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敏 许昌文革纪实（6-10）

tuffy05

转自  http://hi.baidu.com/%D6%DC%B9%E2%C3%F4/blog/index/1

周光敏 往事回首


许昌文革纪实之六：“夺权运动”和“武斗”开始了

在度日如年中，迎来了1967年元旦。
   “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向纵深发展。
在1月8日，毛主席就发出指示，让全国人民向上海学习。毛主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朴，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在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说：“震动全世界”的上海夺权“就是好得很！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随着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和《人民日报》关于夺权社论的发表，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造反派”夺权的高潮。
这年春节刚过，我所在的木工组，根据豫南建筑总公司和豫南七处领导的安排，到信阳地区豫南六处帮助他们完成建设任务，我在那里又度过了两个月举目无亲、“四面楚歌”的孤立生活。整个班组的人，仍是像防贼一样对我充满着戒心，除了工作上对我下达的“命令”之外，没有人对我多说一句话。我每天都要防着那两个师兄对我使坏，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已是我的头等大事。曾记得，在四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班组里所有人都去信阳的南山上踏青，我也跟在大伙后面，但他们看到我也来了，十多个人就快步跑了起来，我见到他们这样，就只好不再追赶他们了，面对着满山的杜鹃花，我再也无心欣赏什么大好春光了，木呆呆的回到了宿舍。
   当回到豫南七处后，“革命形势更加高涨”。此时，已是1967年的4月下旬，由于以郑州大学学生党言川为首的“河南二七公社”，以开封师大陈红兵为首的“八二四造反司令部”，被“中央文革”的江青称之为“真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于是豫南七处的“大联合”见风使舵，立即与“河南二七公社”“串连”、“挂勾”，摇身一变，在原来的“豫南七处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前面，又冠以“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的牌子，他们再也不说我是“二七公社”的坏蛋了，却把我视为“不可教育的子女”（毛主席把我们这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称之为“可教育子女”）。每天晚上我不能再当“自由兵”了，要么是强迫我与公司里那些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右派”和“资本家”们，在“大联合”的骨干们的监督下，一起开会和“学习”，要么是刘老师让我到木工组为大家念报纸，只有不适宜我参加的会议时才让我回家。此时的“真理队”已被斗的七零八落，已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大联合”已成为整个豫南七处的主宰。为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大联合”将斗争的焦点直指公司经理唐志英。张长生和他的幕后人物之所以把矛头对准她，一来她就是“当权派”，特别是她与“大联合”树立的“革命领导干部”李学勤向来不和，二来是因为受唐志英丈夫的株连。唐志英的丈夫王子恒，是许昌地区农水局的局长，原是解放战争时的“南下干部”，农水局的造反派给他戴上了一只“叛徒”的帽子，虽然唐志英本人并没什么“走资派”的证据，但只凭以上两条，唐志英就只能挨斗了。
   在“豫南七处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又冠以“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的牌子之后，身为“大联合”“造反头头”的张长生，自然成为“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的“社长”。张长生此时二十五、六岁，他“贫农成份”，共青团员，初中文化，尚未结婚。他是1964年由部队转业，分配到建筑公司办公室作统计工作，在1965年底公司精简科室人员时，把他分配到公司第一施工队，在一名六级泥瓦工王根柱名下当了一名泥瓦工学徒。他中等身材，看起来十分壮实。我们两人本来是很合得来的，但如今他却把我当成了“敌人”。在他的背后，主要是王元庆和他的老师王根柱“撑腰”，现在已成为一呼百应的造反派头头。自从学校里“红卫兵”们到工厂串连以后，许昌一高、二高的“红造委”和四中的“八二一造反司令部”的学生们，已把他当成了“革命造反英雄”，许多女学生更是把他当成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在建筑公司西大门南边，有一大间临街平房，这原是一间配电房，张长生命人在平房上面又建了一层，这里就成为张长生每天发号施令的指挥部。此时的许昌市，两层楼的楼房非常少，这座被人们称之为“炮楼”的二层楼就格外引人注目。这座小楼的屋顶用砖砌了一圈栏杆，四周插满了20多面红色大旗，在楼顶中央的一个3米多高的木架上，按放了一只能听数公里的高音喇叭，喇叭里不时播放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革命歌曲”，“打倒刘、邓、陶，保卫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此时，许昌市运输公司与豫南七处的革命造反派已经实现了“大联合”，运输公司有一位回族女售票员小杨长的非常漂亮，且嗓音又好，于是小杨就成为这座“炮楼”里的播音员，而张长生则和这位小杨朝夕相处，“为革命而并肩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终于有情人皆成眷属，“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结为一对革命伴侣”。
   当“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的牌子挂到豫南七处后，身为分社社长的张长生，视野开阔了，再也不能“关门闹革命”了，他根据河南二七公社社长党言川的指示，要把“革命的火种”播到许昌所辖的13个县市。在经过一番“革命串连”之后，这13个县市的绝大部分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纷纷加入到张长生这个“二七分社”里。他们在许昌地委副书记王延太和范青民这两个“革命领导干部”的指挥下，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地委书记赵天锡和副书记段永健。各个县市的造反派们也纷纷把矛头对准了当地的党政一二把手。此时，无论许昌市，还是这13个县市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打倒刘、邓、陶，保卫毛主席”，“打倒赵、段，保护王、范”的标语。与此同时，各个“造反组织”进行了“上挂下连”，所有的党政机关和各个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甚至街道办事处的主任，都被当做“走资派”被揪出来游街示众。
   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许昌突然出现了一个“反复辟”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头名叫苏勇，是许昌市房产处的一名青年工人。在1966年7月,他就和他的“战友”们成立了一个“许昌市房产处红色造反司令部”。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本单位的“走资派”，在“郑大联委”成立不久，他们已与“郑大联委”“挂上了勾”，当“郑大联委”更名为“河南二七公社”后，他们与这个“二七公社”的关系更加密切。当这个“二七公社”被宣布为“非法的反革命组织”时，他们不顾省委、省军区的表态，率先在许昌组织上街游行，声援“河南二七公社”。自1967年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之后，“二七公社胜利了”，但“二七公社许昌分社”的牌子却挂在“豫南七处大联合”这里，张长生却当上了“分社社长”，“大联合”竟成了“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自己却落了个鸡飞蛋打的局面，这如何不使他们义愤填膺？于是苏勇和他的“战友”们发誓要争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认为“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是冒牌货”，是一个“偷摘胜利果实”的“摘桃派”，他们发问：当初河南二七公社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时，你张长生躲到哪里了？按照他们的分析，许昌的“文化革命”再这样搞下去，就要复辟“资产阶级”了。在此关键时刻，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许昌二七分社”，把张长生一伙人的阴谋揭穿，要坚决制止“资产阶级”复辟，于是，他们在许昌市榆柳街房产处的小院中央，矗立起一根高高的旗杆，挂上了一面大红旗，上面用黄油漆印上了“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反复辟联络站”的番号，自此，许昌市除豫南七处的“二七分社”外，又出现了一个跨县市、跨行业的大组织，简称“许昌反复辟”。
   自“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每一个单位大都分成了两派，凡是那些在单位里受“二七分社”压制的一派，纷纷与“反复辟”“挂勾”，从此，许昌市拉开了两个“二七组织”“打派仗”的序幕。
   正如毛泽东所说：“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泄私愤，图报复，争权夺利都披上了“红色”的外衣；在“当权派”中，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在老百姓中，一些小小的口角，也会演变成一场拳脚相加的武斗。在毛主席最高指示和《人民日报》关于“夺权”社论的鼓舞下，许昌地区被“造反派”们公认的两位地区副书记，“革命领导干部”王延太和范青民，在利用“造反派”们打倒了地委书记赵天锡和副书记段永健后，为了争夺“一把手”，又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敌人。许昌地区最大的两个“革命领导干部”既然产生了矛盾，下面的“造反头头们”为了今后在自己的单位也能当上“一把手”，就像赌徒一样，在这两位“革命领导干部”中进行选择，于是“二七分社”社长张长生选择了王延太，“反复辟”的头头苏勇自然选择了范青民，这两个对立的“革命领导干部”，各自操纵了许昌的“二七分社”和“反复辟”组织，掀起了空前的“打派仗”高潮。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自从“造反派”开始“造反”以来，他们就把毛泽东在1919年的讲话当做了战斗口号。在这年春天发行的“毛主席语录”，人们称之谓“红宝书”，更成为所有“革命组织”的“造反”指南。此时，“口诛笔伐”的“文斗”，只能是“秀才造反”，那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只有凭借各自的“山头实力”和拳头才能让另一派屈服。拳头在后来也不管用了，那就看谁的武器精。从大街上散发的传单知道，全国的各个城市都陆续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如这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市发生了“造反团”与解放军的流血冲突；2月，青海发生了“赵永庆事件”伤亡惨重；5月4日，上海发生武斗，5月15日，四川重庆大规模武斗，动用了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大批工厂停产；在6月4日至30日，武汉数次武斗，死108人，伤2774人.....。
   而武斗的武器，也逐步升级，拳头和棍棒改成了大刀、长矛，然后是冲锋枪、手榴弹，有的地方还开出了坦克车。
   恰在这时，中央文革却在往火上浇油。在7月22日，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又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她说：“不能天真浪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江青的这番讲话一经《人民日报》刊出，为全国的武斗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并使全国的武斗方式迅速升级。
   这是1967年6月的一天，豫南七处的高音喇叭突然播出了一首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随着歌曲的结束，广播员小杨以她那清脆激昂的的女高音发布了一则“紧急动员令”。讲的是郑州的由十多家大型企业为主的“十大老保”组织，即“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是“河南二七公社”的对立派），近日要派数千人南下“武斗”，第一站就是许昌的“二七分社”，所以“许昌二七分社”的“社长”张长生“要求全体革命战友，作好战备，要与胆敢来犯之敌决以死战！”这则“动员令”一经发出，豫南七处的“革命战友们”，以“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颗颗红心”，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备战”行动。

   在豫南七处的五一路加工厂，人们正在制造一种新式武器。
   由六级泥瓦工朱根富发明了一种“混凝土炸弹”。这种炸弹可比抗日战争时“地雷战”中使用的“土地雷”先进多了。其制作过程是，先找好两只有20多公分直径的用于泥工盛水泥砂浆的大铁瓢，然后将拌和好的速凝细石混凝土放入两只铁瓢内，每只铁瓢内的混凝土做成一个大园窝和一个半园的小沟，再将两只铁瓢扣在一起，等混凝土稍微凝固，取出铁瓢，一只圆形的如足球大小的炸弹壳体就制造成功了，最后再往壳体内放入炸药雷管，就成为一枚新式的“混凝土”炸弹。
   在加工厂的煅工房，炉火通红，年青的煅工班长胡万富领着几个师傅正在紧张地制造长矛。他们昼夜加班，用直径22毫米的螺纹钢赶制“红缨枪”。
   在我们第二施工队，一位叫郭茂亭的工长、技术员，他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正在焊工班制作。这是用锯木头的宽度有15厘米的“带锯片”，被气焊切割成有40厘米长的刀头，或是用大“园盘锯片”切割成宽度为15厘米、长度有30多厘米的月牙形刀头，再在这些刀头下面焊上一根两米来长的粗铁棍，于是，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锯齿形大刀就制造成功了。
   除了上述各种武器外，就是制作大量的“武斗棍”了。建筑公司的仓库里放了许多铁锨把，人们把这种长度有一米七八的木头锨把，一半油漆成白色，一半油漆成红色，这原本是古时候县衙的“衙役”们使用的“杀威棒”，亦称“水火棍”，此时竟成了迎击“来犯之敌”的武器。

“武斗”开始了

   在豫南七处的五一路加工厂，人们正在制造一种新式武器。
   由六级泥瓦工朱根富发明了一种“混凝土炸弹”。这种炸弹可比抗日战争时“地雷战”中使用的“土地雷”先进多了。其制作过程是，先找好两只有20多公分直径的用于泥工盛水泥砂浆的大铁瓢，然后将拌和好的速凝细石混凝土放入两只铁瓢内，每只铁瓢内的混凝土做成一个大园窝和一个半园的小沟，再将两只铁瓢扣在一起，等混凝土稍微凝固，取出铁瓢，一只圆形的如足球大小的炸弹壳体就制造成功了，最后再往壳体内放入炸药雷管，就成为一枚新式的“混凝土”炸弹。
   在加工厂的煅工房，炉火通红，年青的煅工班长胡万富领着几个师傅正在紧张地制造长矛。他们昼夜加班，用直径22毫米的螺纹钢赶制“红缨枪”。
   在我们第二施工队，一位叫郭茂亭的工长、技术员，他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正在焊工班制作。这是用锯木头的宽度有15厘米的“带锯片”，被气焊切割成有40厘米长的刀头，或是用大“园盘锯片”切割成宽度为15厘米、长度有30多厘米的月牙形刀头，再在这些刀头下面焊上一根两米来长的粗铁棍，于是，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锯齿形大刀就制造成功了。
   除了上述各种武器外，就是制作大量的“武斗棍”了。建筑公司的仓库里放了许多铁锨把，人们把这种长度有一米七八的木头锨把，一半油漆成白色，一半油漆成红色，这原本是古时候县衙的“衙役”们使用的“杀威棒”，亦称“水火棍”，此时竟成了迎击“来犯之敌”的武器。
经过三天紧锣密鼓地“备战”，按照“二七分社”头头们的布署，第四天上午不到7点多钟，许昌一高、二高“红造委”、四中的“八二一”等四五所高、初中的学生已集合在豫南七处西大门的解放路上，许昌运输公司和“挂靠”在“二七分社”旗帜下的几家工厂的“分社战友”们，也排着长长的队伍与学生们汇合。这时候，豫南七处全体职工，包括我们这些被称之谓“战错队”的原“真理队队员”，早就在公司大院排好队，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武器待命。接着，“分社”社长张长生和副社长王元庆就用麦克风、扩音器向人们训话，说这次示威游行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为了向许昌一小撮反复辟分子展示我们的力量。
八点整，随着三声炮响，身任“二七分社”社长的张长生，亲自指挥着号称万人的游行队伍，开始了迎击“河造总”的盛大的“阅兵示威”。
   这是许昌市“史无前例”的一次“阅兵式”！
   这是由六千多人组成的“革命造反派”大军！
   这是由数百面红旗排列的“红色巨龙”！
   队伍的最前列走的是“许昌二七分社”“社长”张长生。
   此时的张长生神采飞扬。他穿了一身由部队复员时的绿军装，胸前戴了一只有茶杯口粗细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左擘上戴了一只印有毛主席肖像的“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的红袖箍；虽然他的个头只有一米六五，但他觉得他的身材在今天特别高大。他那雄纠纠、气昂昂走路的身姿，再加上那双目空一切的眼睛，似乎在向人们宣示：他就是许昌地区叱咤风云的主宰者。
   在张长生的身后，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这幅比真人还大的画像镶嵌在一座特制的巨大木架上，由八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着。画像上的毛主席头戴军帽，身穿军装，右手高高的举起，好像是在向许昌的人们招手致意。在毛主席画像之后，是由40面红旗和旗手组成的四路纵队，队伍之后，是两辆插满红绿彩旗的“宣传车”，这些用红布标语围护的解放牌卡车放置着高音喇叭，乘坐着数十人的乐队，数面大鼓和军乐队奏起了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
   紧接其后的是由一百多名青年组成的“敢死队”，这些“敢死队员”全是百里挑一的年青人，全都经过“武术”训练，他们一律头戴“柳条帽”（用柳条制作的安全帽），身穿绿军装，擘戴“红袖箍”，胸前戴一只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肩上扛了一条“水火棍”，时刻准备与敌人进行战斗。
   在“敢死队”后面，是由二千多名学生们组成的“红卫兵”大军，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班级，都有数十面红旗在前面开道，旗帜上标明了他们学校的名字和造反组织的番号。
   紧接学生队伍之后的是“豫南七处大联合”组成的方队。“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包括临时工在内有八百多人的队伍，全是头戴“柳条帽”，擘戴“红袖箍”，胸前戴着一只硕大的毛主席像章，但与众不同的却是每人手中的兵器各有特色，他们有手持大刀、长矛的，有肩扛锯齿刀的，走起路来十分威武。
   再后面是由数家工厂的两千多名“二七战友”组成的方队，他们或是手持大刀、长矛，或是高举红旗紧随其后。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青松不老，二七不倒！”“打倒刘邓陶，保卫毛主席！”和“与十大老保血战到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由这六千多人组成的游行大军，在张长生的带领下，从豫南七处所在的解放路向北，经西关、西大街、南大街、七一路、火车站、“援越路”（火车站北面的大街）、中立交桥至解放路为止。
或许是根本就没有“郑州的十大老保来犯”之说，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结束了。

   有句古话：“醉翁之意不在酒”，而“项庄舞剑，意在佩公”。许昌“二七分社”的大游行，真正震撼的是许昌市另一支“革命造反派”“反复辟”。在“二七分社”这次大游行不久，许昌房产处“二七公社反复辟”的头头苏勇，立即组织了一场“反游行”，虽然声势没有张长生组织的这么威武，但也有相当的声势。房产处屋顶上的高音喇叭的放声量，足以和豫南七处的高音喇叭相抗衡。在许昌地区两位“革命领导干部”王延太和范青民的支持下，这两个“二七派”之间的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两派几乎每天都派出一辆“宣传车”，在许昌的大街上用高音喇叭相互攻击。如果这两辆“宣传车”相遇到一起，车上的人们不仅相互对骂，而且会大打出手。
   到了7月下旬，自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之后，“许昌二七分社”和“许昌反复辟联络站”都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针对对方的“备战”。双方将各自单位里的民兵武器全部动用了起来，以保护自己的“革命司令部”。
   到了8月1日，“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的“八一战团”正式成立。“八一战团”的骨干全从豫南七处“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内挑选，我们木工组的李明是这支200多人队伍的“团长”，他的师弟金豹，是这个“八一战团”的“营长”。自“八一战团”成立以后，所有战团的队员不再到工地上班，他们利用建筑公司的民兵武器进行军事训练。
此时的我，每天仍是照常到工地上班。干的仍是最重、最脏的活，每天晚上仍必须按照刘老师的吩咐到公司开会、“学习”。除了不让我参加“大联合”的“机密会议”之外，我必须“老老实实”地呆在班组里。当然，也有参加“运动”的时候，例如那次大游行，“大联合”为了壮大声势，让我这样“站错队”的“双料地主”和其他“五类分子”们都拉上了街头。还有一次，大约是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为了“支援平顶山的革命战友”，“二七分社”的社长张长生，组织了几十辆卡车开往平顶山，车上站满了手持“武器”的“二七战士”，我也被拉上车，当上了他们的“造反派”。

             下次发表： 震动中原的许昌1013武斗事件

tuffy05

许昌文革纪实之七：1967年1013武斗事件

1967年的10月13日晚上7点半，我照例赶到公司参加学习。一走进我老师的住室，发现空无一人，队部所在的小院里人来人往，人们似乎特别紧张，而毗邻的公司大院里更是人声鼎沸。我感到情况十分异常，但也不敢过问，我意识到今晚不会“学习”了，就立即返回家里。劳累了一天的我，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突然，叭、叭、叭几声枪响，把我和妻子惊醒，一看马蹄钟，正好11点。紧接着，枪声响成一片，不时还有机枪连发的声音。我和妻子惊呆了，听枪声是从房产处那里传来的。房产处在榆柳街北端路东，从房产处往北不到100米，与西大街相交，而我家在丁字路口的东边，距房产处约有500多米。因为距离太近，所以枪声十分响亮，子弹不时从窗外大街上空飞过，发出恐怖的嗖嗖声。大约半个多小时后，“许昌二七分社”的一辆“宣传车”从窗外大街上由西向东开来，宣传车上高音喇叭传出了播音员小杨那悲愤高亢的声音：“向‘反复辟’讨还血债！“‘反复辟’枪杀我‘二七战友’，罪该万死！”“向牺牲的‘二七战友’致敬！”“牺牲的‘二七战友’永垂不朽！”枪声与高音喇叭声交织在一起。这是自解放战争以来的近20年里，许昌人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
   凌晨两点，突然一声大爆炸，震动了整个许昌市的夜空，我家木板门的铁搭扣被震的哗哗直响。在彻夜的枪声和宣传车的喇叭声中，我和妻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天早上不到5点我就起床了。妻子今天倒中班，改上下午4点的班，她在床上搂着孩子，紧紧地用棉被把孩子裹好，生怕让孩子听到枪声。我起床后，立即拉开煤灶火门，开始做饭。我先做了点稀饭，然后和面烙馍。虽然发生了这样的武斗事件，但我是不敢不上班的。因为没有自行车，上班的工地又远，我必须备好中午的干粮。干粮大都是做成油饼，中午在工地吃点油饼，喝点开水，就是一顿午饭。
我一面烙着油饼，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因为枪声从昨晚到现在一直不断，广播里又说七处死了人，我如果直接从家里往东，从西大街、南大街去工地上班，估计工地今天也不会开工，我可以在工地躲一天，但害怕我所在的班组老师们又会整治我，说我没有“无产阶级感情”，随之而来的又不知是什么样的后果，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往公司走一遭，看看形势再说。于是，我烙好两张大油饼，用一块炊布将油饼包好揣在怀里，在7点半钟，我出了大门，只见平日热闹的大街静悄悄的，大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大街两旁的商店和居民，家家闭户。子弹不时从大街的上空嗖嗖穿过，发出一种剌耳的声音。我从来没有经受过战争场面，但幸亏看了不少描写打仗的小说。我弯着腰从民房的房檐下飞快穿过，不时的停在有墙垛的地方观察一下，然后再飞跑几步。就这样，不到500米，已到达“火线区”。
“火线区”是榆柳街北口与西大街交界处。在榆柳街与西大街交口的西南角，是街道上办的一家五金厂，厂门口就是西大街，这是一片有十多间老式的小青瓦起脊民房，这家五金厂南面的几间厂房的后墙，正对着房产处的大门，它们之间就是这条只有七八米宽的榆柳街。在这一溜房屋的西面，是一个窄长的院子，“二七分社”的“火线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此时，在对着房产处大门的几间房屋的屋脊上，两挺机枪正对着房产处的大门进行扫射。在榆柳街北口，西大街的路北，是一座有30多米高的水塔，这个市内唯一的制高点，也由“二七分社”占领，上面也架了一挺机枪。
   当我行到丁字路口时，只见五金厂向北的大门外挤满了人，这里非常安全，因为房产处的“反复辟”没有制高点，实际上穿街而飞的子弹都是“二七分社”向空中开的枪。我紧跑几步，穿过只有十多米宽的西大街，恰巧，“火线指挥部”的“副指挥长”王元庆从“指挥部”的小院内出来，他双眼布满了血丝，一看见我就喊：“光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回答：“是烙的两个大油饼。”元庆说：“快送给我吃了吧，从昨晚到现在，我没吃一点东西，肚子饿坏了。”我只好赶快把油饼递给他。此时，有一位师傅顺手把一杆“红缨枪”递给我，让我也在门口站岗，我十分害怕，也非常讨厌在这里多呆，我说：“听说咱们七处的人受伤了，他们现在在哪里？我要去看看他们。”这位师傅说：“都在专区医院，你快去看吧。”我三步并做两步的离开了这“火线阵地”，走了半小时，来到了专区医院。
   专医院在许昌市西北角。专医院也和“豫南七处大联合”类似，由多数派掌权，都是“二七分社”麾下。在急救室外的走廊上，人声嘈杂，这里挤满了为伤员献血的人群。一打听，才知道并没有死人，原来是公司办公室的一位名叫李松银的，被“反复辟”的机枪打成了重伤，人们正在为他献血抢救。另一位是我们二队的一名泥工学徒，名字叫孙长保，一颗子弹打入了他的右擘，子弹头刚好进入肉内，是一名轻伤员。由于人太多，挤不进去，所以我很快从医院跑回豫南七处。我的老师们都是“大联合”的骨干，他们都在“火线”上未归。公司大部分职工已回到宿舍，从这些师傅们眉飞色舞的述说中，我知道了这次在后来被被称之为“1013事件”的真像：
   在10月初，“二七分社”就计划“踏平反复辟”，张长生和他的“分社”头头们，在做了一系列准备之后，定于10月13日晚10点，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的队伍以豫南七处“大联合”为主，有少数学生参加。而游行的路线，一反西大街、南大街、七一路，而是从西大街折向榆柳街、人民路，专门从房产处的“反复辟”门口路过。这次游行所选择的路线说明，是对“反复辟联络站”的一种挑衅性示威。
10月13日晚8点，“豫南七处大联合”在公司西大院集合，进行“战前动员”。像每次重大“革命行动”时一样，人们必须首先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按照今天的行动目标，人们在王元庆的带领下，有选择的背诵了这样几条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然后在出发前，人们反复呼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最后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晚9点半，在山呼一般的语录声中，这支有800多人的队伍，在张长生和王元庆的带领下出发了。晚10点，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房产处“反复辟”所在的榆柳街开去。此时，人们齐声呼喊着“打倒反复辟，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在走到房产处门口时，队伍停止前进，七八百人的队伍整齐的口号声，声震夜空。“反复辟”的战友们看到敌人如此嚣张，怎不义愤填膺？他们首先拿出几只墨水瓶，向“二七战友”们身上掷去，这些“二七战友”们的衣服上被撒上了斑斑墨迹，于是两派人马拳脚相加。因为“二七分社”的人多势众，特别是“二七分社”的“八一战团”已练兵多日，一场混战下来，“反复辟”的“战友们”被打的头破血流，迅速退入院内。此时已到了晚上11点，“二七分社”的“战友们”准备冲进院内，但大门后面的照壁两侧的机枪响了，“反复辟”早在大门后照壁两侧，垒起了砂袋工事，白天他们把砂袋盖上帆布伪装起来，到了夜里则用两挺机枪架在工事上用以防守。这天晚上，“反复辟”的防守起了作用，他们用两挺机枪发出的交叉火力，射向大门过道的两侧墙壁，由于大门被火力封锁，“二七分社”的人们冲不进去。
   张长生和王元庆早已通过“情报”知道“反复辟”的“备战”情况，他们眼望着照壁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慈祥的笑容似乎让他们受到莫大鼓舞，面对两挺机枪点射时在墙壁上迸发的串串火花，他们已想好了下一步的战斗计划。于是他们命令游行队伍立即向房产处门口南北两侧的街口疏散，并命令早已训练有素的“八一战团”携带机枪和冲锋枪迅速占领与房产处大门对面的五金厂房脊和街口处水塔等制高点，然后商量攻击房产处的具体方案。此时，有一位在公司办公室工作的干部名叫李松银，他自报奋勇，要完成攻开房产处堡垒的艰巨任务。这位李松银，男，30来岁，复员军人，共产党员，一米八几的个头，长的非常英俊。在同张长生和王元庆商量了方案之后，他将5枚手榴弹捆在一起，向房产处大门内飞速冲去，正当他要拉开手榴弹导火索的时候，照壁两侧的机关枪响了，两挺机枪交叉火力的子弹在射向门洞两侧的墙壁后，有七八颗子弹由墙壁反弹入李松银的大腿和裤裆处，5枚手榴弹不曾扔出去，他却倒在血泊中。张长生和王元庆立即命令爬在对面五金厂房顶上的两名机枪手，用两挺机枪向房产处毛主席画像照壁两侧进行火力压制，并迅速派出几名突击队员把倒在血泊中的李松银救出。
   李松银被火速送往专区医院进行抢救。经医生检查，他的小腹和大腿根部虽然多处中弹，由于子弹是从墙壁上反弹进去的，伤口不深，但令人可怕的是，作为男人的象征和“命根子”，他的一只睾丸被子弹打掉了。由于他伤口多，失血多，如果不是战友们为他输了10多斤血，哪还有他的性命？如果不是医生们千方百计保住了他的另一只睾丸，他岂不变成了一个“太监”？可恐乎！可怖乎！“文化大革命”为松银同志留下了一件终生难忘的纪念。然而，人们也说，假如李松银手里那5枚手榴弹扔出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画像两边的“反复辟”的几名机枪手将会同归于尽，那又会是何等悲惨的局面？
   至于那个“光荣负伤”的泥工学徒孙长保，他是在李松银受伤后去抢救时，一颗子弹从墙壁上反弹到他右擘的上方，子弹头刚好钻进肉内。对于他的负伤，即使那些“大联合”的许多“二七战友”们也说：“他是活该”，因为在豫南七处“文化革命”中，他是打人最凶的一个“小个子”，别看他不到一米五高，但他蹦起来打人时的狠劲，令所有的“阶级敌人”们胆颤心惊！
许昌市以豫南七处为首的“二七分社”，和以房产处为首的“二七公社反复辟”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上午10点左右。在两派中的“革命领导干部”王延太和范青民及许昌军分区领导的调和下，战斗终于停止了。豫南七处的“二七战友”们“凯旋”而归。但是我们木工组的人和其他一些“大联合”的骨干没有回来。在这次震动中原的许昌武斗事件中，我的大师兄李明是“八一战团”“团长”，是亲自指挥这场战斗的指挥官，这个曾当过部队排长的复员军人，因这次战斗有功而受到他的战友们的赞扬。而那位二师兄金豹，就是爬在房产处对面五金厂房顶上的机枪手，他或许是不敢向敌人身上开枪，或许是未发现目标，房产处院内的一头大肥猪，却在他的枪口下丧命，但总算是“弹未虚发”。这些兴高采烈的人们，在宿舍里各自叙说着昨晚到今天的战斗情景，那眉飞色舞的高兴劲，似乎一个个都变成了“战斗英雄”。

下次发表：“火线入队”，“走资派”受刑

tuffy05

许昌文革纪实之八：“火线入队”，“走资派”受刑

1967年的10月14日下午3点，在豫南建筑公司七处大院的一排办公平房前，王元庆将我们这些“被管制”的“真理队员”及“五类份子”和“叛徒、特务、走资派”共四五十人排成两行横队，铁青着脸对我们进行训话。王元庆说：“你们各位已经听到了昨晚的枪声了吧！你们也知道昨晚许昌发生了武斗！但是，你们应该清楚，这是一小撮‘反复辟’的坏蛋们，向我们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二七战友’发起的猖狂挑衅和进攻！我们‘二七战友’，复员军人李松银同志，他倒在‘反复辟’坏蛋们的枪弹下面，现在，他生命垂危。我们的战友孙长保同志，在这次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中也光荣负伤！”说到此，他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每一个人，随即他立刻双脚并拢，挺直腰板，提高嗓音，举起右手，背诵起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千千万万人倒下去，又会有千千万万人站起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今天为啥要向你们谈这些？这是向各位提出警告！”
这时他又突然立正，举起右手，高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这根弦’必须越绷越紧！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是‘地富反坏右份子’，你们本身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怀着刻骨的仇恨，但是，你们应该清楚，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胆敢仇视文化大革命，胆敢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说到这里，他又用威严的眼光扫视了一下我们，然后继续说道：“我也知道，在你们中间也有‘站错队’的‘真理队员’，你们中的一些人反对‘大联合’，反对‘二七公社’，但‘二七公社’已由我们最敬爱的江青同志表态为‘革命造反派’，你们反对‘二七公社’这个革命组织，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今天，我可以公开告诉你们，‘反复辟’就在房产处，它的大门向西开，你们谁愿去，现在就走，我们决不阻拦！但是你们应该清楚，加入‘反复辟’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这时，他又干咳了两声，双腿立正，又高举起右手，提高嗓音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在此，我真诚的欢迎‘真理队’的队员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说到此，他从我们这些受训的人中拉出了一位，立即又高声说道：“你们大家都认识他吧，他就是被我们划为‘叛徒’的董兆祥同志！他早年参加过解放战争，立过功，当过野战军的团长，也曾当过叛徒，但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血与火的考验，特别是昨晚与‘反复辟’的战斗，我们的董兆祥同志，用他的实际行动，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交了一份‘革命战士’的优秀答卷！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战士”！
此时，王元庆像讲‘革命故事’一样，以高亢而充满激情地声音说道：“在那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有不少革命战士在火线入党，而今天，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的董兆祥同志又冒着生命危险，胜利地完成了‘革命造反派’交给他的光荣任务，为此，我今天代表‘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和‘豫南七处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在此庄严宣布：
   一、免去董兆祥‘叛徒’称号，所有在运动中揭发出他的‘黑材料’一律烧掉！
   二、批准董兆祥同志‘火线入队’，现为董兆祥同志颁发‘二七分社’红袖章，董兆祥同志请站出来！”
   此时，这个曾被“大联合”打成“叛徒”的董兆祥，激动地眼含泪水，走出队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并向王元庆深深地三鞠躬，王元庆在他的左擘套上了一只‘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红袖章。
   董兆祥时年将近50岁，他中等稍胖的身材，是从许昌军分区转业到我们公司的，担任公司里的材料科科长。在昨晚向“反复辟”进行的战斗中，他自报奋勇，带领了3名“八一战团”的“二七战友”，组成了爆破小组。他们手持武器并携带着炸药包，在14日凌晨两点钟，从大街上翻墙跳入房产处院内，谁知恰好跳入到房产处的食堂院中，他们把炸药包放在三间瓦房中间的大铁锅里，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伙房的中间一间屋顶被炸飞，他们立即从被炸开的缺口处撤退，因此，董兆祥立了“大功”。
   当董兆祥戴上了红袖章之后，神采飞扬地站在王元庆身边，继续听王元庆为我们训话。王无庆警告我们，“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让我们每天白天和夜晚的8至10点，一律在公司办公室开会“学习”，如有违反，“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王元庆的训话刚刚结束，公司西大门开回来七辆大卡车，车上坐的全是“八一战团”和“大联合”的骨干，我发现我们木工组的所有师傅和临时工都在上面，他们一个个背着步枪、冲锋枪从车上跳下，有的腰里还插着手枪，李明和金豹等“八一战团”的人还从车上抬下了迫击炮和重机枪。此时，王元庆立即命令我们：“不许看，向右转！”让我们一个个走入公司“办公室”学习报纸。
   许昌“二七分社”在武斗中并未把“反复辟”摧垮。当凌晨两点董兆祥带领爆破组把房产处的伙房炸飞之后，集中在房产处的200多名“反复辟战士”已从密道安全转移，而豫南七处的“大联合”却在武斗中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不管怎么说，是“二七分社”跑到“反复辟”的地盘武斗的，所以，在许昌最大的两名“革命领导干部”王延太和范青民加上许昌军分区司令员的调和下，“二七分社”又不得不从房产处撤退。张长生和王元庆为了出一出心中的恶气，在14日的夜晚又亲自导演了一场残酷“批斗走资派”的血醒事件。
   事后得悉，豫南七处“大联合”的“八一战团”和一高“红造委”、四中“八二一”的骨干分子们，在傍晚时把许昌地委、行署和许昌市委、市政府的“走资派”们从家里抓上汽车，押到豫南七处西大院。这些人是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副书记段永健及梁化平、孙士升、张经纬等十多名地、市级领导干部。豫南七处的西大门和东小门全由荷枪实弹的“八一战团”团员把守，豫南七处里被摧垮的“真理队”队员和“五类份子”们不得入内。这些被抓来的“走资派”们被戴上二尺多长的尖顶白纸帽，脖子上挂一块30多斤重的厚木板，上书他们的名字和强加给他们的各种“头衔”（如走资派、叛徒等）。此时已是10月中旬，人们穿一件毛衣也不暖和，但这些已50多岁的“走资派”们，却被脱去裤子，光腿跪在撒满碎玻璃的地面上，如果他们不跪，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再不然就是用皮带抽。据说他们还将那位打伤李松银的机枪手也抓来了，这些“二七战友”们为了替李松银报仇，竟用砍刀将他的食指垛下，还有一位老干部因不下跪，他的屁股被捅了一刺刀......。
   
                  下次发表： 砸抡许昌军分区军械库

tuffy05

许昌文革纪实之九：砸抡许昌军分区军械库

砸抡许昌军分区军械库

又过了数天，我才了解到许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抢枪事件”发生的真象。
在10月14日上午9点左右，还是在两派武斗僵持的时候，以张长生为首的“二七分社豫南七处大联合”的“八一战团”和许昌四中“八二一”的“红卫兵”带领了两千多人，围攻设在汽车站对面的许昌军分区军械库准备“抢枪”。许昌军分区守护军械库的战士劝阻不住，只好紧闭大门。大约僵持到中午，“二七分社”的“造反派”们用一辆大卡车撞开了军械库大门，他们蜂拥而入，砸开了每个库房的铁锁，把里面存放的所有枪支弹药洗劫一空。这就是当天下午我们看到的七卡车武器运往七处的来历。张长生们的“二七分社”还嫌抢来的枪支不够，在10月下旬，还抢劫了位于许昌西面15公里的军用机场的军械库，又抢来了几卡车枪支弹药。因为他们都是“左派”，毛主席又命令军队“支左”，所以对于这些抢劫军械库的“革命行动”，军队既不敢坚决阻拦，更不敢对他们开枪，只好听之任之。自此，在豫南七处，除了“五类份子”、和“走资派”、及“站错队”的“真理队”和我之外，所有建筑工人，包括临时工和一些妇女，都配发了一支步枪或手枪。当然，这些枪支只是到大街上游行时携带，平时是锁入武器库里，只有“八一战团”的“战士”们每天巡逻时才许携带枪支。
然而，在豫南七处，唯一一个可随时携带枪支的人名叫阎平安。他经常带着枪支或手榴弹到工地上班。阎平安身份非常特殊，他二十五六岁，父母早已去世，也没有爱人，他光杆一条，是第一施工队的一名正式工人，但没有人收他当徒弟，只好当一名力工。他原是许昌越调剧团的一名学徒，在1957年底“反右”时，因说错几句话，把他“打”了个“右派”，送到“黄泛区”国营农场劳动改造，后来上级对所划“右派”进行审查时，说他被划为“右派”时年龄太小，只有15岁，够不上划“右派”的年龄，就把他这个“小右派”的“帽子”“一风吹”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话，是指对错划的“右派”“摘帽”），但可悲的是，对他进行“摘帽”是上级领导亲口对他讲的，但没有给他书面文件。为了对他“纠错”，前些年把他从农场调回城市，安排他到建筑公司当工人。因从农场调往建筑公司的档案上有阎平安当“右派”的经历，在这“宁左勿右”的时代，虽然他自己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但人们仍把他当“右派”看待，所以，没有哪个师傅愿意收他当徒弟，也没有一个女孩子找他这样一个对象。
在“文革”初期，不少人贴阎平安的“大字报”，说他“‘右派’脾气未改，经常发牢骚、说怪话，工作上吊儿浪当”，但是时过不久，由于他敢打敢冲，竟成了“大联合”的得力干将，因为他曾是“造反”的急先锋，一年多来的“战斗考验”，已使他有“老本可吃”，但多年形成的习惯在这“造反”的年代里更是发扬广大了，他不是张长生和王元庆们的驯服工具，所以张长生和王元庆对他恼在心里，面子上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让阎平安加入“八一战团”，让他每天都到工地劳动。而阎平安心里也十分气恼，所以他上班时也不愿干活，腰里常常插支手枪或揣上两枚手榴弹，在建筑工地的无人处放上两枪，或是扔一枚手榴弹玩耍。

              对“真理队”的一场残酷“修理”

   1013武斗事件之后，大约在10月20号左右，“大联合”的人发现以宋林山为首的十多名“真理队”队员又在一起聚会，于是决定“修理、修理”他们。这里的“修理”早已是文革中打人的代名词。
这天晚饭后，我仍是照例到公司参加被“管制”“学习”。刚到老师们的屋里，屋子里只有那位“狗”师傅张鸿亮自己坐在床上。他一见到我，就瞪起他的那双三角眼，恶狠狠地对我说：“周光敏！别看你整天不说话，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不忿（即不服气），走！你跟我去一趟西院。”无奈，我只好一声不吭的跟着他。一进西大院，只见公司大礼堂北边的小院里一片混乱，近百名“大联合”的人把“真理队”的十来个人分开，每十来个大联合的人围住一名“真理队”队员，他们有的用拳头打，有的用脚踢。被打的人有的抱住头，有的捂住肚子。此时听到的是朴朴地拳击声和被打者的惨叫声。其中“真理队”副队长伊文章的徒弟、复员军人时国定和“真理队”的“联络员”张晓凌被打的最重。
这个“瘦狗”把我带到这里，就恶狠狠的对我说道：“你好好看看吧！再不老实就也要‘修理’你了！”说完话，就立即用他的拳头向张晓凌的身上砸去。
在这次“修理”“真理队”的战斗中，就属这位“瘦狗”张鸿亮和另一位名叫侯全义的木工学员打人打的最凶。“真理队”的这十来个人，被打了半个多小时，一个个被打的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直到爬在地上起不来了才算住手。此时，我已退出“真理队”已近一年了，也从来不再参加“真理”队的任何活动，但他们一直认为我“明退暗保”，事后得悉，如不是我的老师刘银彬从中阻止，我这次挨打本来是不可避免的。

            “瘦狗”“四国舅”成了“神枪手”

   许昌市在经历了一场震动全省的武斗事件后，“反复辟”不但没有被“二七分社”消灭，反而更加坚强起来。房产处屋顶上的“反复辟”大旗仍高高飘扬，“反复辟”的高音喇叭仍是那样响亮。而“二七分社”豫南七处的“大联合”，虽然伤了两人，但通过两次从部队抢来的枪支弹药，实力也更加雄厚。“八一战团”在团长李明的带领下，还不时奉命开到禹县、郏县、平顶山、宝丰等县市，支援那里的“二七战友”们武斗。我们木工组的那位“瘦狗”师傅张鸿亮，曾在一次声援郏县的“二七战友”们武斗时立了大功。据说在一天夜里，天色昏暗，北风飕飕，郏县的“二七战友”们正在一个露天剧场批斗“走资派”，“八一战团”的团长李明带领着一班人马在舞台上“观阵”，突然，数倍于己方的“二七反复辟”“坏蛋”们冲进会场，并向“主席台”冲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立在李明身后的那位“狗”师傅一声吼叫，抡起他手中的手枪向天空打去，谁知一根电线应声从空中落下，“主席台”的电灯顿时熄灭。这一枪的确“震住了来犯之敌”，他们认为“八一战团”的团长有“神枪手”保镖，吓的立即后撤，而“主席台”上的“分社战友”们也趁机逃走。虽然在事后人们都说：这位“瘦狗”“四国舅”是“瞎猫抓了只死耗子”，但他却洋洋得意，逢人就摇头晃脑地炫耀自己的“英雄事迹”。

             纪登奎为豫南七处“革委会”成立颁发证书

转眼到了1968年春节。在1月28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分别由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担任。建筑公司在节前已连续四个星期没休息过周日，到了过年，加上三天法定假日，共休息七天。
春节过后，正月初五上班，除了“八一战团”的人以外，大部分工人白天“抓生产”，晚上“闹革命”。大约在灯节过后不久，豫南七处到处张灯结彩，墙壁上贴满了“革命委员会好”的标语。“大联合”的人们兴高采烈的筹备着“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整个公司大院彩旗飘扬，人们敲锣打鼓，排队进入公司的大礼堂，按照会议布署，人们按“连队”席地而坐。在这里补充一下，早在1967年的秋季，豫南七处就按“许昌二七分社”头头张长生的命令，实行“军事化”管理，把原来的施工队改称为“连队”，我们原来地的第二施工队，就成为豫南七处第二连队。
在大礼堂主席台上，高高扯起一面红布大横幅，用醒目的黄字上书“热烈庆祝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诞生”，在主席台后面的帷幕上，挂着一幅毛主席身穿军装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是一排铺着红绒布的主席台，主席台两边，插了数十面红旗。人们坐在地上，静悄悄地在仰首企盼，企盼着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纪登奎，因为他要亲自为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成立颁发证书。
上午9时整，礼堂外迎宾礼炮连炸9响，乐队奏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歌曲，会场里，在“二七分社”副社长王元庆的指挥下，全体人员立即起立，全体职工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只见一群人簇拥着一位身穿军装的中年人步入会场，并迅速登上主席台。这位身材魁梧、荣光焕发的中年人，即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纪登奎。紧随其后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是许昌地区“革命领导干部”王延太、“许昌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于六七年４月成立）”指挥长、许昌军分区政委高书官、副指挥长孙彬、“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社长、“豫南七处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司令张长生，以及张长生的师傅王根柱等人。大会由“大联合”副司令王元庆主持。随着王元庆一声号令，全体人员一齐坐到地下。这时，张长生立即跑到前台，随口喊出了对立派“真理队”以宋林山为首的十多人的名字，我也是被点名人员之一。张长生让我们这些人排成一行，一律站在主席台下面3米处，并让我们弯腰低头聆听大会实况。当张长生宣布“省革委”副主任纪登奎为豫南七处颁发“革命委员会”证书时，礼堂外又是9响礼炮，并点燃了鞭炮，会场上掌声雷动，纪登奎站起身来，把一面“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的证书镜框双手捧给了张长生，张长生手捧证书，眼含泪水，走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并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彪）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又转身向纪登奎深深地三鞠躬。纪登奎握住张长生的手说：“热烈祝贺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诞生！热烈祝贺你担任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主任！向豫南七处革命造反派致敬！向许昌二七分社的全体战友们致敬！”
纪登奎又回到主席台就坐，向全体与会人员讲述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他说：“自去年1月底到现在，包括河南省在内，全国已经有15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在许昌地区的17个县市中，豫南七处是第一家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她标志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希望大家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纪登奎讲话之后，王延太、高书官也相继发言，祝贺“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张长生。他首先感谢“省革委”副主任纪登奎专程从郑州来到许昌为豫南七处颁发“革命委员会”证书。由于当时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正在筹备阶段，许昌地区的党政领导还未定案，而“许昌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无权批准许昌地区的任何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而“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是由“省革委”直接批准的，这足以证明“豫南七处大联合”和“许昌二七分社”在许昌地区的份量，这也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在政权建设方面混乱到何种程度。
张长生在大会上讲了不少话之后，突然走下讲台，站在我们这一排“坏家伙”面前，他提高嗓音向我们呵斥道：“你们诸位今天站在台下，你们亲眼看到了今天的隆重场面，告诉你们，你们这一小撮死抱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僵尸不放的家伙，如不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张长生说着，忽然跑到我的面前，用右手指向我的鼻子，“还有你，周光敏，你这个‘双料地主’（指我和我的妻子都出身于地主家庭），你一直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如果你胆敢再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起进攻，我们一定要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面对张长生的恶毒谩骂，我虽然在心里非常痛恨，但也只能忍气吞声。正如前面所述，我参加“真理队”，仅仅3个月，那3个月中干的确实卖力，但3个月后，也即在1966年底已完全退出来了，但因为我是所谓的“双料地主”，又是那特殊年代的“中国贱民”，每当“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之时，即使那些早已被打倒的“死老虎”，因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只要他们的肉体还未被消灭，就一定要拉出来再批斗一通，何况我这个曾在不久前还与他们作对的“双料地主”怎会幸免？

下次发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和“右派份子”皆成了靶子

tuffy05

许昌文革纪实之十：许昌文革1968.5.13武斗事件


“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和“右派份子”皆成了靶子
豫南七处“革委会”诞生之时，也是“二七公社许昌分社”最光辉之时。
转眼到了1968年的3月23日，“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王延太当上了“革委会”主任，而范青民被排斥在外，于是，许昌的两个“二七派”，即“二七分社”和“反复辟”又展开了新的争斗。也就在这天，“中央文革”又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维护和增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
这里讲的“二月逆流”，原指在1967年二月，由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谭振林等中央领导针对江青、张春桥、陈佰达等一伙人的斗争。而“二月逆流新反朴”是指在1968年3月，由林彪、江青亲自下手，制造了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诬陷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阴谋夺取空军大权”和为“二月逆流翻案”。“中央文革”的这次誓师大会，被毛主席充分肯定，杨成武被撤消代总参谋长等职务，逮捕空军政委余立金，撤消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中央文革”的誓师大会精神立即传遍全国，豫南七处“革委会”闻风而动。为了证明许昌地区第一家“革命委员会”认真落实了“中央文革”精神，他们针对公司里有五六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份子不断上访，请求平反的情况，认为这是“右派翻案”的“铁的事实”，于是立即召开了“豫南七处革命职工批斗右派翻案誓师大会”。“革委会”主任张长生宣读了这几名“右派份子”上访“翻案”的罪状，每一个连队都派代表上台揭发了“右派份子”们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事实。紧接着是对这些“右派份子”们进行“批斗”。我们木工组那位“狗”师傅和其他几名打手们，用他们那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赤胆忠心，抡起了他们那钢铁般的拳头，对这些“右派”们的胸腹和背部进行了猛烈地“还击”，在五六名“右派”中，就属马新民和倪登亭这两位“最不老实”，他们被强烈的“火力”打倒在地，一个个报头哭叫。为了对全市大造舆论，以证明豫南七处率先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在许昌市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打倒小爬虫杨、余、傅”、“打退二月逆流新反朴”的大标语。甚至把我这个早已不参加任何组织的小木匠，又一次推到“运动”的风口浪尖，在豫南七处所在的解放路通往五一路公司加工厂的三四里地的大街上，每根电线杆上几乎都贴出了这样的标语：“双料地主周光敏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坚决揪出豫南七处为二月逆流翻案分子周光敏”，“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双料地主周光敏揪出来，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凡是看过历史书籍的人都会明白，有多少封建帝王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或是“火烧庆功楼”，把一些有功之臣整死；或是施展种种计谋，故意制造矛盾，达到分而治之。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这种社会现象比起封建时代来说，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那人分“五色十等”的岁月，这些被列入当代“中国贱民”行列的人们，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

              又一次震动中原的513武斗事件

   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未给许昌带来稳定。由于同是和王延太一样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地委副书记范青民被排除在地区领导班子之外，而跟随范青民“闹革命”的“反复辟”这派，今后怎能在各自的单位“掌权”？虽说张长生已当上了豫南七处的“革委会主任”，却并未进入地市领导班子，而他和“反复辟”的头头苏勇，都想在未来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以房产处苏勇为首的“反复辟”和以张长生为首的“许昌二七分社”又借大反“二月逆流”之机，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双方的高音喇叭宣传车天天上街，每逢两车相遇时不是相互对骂，就是拳脚相加。特别是张长生的“二七分社”，自认为有“省革委”和“地革委”的支持，更是有持无恐。到了5月13日，张长生得知房产处的“反复辟”头头苏勇，正在许昌火车站对面的车站饭店召开许昌地区17县的“反复辟”头头会议，于是又一次震动全省的针对“反复辟”的大规模武斗开始了。
   上午9点来钟，许昌“二七分社”和部分学校的“红卫兵”，大约有一千多人包围了车站大楼，“反复辟”的人们立即将饭店大门紧闭。“二七分社”的“造反派”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砸门、砸窗之后，终于占领了一楼和二楼的所有房间，但通往三楼的楼梯口被门板桌椅和大木床层层堵死，从三楼窗口又向外伸出了许多长矛，“二七分社”的人们冲不上去，于是他们就采取了断水断电的措施，想把“反复辟”的人们困在上面。下面的宣传车不断发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吼声，如此对大楼围困了整整一昼夜，“二七分社”的“八一战团”还不断用冲锋枪向大楼射击，但楼内的“反复辟”仍不投降。到了14日上午9点，“二七分社”向“反复辟”发起了“总攻”，“八一战团”不愧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造反队伍”，他们凭着强大的火力攻开并占领了大楼的三、四层。有一名八技校的姓孙的学生，他十七八岁，在攻打大楼时十分勇敢，他像猴子一样爬上了五楼的窗口，正在他准备向里面射击时，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他立即从五楼的窗口摔了下来，原来这名姓孙的学生是被“二七分社”的子弹击中，但却成为“反复辟”的“坏蛋们”枪杀“二七分社战友”的借口，于是“二七分社”运来了炸药包，扬言要炸平大楼，把“反复辟”的人全部消灭。在这紧急关头，军分区的解放军战士冲进大楼阻止炸楼，但“二七分社”则提出“反复辟”必须投降，无奈，解放军只好向五楼喊话，在10点多钟，苏勇答应投降，于是从五楼窗口扯出了一块白床单，“反复辟”投降了，“二七分社”的“战友们”欢声雷动。解放军虽阻止了“二七分社”的炸药包炸楼，但制止不了“二七分社”的“战友”们对“反复辟”的武斗。从大楼的第四层到饭店一楼的所有楼道口，站满了“二七分社”的人们，他们手挥木棒、皮带或用枪托，尽情地向从楼上撤下来的“反复辟”人员打去，一个个被打的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包括苏勇在内，共有80多人受伤。至此，一场“二七分社”围剿“反复辟”的战役“胜利结束”。
   
下次发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忆苦思甜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