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权：池东明炮打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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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东明炮打张春桥

卞权

　　1967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市、全国，惊动毛泽东的“1·28”首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斗转星移，至今已43年过去。当年参与这一事件的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的学生们，现在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历史潮流将他涌上涛头
　　
　　池东明因参与组织“1·28”炮打事件，并策动2月2日凌晨震动上海的声势浩大的炮轰张春桥示威游行，被迫害致死已40载了。他的遗书我保存至今(绝笔于1970年6月26日)，依然不忍卒读……
　　池东明，上海师院(今师大)中文系63级1班学生，是我同班、同桌同学，院学生会秘书长。“文革”中，系师院“红革会”第一召集人，“风华正茂”战斗队战鹰飞将军兵团负责人，人称“战鹰”。1941年，他出生在福建历史文化古城泉州，从小家境贫寒，要过饭、做过小工。父母年轻时，逃奔上海糊口，一家人挤在南市狭小的棚户里。其父为人挑担做脚夫，其母为人家洗衣裳、做针线活儿当佣人。父亲劳累患下重病后，穷困无奈只得把东明的妹妹送人。池东明初中没念满，就进厂当了工人，业余喜览群书。1960年报名参军，入伍东海舰队安业民炮班。安业民牺牲后，他接替烈士当了炮班班长，成为福建前线海岸炮的炮手。(真没料到几年后他又成为一名炮打张春桥的神炮手!)1963年，考入上海师院中文系。他的散文写得清丽不俗，我曾拜读他发表在《解放军报》、《海军报》上的华章。由于都痴迷文学写作，我们很是投缘。东明原本是要调到《海军报》工作的，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部队推荐考大学。他平时节衣缩食但买起书来从不吝惜，一次听我说徐家汇书店只剩下最后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了，他放弃午休，顶着酷暑烈日，从漕河泾骑车买了回来，满脸欢笑如获至宝。
　　1966年6月30日，我们从松江社教前线奉调回校投入运动。“文革”初期，上海高校系统正在巡回公演《大学风云》，这是一部反映1957年在学生中抓右派的大型话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原是1957年的“反右”英雄。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发出警告：“凡是运动中，大字报写得越多的学生，后来个个划为右派!，’他凭老经验误认为“文革”是“反右”的重复，将火“往下烧”。布置党团支部成员和政治辅导员日夜盯梢学生行踪，记黑日志，排“左、中、右”黑名单，准备运动后期抓右派、封“左”派。
　　不料，在我们63级1班发生了一起震怒人心的事件：一位家在奉贤农村的同学，周末回家返校，发现床下的箱子被人撬开过。经过全班排查摸访，竟是班团支部一个委员，趁周末宿舍无人，用螺丝刀旋开箱子，偷抄这个农村同学的日记，向系总支打小报告。这无异于特务行径，激怒了大多数同学!东明和我及程卫军，联络发动全班共青团员，在东部草地上讨论了三晚上，决定罢免原支部成员。当时系里非常紧张，每晚派政治辅导员和运动联络员旁听，由于《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学生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系党总支束手无策。结果我们把罢免旧支委，成立新支委的大红布告，贴在了西部大食堂的大门口，一时轰动全院。当党委抛出马茂元教授等一批学术权威，掀起一股“斗鬼风”时，池东明对照中央文件，对兵团战士们说：“这是党委转移运动目标。再说，要我们学生斗老师，我不干!”池东明思维敏捷，语言幽默干练，是位辩才。一次大辩论中，他登台为观点相反的某同学“辩护”说：“首先，我认为某某的发言，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真理，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人们傻眼了。他故意停了一下，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因为——那百分之五十，他全部引用了马克思的话!”顿时，“哗”地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1 1966年10月，随着串联各地的红卫兵陆续返校，经过运动的几番分合，师院红卫兵联合大队，集体加入市红革会，池东明当选师院红革会勤务组第一召集人。
　　
　　张春桥不倒我的事不了
　　
　　“文革”中的上海师院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上海党羽密切注视的院校之一，盖缘以下原因：
　　其一、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三人，自“一月夺权”后红极一时，被上海人称为张老大、姚老二、徐老三，其中两人的父亲在师院供职，姚之父姚蓬子为中文系教师，徐之父徐宗骏为化学系教师，两人都是1934年前后，于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公开登报脱党自首的变节者或叛徒。尤其是姚蓬子，直到蒋政府退守武汉后，仍是每月享受100元大洋津贴的中统特务。池东明等红卫兵负责人，毫不畏惧他儿子姚文元是当时中央文革大员，成立“姚蓬子专案组”，追查他的叛徒、特务历史问题。惹得钓鱼台的江青大怒，责令公安部长谢富治追查问罪此事。
　　其二、市红革会总部两名常委出在师院。在全院约3900名学生中，红革会战士计约3000人，在全市大专院校中人数居于前列，故师院被称为红革会的四大“解放IX"之一。
　　其三、红革会市总部在炮打前，就于1月25日派池东明赴京调查张春桥的历史嫌疑问题。他率助手郁×，先从北京高校获得信息急赴西安，在西安交大的“牛棚”里讯问了停职的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霍亲口对他说：“我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这在当时确为重大政治嫌疑的重磅炮弹。(附按：这和 “4-12”第二次炮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发回上海的结论一致，区别仅在“脑袋”与“党籍”的担保。)
　　其四、1月29日，中央文革保张的特急电报发到上海，1月31日早晨，红革会总部从上海第一医学院转移到师院。红革会设在人民广场、南京路、外滩的有线广播台中，播音员依然在高音喇叭中持续炮轰张春桥：“张春桥欺骗毛主席，绝没有好下场!”
　　红革会的文艺宣传小分队，也在外滩等处进行街头演出，高诵“张春桥欺骗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绝没有好下场!”
　　2月1日午后，刚从北京回沪的池东明，听说张春桥派兵镇压复旦学生，又听说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偏袒张春桥，非常气愤。他对市总部主要负责人说： “老马，我豁出去了!炮打张春桥，不怕坐监牢，打倒张春桥，宁愿去坐牢；砸烂张春桥，坐牢就坐牢!”当晚，继复旦誓师大会之后，池东明率领勤务组负责人，在师院东部礼堂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他第一个登台怒斥张春桥：“张春桥逆历史潮流而动，出兵镇压复旦大学学生，创‘文革’以来全国第一例，他狗胆包天——这是北洋军阀的行为!他要抓一小撮，我看是一大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不管是真是假，我认为都是张春桥谎报下情，对毛主席的欺骗!我明天第一个把大字报贴到南京路去!我建议张春桥把人民广场改成集中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准备把牢底坐穿!”顿时，台下红革会战士声泪俱下，齐声呼喊“炮打张春桥，不怕坐监牢!”2月2日凌晨，师院红革会1000多名红卫兵，在池东明、金某(今《咬文嚼字》专家编委)等勤务组成员及总部联络员的率领下，由学校向市区进发，一路上，“舍得一身剐，敢把张春桥拉下马”、“炮轰张春桥，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声，如山呼海啸。继而，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中医学院等红革会战士，也纷纷涌向街头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市高校“炮打”的最高潮。
　　东明素爱沉静思考，一旦思考成熟，他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质疑说：“张春桥是市委主管文艺宣传的书记，上海也出了《海瑞上疏》，他脱得了干系吗?为何只批北京的海瑞，不批上海的海瑞呢?张春桥肯定心中有鬼!”“张春桥利用上海200万产业工人的力量，窃夺上海大权，是拉大旗瞒天过海的阴谋。这和当年蒋介石利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窃取上海大权，在权术手腕上几乎是异曲同工!”他认定张春桥是混入党内的巨奸大佞，因此不灰心，不气馁，做好了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毕业分配前，在徐老三操控的“反逆流”大批判中，他又遭到反复批斗，后在同学杨某的帮助下逃离师院，躲在长兴岛，直到父亲病故，才悄悄回家探望老母。当时他身无分文，从同学杨某处借得20元钱，交其母办理丧葬事宜。为防止被抓，他只得匆匆告别老母，连夜返回。1968年毕业分配后，他曾私下感慨地说：“现在我是待罪之身，最欣慰的是学生很喜欢听我的课，不误人子弟，心愿足矣。”1969年8月18日，师院红革会45名同学，在人民广场合影留念，岂料这一活动，被张春桥安插在师院的坐探获悉密报，徐老三立即下令密切注视师院红革会的动向……池东明预感形势严峻，心里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次，我约他去老西门长辈家吃晚饭。饭后在弄堂口分手时，他很清醒地贴耳对我说：“张春桥不倒，我的事不了……”岂料，这次会面竞成了永诀。
　　
　　秋后算账
　　
　　张春桥是一只阴阳两面的笑面虎。他曾多次公开宣称：“小将犯错误，改了就好嘛!”直到1970年1月11日下午，张春桥还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言之凿凿：“红革会的事，今后不提了，我决不以拥护我还是反对我来划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界线!”
　　其实，1968年春末，毛主席已当着张春桥的面指示说：炮打“无事”，毛主席说：“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毛泽东说：“无事”》第128页。)张春桥，封锁毛主席关于炮打“无事”的谈话。欺上瞒下、另搞一套。
　　张春桥及其上海党羽，把“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和19天后发生的陈毅、叶剑英等老帅“2·16”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挂起钩来。1967年2月4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全市批斗大会上，把市红革会总部常委反绑双臂押上台，马立新、劳元一、李功佐三人，作为炮打祸首，被押站在前排接受批斗，然后，又分期押往全市高校游斗，并关进隔离室。与此同时，他们派人四处搜寻，守在池东明家门口，终于嗅出踪迹。2月10日，池东明被五花大绑，押上师院东部礼堂的批斗会场。他的头被强按下去，又昂然挺起，一次又一次，最后被几个莽汉硬生生地摁跪在台口。批斗过程中，突然，一人跳上台来，一把揪起池东明的头发，恶狠狠啐了一句：“池东明，你也有今天!”接着，一脚踢向池的胸部，池东明当场昏倒在地。全场大哗，台下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2月 24日，中文系631班“左联公社”红卫兵团贴出《历史地看待池东明》的大字报，为池东明辩护。
　　1968年秋末，张春桥及其党羽，派出1000余名工宣队员进驻师院，市委副书记王秀珍9月4日亲临师院，指挥工宣队强行进占留办三楼(师院红革会机要核心所在地)进行搜查，当晚分组突进学生宿舍，责令学生开箱倒柜，挨个抄查“炮打黑材料”，同时，在校门口设岗“抄靶子”，对学生带出门的箱包进行检查。声称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挖出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第二天，王秀珍又率队亲赴复旦大学，进行全校“九五”大搜查。
　　进入1970年代的上海滩，已成为张春桥“一言堂”的专政领地。一次，他在市委扩大会上，咬牙切齿地对工军宣队的头头们说：“上海是个海，无风三尺浪!上海高校是藏龙卧虎之地，哪一次炮打妖风不是从高校刮起来的?不要怕难，针插不进，就用锥子，锥子不行，就用刀子，我今天不是用刀了吗?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这次还得动刀子!”(引自《马洪林文集》第742-745页，文化教育出版社)
　　1970年春节刚过，张春桥的党羽在全市“一打三反”动员大会上叫嚣：“‘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要查炮打，炮打的人不一定都是反革命，但里面一定有反革命!”师院召开“工、军、革”联席会议，决定首先向“风华正茂”战斗队开刀。乍暖还寒的四月天，先把池东明从凌云中学押回师院隔离。将他打成煽动炮打游行的反革命黑头头，轮番逼、供、信，不让他睡觉。继又分头抓了历史系青年教师王某、中文系学生陶某、谢某、左某、冯某、毛某等三十多人，将他们打成“王、冯、池”反革命小集团，把院团委书记杜守华，以及张德永两位教师打成黑参谋。是年夏，又据张春桥、王洪文授意，市革委会直接指挥，将李某、贺某分别从广西、北京抓回师院隔离。在残酷的逼、供、信的攻势下，层层剥笋，各个击破。有的人竟然胡诌什么“池东明的名字，‘东明’就是‘东方明’，有‘东方红’的寓意，包藏野心，想当司令。到四川设据点，上四明山打游击，找张春桥报仇，十年不晚……”等等。长期的煎熬，使池东明身心俱毁，最终被逼自杀。
　　他在遗书中写道：“(工宣团)政委、(军宣团)团长：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确实写不出一份完整的小集团阴谋计划的交代了。我母亲是劳动妇女，我自杀的医药费，我的火葬费是不能报销的。但我母亲肯定拿不出，请求你们照顾她是个孤老婆子，旧社会(她)吃过很多苦，这笔费用望照顾她一下，我是罪犯，我的母亲是好的，否则，她活不下去的……袁××(女友)是没有什么罪行的，她年轻无知，被我害了……相信党会正确对待(她)的。我与她没有办过结婚手续，因此，她不能称作我的妻子，她是被我损害的。毛主席万岁!池东明绝笔1970年6月26日”。对于所谓“小集团阴谋计划”，他宁可一死，也三缄其口决不写违心的假交代。
　　据有关部门不完整的统计：上海市因炮打张春桥事件受到打击迫害的竟多达2500余人，其中被隔离审查的有200多人，进学习班审查的440多人，被逼致死5人、被逼发疯的6人。然而，实际遭殃受害的人数，远不止以上数据。仅复旦、师院两所院校，因炮打罪名就有9位师生被逼致死：如复旦历史系程显道(留校年轻教师，原校红革会勤务组成员)；哲学系学生施伯鑫(党员调干生，原校红革会主要负责人)；新闻系学生谭建滔(原系红革会负责人)等四位学生，先后在清查运动中，被逼含冤惨死。师院被逼致死的5位师生是：王建民(院保卫部女部长)，池东明(中文系63级学生)，唐淑萍(院党办主任)，杨代蓉 (外语系党总支书记)，余力(数学系63级学生)。林明崖(中文系68届学生)，中文系的才女，原定毕业分配《解放日报》社文艺编辑部，因在《红卫战报》上写过几篇影射批判张春桥的杂文，被从军农场抓回上海隔离审查，后被折磨得形销骨立精神失常，头发长达一尺多，一天突然奔出隔离室，被专案组人抓回，仍斥骂她“装疯弄傻”，经送宛平南路上海精神病院检查，医生诊断说“是真疯，瞳孔都放大了!赶快让她脱离致病环境……”。中文系贺某，仅是红革会总部一名工作人员，竞前后遭到三次关押，因遭逼供信、批斗、恐吓、人身攻击时达两年多，身心遭到严重伤害。复旦历史系年轻教师王某(明史专家，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且遭粉碎性抄家，他的贤妻过女士含恨自尽于复旦园。为催逼交代所谓炮打张春桥的“一麻袋黑材料“，张春桥特派手下干将徐海涛 (原上海警备区师政委，粉碎“四人帮”后自杀)主管其事，师院以直言敢谏的马洪林(《康有为大传》作者、今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教师蒋某、孙某、陈某等人，均遭隔离批斗。原“姚蓬子专案组”组长沈某(中文系67届学生党员)，被“反审查“三年半，折磨得一身病。经报市公安局批捕的有 “风华正茂“战斗队两名红卫兵：谢某(中文系，今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李某(历史系，今国家级旅游学专家)。据夏乃儒、马洪林等教师回忆统计，师院十年浩劫中，先后因各种受审、检查、抄家、隔离等因素非正常死亡的教职员工就有22人。(引自《马洪林文集》：《张春桥追查“一麻袋黑材料”的阴谋与诡计》第 748页，文化教育出版社。)粉碎“四人帮”之后，据中共上海师院运动办公室1977年11月4日，为落实中共中央“23号文件”，所开具的署印证明： “上海师院因参与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受到审查迫害的师生员工达645人，隔离审查33人(32名学生、1名老师)，进三脱离学习班79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和政治错误结论，记入个人档案的533人”。有的毕业生，因档案袋中塞进了炮打罪名材料，分配外地后被撤销公职，或拉下讲台，打入“劳改队”，被罚扫厕所、扫马路。上海红卫兵因“炮打事件“受迫害程度的惨烈，由此管窥一斑。

炎黄春秋 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