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广西大屠杀四十周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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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明：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祭

一、绪言
日历像落叶飘零似的飞去，文革中的1968年发生在广西的那场大屠杀，转瞬间四十年过去了。望着这飞逝的日子，尽管时代的列车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世事变迁，逝者长已矣；但，存者今犹在，四十年前那场大屠杀的种种惨状永远地留在了世人的心中，那一幕幕悲惨的历史成了人们永难磨灭的血腥记忆。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到底有多少无辜的生灵死于非命？仅据官方统计的数字，被非法杀害者为八万九千八百一十人（民间估计可达十万之众），这已是一个足以令人心惊胆寒的数字了。近九万鲜活的生命数月之间就从人世间消失，而且死的是那样的惨烈，确是令当今的人们（特别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难以相信和难以理解的。但，这是血淋淋的无可争辩的铁一般的事实，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除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屠杀外的又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且是对自己同胞的屠杀，这是人性的大毁灭，是兽性的猖狂大表演。杀人数量之多，杀人手段的残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笔者是当年的幸存者之一，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惨烈情景，内心里都会感到万分悲痛，感到不寒而栗。我经常会冥想着那些惨死的冤魂，他（她）们也似乎在向当年的幸存者和后人昭示：不要遗忘那段悲惨的历史，不应忘掉那无数惨死的冤魂；对那些滥杀无辜的幕后指挥者和众多的杀人凶手，应该把他们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让世人唾骂；更应该为死难者们申冤雪恨，洗刷奇耻大辱。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总是久久地难以平静，一股悲恸欲绝而又愤恨无比的心情总会骤然而生。
今天，我们在祭奠那无数死难者的时候，有责任、有义务来恢复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使后来的人们懂得这段历史，并牢记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以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会在神州大地重演。

二、文革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其历史和现实诸多原因的。1968年广西那场大屠杀发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中，了解文革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它的产生，就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广西的这场大屠杀了。
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夺权斗争取得了胜利，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毛成了新的最高统治者。
面对连年战祸所造成百孔千疮的中国社会，假如毛能顺应历史潮流，医治战争创伤，努力发展经济，实现他在与蒋介石争斗时给人民的种种许诺，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那么毛泽东的历史就会要改写了。然而，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把他在与蒋介石争斗时给人民的种种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执政后的一系列所为，诸如暴力土改、镇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是有悖于社会发展的，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直接造成了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使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成了中华民族最悲惨的一段历史。
面对毛泽东的如此胡作非为，必然会遭到广大人民和有良知的共产党官员的抵制和反对，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反对毛的独裁统治的斗争。如1959年彭德怀的上书，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敢于对毛提出批评，社会上出现要求“退田”单干，要求“平冤狱”的呼声，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哲学、史学等社会科学出现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和一些新的论点，出现了一些针贬时弊的杂文，如“合二而一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海瑞罢官》、《李慧娘》、《刘志丹》、《艺海拾贝》、《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对毛的胡作非为的不同斗争手段的表现。
这些种种不同的斗争手段，显得是温和、微弱与不足的，它不能触动毛的丝毫。然而仅就如此的温和与微弱之声，毛都不能容忍，他立即发起反击，号召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各级领导“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来抓”，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警惕“地、富、反、坏、右”的翻案，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一切无不对社会和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在国际上，1953年3月5日苏共的独裁者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召开22大，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长达7个小时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其后不久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一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极大的挑战，使国际共运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此时的毛泽东坐立不安了，他密切地关注着苏联，关注着东欧共产国家的变化，他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结果。他极力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大反斯大林，由此而引发了中苏两个共产党及世界各共产党之间的长期公开论战。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为背叛了马列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现。毛为了登上国际共运领袖的宝座，在国际上他要大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和他的鼓吹者们声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的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只有由他来领导才能“解放全人类”，由他来主宰整个世界。为此，在国际上他要高举“反帝、反修”的大旗，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国内他要清除“帝、修、反”的代理人，对不忠于他的干部进行清洗。对广大人民则是加强奴化教育，大搞“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使人民成为他忠实的奴隶，以维持他的封建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
正是在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要寻找一种方式，这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击和清除异己，同时使他的思想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这种方式他终于在他长期的深思熟虑中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革运动正是在国内、国际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三、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
在毛泽东的组织和策划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革运动的舆论动员，是毛泽东下令射向长空的一颗耀眼的信号弹。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借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胡适，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在“南姚”、“北戚”文章的冲击下，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产生了巨大震动，出现了不同的争论。但毛泽东支持和赞赏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并指出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由此。在1965年底和1966年初，在全国出现了批判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的高潮。
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到1966年的春天，文学艺术界、学术界、高等学校中的文化人、学者、教授等一大批知识精英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判的高潮在全国出现了。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摊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决定立案审查，同时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
《5.16通知》的发出，标志着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
此时的毛泽东不在北京，他时而在上海，时而又现身杭州、韶山、武汉，在这些地方静观北京和各地事态的发展变化。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一切情况自有江青、康生等人向他汇报。
5月25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联名写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
给党委写大字报，造党委的反，这在当时的中国人心里，无疑产生巨大的振动。很多人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尚记忆犹新，对点名尖锐批评党委成员当然难以接受。因而许多人批评并反对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使聂元梓等人陷入了困境，难以支持了。
康生等人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转给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支持这张大字报，并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时正，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广播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告诫人们要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北京的所有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都掀起了批斗党委一、二把手的浪潮。学校的领导机构瘫痪了，同学们成了运动的主宰，各种事件不断出现。
面对此种情况，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决定，于6月初首先向北京大学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接着又向其他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革命运动。
工作组进到学校后，按刘、邓等人制定的“中央八条”来指导运动，规定“大字报不要上街”，要“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
“中央八条”首先遭到了北京大学部分师生的反对和抵制。他们认为“八条”是“框框”，是“压制革命”的，因而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势头。接着许多学校都相继出现了反工作组的情况，一些学校并出现了赶工作组的行动。
工作组是按党中央的“八条”工作的，自中共执政以来，特别是反右运动中的逻辑，“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已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有了这些指示，工作组的工作目的更加明确了，他们的所为变成了第二次反右运动，一些带头反工作组的师生被打成了“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受到了批判斗争，有的甚至被抓捕投入监狱。
北京的一切情况，自有江青、康生等人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还十分严肃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于毛泽东的尖刻批评，刘少奇是未及防备的，使他摸不清头脑。按照传统的方式主持工作，过去土改及早两年开始的“四清”运动，都是采用派工作组这种传统方式的，这一次派工作组又有什么错呢？
原来毛泽东这一次发动的文革运动，他的目的是要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认为这些人“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毛所指的这些人物为首者正是指刘少奇自己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这是刘少奇睡梦也未曾想到的。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中央决定撤出文革工作组，同时毛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支持反工作组一派学生，并为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的师生平反，使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工作组，这些反工作组的师生也就成了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但此时他们仍然是少数派。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文革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0月1日，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接着《红旗》杂志在13、14、15期上连续发表社论，全国掀起了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为此，文革工作组和各级党委都被指责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受到批判和冲击。工作组和各级党委为了保自己，纷纷组织起各种群众组织来对付这些造反派，使各种事件不继出现。由于毛泽东支持全国学生的大串联，并连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学生和红卫兵，各级党委领导被冲垮了，使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自1966年的8月至1968年的8月，是文革中最为混乱不堪的时期，各种批斗会，派性之争，武斗，打人，以至逼人致死、乱杀人事件层出不穷，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然而这一切都被毛泽东认为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是何等的荒唐之言啊！一场荒唐的运动在全国上演着，反反复复延续竟十年之久，震惊了神州大地，震憾了整个世界。

四、广西大屠杀产生的经过
文革之在广西，开始时与全国各地是大致相同的。1966年春夏之交是开展对文学、戏剧、史学、哲学等领域中的所谓“毒草”的批判；其后工作组进到学校，6、7月间出现反工作组的行动；8、9月间是破“四旧”、“抄家”（主要是在城市），省、市级党政机关受到冲击；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原始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在相持着、斗争着……
1967年1月上海爆发夺权斗争，时称“1月革命”。毛泽东支持上海的“1月革命”，号召各地从“走资派”手里夺权，要求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要求部队出来“支持左派”。号召各地建立新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使文革运动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原始的保守组织垮掉了，各级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部队出来支左也是支持造反派，一时间造反派似乎成了胜利者（主要是在桂林、南宁、柳州这样的城市地区）。
1967年2月19日，广西区党委和政府领导人贺希明、霍泛等12名领导干部联名发表《革命造反声明》（习称“2.19声明” ），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但广西军区没有表态支持他们，却在群众中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从而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
1967年3月1日，广西军区在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同时，又以南宁造反派“工总”的组织不纯为由，砸了“工总”总部，并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这是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打压造反派之风影响的结果。同时，在3月间军区以“实现班级联合”之名，解散了南宁市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这些都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和反对。
军区要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并在原来的保守派组织中做工作，动员他们支持韦国清；造反派则以韦国清并未检查和认识错误为由极力反对。支持与反对韦国清的两派开始出现。
4月16日，南宁的造反派七千多人召开大会，《新工总》的旗号重新打了出来，造反派并要求军管小组撤出《广西日报》。
与此同时，在军区的支持下，原来已垮掉的保守组织在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六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并声援军管《广西日报》。
4月19日，广西区党委及区政府领导人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联名发表声明（习称“4.19声明” ），支持造反派的行动。
造反派支持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反对韦国清；而保守派支持韦国清，反对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两派出现了激烈的斗争。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了“4.22火线指挥部”，到《广西日报》前静坐示威。广西“4.22”派之名便由此而来。
5月11日，支持韦国清的一派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后来演变成了广西“联指”。
5月29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公开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4.22派”）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以警司的名义公开指责“4.22”派，这是极不正常的，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极坏的影响。
6月2日，“4.22”派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造反派的罪行大会”，与此同时，“联指”派则召开大会，拥护警司的决定。
自此两派的斗争全面展开，焦点是支持还是打倒韦国清，影响遍及整个广西。
随着两派斗争的深入发展，自6月中旬南宁首次出现武斗，很快武斗遍及广西的许多地方，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面对广西的形势，中央从1967年5月初开始组织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到北京学习，周恩来总理从6月1日起至11月中旬，先后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接见中，周恩来总理对“4.22”派，特别是桂林的造反派“老多”有所赞扬，对广西军区和“联指”一派则有所批评，经过中央数月的工作，广西军区和韦国清终于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革中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砸“工总”，逮捕“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给造反派发忠告、警告书施加政治压力，对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没有做好工作，这些都是错误的。向造反派表示赔礼道歉，向毛主席请罪，决心改正错误。
在中央的主持下，两派代表经过多次讨论，达成了《关于广西两派促进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并同时达成了停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器的协议。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由党政军领导干部韦国清、欧治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习称“区革筹” ）。至此，广西的形势应该变好了，人民盼望的平静生活将会实现了。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不但没有变好，反倒愈来愈坏，并且最终出现更大规模的武斗和乱杀人的惨剧，是人们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早在1967年的10月，在桂北一些地区就出现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类非法组织，乱抓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加以杀害。最典型的是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的杀人事件，在大队民兵营长黄天辉的直接指挥下，10月2日晚至4日，两天之内就集体坑杀了76名地富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拉开广西的大屠杀序幕。
1967年11月，容县“联指”派就杀害地富分子及“4.22”派成员69人。12月5日，在武装部的支持下，容县“联指”派400多名武装人员攻打黎村“支多阵线”（“ 4.22”派），打死12人。
1967年11月，玉林“联指”进攻福棉公社“4.22”派据点，历时4天，“4.22”派多人被杀害。
1967年12月4日至7日，荔浦“联指”围剿修仁“农总”（“4.22”派），当场打死“农总”多人。7日下午，“联指”公然在修仁召开所谓“荔浦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权胜利大会”，会上当众杀害“农总”成员11人，是一起光天化日之下的典型杀人惨案。
面对这几起典型的杀人惨案，所在地的政权机关（武装部就是当地最高执法机关，公、检、法都是由他们军管的），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就是当时广西最高的权力机关和执法机关，如果他们能出面调查这些事件，并依法处理，惩办杀人凶手，后来的大屠杀就不可能发生。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事情就是在他们的支持或者纵容下发生的，被杀的是“四类分子”和造反派，他们是心中暗喜的，不可能作出任何处理，终于导致新的杀人事件不断出现。
从1967年的11月起，广西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联指”派进攻“4.22”派并抓人、杀人的事件。为此，12月19日，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县的“4.22”派成立“反屠杀控诉团”赴南宁，到广西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制止武斗，依法严惩杀人凶手。同时，各县“4.22”派“反屠杀控诉团”向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出公开信，严正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对“4.22”派的围攻；2、立即派野战部队到武斗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3、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最高法庭”一类非法组织；4、立即解决各地因受迫害而逃到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避难的“4.22”派人员生活问题；5、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要到群众中公开检讨改正错误。
这些要求不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看，都是诚恳的合理要求，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是大权的执掌者，对这些要求是理应做到，也是不难做到的。
在各地“4.22”派反迫害、反屠杀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也曾发出通告要“制止武斗”，严禁“乱抓人、杀人”，但这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说说而已，并未见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也未对杀人事件作出任何调查处理。实际上他们的所谓“制止”、“禁止”只是表面文章，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武斗和大屠杀实际上都是在各地武装部的直接操纵指挥下进行的，也是在韦国清和军区某些负责人纵容下所为的，完全是执政者利用派性进行报复，利用国家权力介于派性之争以消灭异己的政府行为。
文革之初韦国清这样的当权者受到过冲击，他们惧怕学生而东躲西藏，1967年1月在南宁、桂林又被造反派押上汽车游街示众，在他们的内心里充满了对造反派的刻骨仇恨。1967年11月他们被迫交出检讨，承认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事实证明这是假的，是他们玩弄两面派的一种手段而已。
1967年11月以来各地一些围攻和屠杀“4.22”派成员的事件尚未得到处理的情况下，自1968年1月开始，各地围攻和屠杀“4.22”派的事件又有了新的发展，真是老帐未了又添新帐，使大屠杀之风愈演愈烈。
最典型的事件如：
1968年1月28日，钦州“联指”在武装部的指挥下，调动各公社武装民兵进城武斗，围攻“4.22”派据点。由于“4.22”派未掌握什么武器，29日据点很快被攻破，“4.22”派成员多人被枪杀，就连支持“4.22”派的县委书记王剑东，县总工会主席冯怀忠，副县长周中权，农业局长张石英，百货公司领导干部蒋斌等人，在“4.22”派据点被攻破后，手拿白旗出来“投降”，也当即被“联指”武装人员枪杀，这是光天化日之下又一起血腥的屠杀事件。把“4.22”派歼灭后，“联指”派胜利了，召开庆功会，武装部和县领导人刘玉柱、卢寿凯、董文、任勇宪等人亲自参加会议，这说明了什么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两千多人全付武装攻打玉林“4.22”派州配据点，包围两天后，据点被攻破，抓获“4.22”派13人，全部枪杀。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县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竟敢公开枪杀“4.22”派成员3人，并陈尸示众。大会公开号召要对阶级敌人实行镇压，布置会后各公社、大队回去立即执行。会后，新圩公社即按会议的布置杀了5人，四海公社则把全公社的“四类分子”数百人几乎全部杀光。其它各公社都有杀人的事件发生。
2月16日，在柳州“联指”的支持下，融安县“联指”攻打融安“4.22”派据点，“4.22”派有36人被抓，在押解途中即有15有被枪杀。
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各公社、大队“抓促”领导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县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会议。周永山在会议闭幕时讲话说：“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后各地代表回到本地后，立即按照会议的布置杀人，在17天的时间里全县就杀了439人。
除上述围攻和屠杀事件而外，从1968年的1月到6月中旬，在梧州、平桂矿务局、巴马、宜山、凤山、天等、崇左、北海、上思、宁明、临桂、罗城、武鸣、陆川……等许多地方，都先后发生“联指”派围攻“4.22”派的武斗事件，都伴随有杀人惨案的发生。据有关的统计资料表明，在此期间被杀害“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4.22”派成员约3万人左右。
由于各地“4.22”派遭到“联指”的围剿，许多人为了逃命，不是下乡上山躲藏，就是逃到“4.22”派力量较强大的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谋生。此时的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领导人，面对如此严峻的武斗和大屠杀事件，不是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不是依法严惩那些杀人凶手；而是大造舆论攻击支持“4.22”派的那几位领导干部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人，诬称他们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诬称“4.22”派中混进了“反共救国团”、“反革命”，号召“联指”派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要大刮“十二级台风”。“联指”派控制的《广西日报》也在舆论上积极配合，报导各地“群众专政”乱杀人的经验，对武斗和杀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消灭“4.22”建立革委会是韦国清及“联指”高参们早就定下的计谋。在各地“联指”围剿“4.22”并残杀无辜的时候，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又设计纵容“联指”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抢先占据点，构筑工事，抢夺军队的武器，制造武斗的紧张形势，以刺激这三座城市的“4.22”派被迫自卫从而发生武斗，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权势向中央谎报军情，诬称是“4.22”派在“挑动武斗”，在“杀人放火”，他们就可堂而皇之的出面镇压。
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果然向全广西公布了《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习称“6.17”公告），这完全是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为了消灭“4.22”派而搞的政治陷害。这个公告的下达，对全广西的大屠杀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另一方面，由于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向中央谎报军情，骗得了独裁者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等人的相信，中央对广西问题发出了《七.三布告》，使韦国清等人的阴谋诡计得以实现，他们就可以据此明正言顺的调动部队公开出面消灭“4.22”派了。1968年7月底和8月初，南宁和柳州的“4.22”派就是在部队的公开镇压下被歼灭的，桂林“老多”（“4.22”派）则是在他们主动上交武器后，由桂林地、市革委会、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名发出“8.20公告”后，由桂林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带领“联指”武斗人员打着“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纠察队”的旗号，全副武装开入市区，对此时已是手无寸铁的“老多”人员实行抓捕，倾刻之间，“老多”派被全部歼灭。
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都是大屠杀的动员令，中央的“7.3布告”又被韦国清和“联指”高参们歪曲和利用，对大屠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大屠杀达到了最高潮。7、8、9三个月是广西最血腥恐怖的时期，是大屠杀最疯狂的时期，仅这三个月全广西非法杀害了约6万人，加上之前所杀的，总计约9万人左右，实乃有史以来少有的大屠杀惨案。


（未完待续）


（其它相关广西大屠杀的史料，请参阅晓明先生的著作：《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系列丛书》]，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出版）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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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惨不忍睹的血腥屠杀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不但杀人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杀人手段之残忍也是全国其他地方少有的。形形色色的杀人惨案几乎遍及广西各地，那种种的杀人场面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惨不忍睹的种种杀人手段，1983年广西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名曰“处遗”），一些地方政府在有良知的官员主持下，在“处遗”报告中对种种杀人手段作了事实求是的记述，现摘录如下：

武宣县：杀人手段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砸死、被迫上吊、杀父奸女、杀夫奸妻等等，更有甚者有生割活人，挖肝吃肉的，……

纵观历史，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有吃人肉的现象，此后这一现象已绝迹。但文革中武宣县有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是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返古”人吃人的离奇行为……，在武宣县，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到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共有27人。

合山市：我们……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那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国法不复存在，公理不复存在，整人、害人、杀人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不少人入党、当了官。挨整、挨害、挨杀的人不但背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连他的家属、亲属都受到歧视……

崇左市：……（杀人手段）有剖腹取肝煮食，取肠挂在树枝上的，有用牛拖死的，有杀夫奸妻、杀父奸女的，有杀人后抄家抢劫财物的……

柳江市：（杀人手段）有拳打、脚踢、刀砍、匕首刺死、棍棒打死、、枪杀、粉枪杀、挖眼睛、割鼻子、割耳朵、剖腹取肝、死后砍头示众、火烧死、活活甩死、活埋、丢下水潭或河里淹死等等。

在巴马县更有用五马分尸来杀死一名小学教师的。

笔者早些年在《广西文革列传》和《不应遗忘的历史——论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两篇文章中对广西的大屠杀已有较详尽的记述。下面拟再通过武宣县和融安县两县的大屠杀惨案来看看种种杀人手段的运用，便可知广西各地杀人手段之大概了。

武宣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全县有526人被非法杀害，其中竟有75名死难者被凶手们割肉、挖肝煮食，是广西挖肝、割肉最多的一个县。凶手们使用的杀人手段有：

敲死：5月4日是通挽圩日，有陈汉考、臧世赏、蒙志高、覃家琼、黄瑞成、甘德班等六人被“联指”武装民兵押到通挽圩游斗，行至邮电所门前时，均被凶手们用棍棒敲死。

5月×日，桐岭圩日，桐岭区新龙大队龚培民、龚培卫二人出于泄私愤，以龚姝颖是顽固地主分子为由，将其捆绑游斗，被活活敲死。

1968年7月1日晚，桐岭中学批斗黄家凭，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会议，批斗中主持者煽动人把黄敲死。黄在建国前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任一二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桂中支队十八大队长，解放后任过苍梧县副县长，桐岭中学副校长，可说是一个老革命了，也不能幸免。

7月17日，三里区上江乡开群众大会，批斗廖天龙、廖全福、钟振权、钟少廷等4人，在批斗中被乱棍敲死。

溺死：1968年5月12日，蔡友斌等5人在武斗中据点被攻破后突围，泅游渡江到南岸时，被“联指”派的韦玉锦、李炳龙等人抓捕后，用铁线捆住手脚丢入河中溺死。

1968年6月18日，古禄乡治保主任覃祖同指使民兵覃廷笋、黄天桃等人抓覃太焕等三人上街游斗，被毒打后，捆绑手脚丢下水塘中淹死。

枪杀：1968年3月19日是三里圩日，陈北福等15人被押到三里街游斗，“联指”民兵陈立生、何才兴开枪将陈北福打死，“联指”小头目陈友权随后又用手枪补打两枪。

1968年5月14日，支持造反派的交通局局长刘志远，被“联指”非法抓捕关押，后被梁春林等人从关押处拖到县城十字街枪杀。刘是一位经过南征北战的老干部。

1968年6月3日晚，李光伟、李春会、李光仁、李树兴、张兴昌等人被集体枪杀于二塘街果园内。

1968年6月15日，李赞龙、李锦良、刘业龙、陈天掌等在三里车缝社游斗后被枪杀。

捅死：1968年6月12日，武宣区在县城街上圩亭召开批斗会，“联指”人员王春荣押送被批斗的周忠等十多人入会场，在批斗会上谭启欧被活活打死，黄振基被打休克，醒来后向王春荣求饶说：“同志，原谅我嘛”，王春荣摇晃着闪闪发光的五寸刀，气焰嚣张的说：“嘻！嘻！原谅你五分钟”，随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到达中山亭时，王即令停下，同时手持五寸刀，一脚踏上黄振基胸部，活生生地剖开腹部，挖出心肝而死。

砍死：1968年6月18日，三里区台村大队开会批斗陈汉宁、陈承云、陈除建等人，文革主任陈思庭主持会议并讲话，材料员陈竟明宣读被斗对象的所谓“罪状”后，群众批斗了约半个小时，陈思庭问群众：“这些人怎么办？”群众中有人喊“杀！”民兵即将被批斗者推出会场，“联指”人员陈志明用大板刀将三人砍死，并剖腹取肝煮食。

拖死：1968年6月×日，“联指”派刘杰等8人在东乡李树岗村第二生产队刘世贵家开会，研究对陈平的处理时，梁树明、刘杰提出把陈平杀掉，会后交雷保英、刘达耀、蒙惠强等人押陈平到后山松树林枪杀未死，次日陈爬回村边，被刘国谋用绳套住陈平的脖子在地上拖，他在呼救、惨叫的呻吟声中活活被拖死。

活割：1968年6月17日是武宣县圩日，“联指”人员蔡朝成、龙凤桂等人押汤晨辉上街游斗，走到新华书店门前时，龙用步枪将汤击伤倒地未死，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汤命绝身亡。当时在场的县革委副主任、生产组长、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的全过程，而一言不发。

1968年7月×日，通挽区大团村第七生产队甘克星在附近田边组织批斗甘大作的会议，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在批斗中甘业伟一棍打在甘大作的头上，甘大作倒地后尚未死，甘祖扬即动手脱下甘大作的裤子用刀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道：“等我死先嘛，你们再割”。甘祖扬无动于衷，惨无人道的继续割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则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则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

生割活人，残忍至极，令人怵目惊心，惨不忍睹。

砸死：1968年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黄培刚与该乡雷国保组织召开的的批判张富展（当时18岁，系武宣中学应届毕业生）的大会，批斗会开始后不久，黄海军（当时12岁）用木棍敲打张富展的头部使其昏倒在地，黄培刚即将张富展拖到一里多远的那凰岭放下，用五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张挣扎着扭动身子，黄培刚又在旁边持一块石头砸张的头部，接着又连捅了两三刀，从胸部直割到肚脐处，取出心肝，接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张的肉割光。

被逼上吊：江乃生从广东海康县堂兄江毅生处避乱返回桐岭老家，被桐岭区纠察队捆绑押进区公社所院内，绑在树下，此后三次对其轮番刑讯逼供，江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在被关押的房内自缢身亡。

杀父奸女，杀夫奸妻：1968年5月20日晚，禄新区大榕乡党支部书记石朝保等人，在桥巩村召开批斗王德欢、王开华大会，批斗会上王德欢遭乱棍打死，王开华被拖到会场外捅死，随后，覃锦必伙同潘新德、覃汉民、覃世松等人到王德欢家，轮奸正处豆蔻年华之次女王凡珍。

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等人的脚扣住，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带领左伯洪等十四人，各持棍棒押送被斗者到县城区进行游斗，游到菜市场时，即令黎明启等人跪下，李炳龙当场宣布这三人的所谓“罪状”，宣读完后高喊“该不该杀”，围观者中有人答“该杀！”李炳龙等人即将黎明启等三人活活敲死，后将尸体拖至河边，黄启焕等人即去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弃尸于江中。

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到黎明启家，轮奸黎的妻子，并抄家把财物洗劫一空。

围捕杀害：1968年6月29日，三里区“工农总部”（“联指”派）常委周胜松对三里乡治保主任陈必洪观点倾向“4.22”派，以其有驳壳枪为由，调集一百多“联指”武装人员包围陈必洪家院，9时左右，陈爬上房顶被“联指”人员用枪击伤，不久死亡。

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兼纠察队长覃忠兰，革委副主任兼纠察队副指导员李华天，授命纠察队副队长覃振权率领纠察队8个班，并有金岗乡加强班配合前往金秀、武宣、桂平三县交界的驾马山，以剿匪为名，追捕“4.22”派刁其棠、刁其洲、刁其瑶等人，刁其棠在被追捕时被打死，刁其瑶坠洞身亡，只有刁其洲死里逃生。

融安县：该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共杀害了1416人，绝大多数是在8月杀害的，有用枪杀的，更多的则是用木棍、石头、砖头、大刀活活虐杀的。

1968年的6月至8月，融安县成了人间地狱。“联指”派在县革委会、县武装部的支持和主导下，开始了对“4.22”派、“四类分子”、“21种人”等的大屠杀。

6月16日，融安县武装部政委刘彬、副部长张子义和县委副书记杨仲林、曾竟军在长隆公社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会议。

刘彬和张子义在会上布置全县刮“12级台风”，大搞游斗、戴高帽、挂黑牌，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刘、张二人在会上肯定并积极推广潭头公社新寨大队屠杀“4.22”派人员取得了伟大成绩。

长隆会议结束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乱抓乱杀人的高潮。从6月16日到8月10日共杀害了304人。

7月24日，刘彬和韦宗芳（县长）决定由潘续祥、刘新安、黄光明、杨青、苏玉福等公社武装部长和“联指”头头，带领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联指”武装人员和融安县武装部99分队包围雅瑶东平大队平顶山“造反大军”据点，“造反大军”被打死2人，烧死2人。

7月上旬，板桥公社革委主任张树生主持召开大会，号召向“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张树生亲临滥矿、梁老、江边三个片指导“刮台风”，共杀害“4.22”派人员21人，继之，全公社又杀75人。

8月10日融安县革委会成立，李树春任主任，刘彬、韦宗芬、杨仲林任副主任。

为了庆祝县革委会的成立，需要杀一批“阶级敌人”来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祭旗，于是更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8月13日上午县革委会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刘彬（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号召：“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级台风！要抓一批人，杀一批人，坚决镇压他们，毫不留情，毫不手软”。会后立即组织民兵纠察队，收集捆人的绳子。

8月14日早上，戴着“纠察队”袖章的武装民兵（“联指”成员），满脸杀气的挨家挨户按“黑名单”抓人。抓到后即五花大绑，一阵毒打，个个都被打得半死。县水电局干部罗美和被抓时据理责问：“你们抓人有逮捕证吗？”抓人者得意洋洋地指着佩戴的红袖章说：“这就是逮捕证”。

被抓的人有干部、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工人和农民，凡有人参加过“4.22”派的家庭，家家户户都吓得魂不附体，噤若寒蝉。有的为了避免遭受那令人发指的暴行，纷纷上吊，或者割喉自杀。如建设街第九组居民唐毅与妻子卢金梅把尚读小学的一女三子送到婆家后双双上吊自尽。

8月15日，长安镇革委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等人研究决定，在长安镇大刮“12级台风”。

8月16日上午，长安镇革委会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杀人名单，然后指挥纠察队把人押去游街，再假暴民之手实施杀戮。

16日是长安圩日，先枪杀了贫农周老关，县教育局干部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时分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着26人游街示众，当即有21人被木棍、铁棍、砖头、石块等活活打死在街上。

8月20日下午，长安镇革委会4名领导成员再次开会讨论通过次日的杀人名单，酝酿更大规模的杀人，并事先物色安排好棍棒手，到时起杀人带头表率作用。

8月21日又是长安圩日，快到中午时，只见纠察队押着一队队被捆绑着的“4.22”派成员从百货大楼（临时监狱）押出来，共计235人，经几条大街游街示众，一路批斗，一路打骂。

在游斗中，纠察队员宣布被游斗者的“罪状”：某某是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某某是右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然后高声向围观的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早已安排好的打手发出一声吼：“杀！”，便一拥而上，暴徒们挥舞着大棒呼呼地朝被游斗者打去，刹那间，只见木棒翻飞，砖头、石块如雨点般砸下，“嘭、嘭、嘭……”地响着，被打者有的当场倒下，满身血污；有的则挣扎着趔趄地乱跑，怎奈双手被捆绑着，哪里跑得了，被随即飞来的木棒、石块击倒。

暴民们与这些被游斗者有的素不相识，此时却成了不共戴天仇敌，非置被游斗者于死地而后快。而有些则是街坊邻居，或者是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校师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此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能解恨。满街的哭声、饶命声、追打声、漫骂声、喊杀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条的血沟。沾满鲜血的砖头、石块、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8月21日的游斗有财政局干部公靖波、钟维琼、岳朗，县工作队成员周富云，长安税务所职工黎继昌，教育局职工莫海明，县工商联主任米伯初，邮电局职工殷远芳，长安粮所干部覃美荣，教师戴景培，服装厂工人张德尧，五金社工人（女）曾碧英，立新街居民陈汉英、龙志安、余寿松等56人被打死。不死者也是伤痕累累，留下遍体残疾。

在当天的县革委会议上，刘彬、韦宗芬在讲话中肯定长安镇8月16日和8月21日游街打死人的行动，并要总结经验以在全县推广。使全县各公社、大队杀人高潮不断涌现。

直到9月1日，长安镇革委会又杀了10个“四类分子”和“21种人”，他们是罗杰、罗毅兄弟，覃梅枝（女）、吴仁富、潘炳战等。

在9月1日的屠杀中，五十多岁的杨大伯就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

中午，五十多岁的陈家阿婆从街上杀人回来，两手都是鲜血，笑呵呵地去河边洗手。

老大爷、老大娘也如此这般的去杀人，可见毛泽东的邪教歪理害人是多么深啊！

这就是震惊世人的融安大屠杀。

上述种种的杀人手段，除挖肝割肉这种极端残忍的手段仅发生在武宣、贵县、宾阳、邕宁、合浦、灵山、武鸣等几个县外，其余的杀人手段在广西各地都普遍存在。这些残忍的杀人手段与当年的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杀相比，与后来波尔布特制造的“红色高棉风暴”和霍梅尼夺权后的“伊斯兰革命”的杀人相比，真乃有过之而不及。是人性的沦丧，是兽性的疯狂，是反人类的屠杀。

六、对文革和广西大屠杀应有的认识和反思

回首文革，往事似乎还历历在目；回顾当年广西的大屠杀，那残忍悲惨的情景至今尚使人胆战心惊，悲恸欲绝。

大屠杀血腥残暴的历史已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人永远也不应该遗忘它。然而这一段历史又似乎被湮没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屠杀的有关史料还被尘封着，包藏在秘密档案中，广大的人民是不得而知的，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对这一段史实是一片空白；就是现今仍在世的当年的见证人，他们也只是知道身边的一些事件，除此而外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也是知之甚少或根本无从知道的，特别是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以为事件过去多年了，没有必要再谈他了，也没有必要再纠缠旧帐了，这实在是一种胡涂的认识。当年参与杀人的人，特别是一些杀人的指挥者和凶残的暴徒，他们当然不希望再谈当年的为非作歹。但受害者家属和许许多多当年耳闻目睹过杀人惨状的人，那种种恐怖残忍的情景定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血腥记忆，今天他们应该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揭露当年的事实真相，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受难者，也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即使是当年的杀人凶手，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一些人也已作古，就是活着的人，现在也不是追究什么凶手的时候了，你们应该受到良心的责备，站出来反思自己的罪行，说出事实真相，这对自己、对历史才是负责的态度。总之，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去总结经验教训，才是正确的态度。

而今大屠杀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幸存者和许多尚在世的见证人，你们对这一段历史有何认识和反思呢？大屠杀后出生的人，当你们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以后，又有何想法，会受到何种启迪和教训呢？

笔者以为，从下列几方面来认识和反思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1、文革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罪过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的决议指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否定文革”，并认为“毛泽东要负主要要责任”的官方正式表态。这个表态当然是中共的一大进步。

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早在1930年在江西苏区时他就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风暴——“肃AB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1942年的延安整风他又把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打成“特务、托派、反革命”，使许多人被抓捕关押，一些人被逼致死，一些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就是因为发表了某些批评意见而被砍了脑袋的。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更是没有干什么好事，从土改、镇反、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四清……，一件件留下的都是罪恶的记录，文革则是他所有犯罪的最高峰，是他一生革命的缩影。

与他一起从事革命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批开国元勋都被迫害致死，无数的老干部、老党员受到迫害，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学者、专家等知识精英惨遭迫害，一批有作为的优秀青年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久莲、钟海源、黎莲……等惨遭杀害，更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四类分子”死于非命。有学者估计文革期间约有七百万人非正常死亡，遭到株连的人和受到迫害的家庭更是无计其数。经济建设处于崩溃的边缘，思想文化上受到的创伤更是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文革的要害就是反文明，倡导仇恨与暴行，与人为敌。如此弥天大罪都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打着“革命”的 旗号，利用国家权力所造成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犯罪。

然而，毛泽东至死都不承认文革是错误的，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他对发动文革这件事的观点都没有改变。这从他在去世前的说话中即可看出。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毛在死前的这些话。没有丝毫的忧虑与不安，相反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至死不变，这是值得世人很好的认识和反思的。

对于毛泽东在去世前的这段谈话，“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去了”，对此事的是非功过，我们暂且不论；“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却并非毛的功绩。抗战中的毛泽东有意保存实力，批评八路军的将领搞“百团大战”是“暴露了我军的实力”，是“为蒋介石打日本”。八路军、新四军的广大将士是积极抗日的，而毛是不积极的。至于打败日本，那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抗战的结果，是国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起了主导的作用；更有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美国战机轰炸日本本土，并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促使日本投降的最重要的条件。假如没有美军的胜利，抗日战争虽然最终的胜利会属于中国，但那决不是八年也许还要过多少年才能胜利就很难说了。至于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确是真实的。因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太大了。所以我们要牢记文革的历史，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千万不能使文革的历史成为一笔糊涂账。想当年文革中的人们，许多人是满怀热情投入其中，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领袖”而陷入疯狂之中，一些人甚至施虐打人、杀人，并且在这些暴行中，总是伴随着不断地高呼“毛万岁”、“××党万岁”、“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的狂呼声，这一切不是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么。唯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毛泽东的本质，认识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2、广西大屠杀是韦园清一手造成的

发生在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当然是与毛泽东有关的。因为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之初为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他煽动学生们起来造反，向走资派手里夺权。局势混乱了他又派军队介于地方的文革，支持左派。这一切的结果，在群众中造成了更大的分裂，形成派性之争，派性的进一步发展终酿成大规模的武斗。其后他又抛弃造反派，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而这一切都是他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专政是 群众的专政”等歪理邪说指导下进行的，由此产生的大灾难毛泽东当然是难逃其责的。

这是就全国而论，文革的种种罪恶自然要算到毛泽东的头上。然而在广西，大屠杀之事除了毛泽东应承担的责任而外，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是韦园清和当时广西军区的负责人，他们是这场大屠杀的始作俑者。

从1967年11月以来，韦园清和“联指”高参们实施的计划步骤是先围剿歼灭除南宁、桂林、柳州以外广西各地的造反派，然后再集中力量最后歼灭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

如：

1967年12月5日，容县“联指”武装人员进攻容县“支多阵线”（“4.22”派）并将其歼灭，是在县武装部的组织下进行的；

1968年4月，在巴马县武装部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等的领导指挥下。“联指”武装人员围歼“4.22”派，“4.22”派在乙圩大队下乙屯的据点被烧光，枪杀俘虏，未死的百姓流落他方；

1968年5月18日，平果县革委会、武装部下文通知，抽掉榜圩、凤梧、黎明、海城等区的武装民兵数百人，于5月23日至24日在县武装部政工科长指挥下，进攻“4.22”派据点并予以全歼；

1968年5月28日，武鸣县革委会和武装部指挥调动城厢、陆斡、两江、罗波、双桥等公社的武装民兵270多人围剿“4.22”派；

1968年5月11日，武宣县武装部副部长廖秀峰率领“联指”武装人员300多名围歼“4.22”派；

1968年7月7日，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钱荣、副参谋长李玉涛在贺县革委会委员张仁义、缪隆恩等人的陪同下，到平桂矿务局实地观察，参与决策组织围攻平桂“井冈山”（“4.22”派），“井冈山”据点被攻破，数十人被枪杀；

……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广西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发生的。

事实清楚地说明，从1967年11月以来，广西各地所有“联指”派围剿“4.22”派行动，所有各地发生的屠杀，都是在各地军分区、县武装部、革委会的部署指导下进行的，他们或者亲临组织指挥，或者暗中支持、纵容下级的公社、大队所为。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步骤实施的围剿和屠杀。这些地方政权机关和他的领导人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地围剿另一派群众组织，可以随意抓人以至杀人，没有广西的最高权力机关区革筹和他的领导人韦国清以及广西军区领导人的纵容或者默许，他们是绝不敢于轻举妄为的。

为了配合各地对“4.22派的围剿和屠杀，为了最后一举歼灭南宁、桂林和柳州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4.22”派），他们一方面通过其控制的喉舌《广西日报》大造舆论，诬称“4.22”派在各地“挑动武斗”，“杀人放火”，并以此多次上报中央，谎报军情；一方面又谎称“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就在“‘4.22’派的组织中”，并为此以政府的名义发出《6.17公告》，动员各地狠抓“反共救国团”，矛头直接指向“4.22”，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偏听偏信，根据韦国清们的谎报军情，中央于1968年7月3日发出发解决广西问题的《7.3布告》。其后又在1968年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干部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人在会上无端指责“4.22”派，把一切罪过都算到了“4.22 ”头上，并不允许“4.22”和桂林“老多”的代表们据理申辩，和1967年的接见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时的接见能如实的听取意见，赞扬 “4.22”和桂林“老多”，对军区和“联指”有所批评；现在则把事非完全被颠倒了，周恩来等人的丑恶嘴脸也暴露无遗。

有了《6.17公告》、《7.3布告》及“7.25”接见中央领导们的讲话，韦国清们抓到根据、有借口了，他们可以明正言顺、明目张胆地调动部队围歼“4.22”派了。7月底至8月初，南宁、柳州的“4.22”就是这么被全歼的；8月20日至22日，桂林“老多”虽然早已上交武器、拆除了武斗工事，此时手无寸铁被全部歼灭就轻而易举了。

8月26日，广西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广西实现了“联指”派的一片红，韦国清成了当然的第一把手。

7、8、9三个月是广西大屠杀的最高潮，这完全是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组织领导的结果，绝非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群众自发所为，而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国家罪错，是韦国清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下反人类的大屠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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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处遗”的认识和反思

经过1968年的大屠杀之后，广西“4.22”派被全歼了，他的各级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在大屠杀中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投入监狱，或者是七斗八斗后交由群众监督管制失去了自由。

从1968年的9月到1969年初，是广西各地斗批改的高潮，完全是在韦国清指挥下“联指”一派在说话。那些支持过“4.22”派的党政领导干部被冠以“走资派”、“特务”、“托派”、“叛徒”、“历史反革命”等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的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再一次受到审查、斗争；而那些打人、杀人的凶手都成了积极分子，入党、提干、升官或者参军、升学、招工都成了他们独有的特权。这个世界的是非完全被颠倒了。“杀人赏命，欠债还钱”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在广西也被韦国清们彻底破坏了。

韦国清们动用国家权力非法抓人、打了人、杀了人，还不准人家说话，只能老老实实听他的，不准乱说乱动。因为他标榜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是正确路线在广西的代表”，俨然成了“广西的土皇帝”。谁要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敢于对1968年大屠杀之事稍有微词。必定会受到严厉的镇压。

对于1968年的大屠杀，广西的造反派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对那种种的法西斯暴行，他们是无比的愤恨，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之时，一些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造反派的骨干分子，此时勇敢地站出来了，在桂林市张贴大字报，揭露桂林市及周边十二个县大屠杀的种种事实，对此桂林的人民无不拍手称好。然而此举却触怒了韦国清及“联指”派的头头们，现在是他们的天下，岂能容忍别人对他们的所为说三道四，揭他们的违法乱纪。为此韦国清当即下令镇压，要市内各单位和街道召开会议，强制人民表态，申言“8.20”是“革命行动”，并对敢于带头写大字报的张雄飞、许瑞林、李新等二十多人再次非法抓捕，其后有18人被非法判刑。这真是老帐未清，又添新帐，韦国清等人公然践踏宪法、践踏法纪、违法乱纪到了无以复加和无法无天的地步。

就这样，1968年大屠杀的事不可能得到处理，杀人凶手得以长期逍遥法外。即便在1975年时对一些受难者和受迫害的人进行了所谓的平反，恢复了名誉，那也丝毫不会触动那些杀人凶手和迫害狂们一丝一毫，他们把责任全部推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林彪反革命集团”身上，唯独不说他们自己，这真是信口雌黄的一派胡言。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毛的余党江青等“四人帮”垮台，宣告了文革的寿终正寝，此时全国都在揭批“四人帮”的罪行，都在否定文革，平反历年来的冤假错案；而在广西却是另一番情景，对1968年这宗全国最大的凶杀案仍在捂盖子，不准揭露，不准谈论，更谈不上平反昭雪，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此时的韦国清虽然调到广州升官去了，其后又调到北京一路高升，广西的大权仍然是他们控制之下，各级的党政军大权都是在韦国清的亲信或其追随者们的掌控之中，对广西大屠杀之事迟迟得不到处理就不难理解了。对此，无数受迫害的人们及受难者家属是悲愤交集，对韦国清更充满了无比的愤恨。

直到全国各地平反冤假错案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完成多年之后，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在广西人民的迫切要求下，在中央的过问下，到了八十年代，广西才被迫开始了文革的“处遗”工作，清理文革中的受难者和清查杀人凶手。

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广西，批评了当时广西的掌权者乔晓光，乔被迫检查了错误。在中央的督促下，此时的广西区党委才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并先后发出[1983]54、55、59号文件，各地、市、县也同时成立了“处遗”领导小组，真正开始了“处遗”工作。

经过“处遗”工作，查清了大屠杀的基本事实，依法惩处了一批杀人犯，对受难者给予平反。虽然这是迟到的结果，人民也不尽满意，但也总算是一个进步吧！

人民的不满意首先是惩处的杀人凶手太少了。全广西被非法杀害了近九万人，“处遗”中被判死刑的凶手仅十人，判处死缓的十四人，判处有期徒刑的1841人，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竟达47617人。用党纪、政纪的处分来代替法津的惩处，这是令人不能理解和无法接受的。此时虽然人们不会要求对所的杀人凶手都处以极刑，但追究刑事责任总是应该的，杀了人而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法理不容的。更有的党员、干部不但杀了人，有的竟吃人肉、人肝，也只给党纪、政纪处分，这说得过去么？

其次是对大屠杀事件本身的清算远远不够，流毒远未肃清。大屠杀是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谬论指导下进行的，是在韦国清忠实执行毛的错误路线，大抓“反革命”，大抓“反共救国团”种种政治诬陷下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凶手和围剿事件是政府行为（当时的区革筹、各级革委会、武装部都是掌权机关），当年他们支持、纵容甚至直接指挥种种违法乱纪的之事。之后，在1975年给一些受害者进行所谓平反时，他们要人们把仇恨算在“刘少奇和林彪两集团”身上，今天“处遗”时他们又说是“十年内乱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要人们“顾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未见有那一级政府和那一位领导人站出来说一句道歉的话，站出来批判和清算当年的违法乱纪行为，人民当然不能满意的。

就以韦国清而言，文革中他在广西犯下了滔天大罪，但十多年过去了，从未见他对广西人民有一丝一毫的检讨，从未见他对受难和受迫害的人们有愧疚之情。直到1983年广西开始“处遗”工作之后，他才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言说，“对错误认识不足，思想转不过弯来”，仍未见对广西人民有一句检讨和表示道歉的话。可见他对在广西的犯罪是毫无忏悔之意的。

韦国清在广西犯下的是反人类之大罪，绝非一般的错误。虽然他已去世，但清算他的罪恶，肃清他的余毒是完全有必要的，是提高我们对大屠杀事件本质的认识，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认识水平至关重要的大事。可惜这样的事从未见广西那一位领导人和政府部门站出来呼喊，对大屠杀之事进行深入的批判，这是令人不能满意的。一些人当年歇斯底里狂叫“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疯狂劲头，现在要清算、批判大屠杀的时候了，他们当年的劲头早就抛到爪哇国而销声匿迹了。

4、值得反思的民族

所有的事实都雄辩的说明，文革之罪过要算到毛泽东及林彪、江青两个勾心斗角集团的身上；而广西大屠杀的罪过除了要清算毛泽东及他的歪理邪说之外，主要应清算广西的独裁者、迫害狂韦国清，是他所制造的红色恐怖导致了广西近九万人的冤死，可以说他是一个罪恶滔天、遗臭万年之人。

历史应该审判他们，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段恐怖历史和这些暴君。但从我们这个民族自身来说也有值得反躬自问、值得反思的地方。

中国人在他降生于人世之后，从接受教育开始，就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华民族有优良的传统美德，向以刻苦、耐劳、诚实、勇敢、富于创造精神而著称于世。历史的中国曾有过许多辉煌强盛的时期，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艺术家，为世界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

然而，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由于长期的封建独裁统治，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一些落后以至反动思想文化的侵蚀影响，再加上人类本身固有的缺陷，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往往会在人们中产生诸如奴性、愚昧、盲从、自私、狭隘、排外至凶残等性格，久而久之就会成为民族的“劣根性”，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近代、现代）是屡见不鲜的。

任何一个民族，除了有他好的、优秀的一面以外，必定同时会存在着丑陋以至“劣根性”的一面。因为好和坏，美和丑，先进和落后，善良与凶残是会同时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的，只是在不同时期以某种表现起主导作用来决定其性质和影响的程度罢了。

古代及中世纪社会我们暂且不论，就以近代、现代的中国社会而言，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其表现是充分的，是值得当今的人们深入认识和反思的。如：

①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他的盲目排外、拆铁轨、倒电线杆、毁教堂以至大肆抢劫、滥杀无辜（杀“洋毛子”，也杀“二毛子”），连老人、小孩也杀，有全家被杀绝的。他们的口号开始是“反清复明”，其后又改为“扶清灭洋”；尽管他们后来抗击过八国联军的侵略，但纵观他的全部历史，他们的口号和所为毫无进步可言，完全是一群愚昧无知，信奉鬼神，杀人放火的乌合之众，是近世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丑恶表演。

②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当北伐军正在胜利进军之时，共产党人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领导的农民运动（尤以湖南为主），出现了种种过激蛮干的行为，凶猛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太平天国起义，闹得天翻地覆。如对土豪劣绅实行逮捕、监禁、审判、算帐、罪款、戴高帽游乡、粜米……直至枪毙。最著名的一桩案件就是旧学者、著名的湖南清末遗老叶德辉之被处决。处决土豪劣绅几乎各乡都有，连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也不能幸免。李立三的父亲虽是农村中的一名地主，但他是一个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60多岁的老人，当湖南农民运动兴起之时，他逃出农村到武汉找他的儿子李立三，他赞同儿子的主张，表示支持农会，后李立三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带回湖南，李立三在信中力保他的父亲没有问题，结果在回乡后仍然被枪杀了。共产党领导人的父亲都被枪杀，其他的则可想而知了。

当时在北伐军中，各级军官大多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对他们的父辈或族人遭受如此的迫害当然大为不满；就是当时一些有良知的农民，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也是不满的，他们大骂农民协会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主张公妻等等的组织。但当年的一些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则大力鼓吹这种暴力行为，他当时的两句名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和“矫枉必须过正”，实在是害人之谬论，是使农民“劣招性”得以充分发挥的精神武器。

如果当年的国共分裂是因为国共两党的根本目标不同所致，恐怕过激的农民运动引起了广大北伐军军官不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③1927年冬天，毛泽东背着当时的中共中央带领部分农民起义军上了井冈山，从此井冈山区的共产革命运动开始了。

毛泽东用计收编了原来在井冈山的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即在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1928年2月18日，毛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三天后毛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是被农民军用梭镖把张捅死的。

自毛到井冈山后，“万人大会”成了当地生活的一部分，会上总有杀人的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给大会写了副对联：“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毛讲话后，“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砍死了。

毛在井冈山地区打土豪，许多地主、豪绅不但土地被分，财产也被抢光，甚至连命也保不住，许多人被杀。当国民党的军队打回来时，地主和乡绅也组织还乡团回乡，许多杀地主、抢地主钱财的农民也被还乡团残杀，也有全家杀光的，使这些地方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

毛领导的红军不但杀地主豪绅，也杀自己人。一些红军中出身不好的人，一些起义过来的官兵，或者毛不信任的人，毛就打着“肃反”，“肃清AB团”的名义大开杀戒，而且杀人手段十分残忍，刀杀、活埋、火烧、小刀割乳、烧阴户、剖腹割心等等，无其不有，是在毛思想指导下一些人的“劣根性”最丑恶的表演。数千名红军和共产党人就这样惨死在毛指挥下的暴民手中。

④上世纪40年代末期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土改，1949年10月毛取得政权后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改，同样是残忍的斗地主、甚至杀地主，分地主的田地，掠地主的财产。笔者当年是儿童团，多次亲眼目睹过斗地主、杀地主恶霸的惨烈场面。在土改工作队的指挥下，一些民兵和积极分子斗地主、杀地主的场面真是令人惊心动魄，惨不忍睹。我亲眼目睹一些人把地主五花大绑，吊、打、跪、坐老虎凳、用竹签插入指间；枪杀时有的用砂枪，多枪才能打死，有的打死后一些人还用刀去捅，割下人头。这些人与地主间有何深仇大恨呢？为什么这些人表现得如此的残忍，如此的疯狂？

⑤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固然是毛泽东大搞“阳谋”，是的他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和大搞文字狱所带来的灾难，同时也是与我们民族中存在的“软弱性”以及“劣根性”分不开的。在反右中假如没有许许多多人的积极参与，没有这许多人所谓的揭发和批判，没有许多人开始鸣放时能团结一致提意见，一旦毛泽东开始反击时就纷纷认罪检讨〔虽然许多是被迫的、违心的〕，并反戈一击出卖自己的同类，有的甚至落井下石，把两个人私下交往的谈话也当作“罪证”予以揭发，使被揭发者无故频添了许“罪状”，自己最终也没有逃过劫难。如果不是有这许多人的所为，反右运动也许就不至于有如此大的灾难。这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的表现之一吧！

⑥这种民族的“劣根性”与毛歪理邪说的结合在文革中的表现就太多了。以宋彬彬等人为首的北京高干子弟老红卫兵在1968年8月红色恐怖中乱打人、杀人，用带铜扣的皮带抽，用带铁钉的木棍打，把被害者吊直来打，用开水烫，把人活活打死和折磨致死。被害者有“地、富、反、坏、右”，也有他们的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十多岁的中学生都会如此，这个民族不值得反思么？

至于1968年广西大屠杀中用石头、木棒、刀、枪等乱杀人，甚至挖肝吃人肉，生割活人，生埋活人，这种“劣根性”的表演已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⑦就是在当今的时代，这种“劣根性”的表现也是随时可见的。如：贪官们的包二奶、养情妇、嫖娼，这是长期封建社会皇帝有三宫六院、嫔妃成群这种“劣根性”的沿袭；一些官员们贪得无厌的疯狂敛财，这是唯利是图、极端自私这种利己主义发展的结果；一些执法人员贪赃枉法，对犯罪嫌疑人大搞逼供而造成冤假错案，这是违法犯罪，也是目无法纪，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这种劣根性发展的结果。

再有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味的粉饰太平盛世，为当权者唱赞歌，听到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就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们忘记了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里，自己有唱赞歌的权利，也应允许别人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为什么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要围攻人家呢？如最近一个因为发表了不同于当权者意见的留美女学生遭到一些人的大肆辱骂和围攻，甚至连她在国内的父母都不放过，在她父母家门前泼粪。对这种丧心病狂的愚蠢举动，这些人还自以为这是“爱国”，实在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丑恶表演。

对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已有详尽的描述，值得中国人深思。就是早年的鲁迅，就那些对当权者惟命是从的人早已作了深入的刻画，指出这种人活像一种狗，他们看主人的脸色行事，以主人的权势为后盾，以主人的保护为铠甲。主人对谁面有愠色，他们就敢放胆扑上去狂吠撕咬一番。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人确是不少的。

中国人的劣根性表现还有许许多多，它已成了国民性格中的痼疾，对此我们必须深入认识，深入反思。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总要不断地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特别要彻底根除那种劣根性，我们的民族才能健康的发展，一个和谐的社会才得以建成。

六、结束语

历史不应被遗忘。为了牢记文革和1968年广西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世人应当回忆并深入反思，从中总结出应有的经验教训，才能给后来的人们有所裨益。

然而。在当今的现实中，正如文革史学专家宋永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某些历史的真相却不是随岁月的流逝而水落石出，相反是越来越云山雾罩，扑朔迷离，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面目全非”。

这是宣传主管部门有意掩盖历史的真相所致。他们搞了许多禁忌，禁止人们公开讨论某些历史事件，禁止人们纪念和反思这些历史事件，像上世纪初的土改、文革……等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许多历史真相大多被湮没了。就是世纪末的1989年“6.4”的镇压学生运动，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这些宣传主管者们的逻辑就是只要禁止人们公开言说，就是“不存在”了，以此来粉饰天下太平，万事大吉，这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小把戏。正是由于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现今在“关公战秦琼”的“戏说”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近代现代历史知识几乎成了一片空白，许多人全然不知土改、反右、大跃进为何物，更不知有过三年大饥荒，甚至怀疑起我们曾经有过“文革”，更怀疑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和1989年北京的“6.4”大屠杀。这真是时代的悲哀，是国人的悲哀。

历史就是历史，它是客观的事实存在，任何人想要否定它、抹掉它都是不可能的。正直的人、聪明的人只有面对历史，正视历史，从历史中总结出正反两面的教训。只有愚蠢的人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才企图抹杀历史，掩盖历史的真相、甚至变造历史，以虚假的历史来欺骗世人，这肯定是徒劳而决不会得逞的。

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实事求是的面对历史，才能正确地指导未来。当前在一些人头脑中，认为过往的历史已成为过去，没有必要再谈了，再纠缠这些历史旧帐是没有必要的，今天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就一切都好了。这实在是一种胡涂的思想认识。我们反思历史，正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决不是在纠缠历史旧帐。如果不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我们这个民族能提高认识么？能有所前进么？君不见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打、砸、抢、烧、杀，进行了充分的表演，到了六十年代文革兴起时的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打人、杀人、火烧英国代办处，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这不但是义和团运动的现代版，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不正是忽视历史的教训所致么？

再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些正直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就受到围攻以致残酷的批判斗争，受到长期的政治迫害，搞得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这与在当今时代一些人因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批判、监视以致抓捕判刑，这不是一脉相承的么？如果不反思这些历史，我们的民族能前进么？

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是人人都会引以为戒得到提高的，总有那么一些人视历史的教训为儿戏，根本不把这种教训当作一回事，而是我行我素，总在重蹈覆辙而洋洋得意，这是一种可悲而又可耻的人。看看近来被精心鼓噪起来的海内外新“拳民”幼稚而又浅薄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狂潮，实在是愚蠢可笑而又悲哀之举。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但是无益，而且是有害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早就得到证实了的，只可惜一些人从不愿意反思和认识而仍在我行我素罢了。

20世纪不管是苏俄的共产革命、中国的共产革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革命，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错误，是百年社会转型中一个巨大的方向性扭曲，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中国的文革和1968年广西大屠杀就是这个灾难的最重要表现。如今人们正在反思这些历史，牢记历史的教训，用更科学的态度总结历史，面对今天，面对未来是当今一代人伟大而光荣的历史重任。

当本文的写作行将结束之际，突然在网络上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又万分悲痛的消息：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的强烈地震，影响范围波及半个中国，在四川的汶川、北川、茂县、绵阳、都江堰、什邡……及甘肃、陕西两省的南部和重庆等许多地方造成了众多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中国的又一特大自然灾害。数天来，每当在电视画面上看到因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看到山崩地裂和房屋倒塌的灾难场面，看到无数的军人、消防队员、医疗队员和志愿者们奋不顾身地抢救场面，看到全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为抗震救灾而勇跃的捐款，看到一辆辆满载救灾物资的汽车驶往灾区，我的心情都处在悲痛而又激动之中，眼泪会不知不觉的自然流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心情久久地在心中回荡……。中国人民刚刚经历过了年初的暴雪之灾，不久前又经受了山东因铁路事故而造成的大灾难，现在又来特大的地震灾害，实在使人不得不怨恨这个老天对我们太不公了。为什么这些灾害总会降临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呢？

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情的。但地震无情人有情，数天来我看到了救灾者们的奋不顾身，看到了我们民族万众一心的巨大凝聚力；只要我们的民族能团结一致，什么样的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中华民族确是一个坚强的、伟大的民族，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向前迈进的。

除了全民族的奋勇抗震救灾使人欣慰而外，我更看到了执政者们一改过去的传统作法，不但全力以赴组织全国的力量抗震救灾，特别是强调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始终把抢救生命放在第一位；同时开放了媒体，不论是报纸、广播、电视都及时、如实的报导灾情和抢救的进展情况，使全国和全世界都有了充分的知情权，一反过去那种对灾害和突发事件封锁消息的作法，实在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如今，国务院又作出最新决定，从5月19日至21日，全国人民为此次的受难者哀悼三天，全国各地和驻外使馆下半旗致哀。这是关爱生命、关爱人的伟大创举，这在我们中国是前所未有的破天荒的第一次，实在是深得民心之举。老百姓也是人，给因灾难去世的人们致哀悼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这一创举应该发扬光大往下传承。

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因为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当今的执政者们提出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了抢救一个被埋在废墟中的生命，只要还有一线希望，都会以百倍的努力在全力抢救。这使我想到了1968年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随意地处死一个人，而且这些杀人凶手也明明知道被害者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残忍的把人家杀害了。如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民兵营长黄天辉，1967年10月2日至4日，在他的组织指挥下杀害了76名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在凶手们的屠杀中，有地主家庭出身的刘香元在被害前曾向黄天辉求情，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他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只得一个，我老婆也应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如此令人心酸的肺腑之言遭到黄天辉的拒绝，他无奈地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被逼着跳下深坑而死。黄天辉这类的凶手还有一点人性么？再如广西204地质队的凶杀案，1968年204队有18名职工被非法杀害，其中的被害者郭舜卿是一名共产党员，设备科科长，其妻徐棣华是队上职工，夫妇二人文革中仅仅是参加了造反派，双双被枪杀了。他们有一未成年的小孩，在凶手们要杀害他们的时候，夫妻二人双双跪在凶手们的面前，请求只杀一个，留下一人照顾年幼的小孩，凶手们是杀人成性的豺狼，根本听不进人的声音，夫妻二人都被枪杀了。

如此残忍的杀人惨案，在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中是太多了。那时是无故的非法夺去他人的生命，与现今的抗震救灾千方百计全力以赴抢救人的生命，是多么鲜明的比对啊！同样是中国人，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可以做出对社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而在歪理邪说的蛊惑下，则可以干出种种丧失人性、丧尽天良之事。种种的历史事件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

由此我们应该深深的认识到，抗拒暴行，维护生命，这是根源于人性深处的爱源；虽然这不是文明的全部，但是基点，是任何智慧、思想、进步、主义、偶像所不能取代的。



作于2008年3月～5月20日
                                                                  

主要参与书目和资料来源：



1、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

2、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3、《全州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4、《玉林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5、《武鸣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

6、《平果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7、《容县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

8、《钦州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9、《荔浦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3月。

10、《浦北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

11、《上思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12、《钟山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

13、广西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1987年3月（未出版）。

14、《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下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15、张国寿，《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

16、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全文完）


（其它相关广西大屠杀的史料，请参阅晓明先生的著作：《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系列丛书》]，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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