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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
无论对于关注这段历史的读者，还是研究者而言，由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以下简称“本书”）都不失为一部真实纪录文化大革命这段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历史的好书。诚如王年一师在本书《序言：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中所说：“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在粗粗浏览之后，感觉此书在文革史的写作中至少有着如下显著特点：
其一，广收史料。
即便是将文革历史界定为从1966年至1969年的三年，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之多、出场的重要人物之繁、呈现的过程之曲折，是共和国60年历史中所罕见的。再加之至今重要史料仍深锁于重重铁门之后，要想收集必要史料、真实还原历史，十分困难。本书著者为此下了极大功夫，尽可能搜集各种公开出版物，王年一师在《序言》中曾这样评价著者的史料收集功夫：“决不忽视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小资料（资料本无大小之分，只有有用和无用之别），不忽视唾手可得的材料，把复杂的问题讲得清清楚楚”（第xxii页）。留有深刻印象的是，著者为了描绘出1967年“二月镇反”中福州军区的情况，甚至查找到了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见本书第460页注173）。仅此一例，即可窥见著者挖掘史料的细致深入，以及为此所付出的点点心血。而这类地方文革史料的挖掘和叙述，也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使得这部文革史书与其他已经出版的同类书籍相比，更显丰满、充实。著者的这一史料挖掘功夫也给了所有文革史研究者一个极大的启示与鼓舞。在无法预计何时才能开放理应开放的档案之前，文革研究不能停顿，更不能放弃，并能演绎出有声有色的壮观场景来。
其二，梳理有致。
如前所述，文革期间人多、事多，头绪繁杂，且诸多事件往往相互纠葛，互为因果。弄清其来龙去脉，梳理其发展脉络，十分不易。著者为此颇费心思，以毛泽东对文革的部署以及运动实际发生的进程，对这三年的历史作了独特的分期，并将事件、人物、背景、评说安排得很有条理，即便是不很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也不致因此而发生迷误。
其三，秉笔直书。
包括王年一师在内的一些评论文章已经指明了本书的这一鲜明特点。须要补充的是，著者身在体制之中，对于种种明规则潜规则有着十分清晰的了解，却仍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史家道行和慨然勇气，不为尊者讳，亦不为败者贬，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尤为注目的是对历来被尊为正面人物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文革诸多事件中的种种表现，亦如实作了描述。例如，在1966年8月“破四旧”的高潮中，周恩来也主动将自己居住的中南海西华厅改名为“向阳厅”，主动提出将门口的石狮子搬走，认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第232页）；而叶剑英对红卫兵“破四旧”行动也热情赞扬，甚至肯定红卫兵打死人的行为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打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敌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第251页）。与此相关，著者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关戚等所谓反面人物也没有脸谱化、小丑化，而是如实叙述其种种言行。值得关注的是，著者抛弃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等等官方至今仍在使用、却已为事实证明是无稽之谈的字眼，用诸多实例说明毛泽东才是发动文革、并主导文革进程的最高领导者，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只是忠实执行毛泽东旨意的卒子而已。而一旦为毛所不满，即会遭到与老干部、知识分子、黑五类分子这些文革打击对象同样被批斗、直至被投入监狱的可悲下场。
其四，严肃考证。
在千头万绪的史料之中，著者秉持严肃认真的治史态度，细细考证，力求真实。这方面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例如：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被视为解开毛发动文革心结的重要文献。本书著者并未简单罗列各种评说，而是在作了认真分析、判别之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肯定意见：“有论者在经过冷静分析后得出结论，说毛的这封信是他在‘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是很有见地的。”（第174页）。这样的叙述让治史者满足，也让一般读者明了。再如，关于1967年“二月镇反”中四川省究竟抓了多少人，原本并非是影响全局判断的重要史料，但著者仍然本着一丝不苟的态度，分析比较了三份均出自权威机构的不同资料，最后作了判别，让人信服，也让人感佩（第460页注170）。仅以此例，也让读者对本书所引史料的准确性有了信任。
其五，平和措辞。
由于文革是场祸及众人的灾难，难免引起许多痛苦的回忆；加之国人文风长期深受意识形态浸染，一时难以改变，造成了许多关于文革的书籍、文章语气尖刻，用词激烈，套话官话连篇，形成了一种以文革文风评说文革历史的难以理喻的悖论。本书著者显然在努力摆脱这种悖论，多用平和、叙述的语气。即使评论也尽力避免情感因素，而坚持理性、客观、真实的视角。这将使本书易受更为广泛读者的认可，走入更多读者之中；也将使本书作为一部描述文革历史的信史而流传更久。
当然，作为一部长达数十万字符、包容如此众多重大事件、人物的书籍，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这里将在阅读本书过程中遇到的某些疑惑开列如下，以求教于著者和学界同道。
其一，书名问题。
本书以《砸烂旧世界》为正题，辅以《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的副题，著者似乎想表达毛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与文革进程的实际后果两相映衬的效果。但是，“砸烂旧世界”只是毛主观动机的一部分，甚至只是手段的部分。他发动文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新世界”，也是他主观动机的主体部分。正因如此，在1966年年中文革运动刚刚起动、尚遇巨大阻力之时，毛一面在考虑如何寻找抓手，推进文革，一面已公开揭示了他的理想目标，即在他就总后勤部一份报告写给林彪的信中所描绘的“新世界”。在文革运动的三年中，从1967年夺权运动开始，到大联合、推进各地革委会的建立，文革重心实际上已经放到了“建立新世界”上来了。只是由毛亲手释出的“大民主”造就的各路革命造反派，在高呼“捍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震天口号之下，极力维护的是自身利益，即使动用毛泽东的权威也无法制止动乱。“新世界”难以建立，文革运动不得不持续了三年之久，直至1969年“九大”召开才得以宣告“取得了伟大胜利”。
与书名相关的是，著者在封面和扉页上标明了本书涵盖时间跨度为“1966—1968”，而本书内容实际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为止。因此，二者统一，还是标为“1966—1969”为宜。
其二，柯庆施、上海市委与姚文《评〈海瑞罢官〉》。
关于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与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关系，已有一些文章予以说明，总的趋向是说明柯与此文无关。可参见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一文（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已经查清的历史事实是，江青是在1965年2月到上海组织撰写评海罢的，此时柯正因手术后在广州养病，组织上早已决定柯一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姚文元是于同年5月开始动笔写稿的，而柯已于4月9日在成都逝世。即便如江青所称，柯庆施是支持批判“评海罢”的，也不可能参与其事。
之所以对柯庆施与评海罢的问题长期纠葛不清，是因为其中涉及了一桩公案，即上海市委与评海罢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热情支持？还是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在整个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起始阶段，为了证明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战略部署、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上海市委一直将评海罢一文在上海率先发表视为极大荣耀，无论是在市委文件中、还是在领导报告中，都是作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有力证据加以宣扬。但是，在文革运动结束之后，随着“彻底否定文革”结论的形成，“评海罢”一文成为文革动乱起点之后，原市委领导便极力予以撇清，宣称自己象当年被封锁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一无所知”，将“脏水”全部泼到了“四人帮”，以及已经逝世、无法开口的柯庆施身上。其实，上海市委从一开始就知道此事，并积极参与的。江青找柯庆施支持不能视作对其个人的寻求，而是对上海市委的信任。柯逝世后，江即将此事告诉了其继任者陈丕显，更是表明了这一点。具体为江青落实此事的张春桥是代表上海市委来抓这一工作的。在姚文发表之前，上海市委书记处曾多次开会进行过讨论、修改。会上，陈丕显曾以市委第一书记身份要求张春桥：“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
本书在此事上仍沿袭旧说，称“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严格保密”，恐不合适。
其三，批罗中的将帅们。
1965年11月对罗瑞卿的突然批判确是毛发动文革的重要部署之一。本书详尽描述了此事的由来，特别是林彪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近来已有多篇文章揭示，叶剑英、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积极向毛告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书对此未作介绍，似有缺憾。
其三，北京南下红卫兵在上海的活动。
本书中对北京南下红卫兵在上海活动的叙述过略，脉络不清。其实，1966年下半年北京红卫兵南下大致分为三批。第一批是8月下旬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一批来自大中学校的“散兵游勇”自发地南下上海“煽风点火”。这批红卫兵将北京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猛烈冲击的作派移植到上海，发动了数次冲击市委机关大楼的行动，引起了从市委到群众的难以接受和不满，因而引发了激烈冲突，酿成了上海文革形势的第一次大乱。他们还深入到大中学校，煽动学生起来造领导的反，对上海的震动甚大。第二批红卫兵南下是9月中旬由周恩来亲自组织、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这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同时向全国各地派出的红卫兵的一部分，原本目标是纠正第一批南下红卫兵的做法，保卫上海市委。因此，这批红卫兵到达上海时，上海市委曾派出了摩托车队予以开道，并提供市体育宫作为其司令部所在地。但是，由于这批“老红卫兵”在北京“破四旧”中已经冲冲杀杀惯了，根本不会听上海市委的话，而是以更“左”的面目出现，宣扬“阶级路线”，到处批斗、抄家、武斗，制造“红色恐怖”,造成了更大动乱。第三批南下红卫兵是10月以后由中央文革派出、以首都三司为代表、包括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北大“新北大公社”等等组织。这批红卫兵与以往两批不同，积极支持学校造反派，特别是积极串连工厂的造反派，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王洪文等人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正是在这批南下红卫兵的支持、组织下成立的。仅以上述简略叙述便可明了，北京的三批红卫兵南下对推动上海文革运动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可忽视。
顺便提及，了解上海文革运动的基本情况，有两本书不可不提。一本是由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定稿送审本）》。该书序言中讲述了这本《史话》的由来。上海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清理“三种人”时，要求各单位都编写《文革大事记》。这些包含有大量第一手真实资料的《文革大事记》最后都集中到了市委整党领导小组。正是这一领导小组以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名义运用这些《文革大事记》中的资料，整理编纂了这本《史话》,并于1994年定稿。虽然由于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不同意《史话》的公开出版，因而限制了这部珍贵史料的留传。但在关注上海文革的相关人士中，仍然有着一定的流通。据在美国的王友琴告诉我，她也有这本《史话》的复印件.另一本是萧关鸿、李逊合著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该书虽然以“工总司”为主要叙述对象，但因这一组织的主要成员贯穿了上海文革的全过程，因而实际上反映了上海文革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和人物，是了解上海文革史的一部重要著述。然而，从引文和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目录看,本书著者似乎没有看到过这两本书。或许这是著者对上海文革的叙述尚有不确的重要原因。
其四，关于安亭事件和机联站的成立。
本书将安亭事件与解放日报事件放在一个标题之下进行叙述似有不妥。因为，一则，二者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革运动发展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二则，这两件事件也不具有直接的相互关联。同样的，著者将徐景贤等领导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成立放在“康平路事件”的标题之下处理似也不很合适，淡化了这一事件的重大作用。
解放日报事件与康平路事件充其量只是对上海地区的文革运动有着重大影响。而安亭事件的发生和机联站的“后院起火”对于全国文革运动发展的作用，仅以毛泽东在作出文革新部署的1966年12月26日生日谈话中曾对此作的高度评价即可窥见。他在这一谈话中十分兴奋地说到：“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最近时期出现了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正是依据这样的判断，毛泽东发出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新号召。也正因此，毛泽东在上海组织撰写“评海罢”文章、拉开文革运动序幕后再次对上海运动予以关注。不久，他即派张春桥、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调查员赴上海，希望上海能提供“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本书著者对这两个事件作用的评价似有不足。
另有一情况也值得提出。安亭事件中带头卧轨中断交通的并不是后来成为“工总司”领袖的王洪文，而是潘国平。与张春桥谈判并代表“工总司”在承认其合法地位的第一个“五条”上签字的也是潘国平。直到“工总司”地位得到承认，王洪文才开始活跃起来，以其雇农出身、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老造反”的身份排名第一。
其五，张姚对上海夺权的作用。
拙作《“文革”风云人物的再认识——徐景贤个案解读》曾梳理了上海一月夺权的过程，说明这一切其实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张、姚于1967年1月4日回到上海时的身份只是中央文革调查员，并未得到授权到上海鼓动夺权。因为此时毛泽东对所谓“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尚无招数，正在密切观察、寻找抓手。元旦清晨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正在病休之中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出面解决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在昆山阻止铁路交通、造成上海经济形势紧张的局面。张姚到上海来，还带来了中央希望陈丕显出来工作的意见。可见，直到此时，中央并未在上海夺权的部署，张姚当然不会擅自行动。上海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两个重要文件《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正是在陈丕显的参与下制定的。正在上海的张姚均未参与这两个后来被称“一月革命”重要文件的制定工作，甚至一直没有公开活动。他们到上海后只是召集各造反派组织头头开会作调查，了解情况，履行调查员的职责。他们对造反派的许多自下而上的夺权行动并未承认，也未进行鼓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两报自下而上的夺权接管完全是内部造反组织的自发行为。张姚事先一无所知，事后也未立即表态。上海主要造反组织于1月6日召开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在张姚到上海之前就已策划。张姚到上海后虽参与听取大会筹备的意见，但并未提出“夺权”建议。因此，这次大会并未如许多相关文章所言提出“夺权”，而只是循着惯例要求中央派新的市委书记到上海来。也就在此次大会召开之后，张春桥还找了陈丕显谈话，传达了中央要他出来工作的意见。陈丕显出于自身考虑，表态说在现在情况下出来工作有困难，放弃了这一难得的机遇。1月8日，毛表态支持上海两报这种自下而上的夺权形式，但仍然没有使用明确肯定“夺权”的字样。王年一师曾有评论说，此时，“无论就全国还是就上海全市来说，在夺权问题上，毛泽东大概还要看一看”。因此，张、姚当然还不敢轻举妄动。直到1月12日，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发出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上海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中，第一次公开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上海这些群众组织联合接管的行动，向全国发出了夺权的号召。第二天，上海各群众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呼中央贺电”庆祝大会，张春桥、姚文元才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按照毛的口径支持夺权行动。
其六，工总司镇压上柴联司的“八四”事件。
本书著者十分注意毛泽东于1967年8月4日在上海发出的给江青信中提出的“武装左派”、“群众专政”两大口号，认为“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对全国局势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但是，著者忽略了这两大口号的提出与同日在上海发生的“工总司”武力镇压上柴联司的“八四”事件的关联。这一同时间同空间发生的两件事并非巧合，而是有着因果关系。
后来被称作“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此次离京活动起自7月14日赴武汉解决军区支左和群众组织大联合问题，结束于国庆节前夕的9月23日返京。期间在上海的停留时间从7月21日到9月16日，长达近两个月。可以说，所谓“视察”三大地区，除在武汉因意外发生了群众组织群起攻击王力、谢富治、局势失控而不得不撤离外，其他地区只是路过而已。毛泽东长期驻于上海，既是对上海局势的满意，也是继续想从上海取得经验，以指导全局。因此，发生于毛眼皮底下的“工总司”调动30多万（不是本书所述10万）人马，以棍棒、长矛、木枪为武器，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武力镇压反对派组织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行动，自然不会不引起毛的关注。甚至可以推测，这场上海文革史上规模最大的武斗事件发生在毛在沪期间，很可能事先会向毛报告，并征得其首肯。因为，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坐着经改装后的防弹轿车亲自到外滩巡视，亲眼看到了手执长矛、短棍、称为“文攻武卫”的“工总司战士”。他还津津有味地观看了上海电视台播放的“工总司”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或许，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观看武斗场面，引发了这位当年鏖战疆场的领袖内心连翩浮想，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让刚刚从混乱失控的武汉离开的毛泽东对上海局势十分高兴，认为这才是他所理想的由工人造反派左右局势的天下。所以，当张春桥向他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时，他立即指示：“武装10万工人”，“每人发一根棍子”。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他当日提笔给江青写信，提出了“武装左派”、“群众专政”两大口号，欲将王洪文创造的上海武斗经验推广全国。
还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通过这一事件，毛对王洪文这一“草莽英雄”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让王演绎了一场先喜后悲、大起大落的人生活剧。
其七，文革思潮研究。
文革期间，曾发生过多起质疑、甚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种思潮。丁东、谢泳曾于日本出版的《中国研究》1996年总第十七期“‘文革’研究专号”上发表了《中国“文革”民间思想概观》一文，对这些思潮作了最早的叙述。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已有更多展示。十分可惜，这一内容在本书中未有足够的反映，也未能辟出专题进行阐释。其实，在中国意识形态长期严密控制之下，又遇文革这样空前的政治高压，能有独立思考者在潜行，有种种不同思潮在涌现，是文革期间十分珍贵的思想遗产，也是研究文革历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因而，本书对此的记载和分析均感不足，不能不说是件憾事。此外，本书在叙述发生于1966年底“炮打中央文革”风潮时，较多介绍了老红卫兵的行动。其实，在造反派红卫兵中，最早的觉醒者也为数不少，如地质东方红的创始人朱成昭。而且相比老红卫兵因父母遭受冲击、自身被中央文革抛弃而起来反抗不同，造反派红卫兵的觉醒少有利益考量、更多理性思考，因而更有研究的价值。相比而言，他们后来的遭遇也更为惨烈。
如前所述，本书尽管尚有些许瑕疵，仍无损于一部研究文革历史的好书。且本书的出版恰与王年一师1988年发表《大动乱的年代》这部堪称国内文革研究最重要著作相隔整整20年，前后呼应，让人欣喜地看到了文革研究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之下仍然取得的长足进步。这是值得向著者道贺、也值得所有锲而不舍地关注文革研究的同道们同贺的喜事。
（本文曾刊于网刊《记忆》2009年第八期（总第18期））
2009年2月 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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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 06:4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