐对立的“造反组织”。一派叫东北局机关“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另一派叫东北局机关“红色造反团”（简称“红团”）。
4月上旬，“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在沈阳军区“支左”人员的支持下，“杀入东北局”，进驻东北局机关，并提出：“彻底砸开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出刘、邓伸向东北地区的黑爪牙”。东北局书记处根据当时中共中央2月21日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提出“三点意见”，要求这两个造反组织撤出东北局机关。于是，两大造反组织围绕“三点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三点意见”符合中央2月通知精神；另一派说，“三点意见”是一棵“大毒草”，并提出打倒宋（任穷）、马（明方）、顾（卓新）、喻（屏）。这件事一直闹到中央文革，最后宋任穷被迫以个人名义宣布收回“三点意见”。4月30日，沈阳军区撤走了东北局的警卫，并支持两个造反派组织进驻东北局。此后，各造反组织有的到东北局大院造反，有的上访，还有闲杂人员随意进来闲逛，人员车辆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宛如喧嚣的集市，东北局机关的日常工作随之陷于瘫痪。
这时候喻屏已经不能回家，他只能靠支持他的群众组织保护，住在东北工学院或辽宁省体校运动系。在书记处的成员中，宋任穷和欧阳钦已被周恩来调到北京保护起来，马明方和顾卓新由于被揪斗不便轻易露面，只有喻屏还能勉强出面，苦苦维持着书记处的工作。但喻屏此时的处境，已是举步维艰。白云涛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喻屏同志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打倒一切”的倒行逆施有着切肤之痛。他对打倒彭、陆、罗、杨，打倒刘、邓、陶，打倒中央一批老帅，感到十分困惑，对党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特别是对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他心急如焚，预感到会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灾难。他曾想直接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但一直苦于找不到传递的方法，没有通往上面的渠道。对眼睁睁看到武斗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他痛心疾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面对如此严重局面而无能为力，他感到十分痛楚，常常为此而长夜不眠。当时他连家都回不了，只能去说服保护他的那一派群众组织不要动武。“只可文攻”，“不可武斗”。决不能去搞“打砸抢”。他曾叫我去找一派组织的头头，向他们明确表明：我们不赞成打砸抢，不能搞武斗。

徐其成是省体校运动系的高级武术教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负责保护喻屏和其他几位老干部。他回忆说：
“这些老干部都是建立新中国的国家栋梁，如果把他们都否定了，就等于否定了新中国。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保护了这批老干部。在这些老干部中，我和喻屏接触较多。”“当辽宁地区武斗升级时，喻屏同志对我们说：‘我们不能武斗。毛主席早就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大家都是革命群众，互相武斗是不对的’。”
但是，大规模的武斗还是终于发生了，这就是当时震惊辽沈的“六一”事件。这场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剧，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的。1979年8月，辽宁省“两案办公室”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清查，以下便是经过清查的事实真相：
1967年5月27日，“辽革站”召集会议，研究攻打设在东北工学院的“辽联”总部，揪斗马明方。军代表徐某、战某参加了这次会议。5月31日晚，“辽革站”总部头头张某、谷某向军代表徐某汇报攻打“辽联”总部的准备情况，并问徐某：这样去行吗？徐某说：怎么不行。张某又问：这些当权派是否真在“东工”？徐某说：这个你不要怀疑，今天中午还有人看见了喻屏，有变化一定告诉你们。这次夜袭东北工学院“辽联”总部的具体部署是：“辽革站”三七联总围攻东北工学院、省体校运动系；黎明联总主攻老干部住的大楼，抓老干部；“金铁”带武斗队去砸总电门，灯灭为号；化工联委负责牵制辽宁大学；装具系统围攻二宿舍；铁路系统守南湖大桥。6月1日凌晨三时，“辽革站”聚集两千多人围攻东北工学院“辽联”总部。当主攻大楼的武斗队攻进大楼时，却发现楼内空无一人。这时，“辽联”组织的武斗小分队隐藏在暗处，待“辽革站”的队伍攻入院内后，便出其不意地从背后进行突然袭击。“辽革站”的队伍顿时大乱，前线总指挥张某、李某当场被俘，兰继英被打死，另外还有多人受伤。当天夜里，马明方、喻屏、徐少甫（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住在省体校运动系的平房里，当他们听到响动后，便机警地躲进天棚内，因而得以幸免。
事件发生后，喻屏邀集记者谈话，利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严正指出，这是一场“大规模武斗”，并对此严加痛斥。同时，他对军区“接待站”支持“六一”事件，表示极大遗憾和惋惜。
然而，“辽革站”的那些造反派却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真相，大肆宣扬：喻屏是这次“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的阴谋策划者和刽子手”。他们在《喻屏十大罪状》中写道：“他不仅大力宣传武斗，而且还亲自组织和指挥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残酷的‘六一’血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喻屏！”“他不仅煽阴风，指示暴徒疯狂镇压革命派，而且竟妄想把武斗的责任强加在军区头上，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可忍，孰不可忍！”喻屏“必须加倍偿还血债！”
此后，东北局书记处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实际上已无法继续工作。喻屏只好把原在东北局给他作秘书的孙国明邀到东北工学院，请他和白云涛帮助自己写检查，检讨多年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错误。
8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决定停止东北局工作。
8月21日，沈阳军区传达周恩来指示：辽宁三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喻屏以及徐少甫、张正德、莫文祥、李国华、王堃骋等省市领导干部，务必于8月23日到京开会，解决辽宁问题。
据喻屏回忆：8月22日下午5时许，喻屏和徐少甫、张正德、莫文祥以及“辽联”的代表到达东塔机场，他们在候机室稍事休息，便登上班机。在机舱内，他看到王堃骋、李国华已坐在舱内。喻屏等人在机舱内刚刚坐定，忽听枪声大作，“辽联”的一个代表顿时受伤，莫文祥让大家赶快趴下。过一会儿，他们接连走下飞机，赶到南面的草坪中隐蔽起来。这时，“辽革站”的武斗队仍在向飞机射击、扫射，叫喊捉拿徐少甫。直到机场里的枪声完全平静下来，机场的工作人员才把喻屏等人带到机场的东北角休息，并告诉他们，飞机已被打坏，不能起飞，目前只有一架安二小飞机，但不能长途飞行。于是，喻屏等人决定，乘坐这架安二前往鞍山，然后从鞍山乘大飞机赶往北京。
这场被称作“八二二东塔机场事件”的大规模武斗，共打坏飞机两架，有三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死，十五名战士被打伤。此外，还有“辽联”一名代表受伤，在机场执行任务的一位军代表五处负伤。
8月23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等有关领导人接见辽宁三派代表及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干部。吴法宪在会上讲了沈阳军区和沈阳空军于23日凌晨发出的特急电的内容。这两份特急电隐瞒了事实真相，谎报徐少甫指挥“辽联”袭击机场，打死打伤十八名解放军战士。康生听后，当即把徐少甫劈头盖脸地大骂一顿。与会的“辽联”代表，对此当场进行了反驳。此时，周恩来指示：沈阳军区党委再查一查。9月7日，沈阳军区在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仍称：8月23日的电报报告属实。
1979年8月，辽宁省“两案办公室”对“八二二东塔机场事件”进行了清查。事实表明，这一大规模的残酷的流血事件，是由军区支持的“辽革站”及“黎明联总”组织、策划的。
当时，东塔地区的几个大型军工厂，都是由军管会管理，但黎明厂和星光厂的“辽革站”派却都有火力强大的武斗队。1967年8月22日17时40分，“辽联”派三十余人，携带四支半自动步枪、六支手枪，将赴京的“辽联”代表和喻屏、徐少甫、张正德、莫文祥等护送到机场。与此同时，属“辽革站”派的“黎明联总”的头头高某，采用围点（机场）打援战术，一面派孙某带领一支武斗队到机场去抓徐少甫；一面派林某带领武斗队携带机枪、半自动步枪在滂江桥附近设伏，准备伏击“辽联”的增援人员。18时17分，当“辽联”的护送人员正在候机楼前欢送时，“辽革站”的孙某带领一伙人端着冲锋枪、自动步枪冲进机场，一面叫喊捉拿徐少甫；一面向候机楼和飞机射击。“辽联”的护送人员，立即躲进候机楼还击。20时40分，沈阳军区空军作战处副处长宋某率六十一名解放军战士，分乘两辆汽车前往机场制止武斗。当汽车行驶到滂江桥时，立即遭到林某带领的武斗队的伏击。当场打死解放军战士两人（三天后在医院又死一人），打伤战士十五人。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当即向伏击的武斗队喊话：我们是解放军！设伏的林某一伙停止射击后，两名解放军干部走到伏击阵地询问：你们是哪的？伏击的人说：我们是“黎明联总”的。两个解放军干部不禁啊了一声：是“黎明联总”的！事件发生后，驻黎明厂的军管会主任把带队打死打伤解放军的林某等人找去，训斥一顿。8月27日，“辽革站”和“黎明联总”就他们22日晚伏击解放军一事，分别向军区写了检讨报告。事实已充分证明，22日伏击打死打伤解放军的罪魁祸首，是“辽革站”和隶属于“辽革站”的“黎明联总”。但沈阳军区和沈阳空军9月7日在给中央的《关于8月22日东塔机场事件调查报告》中，仍继续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央，谎称：8月23日的电报属实。
这样，徐少甫便继续被诬陷为这一大规模流血事件的直接指挥者。而喻屏则被诬蔑为“反对人民解放军”，“掀起反军区黑风”的幕后策划者。
喻屏到京不久，便参加“两级军区三级党委会议”。这个为“解决辽宁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批判会，最后竟演变为对喻屏等人的残酷批斗会。喻屏回忆说：
随后，我们就住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由陈锡联主持。当时，凡是“辽联”谈的情况，记录的人一点不记；“辽革站”谈的情况，他就全都记录下来。这就说明他们有偏见。会上，“辽革站”的代表发言，对我进行批判。以后就不准支持“辽联”这边的领导同志讲话，整了我们几个月，把我们从京西宾馆赶到西苑饭店，秘书也打发回沈阳。接着就批斗我们，开始是批斗我，过一段就批斗宋任穷。

……10月29日，喻屏在会议上作了“个人对大联合的意见”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来京前有两三个月，除了接待外地来访者了解过去熟人的情况，或写书面材料外，主要是集中精力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写检查材料，接受群众的炮轰、批判。到京后两个多月，也是结合学习主席著作检查自己的错误。现在已有四五个月的时间，未接触群众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了。对大联合问题，只能提出一些粗浅意见作参考。”辽宁、沈阳的“革命派大联合，是由军区直接抓，直接领导的。军区采取什么措施，对大联合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这些人现在不在家，即使回去，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也只能向群众作检查，是很难起作用的。徐（少甫）、莫（文祥）、张（正德）情况虽有不同，但发言权也不大。为了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调军区和三大派的关系，是一个极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根据我过去的了解，‘辽革站’对军区支左工作是很满意的，和军区的关系是好的，‘辽革站’是听军区同志的话的。”但是“‘辽联’、‘八三一’及与其同观点的组织，和军区的关系是紧张的，对立是严重的。”“根据我过去的了解，‘辽联’、‘八三一’及和其同观点的组织，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是很多的，主要是认为军区的支左工作是支保压左。我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我一直认为是认识问题，和地方不同，没有保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沈阳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沈阳革命大联合就比较好办了。军区在沈阳的支左工作，究竟是否支保压左，分歧很大。弄清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走群众路线，首先建议军区同志系统地听听‘辽联’、‘八三一’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对的采纳，有错误就改，就检查，不对的就说明解释。这次会上，军区的同志对支左工作都有检查，如果早向‘辽联’、‘八三一’群众进行检查，现在情况可能不同。我估计这样做，收效会很大，和军区的关系很快会缓和下来。据说，军区过去系统地听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是不多的，现在需要耐心地听听他们的意见。”
喻屏的这个发言，随即遭到李伯秋（时为沈阳军区副政委）等人蛮横的批驳。他们说：“我们犯错误，是压了错误多的造反派，或是成分不好的造反派——是否是造反派还值得研究，有的就是保守派。”“军队没有支持走资派、当权派，支持的组织都是革字当头的。有的造反派看不中；有的造反派组织中有保的组织；有的在学校中是造反派，走上社会就保了。”（喻屏参加“两级军区三级党委会议”笔记，1967年10月30日）接着，他们便组织东北三省的造反派对喻屏进行轮番批斗。这些造反派用坐“喷气式”、拳打脚踢、在饭店院子里游街等手段，逼迫喻屏承认“东北局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无论造反派怎样批斗，喻屏始终不承认“东北局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承认宋任穷是“东北地区的头号走资派”。当然，他也从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承认工作中有错误。
他们批斗了喻屏，又把宋任穷从京西宾馆揪到西苑饭店进行批斗。宋任穷在谈到此番惨遭批斗时，这样写道：
东北的造反派曾经把我从京西宾馆拉到西苑饭店，三个省轮番批斗。在批斗会上都坐“喷气式”，左右两个人把我的胳膊使劲往后扳，把我的身体向下压得很低。每次批斗回去浑身疼痛，躺下就起不来了。有一次还拉到西苑饭店的院子里游了街，用“喷气式”的姿势推着我走，几乎就是在地上爬。一次批斗时他们把一张方桌的桌面压在我的肩上。还有一次给我挂铁牌子，回家后发现脖子上勒出一条血印，连腰都直不起来。（《宋任穷回忆录》续集，第17页）

这个为“解决辽宁问题”而召集的“两级军区三级党委会议”，历时半年之久，最终竟以批斗喻屏、宋任穷而宣告结束。
1968年2月上旬，陈锡联找喻屏谈话，对喻屏说：组织上认为你的历史问题，不像你自己说的那样。1943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喻屏和陈锡联同在一部第三支部，而且分别担任党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在审干中，喻屏1933年10月在北平被捕、1934年4月在南京被敌人判刑坐牢以及1937年9月被党营救出狱的这一段历史，已在中央党校经过严格审查。陈锡联对喻屏的这一段历史，原本是比较了解的。如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要把喻屏打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而且还要纠缠本身并不存在的所谓“历史问题”，这不能不使喻屏感到愤慨。因此，他态度极其强硬地对陈锡联说：“那就请组织上进行严格审查，一个疑点也不要遗漏，查得越彻底越好。”
3月28日，喻屏被两名解放军干部押上北京至沈阳的列车。到达沈阳后，喻屏旋即被关押在东北局院内的一幢楼内，从此失去了自由。
5月10日，辽宁省终于实现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阶级”的“大革命”，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社论说：“长期以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及辽宁地区的代理人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斩断了他们的黑手”，“终于取得了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喻屏就这样被公开点名，背负着无以复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被宣告打倒了！

    节录自高振河著《喻屏传——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人生历程》第十三章“十年劫难”，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该书由宋平题写书名，宋任穷、张爱萍题词，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