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训中：关于上海文革的几个问题—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作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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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文革的几个问题
——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作者商榷

顾训中

对于文革史研究而言，由老麦（麦克法夸尔）和小迈（沈迈克）联手推出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以下简称“本书”）中文版在去年的问世，无疑是件令人振奋的大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阅读到的都不是正版——一是繁体直排版复印本，一是简体横排版电子本。更令人遗憾的是，或许与同样的原因相关，近年来大陆的文革史研究相对沉寂，未见再有这样具有史诗般、全局观的著作。仅以我所在的上海而言，文革研究依然处于分散、破碎的状态，迄今未有一部能与文革期间上海所处地位相匹配的上海文革史面世。面对本书，我们这些身处大陆、又有志于文革研究的人们真应深感汗颜！
也因此，当启动电脑，敲下本文标题的时候，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家乡有句老话；“看人挑担勿吃力”。同理，评论本书，挑出其中的某些问题其实并不难，而能够坚持数十年，从头绪纷繁且不同语境的资料中爬梳鉴别，并加以考证，再以既严谨又生动的文字串联而成如此一部煌煌著作，才是一件考验毅力和功力的大难事。因此，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挑刺，而是为了向老麦和小迈表示深深的敬意。
本文仅就与上海文革进程相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与作者商榷。其中有的只是一些细节问题，有的涉及比较重大的研判问题，按本书的叙述顺序一一开列如下：

一、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有关的一些事

1、柯庆施与江青布置、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海瑞罢官》一事有什么关系？
“柯庆施知道江青的行动得到了主席的同意，他毫不犹豫地派了张春桥、姚文元这两名宣传人员来协助她。对毛来说不幸的是，在他准备发动文革之际，这是他的长期盟友柯庆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政治大事。”（繁体直排版[下同]P．034-035）
关于柯庆施与评《海瑞罢官》究竟有没有关系，是否称得上是柯为毛做的“最后一件政治大事”，近年来已有一些文章予以说明，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张春桥确实是柯庆施介绍给江青的，但那是1963年底和1964年中江青为了“文艺革命”、“戏剧改革”而来上海，需要找个人帮助她改戏而起，与后来的评《海瑞罢官》无关。据张春桥夫人文静说：“华东局、上海市委先后推荐了夏征农、石西民，江青都不满意，后来才叫张春桥去的。”江青于1965年2月再度来上海，具体实施评《海瑞罢官》工作。此时，柯庆施早已在外地养病，不可能与闻此事。仅仅一个多月之后的4月9日，柯即病逝于成都。是张春桥向江青推荐了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组长的姚文元主笔撰写，张则代表上海市委予以积极协助，直至完成这一重任。目前关于柯曾支持江青批《海瑞罢官》只有一条孤证，这就是陈丕显儿子陈小津所著《我的文革岁月》中所称：1964年夏天柯庆施在北戴河修养期间，曾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目前尚未看到能佐证这一说法的其他资料。而其父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中则称：“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这一说法符合众所周知的江青是在北京找李不成后才转而找到上海的，然而却与陈小津的上述说法在时间上发生了矛盾。柯庆施怎么可能在江“下半年”找李之前，即于“夏天”向张春桥布置协助江写文章一事呢？而且陈小津回忆出版于 2009年，晚于本书。因而本书这一说法出于何处，尚待说明。

2、姚文元写文章时是自己寻找信息的吗？

“姚不熟悉明史，就在相应的文学作品中寻找信息，不遗余力地阅读这个领域内的材料。”（本书P．036）
姚文元确实不熟悉明史，但并非是自己到“相应的文学作品中寻找信息”。为了完成写作任务，他主动去找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明史教师、正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帮他提供明史资料，但并未告诉朱是为了写作批判吴晗的文章。据朱回忆，因为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因而开始时找的资料就是吴晗为写作《海瑞罢官》剧本收集而成的一本海瑞资料集，还找了些明史方面的文章，作为正面材料交给姚文元，很具讽刺意义。朱还为姚讲解了嘉靖年间的社会背景以及海瑞所在的江南地区社会状况。直到这年夏天，姚文元写到第七稿的时候，才将稿子拿给朱永嘉看，朱才知道是为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毛泽东1967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时曾说，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搞了一个班子”。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说“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其实，撰写这篇文章时就是他们两个人。姚文元主笔，朱协助提供资料。稿子完成后，朱再帮姚一条一条地核对资料。

3、毛支持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时，是否已明确将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委和彭真？

“毛的秘密行动说明他要钓比吴晗更大的鱼。主席批准和参与了上海的秘密行动，其矛头直指北京的党组织，特别是彭真。” （P．036）
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从现有的史料看，至少对于文革的“前奏”——批判和打倒彭真，并非事先的周密策划，更不是在准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已经有所预谋，而是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围绕如何看待和评价吴晗与《海瑞罢官》的问题，毛与彭真之间一系列互动活动的结果。据彭的秘书张道一称，直到1966年初文革前夕。毛泽东似乎还很信任彭真。比如，1961年各国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任命彭真为团长；60年代中期，有个时候要批判朱德“有野心”，毛主席是让彭真去和朱德谈话的。又比如，1965年3月周恩来出国访问期间，中央仍把周的一些工作交给了彭真代管。其实，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让彭为组长，而不让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陆定一担任，也可视作对彭的信任。姚文元文章最后一部分批判“退田”、“平冤狱”以影射“单干风”、“翻案风”，以及后来毛泽东强调的“要害是‘罢官’”，都与彭真无关，而是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时发生的问题，矛头所向，十分清晰。1965年12月罗瑞卿问题发生后，彭还被列为中央常委成立的审罗专案组成员，并与邓小平、叶剑英一起主持批判罗的中央会议。只是因为彭真不愿按照政治问题口径去批判吴晗，且不知其背景是毛的支持，因而在北京转载姚文时迟疑不决；彭又对毛在姚文发表一个多月后将问题“升级”为“要害是‘罢官’”，更加突出其政治背景不甚理解而无法紧跟；在起草“二月提纲”时再次企图将批判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而引发更为激烈冲突的，则是发生于1966年3 月11日的“电话事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打电话询问“二月提纲”到底是针对着谁的？“左派”指的是谁？代表彭真的许立群回答说，这是指阿Q，谁身上有癞疤就是谁！并责问上海发表姚文时为何不打招呼？这些话经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传到毛泽东那里，这才引起“龙颜大怒”，有了毛在3月28日到30日三次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二月提纲”的激烈谈话，定调“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还具体要求彭真对叫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此时此刻，毛才下决心要搞掉彭真。在姚文发表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张春桥曾多次谈到：“真正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在文章发表以后。我们估计到会有震动，但是震动如此之大，是原来没有估计到的。”“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震动这么大，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地反对。”这也间接反映了彭真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在姚文发表之后，而非开始就有“钓鱼”、“矛头直指北京的党组织，特别是彭真”这样的意图。毛为了扫清文革运动的障碍，必须排除彭真，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过程。
同样的理由，本书称毛同意下发“二月提纲”“显然是在欺骗彭真，假意与其合作，直到他准备发动致命的一击”（P．049），也与史实不符。
全书过于强化毛“成竹在胸”，一字不提1966年3月11日的“电话事件”对毛泽东改变态度的作用，便难以说清毛怎么会突然盛怒，为何会在3月底连续三天召集会议抨击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彭真，为何要彭向上海市委道歉等等事由的来龙去脉。

4、陈丕显和上海市委对江青在上海组织张、姚批判《海瑞罢官》是否真的不知情？

“陈丕显继柯之后担任第一书记，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也许是因为柯并不信任他。”（P．036）
很显然，这是沿袭了陈丕显回忆录的说法。而这一说法是与史实不相符的。
据为姚文元撰写文章提供资料的朱永嘉多次说到，他亲身参加了1966年10月底姚文元文章发表前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讨论姚文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市委领导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持日常工作的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主管姚文元文章一事的张春桥，分管文教工作的杨西光，市委常委王少庸，还有姚文元以及上海市委写作班负责人徐景贤、朱永嘉。会上，陈丕显专门交待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在朱的印象里，陈丕显在促成此事上是很积极的。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说，在此之前的9月，他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已经充当“信使”，带去了姚文的第八稿，并“第一次看到了批《海瑞罢官》的稿子”。在此之前更早的时候，“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而此时，只距离江2月24 日到上海组织批《海瑞罢官》文章刚刚过去才一个多月。应该说，陈很早就知道了情况。说自己“不知情”，甚至“不支持”、“不卷入”倒属有违常理之事。
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上海市委一直将支持和组织撰写姚文当作自己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是“革命的”重要标志。1966年6月10日，曹荻秋代表上海市委向全市17级以上党员干部作文化大革命运动动员报告时，讲述了市委紧跟毛泽东、党中央的种种表现，其中，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是重要内容。这也就是江青 1967年4月12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有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的由来。

二、运动初期上海抄家的具体数据

本书收录了上海在最初的动乱时期造成的“红色恐怖”情况，其中有8月23日到9月8日的抄家情况（P．132）。据查，这些资料出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书。其实，关于这一时期上海抄家的情况有更新、也更具权威性的统计数字：《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书第105页记载：“从1966年8月23日到9 月25日止，全市共抄家15．77万户，占全市总户数241户的6．5%；其中市区11．45万余户，占市区139万户的8．2%。”另有抄家所获东西的更为详细情况，值得重视。

三、是哪个机构派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

“政治局常委会派张春桥从北京赶来……”（P．155）
1966 年11月9日张春桥坐空军专机飞到上海处理王洪文、潘国平等率领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一干人马卧轨拦车、企图以此要挟得到承认的安亭事件时，究竟是什么身份？是中央文革代表？还是中央常委会派来的？陈伯达的说法是“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派张春桥乘飞机回上海处理此事，由张春桥将我写的电文带给安亭的工人”（《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07页），此三人身份确实都是中央常委，但并不能说明是中央常委会授权派张来的。《周恩来年谱》中则称：“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该书[1949-1976]下卷第89页），这也有误。毕竟“周总理和陶铸同志”并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央碰头会。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本意让林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料林召集了几次会议后不愿管了。于是，由周恩来主持召集“中央碰头会”，协调处理中央日常事务。通常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周、陶、陈等均是其重要成员。
与此相关的情况是，在张“先斩后奏”、自作主张地采用签字承认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的合法地位的方式处理了安亭事件后，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本书称他“机智而正确地从中共党主席那里获得了事实上的支持”（P．155）。其实，支持的获得不是张努力的结果，而是毛出于进一步推进文革运动的需要而作出的决断。毛从来都主张“无法无天”，却在此刻搬出了宪法关于人民结社自由的条文，一副实用主义的样子。有学者认为，文革运动倒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摸着石头过河”。毛在反修防修、清除障碍的总体目标之下，文革期间这种“即兴”之作比比皆是。事实是，当时张在上海，无法直接去争取毛的支持，因而也不存在“机智而正确”地“获得支持”的问题。据一个在现场的北京某高校红卫兵回忆，张在承认工人造反组织的文件上签字后，十分紧张，不停地打电话，不停地抽烟、走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反应。

四、所谓“经济主义风”是怎么引起的

“上海工厂内针对当权派的大字报攻势逐渐升温，生产受到了影响。管理人员急切希望恢复秩序和保护自己，就对工人的要求做了让步，这又招致了‘经济主义’的罪名”（P．174-175）
这里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搅到了一起，对“经济主义”问题的发生作了错误的解读。
受到社会上、特别是学校中轰轰烈烈的大字报影响，1966年6、7月间出现了上海工厂最初一批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所向，主要是本厂党委和驻厂四清工作队，起因大多是对某些具体问题处理的不满。如王洪文所在的国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贴出的王等七人大字报，主要是对厂党委抛出某一厂领导以转移斗争目标而十分不满，并无所谓“经济主义”要求。
所谓“经济主义风”广泛发生于1966年底、1967年初，并非偶然。随着普遍造反的出现、社会动乱的开始，一些原先被挤压在社会底层的临时工、外包工、学徒工等等人群为了解决自身生存困难，提出了种种经济要求，并乘动乱之际，起来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逼迫直接主管、甚至市级领导签字同意。一些领导或无法抵挡群众压力、或为赢得群众好感，纷纷签字同意。这部分群众之所以反抗强烈、要求迫切、手段极端，是因为自1949年以后因户籍差别（城市与农村）、地区差别（市区与郊区）、所有制差别（全民与集体、大集体与小集体）、编制差别（干部与工人）、用工差别（正式工与合同工、临时工）等等逐渐形成的种种身份差别，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法改变。这些种种差别最终又归结为收入、待遇（如医疗、住房）等等物质利益的迥然差异，以及社会认同、身份歧视等等精神层面问题的天壤之别，同样难以改变。因此，一旦遇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造反运动迅猛开展，各级领导机构瘫痪，动乱局面的出现，不甘于现状的这些底层民众乘乱而起，提出种种经济要求，便是必然的了。当然，这种“经济主义”闸门一旦被打开，随之而起的是多年来因种种原因而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有着各种诉求的民众纷纷呼应，强烈要求解决切身利益问题，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被精简回乡的职工、支援边疆农村的知识青年、工厂搬迁内地的支内职工……这些明显带有经济利益的诉求和行动被统称为“经济主义风”。
对于“经济主义风”的剖析应该是文革历史研究中十分具有价值的一个侧面。其中反映出的这场由毛泽东主导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最后的革命”，曾经触发过民众出自自身经济利益的某种集体有意识反抗，以及触及到了既有的制度层面。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值得开掘。因此，本书没有论及“经济主义风”的实际状况和成因解读，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五、“解放日报事件”是否因聂元梓的“启发”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非正式代表。聂元梓在访问上海时告诉红卫兵们，中央其实在暗地里倾向于让官员们被‘群众罢官’，而不是通过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程序。在她的启发下，11月30日红卫兵们占据了《解放日报》报社，关闭了这份上海市委的机关报。”（P．175）
这一表述过于简单。
1966 年10月聂元梓到上海，是直接身负毛泽东的旨意，确实与中央文革无涉。这从她本人和王力的回忆可以得到印证。聂的任务是“以群众组织的身份到上海做些观察、联络工作”（《王力反思录》）。所以，使用“中央文革小组的非正式代表”这一身份并不确切。在聂回到北京后，江青还因上海流传这一说法而狠狠批评了聂，而聂也十分委曲地申诉，自己从未这样说，全是他人的意会。
从聂的回忆看，她到上海后不能不深深卷进了上海群众造反组织批判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活动中，表态支持反对上海市委领导曹荻秋、常溪萍的行动等等，远远超出了原先“观察、联络”的工作范围。她在许多场合说了许多支持群众造反的话，所谓“倾向于让官员们被‘群众罢官’，而不是通过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程序”只是其中的一句。此话并不能视作“解放日报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该事件之所以发生有其内在的逻辑。就大背景而言，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为代表的上海学生造反组织正猛烈轰击市委的“资反路线”，这一事件只是一个被寻找到的合适角度而已。具体起因则是“红革会”要求将其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资反路线”大会内容的报纸《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并要求公开市委对报社的相关指示而遭到拒绝所致。完整地表述，似应是学生造反组织为反对市委“资反路线”而制造的一个事件，偶然中有其必然，绝非聂个人能够煽动得了。该报被迫暂停发行，即所谓“关闭”，是这些要求被拒绝后的结果，而非红卫兵原先设定的目标，甚至不是直接目标。无疑，这一造反行动得到了聂的支持，聂也较深地卷入了这一事件过程中。但是，不能由此即说这一事件是聂煽动、或曰“启发”下形成的。
当然，这一说法并非本书首创，而是出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书，显然比较牵强。

六、工人造反派介入“解放日报”事件是否意味着学生势力“退潮”

“从这一刻开始，红卫兵在上海的势力开始退潮，工人们接手了那里的文革。”（P．175）
这一说法不正确。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遭到了许多群众自发的反对，“红革会”深感有被孤立、甚至“被冲垮”的危险，不得不向原先曾表态“不介入”的王洪文、潘国平的“工总司”求援。12月2日，“工总司”派出队伍支援“红革会”，成为事件扩大的主力。确实显示了“工总司”的作用，亦可称作其真正走上上海文革舞台并成为主角的开始。但是，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作用并未因此“退潮”。相反，在随后的“康平路事件”、尤其是“一月革命”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受到毛泽东极力称赞并由此引发“一月革命”的两个重要文件，即《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都是在造反派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下形成的，“工总司”倒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是明证。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真正的“退潮”应是在1967年1月底的“红革会”等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并遭到张春桥和中央文革的严酷镇压之后。

七、“工总司”与“赤卫队”之间是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的对立吗？

“上海市委的死敌‘工总司’却吸引了大批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与此同时，上海的正式工，总的来说，受益于现有的领导层，故而是支持现状的。他们组成了赤卫队，与‘工总司’抗衡，号称有80万之众。”（P．175）
这一分析有误。“工总司”与“赤卫队”的对立并非是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之间的对立，而是对市委和各级党委的态度所致。工总司的领导层多是正式工。若以成员的成分而论，“赤卫队”更多是党团员、劳动模范、老职工等。这是他们支持市委和各级党委的重要缘由。
如前所述，造反高潮掀起之后，出于自身生存状况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上海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们以“革命造反”的名义，自发成立了自身的组织——“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原名“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正因如此，他们往往附和“工总司”的行动，但更多地是提出和维护自身的经济要求，成了“经济主义风”的主力。因而，随着“经济主义风”的被制止，上海和各地的“红工司”之类组织都遭到了严酷的压制。

八、康平路事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2月28日，张春桥在电话中得知，赤卫队不但抄了他的家（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且还计划切断整个上海的水、电、通讯（他们确实是这么计划的），所以下令‘工总司’准备采取行动。”（P．175）
张春桥之所以决定对进入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大院的“赤卫队”工人群众采取行动，并非本书所叙述的这两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十分担心“赤卫队”突然也宣布要 “造”上海市委的“反”，参与到反对市委的行动中，会从造反派手里抢去所谓“胜利成果”。这是他通过许多渠道告知上海造反组织、要求他们立即动手的主要原因，并非是针对赤卫队抄了他家的报复行为。相反，他还想利用所谓“抄家事件”做点文章。只是后来得知赤卫队并没有人去抄他的家，才严令徐景贤等再也别提此事。
所谓“停水、停电、停交通”的指控，“赤卫队”既无计划，更无行动。只是在其遭到“工总司”残酷镇压之后，某些赤卫队员在发泄不满时说了此类话，仅此而已。所以，这同样不是张春桥起初决定动手的理由。
另有两个细节有误：张春桥不是直接向“工总司”下令，而是通过其夫人李文静向徐景贤传达他的意见，要徐找王洪文等人。在整个“康平路事件”中，徐景贤领导的 “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联站”）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能一字不提；另据《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记载，“工总司”在此事件中出动的人马约为四、五万，不是十万人。这些人马主要是耿金章率领的“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二兵团”）的队伍。

九、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是否下令“缴枪”

“1 月1日凌晨1点，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失控，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下令，上海工人武装组织所属成员必须在三天内暂时上交所有的轻武器、步枪、手榴弹、轻型火炮和弹药，表面的理由是为了进行‘武器的检查和维修’。从同一天开始，上海警备区还对所有从铁路、水路入沪的人员进行了检查，没收了他们的武器。” （P．176）
本书中的这一记载曾引起何蜀先生的质疑，认为“让人难以置信”。原因是，此时远远没到文革全面武斗时期，康平路事件也只是动动拳头而已，上海亦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地抢枪事件。因此，此时“根本没有什么‘工人武装组织’，不存在需要上交武器问题”。
这一情节或许有着以讹传讹的可能。资料出处是陈识金所著《将军卷进漩涡》一书，未有交待清楚这里的“工人武装组织”究属何物，那么多的武器装备又从何而来。而本书直接引用，未加校勘，更不知其所以然。
据查，《上海地方志》中的《上海军事志•上海民兵》节中曾有记载：“1962年，为了适应战备需要，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组织作了部分变动。全市在基干民兵中组建了几百个武装基干连，配发了武器。这年，全市民兵装备各种武器达几万件，其中有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及迫击炮等。”“至1966年止，上海民兵工作在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军事落实、政治落实’（以下简称‘三落实’）的指示时，经过不断的整顿清理，民兵组织更加巩固。建立了近21 个武装基干团，近百个武装基干营。同时，发挥上海科技发达的优势，在工人中建立了一支基本上同部队专业技术相适应的专业技术民兵队伍，形成了具有高炮（机）、地炮、侦察、通信、防化、运输等多种类型的民兵专业技术队伍，使城市民兵建设由单一兵种向多兵种，由普通民兵向专业技术民兵转化。”本书所引这段陈识金《将军卷进漩涡》中的资料，或许即指当时仍然存在着的工人民兵组织以及其掌握的武器装备。假如正是这一情况，那么，作为警备区司令员，为了防止造反浪潮四起、动乱局面已然的情况下，这些武器装备一旦失散，将引起不测后果，因而以“检修”为名断然下令立即集中，倒也说得通。只是，原书资料和本书均使用了极易引起歧义的“工人武装组织”这一名词，让人容易联想起文革运动中成立的各种名目的武斗组织，便会产生“让人难以置信”的质疑。
当然，这里只是提供一种解释。究竟当年是否真有其事，下令集中的是否真是原来工人民兵组织的武器装备，尚待进一步考证。

十、“一月革命”中张、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乘坐空军的飞机，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和当地高级干部的双重身份抵达上海。”“他们愈发有持无恐，推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广播电台、电视台起来造反”，“号召‘工总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了一场‘打倒上海市委大会’”。（P．177）
1966 年1月张、姚到上海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员。起初，他们严格按照这一身份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徐景贤的“机联站”出面组织一系列调查会议，听取情况，因而并未去推动上海一些机构的夺权行动，也未去号召组织“打倒上海市委大会”。这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在他们来上海之前已经在筹划之中。张、姚在听取筹备情况汇报后，只是提出了一些意见，修改了王洪文的发言稿，甚至拒绝了徐景贤邀请他们参加大会“亮相”的建议，表示只愿留在宾馆观看电视转播。对于《文汇报》、《解放日报》两家报社的夺权，他们事先一无所知，深感突然，并未马上表态。据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所载，张春桥看到夺权后出版的《文汇报》后说：“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呀！”姚文元建议立即向中央报告，得到张的同意。由此可见，此时许多机构、包括本书提及的宣传单位的夺权行为多为自发形成，张、姚并未去进行过“推动”。
张、姚在“一月革命”中的正式亮相，是在毛泽东签发、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于 1月11日发出致上海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上海于1月12日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据徐景贤回忆录的记载，此时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小组成员”，而不是“当地高级干部”。此次“亮相”是他们主动提出，并要求在大会上讲话。张、姚选择在此时“亮相”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此时毛泽东已经有了明确态度，支持上海“打倒上海市委”的“夺权”行动；其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已经无法出来工作，张、姚执掌上海党政大权已经没有障碍。直到1966年12月26日著名的“生日谈话”中，毛泽东对陈丕显的态度仍然是“烧而不焦”，即经过群众批判帮助后，仍然希望他能站出来主持上海工作。周恩来元旦清晨给陈的电话表达了这一意思。张、姚到上海也负有转达中央这一精神的使命。这也是他们恪守“调查员”身份而未去大力支持群众造反的重要原因。然而，据徐景贤回忆，张、姚并未向上海造反派传达毛的这一意思，还纵容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造成了陈已被打倒即“烧焦”的既成事实。直到此时，张才找陈谈话，传达中央要他出来工作的意思。陈既已处于被打倒的地位、又出于自身一向退避的考虑，明确表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出来工作有困难”。至此，张、姚自感有恃无恐，立即主动公开“亮相”，以上海“新主人”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
顺便说一句，本书称“在随后的几天中，张和姚迅速恢复了秩序，创立了上海的新的政权形式。”秩序恢复的动力首先来自中央贺电，而不是张、姚的努力。秩序恢复的过程也不是在几天中完成的，而是经历了半个多月的震荡，直到2月初才宣布建立了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的新政权组织。

十一、张、姚不在上海期间是谁代理工作

（张春桥、姚文元担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当他们在北京忙于国家事务时，主要由王洪文代理他们的工作。”（P．181）
张、姚虽任上海党政一、二把手，却是长期在北京，而无法在上海主持工作。最初在上海代理实际主持市革委会工作的是马天水，并不是王洪文，也不是何蜀所称的徐景贤（见《记忆》总61期何蜀文）。徐之所以被称为“徐老三”，是那个时候上海人习惯将他排在张、姚之后。据徐景贤回忆，夺权后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排位是：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老干部）、徐景贤、王承龙（机关干部）、王洪文（工人造反派）。1971年1月中共上海市第四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海市委书记排位是；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周纯麟（军队干部）、徐景贤、王秀珍（工人代表）。王洪文地位上升，成为代理张、姚主持上海工作，直到其1972年9月上调中央工作。此后，上海工作主要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持。
本书在述及“九大”召开情况时称“后来成为上海市第三书记（在张春桥和姚文元之下）的王洪文代表工人阶级承诺……”（P．295页），有误。如上所说，王洪文排名到张、姚之后的第三位是到1971年1月上海第四次党代会之后，且称“市委书记”，并无“第三书记”一说。

十二、上柴“联司事件”与毛泽东的“武装左派”决策

本书在说明1967年8月毛泽东做出“武装左派”决策时，提到了7月18日在武汉对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的谈话，提到了7月31日在上海肯定张春桥组织工人武装的提议，也提到了8月4日致江青的信（P．225），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组织的“砸联司”行动。其实，这一行动对毛形成这一决策作用很大。
8月4日，王洪文的“工总司”调动30多万人马，以棍棒、长矛、木枪为武器，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武力镇压反对派组织“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上柴联司”）的行动。此时正值毛泽东依从周恩来的劝告，仓皇从群众组织群起攻击王力、谢富治、局势失控的武汉来到上海。发生于毛眼皮底下的这场上海文革史上规模最大的武斗事件，自然不会不引起毛的关注。甚至可以推测，这一重大行动很可能事先会向毛报告，并征得其首肯。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坐着经改装后的防弹轿车亲自到外滩巡视，亲眼看到了手执长矛、短棍、称为“文攻武卫”的“工总司战士”。他还津津有味地观看了上海电视台播放的“工总司”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或许，毛泽东第一次直接观看武斗场面，是否引发了这位当年鏖战疆场的领袖的连翩浮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让刚刚从混乱失控的武汉离开的毛泽东对造反派一统天下、相对稳定的上海局势十分高兴，认为这才是他所理想的由工人造反派左右局面的格局。所以，当张春桥向他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时，他立即指示：“武装10万工人”，“每人发一根棍子”。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毛在观察了“工总司”武力镇压 “上柴联司”后的当日，提笔给江青写信，提出了“武装左派”、“群众专政”两大口号，毛在信中认为，全国75%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是支持右派的，提出要武装左派，决定发枪，搞第二武装。此信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欲将王洪文创造的上海武斗经验推广全国。
本书对“联司事件”中的伤亡人数记载也有误。本书称，“在上海柴油机厂，两大热门的群众组织的武斗（王洪文领导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导致了18人死亡，983人受伤，其中121人终身残疾。据估计物资损失在350万元，生产停滞达两个月，期间的利润损失达175万元。从1967 年到1969年，救治伤员的医疗费用几乎达到了12万元。（P．228）这一伤亡数字有误，据《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记载，此次事件中死亡仅1人，关押和伤者650人，其中11人被关押达8年之久。本书记载的这一资料据说引自裴宜理、李逊《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李逊本人在《砸“联司”大武斗之前——上海柴油机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形成及社会化过程》一文（刊《记忆》总第62期“上海文革专辑”）中已经作了修正。

十三、关于上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几个细节

1、上海“清队工作”何时为开端？
“它（指‘清队工作’——本文作者注）于1967年底发轫于上海等地”（P．262）
此说出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但据《上海地方志》中《专业志•上海人民政府志•大事记》记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1月11日召开全市扩大会议，部署“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此应为上海“清队”的开端。至于是否为全国“清队”工作的“发轫”，待考。

2、上海“清队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谁？
“上海当局大量印发了解放前国民党和‘伪’政权‘特务’网络的详细资料。此举实际上表明这次运动针对的还是‘通常的嫌疑对象’。对过去的暴力行为责任的组织成为了主要的对象。”（P．263）
就上海的情况而言，并非完全如此。虽然“清队”的对象从未有文件明确予以规定，但就其被各地普遍作为“清队工作”政策依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1967年1月13日）即“公安六条”，同年2月发布的对文艺团体、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以及随后陆续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1967年10月26日），上海将“清队”对象逐渐明确为“九类”：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在运动实际推开中，触及的主要是领导干部和一般群众中涉及上述家庭背景或历史问题的人员。同时，对文革中的其他派别组织如临时工外包工组织、曾经支持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支联会”组织和人员，曾经参与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人员，都进行了打击迫害，而不只是“通常的嫌疑对象”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对过去的暴力行为责任的组织”则更少触及。

3、上海的“清队工作”相对“温和”？
相对于其他刚刚或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需要通过“清队”以巩固执政，“张春桥及其同事在上海执政已有一年，地位已然十分稳固，那里的局势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依照当时的标准，上海的运动也相对温和”。（P．265）
不知作者的“当时的标准”具体所指。据《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公布的不完全统计，上海全市在“清队”中被立案审查的多达24万多人；据1969年5月上海市革会《全市清队工作情况综述》时的统计，到1968年底，作为“九类分子”被揪斗的已达169405人；从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 “清队朝着稳、准、狠方向发展”之后到1969年3月，作为“九类分子”被揪斗的又有136566人。在其列举的整个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的局级领导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55人不完整名单中，于“清队”期间死亡的有39人。这一比例大体与文革期间受迫害死亡总数与“清队”期间死亡数量之比大体相似。也即“清队”期间是整个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比例最高的时期。由此可见，所谓“温和”可能只是在暴力程度或揪斗方式上，就数量比例和迫害结果而言，上海的“清队”与外地相比毫不逊色。

4、上海“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是“经济问题”、“普通罪犯”？
“在上海市闸北区，运动中只有6%的案子是政治问题，绝大多数是经济问题。许多‘群众宣判大会’的记录显示，运动的打击对象也包括大量的普通罪犯。”（P．309）
本书所列上海闸北区例子是依据《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关于该区“一打三反”中揪斗的人数5700余人中360余人有“政治问题”计算而来。但是，该《史话》在叙述上海的这一运动时一再说明，这一运动的重点是抓“现行反革命”，认为以往一波又一波“阶级斗争”揪出的多以历史反革命为主，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击不力，有必要再一次集中力量予以打击。因此，上海市委要求各单位大造声势，层层发动，谈敌情，排线索，确定打击对象。《史话》还引用了张春桥听说现行反革命分子挖得不多而发火训斥的事例。因而，上海的这场运动同样是以对思想犯、政治犯的严酷镇压而留存于人们脑海中的。如何蜀先生指出的，引用当时北京某些市民对“一打三反运动”的肯定评论，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5、上海的“刮红色台风”是怎么回事：
“在中国的城市，对‘坏人’、‘真正的敌人’的打击行动便成了人们所知的‘红色台风’。在王洪文主持下的运动，1970年初的上海平均每两个月就在刮一次红色台风。作为全国学习的榜样，上海台风一般是在重大节日前夕或者在外宾来访之前掀起，包括大规模动员民兵、警察、积极分子——人员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在一个区或者几个区内有时甚至整个城市大肆抓人。”（P．310）
上海的所谓“刮红色台风”行动与“一打三反运动”并无关联，因而本书放在这一部分展开叙述并不合适。
这一行动并非从1970年初开始，早在1967年“工总司”势力一家独大之后，即以种种名目进行这类“刮红色台风”行动。而其逐渐沉寂，也并非在“一打三反运动”结束的1970年底。按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73年9月《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定义：“被群众誉为红色台风的政治大扫除，是对阶级敌人进行袭击的一种革命行动”；目的是“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实行“群众专政”。正因如此，这个以“群众专政”的非法律、暴力化的手段对待种种社会问题的“社会阶级斗争”，造成的结果并非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而是强制与恐怖。“刮台风”的实践过程也证明了这点。起初的“刮台风”行动十分随意，且畅行无阻。“刮台风” 行动的主体无疑是工人造反派，先以“文攻武卫”、后以“上海民兵”名义进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其他行业、单位的造反派乘机自行组织各种“刮台风行动”，因而给许多不良分子挟嫌报复以可乘之机，借机打击异己力量。笔者曾参与过一次本校红卫兵组织的“刮台风行动”，仅仅根据某些“群众”的举报，没有任何手续，也不经任何部门批准，即在凌晨时分闯进一民宅，将一所谓染有流氓习气的女青年带回学校关押。某红卫兵等不及回校，在其家楼下即举起皮带予以抽打。这种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行动，当属1966年8、9月间红五类红卫兵“红色恐怖”行为的延续，同样给社会造成极大恐怖。笔者即因深感恐怖而再也不敢参与此类活动。随着市、区各级“文攻武卫”指挥部（后改名为“民兵指挥部”）的成立，“刮台风”的随意性较为减少，而多由市革会统一部署，更为集中于本书叙述的“在重大节日前夕或者在外宾来访之前掀起”。据《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反映，到该报告定稿时，这种市里统一部署的“红色台风”行动“全市先后组织了30多次。每次参加的民兵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并没有所谓“平均每两个月就在刮一次红色台风”的统计或说法。

6、《摘译》在上海的出版是否与“解冻”相关？
“第二十章毛泽东稳住阵脚•解冻”：“1973年，一份新的‘内部’刊物《摘译》开始在上海发行，内容全部是批判介绍外国文学、艺术、哲学和社会科学。它反映的是激进派的观点。”（P．354）
在林彪事件后出现的“解冻”动向中将上海出版发行《外国文艺摘译》（《摘译》）一事列入，有点不伦不类。
该杂志主编陈冀德在其回忆录《生逢其时》中曾详细介绍了这一刊物的创刊过程：“《外国文艺摘译》是一本内部资料性的读物。以介绍苏、美、日三国的文艺动态为主。也出过一些上述几个国家的文艺作品的单行本。它的创刊动议，其实比《朝霞》更早。是从当时专供县、团级单位领导参阅的《大参考》中得到的启发。《大参考》中，偶尔也会有一些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文艺动态的报导，看了不过瘾，就想自己搞。它的出版过程，与《朝霞》大同小异。萧木创议，共同具体组织实施。” 她还介绍说：“姚文元看到后，提出：对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和动向，不能只有纯客观的介绍。要有所批判、评论，以期对读者起到导读的作用。”因此，从1974年年初起，每期刊物都增加了批判性文章。由此可见，《摘译》的出版初衷只是延续了文革运动的主旨——批判修正主义，与林彪事件发生后的政治生态变化无涉。本书恰当地称这本刊物“反映的是激进派的观点”，却又与其他“解冻”事件，例如当时已经出现的“地下文学”、甚至成都屠德雍《文化大革命十大罪行》事件、长春史云峰反对文革传单事件等并列。显然十分不妥。

7、不可或缺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与毛泽东的晚年思考
本书对批林批孔中北大、清华“梁效”有比较多的描述，但对上海市委写作组却始终没有正面叙述，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就全国而言，“梁效”与上海市委写作组南北呼应，影响很大；就上海而言，王洪文“工总司”这一“武班子”与市委写作组这一“文班子”既相配合、又相矛盾，是上海文革史的重要内容。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可或缺。
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工作中，其后期为晚年毛泽东注疏古史作品一事值得重视。可惜，本书对此未着点滴笔墨，至今在其他文革历史叙述中也少见展开。
据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近年多篇回忆文章中提到，毛晚年罹患白内障，视力退化，因而多次通过姚文元交由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其选择的古史作品进行注疏。这些作品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诸多体裁，前后总计有86篇，由朱在极为保密的情形下分送约请上海一些大学和研究所中资深专业教师和学者进行校点、注释，成了这些老师当年的重要工作。先后参与此事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王守稼、许道勋、董进泉、谭其骧、杨宽、邹逸麟、王文楚，中文系的王运熙、顾易生、章培恒，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干兑、刘修明等。这些注疏后的篇什仍经原有渠道，由朱上送姚文元，再直送毛本人参阅。据称，每篇文章仅印5-7份，最多时也不过20余份，流传范围极其有限。大部分是毛自己阅读，也有一部分由他推荐给身边人看，如要周恩来读《史记•汲郑列传》，要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要江青读《后汉书》中黄瓊与李固的列传，要姚文元读《旧五代史•李袭吉传》，等等。为方便毛阅读，这些文章印制时字体较大，最大的达36磅长宋字体，因而又被称为“大字本”。
文革结束后，这些“大字本”经出版社汇集，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名出版。分析这些篇章，略可窥探晚年毛泽东的关注问题和心绪所在。承担这一任务的朱永嘉曾提出自己的猜度：“毛泽东为什么想到要看这些古文，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促使他在思考什么问题，以及他思考这些问题的视角。通过这些篇目我们或许能看到毛当时思维的脉络。他推荐某人读某一篇古文总还有一定的目的性吧，与被推荐读某篇的人当时所处的地位情况究竟有什么联系，是对他们寄予希望还是警告”。这些设问和探究颇为值得玩味。朱永嘉还曾专门分析了毛于1975年8月5日下达的《晋书》中《王敦传》、《沈充传》、《桓温传》、《刘牢之传》、《王弥传》、《苏峻传》、《孙恩卢循传》等七篇传记的注释任务，联系到当年与王洪文、邓小平等关于身后事的讨论，认为这是为了对他身后可能出现危局的一种估计。他谈到：“我接到了这个任务以后，注释任务是下达了，但我迟迟没有催促复旦历史系的老师抓紧去完成这些注释任务。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那时我们刚因注释庾信的《枯树赋》换来了毛主席的批评，我刚写过检讨，多少有一点后怕，所以做什么事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怕再出差错。宁可放慢一点，认真一点，少出差错为好。二是这几篇传记都是两晋政治动乱中比较关键的人物传。接着是毛关于《水浒传》的谈话，八、九月份是全国整顿的高潮。而特别是对军队的整顿。九月份下旬，毛远新成为中央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整个政治形势扑朔迷离。而这几篇传所写的都是两晋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不知道这几个转折时期的反面人物会应验在什么人身上。那时谁也拿不准，我只能拖一下，慢慢地再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做不得出头椽子啊！所以这些个人物传记标点注释的任务，下达以后，我不催不问，姚文元没有来催，我则能拖就拖，于是这几篇大字注释的任务，就这样在我手上不了了之。现在想来，对毛我还是有一份歉疚自责之心。”（朱永嘉《从毛泽东重读〈孙恩卢循传〉想起他对身后形势的一种推断》）这些远远超出古文注释任务的分析和研判，对于探寻毛晚年和文革结局时的走向，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很可惜，本书探究“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而将这些内容轻轻放过，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以上种种仅仅是在阅读本书过程中发现的，未及深思。在此提出，与二位作者商榷。
期待着二位作者新的研究成果，更期待着中国学者早日拿出与之相匹配的著作来。

2010年12月20日
于上海

《记忆》第66期 2010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