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潘复生晚年一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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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复生晚年一席谈

赵宗礼

　　32年前，潘复生在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接受“监护审查”期间，现《南阳日报》社印刷厂厂长陈连兴(现年60岁)，有幸拜访了他，并与其畅谈。陈连兴通过仔细认真回忆告诉我，这位曾当了多年河南和黑龙江两个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的潘复生，晚年的日子竟十分悲凉，当时充满着无限感慨、无奈、忧怨和悲伤。因为潘复生在河南60岁以上的老人们的心目中公认为“河南最好的省委书记”，一直受到河南人民的怀念和尊敬，所以才促成了此“访谈篇”的产生。
　　1978年隆冬，时为济南军区陆军78师某部正连职干部的陈连兴，奉命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亚麻纺织厂，协调师营房科一位姓牛的军转干部的安置问题，住进了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闲聊中获悉“文革”中因支持“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的潘复生，就住在本楼二或三楼的一个小套间里，接受着组织上的“监护审查”，由6位着便装人员轮流看管着。陈连兴8岁时正赶上河南省委掀起的“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潘复生、扬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群众运动”，潘复生在当时的河南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只是“大批”却把“潘复生批香”了，孩提时代的陈连兴就从父辈那里知道，潘复生才真正是建国后最好的一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合作化运动高潮时的“反冒进”，搞“大社化小社”、“主张退社自由”、“牲畜分槽喂养”、“增加自留地”等“求是”举措，把当时正刮起的“左倾冒进”、“左倾蛮干”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批潘”以后河南出现了大饥荒，其间陈连兴亲眼目睹了“左”祸给家乡人民造成的饿殍遍野惨状，陈连兴自己也差点儿饿死。孩提和青少年时期的陈连兴听到父老乡亲们经常念叨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潘复生还是咱们省委第一书记的话，不至于饿到那种“人吃人”的程度。河南老一代人对潘复生的怀念和尊重是一致的，是发自内心的。陈连兴希望目睹一下潘复生这位高干的风采，更想和他攀谈一阵子，以便有朝一日回家乡时向父老乡亲们炫耀此事。在几句美言征得看管的同意后，陈连兴便来到潘复生住处，见到了时年已70岁的潘复生。当陈连兴向他自报家门，作了一番简要介绍，特别是表达了自小对潘复生的敬重之情后，这位当时虽然政治上已经潦倒，但依然是6级干部的潘复生，竞与正连职小军官一见如故似地畅谈起来。
　　潘复生说，我坐国民党监狱时，对自己为什么坐监，为什么遭受酷刑心如明镜。可解放后在组织领导河南、黑龙江两省政治运动和经济建工作中，一会儿说我“右”了，一会儿又说我“左”了，始终弄不明白。1958年7月河南批我时说我“散布阶段斗争熄灭论”呀，“生产悲观论”呀，“包庇右派，破坏反右斗争”呀!还有什么在合作化问题的“反冒进”、“大社化小社”、“牲口分槽”喂养什么的，依我看是我一心想把河南各项工作搞好必须要说的话，要办的事。譬如当时河南省委常委会中的多数人，为了从农民口粮中多挤出一部分粮食充当征购任务，竟提出了3斤鲜红薯即可折合成1斤原粮(当时粮食卖给国家，留给农民的口粮是红薯)。而我和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竭力反对，我俩坚持认为5斤鲜红薯才能折合成1斤原粮。可是这件事后来就成了吴芝圃等人说我们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只顾农民群众，不顾国家利益，犯了“右倾错误”的一大罪状。说实在的，我在河南工作期间，在粮食问题上可能就有点“保守”。这是因为，当时的河南确实地瘠民贫，生产条件低下，连年受灾，征购任务却很繁重，以至于缺粮情况相当严重。我记得可能是1957年春上吧，为解决河南的粮荒问题，我年初就派人调查摸底，及早动手向粮食部写报告，国家才从湖北等省调来大量的粮食，及时预防和避免了大面积的饥荒。如果当时就全部按有的人“左”的那一套搞法，说不定 1957年春就出大问题，更不用说1958年夏、秋两季的大丰收了。可是当时连中央也说我“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批斗一阵子后撤职不说，还下放到西华农场劳动改造达三年半之久。
　　潘复生说，1966年元月中央派我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我整天想着一定要谨记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了，一定要紧跟毛主席。谁知这次紧跟的结果，却犯了“左”的错误。我到黑龙江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曾有一大阵子“造反派”把我当“走资派”批斗，每次遭批斗都是戴高帽子、打花脸受尽折磨。挨斗之后，我都是把高帽子一摘，花脸一洗净，又挺起腰杆千方百计去抓工作去了，总是竭尽全力想把“文革”大乱后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我当时这种积极站在群众运动前列的举动，还受到毛主席表扬呢!至于后来黑龙江省发生的两次较大的武斗事件，还有后来乱揪斗老干部的事，我应负制止不力的领导责任，但说我幕后操纵或唆使授意的，这的确是冤枉无辜。我是入党40多年的老党员，又是省委、省军区一把手，以至沈阳军区政委，无论怎么说也不会如此下作。但组织上却以这两次事件为主要罪名把我软禁起来，对我做出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多年来我一直是享受“五员”(秘书员、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保姆员)的6级高干，现在没有一员不说，还失去了人身自由。本人即是到商店买牙膏、牙刷生活必需品类的小事，也得先向看管人员提出，经批准后在有人陪同监护的情况下，才能允许前往，甚至连在院里随便散步之类的单独活动的自由都没有。不仅如此，还株连亲人一大片。清明节时，我要求回山东泰安给我老岳母扫墓，组织上给的钱只够到泰安的往返路费，想多领一点就不给，我们连花自己工资钱的自由都没有了。前不久，我老伴亡故，如今我可以说是孑然一身。我儿子从北京地质大学本科毕业后，由于我的影响，工作安排得很不理想，在广东以至于找个合适的对象都很难，已经快40岁的人了，却未能成家。据陈连兴仔细回忆，潘复生讲到老伴、儿子受株连的遭遇时，眼睛里充满着极度的无奈、感慨、忧伤和悲凉。
　　据陈连兴当时的印象，潘复生的个头大约在1 72米左右，属于中等身材，微长方形面目，只是有点消瘦，当时体重顶多在100市斤上下。他身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床上的被子好像是浅绿色的。头发花白，当以白发居多。两眼炯炯有神，看人很慈祥，谈吐举止颇有文人雅士的风度。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招待所的一个小套间里，正可谓风烛残年，形影相吊。简陋的住室里除了牙膏、牙刷、毛巾、衣服外，就是一个14寸的天津产的“北京牌”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和一套大字版的《毛泽东选集》了。由于潘复生的眼睛不好，即使看这大字号的“毛选”也得使用放大镜，所以桌子旁边还特意放置了放大镜，供他学习和写字时使用。
　　潘复生对陈连兴说，软禁以来，这套《毛泽东选集》他也不知道反复阅读了多少遍，但是越看越对自己几十年来一会儿犯“右倾”，一会犯“左倾”错误的原因越弄不明白。是毛主席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又那样说的话把我给弄糊涂了。在河南主政时对毛主席有些指示稍加迟疑和因地制宜，便说我“右”了；在黑龙江主政时唯毛主席的话是听，千方百计 “紧跟”，又说“左”了。真是“右”也不是，“左”也不是，无所适从。始终弄不明白。开饭的时候到了，陈连兴陪着潘复生一起来到了一楼餐厅，排队各打了一份水饺。当水饺打到各自的饭碗后，年纪不到30岁的陈吃着都嫌凉，而潘复生同志又端着到楼上自己的软禁室吃了。事后我问他，他说配点开水可以吃。他屋里的暖气似乎也没有陈连兴们住的标间热，是他自己不要那么热?还是别人故意使坏，不给他供那么热?陈连兴没有问，此事更增加了陈连兴对潘复生的怜悯之情。
　　根据陈连兴的回忆，当时的潘复生也是企盼中央对自己的问题早一点做出结论，尽快获得“解放”，以便能够安度晚年。他还特别提到他在河南的“难兄难弟”杨珏、王庭栋二人。他对陈连兴说，我在河南“犯右倾错误”时，杨、王他俩和我一案。文化大革命中他俩也和我一样犯了“左”的错误，可杨、王二人早获得了解放，且已恢复原职。文化大革命犯了“左”的错误的省委书记们，也都获得了“解放”，现在被“监护审查”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人了。为了获得“解放”，前段我曾把自己申辩材料托人已转到了叶帅手里，帮忙者说，叶帅也随即转给了华国锋，华主席也转到了中组部，是中组部搁了浅。(潘复生认为，很可能是时任中组部长宋任穷不同意，黑龙江省的“造反派”“文革”时整宋任穷等人整得很厉害，宋任穷可能误认为是潘复生幕后唆使。这或许只是潘复生个人的乱加猜揣?或许事出有因?或许确有此事?对此这里只能存疑了)。潘复生最后说，我相信组织相信党，坚信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水落石出的。
　　潘复生说的没错，1982年4月，中共中央对潘复生的政治问题做出结论，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不作组织处理。遗憾的是潘复生竞没等到这一天，1980年4月潘复生病故。
　　
　　相关背景材料——32年前河南人反对“批潘”言论种种
　　
　　1958年7月到1959年元月间，以吴芝圃为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加批判，同时大抓“小潘杨王”。其间，仅以南阳地区为例，就有9249个说实话的公职人员，3万多平民遭到批判或斗争(1959年元月30日反右斗争总结报告表13)。然而，即使在这种高度的“言论专政”的高压之下，河南各地私下里仍是一片“拥护潘、杨、王”的正义声音。
　　南阳地委1958年9月7日给河南省委写的“我区以反潘、杨、王反动言论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称：“这次批判潘、杨、王斗争阻力确实很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在各个方面都有市场，有的人甚至公开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反对我们对潘复生等人的斗争。如南阳县就有个富裕中农说，谁想叫我说潘复生不好，除非把我杀了。泌阳县也有人说这样的话。新野县有个富裕中农串联5个乡200多个农民群众到乡政府，企图干扰，阻挠批判潘、杨、王大会的召开。据淅川县的调查统计，地富反坏分子19600多人中，因拥护潘、杨、王观点需要斗争733人；富裕中农33110人中，因拥护潘、杨、王论点需要辩论930人；145482个贫下中农社员中，因拥护潘复生论点忘本变质应辩论的641人；7959个队长以上干部中，因资本主义思想严重，拥护潘、杨、王论点，抵制党的政策的就有65人。据内乡县对1636名教师调查，有严重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应当辩论的59人，应当再划为右派的 26人。据南阳中心支行的调查，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应当斗争的6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6％。
　　1958年9月1日邓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写的“全民揭发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总结报告”说：“据对邓县二初中 26位教师的思想调查，其中有23人就赞同潘复生说法和作法。如教师李天道说：‘合作化清是逼出来的，潘复生说的没错!’据统计，全县暴露出赞同潘复生论点的有15.1万多人，共暴露出不同意见557651条”。
　　相当一些人对潘复生的一些论点，公然表示赞同。如在对待“阶级斗争熄灭论”上，有的人就是认为当前不能再抓阶级斗争。县医院老中医芦良才说： “凡是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都是一心一意地干，在革命阵营内部哪还有阶级敌人?依我看，对每个同志不管成分好坏和历史问题大小，都应该一律看待。”县工业局干部郭天信还说：“合作化后地主、富农都入社成为社员。机关通过肃反，农村经过镇反，哪里还有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谁有现行活动抓谁整谁才对。”林扒小学教师贾荣说：“土地法上有明文规定，不满18岁的儿童不能当地主看待，既然如此，为啥现在各学校还在贯彻阶级政策呢?”该校另一位教师杜显说：“去年在教师队伍中划右派是多此一举，知识分子没啥可反，过去有句俗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都是小秀才，造不了反。”王沟教师张德说：“我认为大右派是客观存在，本质决定；小右派是心直口快，是吃嘴上亏了。”在粮食问题上，大部分干部和教师更拥护潘复生的观点，认为口粮留量就是偏低、偏少，确实不够吃。教师李富堂说：“如果说粮食问题不是主要矛盾的话，为啥现在家家户户到处都在议论粮食问题呢?”桑庄教师腰保明说：“农民大干一冬，苦干一春，麦忙天吃的稀溜溜，饿的脸皮消瘦，咋干重活?”林扒教师李三刚说：“原来党宣传说，开荒三年不交粮，说是既利国又利民。现在为啥连自留地也收走了。”教师张修堂说：“‘双统’不自由，吃的稀溜溜，每人每天不顶一斤粮，食堂改成每天只两顿饭。光说粮食政策好，就是吃不饱，打死也不说好!打死也不说潘复生坏!”教师邵荣申说：“潘复生说‘双统’好像一根绳子拴在农民脖子上，这话真是不假，就是粮食指标太低，吃不饱，卡的死。”县医院干部杨荣保说：“粮食问题不能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来认识，一对比就明显发现，现在吃的粮食远不如过去。”县银行干部陈效文说：“今年夏季丰收了，可粮食留量还是那么少?拿着钱到市场上也买不到一点吃的。”
　　在对待潘复生等人提出的“大社分小社”问题上，有不少人也提出了支持潘复生的看法。县人委会吕吉乐说：“我看小农经济能促进经济发展，一家一户弟兄们多了，如果不分家都比着不干，而分家以后就立即各为其家大干了，庄稼比着种的好。农业社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潘复生的大社划小社就是能促进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县人委会干部王宗本说：“实现农业机械化没有合作化的基础我看也可以，人家美国不就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了机械化了吗?”县公安局干部王九如说：“我看小农经济就是好，要不的话，今年夏季的小麦为啥增产了?”教师李振安说：“潘复生提出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才真符合共产党说的大仁寓于礼义的说法。”教师张惠芳说：“合作化后就是不自由，人力代替大黄牛，拉犁拉耙的是剪发头，潘复生说得不错。咱们谁敢说，说了、辩论你!”张村教师江心珠说：“有史以来都是男管吃，女管穿，现在男女不分都叫下地劳动，这咋能算合作化优越吗?”
　　在增加自留地和“开放自由市场”方面，也有人表示出了对潘复生的论点的赞同。县三中教导主任李耀华说：“多分自留地，就是能刺激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要不社员们为啥不休息，没明没夜地去到自留地里干活呢?”县医院干部王荣芝说：“扩大了自留地，多打了粮食，虽说是社员个人的，但还不是我们国家的?再说了，社员们都有吃的了，也就少给国家找麻烦了。”教师赵琢义说：“潘复生叫多分自留地是关心农民的具体表现，如果说自留地不好，为啥苏联现在还有?为啥中央就没让取消呢?”不少人都认为“十项布告”、“开放自由市场”的作法符合社会主义规律，符合群众要求，是得民心之举。县医院干部王崇信说： “市场自由开放多好，到街上想吃啥买啥吃，现在啥也没有，拿着钱花不出去。”教师郭志荣说：“如果没有自由市场调剂，群众遇到天灾人祸时怎么办呢?”
　　个别人用讽刺挖苦来抵制批潘复生运动。林扒中学教师黄建训在自家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潘复生太右了，吴芝圃太左了。”门头横额是“省委失衡”。新铺完小教师杨子富说：“我原来认为共产党怪好，从对潘复生没事找事上来看，我看共产党扯淡。”保宁小学教师海光照说：“我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事物，用此一分析就把地主们分析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教师孙海周说：“合作化啥自愿不自愿?清是逼出来的，‘双统’是靠逮捕人完成任务的!”县商业局干部吕善富说：“潘复生说河南特殊就是不假，陕西省去年人均免购点500多斤，而河南仅360斤。”教师孙敬宇说：“啥合作化是条幸福路，依我看入社后是叫群众活受罪的。”
　　批判潘复生以来，邓县全县已收回自留地68928亩，耕牛2663头，驴马3006头，猪羊8886头(只)。不少富裕中农把已退出来的东西送回社里，当前，有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仍然有抵触情绪，有的人恐慌不安，怕被辩论或斗争。如构林乡富裕中农袁明堂说：“讨论时说的再好我也不相信，因为粮食不够吃是铁的事实，潘复生的话没错!”杨林乡富裕中农王风德说：“潘复生犯法，群众没犯法，为啥没收俺们的自留地?”歪子社支书赵朝文说：“牲口分槽喂养咋能算错?咱们社的牲口要不是分散分槽喂养早就死光了。”“批潘”高潮时，方城县独树公社有个农民在几个大南瓜上刻了“纪念潘复生”， “拥护潘、杨、王”等几行大字，有人借此事汇报地委、请示咋办，地委也不了了之。可见当时南阳上下明的暗的都是抵制“批判潘复生”运动的。


炎黄春秋 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