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峰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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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献疑

作者：王广峰

   高华先生所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作者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但是，书中对于一些史料的解读呈现出片面性或者浅尝辄止，本文举四个例子说明之。

　　第一，张闻天担任“总负责”的时间问题

　　第三章第三节指出：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总负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1](P95)

　　其根据是本页的第五个注解：张闻天于1938年4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自己从1937年后即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之职。这个声明实际上是王明起草，以张闻天的名义在武汉发表的，以亦说明王明回国后张闻天政治地位以下降。然而在以后清算王明在武汉闹独立性时，却没有就此事特别指责王明，盖因剥夺张闻天总负责的名义亦符合毛泽东的心愿。

　　然而细致的考察，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张闻天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声明，为了消除记者的错误言论，并非是辞职。著名学者、张闻天研究专家程中原指出：张闻天还因有一篇访问记称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2](P480)这里所说的记者，在本页第二个注解指出：广州《救亡日报》记者洛基写的访问记，载该报1938年3月26日。佟静指出：3月26日，在武汉出版的《救亡日报》未经张闻天本人认可，就擅自发表采访“总书记”张闻天的采访录——《张闻天论当前抗战诸问题》。署名是该报记者洛基。对这种做法，张闻天极为反感。于是，张闻天于4月9日以“洛”署名致电汉口的王明等。电文如下：“对《救亡日报》发表的谈话应作如下声明：(甲)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谈话记录未经本人看过，因此对发表的谈话本人不负任何责任。(乙)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随后，根据张闻天这一电文的精神，《新华日报》于4月12日至14日连续刊登了这项声明，以正视听。[3](PP195-196)这封电报在《张闻天年谱》(上卷)也有详细的记载。[4](PP554-555)依据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张闻天4月12日的声明，主要是回应记者的言论，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张闻天不再担任总负责的职位，显然是错误的。

　　其次，作者认为十二月政治会议决定不设立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显下降。但是，对于不设立总负责的职务，没有文字记载，不知作者是怎样得出的结论。1937年十二月政治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共九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会议决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日常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4](P529)可见，张闻天依然是党的总负责，总理党务。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张闻天实际上仍然是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书记。在此期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都是由他主持的。不过，在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议精神，就主动地党内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1943年作过这样的叙述：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是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 )，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自“神仙会议”后，……我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义上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在任弼时、周恩来二同志未回国前提过，在他们回来之后，我更正式提过，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1940年5月也搬了过去，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来了。)另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发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传部及马列学院一部分工作。[2](P481)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31年临时中央成立，博古担任总负责，党中央就再没设“总书记”这个职务，所以博古、张闻天都没有担任过总书记的职务，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总负责人为“总书记”。这与张闻天在1938年驳斥记者言论的声明并不矛盾。这里所讲的主席，是指张闻天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决定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之间，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没有总书记这个称谓，张闻天正式离开中央领导核心。因此，屈指算来，张闻天担任党内的总负责长达八年，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毛合作”的领导体制，后期，他主要分管党的宣传教育。

　　第二，长征中林彪反对毛泽东事件

　　第六章第七节指出：毛泽东最宠信的军队将领首推林彪。自1929年林彪在朱、毛纷争中当面指责朱德、积极拥戴毛泽东之后，林彪就获得了毛的特殊信任。毛之对于林彪，犹如父亲，对其过失从未真正计较。遵义会议后，林彪认为毛率领红军四渡赤水，使红军过于疲劳，写信给中央要求彭德怀取代毛作军队指挥。毛不责怪林彪，却将怒火发向与此毫无关联的彭德怀。[1](P159)

　　对于上述史料，存在三个疑点：第一，林彪反对毛泽东的理由。作者认为四渡赤水使红军过于疲劳，第二章第一节指出：在3月至5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以大踏步回旋转移的指挥战略，集中中央红军在黔、滇、川之间穿插运动，其间，既有胜利，也有战斗失利。频繁的战斗和就地打圈的战略，使部队疲惫不堪，更遭致红军高级将领的埋怨和不满。[1](P159)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林彪对于中革军委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没有理解。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指出：林彪向聂荣臻抱怨：“尽走弓背!不走弓弦!这样会把部队拖垮，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对林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的去?”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德华指挥，遭到拒绝。然后林彪给中央三人指挥小组写了一封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在聂荣臻拒绝签字后，林彪单独把信上交中央。毛泽东阅读后判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的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5](PP375-377)

　　第二，作者认为：毛不责怪林彪，却将怒火发向与此毫无关联的彭德怀。这显然违背了史实。为了统一部队的思想，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样、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小组要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信作了批评。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毛泽东也批评了彭德怀，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彭德怀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一切以大敌当前、内部宜安定为考虑，在会上和会后都未予以说明和解释。

　　可见，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但更为严重的是此事导致毛泽东对彭德华不信任，长时间的合作中，毛泽东几次提到此事。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到此事，林彪才指出此事与彭德怀无关，信是自己单独写的，此事才告一段落。[2](PP270-274)

　　第三，毛泽东在会上虽然主要是批评林彪，但不满的主要对象却是彭德怀和张闻天。

　　对张闻天，毛泽东除怀疑他到红三军团结合彭德怀反对自己外，还有两件事引起他的不悦。

　　第一件牵涉到三渡赤水前关于打不打打鼓新场问题的争论。1935年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中共中央负责人开会讨论，大多数同意打，但毛泽东坚持不打。对此，周恩来回忆道：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 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在会议上争持不下时，毛泽东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一位与会者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于是，张闻天便按照组织原则，作出打的决定，并要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

　　散会后，毛泽东反复思考，还是认为不能硬打。当天晚上，他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建议周先不忙下命令，还是再考虑考虑。第二天再开会时，大家被毛泽东说服，避免了一场损失。战场指挥，常常需要机断专行，不宜于许多人集体讨论。于是，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为组长，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指挥作战。作者认为：毛泽东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并得到张闻天的赞成。[1](P60]这完全是主观的揣测，不是客观的评价。经过这一件事，毛泽东对张闻天在战争中机械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并决定由彭德怀代替他来指挥，显然不满。

　　第二件是中央从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中获悉，中共中央上海局已遭严重破坏，潘汉年到白区后，中央决定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到上海。张闻天自告奋勇提出要去，大家没有同意。毛泽东认为他此举是想离开红军。

　　1941年六七月间，在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当面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对此，张闻天当场申明保留。回去后，他就此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因为缺乏旁证，感到说也无用，就没有发出。但心里疙瘩未消。到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于是，“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开河乱说的。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6](PP701-702)

　　第三，许世友事件的真相

　　第十章第四节指出：把党创办的军政学校充有问题干部的审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既有先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在这前后，一批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被送入抗大学习，抗大校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专门编了三个班。许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将领都曾被安置在该校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世友、王建安等曾议论率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等干部返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打了小报告，为此许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并被处以徒刑。毛泽东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最终陆续开释了被拘留的许世友和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样抗大作为有问题干部的审查和收容中心的历史才告一段落。[1](P238)

　　对于这段话，有三个疑点：第一，许世友、王建安议论外出打游击，被人打了小报告。但对于是谁揭发的，作者并没有指出，其实就是王建安揭发的。对于这段历史，《许世友外传》有详细的记载：时间过的飞快，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中，转眼到了4月4日这天，准备出走的学员不动声色地整理行装，采购食品。这时的许世友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红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提前携枪出城，准备夜间在北门外接应。

　　一切都如平常。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使许世友对这次行动充满自信。他相信成功，就如他相信这些忍辱负重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一样，可是，许世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意外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信任的战友，前红四军政委王建安身上。在这关键时刻，王建安幡然醒悟，对此次行动，他开始动摇，后持否定态度。下午3时左右，王建安正式报告了红大保卫处长。这位处长看看表，大惊失色，赶紧报告了红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感到事情重大，不敢怠慢，急忙又找到校长林彪。这时林彪听了莫文骅的汇报后，显的异常冷静，当即批示道：此事不许声张，我去请示主席。”林彪说完，径向毛主席的办公室走去，毛泽东听了林彪的汇报，先是愕然，然后挥手下令：“这还了得，全部给我抓起来!”[7](PP465-466)

　　后面事情的发展，正如上述的一样，许世友等被抓了起来，并受到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并被判处一年徒刑。

　　第二，书中作者认为：毛泽东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最终陆续开释了被拘留的许世友和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样抗大作为有问题干部的审查和收容中心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这个观点明显是站不住脚的，这与叙述许世友出走的原因相冲突，他们出走因不堪忍受株连，理论上讲就是批判张国焘分裂党错误的扩大化，冲击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与战士，逼出了这次出走事件。毛泽东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立即着手纠正反对国焘路线中扩大化问题，决定只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判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批判下面的战士。

　　为了解决此事，毛泽东先是去看望许世友，但是许世友此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先是对毛泽东的道歉置之不理，进而想拳打毛泽东，被警卫制服。对于此次拳打事件，有关部门判处许世友死刑，许世友请求死前见毛泽东一面，在经过毛泽东批准后，许世友带枪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先是指出批判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错误，并指出四方面的广大干部战士不能为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最后毛泽东指出当前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并派许世友派到山东打日本，经过此次谈话，许世友对毛泽东忠贞不二。[7](PP470-477)许世友出狱后，逢人就讲，毛泽东救了我，在延安坐了一年牢，胜过上三年大学。

　　第三，许多人以为事情到此结束，其实并没有结束，症结在于许世友和告密的王建安的关系僵化，两人多年的老交情戛然而止。抗战爆发后，两人都到了山东，许世友在胶东，王建安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可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扬的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误会，许世友都没有理睬他。

　　毛泽东对事情的发展一清二楚，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影响工作，因此决定让他们消除隔阂。在1948年8月，中央决定攻打济南后，毛泽东启用许世友与王建安，让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消除隔阂，在毛泽东的撮合下，两人再次联手，八天就拿下了济南，活捉了王耀武。

　　第四，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

　　第十五章第三节：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领确实有所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斗争的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并不时就某些涉及全党的重大战略问题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建读，颇有军人政治家的风采。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就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及根据地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1943年2月8日，彭德怀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认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束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在返回延安后，彭德怀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延安对这方面还欠明确方向，并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凡此种种，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德怀的这些言行足以说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权之念，已对毛构成了压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电示彭德怀，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批评彭的讲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毛且将彭德怀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转贾拓夫、高岗、贺龙、陈云讨论，结果是，实行彭文方针似不可能，此文最后也未能正式发表。[1](PP377-378)

　　作者认为彭德怀的各种意见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德怀的这些言行足以说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权之念，已对毛构成了压迫，这种观点片面的夸大了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分歧，没有写二者良好合作的一面，其实，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很多意见很重视，例如： 1937 年12月,彭老总从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每斤八九分钱，1 元钱足可购得12 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老总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老总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 余万元收购粮棉。其后，他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持久。[8](PP272-273)

　　彭德怀的军事参谋王亚志回忆：1948年2月，彭老总率领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关中，在延川住了两天。他派秘书调查街上的小商小贩。根据调查结果，2 月14 日， 他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说现在延川很萧条，纳税商户只有13 家，且没有一家雇人的， 都是小本经营，枣子、馒头、针线、火柴、土布、棉布之类的。一年实际上总共只收到9 石细粮的税。彭老总建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活跃经济。

　　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非常重视，明确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 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当时解放区人口1.6 亿，县以上城市482 座，其中包括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和河北的石家庄。可以说，毛泽东接受彭老总的建议，活跃了城乡经济，使1.6 亿人得到了好处。[9]

　　参考文献：

　　[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2] 程中原.张闻天传[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3] 佟静.历史转折中的张闻天[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5] 王树增.长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年谱：下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7] 陈廷一.许世友外传[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8]《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 王焰等主编.彭德怀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9] 王亚志.军事家彭德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J].领导文萃，2010，(12).

　　作者简介： 王广峰，男，1985年生，山东枣庄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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