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潍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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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斗、批、改”，本是《十六条》中提出的“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简称。而在全面夺权结束之后，斗、批、改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按照毛泽东所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于是“斗、批、改”就被作为各级革委会的中心任务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贯彻执行，成了“文化大革命”继“全面夺权”之后又一个重要阶段。毛泽东期望通过“斗、批、改”，实现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包含着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产物，又是贯彻“左”倾方针的手段。在实践中，不仅未能达到“把各个单位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和更深刻的社会负面影响。


昌潍地区的“斗、批、改”，主要进行以下五个方面：


一、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运动最早是江青提出来的。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她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理叛徒、特务及犯有严重错误的死不悔改的人……”。1968年5月19日，毛泽东就《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作出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转发，并就此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同年，毛泽东又指示：“把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斗、批、改的重要内容来抓”。1969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社论也得到了“九大”的肯定。


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混入革命队伍里的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从组织里清除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在“大破大立”中逐步建立符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昌潍地区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党内的；第二个是过去的领导层，当时新成立的各县（市）革命委员会集中力量揭开原县（市）委、县（市）人委和“公检法”的阶级斗争盖子。清理阶级队伍的组织领导权问题，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和单位，由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县（市），由“三支”“两军”和县级革命群众组织领导。


从原则上说，要求阶级阵线分明并不错，但在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十分过火的情况下，再搞一次大规模的清队，实在很难说是必要的。


昌潍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上半年告一段落。1968年2月14日，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6037部队副军长秦镜任主任。地革委成立后不久，即开展了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一段运动的重点是对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九种人。1968年6月，地革委召开了各县（市）革委负责人座谈会，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批示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分析了昌潍地区的形势，对清队工作进行了安排。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昌潍地区十四个县（市）都成立了清队办公室，人员很多，曾达到286人，并且由地革委派领导干部和军代表主持清队的日常工作。县、社、队先后训练10万余人的清队骨干队伍，其中县（市）一级抽调的干部、复员军人等专业清队人员，即达5000余名。


清队，先采取办学习班的形式，集中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再层层开展革命大批判，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进行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最后定案处理。


1968年秋，按照省里的部署，全区开展了“反复旧”运动，清队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但“反复旧”运动持续时间不长，到年底，中央对山东“反复旧”作出“批示”、“十条”，要求停止“反复旧”，重新转入清队。1969年9月，省革委召开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认为在全省错误发动的“反复旧”实质上干扰了清理阶级队伍，并部署了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使这项工作向“左”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1970年1月28日，为了认真传达贯彻省革委召开得全省清队工作济南现场会议精神，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在高密召开了全区清队工作经验交流会。各县、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抓清队工作的同志、县清队办公室的负责人共75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清队工作的指示，传达了济南军区李耀文副政委在济南现场会议上的讲话，高密县夏庄公社杜家官庄大队介绍了搞好清队工作的经验。会议指出，今后要切实加强对清队工作的领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充分发挥政策的威力，认真搞好清队工作。


此后，昌潍地区的清队运动进入高潮。受“反复旧”影响，各县（市）、各单位的清队开展的先后不一，昌邑、潍县、平度等地的清队规模很大，采取所谓“一竿子到底”的办法，经常举办几千人的大型骨干学习班。


对于清队工作，毛泽东曾作出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但昌潍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认为全区大部分地区和部分县城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统治了几十年，反动势力有一定的基础，潜藏了不少敌人，把整个昌潍地区形势估计地过于严重。再加上当时由于没有党组织领导，多数是群众组织说了算，而群众组织又派性严重，往往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对方。有的单位搞逼、供、信和武斗，搞人人过关。有一单位，揪斗了六人，没有一个不挨打的。有一次揪斗，革委会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打，该单位革委会的一个头头说：“不管这个那个，该打还得打。”所以就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而言，严重扩大化了。“清理阶级队伍”开展以后。大批的所谓“阶级敌人”被清理了出来，各单位相继组织了“劳改队”、隔离看守“劳改人员”，每天早、晚让他们排队向伟大的领袖请罪，白天除了“攻心会”、“批斗会”等活动与单位其他群众在—起外，其余时间参加劳动。在这场运动中，由于极“左”思想的严重影响，加上派性的干扰，株连了许多领导干部和无辜群众，造成大批冤狱。如当时安丘县竟“揭发”出一个41人的国民党情报网；昌邑也“揭发”出一个所谓一百多名国民党员的完整的“蚌埠第一党部”，下设五个区分部，有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担任区分部书记。据统计，全区共揭发出阶级敌人13941名，其中叛徒1562名，特务58名，地、富、反、坏、右6143名，历史反革命3719名，死不悔改的走资派47名。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冤假错案，其后果是极为恶劣的，在整个清队中自杀1101名。


1970年下半年以后的清队，重点是“打击反革命”，方法是结合“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进行。


与全国的清队相比，潍坊地区的清队运动还是比较缓和，对发生的问题竭力进行纠正。在群众组织互相揪斗，清队运动发生过火的情况下，昌潍地革委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在清理革命组织中的坏人时，必须强调哪个组织里混进坏人由哪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斗，别的组织一律不要去揪，以免形成群众斗群众”，“严禁私自关押人，如果因敌情需要，要对敌人进行隔离，必须经过县（市）革委批准”。这应该是昌潍地区在文革中武斗比较少，武斗轻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如此，这场毫无客观理由的清理阶级队伍使大批干部和群众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仅没有做到“纯洁组织”、“划清阶级阵线”，反而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损害和混乱。


二、“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接着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与清队的目的是一致的，即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昌潍地区的“一打三反”运动是1970年2月开始的。1970年2月23日，昌潍地区成立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领导小组，由孙志瑗、刘建东、赵立诚、郑冠五、宋鹤仙、张喜功、杨国华、刘永孝、刘顺成等九同志组成，孙志瑗任领导小组组长，刘建东、赵立诚、宋鹤仙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两反”办公室和清仓节约办公室，作为两个办事机构。宋鹤仙兼任“两反”办公室主任，杨国华、陈常统两人任副主任。曲范担任清仓节约办公室主任，李京泉任副主任。为了加强领导，各县（市）也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单位负责人亲自抓。


1970年夏，省革委下发了《关于麦收前后“一打两反”运动的安排意见》，昌潍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于6月12在昌乐县召开了全区“一打两反”会议，落实省革委的安排意见，要求继续抓好大案要案，扩大运动成果。会议指出，这场运动决不只是一场经济斗争，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运动的重点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要放手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迅速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运动高潮，把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彻底揭露出来，把经济领域的斗争彻底解开，把隐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


“一打三反”运动进行的方法同清队运动类似：先层层举办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进行思想发动；然后发动群众揭发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再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抓住“关键人物”、“重点事件”进行突破；最后定案处理。


这次运动虽然挖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由于以左的路线为指导，在实际工作中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宁推勿拉，运动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造成不少冤案错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区参加学习班的共11万人，其中举办“关键人物”学习班1.5万人，揭出所谓政治、经济领域的大案1660起，共揭露出犯有政治、经济罪行或错误的人86045人，其中政治领域36046人，经济领域50019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1496人。


地革委开始纠正左的错误，1973年下半年，重点抓了诸城、五莲县“一打三反”运动政策的落实，开始了试点。1975年，地革委召开落实政策座谈会，研究纠错的措施。之后，结合贯彻中央13号、17号文件，使落实政策工作抓得更紧、更快。1975年7月底统计全区87701起应该定案的案件，已定案处理86281起，占98.4％。列为重点复查的案件8371起，已复查8150起，占97.35％。对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2603人（内有清队死亡1101人，“一打三反”1502人），已作结论和善后工作的2540人，占97.7％。1976年8月21日，地革委决定撤销“一打三反”落实政策办公室，至此，“一打三反”运动的遗留问题也基本解决。


三、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


所谓“五一六”最早是指在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组织。他们散发反动传单和标语，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不久，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


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极力夸大这个反对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并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1968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自荐当了组长。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小组’的决定”。之后，清查“五一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昌潍地区的清查“五一六”即在此时开始的。1971年3月27日，昌潍地革委下发《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施计划》，清查“五一六”运动由地革委直接领导，下设由13人组成的清查“五一六”专案联合办公室，要求各县（市）在积极作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材料准备的基础上，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从重大事件上搞突破。


1971年6月26日，昌潍地区“五一六”专案办公室成立，随即，地、县清查“五一六”运动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围绕原山东省革委主任王效禹在昌潍犯下的“三个反对”、“四个指向”的罪行进行，主要排查出十个重大事件。“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作出批示，林彪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体的黑后台。昌潍地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与批林整风密切联系起来，清查“五一六”就成为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一部分。


这次运动的方法是：首先，开展群众性的大学习、大宣传，由各级主要负责人亲临第一线进行宣传动员，表明决心，大造舆论；其次，开展革命大批判，在此基础上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再次，举办重点人物学习班，进行面对面和背靠背的批斗，实行内查外调与重点对象的公开批斗相结合。


因为昌潍地区实际上没有“五一六”分子，因此，1972年3月，地革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召开了全区“五一六”专案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不要单纯抠组织，在领导思想上必须明确罪行实质是第一性的”，“也不要单纯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更重要的是挖他们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隐藏很深的幕后操纵者”。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无中生有，乱抠乱挖，许多地方把不同观点的群众当成“五一六”分子来审查和批斗，有的进行逼、供、信，指供、诱供，甚至体罚，很多群众受到伤害。地革委甚至认为，反革命案件都是源于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坏人，把他们挖彻底了，政权就可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昌潍地区共排查出所谓14件“五一六”大案。主要的有：1967年组织策划冲垮前革委进行“反夺权”；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到军分区绝食；组织策划对抗中央“六九”批示，进行“辟谣”冲击中央军委接待站，绑架军委“文革”张立宪部长；组织策划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的“八月黑纲领”；组织策划右派翻案等等。


从全国来看，清查“五一六”所针对的目标摇摆不定，混乱不堪。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身为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首位。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的主任也自杀身亡。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五一六”，自然难以进行下去，昌潍地区的清查“五一六”也不了了之。


四、精简下放


“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是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放干部”是毛泽东“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之一。主要内容是有计划地、有组织地组织广大干部下放农村，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以此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举措。1969年3月，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地革委制定了精简机构方案，计划地革委设“一室两部”（十个组），总员额暂定176人，“一室两部”为：地革委办公室，定员32人；地革委政治部，定员66人；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定员78人。


1969年12月24日，昌潍地区开始了“机构整编、干部下放、搞好‘两化’建设”为重点的斗、批、改运动。具体进行分为四个步骤：


一、举办学习班，学习文件。学习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关于政权建设的理论、毛泽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论精兵简政和干部下放的指示等；


二、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王效禹的宗派主义、取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三、讨论整编方案、制定个人计划。在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形成整编方案，并进行讨论，确定机构设置和编制名额；


四、组织落实。颁布下放干部名单，举办下放干部学习班，组织干部下放。


1970年1月8日，毛泽东批发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为学习好毛泽东的批示，昌潍地区的机关整编下放按照省委的指示暂时停止了一段时间，在春季后重新展开。


1970年2月17日，首批地直机关下放干部离开机关，前往潍北“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干部下放劳动的主要去处。潍北“五七”干校成立于1969年1月11日，早于干部整编下放的开始时间。总校由马永贵任校长，李维笃任政治委员，下设三个分校。文革期间，先后共有500多名地直机关干部被下放到潍北“五七”干校劳动，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粉碎“四人帮”后，“五七”干校解散。


大量干部列入编外人员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大批领导干部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这种“精简下放”，不仅不能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不但没能提高工作效率，反使工作已难以开展的各机关、部门、陷入困境。而“下放干部”的政策虽然使许多于部接受了劳动的锻炼，增长了对农村的了解，但使他们长期被徘除工作之外，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


五、整党建党运动


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各地的党组织纷纷受到冲击，党员的组织生活也停止三年之久，急需整顿和重建。1967年，毛泽东认为到了考虑重建党的时候了，他说：“党组织必须恢复，而且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应该召开。”但是直到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这一进程才真正开始。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个净化党的运动。因此整党建党遵循的原则是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五十字建党纲领”是毛泽东在1967年10月在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报告会上的一个批示，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昌潍地区的整党建党开始的比较早。1968年10月，地革委召开了整党建党座谈会，各县市分管建党工作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学习讨论了省整党建党工作的安排。不久，成立了地革委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由秦镜、王德高、王凤文、张延成、张宗惠、郝瑞、宋景平组成，秦镜担任组长，王德高为副组长。


1969年12月30日，山东省召开了全省整党建党工作会议，总结了第一阶段试点经验，安排了下一阶段的整党工作。按照省委的安排，1970年2月，昌潍地区开始了全区范围内的整党建党。


昌潍地革委规定：整党建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要清除阶级敌人，吸纳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要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批判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昌潍地区整党建党的基本做法是：坚持一条纲领（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纲领”），执行一条路线（即所谓走群众路线），狠抓“三个环节”（思想整顿、吐故纳新、领导班子建设），把握“四个过程”（学习批判、斗私批修、支部建设、组织处理）。在整建党过程中，每个党员都要经过申请、群众评议和重新登记方能恢复组织生活。


1970年，昌潍地革委大力宣传和效法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辆厂、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整党经验，但是整党工作开展的还是比较缓慢。1971年4月，昌潍地区整党建党经验交流会在潍坊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市）委的负责人、部分公社和大队的同志，以及县委负责整团的部分干部和部分基层团支部书记，共147人。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并讨论研究了今后整党建党工作。


昌潍地区的整党建党工作，历时两年左右的时间，到1971年底基本结束。全区原有14752个基层支部，截至1971年底，已结束和基本结束整党的有14576个党支部，占98.8％。整党建党取得一些成就。通过整党建党，全区272处公社和14个县（市）陆续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党的委员会，然后又逐步建立了各地方和各单位的各级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为广大党员抵制和反对帮派人物的各种破坏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共昌潍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于1971年2月9日在潍坊市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地委。各县（市）委也于1971年上半年陆续建立。各级党组织的逐步建立，大多数党员特别是许多老党员先后恢复组织生活，对于以后抵制和反对各种破坏活动、稳定局势，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是，这次整党建党，依照的是“九大”制定的“新党章”，进行的是极左路线指导下的“吐故纳新”，全区共发展新党员39014名，处理党员2944名，其中开除出党和劝退、取消党员资格1441名，一些抵制错误路线、反对林彪、江青、康生的老党员被取消了党员资格，而一些能“造反”的派性头头却被当作“新鲜血液”吸收入党，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一次大破坏。


昌潍地区“斗、批、改”运动内容名目繁多，并具有相当随意性，运动重点随着全国、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变动。就其本意来说，具有结束动乱、制止无政府主义的意向，但实际上却是把一整套“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普及、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给昌潍地区造成了新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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