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 毕汝协和他的《九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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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如何来想他！
——毕汝协和他的《九级浪》
　
刘自立

　　春日一晚，忽接到从纽约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一报大名，虽说不是雷轰耳
际，也是电闪远方——“我是毕汝协……”啊！是他，那个在文革的红色年月里
写灰色小说《九级浪》的毕汝协！是他，这个少年时代前中宣部大院的邻居，而
且是同住在大院最北端的新北楼。新北楼是中宣部大院最北端的一座新楼。老北
楼（也叫幼儿园楼）则与它一墙之隔，不过墙上早已开了一扇大门，造成新旧合
一的局面。

　　这个大院本是旧北大红楼向北的延伸。那里环境幽静，是因为得益于毗邻的
景山和故宫。景山自然是四季常绿，郁郁葱葱；而故宫的历史氤氲则百年不散；
一个“静”字悬挂在皇城的上空。那是北京几乎唯一保留下来的故都景致。大院
在山和宫的东侧，故安静的氛围有染于此。但是其实所谓的安静，正好是一个阴
森的所在。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里早已静悄悄地发生了许多人亡故去的悲剧，
只是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北大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上，五十年代就已立起一座办
公大楼。文革一起，有造反派来批判周扬破坏了民主广场，他们闹轰轰干了一场，
但也未果而终。因为这里的一切，其实是和毛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五十年
代中，他老人家在院子里的教育楼，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而
对于我们小孩子，教育楼则是经常放映外国电影也就是所谓内部电影的地方。也
许，人们对于这样的文化现象更感好奇。有时侯，小孩子会扒着窗户往里看。

　　到了文革，中宣部人鬼混杂，名声大振，一句“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使得这个所谓的“阎王店”声名远播。那里的幼儿园楼里，居然住着类如戚本禹，
林杰，阮铭之流当时的政治明星。晚些时侯还有金敬迈可能也住了进来。他好像
是住进了新北楼的。不过，金先生和阮先生是后来转变成为反对左派而主张自由
的那一类人；而他们反对的立场又有所不同。我印象最深的，是见过阮铭，围着
一条类似五四时代的学生们围的那种围巾，在院子里轩然而过。但是他和他的老
婆批判四条汉子的文章里却说，是田汉们，四条汉子们，在当时的文坛上很是轩
然，他们居然反对鲁夫子，等等。

　　而在中学生里，也分成了造反和保守两派，只是泾渭并不分明。我们这个门
洞里的孩子组织了一个造反小组，是反对自己的黑帮老子的。虽然这样的反对其
实无根无缘，所以很快就停下来了。

　　这个造反小组当时还“接见”了受压绝食的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还与老蒯调
侃二，三……。他们通过林杰将老蒯的处境反映到了上面。于是有了周恩来后来
冒雨到清华为蒯平反之举。蒯大夫风云叱咤的日子没有多长。刘少奇一经打倒，
文革红潮很快从高落低。毛主席让蒯大富和进驻清华的工宣队合作，否则就通通
当做土匪消灭之的事情，说明了毛的政治伎俩的转变。老蒯们可以泪眼滂沱，但
是“天命”若违，就是自取灭亡。记得那时候清华校园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卧薪尝胆，自强不息”……这样的大字报，盖满校园。

　　老大哥既然已经失宠，小弟弟也无幸免。中学里的保守派在文革后期，许多
人成为逍遥派；而逍遥派中，又有一些人发展成为漂派。漂派在北京城里拉帮结
伙，各立山头，或者以什么大院为名，如海军大院，公安部大院；或者以个人为
名，如什么小点，王五，木头六。他们争风吃醋，武人也相轻。于是，一日，这
样的内斗不请自来，破门而入了。毕汝协携带他的一个姓杨的伙伴来我家寻衅，
而与我和我的弟弟刘双发生了一场喉舌和肢体战。

　　他在那次电话里说，“……不好意思，那时候还到你家里打架，呵呵……”

　　“那都是小孩的胡闹。”我答。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的服饰文化。首先，文革是一种文化现象自勿多言，
如纳粹也是一种文化。这样的文化下面，有此大文化之子部，涉及衣食住行，歌
舞绘画……那时的阶层划分有人说是有了新阶级，有了特权阶层，但是官方是否
认的。否认是可以的，在实际生活中，阶层之显，还是很明确的。所谓的北京
“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纠”——一些官老爷子弟的红卫兵组
织——他们的服饰，就和老百姓的子弟不同。大致说来，他们常穿着父母的将校
呢军服，脚蹬将校靴，浮世而过，颇有一点天不亡我，“相信未来”的气度。比
较文雅而内敛一些的，则要在呢服外面套一见外套，或蓝色，或黄色。我记得毕
是属于后者。他身着一件黑呢大衣，内装，就是我所谓的有外套者。端庄的一张
脸，白晰晰的。垫肩很平整。到底是文人子弟，和军队大院里纯粹的痞子有些不
同。

　　“你当时说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你引用一个现代派作家的话说，‘你们
说的话就像是嚼树皮……'。”

　　因为打架的两方面其实是势均力敌的，所以就发展成为口水战。

　　我大笑，“我可是记不起来了。”

　　其实，我还是记得一些。我记得，毕鄙斥我说那样的话和自己的地位，身份
不合，云云。那次不欢而散，离中学生被驱赶和流放之结局已经不远。一种普遍
的大消沉，开始在北京城的街头巷尾，大院小楼里弥散开来。

　　我想，毕是一边过着他的风流倜傥的生活，一边构思他的对于这类生活的记
录和创造吧！于是他的消沉，变为一种有着积极自由意义上的消沉——准确说，
是一种积极的消极自由——如果可以这样附会的话。而《九级浪》——估计是在
１９６８年末１９６９年初写就——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心境中悄然诞生的。
他以一反常态的写作方式及其主题，以正面接触小人物的笔法，以消解文革“高，
大，全”的庸俗英雄主义之精神为自觉或不自觉之主题，甚至以反道德的激烈诉
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福柯语），以张扬性的自由和美，来反映和
塑造文革中特定阶层的子弟们的准浪漫主义生活。这个浪漫主义是对正宗浪漫主
义的反驳，是嬉皮士和雅皮士生活风格在我们这里的最初的呈现，自无疑问。其
挑战主流意识形的异见形象，因此一举而被历史被推到了前台。一时间，“毕汝
协”和《九级浪》，成为那时最有趣的符号之一，被人们争相传告。

　　时隔三十年的今天，坊间提到他和他的书的文章开始面世，虽然还是极为罕
见；但是作为一个邻居的我发言，来谈我的邻居，还是首次。十年前，我在《今
天》杂志上发表过提起他来我家打架事的实录短篇小说《编年史的角落》；前几
年，又在为《中华读书报》所撰《一代人的爱伦堡》一文中提到他和《九级浪》；
直到前几天接到他亲自打电话后，更觉得有必要再写一文以尽其详。当然了，解
读《九级浪》的全部精神本质和精神内涵，非我一人可以囊括，还应有许多有志
于此者加入进来，方可展现那个时代的非官方文学的真谛。

　　有趣的是，我在七十年代中叶，也开始写作一些小说，也写一种所谓的非主
流文本。如我在七十年代末，在油印本《今天》上发表的几个小说（当然还应该
包括那些未发表的文本）。专文对《九级浪》加以介绍和分析，非本文宗旨。但
是简单而言，追寻毕的思路，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很有必要。

　　我在电话中就单刀直入地问他，他写小说受哪些中外作家的影响。他说，“
我还是保守的。主要还是受鲁迅，契诃夫和萧洛霍夫的影响。”

　　“现代派和后现代对大陆作家很有影响，你对之如何看？”

　　“我很少看这样的书籍。”

　　是的，我在他前几年在谢泳主编的《黄河》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知悉，毕先生
是手捧一本《史记》或《后汉书》，面对他所居住的纽约的高楼大厦而读之悠然。
是的，说他完全生活在以往，可能至少有一半是准确的；同理，说他在英文世界
有一半的关注是中国字和中国的文章，也是准确的。

　　我还记得，他在那篇文章里说，如果将文革比喻成为一条大船如泰坦尼克号，
他的沉没只是时间问题的话，那么，人们以各种方式逃生是必然的。毕说，有人
是乘快艇逃的，有人是游泳逃的，而我，是抱着一个尿桶逃的。话中的幽默依然
故我，是灰色的，不是红色的。

　　他告诉我，“我正在完成一部四十万字的小说。是我用来压棺材底儿的。还
有就是，我有一部电影脚本已经完成。看看哪里可以用……”

　　没有几天，他又寄来了他写的一些文章和一张近照。从照片观察，今日之毕
汝协已经不是昨日之毕汝协，城府已深的他，唯有一双眼睛，精神质地依然坚实，
触之可感！和我印象中的翩翩少年，衣装笔挺，当然是判若两人了。他的身边有
一男童。正如他在电话中说，“我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再读他的十几篇短文，
今日之他的本真款款近我而来。原来，他的儿子是他和他的露水夫人所有。昔日
的他是一个他自称的“美男子”。上得他的床榻的女子可有百名——这是他一点
也不回避的。他只是为有了一个和昔日之他一样相貌堂堂的男孩而骄傲。他告诉
他的儿子——那篇文章是以父子通函的方式写就——希望他的儿子原谅一个昔日
玩世不恭的，“问心有愧”的父亲。

　　他写道：“孩子，我要告诉你，当年，你的父亲是北京城里有名的花花公子
……其时正逢文革乱世，一夕数惊，了无生趣，你父仪表出众，颇得异性青睐。
于是乎，我一头载进了温柔乡，以此逃避文革风暴带来的痛苦。我变得玩世不恭，
喜怒无常。许许多多女子在我身边勾留片刻之后离去。京华地面上被我用体温捂
暖的香榻何止百处！

　　“你的母亲便是这情人系列中的一位……

　　“爱儿，我对你的出生未负责，然而我却要对你的成长倾注心血；毕竟，人
生是一个漫漫长路。

　　“……希望你勿蹈父亲之覆辙……”

　　其坦白，坦诚和率真实属罕见，很有忏悔录中卢梭的游魂影幻（一个值得一
提的细节是，他在海外发表此文时用的化名。今天，他托我在内地酌处发表，是
用了真名实姓的）。

　　然而他又说，对于他在文革中的选择，他是至今无悔的。于是，毕就有了时
下中国人经常讨论的悔与不悔两种反思俱在的矛盾心理。

　　此外，他还寄来一些较为可读的文章。文中时时流露他看过的古籍文字的踪
影和痕迹。看了这些文字，我尤感突出的是，时空逆转，似可成现实。历史感和
未来感，从未像今天一样得以融合化解。虽然《九级浪》的作者和文革中所有的
中国人一样不能避开恐惧，但是从他的共时性人生看，一个人通过文字，是可以
在时空隧道中自由穿行的。只是不知道他人在纽约，对于美国的文化抱有什么看
法。许多在美国的朋友在京时，多是接触过外国文学而口必称纳博科夫的。老纳
和毕的可变性是否存在，就要看毕的文化全球化在其新著中表现出来的功夫了。
这当然是说笑话！

　　我们现在将文革研究专家杨健的有关文字录入于兹，以便读者知《九级浪》
之一二，它大概有十万字的篇幅：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
上看书绘画，每日百般无聊，象十九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
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
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
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
——司马丽—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
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
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它的男性后面，玩弄
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的‘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
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
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
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
草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
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两人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
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惶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
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工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
撕破，—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
画老师的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
茫大海，乌云密布，九级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的场面。小说中教师
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叛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
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闲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得够九级了。在小说结尾，
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
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
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
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
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它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
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待，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从杨健的叙说来看，书如其人的答案还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九级浪》的写作给我们今天的读者一个今天的结论，他不同于昨天的读者
给他的结论。这是因为，昨天的读者，主要是想逃避在作者营造的回避文革的人
性本能之中；而今天的读者——遗憾的是他们至今未见其残缺本的出版——则可
能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诠释所谓的灰色文本的含义，因为在那个时代敢于用灰色
为文是灰色中人的一种勇气，他比红色中人歌咏红色，不知道要强多少。此其一。

　　二是，因为在红色的年代，要杜绝红色是很困难的。我们看到过在红色中歌
咏红色，也歌咏灰色的人。那已经是真实的模糊影像了。而此书出世之涵义我看
正在于此。文革后期，北京的中学生——一些前红卫兵，大都变成了所谓的漂派
即逍遥派，他们在城市里到处闲逛，打架斗殴，拍婆子（女孩子），用这种种不
同于造反（造反包括思维上的反叛，也包括嗜血成性，无恶不作！）和批判的青
春方程式，来解释他们的内心苦闷。但是过这样的生活是一回事，过这样的生活
而且要反思之，记录之，评判之，则是另一回事情了。后者当然是一个高手。毕
汝协可以称做这样的高手。他颇有一点身在庐山而见其真面目的才能，当然是不
可多得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当时完全或者一部分脱离和排斥意识形态主流的
思维而另起炉灶者，是那个时代之翘楚，也就是今天所谓具有独立之精神者。这
样的独立人士，和那些感觉上有些独立——如反对文艺的一统天下而喊出一点“
烟，酒，女人”——而思想上并不独立，而要继续相信红卫兵的未来的诗人，有
着质地上的区别。重复而言，毕的反叛比较纯粹，是因为他在摒斥红色主流方面
做到了，或者说几乎做到了另起炉灶。虽然二者写作的时间大概前后相差无几。

　　第三点，这也是所谓“玩主文学”的始做俑者给我们的一点启发。毕在纽约
好像是写过一部《纽约玩主》。只是我未得见之。玩主的含义每每参差不齐，十
分不同。旧中国上海的十里洋场和北平的八大胡同，是有玩主出入其间的。新中
国有没有玩主，尚无可考之处。人祸天灾，是中国人渡过二十世纪中期的几乎全
部生活情景。文革中又有谁有资格，有雅兴，有钱，来玩呢！我见过一个当时的
纨绔，在街上巧遇其家里长辈。那老太从汽车里钻出来，当即给那个子弟百元大
钞。那时候这样阔气的，怕是绝无仅有吧！玩的特权，只是蕴藏在那个阶层子弟
们的手上。他们觉得文革的极端主义也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要用玩一下
来“解构”之。她们一群狗男女或密藏于公寓，或邀集于公园，什么莫斯科餐厅，
什么北海的冰场，都留下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玩”，是文革中独特的现象，和
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干系。将这个场面记录在案，恐怕还是有助于分析中国社
会个阶级在那时的各自的地位的。

　　而干部子弟以“玩”来发泄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这和
西方的“玩”——那种商业行为——以及和西方文化，文学中的悲观主义和黑色
幽默等现代主义，还是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定位《九级浪》，又是一件颇为困
难的文本分析工作。漂派之外，当时，北京的中学生里，已经出现了一批号称关
心国家大事的读书人士。他们接触到的书籍，有许多是所谓封资修读物。其中就
有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名著，如《解冻》，《人·岁月·生活》；他的《九级浪》，
也已经登堂入室。当然，爱氏的《九级浪》并无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浪”的含义。
确切而言，爱伦堡也是一个两面人。他是一方面对西方的文化推崇备至，另一方
面，则为苏联政权大骂英、美帝国主义。他的政论影响了我们的父辈；而他的
《人》等书籍又影响了我们。至于毕是否看过爱的《九级浪》，而后再写他的
《九级浪》，还有待考证。如果说爱伦堡的一部《解冻》，确实起到了解冻苏联
文化僵土之作用的话，那么，毕的《九级浪》，可以说，是文革中间的第一次春
潮。虽然《九级浪》的命运仍然逃不出所谓“中国无大师”的结论。因为毕在那
以后的“机会主义”（他本人是同意我的这样的戏说的！）表现，如他写作批林
批孔和批水浒的剧本，说明了那时候的青年写手的政治和思想局限性。固然，他
的这两个手稿未得在当时发表。这倒是给了《九级浪》一个清白。

　　毕汝协的写作在那时候“理”所当然地受到威胁。他的手抄本究竟有多少人
读过，本无可考证。但是首先是他本人，已经感到大祸将至。他将书稿匆匆忙忙
地掩埋在颐和园环水的一座孤岛。他是和他的女友冒着严寒淌水至岛，将其书稿
埋在岛上的，认为入土可安。但是土地有时也会开玩笑。等形势稍微宽松一点，
他将其破土而出的时候，手稿已被腐蚀，残缺不全了。毕对颐和园似乎别有情衷。
他在给我寄来的一篇小文章里，还提起他所说的“悲惨世界”的故事。因为他居
然在文革的颐和园里，贴了一个声称这个世界是“悲惨世界”，而他，是一个“
不幸者”的留言。之后，他就独上孤舟，荡浆于水面了。这时，他看见警察跑去
抹掉了他的“反标”。他觉得很后怕……颐和园如今已经远去了。我们如何定义
颐和园和纽约时代广场的关系，遂成为漂浮在我们和毕先生面前的一个既老又新
的话题了。所幸我还是看到了他的不多的一些政论文章。虽然不敢苟同其见，但
是他在思考这类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了。比如说，他就写了他对于９１１事件的看
法，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认为美国的制度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诸如此类的小故事还有许多。

　　时隔三十年后，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广告天下，声称：如果有哪位人士存有此
著原稿，他乐意用高价收购之。作为他的一个邻居，我帮助他在一些著名的网站
上贴出了这个告示。但是迄今无人响应。他们是否对《九级浪》感兴趣呢？

　　他们是否还记得毕先生这个人呢？

　　他们看到我上述所言，又会做何观感呢？

　　而对于我来说，有一句老话改一改，就成了今天的思念和思考——教我如何
来想他！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sp.php3?tkey=105124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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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83964/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文革运动中的过来人，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司局级干部，他的小说《九级浪》与佚名作者创作的《逃亡》等手抄本奠定了文革中"地下文学"的基石。《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份量和历史跨度已基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文革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人。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象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高干子弟经常出入的地方--象"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可是《九级浪》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文革后作者生拉硬扯的矫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出作者在浓厚西方文学侵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般无聊，象十九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它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的"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草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两人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惶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工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的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九级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的场面。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叛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闲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的够九级了。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烫的烟头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它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待，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小说的真实表示异意。《九级浪》实际上是走在"生活"前面的，有预见性的一部作品。《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用一种犀利和简截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最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内心世界，茫茫大海在九级狂浪滔天中，险境环生，她绝望挣扎，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人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四人帮"文化专治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赞誉"。在文革期间再也没有其它小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不迫。在涉及性事上语言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后的轻松。这是一种心碎后无情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这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卷缩成团，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这几名知青被冻僵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不返。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有扒客车被关押的。在内蒙兵团有的知青因拦截汽车，欧斗司机致死，自己也被判刑。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的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背弃了《创业史》和散文集．《雪浪花》这样一些假现实主义和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一批作品，拾起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无畏的抉择和开拓。

摘自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杨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