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 全行业公私合营中经济改组的制度分析—以北京市工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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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业公私合营中经济改组的制度分析
——以北京市工业为例


杨凤城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本文以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市工业为例，考察私营工业的经济改组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经济改组虽是根本性的所有制变迁，然其产生的制度绩效并不足以支援优先发展重工业。政府的主导力贯穿于经济改组的全过程。改组的实质在于降低政府管理经济的交易成本，由此带来制度总收益的增长。
关键词：公私合营经济改组交易成本


一、问题的提出与学术检视

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历来被赋予“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内涵。也由此，社会主义改造素为学术界所关注，其中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研究尤为兴盛。与之相比，关于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同时，工商业改造的既有研究大多以政府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为叙事的终结点，缺乏对公私合营后具体改造措施即经济改组的深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的研究首先缘于此。
其次，就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已有研究而言，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分析路径或范式：一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分析逻辑或研究范式，其突出特征是秉持革命道义立场的宏大叙事；二是伴随着近年来学科融合的步伐，理论经济学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强势介入，为解读私营工商业改造带来了新的理论框架。
尊奉革命道义立场的分析逻辑或研究范式，其成果多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立足点和评述准绳，以高层政策为主线，通过宏大叙事，努力证明“三大改造”之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意义。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的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做出了“眼光向下”的尝试。如北京大学崔跃峰的博士论文《北京市私营商业与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0年代中期）》，利用地方档案，为我们展示了完整的地方性商业改造。然而在崔氏看来，北京市的商业改造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结果。这又反映出了一种程式化倾向，事实上仍未走出宏大叙事的逻辑理念。我们认为，工商业改造的研究目前多囿于单一的“运动”视角，聚焦于宏观政策演变，相对忽视技术层面的发展与变迁。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主张：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应注重“从技术角度看历史”，做深入的横向解剖。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更是一次经济运行机制的持续变革；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大潮终归是通过具体经济组织的点滴变化得以实现的。技术层面的研究亦应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从技术角度进行分析，注重从数据的历史序列中找到历史本身变迁的迹象，并通过这些“外表冷冰冰的数字”客观评述历史，这一法国年鉴学派的主张，对于我们通过注重实证材料来研究“三大改造”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工商业改造技术分析的典范当属林毅夫等人的“要素禀赋”论，即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其与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私营工商业改造加速完成的主要动因；工商业改造的完成为工业化积聚了资金等生产要素。固然，与传统中共党史的研究相比，该说为我们解析了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深层次内涵。然而，考察历史上的经济内容，除了需要精致的理论架构外，充分的史料支撑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论者沉湎于宏观数据的截取和长时段的描述，却回避了禀赋结构的地方性，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的运用不得不打折扣。
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和学术检视，我们希望能通过技术层面的分析或者说技术分析话语，来展示工商业改造中的别样内涵。当然，仅一篇论文无力表现一场根本性制度变迁的复杂面相；我们关注的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段，经济改组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本质是什么，由此来透视这场制度变迁的深层变量。
本文选取被誉为私营工商业改造领军者的北京市工业（含城市手工业）为对象，一方面展示经济改组的全过程及其特征，另一方面意图证明：经济改组带来的制度变迁收益，客观上在于政府降低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行为，虽然工商业改造主观上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考虑——后者显然需要检验。史料显示，经济改组所带来的制度绩效，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足以构成支援——至少在北京，历史情况并不如部分学者所演绎的那样。同样，我们的分析将表明，经济改组的实质在于降低政府管理经济的交易成本，而制度总收益的增长即根源于此。

二、经济改组的方式与特征

所谓经济改组，亦称生产改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情境下是指对已批准合营的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作坊进行整合，以期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从公私合营的全过程看，经济改组无疑处于关键地位。本部分在总结改组方式的基础上，检索出其中的主线——并厂，并对并厂的主要目的——推行计划管理作一阐述。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通行做法是政府一次批准、全面合营，此后再进行清产核资和改组。事实上，1956年初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政治运动只是改变了私营企业的产权属性；其内部组织和经营管理制度尽管在改造高潮到来前有过某些变革，但主体方面并未改变，只是“更换了一块牌子”而已。若要真正变私营工业为社会主义的企业，还有一段路要走，包括派干部接管这些企业，查清企业资产和利润，改变企业的劳资关系，尽快恢复生产，等等。这一切都是通过企业经济改组的方式进行的。
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经济改组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其一，服从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达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等目的；其二，改造私营工商业不合理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三，准备充分、步骤慎重。国务院决定在合营高潮6个月后启动改组。实际上，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后紧接着就进行了经济改组，完成时间大大提前。迅猛的政治运动无疑增加了经济改组的难度。领导者不得不承认：经济改组“是一件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必须慎审而又积极的进行”；“比批准合营和清产核资工作要复杂得多”。这也注定公私合营的落脚点是在经济改组上。
改组的步骤是分别行业类型顺次进行。生产所急需的行业率先进行改组。如为支援农业合作化，首先改组冶铁业。为保证提供保质保量的双轮双铧犁，北京市123个新公私合营的铁工厂于1956年1月底提前进行改组。此外为民众基本生活所需，而又不为国家重点投资的制衣、织染等行业，由于较长时期没任务或任务不足，以致长期停工半停工，也提前进行了改组。产供销已大部纳入国家计划的如橡胶、木材、水泥制品等行业，则在其后改组。大部是自产自销的，如竹藤柳草、玻璃料器等，和服务性行业的服装缝纫、木器修理等，则在最后改组。
总结起来，公私合营企业经济改组的基本方式有四种：
其一，并厂。新公私合营厂作为附属厂并入地方国营或老合营厂，或者本厂撤销，管理者和工人纳入地方国营或老合营厂。如在1955年底北京市合营的4家印染厂中，有两家因机器破旧而停止生产，将大部分工人集中在其余两家生产，一小部分职工调给地方国营厂。翌年新合营的化学制药业9个厂合并为2家制药公司，归国营北京制药厂领导。皮革业27家工厂合并为4家，由国营北京制革厂领导。此外，对有些停产半停产的新公私合营工厂，由地方国营工厂酌情吸收其职工。
其二，公私合营厂互并，成立统一的行业公司，实行专业分工。如1956年2月成立的北京市电机公司，统一负责进行电机行业的合营和改组工作，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方法，将15个新公私合营厂合并为6个厂，实行专业分工，分别生产小型开关、交电器、配电盘、电器仪表、冷热通风设备等，改变了各厂过去“小活吃不饱、大活吃不了”的现象。再如全市10户私营面粉厂及公私合营福兴面粉厂，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成立统一的“北京市公私合营面粉厂”。其章程明确规定：“本厂实行合并资金、统一管理，本厂为一个核算盈亏单位，下属厂只核算加工成本，不独立核算盈亏。生产任务统一安排。”
其三，改组为与国营工厂分工协作的加工工厂，为国营工厂制造零部件和半成品。采取这种方式改组的典型行业是针织业。公私合营染整公司从掌握产、供、销和产品质量规格入手，组织针织业770多户的协作，统一购置生产设备并作质量检测，各户只负责加工业务。这样既改变了“过街破”的产品质量，同时降低了成本，扩大了销路。
其四，原地分散生产。对暂时没有条件并厂或较长时间内也不能并厂的行业，只按生产品种和地区组织起来，成立专门机构或指定较大工厂统一管理，各厂仍然原地分散生产。如皮鞋制造业，北京市共143家皮鞋厂坊，除小部合并外，分散在115处生产，门市部和加工关系一律照旧。但各区增设皮鞋总厂，领导各厂生产，产销和经济核算则仍以原厂为主。对于带进来的个体户，不能并厂的原地生产，仍然加工订货或自销。如橡胶业，合营的72户中有43户是个体户，除有条件的并厂外，还有16户原地生产，与地方国营厂加工订货或自产自销。
如果仅仅考虑到政策的表达，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改组是多类型的、有区别的；然而细究起来，一条主线却构成了实际的操作秩序。在领导者看来，只有并厂才是根本改造私营工业的唯一途径。所谓的分散生产和原地不动，仅仅是因为并厂的条件不具备。如果考虑到不久之后整个工业生产的中央和地方国营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生产改组中的实践逻辑。若将北京市工业生产改组的统计数据作一比对的话，我们会有更直观的感受。见下表：


北京市公私合营工业经济改组情况表

改组方式		总计		已执行		有规划尚未执行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合计	户数	4627	100	3128	100	1499	100
	从业人数	48829	100	33348	100	15481	100
并入 地方国营	户数	97	2.10	86	2.75	11	0.73
	从业人数	1573	3.22	1183	3.55	390	2.52
并入老 公私合营	户数	242	5.23	209	6.68	33	2.20
	从业人数	2067	4.23	1787	5.36	280	1.81
新公私 合营互并	原户数	2924	62.19	1878	60.04	1046	69.78
	原从业人数	32384	66.32	21818	65.43	10566	68.25
	并后户数	256	—	132	—	124	—
	分厂生产数	809	—	466	—	343	—
统一管理分散生产	户数	1164	25.16	817	26.12	347	23.15
	从业人数	11899	2.43	8042	24.12	3857	24.91
原地生产	户数	200	4.32	138	4.41	62	4.14
	从业人数	906	1.86	518	1.55	388	2.51

资料来源：“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和问题”，1956年5月29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033-001-001。统计数字截至1956年5月23日，百分比为约值计算。


上表显示，并厂方式总计占到了总户数的69.52%，成为经济改组的主要方式。有规划尚未执行的部分，并厂方式也占到了72.71%。从分散生产的角度看，新公私合营厂互并的是2924户，并成256厂，平均11户并成1厂；连同统一管理分散生产的1164户及有家庭辅助劳动的个体户200户，则共计1620户，分散在2172处生产。事实上，包括个体户在内，都已不能完全自行决定生产内容和产品数量，只是在延续加工订货，更遑论公私合营户并后的工厂。对于不并厂只统一管理的工厂，其发展前途仍然是集中的并厂，根据文件要求：首先有机构和专人管起来，不能不管或完全由资本家管。其次应监督检查生产，掌握计划，调剂平衡生产任务，协助解决一些供销财务问题，但财务应由各厂独立。再次统一管理的机构不能太大，层次不要太多，否则上下不通气，管理不起作用。待组织好后，凡短期内将进行并厂的，应加强管理，在生产供销上可多管一些，以便掌握情况，为并厂打下基础。
对于原地分散生产的行业和工厂，虽有“企业改组要服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的政策考虑，但并未放任自流。除原有的加工订货外，政府相关部门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编辫子”的管理方法：“问题的重点是在编起来。原地生产的这一部分厂子，不能不管，又无力全管。由于产业的不同，除一部分研究后交区管理外，一般应先从进一步摸清生产情况、掌握计划着手；进行技术指导，协助各厂解决一些生产上的重大问题，如产供销不平衡问题，或重大技术问题，劳动调配等问题。这些厂一般不改为车间、工段或小组，仍以原名为宜，或叫分厂，在财务上也不能马上统一经济核算，应继续由各厂单独核算，以发挥各户的积极性；这些厂只有厂房等条件具备后再有计划地进行并厂。”在执行中大体有三种情况：其一，设立统一管理机构，派专人负责监督检查。如汽车零配业50户在总厂下按地区编成5个组，组下又分为2-3个小组，每组指定一个大厂负责联系了解情况。其二，部分并厂、部分不并厂的行业类型，由总厂附带管理，监督检查，掌握生产情况。如民用电器厂33户，并15户为3个车间，编18户原地生产。其三，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管理，只按产品按地区组织编成组，选出组长负责了解情况，反映问题，传达事情，如刀剪业和印刷业等。
此外，为方便管理，市政府还根据情况划拨一些行业交区管理，成为区管工厂。包括：服务性强或以修理为主或与居民关系密切的行业，如缝纫、自行车修理等行业；手工业生产为主或为家庭副业生产的黑白铁刀剪、便鞋、豆纸等行业；以及一个类型的工厂基本集中在一区，技术不统一的证章等行业。初步统计约为50余类型，1183户，从业人员8545人，除各工业局负责计划平衡、技术指导等工作外，主要由各区对这些工厂进行具体领导。
与并厂相伴随的是生产计划的推行。经济改组的领导机关认为：“为了克服混乱，搞好生产，应首先从计划着手，这是改造企业的中心环节。”计划管理的推行分为两步：首先是制定和贯彻生产计划。根据国家计划或自销情况，制定全厂及车间的年、季、月生产计划，一般包括产品品种、产量、产值、质量等主要指标。继而是推行生产作业计划。根据企业生产计划，具体规定每个生产环节（车间、工段、小组）和每个单位时间（月、旬、日）的生产任务，逐步明确产量、质量、出勤、安全等计划指标。随着计划管理的推行，相应的财务制度、人事制度、采购及销售制度建立起来。这一系列计划式制度安排保证了企业资金使用、原材料供应、产品流向等业务流程的可控化。公私合营企业完全采用国营化运作方式，经济改组最终完成。

三、经济改组的分析逻辑与绩效

以整合资源、提高社会经济水平为目标的经济改组，何以在具体操作中简化为集中并厂；并厂是否给政府带来了制度收益，或者说并厂为政府带来了什么绩效？本部分使用制度变迁理论“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作理论和实证解读。
借助于经济改组，原有的私营工业生产在国家视角中获得了合乎规范的地位。在政府看来，改组后的北京市工业，“生产规范有序，各行业有条不紊，有力地支援了我市的工业化”。似乎公私合营这场巨大的制度变迁带来的收益在于为国家的工业化的贡献。换言之，改组后的北京市工业提升了本市的要素禀赋结构。然而下文对史料的考察和分析将表明，“要素禀赋”论的分析逻辑是有缺陷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对经济改组必须有新的理论解释。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当以往的制度均衡中出现获得收益的机会，并且预期制度变迁的收益超过变迁成本时，制度变迁通常会发生。私营工业改造作为一种主动的制度变迁，其初衷当然是试图通过引进新的制度安排，改变原有的制度均衡，从而获得制度变迁收益。问题在于，在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变迁收益也好，变迁成本也罢，以谁作为主体来衡量呢？就经济改组的过程来说，私营企业主、工人和政府都是这个过程的当事人。如果以私营工商业者的个人资产为出发点，显然，经济改组使其基本上失去了个人资产（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定息收入）；如果以政府为出发点，则经济改组使其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如果以企业员工为出发点，则其获得了政治上的企业主人翁地位。任何制度变迁总是有得有失。政府作为一个经济理性的当事人，选择要不要进行变革、何种变革方案，或者接受哪种群众自发性的重组，也同样面临一个变革收益和变革成本的比较权衡问题。按照政治经济学原则，政府通常会选择出台或接受那种对其政治净收益（政治收益减政治成本）最大的方案。在1950年代的中国，这种收益就是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量，这种成本则是政府管理企业和生产的交易费用。
依照上述逻辑，我们使用下图来解释经济改组的制度内涵。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改组并厂的推进，企业规模愈大，政府领导权集中度愈高，制度变迁的绩效呈现出政府管理生产的边际成本递增、要素禀赋的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这个特点表现为边际交易成本曲线mc指向右上方，边际要素收益曲线mr指向右下方。按照政府制度收益最大化的愿望，改组发生在两条曲线的相交处。从图示可以看出，把改组不断推向前进、企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的关键，是尽可能保持要素收益不降低，也就是使边际收益曲线mr不发生向左下方的移动；与此同时，却能够让边际交易成本持续降低，在图中就是使边际成本曲线mc不断向右下方移动。




经济改组的分析逻辑图


如图所示，在o-t0这个区间，推进改组的边际要素收益大于边际交易成本，因此t0是改组完成的第一个均衡点。进一步，由于推行统一计划的需要，创造出边际交易成本曲线右移而边际要素收益曲线不变的条件，改组达到t1这个新的均衡点，并且按照相同的逻辑继而推进到t2。理想的改组效果当然是实现“帕累托改进”，实现交易成本的无限小和要素收益的无限大。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在1950年代的北京市是无法实现的。政府能够追求的，只是在收益曲线不变的基础上成本曲线的持续右移。集中并厂的改组方式最大限度地符合这样的要求，是政府在历史局限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这是并厂成为经济改组主要方式的原因所在。下面是对这一分析逻辑的验证。
要素收益停滞的因素政府管理经济的交易成本在任何时代条件下都不可能为零，必要的人力和财力投入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在经济改组前后，北京各地方工业局就对通过投资方式激发企业生产潜力作了论证。当然，由于企业的生产利润由政府掌握，这种投资便转化为政府收益。政府的利润所得总体上大于财力投入，但由于自然禀赋的制约，利润增速则呈下降趋势。
还在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时，政府就注意到如何充分发挥公私合营厂的生产潜力。其时，北京市工业企业生产的品种从电机、机械到服装、食品等，数以万计；但这些工业户普遍规模小，设备落后，劳动条件差，因而产品质量很低，生产成本很高，不仅落后于上海、天津等老工业城市，也落后于东北的新兴工业城市。“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在现有的基础上增添一些必要的生产设备，增建一些厂房，……能够把这些厂子的潜力充分发挥起来。”政府投资被视为激发企业生产潜力的主要手段。1956年北京市各地方工业局的计划投资额显示，全市在经济改组中的投资总计为2090.2万元，其中固定投资1463.7万元，流动资金626.5万元。投资获得了较好的利润收益。依据北京市建国轧钢、中国水暖等6个重要工厂的数据计算，从1954年至1956年共计投资80.4万元，全部工业利润在扣除税金和商业利润后，预累计为328.6万元，约为投资总额的4倍。
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制约，企业生产潜力的挖掘很快就达到了极限。自近代以来，北京就不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存在。这部分是因为当局保守的农本思想，部分则基于自然条件——没有上海和天津那样便利的海上交通。截至1948年底，全市工业企业（含官营和私营及个体手工业）总数为13286个，从业人数计83178人，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0500万元，远低于上海。如果按照现代工厂工业标准，则有约70%的工人和近半数的产值属于手工业。社会总产值中的商业及饮食业、服务业的比重远高于工业。
由于这种资源基础和产业结构，经济改组中企业生产潜力的挖掘很快就达至底限。一方面，原料不足影响了生产。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的统计，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比较缺乏的原料有：各种钢材、洋灰、漂粉、硫酸、纸张、丝线、麻等33种。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造成停工待料。车輓具工厂因麻不足，4月份的生产计划只完成76%；光明木螺丝工厂80多人，因无原料自5月9日起就完全停工；卫生球厂因无精萘合营以来就完全停工。根据评估，如果原料供应不改善，市五金公司在合营当年将减少产值130多万元（相当计划产值8%）；电器公司将影响产值300多万元。另一方面，流动资金匮乏。私营工厂本来资金薄弱，依靠贷款和预付货款运转。合营后赊欠关系停止，生产任务又有所增加，流动资金立马捉襟见肘。据银行统计，全市合营工业自合营到当年5月15日止共贷出1300多万元；贷款余额680多万元，相当于全部资产净值的26%。如木材加工业近400户，资金140多万元，其中流动资金60万元；外债45万元，其中欠合营前的工资12万元无力偿还；合营后全业贷款37万元。一部分厂家接到任务后，先到银行贷款才能买原料生产，往往造成赶工或误期。五金公司400户资金161万元，其中流动资金36万元，银行贷款和公司借款计45万元，超过了原有的流动资金，其他行业也普遍感到流动资金缺乏。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原本即指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自然资源既定的前提下，提高每个劳动力可以支配的资本量；然而扩大再生产的困难和流动资金的匮乏却显示经济改组显然没有达到资本的要素积聚绩效。
相反，北京市工业增长的主力是新建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一直居于强势，至1956年，北京市内中央国营与地方国营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85.66%。如仅以地方工业计算，无论与地方国营还是与手工业厂坊相比，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贡献均有限。在1956年的北京市地方工业产值构成中，公私合营企业仅占33.8%，低于国营工业43.6%的比重。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未直接改变本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虽然早在1950年，北京市就制定了“将消费城市变成为生产城市”的发展目标，但北京作为消费城市的面貌一直未得到根本改观。直至1958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再次提出，争取在五年内把首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并将北京工业发展规划的基本思路确定为，建设一批基础工业，为从根本上改变消费城市面貌奠定基础。
禀赋结构的制约使得边际要素收益随着经济改组的推进递减，制度性的要素收益停滞。在这种条件下，政府追求制度收益最大化的逻辑选择，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这种选择的操作逻辑就是提高政府管理企业的计划性。
交易成本下降的因素计划管理的推行显然降低了政府管理企业的交易成本。如上文所述，计划管理制度通过两步走的方式在合营企业确立；继而在实施中，主管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和北京市人委国家资本主义办公室提出：各厂在并厂后，首先要建立科室、车间、小组等各级管理机构，合理调整劳动组织，明确各部门的职权和业务范围，以逐步消灭无人负责的现象。其次进一步发挥职工合营改组以后的生产积极性，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职工代表参加工厂管理。同时通过计划管理，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消灭生产上的混乱现象。最后建立与健全必要的管理制度，特别是产品质量检查、安全生产、领退料、原始记录等制度。计划管理的制度安排对企业的生产起到了很大的规范绩效。东四区木器厂整顿劳动组织，划清岗位职责，纠正“乱调职工，将配料员调去拉锯，以致好料做了次料，有用材作了劈柴”的错误。西四水泥厂统一用“揉胎”式取代“拉胎”式操作方法，强化机器上料的夯实工序；生产组织按操作需要，建立生产小组的责任制；固定工人的工作岗位，调整技术人员，“31个小组每组都配备了一名技术熟练的技工，指导小组按照技术操作规程工作”，以此保障北京市房屋建材的供应。
进行工资改革，调降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另一项举措。私营企业的工资福利制度原来就很混乱，厂际之间差别巨大，且一般高于国营企业。如私营纺织业工资水平总体高出国营4.5个百分点。福利情况更为复杂，且“浪费型福利”居多。工资改革的内容就是对突出偏高或偏低的工资和福利加以调整。调整的方案是参照同类型国营厂的工资标准和本厂的实际情况。如果合营厂现行工资标准低于同类型国营厂，就根据本厂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技术条件进行调整，工资标准一般不准超过同等国营标准。徒工按照技术标准经过考工，予以升级或参照国营标准给以待遇。福利根据性质加以区分，对合理的如理发、洗澡等可予保留和统一；“不合理浪费”的如过节发粽子、吃西瓜、发茶叶等可以取消。属于变相工资的如发单棉制服、伙食房屋津贴等，并入工资内统一计价发放。工资改革后，公私合营工厂的平均工资是46元，地方国营工厂的平均工资是47元，除少数厂比地方国营略高外，一般偏低。
推行计划管理和降低企业工资福利，实现了交易成本的持续降低。然而改组并未到此为止。统一计划的推行并未完全解决生产混乱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推波助澜。公私合营西单皮鞋厂由总厂制订统一的产量指标计划，分配到各分厂和车间。而分厂长和车间主任则在生产前不知道做什么品种，工人们也只是领到什么鞋，做什么鞋。由于仅有集中的计划，具体制度缺位，该厂自合营以来原料利用情况、利润额、浪费和节约情况、工人缺勤率等问题都尚未搞清。甚至该厂在给万里鞋店加工时少了70双帮鞋，也始终查不出原因。计划的推行及生产任务的增大，使有些行业在一个短时间（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发生了工业和工业、工业和商业、大户和小户之间断线脱节现象。如双轮双铧犁的生产任务造成整个铁工业生产关系链条断线的问题。
并厂规划不当也造成了生产上的诸多困难。其一，没有按产品类型规划改组。如五金工业公司把一户做窗纱罗底的并到做建筑铁活的金属加工厂，却又把一户做房架铁活的并到螺丝铆钉厂；电器公司把一户做拉线电门的规划到电话机厂，却又把电话机生产协作需要的铜活工厂并入电器厂。其二，有不少修理户并入制造户。如电器公司把修理电机和电扇的并入朝阳电机厂以后影响了修理业务。其三，有的类型户少、人少，与其他生产也无协作，为了管理方便把他们并入大厂。如织毛衣的8户、42人并入针织厂作为一个车间，其他如干电池和蓄电池、黑坩锅和白坩锅、木工机械零件和瓦木工具等不同的厂户合并以后，都造成管理上和生产上的困难。有的小厂并入大厂后，由于产量少而被忽略，停止了生产，如钰源工业社生产千斤胶皮垫和避震胶皮垫，全市只一户，销路很好，但并入新华橡胶厂便不生产了。
政府的主观意图也遇到了多重障碍。首先，由于工资福利的普遍调低导致工人对经济改组采取了消极态度甚至抵制行为。干部将其归因于企业党团工作的不利，认为“对私营工厂的工作做得很差，一般工厂的党团员力量很弱，工人觉悟不高”，致使工人甚至包括一部分党团员工人，带头反对公私合营和经济改组。政府将这类阻碍上升到国家政治话语，认为“这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是资产阶级的阴谋”。为此首先要加强党委的统一领导，“只有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才能分工协作，搞好公私合营工作”。同时，对工人的阶级教育和政治教育成为解决纠纷的主流途径，“大力加强私营工厂的党团、工会工作”的措施在各公私合营厂普遍推行。其次，作为政府方面的代理人，公方代表的不当行为削弱了政府管理企业的效能。如北京市制棉厂的3位公方代表，“一下厂就受到资方包围”，在迁厂并厂中，“偏听偏信资本家的话”，毁掉了30余台弹花机，给工厂带来严重损失。类似情况在全市各区均程度不同地存在。复次，政府相关部门职责不清，政出多门的管理方式，也增加了交易成本，酿成了某种混乱局面。最为严重的当属建国轧钢厂在扩建过程中发生工人闹事事件。由于建国轧钢厂属市第一地方工业局管辖，而执行扩建任务的工程处在人事上归口市第二地方工业局，所用建筑材料则由市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调拨。缺位的协调和配合，致使工程队工人与轧钢厂工人因吃饭问题引发冲突，最终酿成工人围堵厂长事件。这些障碍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宣传感召和具体措施下逐渐被化解或克服。
事实上，改组中的问题在其他城市同样存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甚至更为严重。有关部门将其归纳为原料、资金、产品质量、工资福利及工商关系等几大方面的问题。当困难增大时，政府的行为选择是继续推进改组。主要方式是将公私合营企业完全改为国营，通过提高公有化程度，通过逐步并厂，最终达至国营工业一统天下的制度结构（图中t3点），也就形成了新的制度均衡局面，并一直延续至1980年代。

四、小结

北京市工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引发了经济改组的实施。这种改组是在执政党的政治运作和行政管理的范畴内进行的，在具体实施中的确产生了固有的制度绩效，包括同行业生产能力的集中和利润的调整等等。尽管北京市工业建设的资金有一部分来自于公私合营的储备，但从制度变迁的表现特点来看，当时的改组过程仍然主要体现着政府的主导力。从技术话语上分析，这种主导力是政府降低交易成本的表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北京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要素资源以满足工业化建设；且随着改组的推进，规模生产所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政府降低交易成本的努力就成为保护制度收益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改造是当代中国两大经济制度变迁之一。其独特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在相关学科衍生出多种理论解释和假说。对此，中共党史学界应有清醒的认识，既要努力吸收跨学科研究的合理内核，更要迎头赶上，发挥本学科关注执政党和政府在历史变迁中作用的传统学术优势，对社会主义改造做出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要能经得住逻辑的证伪和史实的检验，如此才能在规范话语的平台上与其他学科对话。这对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是一种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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