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愿“流亡”前后的小故事

tuffy05

“流亡”前后的小故事   /夙愿      
    ---- 文革点滴记忆

             一、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作过的

67年8月的一天，我们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东方红”兵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南京大学、南京林学院等校的“屁派”也派代表参加，会议由我主持。
江苏省所谓“好派“、“屁派”，是在一月夺权以后形成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以后的一月二十六日，以南京大学文凤来为首的南京地区的“红总”急急忙忙搞了夺权，其实就是夺了大印。而我们“东方红”所在的以南京大学曾邦元为首的“南京八二七”，被排斥在夺权行动之外。
“夺权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 没有参与夺权的“八.二七”和“东方红”造反组织则说,“一.二六夺权”好个屁!
我们说好个屁的理由是， 按当时中央的要求,夺权地区一定要实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新政权一定要“三结合”,必须有领导干部、革命群众、军队的代表参加。他们搞的单方面夺权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些要求，所以“好个屁”。
当时，好和屁之争，让南京市区大街小巷标语、漫画、大字报铺天盖地。现在看来，“夺权”所激发的公民权力意识和民主意识，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那朝那代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几时试过百姓能这么清醒地明目张胆地参与夺权行动？那朝那代不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几时试过农民总理？女工总理？哪怕只是“尝试”，只是“试错”，只是“演习”，只是上面号召、下面过过瘾？它有意或无意播撒的是深广地藏于人心中的民主意识、权力意识。我敢说，现如今大大小小的精英的这一意识，有的也是通过文革启蒙的。
当时南京的两个组织，都是社会上公认的造反组织，却互不卖账、互不承认，一直打打斗斗，就是联合不起来。想想文革局面弄到后来的不可收拾，也有“自作孽，不可活”的道理在其中。
我们那天的庆祝活动，是在两派尖锐对立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对立派“斗批改”中那个专门从事武斗的小分队更加肆无忌惮。
他们先是拿着撮箕扫帚当锣鼓在礼堂后面敲打，进行“反庆祝”，又跑到舞台外隔着门往里扔石块，突然，“哐铛”一声，门玻璃被砸碎，我感到头上一热，不知是石块还是碎玻璃落头上了，手一摸，满手是血。
眼看出现了流血事件，会场顿时出现此起彼伏的声讨口号声，几个捣乱的家伙见势不妙，悄悄溜了。
校医剪掉了我头顶的头发，快速对伤口作了处理。很快，我头缠纱布和绷带又出现在舞台上。可以说，我的受伤为会议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障碍。
后来有人说，你那天的主持是你所有主持中最具感召力的一次。
其实那天我并没有因受伤显得过于激愤，说是有一股英雄之气在心中激荡可能比较准确。我平静地置受伤于度外，给了与会者一种力量，一种信心，也感动了我自己。客观的说，主持的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一个瘦弱的女生头裹纱布的形象营造出的悲壮感。
我当时也确实有一种“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因为我们已经计划会后撤出学校，外出“流亡”了。

我引用了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的片段：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虽然以后的事实说明，“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夭折了。但它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
文化革命的过来人，不管你保也好、造也好、逍遥也好，你得承认，它是你回忆一生、检点一生时最深厚的资源。

           二、钢筋水泥铸就的证明

学校不上课，有很大一部分人回家避风去了，留校坚持的这部分人分散到各处，有的还住在大桥二处“八二七”的工地上。当时，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建设中。文革前，桥墩全部架设完毕，文革中主要是完成桥梁的架设，由浦口和市区方向分别向中间靠拢。真正全线通车是我们毕业以后68年底。
那段时间，生活条件比较差，天气炎热，太阳暴晒，洗又没那么方便，就因为这，我背部长了一个包块，红肿疼痛。一个战友将我领到工地医务室，医生熟练地进行了消毒处理，用手术刀将包块划开，挤出了脓血，贴上药膏。
领我去的战友说：“你这个女娃，不知厉害，你问医生，这是不是就是中医说的痈疽，按黄帝内经里说的，长在背上是很危险的……”
医生的答话断断续续。只是说“处理比较及时，回去记得换药，换药前用酒精清洗。”
他说得很平静，没有给我危言耸听的感觉，还因为是战友，没有收取分文。事后，我想起这件事时，对他是心存感激的，正是由于这位医生战友的及时处置，才使我轻飘飘地逃离了一次可能的危险。
在大桥工地呆过以后，我们常常以桥梁建设者的一员自居，情切切地牵挂着大桥的建设进程。毕业后，最早去见南京长江大桥，是69年去上海的一次出差。那次，船要因故在南京停靠四个小时，听说后，我心急火撩，以极快的速度跑步加乘车到达桥头堡，为的是看看我那么贴近过的长江大桥——完全由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大桥。
长江之险，曾令许多英雄折腰。楚霸王当年就是被刘邦所困，因在江北卸甲甸过不了江，转道安徽乌江镇走投无路拔剑自刎，留下毫情天纵之霸王别姬曲和来世称雄之千古遗恨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而在人民建设者手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了通途。
桥的南北桥头堡上塑有三面红旗，象征着50年代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还有一座10多米高的工、农、兵、学、商雕塑，桥头堡堡身周围有不少浮雕。比如：“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等，好歹也给文革文艺留下了一点钢筋水泥铸就的证明。

三、    墙

当时，有几个受伤的同学需要照顾，我们通过南大八二七的战友，在南京大学校园内的一栋楼里住下了，我们派有专人照顾。
没想到，我们学校对立派的几个打手还是找上门来了。除了几个伤员，就是几个看护的女生，眼睁睁看着他们强行架走了一个在此养伤的男同学。
明知道我是夺不回他的，但我还是又气又急冲下楼，什么也来不及想，跟在他们后面追。
也许，他们没有想到竟还有人敢追。其中两个人不耐烦地掉头朝我跑过来，嘴里还高喊着，“连她一起抓！”
我左右为难了，不知该迎着他们跑过去，还是掉头往回跑。正当我放慢脚步，横下一条心，准备看他们到底拿我怎么办时，奇迹出现了：
那些手拿书本的，端着饭碗的、提着暖瓶的三三两两的不知属于那帮那派的大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汇聚过来，在我与企图抓我的人之间瞬间筑成了一道厚厚的活动的人墙。没有人指挥，两个人往左冲，人墙往左移，两个人往右突，人墙往右移，使他们硬是无法往前半步，只得无可奈何地悻悻而去。
这个世界上的墙不算少，那些用来防风防雨防寒防晒的房墙，用来防犯人逃跑的监狱的墙，用来抵御外族入侵的城墙，用来隔离“主义”的德国柏林墙……，都没有这堵学生们用身体构筑的“墙”让我永志难忘.它刀刻斧凿般留在我的记忆里,它让我思考文革中表现的人性善、恶，向我传递了扶危救困、同情弱者这一人性中最美的一面。

            四、“下回我还来送你！”

在校外流浪的我们，如果有事要和住在校内的同观点校工、老师们取得联系，惯常的做法是从偏僻的菜地一侧的校园围墙翻到最近的教工宿舍，那里的墙根恰好有一处土坡。
那天，我先去林学院联系了有关事情。知道我要趁黑回校，林院八二七派了一个男生送我。
穿过长长的林中道路往我们学校走时，远处不时有“汪汪“的狗叫声传来，我虽然胆子够大，还是有点不寒而栗，心里有点感谢细心的林院战友，给我安排了一个“保镖”。
他很有经验地要我学他，在路边拣些石块放在口袋里以防不测。  路上，为了分散我的也可能是他自己也有的恐惧感，他讲了他为什么选择林学院，他说他特别喜欢中国园林，说到北方园林的富丽堂皇大气粗犷，南方园林的细腻精美明媚秀丽。他问我去过那些园林？我说听说的有几个，去过的一个没有。他说，等文革过后，你应该去看看南京及附近的园林，比如苏州的留园、拙政园、上海豫园、扬州的个园等等，他说，中国古代园林是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他说自己计划要走遍天下园林……。
月色朦胧，树影婆娑，他的讲述使恐怖的夜路有了些许诗情画意。以后，当有人把造反派都说成是毁坏文化之徒时，我就会想起已经记不起面容的这位园林之子的娓娓述说。
到了围墙边，怎么上去成了问题。以前回来，我们都有三、四个人，男生把女生送上去后，往往自己一个人就能上去。
这次，他抱住我的双腿，将我一下就举上了围墙边，我借势轻快地翻坐到了围墙上，压低声音对下面说：‘回去吧，路上小心！”
他说：“好！——
我跳到下面的土坡上时，听到他的下半句：“下回我还来送你！”
我回忆这次夜行时，想起当时我们都没有问对方姓名，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的我们，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也省却了礼节,当然也留下了遗憾。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他，也不知他有没有实现他游遍所有园林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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