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论共产党在1966年的失败

tuffy05

论共产党在1966年的失败

武振荣

2011年1月27日 星期四（晴）

中国事情的难办之处在于，应当研究的事物却没有人研究之，许多不需要研究的事情人们却煞费苦心的搞什么“研究”，如果说研究者都是有知识的人，那么，这等人的作用就不可以小觑。说实在的，毛泽东死后的中国社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问题堆集如山的社会，急需要人们对于做出研究与整理，可是，当这样的事情在共产党人做不来时，邓小平用“政策”取代研究的行为就必然奏效。于是，人类的本能就变成为引导“改革”的动力了，以至于弄出了个“中国模式”；现在许多人都在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可是任何一个人的谈论都摸不着门，原因就在它不是运行在人类智慧的水平上，而是在类本能一边里的摸索，所以，理论的方式和它是不对口的。换句话说，它不是来源于“理论”，所以“理论”的说明之于它等于“对牛弹琴”。惟其如此，在这里明眼人如果可以看出一个“辩证关系”存在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说，前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精神“过头”的事情在后毛泽东时代里，就表现为精神的“短缺”。

譬如说，我在此一组文章中，提出了“革命党”在民主革命之后要必然经历一种政治失败的途径才可以最终地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问题，此问题在涉及国民党，我的论述得了《民主论坛》编辑洪哲胜先生的肯定，他给我此文写的《编者按》说：
“当国民党选输时，它认输，也服输，乖乖交出政权，很好！武振荣把这看成是一股历史潮流，也很好。”

可见，在对“革命后”时代民主化的研究上，是存在着一种共识，而寻找它，对于我们中国目前的民主运动有着很大的帮助。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在近60多的时间中有没有失败的问题，却没有多少研究，如果说有人研究，那也不过是“猫儿盖屎”式的，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其实，早在1974年，我就以理论的方式提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失败的话题，可是，因为我的书稿在中国不能公开发表，所以，我的见解不为外界所知晓，直到今天为止，当我在提出了共产党在1966年失败的观点时，许多读者也许摸不着头脑的。

1966年中国共产党的失败是它极度推进“革命”的结果，而这一切的一个转换的关键是：共产党设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由毛泽东个人加力之后，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党的运动一夜之间变化成为人民的运动了，而各级共产党组织被当成为“历史的绊脚石”，被“造反派人民”给“一脚踢开”了，除军队外，所有的共产党组织在一夜之间就给崩溃了，当权派受到了人民的广泛的批判，原因无非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阳奉阴违，耍两面派”，非但不敢“引火烧身”，而是“千方百计的搞阴谋，扇阴风，点鬼火”，“镇压人民群众”，“企图蒙混过关”……，也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直接参与下变成为一个“整”共产党当权派的政治运动了；也仅仅以为共产党失败，这时中国社会才产生了“66民主”（见《武振荣论“文革”》）。

问题是，1966年中国共产党的失败是一种“特殊”的失败，此种失败所引出的后果也是很“特殊”的，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中国的事情，任何国外的理论模式都解释不了它。所以，在今天可公开看到的文字中，很少有人和我持相同的观点，视文化大革命为共产党的一次失败。当时，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认输，是毛泽东个人以自己的权威强迫共产党认输，党内没有站出敢于公开反毛的人士，所以，是一种在毛的“挟持”下的认输，由此，在毛泽东死后，原本就被毛“挟持”的党翻脸不认人，它否定了1966年亿万人们群众的革命行为，并且运用文化大革命时的“颠倒实事，混淆黑白”的手法，出示了一个“坏人当道，好人（共产党当权派）受难”的文本，于是，“革命党”在“认输”、“服输”过程里可能出现的民主就被“耽搁”了。对于此如此重大的问题，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又讲了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种动机是要它“彻底”。今天，在民主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回忆和尊重40多年前此一“人民的伟大发现”，纪念活动就不会走过场了。

1966年中事变所导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失败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共产党组织几乎全都乱了套，下级找不到上级，上级保护不了下级，没有党员过组织生活，没有处缴党费，也没有发展党员，而广大不当权的党员，一夜间变成了“造反派”，没有一个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行事，既然如此，可是国人对此的看法却又是如此的模糊，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毛泽东——这个人的作为没有大家看清楚。

1966年，毛泽东作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却在8月5日，模仿红卫兵的行为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他的这一“炮”，把一个好端端的“党中央”给打得稀巴烂，只剩下一个“党中央”的空壳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毛泽东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失败，认为搞了“17年专政”的共产党在1966年的收获是“资产阶级专政”（当时叫“黑线专政论”），可是，毛没有服输，相反他认为只要把共产党内的“垃圾”（包括刘少奇、邓小平、习仲勋、薄一波等）“吐故”了，共产党就可以好了起来。结论是：毛泽东个人认输，却没有服输，因此，共产党失败就成为“半截子”了，也就是说，共产党政权大面积的丧失是“人民群众”造反“夺权”的结果，而“夺权”的行为没有得到民主理论的解释与说明。真实情况是：社会已经有了百分之百民主的事，却没有民主的“理”。

1969年，毛泽东用“整党”的办法恢复了已经在失败中崩溃了的共产党各级组织，于是，失败了的共产党又给“死灰复燃”了，中国民主也跟着消解了，人民组织组织被取缔了，观点被禁止了，派性受到了全社会的批判，共产党当权派“卷土重来”之势形成于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等毛死后，邓小平的“公开复辟”行为彻底压制了66时期的民主，直到今天为止，此种压制还一如既往。

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66年大运动为止，民主打破了中国社会传统的地域性划分人民的模式，出现了大陆内部高度统一的现代政治分化过程，以至于几乎每一个人由此而获得了一个观点，这如果这不是辛亥革命后的民主的成果，它是什么就不好说了。把目前台湾社会民主化之后出现的现象，看成是“文化大革命”在台湾的重演（流行语“不到台湾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的话，就是例子），的确是一个很有水平的见解，可惜，这种见解的内在价值却没有被解读出来，所以，它最多变成一句“流行语”。

我的结论是：1966年中国共产党的失败和中国国民党在1949年的失败有一点相似，所以，应得的民主的“果子”都没有“成熟”。在台湾国民党搞了个“长期戒严”，共产党在大陆搞了“改革开放”。共产党想避免“失败”，可我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们，“失败”是不可免的，不是像国民党那样痛快的认输、服输，就会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在一夜间崩溃。可惜的是，民运人士没有从1966年共产党的大失败中寻找出“打倒”共产党的最佳方式，以我之见，这是一种失误，其中好多人还用邓小平“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谈论文化大革命，以为“好人”被冤枉了，岂不愚蠢哉？目前，中国出现了“少东家专政”（徐文立语），“太子党独裁”，根子不就是他们那些“老子们”在1966年的失败被社会认为是“坏事”吗？习近平、刘源、薄熙来、李朝原等，他们的老子们哪一个逃脱了“文革”被“打翻在地”的命运呢？由此可见，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刘、邓、习、薄等人的“翻案”行为就是为“太子党”上台在“铺路”啊！

前几年，我写作了《胡锦涛为什么排毛？》一文，其中有一个意思，是说胡锦涛是要“排”掉毛关于共产党在1966年失败的思想和言论，以求彻底的“否认”失败的实事，这样的行为之反动性在当时很难看出，可是，在时间就藏不住了，由此，引出的结果是共产党最后 “乖乖交权”的可能就大大地减少了。

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革命党”不是没有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做了“贡献”的，但是，这种“贡献”如果成为他们建立长期专政的“基石”，那一定会被“基石”压死的。用“革命”可以骗人，但是革命绝不是骗人的最好方式，革命过程中的“天意”成分总是会现身的。所以，我断定，当“天意”和人民照面时，民主革命的果子就最后“成熟”了。

转自 文革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