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人政：云南省肿病死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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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云南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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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肿病死人情况

卓人政

“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反右倾严重的泛滥，官僚主义、浮夸风盛行，群众超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和粮食不够吃，便伴随着肿病等疾病流行，造成了云南解放以来人为的群众大规模死亡。痛定思痛，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教训十分深刻。
一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随之，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为了增强抗旱夺丰收的能力，1958年1月17日，省委召开全省紧急电话会议，指示：各地必须立即动员，男女老少出勤率每天达到90%以上；每天劳动时间要达9、10个小时，完不成任务的要日夜赶工。2月4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在生产大跃进中，要做彻底的革命派》的社论，其中提出：过去几千年修灌溉1000万亩的水利，现在是一年要修灌溉1200万亩的水利。在大跃进中，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妥协派、维持现状派、促退派？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2月4日至11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南宁会议关于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受此感染，省委提出了新的跃进指标：水利3年完成10年规划，粮食5年增产1倍。在“大跃进”形势逼迫下，全省掀起了男女老少齐上阵修水利的热潮，民工们夜以继日，不避风雨，奋战在水利工地上。由于劳动超负荷和营养跟不上，2月，在曲靖专区陆良县西冲河水库建设工地的民工中首先发现肿病患者。问题发生后，陆良县一些社队干部曾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但这些干部认为这是为大跃进抹黑，并对反映情况的同志进行打击和错误处理，使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致使陆良肿病死人情况越来越严重，并逐步在曲靖专区蔓延暴发。同时，肿病在其他专区也陆续出现。这样，肿病死人问题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1958年6月25日，省委派出工作组到问题较严重的陆良和泸西县调查。还派出医疗组去防治病。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和科学分析后，以云南省昆华医院内科主任沈允斌为首的省卫生厅泸西肿病防治组认为此病系混合型营养不良性水肿，于是向曲靖地委写了关于《泸西县肿病调查防治报告》。后来，曲靖地委虽然向专区各县转发了这个报告，但认为肿病的发病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此报告只能供领导同志参考，故使沈医生的防治肿病的报告束之高阁。省委于7月16日将曲靖专区肿病问题向全省发出通报，指出：曲靖专区的泸西、陆良、曲靖、马龙等县发生肿病大量死人。经解剖尸体发现死者缺乏脂肪，肝脏萎缩，证明主要是营养不够。在组织和发动群众在苦战中既要发扬干劲，又要保证劳动者每天睡好（8小时）、吃饱。
省委的通报发出后的当天，省委又打电话提请各地、市委注意：肿病继曲靖专区普遍发现之后，别的地区如邱北、富宁、峨山、新平等县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有的地方把对于口粮确实不够和属于乱叫的人混淆起来，不注意解决。群众缺粮下边有些同志怕被斥为右倾，故不敢反映这个问题。请你们检查一下各县有无象曲靖专区那种情况，不要等闲视之。
根据省委通报的情况及指示精神，省委文教部即督促省卫生厅从昆明医学院、市卫生局及省卫生厅所属医院各抽调100人，再抽300余名血防干部共600余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组）分赴肿病严重的曲靖、玉溪专区和龙武、华坪、祥云等县进行抢救。
1958年7月21日至8月4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总结检查大跃进半年来的农业生产情况；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研究下半年和1959年的工作。鉴于云南省部分地区发生肿病大量死人事件的责任重大，会议期间，7月27日，云南省委向党中央作关于曲靖等部分地区发生肿病的情况报告。汇报道：肿病今年2月初发生于陆良、曲靖等部分地区，经防治曾一度消灭，到4月又再度发生。同时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全省现有8个专区、自治州的50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余人。其中以曲靖专区较为严重。今年肿病普遍流行，是过去没有的。其主要病状是，患者下肢浮肿，四肢麻木，腹涨，有腹水或拌有腹泻，体重锐减。个别的肝脏肿大，有的经治疗消肿后，再度复发，心力衰竭而死；也有一些病人是在走路或生产中突然暴死。这种病患者大都发生在一些工作落后的地区，一般以男子为多，妇女较少；老弱者为多，青壮年较少；平坝为多，山区较少。死亡现象亦是如此。病因主要是患者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
云南省委在报告中还查找了发生肿病的原因：一是去冬今春在各地曾普遍发生流行性感冒，使患者心肌机能损坏，肝脏萎缩，潜伏下病根。二是群众在生产大跃进中，长期过度疲劳，体力消耗很大，营养补充不够，故暴发成肿病。三是这些地区的干部在生产大跃进中，强调苦战的同时，对广大劳动者的生活注意得不够，不敢讲劳动者必要的休息，对部分群众真正的口粮不足的问题避而不谈，不去主动解决。致使群众在长期的紧张劳动中，疲劳过度，缺乏营养，便普遍发生了肿病。
报告还说，为了保证群众的健康和生产跃进，云南省委正在采取非常措施根治肿病，我们省委必须接受肿病死人的教训，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次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会议一方面对大跃进致肿病死人问题有了一定认识，并向中央作了检讨，查找了发病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将2月省委提出粮食5年增长一倍改成1958年当年翻一番，工业产值翻两番。使跃进指标再次加码，又加大了各级领导的压力，使他们在既要解决群众长期过度疲劳，防治肿病，又要开展更大的跃进的矛盾中而难以保持平衡。
为了进一步查清病因及加强防治措施，省委于8月24日派副省长刘卓甫率由省委文教部副部长钟期、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周力、省民政厅副厅长白玉清等组成的省委检查组，会同曲靖地委第一书记邵风等到曲靖专区的路南、陆良、宜良、泸西、师宗、罗平等县了解肿病情况，研究加强防治措施。
全省部分地区发生肿病后，省委农村工作部也派人到曲靖专区检查生产和制止肿病死人的情况。并于1958年8月24日向省委作了《关于曲靖地区病亡及外逃情况的报告》。《报告》反映，曲靖全区（缺寻甸县）今春至8月15日各种发病人数达168957人，其中死亡23932人。外逃和搬家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与曲靖地区相邻的贵州省兴义县8月5日至15日就陆续收容了富源、陆良、罗平等县的外逃人员72人。这些人中有的是因肚子饿跑出去的，有的不仅肚子饿还遭干部吊打，生活不下去才逃跑的。仅陆良县今年搬家到外地的就有500多户。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劳动的出勤率。肿病2月开始，曲靖地委发现后就向各县打了招呼，但因缺乏深入检查，病因未查实，未引起重视，采取的措施不够及时坚决，故使病情不但没有制止，更使病情和死亡都在发展。
1958年8月29日，省委向各地、市委批转了省委农村部的这个《报告》，并指示：曲靖地区今年群众患肿病死亡和外逃的情况是严重的。这不仅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而且对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有很大影响。某些地区非正常死亡突出，迄今为止，主要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各地应认真注意检查，把防止疾病死亡列入领导生产的内容。严重的地区要派专人检查和帮助解决，切实制止肿病的再度发生和新的发展。
由于“大跃进”运动在全省城乡，农村、工矿企业都全面开展，在农村发生肿病问题后，工矿也有发生。如：云南锡业公司个旧马拉格矿即发现工人患肿病，至8月23日达500余人。
刘卓甫副省长率省委检查组亲自到肿病严重的陆良、路南、泸西等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同曲靖地委又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后，于9月3日向省委书面报告了曲靖专区肿病情况，并调拨了2290万斤粮食和20万元钱帮助曲靖地委解决群众患肿病及饿死人问题。
通过省委、省委检查组及省委农村部工作组的多次督促和帮助，使曲靖地委对肿病死人问题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认识。1958年9月8日，曲靖地委向省委作了《关于肿病死亡情况和干部命令主义作风的检讨报告》，检讨说，今年2月，我区陆良、曲靖等地曾先后发现少量的疫病流行，其中主要是肿病。4月份病势又陆续蔓延，我们动员大批医务力量，集中的加以防治抢救后，疫病迅速下降，我们认为病情已基本遏止。但由于对病因不清，未从粮食上根本解决，故至6月下旬又再度暴发。前后发病共16733人，死亡1205人，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虽想了许多抢救的办法，但由于病因不明，没有正视为粮食问题，虽费力不少，但不能一针见血地迅速予以扑灭。7月中旬省委明确的指出：发病原因主要是营养不良，各级党委要敢于正视问题，大胆的解决问题。这时我们才决心从粮食问题上着手解决，拨粮5900万斤。并强调了专人负责，全党动手，集中力量限期扑灭。与此同时，各级分别成立了防治肿病指挥部，加强这一工作的具体指导，在贯彻执行中，有的县执行得坚决，半月后病情基本遏止，如马龙、泸西县。但有的县仍不正视为粮食问题，执行得不坚决，虽病情有些好转，但一直没有遏止，如陆良、路南等县。8月初地委又在马龙开了现场会议，并派检查组在各县进行了检查，又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联系群众观念、工作作风作了一次认真的检查，并对防治肿病作了具体布置。这以后才使肿病基本止住，但仍未完全遏止。截至8月底全区累计发病141169人，治好103193人，现有病人20887人，前后共计死亡19110人，情况是严重的，给党造下了严重的损失。目前全区已基本控制了肿病的发展和死亡，但决不能因此而有丝毫疏忽大意。
曲靖地委还检讨了造成肿病发展的根源：直接反映了我们在执行省委历次指示“从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物质保证三个方面保证群众大跃进的干劲”不坚决。我们领导的群众观念薄弱和缺乏深入踏实的工作作风，对如何在大跃进中去关心群众，保证生产大跃进的顺利发展，则被忽视。因而对肿病的发生开始就没有从缺粮食的问题上去考虑和处理。再加之对个别已发现的强迫命令情况未予以及时的严肃处理，导致关心群众疾苦不够。曲靖地委最后请省委给以应得的处分。
1958年9月12日，省委转发了曲靖地委的《检讨报告》，并批示：你们接受经验教训，继续彻底抢救肿病和防止其继续发展，这是很好的。同时，通过对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进一步提高到领导思想作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上去接受经验教训，这也是必要的。至于地委请求给予相应处分一事，不必置议，但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10月7日，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向国务院书面报告了云南省发生肿病的情况。
云南省陆良等县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1月3日至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专程到陆良县检查工作，并就防治肿病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195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会议根据存在问题，规定了各级领导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对已发现的错误着手纠正。11月14日至20日，云南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并以整风精神，以肿病死人问题为重点检查了省委及有关地委的思想作风，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肯定了工、农业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绩，但同时也揭发了许多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虚报浮夸的现象和造成的恶果。
11月18日，云南省委就关于发生肿病死人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呈报书面检查报告。报告说：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死亡率亦加大。经突击抢救，至7月下旬，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在这一过程中，情况陆续有所反映，我们虽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多次组织专门检查组和工作组，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力图遏止病势。但是，由于措施不够坚决和及时，以致制止无力，未能迅速扑灭。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约占半数。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造成这一痛心的大量死亡事件，我们的错误在于：
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尤其是对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所出现的新问题估计不足。病情最严重的地区，多是工作落后，去年歉收、口粮较少的地区。全省肿病最严重的陆良、泸西等县，一向都是落后县；死人最多的曲靖专区，是去年增产最少的地区。陆良县在历史上是最穷的县分之一，而去年又减产15%，全县除去公余粮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籽、饲料379斤，该县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口粮200多斤。劳动强度成倍的增加，物质生活没有相应的保证，营养过分不足，是发生肿病的直接原因。
我们的错误还表现在：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特别是没有估计到，经过反右斗争和粮食大辩论，某些干部有个人主义思想，害怕被人说右倾，“宁左勿右”，不敢正视粮食问题。肿病发生时，有些干部发现缺粮是主要原因，但由于怕犯“右倾”的错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吊打群众以至死人，也相当严重。富源黄泥河乡，在病中被打死、吊打后病死、逼死、关死的共24人；一个小女孩私自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去一个手指。这种现象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制止，也和我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有关。
更严重的是：问题发现后，态度不够坚决，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及时而又严肃地处理，致使死人现象未能迅速制止。
作为一级高级党委，在这样几个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是严重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教训是沉痛的。主席对云南肿病死人事件的关怀，给予我们很大的教育和督促；王从吾同志来云南检查工作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决心通过这一事件，从中深刻地吸取教训，借以教育提高云南省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促进生产的更大跃进。目前，我们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通过整风的方法，集中检查批判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和群众观点问题，认真接受经验教训。并且打算立即采取两条措施：
1、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后，立即在全党和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以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的整风。在肯定今年大跃进成绩的基础上，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相结合地检查批判强迫命令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倾向。并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从正面和反面去使大多数干部接受教训。
2、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劳逸和生活。加强对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的领导和民主管理，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书记或常委专管群众的生活问题。
鉴于省委的失职错误严重，有负于中央和人民的委托，为了教育全党和教育我们自己，请求中央给我们以应得的处分。
就在云南省委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云南肿病情况的当天，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也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检查报告，承担了主要领导责任。
11月20日，省地、市委书记会议结束后，省委又接着召开了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所属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整风会议，直至12月2日结束。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1月25日审阅了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第145期上摘登的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的报告后，作了“一个教训”的批语。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研究人民公社及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会上，毛主席指示将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的报告及他的批语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列席会议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主席在批语中指出：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依。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和毛主席所作的重要批示，对参加武昌会议的同志们震动很大。会议根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指示精神，针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问题，提出了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提出了经济计划要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能够保持适当比例。会议经过讨论，初步降低了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1959年钢的产量指标由原定的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这次会议系大跃进开展以来，党中央主动纠正某些工作中失误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的重要批示传到云南后，省委先后在3次各种类型的会议上进行传达学习和贯彻。
第一次，首先组织参加正在召开的省委、省人委整风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与会同志进一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根源，挖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省委、省人委整风会议上，根据毛泽东要求云南省委坏事变好事的指示精神，重点抓整改。省委于11月30日分别发出了9个文件。即：发出了《关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继续开展整风的指示》、《关于加强劳动安全工作的指示》、《今冬明春大力开展副业生产以增加群众收入问题》、《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今年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报告》、《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决定》。
此外 ，11月30日，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完整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学会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决定》分别就调整劳逸节奏的问题、办好公共食堂、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医药卫生问题以及加强领导等方面作出了55条规定。
省委、省人委发出了10个文件后，并要求逐级制定具体方案，迅速组织贯彻实施。
12月2日，整风会议结束后，云南省委向党中央书面报告了召开地、市委书记和整风会议的情况。其中，重点报告了两次会议揭发出来的主要问题：一是各地强迫命令、浮夸虚报、只讲生产不管生活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极少数地区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较为普遍的是“卡”、“整”群众。如戴白条、白手套，家门上插白旗，戴尖尖帽，画花脸，背上贴大字报，扣工分，甚至不给饭吃。宣威县左所乡一个社干部规定：“不劳动者不得吃”。一个女社员因在家照顾病人，两天不给饭吃。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的地方，甚至采取关禁闭、捆绑吊打、火烤等违法乱纪的办法对待群众。祥云县3个水库工地被捆绑吊打的民工就有1200多人，当场打死、受虐待后自杀死亡的共有724人。二是在大跃进中只重视生产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现象，在全省则更为普遍。有些干部认为，“生产任务重，时间紧，不休息都干不完，再休息更完不成任务”。有些地方群众患肿病后上级调拨了粮食去救治，却没有发到群众手中。强迫命令也是今年边民大量外逃的重要原因，边民外逃已达89000余人，有人说，“情愿在外国饿死，不愿在中国苦死”。云南省委在报告中认识到：这种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在政治上和生产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些教训是十分沉痛的，确有必要在县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整风，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
第二次，省委在召开省委、省人委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整风会议的基础上，扩大范围，于1958年12月22日至1959年1月8日召开了有省委委员、地（市）、县委书记和部分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
第三次，省委在全省四干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接着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中共云南省一届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学习毛泽东“一个教训”的批示以及整风，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曾专门就关心群众生活问题作了深入检讨。
鉴于曲靖地委工作出现失误发生肿病死人，1959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调云南省委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薛韬任曲靖地委第一书记，免去邵风曲靖地委第一书记职务，降任地委书记处书记。同时，云南省委批准邵风兼任陆良县委第一书记。
在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省委一届七次全会和省四级干部会议的基础上，全省各地、市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各县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较深入地揭露了以往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促使干部改进工作作风。
通过整风学习，使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思想上开始冷静了一些，并对一些问题有了共同认识：制定生产计划指标必须积极先进，但同时也要建立在可行性的基础上；把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与执行计划的统一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统一起来；把领导生产建设与关心群众生活统一起来。通过整风，促使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一定的转变。
二
省委和省人委在1958年10月和11月曾多次提出一个星期内不增加新的病人，半个月内消灭肿病病情的计划，并采取了紧急防治措施，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所改进，使肿病问题得到了缓解，有的地区并得到了遏制。但是，省委于1959年1月10日印发的《关于1959年全省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提出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计划，如与上年相比，铁要增长1.5倍，钢增产5倍，铜增长10倍。由于受掀起1959年更大跃进高潮的影响，在全省若干县相继发现肿病复发情况，而且在某些地区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陆良县许多群众又在挨饿受冻，公共食堂普遍吃菜吃稀饭。如先锋公社一些食堂，中午12点才得吃半饱稀饭，晚上7点才得吃半饱菜汤；曲靖县有的公共食堂每天一人4两大米，不够吃；通海县石碧乡安昌里每顿全劳力只能吃中碗一碗饭，半劳力及小孩还要少些。吃的是豆叶或野菜，当省委、地委检查团去检查时，吃的稍好些，但仍不够吃。当地干部向群众布置不准对检查团说粮食不够吃，这样做的结果，有的地区又出现肿病死人问题。省委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指示各地、市委：粮食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足够重视。并注意检查食堂有无贪污现象，做好食堂的管理工作。以促使有关地委正视和注意解决肿病复发问题。
玉溪专区1958年发生了严重的水肿病后，在省委不断的督促帮助下，玉溪各级党委采取坚决措施，集中治疗，增加营养，到12月初肿病初步被止住。但到1959年3月以来，水肿病在全区各县又陆续发现。在肿病患者中，属于复发的占70%左右，发病原因基本与去年一样。
为了避免重犯去年肿病死人的错误，1959年4月14日，玉溪地委向省委作《关于水肿病问题的报告》。随后，红河、曲靖和文山地委也先后向省委报告了肿病复发的情况。据统计，玉溪区发病1408人，死亡14人；红河州发病1303人，死亡9人；曲靖区发病1189人；文山州发病234人。鉴于此，省委于4月22日将玉溪地委《关于水肿病问题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同时提请各地、市委注意肿病复发问题，强调：当前春耕栽插的紧张时刻即将到来，生产劳动将更为紧张，省委十分关切这个问题。各地要切实进行检查，接受去年的经验教训，真正取得免疫力。粮食不足的地方，立即由县委负责调剂解决，使群众能吃饱。必须讲求苦干与巧干的结合，保证群众每天睡眠不能少于8小时。希望各级党委继续引起警惕，不能疏忽，以保证人民健康和保证生产大跃进。
夏季，是农村各种疾病最容易发生和流行的季节，全省患病的人，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根据历年的教训，特别是去年的教训，省委于6月23日发出了《关于管好群众生活防止夏季疾病的通知》，指出，当前迫切需要重视和解决的是群众的口粮问题和群众疾病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摸清自己地区的粮食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充分发动群众，办好公共食堂，必须保证按大人、小孩平均每人每天不少于0.5斤。在疾病问题上，主要是做好防预工作。首先要保证吃饱、吃熟、吃热和吃细一些，在这个基础上再照顾到群众的各种营养。其次是强调劳逸结合，要把劳动强度加以调剂，不要再继续夜战，保证睡足8小时。再次是搞好环境卫生，继续坚持除“四害”。对生病的人应立即进行治疗。目前有些地区，不敢反映粮食和疾病的真实情况，怕引起群众的思想混乱和领导上的批评，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这种不敢正视问题和熟视无睹的官僚主义态度，认真把群众生活搞好。
1959年12月26日至1960年1月5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根据中央历次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和接受1958年深刻的教训，会议认真讨论了粮食问题。认为，目前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由于粮食分布不平衡，目前还有20%至30%的生产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粮。为此，研究采取3条措施：一、各级党委对粮食要认真摸底排队，经常做到心中有数。二、办好公共食堂，从县委到生产队都要指定一个负责干部专门管理食堂。为了保证群众吃饱，吃粮标准一般每人每天要吃到0.8斤，最低不少于0.5斤，加上掺粗粮和杂粮，保证每人能吃到折合1斤粮食。并且做到保证社员吃饱、吃熟、吃热、吃卫生。三、对缺粮地区，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属于在留储备粮中拿过头的这部分粮食，予以退回；对经济作物区群众的不足部分口粮，应当由公社或国家调剂供应；对受灾减产造成缺粮和历史上缺粮并未改变的地区，现在就号召多种早熟作物和蔬菜，开展生产自救。有困难，经过批准后，动用部分储备粮。接受去年经验，规定层层负责抓粮食问题较严重地区：省委直接抓七、八个粮食问题较严重的县，地委直接抓几个公社，县委直接抓几个管理区，公社直接抓几个缺粮队。会议结束后，省委向中央及西南协作区主任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书面报告了会议情况。
1960年1月初，思茅专区景东县委向思茅地委电话汇报该县安定公社5个管理区群众因吃不饱，吃不上蔬菜、盐巴导致32人发生肿病，死亡9人的情况。思茅地委将该情况及时于1月9日向省委作了书面汇报。第4天，省委向全省批转了《思茅地委关于景东县安定公社五个管理区发生肿病死亡情况的报告》，并指示各县委，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保证群众吃饱外，还要注意使群众有一定的油盐吃，特别是保证食盐供应，以免发生营养不良而引起肿病，保证不发生群众大量死亡现象，以实现继续跃进。
三
虽然省委强调各地要防止肿病死人问题抬头，并多次发出指示，但仍未引起有些地方领导的重视。发生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金华公社的肿病死人事件就是一例。
剑川县甸南乡金华公社西中管理区的公共食堂到1959年12月下旬因缺粮都先后断炊，并开始出现肿病死人。1959年下半年，调到丽江地委工作不久的原怒江州边工委副书记张旭到昆明开会路经剑川，了解到家乡金华公社西中管理区的这一情况后，到昆明把情况向省委边工委作了汇报。1960年1月4日，西中管理区南村生产队干部群众33人联名上书省委和剑川县委，提出“1959年大春粮食因旱歉收，但我队仍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已将所有的稻谷、杂粮全部扫光入库，仍完不成任务，且全队已无口粮，公共食堂也没法开办。我队曾多次向管理区反映情况，但都得不到解决，目前生活已不能维持下去了，我们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政府，恳请党和政府作主，为民劳累，前来调查虚实”。
1月23日，张旭从昆明开完会到下关找到大理地委第一书记欧根反应情况。欧根说我们收到不少群众反映肿病死人的信，地委已经注意，并派地委常委、军分区副政委邓克昌专门去金华了解西中管理区的情况，希望张旭去把情况仔细给邓讲讲。
第二天，张旭在返回丽江途中，在剑川停车，回老家找到邓克昌，邓不相信群众缺粮。张旭只好建议：召集贫下中农座谈会，全面了解情况；将几十个重肿病患者集中到南村小学教室内给予必要的治疗；群众没有吃的，死人越来越多，问题十分严重，请地委采取紧急措施，先救济，后摸底。1月26日，张旭回到丽江后，感到不放心，又给大理地委办公室打电话说明灾情严重，并把他给邓克昌提的建议请大理地委予以考虑。张旭同时还向省委办公厅作了书面情况反映。
后来，邓克昌回到大理给地委汇报时，却说西中管理区社员手中尚有粮食40万斤，口粮不成问题。并说张旭反映的情况不实。
1960年2月下旬，张旭到下关出差，看到一群群逃荒的农民，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便打电话通过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贡新向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边委书记孙雨亭反映了金华公社缺粮和肿病死人的情况。
金华问题是自1958年陆良等县发生肿病死人后发生的又一起重大肿病死人事件，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视。2月28日，省委正在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获悉后，于晚上主持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叫在昆明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欧根参加，指示大理地委书记处书记吉其祥连夜赶回下关迅速开展救灾工作。省委常委紧急会议批评了大理地委的工作，决定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欧根大理地委第一书记和王民第二书记职务。调德宏州委第一书记郑刚任大理地委第一书记，欧根降任大理地委第二书记，王民降任地委书记处书记。在这次会上，阎红彦点名批评了一些地方的高级领导干部，说他们精神状态不正常，不敢正视肿病问题，应端正态度，予以改正。
全省三干会期间，省委察觉金华公社的问题并未得到认真解决，省委即派出工作组前往剑川县进行检查。
4月5日至11日，在省、地、县委派员直接领导下，金华公社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274人。会议对以党委书记李′′为首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了揭发斗争。会议结束时，公社党委根据地、县委关于集中治疗肿病、干瘦病患者的指示，及本公社肿病死人日益严重的情况，抽调了医务人员28人、护理人员49人、行政人员9人、炊事员26人，组成金华公社肿病医院，专门收治干瘦、肿病人。随后大理驻军医院，省、州医院、卫校等也派出大批医务人员支援，使医护及工作人员增加到250多人。经过一段时间集中治疗，多数病人治愈（5月25日肿病医院撤销）。
为了救治金华公社肿病人，至4月3日止，国家先后供应该公社粮食115.7万斤、大豆4994斤、红糖6195斤、油脂2847斤。
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省委仍然关注金华肿病问题的解决。4月初，省委派省委常委、秘书长梁浩率省委检查团赴大理，协同地委进行处理。4月17日，云南省委向中共中央并李井泉同志作《关于剑川县金华公社大量肿病死人事件的报告》。《报告》汇报：剑川县金华公社从1月到现在，患各种病的有4080人，其中肿病占76.8%；已死亡1390人，其中肿病死亡916人，占66%。全公社4个最严重的管理区，患病的劳动力占总劳力的25%至39%（省委报告的患病、死亡人数与剑川县3月21日给大理地委报告的数字要少）。现在，由地委组织部长率领的工作队，已在这个公社发动群众展开斗争，拨给粮食，办好食堂，制止并消灭肿病发展。
《报告》说，大理地委对金华公社的问题，在发觉之后，虽然不是漠不关心，并且从地委第一书记起连续9次去人检查处理，但都就事论事，所以拨了粮食也没有解决问题。对王会琪，地委未坚决开展斗争。说明大理地委在政治上非常软弱迟钝。据了解，肿病在大理州其他县的若干公社或管理区，也有不同程度发生。全区已知现在还有肿病和各种病达3万多人，肿病连同其他疾病已死七、八千人以上，巍山一个县即有4000多人。这些公社和管理区发生肿病，并不都像金华公社这样领导权被“篡夺”，但程度不同地都有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许多干部不反映真实情况，怕说右倾，本地干部怕说是地方主义，因而普遍回避缺粮和肿病问题。这种精神状态很不好。省委现在除了大力组织力量帮助他们的工作之外，正在批评教育这些干部，消除不负责任的现象和一些不良气氛。
鉴于金华公社事件已造成人民生命上和党在政治上的严重损失，省委决定：清除金华公社党委书记李德和出党[1]，并且交政府依法惩办。撤销县委第一书记王会琪职务，下放劳动，鉴于他认识错误比较诚恳，保留其党籍，以观后效。至于大理地委的问题省委正在查处。
根据省委的处理意见，4月19日、5月6日至11日，剑川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和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分析金华公社肿病死人的严重情况，进而对县委第一书记等4人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
到1960年5月底，金华公社改造落后工作基本结束，对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全公社干部733人，受到各种处理的223人，占干部总数的31%。在被处理的干部中，后经过复查，仍有108人受逮捕、管制、撤职和调动处理，占干部总数的14.7%。省委调胡子寿任剑川县委第一书记。在处理金华事件中，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过多地将责任归罪于基层干部，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关于剑川县金华公社肿病死人问题，时隔1年多后，在省委于1961年7月17日至8月12日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整顿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在会上进行整风，会议大理组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7月29日，欧根在省三干会上发言时检讨说：去年肿病开始发生，张旭向大理地委反映过金华公社西中管理区的严重问题，当时地委的态度很恶劣，还说张旭同志是右倾。人家揭我们的问题就不高兴，我们没有正视问题，虽然派大理军分区副政委邓克昌去金华。邓回来汇报时，也不正视问题，还告了张旭的状。当时王民说张旭右倾是不恰当的。由于有这种情绪，后来地委派吉其祥、史玉林去剑川也就不敢大胆解决问题。我们回避问题实际上是对群众不负责任，群众饿死了，我们反映不快，而反映最快的是人家“右倾”。这是我终身遗恨的事情。在省三干会上，王民也作了检讨：当剑川群众联名写信、张旭写信揭发了西中管理区饿死人的事件，自己仍执迷不悟，怀疑和批评人家右倾，不亲自去剑川检查了解，直到3月把问题真相揭露出来，自己仍不正视问题，更没有从西中的问题联系到剑川全县，从剑川联系到全州，致使问题拖延下来。他们的检讨是诚恳的，但因严重的官僚主义而导致大量群众死亡，教训却是十分深刻的，值得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吸取。
后据大理州统计，全州在大跃进3年中，发生肿病160280人，死亡14141人，死亡人数占患病人数的11.4%。其中，1958年患肿病24940人，死亡3194人；1960年患肿病135340人，死亡10947人。通过1958年贯彻毛泽东的重要批示，肿病死人在全省得到了初步控制，从1959年起发病人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大理州1960年患肿病的人数高于1958年5.4倍，情况突出。
四
1960年初，在剑川县金华公社发生大量肿病死人的同时，其他地方也相继发生此类情况。肿病比1959年呈上升趋势。至3月20日止，据7个专区的统计，有肿病人19410人，比2月的12000人有所增加。累计已死亡1400多人。全省肿病最多的是大理，有8378人，干瘦病3534人，累计死亡611人。病人较多的县是祥云县3127人、剑川县2994人、鹤庆县2379人、永平县1638人、巍山县903人。红河州、玉溪专区肿病也较多。红河有病人2296人，死亡100余人。玉溪有病人1799人，死亡327人。其它地区楚雄420人、德宏451人、临沧1310人，曲靖1222人。
1960年3月28日，省委向各地、市委通报了全省肿病情况，并要求各地、市、县委对肿病问题要引起极大重视，限期把病情压下去，以保障人民健康和保证生产大跃进的进行。
省委的指示给各级领导敲了警钟，促使他们认真抓好防治工作。楚雄州的双柏县1959年7月以来患肿病4000多人次，其他疾病约6000人次。县委采取专人专管等措施防治肿病的发展，到11月底已控制下降到9人。但由于对省委“群众干劲越大就越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把原来的老病号和身体瘦弱的人也调上工地，致使肿病又一度发展起来。到1960年3月中旬，达129人，并死亡3人。根据这一情况，县委立即检查了松劲麻痹思想，采取了4条措施防治肿病，收到了显著成效：
4月16日，双柏县委向楚雄地委作了《关于防治肿病问题的报告》。4月25日，省委将双柏县委的《报告》转发全省各地（市）委、边工委、县委，并指出：双柏县委关于防治肿病的报告写的较好，提供了一些很有益的经验。他们在防治肿病中，着重强调了干部要敢于正视问题，要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这一条至为重要。我们的工作不断发展前进，在工作中出现缺点，遇到困难，有许多是难于避免或难于完全避免的。严重的不在于存在问题，而在于不敢反映事实的真象。掩饰、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回避问题，只能使问题发展更严重。必须在干部中提倡敢于正视问题，敢于老老实实反映真实情况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支持那些敢于正视问题的干部，对他们的意见采取欢迎的态度，即使他们的看法有些片面性，也应当是积极帮助端正认识，切不可采取责难的办法。这样就使干部既能生龙活虎又能认真负责地进行工作。应当采取上下努力的办法，在党内培养一种既敢于支持先进事物，又敢于严肃负责地对待问题的良好作风。双柏县委防止肿病的其他做法，也都是切实可行的。特别是他们大抓了种菜保证绝大多数食堂每人每天有1斤菜吃，更是一条好经验。各地都必须把留够菜地、种好菜地认真抓起来，以保证群众四季都有充足的菜吃。这不仅可以减少疾病，也是调节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6月24日，省委就1960年大春粮食分配问题指示，公余粮任务一经确定，再不允许各级层层追加。应当争取群众口粮随着粮食的增产而适当有所增加。8月31日，省委又发出指示，在分配粮食时坚决反对“一平二调”，向群众公开宣布每人每天不少于吃7两粮。为了让群众能多吃粮，省委于10月9日将1960年全省征购粮任务由27亿斤调整为25亿斤，12月12日，又调整为22.5亿斤。
省委虽然一再强调，要防止肿病蔓延，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惯性之下，治标未治本。1960年7月以来，全省患肿病人数又有上升，已达79000多人（缺临沧），以大理、楚雄、德宏、玉溪、思茅、昆明6地、市增加较多。至7月底，大理患肿病14410人，楚雄15000人，德宏7636人，玉溪5379人，昆明6843人，思茅专区仅澜沧县有肿病人数即达3000多人，已死552人。
根据肿病病情上升的情况，省委指示各地、市委：当前生产十分紧张，又是各种流行性疾病最易发生的季节，对群众生活，如果稍有疏忽，肿病及其他疾病就会很快发展，这对生产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在组织生产的同时，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群众生活。对肿病的治疗要大力推广蒸气疗法，这是多快好省的治疗肿病的办法。对其他疾病亦应引起重视。
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省级有关部门及有关地委加强了对肿病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省委清理劳动力小组玉溪检查组在易门县检查时发现，易门矿务局接收了妥三公路指挥部移交的1400多个民工后，把他们认为不合格的200多人派干部送回农村，其中送回通海县的32人大部是肿病病人，到通海后即死了2人，回到公社后又死了2人，政治影响极坏。鉴于此，8月14日，省委向全省地、市、县委通报了这一情况并认为，易门矿务局的这种做法是极错误的。他们在经过体查，明知有些民工患有肿病，却将病人送回了事。这是一种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各地在清理劳动力中，必须切实注意防止发生类似情况。对于送回农村的劳动力，有病者一定要负责治好，否则不准送回。绝不能推出了事。后易门矿务局党委派干部到通海会同县委处理善后，以挽回影响。
红河地委在元阳县检查工作时发现，县委第一书李′′在全县内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乱平调人力和物资，并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合并公共食堂。打乱了生产队的生产秩序和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尤其是损害了生产小队的的部分所有制，以致造成上万亩水田的荒芜、粮食减产，几千人的肿病死亡，几百户的群众外逃等恶果，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红河地委发现后，对元阳县委所发生的严重错误作了认真的处理。并向省委作了《关于元阳问题的检查报告》。10月18日，省委对该报告作了批示，撤销李′′元阳县委第一书记职务，责成地委书记亲自挂帅，组织工作组去元阳帮助县委工作，以尽快扭转该县的局面。
12月31日，省委为了照顾农民很好治病，还对农村治病问题作出5条规定，其主要精神是：对水肿病人（包括干瘦病）及妇科病人在集中治疗或集中恢复期间所需的医药费均予免费。为使水肿病人能及早恢复健康，在农村定量口粮之外，增供3两黄豆。省委最后指示各地市委、边工委、县委及省卫生厅、财政厅党组认真具体研究执行。
各地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加以防治：一是坚持集中治疗，在生活上加以照顾。玉溪区对病人每人每天供应8两大米，两斤菜，一定的红糖和黄豆、油、肉，猪不够的地方杀羊给病人吃。二是采用蒸气治疗法，组织中医、西医、草医三结合的医疗队伍，划片包干负责治疗，效果很好。楚雄州有876个肿病患者，经过3次蒸气治疗后，即有50%痊愈，其余患者病状也有显著减轻。大理州推广小球藻治疗肿病，效果也十分显著，一般3天即可治愈。
肿病的发生，在省委机关的直属单位也未能幸免。到1960年12月，在省委直属的12个党委所属单位（学校、机关、工厂及企事业单位），发现有肿病人1045人，主要是大学生和干部学校学员。对此问题，各单位都十分重视，并采取措施积极对病人进行治疗，未使病情扩展。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鉴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纠正大跃进中犯的一些错误。后来，随着云南国民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断纠正，云南的肿病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直到80年代，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
五
从3年大跃进中肿病死人问题可以看出，群众患肿病死人在大跃进运动初即开始，后来随着运动的起伏进行，肿病死人问题也随之时重时轻，并一直伴随着大跃进的结束而将肿病问题遗留下去。肿病死人问题是天灾加人祸结出的恶果，更是大跃进运动中各种矛盾综合运动的必然恶果。
肿病死人问题不只是在云南省发生，全国多数省份都曾先后发生。如江苏省高淳县1958年至1959年春，发生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其中死亡6000多人，外逃10000多人；1960年甘肃省许多县、社发生了严重肿病死人事件，中共中央于11月28日对此事曾作出重要批示。最为严重的是河南省“信阳事件”。到1960年春天，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了炊，其中有的村子达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饿死或外逃。仅正阳县1959年冬至1960年春非正常死亡8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10万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仅1960年全国人口即减少1000多万，真是触目惊心。
肿病死人问题虽然作为一个重要问题逐步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也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但是，第一，在“大跃进”、“更大跃进”浪潮推动下，在高指标的重压下，强迫命令成风，一些干部一味大干快上，虚报浮夸，领导作风不可能根本转变。如对饿死人的原因，许多人不认为主要是领导的问题，而认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破坏。于是大搞阶级斗争，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结果不但未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是雪上加霜。故肿病死人问题不可能解决。
第二，大跃进中群众劳动强度增大，但天灾减产，办公共食堂浪费粮食；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取消社员自留地，使社员失去自救的最后希望，社员吃不饱，长期营养不良，致使肿病问题治而不灭。在天灾、人祸，物质条件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肿病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
后来，随着党中止大跃进，于1960年底开始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并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使肿病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实践证明，党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作风是否正确，经济是否发展，这是解决肿病问题的关键。
总之，饥饿——浮肿——死亡的规律无法逃遁。解放几年来会发生大量饿死人的事，与决策者的估计，与公开的宣传，差距何其大！假如最高层了解真情，假如不堵塞言路，假如不搞乌托邦式的“跃进再跃进”，这样的悲剧本来就不该发生。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愧对百姓。
历史应当记上这沉重的一笔，以告诫后来的父母官们，为官一方，理当保境安民，造福百姓。切不可图虚名而招实祸。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1] 李德和等在此次事件中受到处理的同志，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