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王蒙“被右派”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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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2010年第47期 作者：李洁非 原题为：王蒙“被右派”前前后后
　　
　　五十年前，《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让王蒙成为“右派”；至少，在那顶“右派”帽子里，来自这篇小说的因素占着相当的比重。1993年2月1日，《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编者问王蒙：“毛泽东保护了你，后来为什么还把你打成了右派呢？”他干脆地答以三个字——“不知道。”
　　
　　在当代文学历史上，所有遭批判的作品，唯有这篇小说所经历的过程扑朔迷离，让人如坠五里雾。它的过程相当怪异，至今解释不通，简直可以说是五十年代一桩文学“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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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于1956年5月将稿子投往《人民文学》，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很受关注，出现了各种反应。王蒙就亲自体验到一些，主要是有的工作部门“对号入座”——“‘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然而，反应虽然强烈，如果事情没有进展到下一步，大概闹不出太大动静。
　　
　　所谓下一步，是《文艺学习》的出场。
　　
　　《文艺学习》是中国作协主办的一份杂志，创刊首期发行即达十万份，最高时(应该就是发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讨论以后)逾三十万份(韦君宜《忆〈文艺学习〉》)。当时，《文艺学习》每期都能收到逾千封读者来信。从这些来信，可以看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巨大反响，赞成、指责的都有，而主要是前者。
　　
　　讨论从1956年第12期开始，连续进行了四期，前后发表文章二十五篇，各种观点都亮了出来，参与者既有文艺界人士，也有党团机关干部。
　　
　　这一来，王蒙出了大名。他在《半生多事》里以调侃语气称，那时“人们争说‘组织部’”。起初，他还比较“享受”这种状况：
　　
　　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虽然话语有点玩世不恭，略含嘲讽之意，但我还是认为一开始他对此感到高兴，是真实的。
　　
　　不过，高兴没有多久，王蒙就发觉有些异样。首先是本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完成后，上海《文汇报》已决定从1957年1月1日起连载，还预付了五百元定金。可是元旦过后，却不见踪影。其次，听到了传闻；《中国青年报》总编和副总编，悄悄找王蒙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
　　
　　更可靠的不乐观迹象，来自这场讨论的组织者韦君宜和黄秋耘。“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
　　
　　1957年2月9日，《文汇报》在它有名的文学专版《笔会》上突然登出一篇长文，这就是李希凡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文章有几点特别之处。第一，它不像《文艺学习》讨论中的批评性意见，作为正方、反方之一方出现，而是以单独占有话语空间的形式出现，因此给人的印象就不是“讨论”，而像王蒙所说，采取了“批判”的姿态。第二，提出的指控和措辞都比较严厉，认为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描写歪曲了现实，引用毛泽东论述将这种“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倾向”定义为“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王蒙说，批评者“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第三，作者身份比较特殊，他是经过红学事件被毛泽东亲手树立的“小人物”代表，三年来威望日重，所发出的声音较之于别人，尤不可等闲视之。
　　
　　2
　　
　　毛泽东第一次出面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1957年2月16日。这个重要记载，见诸郭小川日记(《郭小川全集》，第9卷)。那天，作协几个人正在周扬办公室谈话，忽然接到胡乔木电话，通知立刻去中南海颐年堂。受到召见的还有新闻、思想、社科界和团中央的领导。谈话内容“主要是对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它的批评”。
　　
　　毛泽东的介入，顿使事件提至最高规格。时隔五十多年回眸这个时刻，印象最深的在于两点。
　　
　　一是出乎所有人意料。我的意思，不是指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自关心一篇小说，或亲自过问围绕一篇小说的讨论，在这方面，根据经验是完全可能的，并没有特别意外之处。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讲的话，大大出乎人们意料。《文艺学习》编辑部从它的角度收获了巨大惊讶，韦君宜用的描写词汇是“受宠若惊”、“极度兴奋”。至于王蒙，则言简意赅讲了四个字：“形势突变。”显然，之前之后，他的处境冰火两重天。
　　
　　二是毛泽东兴致极高，三番五次就王蒙及其小说做出指示。有研究者统计，从2月至4月，毛泽东就此共有五次谈话(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如此短的时间，就同一个作家作品发表如此频密的谈话，在毛泽东一生，似乎绝无仅有。倘据此说那阵子王蒙及其小说整天盘旋在毛泽东脑际，也不算过分。这些谈话的内容，王蒙本人著作有介绍，众多相关研究文章叙引更详，到处可以看到，本文不再赘述，只从中提取三个要点。一是李希凡文章以故事发生地为北京却写了官僚主义，而挞伐王蒙；毛泽东则质问：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二是对王蒙这个人，毛泽东强调要“保护”。三是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小说原稿一事大动肝火，斥为“缺德”。毛泽东摆出的姿态，除了说正面人物王蒙没写好，总的来说是“力挺”。
　　
　　这是到1957年4月的事情，此后毛泽东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小说和它的作者王蒙。放眼全过程，他的关切，如自天降，来势猛烈，然而结束得也突然，完全是戛然而止，了无踪迹。
　　
　　报端上的情形也差不多。《人民日报》5月8~10日，连续三天刊登文学界有关《人民文学》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题的座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修改经过的详细说明等，仍是重磅登场、高调重视的态度。但是此后并未善始善终，也好像是突然就将此事放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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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说，毛泽东“力挺”之后，应该有了“定评”，这篇小说可以“翻身”——即令不是推崇备至，视之为“正面”的作品总不再成其为问题。
　　
　　奇怪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观察其过程，我们每有所感：好像一直是毛泽东推一步，有关方面和舆论工具才跟着走一步；如果毛泽东话不说到，后者就不采取主动(这跟先前酝酿“批判”时的积极主动，正好相反)；一旦毛泽东不再表示什么，他们也就按兵不动。
　　
　　在郭小川日记里，有一笔非常耐人寻味的有趣记述。2月19日他写道：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们传达主席的指示，他实已中气不足，传达得也不够鲜明有力，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
　　
　　这一段，每个字都值得好好体味。传达时，邵荃麟的犹豫以至刻意有保留，跃然纸上；虽然毛泽东在召见的时候，把话讲得很明白。“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根因即在此。然而邵荃麟为什么那样底气不足、顾虑重重呢？是他对反官僚主义有抵触吗？当然不是。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表现，是一种缩影，由此可以想见尽管毛泽东明确表了态，而下面各有关方面主管负责人内心却充满疑虑。
　　
　　这一点应该引起警觉。尽管毛泽东三番五次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了那么多撑腰的话，这篇小说的“形象”实际上一直没有彻底扭转过来。
　　
　　我们还可以观察王蒙自己的态度。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这个讲话整理之后也即建国后毛泽东最重要文章之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重要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王蒙，称此人正在被“大军围剿”，他亲自表示：“我要为王蒙解围。”(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
　　
　　虽然正式发表时，关于王蒙的段落删掉了，但当时而言这等于在全党公开为王蒙“平反”(如果说此前对小说的围剿是一桩非正式的“冤案”的话)，何况毛以后又接二连三替他说话。正常来看，王蒙腰杆应该变得很硬才是。可实际上呢？我们来看看他登在1957年5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开头这么写：
　　
　　最近一个时期，我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争论，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数都提出了正确的、有益的意见，教育了作者。我深深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作品需要批评，就像花木需要阳光雨露似的；我体会到党和同志们对于创作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与热忱保护，我要向帮助自己免于走上歧路的前辈和朋友表示同志的谢意。
　　
　　一边，会议禀承主席指示，发言者大多在数落、批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王蒙则礼让有加。可是王蒙这边，却丝毫不敢“得意”；岂但如此，事实上他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在做检讨。
　　
　　也许王蒙有意保持低调，避免给人“翘尾巴”的印象。但是，无可否认，毛泽东的一再支持，确实未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变成一篇“正面”作品。这一点，即使在王蒙本人的感觉中，也明显存在。
　　
　　我们看到，哪怕“形势”对王蒙最为有利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从旁观者到作者自己，都不敢掉以轻心，解除疑虑；除了刘绍棠、刘宾雁、邵燕祥等冲动的青年人，而他们，后来几乎全部成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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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看看，就直接过程而言，王蒙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王蒙本人的叙述，到1957年11月，他还安然无恙。那时，他的同龄人、五十年代中期另外一位青年作家风头人物刘绍棠，获赠“右派”称号已经三个月。
　　
　　他是不是心存侥幸了呢？一点也不。清查右派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58年，秦兆阳就是到翌年夏天才被定为右派的。没有在运动一开始立刻成为右派，绝不意味着已经平安脱险。而王蒙远在5月间就有了不祥之感。那时，他曾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这份文件，据说就是毛泽东5月15日起草的标志着下决心开展反右斗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王蒙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说，改为不再保护”，他说这是自己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
　　
　　真是一触即发、稍纵即逝。政治的神秘与迷人，即在于此。
　　
　　11月，他被召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可以断言，他此番回来，绝非衣锦荣归，作为党依靠的斗争力量回来，相反，是“可能的”斗争对象——至少是反右运动的一座值得勘探开采的矿藏。
　　
　　负责抓王蒙问题的，是团市委一位干部，王蒙自传称他W，黎之在《回忆与思考》中代以×××。我们除了知道这是一个三个字的名字，不知道更多。王蒙说：“他找我谈了许多次话，中心是要帮助我转变，要把我拉回来，为此，就要挖、找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
　　
　　不知道×××怎样巧妙地让王蒙产生“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这一错觉，反正，实际情形刚好相反。这背后的一幕，当时王蒙就一点也不知情了，但我们有另一个现场目击证人。黎之回忆，就王蒙问题的处理，中宣部方面倾向于不划右派，于是北京团市委来人商量：
　　
　　那次团市委来人，是在林默涵办公室谈的。
　　
　　林说我和周扬同志研究了一下，大家觉得不划王蒙右派为好。他的小说是毛主席肯定的。王蒙才二十几岁，很有才华，年轻人有缺点多帮助他。
　　
　　团委那位同志说我们不是根据这篇小说划王蒙右派的。他向党交心，交出很多错误思想，对党不满。他说他要写一系列批评老干部的小说，出一本叫“蜕化集”。
　　
　　团委的同志还说王与很多右派分子来往密切，如刘绍棠、林希翎等等。
　　
　　双方意见不一致。林说，那好吧。我向周扬同志和部里汇报一下。你们也回去研究一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来人”即×××。他在中宣部对王蒙该划右派做出的举证，就是多日来“小火慢攻，启发诱导”所下功夫的收获；听话的王蒙似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样，王蒙的右派帽子已经跑不掉了。最后的场景，我们先看王蒙自传的叙述：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戴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归纳一下，直接导致王蒙戴帽子的，是团市委(或其干部×××)；北京市委、中宣部(周扬)均无此意。“周扬拍板”，是争执一番之后，团市委方面一再坚持且拿出“铁证”情形下最终的结果。
　　
　　其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前者是指，周扬虽然事先试图保王蒙过关，最后却仍不得不“拍板”划他右派，说明团市委一方的坚持，有周扬亦难抵挡之处，使他无法“保”下去，这很发人深省。而令人震惊的事实则是，团市委的“一意孤行”说明他们早就认准王蒙应当得咎，这个认准绝非从反右以后开始，而是从“反官僚主义”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之日即已形成，换言之，不管毛泽东替小说说过什么，他们对所认准的东西可谓“不动如山”。
　　
　　本文开始时，谈到王蒙事件就像一笔糊涂账。眼下，经过梳理，事件的发展脉络大体清楚，不再是糊涂账。但是，这笔糊涂账的真正糊涂之处，其实并非事件经过，而是最高领袖毛泽东曾经力保的一个人，为何还有人“敢”把他打成右派？尤其是——正如上面强调的——从始至终很多人(远不止于团市委及×××)的内心，从来没有撤销对这篇“反官僚主义”小说的追究意识，做好了准备，随时恭候“履行职责”的时刻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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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人们近乎坚信不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应该成“问题”、迟早有“问题”？
　　
　　也许大家没太在意前面王蒙提到的有人给他传话。那里面有重要的玄机：“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
　　
　　《野百合花》。
　　
　　与它相提并论，意即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性质跟《野百合花》相似。《野百合花》是怎样一篇作品呢？它写于1942年初春的延安，批评了党内特权现象。它在延安整风后成为罪恶的文章，作者王实味被长时间批斗，最后又在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莽撞地处死了。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以后，许多富于经验或者思想高度警觉的人，立刻把《野百合花》当成了它的前车之鉴。
　　
　　从结果看，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因此也证明，即便在毛泽东“力挺”王蒙的那两三个月中，他们引而不发、静观其变的态度，非常锐利。
　　
　　不过我想说，其实他们有失察的地方。他们的想法不完全对。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野百合花》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综合各种迹象，毛泽东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支持与保护，本来是认真的。1956年，毛泽东明显有一些对重大问题重新思考的表现。“双百方针”、“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鼓励“反教条主义”(包括他对姚文元的赏识，起初也是因认为姚“教条主义比较少”)……他对李希凡、马寒冰诸人“围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允许小说描写官僚主义现象；他质问，怎么没有官僚主义？换言之，他实际上想的是，官僚主义正该好好整治一下。
　　
　　他的这些新思考发展下来，直至1957年春天号召全民帮党整风。有根线索，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是一以贯之的。转向反右后，毛泽东追溯先前的部署，说那是“阳谋”。如今人多把它理解成反话。我觉得未必。因为过去的一年中，他的思路明显保持在一个方向上，他有意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无论我们对1957年的事情如何评论，它极富戏剧性是不可否认的。有不少人认为对于这种戏剧性，毛泽东是跃然其上的。我认为这么看失诸夸张，隐然构成另一种神化。综合客观各种因素，我主张，毛泽东原来真心要搞改革(当时用词是“整风”)，但心理准备不足、误读形势，临时刹车，做出过激反弹，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时我们来看王蒙事件，这笔“糊涂账”的“糊涂”之处，其实就根植于整个国家政治从“新萌动”到“始料不及”的突变上。作为一个作家、一篇作品，虽小、不起眼，却是戏剧性的1957年的很完整的缩影。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终如深谋远虑者估计的那样，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假如事实证明这种估计错了，中国无疑就迎来光明前景。不幸，他们对了。至于毛泽东，以他历来的勤读报刊，应该知道王蒙划为右派了吧；但这时，他当然不会再过问此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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