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敏 许昌文革纪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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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敏 往事回首

许昌文革纪实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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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还是在1965年秋天，漯河市的市建公司整体迁移到许昌，与我们的专建公司合并，合并后更名为“豫南建筑公司第七工程处”，简称“豫南七处”，仍属“县处级”单位，受设在平顶山的“河南省豫南建筑公司”和许昌专员公署双重领导。合并后的“豫南七处”共有５００多名职工，是许昌市区内有数的几家大企业。在这５００多人的建筑公司里，具有初中文化的工人，不足５％，具有小学文化的不足１０％，其余全是文盲或半文盲。但这些文盲或半文盲由于全都是出身于“贫下中农”，他们常常以在旧社会上不起学而感到光荣，他们说：“要不然我们咋会是‘贫下中农’？那些有文化、有学历的有几个不是‘出身不好’的？”他们为能在历次运动中“整治”那些“出身不好”的而感到自豪。“突出政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早已深入人心。到了六六年春节过后，政治空气就越来越浓，每天晚上都要开会，通过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黑店”， 更进一步提高了这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们的“阶级觉悟”。从每晚必读的《人民日报》里，建筑工人们早已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当成了“革命英雄”，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下台，则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要调离他们的职务。”《通知》说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次党的会议见诸于报端，林彪颂扬毛主席是“二十世纪的天才毛泽东同志。”是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当我向木工组宣读着报纸的时候，这些“对毛主席有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的”（说明：带引号的都是当时报纸中的说的话，以下皆同）的师傅们，群情激奋，他们非常赞成林彪讲话，他们说：“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５月底，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有江青、张春桥等。
这时候，来自北京的最新新闻，已成为建筑公司这些整日与砖块和水泥打交道的人们的精神食粮。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的一次次社论，和毛主席关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英明决断”，还有毛主席在８月５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已明白无误的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对准了“党内走资派”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中共中央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于８月８日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铺开。
到了８月１８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毛主席频频向被接见的百万人群高呼：“人民万岁！”林副主席则手中高举“红宝书”（即红塑料皮印制的《毛主席语录》），向被接见的人群发表讲话：“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把它们彻底打倒、打垮，使它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通过电影纪录片，我们看到毛主席分外激动，他从天安门城楼下来，走过金水桥，来到革命队伍当中，同周围的“红卫兵小将”们紧紧握手，并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主席的军帽上那颗红星闪烁，主席的手伸向哪里，哪里的人们即热泪盈眶，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几乎想把毛主席举向天空。
毛主席又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人们怀着无比激动地心情向主席招手，只见一个女“红卫兵小将”飞快地跑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的胳膊上戴上了一个“红卫兵袖章”，毛主席亲切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女孩答：“我叫宋彬彬。”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地‘彬’呀？”女孩答：“是。”毛主席说：“唔，要武吗！”当天，这个女孩就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刊出了这段不同凡响的名字来历，自此，全国立即掀起了一股“改名”的热潮，地名、街名改成了“红色”的，人名全变成了“红卫”、“卫东”、“要武”，全国重名重姓的何至千万！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主席的诗词加上这次为宋彬彬“赐名”，震动了全国。
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红卫兵”们开始“要武”了，“武”从“破四旧”开始。“破四旧”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发明。此发明不仅简单易行，而且可以“立竿见影”，又可以使“造反精神”大显威风！旧名要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公社的名字“破旧换新”，什么“东风公社”、“红旗大街”、“卫东机器厂”、“向阳小学”、“育红幼儿园”比比可见。许昌一高有一位“红卫兵小将”， 原名ABC，立即改名为“毛要武”，改名时，干脆把姓氏也改了，真可谓改的彻底。此时各种红绿传单像雪片样飞舞，传单上要求把马路上的“红绿灯”由“红灯停、绿灯行”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因为象征革命的“红色”怎可以是停止前进的意思呢？为了彻底改变人们的“小资产阶级”的爱美意识，这些男女“红卫兵小将”们，人人手里拿一把剪刀，他们在大街上只要看见人们留着长发、长辫子、烫发头，发现人们穿着小裤管、漂亮裙子，对不起，他们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剪子。于是乎，男人变成了清一色的“小平头”，女孩子的发辫消失了，人们统统穿上了宽裤腿。与此同时，所有的古装戏道具被烧了，艺术品被砸了，一场轰轰烈烈地“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在全国展开。
自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小将”之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迅猛发展，势如燎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响遍天山南北，大河上下。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生成立的不计其数的各种名称的“战斗队”、“司令部”，积极响应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向一切“四旧”的东西（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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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文革纪实之二：“红卫兵”“破四旧”开始了

（接上篇）许昌市一高、二高和一中、二中、三中、四中的学生们，在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更是倍受鼓舞。一高“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造委”）、二高“红铁军”、四中“八二一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二一，该司令部成立于８月２１日）”相继成立，他们是许昌“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先锋军。从8月21日起，他们高举红旗，擘戴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红卫兵袖章”，全体出动走上街头，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一路散发着传单，走遍许昌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有的拿着剪刀，见了长头发、小裤管就剪；有的拿着铁锤，只要认为大街上的商店铺面的招牌具有“封、资、修”意味，或者看见大门有“龙风”图案、石狮把门，上去就是一顿乱砸，甚至他们还爬到许昌市原“大钟街”的钟楼上，硬是把一座一吨多重的千年古钟砸成了碎片。许昌市二高的“红铁军”还唱起了自编的“红铁军战歌”，歌中唱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与此同时，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许昌市的各个单位都在党委的统一步署下，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小组的成员由单位的党政领导指派。选择的标准是政治上必须十分纯洁，即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近亲中绝没有“五类份子”的贫下中农的干部和工人（即后来被造反派称之谓“前文革”的人）。为了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的有声有色，首先把矛头对准了本单位的“坏人”，即“四清运动”（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中被审查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把找了个出身为“五类份子”家庭的子女为婚的党员干部也包括在内）、经济上有问题的人及单位里面的“死老虎”（即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份子、资本家、历史反革命等），还有那些男女之间有不正当性关系的。这些被揪出来的“坏人”统称为“牛鬼蛇神”，先是在单位里进行大会、小会批判，接着被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
到了8月25日，许昌市的“游街”运动进入高潮。继学生们上街游行之后，每个单位无论人多人少，均把抓出来的“年鬼蛇神”拉到大街上游行。许昌市的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七一路、人民路和火车站是游行队伍的必经路段。每支游行队伍，都是由数十面红旗开道，他们敲着锣、打着鼓，排着长长的队伍，让那些“牛鬼蛇神”们走在队伍的前面。这些“牛鬼蛇神”们头上戴着一只有二、三尺不等的用白纸糊的高帽，上面写上他们的名字和“类别”，“类别”前面还加上一个“大”字，如“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右派”、“大贪污犯”等，再在他们名字上用红笔打上一个大大的╳号；而那些有“男女关系”的，男人们的高纸帽上写上他们的名字，并标上“大流氓”三字，而女的则格外出众，她们被涂上红嘴唇，抹成红脸蛋，穿上单位里的红绿戏装，纸帽上不仅在名字后面标上“大破鞋”或“野鸡”的字眼，还会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一双破鞋。大街上游行的队伍此起彼伏，人们高呼着口号，把一条条不宽的街道挤的水泄不通。

           我的妈妈被剪去头发押往农村老家

        运动又继续向纵深发展。由北京传来的消息，“红卫兵”们已开始对“阶级敌人”进行“抄家”，并将他们向农村驱赶。许昌中小学校的“红卫兵”们争相效仿，他们与街道居委会和单位里的“革命造反派”“串连”，对那些居住在城市里被划为“资本家”、“小业主”和“五类份子”的家庭进行抄家。凡是保存着在解放初期发给的房产证、土地证，但在“公社化”时又将他们的房产在“共产风”中被“共产”了的，被抄出的这些产业证就变成了他们的“翻天账”；而他们所存放的金、银首饰则被认为是剥削“贫下中农”的见证而被没收；他们存放的古书、古董则被认定为“四旧”，全被烧毁或砸烂；有的则因为存放有“袁大头”的银元而被定为期盼“蒋光头”复辟的“罪证”。凡是被抄出具有上述罪行的，一律拉到街上戴上高帽游街。与此同时又对那些由农村迁往城市居住在他（她）们子女家的“五类份子”， 无论是否已丧失劳动能力，也无论原籍是否有人、有房，更不论是男是女，有多大的年龄，一律剪成光头，涂上黑脸，押送车站，遣返原籍.....。
   1966年的月28日，是许昌市“牛鬼蛇神”们“游街示众”的第四天，也是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
       清早6点钟，我和秀敏起床做早饭，她突然感到肚疼。她对我说：“光敏，我可能要生孩子了。”一听此话，我感到又惊又喜。秀敏怀孕快要分娩了，但她一直都上着班，除了星期天，她从未休息过。由我家到许昌专区医院有六七里地，此时是没有市内公交车的，也没什么载客的人力三轮车，我们顾不了吃早饭，立即步行赶往医院妇产科，经医生检查，说可能要不了几个小时就要分娩。我们先拿出了仅有的30元钱，先办了个住院手续，把秀敏安置好，已到了8点来钟，在医院我俩简单买了点早餐，我匆匆赶往建筑公司请了一天事假，又去到车辆厂为秀敏请假，并在她们厂医务室要了一张公费医疗合同信，然后又跑到秀敏妈妈那里，告诉她秀敏住院的消息。在10点半钟，我又慌慌张张跑到住在白庙的哥嫂家，准备将秀敏生孩子住院的消息告诉我的妈妈和哥嫂。
       一进入妈妈所住的两间草房我惊呆了，妈妈和大嫂的妈妈都瘫坐在地下，她们的头发没有了，两个老人都是60多岁的人了，她们用一块褪色的蓝布盖在头顶，眼中流着泪。妈妈看到我，就向我诉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有一群红卫兵学生，他们突然闯进家，有几个女学生手里拿着剪子，二话不说，把我们按到地下，几下子就把我们的头发给剪光了，她们说我们是地主份子，由农村跑到城里享清福，她们已从街道上把我的户口给消掉了，还从街道办事处给咱们老家滔河公社写了封信交给我，让我马上回老家，我说，我们老家没人了，儿子这就是我的家，但她们说不行，她们让我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就来送我走，你哥嫂也不在家，看好你来了，要不然我连你也见不到了。”
        听着妈妈的诉说，看着她那悲伤的泪水从眼眶里淌出，我的心就要碎了....。
        恰在这时，大嫂从她的单位回来了，大嫂说：“我正发愁无法通知你，咱妈的事，你也见了，我给红卫兵们说了下，下午再送妈回老家，我正准备在中午时让你侄子（比我小9岁）去通知你，因为你中午肯定在家。既然你来了，正好可以商量商量咱妈的事。”我还来不及告诉妻子临产住院的消息，大嫂就接着说：“这次咱妈被红卫兵赶回老家，要让回到白亭，咱们是没办法啊，这事谁也抗拒不了，可是，你看咱妈已60多岁了（63岁），她身体又这样不好，咱们家又没人了，连房子也没有了，她一个人回去咋办？你们兄弟姊妹8个，妈妈最疼爱的就是你这个小儿子， 你忍心让咱妈一个人回白亭生活吗？我看是这样，我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此时，大哥43岁，我22岁），你哥和我也照料咱妈这么多年了，更何况我们又都走不开，而现在，应该是你尽孝的时候了，你年轻体壮，还不如你跟咱妈一块回去，你可以伺候咱妈，生活上你尽可放心，你哥和我每月都会给你们寄生活费，你看怎样？”
       大嫂的一席话，像连珠炮一样，一下子就把我轰了个头昏脑涨。我眼含泪水，对大嫂说：“我怎能陪妈妈回去啊？秀敏怀孕你是知道的，在今天早上住到专医院，医生说要不了几个小时，就要生孩子，我本来就是来给妈妈说一声的，谁知出了这样的事，别说是今后与妈妈一起生活，就是今天送妈妈回去也是不可能的了。”
         大嫂说“这就看你对妈妈有没有孝心了，你回去不回去，你自己考虑，你只要忍心这样做。”
天哪！妈妈要被赶回没有亲人的老家，而大哥嫂又要让我在妈妈和妻子及待出生的孩子中间进行抉择。如果回去伺候妈妈，我将失去我的工作，我将面临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地，我那待出世的孩子将会失去他的爸爸，我怎能割舍得了啊？于是我就对大嫂说：“我如果陪妈妈回去生活，我将要面临妻离子散的地步，我怎么对得起我那即将出生的孩子？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让妈妈自己回白亭了。至于在路上，一是由红卫兵押送，二是由干娘（家乡对嫂嫂母亲的称呼）陪伴，路上不会有问题。妈妈回去后，咱们都给我大姐和我三姐写信，她们距白亭又不太远，让她们常去伺候妈妈。”大嫂说：“你既然不愿对你的亲生妈妈尽孝，那也只好这样了。”
这里说的三姐，就是在1959年支边到青海的那个姐姐，她到青海一年后，与一个原籍是白亭西边万家岭的青年人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小孩，他们为了照料留在老家的老父亲，在1964年春天辞去军马场工作，又回到家乡务农。
   午饭时妈妈只顾哭泣，我心中更是难受，我们母子谁也没有吃一口饭。我将妈妈的一条破棉被用绳子捆好，又用一块旧单人床单将妈妈的棉衣和几件破单衣包好。下午一点多钟，3名十五六岁的红卫兵来了，我背起妈妈的被子和包袱，大嫂拿上为她妈妈准备的一个包袱，扯着她那刚好6岁的小儿子，妈妈一步一回头的向着她在这里生活多年的破草房告别，我们一起向许昌汽车站走去。
      在位于火车站附近的许昌汽车站，挤满了被剪去头发的老太婆和一些年逾花甲的老头。看起来，这次驱赶“五类份子”返回原籍的行动是全市统一的。这些被驱赶的人群在“红卫兵”的押解下上了汽车，我与妈妈撒泪而别，大嫂与她的妈妈抱头痛哭，我的那6岁的小侄也流着泪，口里不断喊着奶奶，并挥起小手说“奶奶再见！”尽管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但挡不住这些生离死别的人们的哭声。汽车缓缓驶出车站，人们再一次挥手向亲人们告别，汽车带走了各自的亲人，却把痛苦和思念留给了所有的人。
送走了妈妈，我三步并作两步向医院奔去。此时，秀敏早已进入产房，我焦急地在产房外的走廊里来回渡步。下午3点半钟，随着婴儿的一声啼哭，护士告诉我秀敏生了一个有6斤半重的男孩，我又一次掉下了激动地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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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岁月：许昌文革纪实之三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

   （接上文） 妈妈回家乡了，但去到什么地方？她的生活怎样？这仍是我十分关心的事情。我不能尽孝于妈妈，这也实是出于这特殊年代的无奈。妈妈走时，因为我把当月的30元工资全部为秀敏交了住院费，我去哥嫂家本来是通报秀敏住院生孩子的事，没想到却遇见“红卫兵”们驱赶妈妈回乡。当时，我身无分文，没给妈妈一分钱，为此心中很是不安。一个半月过去，大约是在10月中旬，我的大姐夫来信，说妈妈已回到白亭，白亭大队的人还不错，给妈妈安排了一间小草房。妈妈刚回去，先是用麦秸铺在地上睡的“地铺”，后来姐姐们为妈妈送去了一个破木床，又为妈妈送去做饭用的锅、碗、瓢、勺和洗脸用的小瓦盆。来信说，妈妈身体不好，又丧失了劳动能力，让我转告大哥嫂让他们给妈妈寄钱看病和买口粮。看了大姐夫的来信，心中非常难受。我每月31元的工资，加上秀敏的35元，要负担四五口人的生活费用，再省吃俭用也挤不出钱来，我们是在温饱线上挣扎啊！我只好拿着信去到大哥嫂家......
   
   直到9月上旬，“红卫兵”们“打砸抢”和游斗“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才逐步结束，但随之而来的是“红卫兵”们的“全国大串连”。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全国各地学生蜂拥而上，奔赴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走向全国各地，就这样由千万名学生组成的大军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截止11月下旬，毛主席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每次接见都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学生“大串连”中，北京、韶山、延安、瑞金、井岗山、遵义是学生们串连的圣地。为了保证“串连”学生的食宿和身体健康，不但车船交通一律免费，而且全国各地均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负责红卫兵的食宿和医疗。此时的火车大大超员，走道里、厕所里、行李架上全挤满了学生，人们常常听到行李架被压塌而砸伤学生的情况。学生们为了争抢上下车，一个个从火车窗口爬上爬下，火车晚点几个小时已变的非常“正常”。有的学生则学习红军长征精神，他们十个八个结成一队，进行徒步“串连”，这些男女学生均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打着红旗，旗上写着：“××学校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或“××学校井岗山红旗长征队”等等，向革命圣地进发。有不少红卫兵们进入工厂“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他们走向哪里，都要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哪里。
       此时，在全国各地，无论机关学校、工矿企业，还是建设兵团或城市街道，统统都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两派人都声称自己这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骂对方是“保皇派”（即保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具体到自己的单位，则是指两派“群众组织”所保护的领导，一派声称自己所“保护的”（或称“支持”）领导是“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而另一派则认为对方所“保护的”领导干部是“执行刘、邓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双方都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由谁来进行辨别呢？只有求助于这些“心最红、眼最亮”，毛主席最信任的“红小兵”了，因此，凡是出现了两派的单位，也同时出现了两派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这两派“红卫兵”都声称他们支持的“造反派”是真正的革命组织，他们所保护的“革命领导干部”是“真正的忠实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于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毛主席说的话）”“内战”在全国爆发。
   在我们建筑公司，从8月上旬开始，领导不断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中央和许昌行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最新指示。职工们天天晚上的政治学习，更是“武装”好了自己的头脑。公司党委先是按照上级布署，选择了一些曾是“四清运动”骨干的党员干部组成了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文革小组”）”，“文革小组”在党委的统一布署下，把“矛头”对准了公司里几只“死老虎”，即几名“右派份子”和在“四清运动”中清出的“有问题”的干部，于是就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了这些已被“定了性（质）”的“死老虎”的“罪行”，并将他们戴上高帽拉到大街上游斗一番。与此同时，整个公司大院，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墙上贴不下了，就扯上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在这些“大字报”上，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科长级）吕心正是被“揪出来”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是许昌市（当时为县级市）一名负责工业方面的副市长的“四大金刚、八大柱子”之一（即工业方面的骨干），但没有让他“游街”，公司党委原以为这样就落实了“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行动，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大错特错了。

                  我也被迫加入了“革命组织”

       到了9月上旬，形势突然变化。这天晚饭后，我来到公司开会。多年来，除了开大会在公司礼堂或大院里以外，平时的“学习”（即开小会）都是在老师们的寝室里。三人一间的房子里，没有椅子，人们都是坐在老师们的床上。
   当我一迈进刘老师的屋子，刘老师就非常激动地对我说：“光敏，你赶快去四楼会议室，你元庆哥那里成立了个革命组织，叫‘豫南七处大联合’，我们都报名加入了，你也赶快去报个名吧！”我回答：“刘老师，天天学习，我都了解情况，我出身不好，人家不会要的。”刘老师说：“你不去报名，咋知道人家不会要你？你不参加组织，你怎么过‘运动’？你没有过过‘运动’，你就不知道过‘运动’有多么厉害，这么大的‘运动’，你能在‘运动’之外？”刘老师对我的严词责问，说明他对我非常关心。我只好嗫嚅着说：“那我就去报个名试试吧。”
刘老师说的元庆哥，是我所在的豫南七处二队的文书，他40来岁，按建筑公司的“规矩”，凡是年龄比我大一些但不是技工的，以及比我年龄大一些的学徒工，一律要尊称他们为“哥”。此时，我以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的子弟的特有心理，硬着头皮走到四楼会议室。三间房子的会议室里挤满了兴高采烈的人们，在会议室的入口处摆了一张三斗桌，这位元庆哥手拿一支钢笔，正为来报名的人们填写登记表。我对元庆说：“元庆哥，给我也报个名吧。”元庆说：“光敏，你的出身是地主成份，我们这可是革命组织，是不允许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人参加的。”一句话说的我面红耳赤，我只好回到刘老师屋内，对在坐的老师们说：“我早就清楚人家不会要我的，这不，元庆哥说出身不好的一律不要。”刘老师说：“他们不要是他们不要，但这总是证明你是要求进步的吧！”
   次日晚上，我想我也加入不了什么组织，干脆不到公司参加“运动”了，哪知白天到了工地，刘老师就对我严厉批评起来：“光敏，你昨晚为啥不到公司开会？”我回答：“刘老师，我又没有参加组织，我去开会合适吗？”刘老师说：“我们开会你听听也好呀，有不让你听的内容了再让你走，不让你走，就说明可以让你听，你不能老是呆在‘运动’外头，我这可是为你好啊！”我只好连连称是。自此，我虽未参加“组织”，但仍需每天晚上到公司开会。
   王元庆领头成立的“豫南七处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在两天内发展到500多人，占全公司总职工的90％以上。他们制作了一面大旗，上面用黄字标明自己组织的全称，每人发了一枚有3公分直径的金光灿灿的毛主席像章，每人的左擘上戴了一只有10公分宽的红袖箍。袖箍上用黄油漆印着一幅毛主席戴着军帽的肖像，还印上了“豫南七处革命大联合”番号。在第三天，公司大院张灯结采，召开了全体“革命职工”大会，用鞭炮和锣鼓庆祝“革命大联合”的诞生。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了一位转业军人、泥工学徒张长生为“大联合”的主席，王元庆为副主席，还选出了几位小的头目。
       在王元庆组织的“大联合”成立一周后，我所在的二队的一个泥工组也成立了个“革命组织”，领头的是泥工组组长、共产党员宋林山，他们成立的组织名字叫“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战斗队”。这天晚上我又照例去我老师房间里参加“运动”，刘老师又对我说：“光敏，你宋老师那里又成立了个革命组织，你赶快去报个名吧！”我回答：“我出身不好，人家不会要我的，我不去报名。”刘老师急了，他说：“那怎么行？这么大的‘运动’，你不占住一个组织，你想当自由兵啊？你出身不好，才要更积极点，只有参加组织，才能多受点教育，你只管去报名，要不要你，是组织说了算，报不报名可就是你自己的事。”班组里几位师傅也跟着附和，无奈，我只好又硬着头皮向宋老师的房间走去。
        宋老师的住室在二楼的一个房间。一进门，发现有20多位师傅和他们的徒弟正挤坐在三只木床上开会。我对宋老师说：“刘老师说你们这也成立了个革命组织，让我来报名。前些天，我去元庆那里报名，人家说我出身不好，不要我，不知你们这要我不？”宋老师说：“毛主席说，‘出身不由已，道路各自选’，请你谈谈你的家庭情况。”于是我就向他们讲了讲我的家庭状况。宋老师听后立即表态：“光敏，你的几个哥哥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你的二哥嫂、三哥嫂都是共产党员，你属于‘革命家庭’，我代表我们新成立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战斗队’，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革命组织。”于是这屋里的全体队员立即鼓掌通过。
   
“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战斗队”共有“革命群众”26人，“战斗队”队长宋林山40多岁，5级泥瓦工，曾是豫南七处“文革小组”成员，他身材不高，瘦削的身材中却透出几分刚毅。他是小学文化，比那大部分是文盲的师傅来说，他已经是很有水平的了。他工作踏实，待人和气，技术又高，年年被评为单位里的劳动模范。副队长名叫伊文章，是个5级木工，40多岁，共产党员，半文盲，说话直爽，但包括我的老师在内，许多师傅对他有反感。这个组织里还有一位木工师傅名叫牛文义，是个6级木工，是另一个木工组的组长，也是豫南七处“文革小组”成员，也是年年被评为单位里的劳动模范。除我之外，下余的20多名“战斗队员”，或是转业军人，或是共青团员，这些人中，有一位青年电工，名叫张晓凌，二十五六岁，共青团员，高中肄业，下中农成份，担任“战斗队”的“联络员”，张晓凌和我，是豫南七处工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两位。
        根据宋老师的安排，让我每天晚上都到他的房间里参加“学习”，我的任务是在“学习”时向“队员”们读报纸、读文件，抄写“大字报”。这天晚上散会，我显得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有参加“革命组织”的“政治权利”了。第二天，宋老师给我发了一只红袖箍，上面照例用黄色油漆印了幅毛主席头戴军帽的肖像，并印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战斗队”的番号。这样，我就成了一位“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战斗队”的队员，我们的誓词是”：“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而战斗到底！”
       由于长期的政治歧视，在内心深处的逆反心理一直在不断上升。王元庆组织的“大联合”不要我这样的“地、富子弟”，而宋林山领头的这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战斗队”却认为我是出身于“革命家庭”，这对我这个22岁的青年人所带来的冲击是何等之大啊！于是我很快成为这个“革命组织”的骨干力量。每到晚上，我都积极地到宋老师的住室参加“运动”。
   
通过几个晚上的“学习”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个小小的“真理战斗队”产生的经过：原来，公司内两个“革命组织”产生之前，围绕着处理“四清运动”中的问题，在公司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四清运动”中，建筑公司“挖”出来了几名“贪污份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吕心正也被揭发出不少“问题”，而“文化革命”开始时，公司党委组建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又是“四清运动”中的骨干，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以王元庆为首的一部分人认为，在“四清运动”中“被整”的人，特别是揭发吕心正的所有档案材料都是“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应该统统烧掉，而以宋林山、牛文义等“前文革”（即原来的文革领导小组）班底的人则认为这些材料应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应该经过调查落实，不能马上烧掉。因为王元庆多年来与吕心正个人关系甚好，他所组织的“大联合”成立之时，立即把“四清运动”中查出的所有人的档案材料统统烧掉了。正因如此，以宋林山为首的一些人因与王元庆的“观点”不同，就成立了另一个“革命组织”。由于宋林山等人是“前文革”的人，所以“大联合”就攻击“真理队”是“保皇派”，而“真理队”又认为“大联合”保的是吕心正，就攻击“大联合”是“保皇派”。因为王元庆原是队部的文书，此人有文化，又是干部，那些以文盲为主的师傅们对他很是高看，他又是首先倡议成立“革命组织”的，“先声夺人”使他的组织立即扩大到四五百人，而宋林山倡议的这个组织就相形见拙了，刚成立时还不知道叫个什么名字好，还是那位电工张晓凌，不愧是建筑公司的高中生，他说：“最近毛主席说，‘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我们这个组织是少数派，但‘真理’在我们手里，干脆，我们这个组织就叫‘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战斗队’吧。”就这样“真理战斗队”就诞生了。
  由于这些“革命组织”在成立时，绝大部分人都不明白它的“根子”是扎在哪里，人们都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心情，纷纷加入各种“革命组织”，而我则是在我的老师刘银彬的多次催促下，也是出于他对我的好心爱护下，那知道竟参加了一个与他和整个木工组对立的“革命组织”，我更未料到在随后的年月里竟因两派的“观点”不同，让我吃尽了苦头！

                        下次发表：我们的木工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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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文革纪实之四：“四大”

我们的木工组成员

   在上世纪60年代，只要是一名工人，给你教育的就是“要以厂为家”。实事上，每个人也都把自己的工作单位当成了“家”，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呆在工作单位的时间比与你与妻子儿女在一起的时间都要多，所以这个“家”是你生命中的一半所在、甚至是一多半，而这个一半又决定着你的经济来源、社会活动、甚至关系到自己的生命。我在建筑公司当木工，一干就是九年，而我所在的木工组，就成了我的第二个家。那么，我这个“家”又是有那些成员组成的呢？
   我所在的木工组共有17人组成。这17人是：首位是党的“宣传员”、木工组的党组长陈根祥,他是这个“家”的“家长”。他40多岁，高高的个儿，初小文化程度，贫农成份，由于多年来的锻炼，与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师傅们相比，无疑是鹤立鸡群！他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全都模仿那些“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模样。由于他比那些文盲、半文盲多识几个字，能看懂一些最简单的图纸，能啃啃巴巴的念一小段报纸，所以在建筑公司里总认为自己比别人高贵，总是踮起脚尖走路，目空一切看人。在建筑公司里，共产党员太少，说起来他是党组长，在他的第二个徒弟没来之前，全木工组只他一人是共产党员，他为了“垄断”自己的政治地位，从不让别人入党。在他的眼里，他早已成为共产党的化身，“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是他的口头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他叫的最响！虽然他与我的师傅同是5级工，但由于他既是“党组长”，又是党的“宣传员”，所以他从来不干任何笨重的体力劳动，只干那些“细木活”， 如在工件上划划线，做点零星小活，才更能显示出他的特殊身份。可我的老师刘银彬，虽然是生产小组长，也是贫农成份，“思想觉悟也特别高”，也让人写过多次入党申请，工作也特别卖力，但我们的陈“宣传员”，总是引用报纸上的一句时髦话，说他“只会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于是我的老师就永远别想加入共产党。
   到了1966年6月，我们的“宣传员”又收了第二个徒弟，此人名叫李明。他30多岁，虽然也是“地主成份”，但不知他生了什么办法竟然混进部队，并且入了党，还当上了一个副排长，在1963年复员后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在我们第二施工队当了一名统计员。因公司“精简机构”，他被“下放”到下面当工人。于是，这个李明就自找老师，拜倒在党宣传员陈根祥名下当了一名木工学徒。虽然他也是“地主成份”，但因他是由部队“转业”，用工人们的话来说，他更有一顶“红帽子”，人们不仅不将他当做“地主子弟”看待，而且还说他是“工人阶级的先锋”，对他尊敬有加。所以我的老师不断说：“光敏，你看，你陈老师师徒仨，红到家了。老师是宣传员，两个徒弟都是转业兵，一个党员，一个团小组长，他们师兄弟俩，可说是要力有力，要胆有胆，要政治，人家有政治，咱师徒俩咋就这么窝囊？”
   这个李明，中等个头，也是长的膀大腰园，比我大十多岁，初中文化程度。看起来他貌似忠厚，不爱说话，其实不然，因为他工于心计，与其师傅相比，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最大的特点就是老谋深算。民间有句俗话：“扬脸女人低头汉”，说的是对那些扬着脸走路的女人和低着头走路的男人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都善于心计，而那些看见人就低头脸红的女人和扬着脸走路的男人，你可以放心和他交往。正所谓俗话不俗，李明在走路时就常常低着头，好象整天都在算计着什么。在日常工作中，他留心着别人说的每句话，并会将别人说的话认真“分析”一番，记在心里。只要他想整治一个人，他会把对手在平时说的一些不经意的话，拿到会议上“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陈根祥先收的那个徒弟名叫金豹，比我大三四岁，是个半文盲，但与他的师兄比起来就差的远了。其人与他的名字一样，虽然有“豹”的凶狠，却没有他师兄那样狡滑。总之，陈根祥师徒三人，可说是整个建筑公司最“红”的结合体。
        我的老师刘银彬，当了多年木工组长，他是“贫农成份”，论技术，论干劲，论思想、论为人，在全公司里是顶瓜瓜的。他当木工组组长好多年了，一直都是建筑公司里的生产骨干，他年年都找人为他写入党申请，但总过不了木工组宣传员陈根祥这一关，因为陈根祥总是在暗里给他使坏，甚至在公开场合，不断说他：“银彬哥，你这个人是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还说他“思想觉悟还未达到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但骨子里，陈根祥是决不让我的老师入党的，因为，一山怎能容下二虎？陈根祥是要垄断共产党在这个小小木工组里的权威。刘老师虽然在内心十分生气，但也毫无办法，表面上还要与他搞好关系。刘老师一直想收一个“红色”学徒，为自己装点“门面”，不料想，偏偏又收了我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地主子弟”当学徒，人又小，力又薄，胆不大，说我“空有一肚子文化又有什么用？”
        班组另一位师傅名叫耿高升，也是5级木工，五十来岁，曾因解放前夕自己开了个小小的木匠铺，收了3名学徒而被定了个“小业主”成份。他也收了一名学徒，名字叫军营，比我大四五岁，共青团员，“贫农成份”，与我同时到建筑公司工作。军营原是在禹县的一个煤矿当矿工，因国家治理“三年困难”造成的创伤，在“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时，煤矿“下马”，他调到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学徒。
        在称之谓“老师”的四级工中，还有三人。一名姓申的老师，叫申国亮，已50多岁，贫农成份，但因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又是个文盲，他每天什么话也不敢说，只知老老实实地干活。一位名叫李相甫的，40多岁，“贫农成份”，文盲，他在政治上非常积极，是历次运动中敢于向前冲的干将。还有一位名叫张鸿亮的，也是“贫农成份”，不到40岁，此人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认识10个阿拉伯数字。他有着一副奇特的长相：他那稍高的如豆芽菜般的身材支撑着一个瘦削的小头。到了冬天，他喜爱戴一顶“四块板”的绒帽，帽的两只耳板翻扎在头顶，系耳板的帽带打上一个长长的结子。他说话时总爱摇头晃脑，于是帽子上那两条长长的飘带就像货郎用的小鼓的鼓槌左右摆动；而他那似乎被刀削去的不到两公分宽的下巴，使他的那两片薄嘴唇显得特别的大。人们曾为他送了几个外号，一个称他为“狗”，是因为他在历次运动中或平时工作上最会“咬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下巴太短，说话时阻力较小，他的嗓门却特别的大，为了证明自己思想进步，在每次运动中和后来的“造反”行动中，他喊的口号最响，更会用他那毫不客气的拳脚，向那些被称为“阶级敌人”或“保皇派”们的腰窝上狠狠地揍去，一直打的这些“阶级敌人”和“保皇派”们哭爹叫娘也不松手。又因为他最爱搬弄是非，经常陷害别人，人们又送他一个外号叫“四国舅”，即《包公传》中的那个坏国舅。虽然他吃的“粮食标准”与别人一样，也是45斤的定量，但却不为社会主义增光，每到夏天，他光着上身，只见瘦骨嶙峋，于是又得了一个“排骨”和“瘦狗”的外号。
   此外，班组里还有7名临时技工。在我们木工组的17人中，除了我按照我老师的意见参加了“真理队”外，其他全都是“大联合”的队员。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继续向纵深发展。到了1966年10月中旬，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已接见了10次“红卫兵”，共计一千多万人次。毛主席的一次次表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响彻大河上下，天山南北。与此同时，由毛主席倡导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展开。许昌市的大街小巷，到处红旗似海，人流如潮。正如毛主席说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大街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展开了“造反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打倒刘、邓、陶，保卫毛主席”的标语贴满了大街上的所有墙壁。在辩论中，每一派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而攻击对方是“刘、邓、陶的孝子贤孙”。 除了“五类份子”之外，每个家庭的老太太、老头子与那些刚上学不久的娃娃，都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小鬼”，他们都加入了单位、学校和街道上的“革命组织”里，几乎每个人的胳膊上都套上一个印刷有毛主席头像的红袖箍，每天都在单位里或跑到大街上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谈观点”，如果话不投机，立即进行“辩论”，非要争个高下不可。有些家庭，因为父子之间、夫妻之间观点不同，常常争吵不休，甚至造成父子分家、夫妻离婚的惨局。正因如此，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真正发动起来了”！
在我们豫南七处，力量悬殊的两派也展开了激烈地“论战”。双方开始时轮流使用公司的高音喇叭，利用中午和晚饭后时间，广播中央“二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革命文章”。除宣传上述文章外，“真理队”注重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而“大联合”则注重宣传由北京传来的“北京来电”等传单上的小道消息。在用喇叭“论战”的同时，公司里的两派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激烈“辩论”。由于两派力量众寡悬殊，“大联合”的人常常把“真理队”的人分开包围，三两个“真理队”队员往往要应付几十个“大联合”人的“围攻”。 但所有参加辩论的人似乎都被魔法迷住了一样，一个个辩论的口干舌燥、声音嘶哑，直到“真理队”的人精疲力尽退出包围圈时为止。
在“真理队”除我出身于“地主家庭”之外，全是党团员、转业兵和贫下中农，因为有两个“前文革”的成员，所以“大联合”就攻击“真理队”是“保皇派”；而“大联合”又保的是所谓“四不清份子”吕心正，所以“真理队”就攻击“大联合”是“保皇派”。
自从我加入“真理队”之后，“大联合”为了壮大实力，又将所有的“出身不好”的和几位“摘帽右派”全吸收进去，所以“真理队”又攻击“大联合”是 “大杂烩”。双方在进行“大辩论”的同时，又各自抽调精兵强将书写“大字报”和标语，互相揭发对方的“密闻”。
对于书写“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包括制作旗帜、袖章（即袖箍）以及购置宣传工具，上级文件早有规定，任何单位都必须向各派无偿供应。因此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我们公司院内，到处都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每一面墙壁都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战场。墙壁上今天是你这派贴满了“大字报”，保不住明天会让另一派的“大字报”全给覆盖。于是这一派又会在空地里扯上铁丝、绳子，把“大字报”粘在上面，疯狂的向另一派发起攻击。
   
                  下次发表：是我迎来了天津大学的串连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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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文革纪实之五：师徒关系断绝

是我迎来了天津大学的串连学生

到了1966年10月下旬，公司里一位“靠边站”的副经理李学勤被“大联合”“解放”出来，有这位“革命领导干部”作后盾，“大联合”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加强，对“真理队”的“围攻”进一步加剧。公司此时已停工几天了，人们全都忙着在公司大院“闹革命”。这天下午，“大联合”又把“真理队”的人围起来辩论，有几位“大联合”的骨干，特别是我们木工组那个被人们称之谓“狗”的张鸿亮，他们嫌用嘴“辩论”不来劲，就抡起拳头向“真理队”的人们身上揍去。“真理队”的人们高喊“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但那雨点般的拳头还是落在他们的身上。我看事情不妙，立即冲出包围，跑出公司西大门，门外就是许昌市的解放路大街。刚出门向北不远，发现有四位打着红旗、背着背包“南下串连”的学生，我似乎遇到了救星，就紧走几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同，同学们，你们去救救我们吧”，说着用手指了指身后的公司大门，接着说：“我们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但人数很少，只20多个人，而另一派名叫‘大联合’，有500多人，但他们是‘保皇派’，毛主席说‘真理有时就在少数人手里’，我们组织的名字就叫‘真理队’，现在正遭受‘大联合’的围攻，我们的人正在挨打，请你们去救救他们吧！”这四位学生听我诉说后，立即表示同意，在我的带领下飞快向公司大院跑去。
   这四名学生是天津大学三年级的南下串连的学生，他们挤进这人声噪杂的大院，用手分开了围攻的人群，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把“真理队”的几名队员拉出重围。这四名学生留在公司半月，由公司安排食宿，每天都和“真理队”的“战友们”“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战斗在一起”，通过他们的“调查”，证明我们“真理队”是“真正的革命组织”，“真理队”的队员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家都说；“这些大学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支持我们，说明真理就在我们手中！”
   在这个基本是文盲和半文盲的豫南七处里，工人中仅有的两名文化程度最高的都在“真理队”里，但整个公司里，十多名包括有大中专和初中文化的管理干部却都集中在“大联合”里。
   我们“真理队”的那位张晓凌，他主要负责“对外联络和搜集情报”工作，所以书写“大字报”和标语的“革命工作”全都落在我的肩上。在这个“真理队”，假如没有我和张晓凌，一张“大字报”也写不出来。所以，我们的“战斗队”队长宋林山说：“光敏，这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或许是自己年轻无知，或许是出于对参加“大联合”而被拒绝的逆反心理，我冒着被全班组孤立的代价，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那个“狗”让老师与我断绝了关系

这天清早到工地上班，在中午休息时我照例啃了点干馍，馍还没有吃完，班组里那位外号被称之为“狗”的张师傅就把我喊到一边，他眨巴眨巴他那双不大的眼睛，神秘而又严肃的对我说：“光敏，你可要小心了，你刘老师对你有很大意见，他很生你的气，特别是昨天下午你回去写‘大字报’，他气坏了，你出身不好，要是再不听你老师的话，那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我回答：“张老师，昨天下午是宋老师让我向刘老师请的假，刘老师还笑着对我说：‘干的不赖，你回去好好写吧’，刘老师没有生气，也没有不同意，俺老师可不是那种‘两头白面’的人啊。”这位张鸿亮说：“我可是都为你好，听不听可都在你了！”
晚饭后，我按照惯例，先去刘老师那里，看看他有什么吩咐，然后再去宋老师屋里参加“运动”。当我像往常那样向刘老师问好时，只见他满脸怒容，他当着全班组人的面，声色俱厉地质问我：“周光敏，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骂我‘屁股上擦粉，两头白面’！从今天起，我们断绝师徒关系，你是你，我是我，你今后走什么路，你自己负责，与我无关！”
刘老师说完这句话，扭头就向屋外走去。老师的这句话，就像大晴天打了一个霹雳，震的我发呆，等我清醒，立即向刘老师奔去。我跟在刘老师身后紧追，我哭着喊道：“老师，我没有骂你呀，你不能不要我呀”！刘老师说：“不行，你骂我了，你张老师已对我说了”！ 我说“老师，我真的没骂你呀”！他仍是甩开我，向前跑去。此时，我跑快，他跑快，从东院的宿舍大楼出来，围绕西边的公司大院有五六百米小路，整整跑了三圈，我一直重复着：“老师，我没有骂你呀！我要是骂你了，就是王八蛋生的，就是大闺女生的....”！直到最后，我们俩都跑累了，他才稍微和缓地说：“你回家吧，以后你小心点”！
离开刘老师，我并没有回家，而是仍旧跑到“真理队”的宋老师屋里，因为我也不能马上就退出这个“真理队”啊！我向宋老师诉说刚刚发生的事情，宋老师安慰我：“光敏，你不要难过，干革命就有牺牲，在那革命战争的年代，多少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全然不顾，你这不就是你的老师不要你这个徒弟了吗？这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要你了，还有我们呢！将来总有一天，你老师会明白，你没有做错，你是在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而战斗！”
尽管如此，我仍感到后怕，也更感到委屈。一个多月来，全班组的人都对我充满着敌意和戒心，除了对我呵斥之外，谁也不与我多说一句话。在工作上，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两个师兄李明和金豹，他们千方百计找槎。在木匠活中，往往需要两个人联合操作。如果是我与他们的哪一位一起拉大锯锯木头，他们都会在众人面前出尽风头。因为他们会故意把锯子拉歪，反而扳着面孔大声呵斥：“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锯子拉正？当学徒两三年了，你还未学会拉锯？”但在平时，即使我与一些“打小工”的力工一块拉锯，我也会把一根大园木平整端直的锯下。最让我担心的是每逢与他们搭手干那些危险活的时候，例如吊装屋架时， 屋架还未立稳，我们就像马戏团的演员一样，在没有任何安全保护设施的情况下，爬上距地面十五、六米高的屋架斜梁上，用檩条和扒钉把屋架固定，然后再站在只有20来公分粗细的屋架斜梁上，与李明或金豹共同把一百多斤重的木檩条，一个个用绳子拉到屋架上，再用插在腰间绳子上的斧子和扒钉将檩条钉在屋架上（下道工序是在木檩条上钉屋面板）。每逢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小心，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他们在两人共同操作时，突然将自己手中的绳子松开，那沉重的木檩条就会带着我甩到地面摔死。事实就是这样，一遇到这种危险的工作，他们就会故意制造一些危险动作，我如果不留神，就会从屋架上摔下去，弄一个不死即残的“工伤”。而如今，刘老师又与我断绝了师徒关系，这将意味着我的处境更加危险，我将长期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我之所以三番五次的向刘老师赌咒发誓，一来是表白我从来没有骂过他，二来也是不愿彻底的被所有人孤立啊！
此时，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个被人们称之谓“狗”和“四国舅”的张鸿亮了。如果不是这个嚼舌根搬弄是非的家伙，怎会惹出这么大的风波？但再往深处想，咒骂这个“狗”又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刘老师也可能早就想与我断绝师徒关系了，因为这一方面可以表白他忠于自己的“革命组织”而与我划清了界线，另方面说明他打心眼里就不愿要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徒弟。每当刘老师看到陈根祥师徒三人那飞扬拔扈的气势，他不仅羡慕、嫉妒，而且对我这个出身于“黑五类”的年青人更充满了怨气，更何况又是他让我参加了与他对立的一个“组织”， 而我又变成了这个组织的骨干.....。
   这天晚上10点多钟，我回到家里，向妻子讲述着这天晚上发生的一切。秀敏说：“我们车辆厂的两派斗的也很凶，厂里有个‘红造委’，还有一个‘驱虎豹’，‘驱虎豹’把我算在他们‘组织’内，可我从不去开会，我心里同情他们就行了，那像你这么积极？”我回答：“你知道我是不想参加什么‘革命组织’的，要不是刘老师三番五次逼我，我会参加吗？可一参加进去，这个‘真理队’对咱不歧视，这里有文化的人太少，他们让我写‘大字报’我能不写吗？如今这两个‘组织’又成了对立的两派，我与刘老师各占一派，这能怪罪谁呢？”秀敏说：“你看看大街上散发的传单，全国都出现了‘武斗’， 咱们许昌也一样，你们公司，我们车辆厂，哪个单位不是用拳头代替了口头？咱们‘成份不好’，还参加什么革命啊？”妻子说着说着，淌下了眼泪，她抱起孩子，递给我：“光敏，咱们退出来当个‘自由兵’吧，为了孩子，你不要再干了”。听了妻子的话，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抱起孩子，亲了亲小宝宝的脸蛋，他那一双忽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我，小嘴唇突然现出甜蜜的微笑，我对秀敏说：“我不想再干了，若马上退出来，我觉得对不起宋老师他们，等过几天再说吧”。
这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了很多.....。

       下次发表：我这个“双料地主”差一点又成了“现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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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文革纪实之五【原文如此】：双料地主

“双料地主”差一点又成了“现行反革命”

   刘老师与我断绝师徒关系不几天，许昌行署突然为豫南七处派来了“工作组”。因为建筑公司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不时停产或半停产，这严重影响了一些工厂的建筑工程进度。“工作组”进驻七处后，通过调查，认为“真理队”是严格按照“十六条”“闹革命”的，对“大联合”进行了批评。“工作组”虽然对这个少数派进行了表扬，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但更重要的是激起了“大联合”的反对，“大联合”不但把矛头对准了地委工作组，说他们压制“革命造反派”，而且又把矛头对准了我，他们认为我是“真理队”的“干将”，是“真理队”写“大字报”的主要人员，只要把我“打倒”，“真理队”只一个张晓凌，是写不出多少东西的，所以，就以我“出身不好”大作文章，对我贴出了许多“大字报”，说我：“参加文化革命动机不纯，完全是为了搞阶级报复”。恰在这时，河南省出了一个“大事件”，即郑州大学以党言川为首的“革命造反组织”“河南二七公社”和开封师大成立的“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被河南省委、省军区宣布为“反革命非法组织”，省军区还派出了飞机，向全省撒出了数千万张传单，一时间，与上述两个学校有关系的许昌房产处成立的“河南省二七公社许昌反复辟分社”和许昌第一高中的“红造委”、四中的“八二一”等“造反派”组织，均成了被围攻的对象，由此，许昌市的大范围“武斗”从学校开始。
   河南省委、省军区对“河南二七公社”和“八二四”的表态，使“豫南七处大联合”找到了对我攻击的有力武器，他们想把我划入这两个“反革命组织”，把我定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他们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从“真理队”“策反”了两名队员投入“大联合”，并以这两名“投诚”人员的口气对我发起了猛烈地“大字报”攻击，贴在公司大院所有墙壁上的近百张大字报，都编造了几乎是同样内容的这样故事：
   “周光敏是一个‘双料地主’（即我和我的妻子都是地主成份），他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搞阶级报复，他勾结天津大学学生。这些天津大学学生在路过开封时，与开封师大非法的反革命组织‘八二四’的坏头头陈红兵取得联系，在路过郑州时，又与非法的反革命组织‘郑大联委（即郑州大学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河南二七公社’的坏头头党言川密谋，受这两个反革命组织的指示，天津大学的四名学生到许昌搞阴谋活动，而周光敏与这些反革命组织派来的坏家伙又勾结到一起，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扇阴风，点鬼火，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干扰我们豫南七处的革命斗争大方向，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占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把这个双料地主揪出来，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面对这些过去称兄道弟的“战友”们的“反戈一击”，我气的浑身发抖，但我只有无奈。驻公司的行署工作组，害怕我这个“双料地主”的“战斗队员”影响到他们支持的“真理队”的声誉，就做通宋老师的工作，让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宣布从即日起公开退出“真理队”，并瞩我今后可以“由明转暗”，帮助“真理队”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退出“战斗队”原本是我和妻子商量好了的，但没想到会在这样的背景下退出。
   自此后，我不再参加什么“革命活动”了，当然，在心里仍倾向于宋老师的“真理战斗队”。每天晚上，我在家看孩子，清早，早早起床，与妻子一起做点饭，再带上中午的干粮，仍是提前步行到工地，把所有师傅、师兄们干活的工具从保管室背到现场，晚上下班时，别人都骑着车子走了，我再把一件件工具再收拾起来放回保管室。
   从1966年9月我加入这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战斗队”，到我退出这个“革命组织”，共参加了3个月时间。我虽然退出了，但“大联合”的人，特别是我所在的木工组的所有人，对我的敌意和歧视并未消除，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明退暗保”。特别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阶级斗争这根弦”，大有越绷越紧之势，我孤立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没有温情的集体中，所有最脏、最重的活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落在我的身上。

下次发表：“夺权运动”和“武斗”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