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恳：四川“文革”的一段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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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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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1967年5月中央颁布的《红十条》，这是当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那时，我正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分工负责编辑西南地区的内参稿件，因而有机会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有关会议，对当时的一些实情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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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突破口”的由来

1967年初“天府之国”的省会成都，两大派群众组织正处于一革一保互相争斗的炽热状态：坚决拥护西南局和省委领导，认为大方向正确的群众组织“产业军”，正处于优势的地位；而坚决向西南局和省委领导造反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简称为“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简称为“8.26”），经过“二月镇反”，许多头目被关押，下属组织纷纷瓦解，则处于不利的逆境。依照当时的看法，那时是当权者大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造反派遭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在此情况下，“兵团”和“8.26”的人员纷纷前往北京告状、申诉，求援的信件也不断寄往北京。原四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和其妻子、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也在这时前往北京。他们带领当年同受“株连”的地、局级干部，住宿在北京某高校内，不断向“中央文革”递送信件和材料，要求为当年的“冤案”平反，认为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与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就是四川和宜宾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月下旬的一天，记者站编辑组突然收到一封由“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用铅笔批示“摘登简报”的群众来信，交给我处理。那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向党中央领导呈报“文革”情况的刊物，主要是两种：一是《快报》，一事一报，以动态为主，每天有多少就出多少期；二是《文化革命简报》，内容较为集中，文字较长，反映时间性不很强的问题。这封群众来信有几千字，以谈问题为主，历史跨度较长。我细看这封来信，抬头写的是“王力同志并转中央文革”，落款署名是“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时间为“1967年3月16日”。该函从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开始，写至“文化大革命”，叙说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原宜宾地委副书记）、郭（林川，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及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之间的所谓五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纵观全文，“反复辟”是主调，也指责李井泉与牟海秀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党内走资派”。刘、张、王、郭是何许人也？从第一线记者到记者站的编辑部，对此都很陌生。但此件是王力亲笔批示摘登简报的，我仔细看过后，便着手摘编，经反复推敲后，以《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扑残酷镇压革命派》为题，刊登在1967年3月26日红头大字的《文化革命简报》435期上，分别呈送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以及有关中央领导部门。毛主席在第二天深夜，批示“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来京商谈”。

4月1日，四川宜宾地区的各方代表汇集北京，在人大会堂，召开了由周总理主持，康生、陈伯达、王力等参加的第一次解决宜宾地区问题的会议。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调告诉大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了一个反映宜宾问题的材料，提出要找宜宾地区的代表来北京商谈，着手解决宜宾问题，因而也就有了这次会议的召开。”第二天（4月2日），王力来到记者站，向当时抽调回京集训的部分记者讲话时，从表扬记者站所做的工作出发，谈到毛主席的批示。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反映宜宾问题的简报，批示要马上找宜宾地区的代表来北京商谈，着手解决宜宾问题。整个四川地区的问题，中央也计划从此突破来解决。”4月3日，继续在人大会堂召开由周总理主持，康生、陈伯达、王力等参加的解决宜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4月4日，中央准备为刘、张案件平反，解决四川宜宾地区问题。紧接着又通知四川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组织的各派代表，汇集北京西苑旅社，并于4月17日，在人大会堂召开由周总理主持，康生、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姚文元等参加的接见四川各方代表的会议。在这次会议前夕，王力又特地将毛主席批示的田禾的那封原信，从记者站要了回去，在上面再加批示：“全文编四川材料之一，并从此编下去。”记者站按照他的批示，又特地编印了一个左上角冠以《四川材料》的内部参阅刊物，呈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5月7日，继续由周总理主持，在人大会堂召开中央领导接见四川全体代表的会议，当众宣读中央制定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紧接着又于5月13日和16日，由中央领导在人大会堂连续两次接见重庆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组织各派的代表，解决重庆的问题（5月16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至此，整个四川地区的问题便宣告全部解决。

中央会议之后，刘、张、王、郭返回四川，宜宾地区支持刘、张、王、郭的“红旗派”便在自己主办的小报上，醒目地刊登出《“突破口”上红旗飘》的报导，以显示他们的正确。在这以后，宜宾地区两大派发生激烈武斗。“红旗派”进而喊出“保卫宜宾‘突破口’”的口号。从此“宜宾突破口”的提法就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川。

四川《红十条》的产生

《红十条》是党中央1967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的红头文件，内容为十条。公布之后，《红十条》便迅速传遍四川广大城乡。那时，随处都可见到这样醒目的大标语“坚决拥护党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谁反对《红十条》，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红十条》的产生，是与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那次会议期间，无论是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四川全体代表，或者四川各地区的代表自行召开的大小会议，基本上都是围绕以下几个主要内容进行的：一是揭发、批判所谓以李井泉为首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执行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责他们是西南和四川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揭发、批判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二月间介入支左后，将群众组织“兵团”和“8.26”打成反革命组织，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三是，揭发、批判“产业军”群众组织参与“镇反”，揪斗对立群众组织成员，把他们统称为“四川地区最大的保皇派！”

在整个会议期间，一位曾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因在支左中分管四川的“二月镇反”，使军内外的群众组织成员大量被关押，处于被告、受批判的地位。我记得4月17日人大会堂召开第一次解决四川问题的全体大会时，当这位副司令员走到中央领导同志席位旁的麦克风话筒前去回答问题时，会场上便此起彼伏地爆发出强烈地口号声。面对如此情景，他握着话筒的手发抖了，说话声音低微。待他刚一开口，会场上又有人高喊：“不许狡辩！”这时周总理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双手上下急速摆动，连声阻止大家：“请大家安静，不要打断他的发言，还是让他把话讲完！”当这位副司令员把话讲完，周总理再一次站起来说：“我们要相信解放军，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欢迎人家改正错误。一旦中央指出问题，要相信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会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的！”尽管中央领导的一再保护，在四川代表们住地的西苑旅社，这位副司令员一时成为了大小会上的批判对象，他常被许多地区群众组织的代表，“勒令”按时前去“回答问题”。

会议延至5月6日，正当人们等待中央作出决策之时，突然从四川成都传来了让人震惊的消息：成都的“兵团”和“8.26”派组织与“产业军”不断发生严重的冲突。继5月4日，成都“兵团”和“8.26”派摧垮川棉厂“产业军”重要据点后，5月6日，又联合行动，发起了对成都“产业军”组织势力最大的西郊黄田坝132厂的冲击。在此情况下，132厂的领导以保护工厂安全为由，发枪武装“产业军”，从而酿成了当日下午开枪打死数十名群众和上千人受伤的重大流血事件。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央迅速作出决定，于第二天在人大会堂宣布经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党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针对5月6日发生在132厂的流血事件，中央在决定中加写了第十条，指出：“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总理关爱，天宝获释进京

4月17日，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在人大会堂接见四川全体代表时，与会的“8.26”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发现当时担任四川省委常委的四川省副省长天宝未在座，便深感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们在赴京前，便已知道天宝在调至省里担任领导职务前，曾较长时间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作，担任过州委第一书记、康定军分区第一政委。在四川“二月镇反”期间，便被当做是造反派的“黑后台”、“现行反革命分子”投进监狱，押解至康定召开大会批斗，被监管在康定军分区。一天晚上，与会的“8.26”派的代表从住地西苑旅社要了长途电话，由成都军区转康定军分区，询问天宝同志的下落，声明要找本人前来听话。对方突然接到从北京打来电话找天宝，甚觉诧异，经请示领导之后，只简短地作了回答：“天宝尚被关押，不能前来听电话。”

“8.26”派的代表立刻找到与会代表中新华社四川分社的王记者和孙记者，向他们讲述了与康定军分区通电话的详细经过。王、孙马上以《天宝目前关押在康定》为题，写了一篇内参稿件，交给记者站住西苑旅社的记者组。这一稿件连夜被送达编辑组交给我。我在处理这篇稿件时，担心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一时弄不清天宝同志就是桑吉悦希，便特地加写了他的藏名桑吉悦希，将文章刊登在《代表动态》上。周总理看到当即作出批示：请成都军区立即派人将天宝安全护送到北京。
康定军分区在接到将天宝“护送进京”的通知后，曾猜测是要将天宝当做“要犯”押解进京。加之康定至成都，路途有三百多公里，军分区的同志担心在长途跋涉中发生意外，特意将天宝化装一番，要他戴了大口罩、一副墨镜。为确保安全，还派出武装警卫班随行，由两名身佩武器的干部带队，始终不离天宝同志的左右。从康定出发前，军分区便事先电告成都军区，订好直达北京的飞机票。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便同两名“护送”的干部，乘机直达北京。

当天宝被“护送”到北京西苑旅社时，会议的工作人员看到他衣服未换、头发未理、胡子未刮，真像一副“罪犯”的模样，便很不高兴地对两位身着军装的“护送”干部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这两位干部闪着惊异的目光问道：“还要不要我们负责看护？能不能给我们写个证明之类的东西？”中央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用了，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天宝同志安全抵达北京的消息，通过总理联络员办公室派住西苑旅社的联络员，很快报告给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在人大会堂，便立即指示将天宝送过去。在人大会堂，总理对天宝说：“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怎么能把你也打成反革命呢？”转而又以劝导的口吻说：“不过，你一定要正确对待，要谅解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赶快回到西苑旅社，换换衣服，洗洗澡，理理发。”又叮咛说：“你被抓了，现在又到了北京，家里一定很不放心，快去给你爱人打个电话，告诉她平安无事。”

听到这些话，天宝同志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后来写文回忆道：“当时，想起自己原是四川马尔康一个贫苦藏族农奴的后代，1935年，17岁时，跟随经过家乡的红军参加了革命队伍，从此才脱离了苦海，过上了真正人的生活。参加革命队伍后，曾多次聆听过周总理的亲切教诲，切身感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记得1949年4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住进了中南海。有一天，总理来到代表住地看望大家，突然在交谈中，发现我年纪轻轻的就掉了一颗牙，便关切地问道：‘你这颗牙是怎么没有了？’我回答说：‘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失掉的。’周总理立即说：‘牙都没有怎么行呢？快去镶上吧！’事后，我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心想，反正不碍大事，忙啥呢？谁料，第二天，总理却派来工作人员，陪同我去镶牙……联想这些往事，我的眼圈红润了，眼眶里盈满了即将滚落的泪水，在心底暗自说：‘总理啊！你对我的关怀，我将终生难忘。’”

刘、张夫妇一步登天

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以胜利者、当权者的姿态返回四川，一时间，他们与李井泉、牟海秀等人开展坚决斗争的“事迹”，在各种群众组织的小报上铅印成章，广为散发。宜宾地区甚至连日上演反映刘、张、王、郭路线斗争“事迹”的川剧《宜宾风云》、《金沙激浪》，还有所谓连载小说《翠屏松》，对刘、张等人都分别加以劲松、青松等雅号。刘、张夫妇对四面八方拥来的赞扬、吹捧，欣然领受，还四处接受邀请，大讲自己当年与李井泉、牟海秀等人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英雄”经历。

刘、张夫妇的崛起，也引起了同在“文革”中崛起的贵州第一把手李再含的青睐。他迅速派出记者和连环画作者，前往成都采访刘、张二人，准备在《贵州日报》上进行宣传。刘、张夫妇热情款待，亲自介绍情况，张西挺还手捧着《狱中日记》，声泪俱下地述说着自己的斗争事迹。来访者返回贵州，以最快的速度写出长篇通讯《人间正道是沧桑》在报纸上登载。刘、张夫妇看到报道异常欣喜，专门派出三名“特使”，前往贵阳登门道谢。
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刘结挺、张西挺双双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就在“九大”刚刚结束的一天下午，林彪偕同叶群来到代表团住地的京西宾馆，接见四川、云南、贵州的三省代表。林彪对在座的成员，自称是“熟人”的有张国华、梁兴初、谭甫仁、陈康、田维扬等同志，称作“不熟”的，主要就是刘结挺和张西挺。林彪指着刘、张夫妇说：“你们夫妻俩过去是受李井泉迫害的，我很同情，那时，我就想见你们。你们造李井泉的反，你们对，他们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你们。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还关起你们，也可能整死你们。”

稍停，林彪又说：“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当时的统计数），等于德国人口，比意大利多，比法国多，比西班牙多，在国内当几个小省。贵州多少人？”有人答：“近二千万。”林彪说：“相当三个贵州。从战争的观点看，我们的根据地主要在四川，云、贵、川，主要在四川。无论从东面打来，还是从西面打来，四川都是我们的后方，都是以四川为根据地。对美帝也好，对苏修也好，我们的根据地都在四川，工业、粮食都要靠四川，军事需要的东西尽量放在四川。你们要把四川工作搞好，只要四川搞好了，我们就放心了，四川搞不好，就不放心。”叶群在一旁补充说：“林副主席很关心四川，要抓好工作，不能互相撤台。”

当年能受到林彪的接见，应该说是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事件了。刘结挺争先表态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的关怀！林副主席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专门接见我们，是我们夫妻俩的荣耀，也是四川人民、西南人民的荣耀！我们一定牢记林副主席的指示，把四川工作搞好，让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放心！”

“九大”归来，刘、张夫妇已是在全川家喻户晓了。

被扼杀的正确报导

中央召开解决宜宾问题的会议期间，记者站便觉得必须立即派记者前往宜宾，及时反映情况，便通知驻点就近的四川渡口市（现为攀枝花市）的记者王、杨迅速赶赴宜宾。4月3日，中央解决宜宾问题的会议上，周总理也曾当众宣告：“四川宜宾地区的问题马上就要解决了。我们派有记者到宜宾，你们返回去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及时向他们反映。”记者赶赴宜宾与周总理的讲话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

王、杨乘火车于4月初的一天晚上到达宜宾，他们一下火车，就看见站前竖立着一排排的大字报栏，被灯光照射得如同白昼一般。急迫了解宜宾情况的心情，驱使着王、杨前去观看。一张署名“红旗派”群众组织（支持刘、张、王、郭一派的造反组织）的大字报，清楚地写明，中央已派《红旗》杂志记者杨某某、《解放军报》记者王某某，前来宜宾调查了解情况，支持革命的“红旗派”。他俩的名字，其中一人有一个“焴”字，比较生僻，但大字报上却写得丝毫不差，而且对他们谁是哪家报刊的记者也准确无误（因工作需要，当时记者站的记者都持有《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与新华社的记者证，以便根据情况需要灵活使用）。王、杨心中纳闷，他们人还没到，消息却如此准确地传播开了。但令他们担心的是，如此做法，无形之中，就会把他们推向“红旗派”一边，其后果就会不利于他们在采访中与各派群众组织的接触。

担心的事情接踵而至。他们到后的第二天，“红旗派”所属组织的人员，便蜂拥而来向他们反映情况：诉说他们如何受压制，遭到“走资派”和“红色派”（反对刘、张、王、郭的一派群众组织，也有简称为“思想兵”）的打击。这样的“包围”持续了好几天，王、杨着急了。最后，他们决定，一人“留守”，应付“包围”，另一人走出去，采访持有其他观点的群众组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4月22日的下午，一批老红军、老干部主动登门向王、杨反映情况。他们情绪激动地指着王、杨问：“你们是不是解放军？（当时王、杨都穿军装）是解放军就要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接着，这些老同志便声泪俱下地向记者述说刘、张的许多问题。有的控诉刘、张把宜宾地区专员李鹏打成“右派”，放到五粮液酒厂劳动改造，又遇三年自然灾害，李鹏病死解剖时，肚里没有见到一颗粮食，尽是酒糟；有的揭发刘结挺是如何采取手段让张西挺当选为宜宾市委书记的；有的拿出刘结挺读过的《毛选》说：“看看上面他的批语，他才是真正反对毛主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几个女老红军甚至跪下说：“你们是解放军就应该向毛主席反映这些情况!你们不反映，我们爬也要爬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还有的老红军激动地拍着胸脯说：“我敢担保，如果让刘、张、王、郭来治理宜宾，不用一年，宜宾就会真正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在这以后，王、杨除继续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之外，还专门翻阅了有关刘、张、王、郭案件的材料，与当时能找到的知情人进行交谈。越深入了解越使他们对刘、张的问题产生怀疑，内心也渐渐地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为刘、张平反是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还能不能据实反映情况，唱反调？！他们考虑再三，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身为中央派出的记者，背负着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基层真实情况的重任，应该义不容辞地能使民情上达，不管后果将会怎样，都应该将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上反映。经过反复商量，他们写出名为《刘、张何许人也？》的调查报告，迅速寄往北京。因担心在宜宾写此稿，会被群众组织发现产生意外，便由王一人返回成都撰写。王临行前，对杨说：“写这个调查报告，可能会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你再考虑一下，如愿意署名，我们就共同署名，如不愿意，我就只署自己的名字。”杨听后，语气坚定地表示没有任何异议。

《刘、张何许人也？》的调查报告，于4月底寄到北京记者站编辑部，当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还在进行之中。我看到这一稿件时，猛然一惊，仔细读过，更感到问题的严重。我拿不准是否编发，立即请示编辑组和记者站的领导。领导反复研究，并与我共同商量，一致认为，此调查报告还是不发为好，也不要向上呈送原件。这样做，为的是对处于第一线记者的保护，避免因此招来“灭顶之灾”的后果。在商量此事时，我们还联想到不久前，王、杨记者曾发回题为《中央解决宜宾问题后宜宾两派的反应》的报导。稿件的标题虽为两派的反应，但从内容上看，反对刘、张、王、郭这一派的意见较为具体，措词也较为尖锐；而对拥护刘、张、王、郭这一派的意见，却写得较少，显得气势不足。但这是一篇应该及时向上反映的报导，我看稿后，几乎没有修改就编好，打出了清样。编辑组和记者站的领导反复递送清样，难以作出是否刊登的决定。正当踌躇不定时，编辑组的领导接到电话通知，要去人大会堂参加中央领导同志的一次接见活动，站领导便决定将稿件的清样面呈王力，听取指示。深夜，编辑组的负责人从人大会堂返回，立即传达了王力的口头指示：“这个稿件根本不能登，记者的看法有问题。要告诉记者注意反映支持刘、张、王、郭这一派的情况。”随后，王力立即通过“中央文革”办事组，送来一些有关刘、张、王、郭几个主要案件的摘要，还有张西挺在北京某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的《狱中日记》等等。联系这一情况，也促使我们决定不编发《刘、张何许人也？》一稿的决定。此时，记者站的领导决定从宜宾第一线的记者中抽出王记者返回北京，了解有关情况，参加尚在北京召开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

王记者从宜宾赶回北京，当他看到调查报告既未刊登，又未呈送，不由双眉紧锁，欲言又止；而当他看到中央批示的刘、张、王、郭问题的《文化革命简报》时，更是茫然难解；再听到王力的有关指示以及送来的诸多有关刘、张、王、郭问题的材料，他哀声叹气，心底透凉了。

我很理解王记者此时的心情，便劝导他说：“事已如此，只好听其自然了，如果再坚持，只会自找苦吃，挨批犯错误。”王记者在屋里来回踱步，无奈地摊开双手对我说：“我们记者太无能为力了，今后，我恐怕难以再到宜宾去采访了！”

后派《红旗》杂志记者“失踪”

王记者是真的无法回宜宾了，便暂时留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有关会议。但这时宜宾只留杨记者一人，显然不行，便决定由成都记者组增派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采访的赵某前往。谁料，他刚出发不久，北京就接到了他在赴宜宾途中的火车上失踪的消息。

赵记者从成都赶赴宜宾，是在5月12日，刚好宜宾两派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武斗，秩序混乱。那天，他本该是下午4点多钟到达宜宾，但火车在途中一误再误，迟至晚上8点多才到。原驻宜宾的杨记者，第一次到火车站没有接到。当他第二次赶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到达十几分钟，旅客正蜂拥着走出车站。杨着急地在车站出口处等候，眼看旅客逐渐少了，直到最后一个走出，他又多等了一会儿，仍不见赵的踪影。他着急了，立即返回住地（宜宾军分区招待所），挂通长途电话向成都记者组询问，对方很明确地告诉他，赵乘坐的就是这趟火车。

杨从当天深夜等至第二天凌晨，仍然不见赵的踪影。他立即请成都记者组电话转告北京，报告赵在火车途中失踪的消息。当天，“中央文革”以办事组的名义，电话告之成都军区，请他们迅速指示宜宾军分区，马上派人找回赵记者，要求确保记者的人身安全。

根据当时宜宾地区的形势，宜宾军分区和杨记者分析，赵很可能在火车途中，被“红色派”挟持转移，因为他们急于想向记者倾诉意见，反映情况。为了以防发生意外，宜宾军分区还是迅速派出人员分赴两大派组织询问、寻找。

事情果不出所料，赵记者刚到宜宾，在站台上，就被“红色派”群众组织强行“请“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赵记者在乘火车赴宜宾途中，由于记者职业的习惯，显露出耐心倾听旅客的议论的神态，还不时询问一些问题，无意中透露出他是一名赴宜宾采访的记者。据赵事后分析，也很可能是宜宾军分区的同志，从来往电话中，得知他是乘这趟火车赶赴宜宾的，然后，向群众组织透露了这一消息。宜宾反对派群众组织，从派往火车上探听消息的人告之赵的情况后，便迅速作出决定：要将“总理派来的记者”先“请到我们这一边来，听听我们的‘呼声’，同时也向记者显示一下我们的‘势力’”。

那天，赵记者刚从车厢的踏板上走下来，就见有人很礼貌地走上前来：“同志，你是不是总理派来了解情况的记者？”赵吃惊地回答：“我是《红旗》杂志的记者，到宜宾来采访的。”

听到这话，迎上来的人高兴了。他一招手，左右立刻拥上来四五个人，抢过赵的提包，拉着他的手臂，拥着往前走。那位接他的人说：“请不要误会，我们是宜宾‘红色派’的，正想向记者反映我们的意见，请记者先到我们那里去一趟。”

赵一时摸不清底细，着急地解释：“我在成都出发时，已电话告诉宜宾军分区，有人到车站来接我，是否等我住下后再与你们约时间交谈。”

“不用担心，我们决不会伤害总理派来的记者，只是想向你反映一下我们的要求。”

他们不容赵再解释，架着他，走出车站，拥上了一辆小面包车。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载有赵的面包车却未驶向市区，而是经过市区，拐向了市郊蜿蜒盘旋的登山道。赵忐忑不安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要把我拉到哪里去？”对方语气和蔼地回答：“这是翠屏山。我们的总部翻过山就到了。”

汽车约摸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达一个尚未完工的水库工地邻近的像是一家工厂的地方，车停在一幢楼房前。车上的人对赵说：“到了，到了，这里是我们控制的地区，你尽管放心，绝对保证安全。”赵被带到二楼会议室。刚一坐下，就有人端来了洗脸水，沏上热气腾腾的香茶。赵松了一口气，他想，对方没有加害自己的意思，虽然他们的做法不妥当，但也仅仅是为了“反映意见”，于是，便温和地对他们说：“既然已经到了这里，是不是我们马上就开始谈，谈完以后，还请你们将我送到宜宾军分区。”

室内围坐着五六个人，为首的一个说：“请你不要误会，也不要着急，我们出于无奈才采取这种办法。我们是所谓的‘反红十条派’，对中央为刘、张、王、郭平反实在想不通。听说总理派来了记者，我们信得过，就想秘密地把你请到这里来谈一谈。”

听到此话，赵说：“好。我们记者有义务和责任倾听各方面反映的意见。”

接着，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记者诉说刘、张、王、郭在宜宾地区名为反复辟，实为搞复辟的“罪行”。他们说：“我们的意见，有的曾向原在宜宾采访的记者反映过，不知什么原因，中央信刘、张、王、郭的一面之词，作出了为他们平反的决定！”

听完他们的意见，赵对他们说：“作为记者，倾听你们的意见责无旁贷，但从目前情况看，我不得不向你们进一言，你们还应考虑中央作出决定的严肃性，有意见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但反映的方式也应有所讲究，注意策略和分寸……”

他们交谈至深夜，赵只好留宿在这里。直到第二天下午，宜宾军分区的同志才闻讯找到他，将他接回军分区，结束了这场“失踪”虚惊。

围绕刘、张问题两派激烈争斗

随着《红十条》的深入贯彻，成都“产业军”组织纷纷瓦解，人员也逐渐分流。自诩为革命“左派”的“兵团”和“8.26”派内部，也因为围绕对刘、张问题和对支左部队的某些做法看法不一而产生分歧。不多久，便从以成都东郊工厂为主的“兵团”派中，分化出另一大派，名为“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为“红成”）。这时，原本是“产业军”所属组织的一些群众，便纷纷倒戈加入“红成”。“红成”势力迅速增大，不到两个月，便达到了能与“兵团”和“8.26”分庭抗礼的程度。两大派观点对立，争辩激烈，以致互相抢占地盘，发展势力范围，频繁酿出以棍棒长矛，直至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武斗。从总体看，以省会为首的川西地区，保刘、张的“兵团”，“8.26”派的势力，较之对刘、张问题存有异议的“红成”派的势力要强，“红成”派处于劣势；而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情况则有些相反。

1967年7月，王力、谢富治奉命去昆明、武汉解决问题，途经成都，他们分别接见了两大派群众组织和省革委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同志。在讲话中，王力、谢富治严厉批评对“红成”派公开反对刘、张和对支左部队发生对立的某些做法，“红成”派不服，而“兵团”和“8.26”派，更趁机频频向“红成”派发起攻击。“红成”派在不利的形势下，组织了一千余人前往北京请愿，其中还“邀请”支持“红成”派的年已75岁高龄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同行。“红成”派上访代表到达北京后，被安排住宿在北京沙沟红卫兵接待站，他们强烈请求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7月中旬，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电话通知记者站，要求记者站派人一同前去听取“红成”上访代表的意见。记者站派我前往。我与总理联络员于7月19日和20日，连续两个半天，在“红成”派代表住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情绪异常激烈，声言：“成都要打仗了，快要爆炸了！我们‘红成’战士在流血牺牲，请求中央赶快救援！”其中的主要意见，就是对刘、张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强烈不满，对支左部队不能“一视同仁”也颇有微词。他们强烈要求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由于武汉突发“七·二○”事件，中央领导一直未能安排时间接见他们。“红成”派滞留北京的上访代表，于8月19日深夜，采取了惊人的行动，企图以此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晚，他们分兵一路，派出二百多人，直闯中南海西门，要求向中央陈述他们的“苦难”，与前来劝阻他们的中央警卫人员发生冲击。他们高喊：“‘红成’战士在流血！”与此同时，他们又派另一路人员，翻越中直招待所的东墙，将监护在里面的李井泉、廖志高、杨超“绑架”，声称是将“走资派揪出来批斗”，与警卫部队发生冲突。他们一面骂战士是“保皇派”，一面动手殴打警卫战士。战士崔永刚当场被打成脑震荡，送往医院治疗，还有16名战士受伤。

他们的过激行动引起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关注，指出他们的做法不对，只允许他们留下160人作为代表，等待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其余的人动员回成都。“红成”派代表照办了。总理、陈伯达、谢富治等中央领导于9月26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总理规劝他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基础上讲联合”，要“坚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他们冲击中南海、绑架省委领导人的错误也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并没有表示要追究，只要求他们做到“自己的疮疤自己揭开”，自己“承认错误”。

总理等中央领导接见了，问题并未解决。“红成”派上访代表返回成都后，随着“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的相继倒台，“红成”派与“兵团”、“8.26”派在刘、张问题上的矛盾也更为激烈，两派的武斗冲突也随之由川西发展至川东。在宜宾地区，围绕对刘、张保与革的问题的争斗，一直较之其他地区炽烈。随着王茂聚、郭林川返回宜宾掌权以后，支持派的势力猛增，反对派一时势单力薄，纷纷撤出宜宾，部分人员沿着长江东下至泸州、重庆等地，联合当地反对派的势力，与宜宾地区支持派的势力对抗。以致发展到以后，产生了王茂聚、郭林川以保卫“宜宾突破口”为名，发枪武装“民兵”，采取所谓“武装治泸”的行动，从而，使整个四川两大派的武斗愈演愈烈……

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邦”相继倒台，刘、张夫妇也随之被免除职务，接受人民的审判，从而也就结束了他们在四川地区叱咤风云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