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六十年重说“汉阳一中‘反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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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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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2009年9月6日）北京气温突然下降到c18度，穿上长衣长裤都觉冷，我读初中的小侄女却穿着短裙去天安门排练，一直到下夜4点才归家。我问她冷不冷，她说，这是学校的规定，大家都这样又不是我一个人，迎接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呀！我们要接受中央领导检阅，是走在最前面的挥着鲜花的方阵。她显得兴奋、骄傲、自豪、幸福，我能说什么呢？我沉思一阵，又埋头翻阅手中一篇新来的文稿，写的是当年“汉阳一中事件”，此事件已载入《蔡甸区教育志（1980-2000年）》。作者为李升平，也是位老右难友，改正后成为本地党报的一名记者，好像有“铁杆笔头”之称。

　　汉阳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汉阳一中始创于1939年。1956年9月，改名为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1992年9月，随着汉阳县撤县改名蔡甸区，更名为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汉阳一中是老牌名校，高考上省线率一直在武汉地区名列前茅。能考上汉阳一中，说明孩子争气、有前途。但在建国初期，上纲上线的“汉阳一中事件”更使该校名扬四海。

　　“真相”记载：1957年6月12日上午，汉阳一中女教师李穗在初三（四）班上课时，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用该县当年高中只有5%的招生计划向学生敲警钟（1956年该校初中毕业生90%的升学率），触动了学生中最敏感的问题。当天下午，该校发生了部分学生为要求提高升学率而举行的罢课游行。罢课学生涌到县委会讨说法，因县领导不在，“围攻”在场批评他们的县兵役局长和一名团县委干部。13日上午，又有数百名学生列队上街游行，副校长王建国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带着部分教师跟着游行的学生做工作。学生代表到县人委会向县长提出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县长解释县里无权解决此问题，由此引发冲突。13日晚，县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一中学生罢课闹事属于“反革命事件”。14日，县委在一中召开师生会议，宣布学生闹事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公安机关随即进驻了学校。15日，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考察团，进驻汉阳一中。按照既定的性质，考察团认定“前台”闹事的是学生，幕后指挥的是教师，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斗争，要求人人交代，个个检举，收集“反革命罪证”，抓“反革命分子”。

　　于是，荒诞的戏剧性情节出现了。

　　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法”，把矛头指向时年32岁的副校长王建国。王建国于1950年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汉阳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教学工作。王的出身是富农，又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系国民党下属青年组织。考察团认定教师的问题根子在领导，首先将王建国定位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并且将凡与王在工作上稍有接触的人都列为集团成员，计有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原一中教导主任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教研组长邹振钜，初三女教师、“湖革大”同学胡斌等人。最倒霉的是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他有个爱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批斗王建国的大会上，钟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员发现，当场揭露钟在向王“使眼色”，立即隔离禁闭，继而将之列为集团“骨干分子”。

　　接下来只差“反革命背景”了。一个学生写的交代材料使考察团如获至宝。此生交代，游行时路过县文化馆，向图书管理员杨焕尧借开水喝，杨说没有开水，只有冷水；向杨要电话打（联络二、三中学生），杨称打电话应去邮电局。杨焕尧是“民盟”成员，曾按照县统战部的意见，到汉阳一中联系“民盟”的发展工作，有过发展王建国为“盟员”的意向。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他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所谓“章罗同盟”，指的是“民盟”领导人章伯钧和罗隆基组成的所谓“大右派”同盟。同时，湖北省民盟主委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考察团总算找到了一中事件的“反革命背景”，正好能配合全国揪“右派”分子的运动。

　　考察团最终的结论是：汉阳一中有一个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纠合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组织的“反革命集团”，集团“军师”是“民盟”成员、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总后台”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是此集团在汉阳一中散步反动言论、捏造升学比例、利用“学代会”煽动学生搞“大民主”，制造了这场“反革命暴乱”。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

　　9月6日，汉阳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汉阳事件”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对胡平轩、邹振钜、胡斌等9名教师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2至15年有期徒刑；将教师李穗等3人送劳动教养；给另外3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一中校长韩建勋等11名教职员和10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收到党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团籍、学籍和勒令退学。

　　事件处理后，在国内外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当时《人民日报》《教师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等报刊纷纷发表消息、社论、通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台湾当局也通过各种舆论工具进行反共宣传，并散发小册子，开追悼会，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美国的青年代表团、路透社记者、匈牙利访华团等并先后到汉阳一中访问。

　　这起在当时被“钦定”为“铁案”的事件，又是如何铁树开花、沉冤昭雪的呢？

　　“汉阳一中事件”中被判刑10年的女教师胡斌，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向有关部门写信89封，申述所定罪行与事实不符，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198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要求湖北省委牵头，对此案结果进行复查，结果报中央审批。1986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善后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为“汉阳事件”彻底平反，并认真做好了各项善后工作。

　　以上便是《教育志》中所载“汉阳一中事件”的真相。199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案（1949--1995）》一书也收录了此案，定名为“汉阳事件冤案”。

　　该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无不与当时政治风云紧密相连。因此，它的荒谬、它的草率、它的澄清，一切偶然性中便都带有了必然性，例如，汉阳一中的学生为什么会因升学率的问题而罢课？有人分析，其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已经扩大，生活资料供应被计划卡得很死，出现很多缺口和不足，群众意见不断滋长。实际生活中农民受歧视的现象也很严重。就学校招生来说，城市招生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而当时湖北省95%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武汉市和少数几个专区直属市，县以下的地区只给了5%的招生指标。该政策下达后，意味着大多数农民的孩子永无跳出“农门”之日，只能在田埂上守一辈子。绝望最容易制造冲突。

　　今天，事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当年的冤屈也早已得到昭雪，但个中人却无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且不说入那三缕被执行死刑的冤魂，就说幸存下来的女教师胡斌，时年30岁的她，由于曾是王建国在“湖革大”的同学，又是汉阳一中同事，因而受到牵连，领受10年牢狱之灾，同时受到牵连的丈夫丁希天于1959年活活饿死在牢中。三个年幼的孩子也历尽艰辛。出狱后，适逢“文革”，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地位，每逢政治运动就首当其冲，被人欺侮、唾弃。虽然在她不懈努力之下，最终如愿以偿，得以翻案，但回顾蒙冤几十年的艰难历程时，她沉痛地写道：“噩梦历尽终身毁，盛世复始黄昏至。”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唏嘘不已。

　　湖北当阳一中特级教师、长坂坡诗联社社长陈荣权先生也是此事件的当事人、受害者。陈荣权先生是武汉市蔡甸区人。1956年被保送进汉阳一中。1957年6月，以副班长身份带领全班同学参加学校罢课，1959年作为犯有大错误而能改过的典型录取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63年分配到鄂西小镇教书。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流放林场劳动达11年之久。初中的语文老师汪振亮先生。汪先生当时也是参与事件的学生，也遭受了牢狱之灾，破家之苦，虽说最终得以平反，青春年华，却如何能弥补？不仅青春年华失去，这些受害人却得国家分文的赔偿，事情就以“平反”二字划上了句是，我想谁能平？谁又能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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