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毒刺：与何蜀先生商榷《黄廉访谈录》中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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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面旗帜
               ——兼与何蜀先生商榷《黄廉访谈录》中的史实

作者 巴山毒刺


黄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闻名全川的风云人物。自江青被逮捕、审判、杀头（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在狱中自杀，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反复曲折，几千万工人失业下岗，腐败成为社会常态且越演越烈，两极分化加剧并日益扩大，家庭、社会都处于裂变状态，人人都在为生存、为生活、为金钱奔波忙碌。

重庆的黄廉、周家喻，还有有“武斗之花”称号的邓长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会偶而提起他们。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逝世，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中国可谓天翻地覆天崩地裂，发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黄廉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黄廉怎么样了？他仍然顽强地活着，还是已经不在人世了？

年初的时候，我从一位朋友哪里看到黄廉的一篇回忆文章《让我哭出声来》，这才知道黄廉还活着，并且打破多年的沉默开始讲话。我反复读着这位革命者的文章，其中闪耀着的千锤百炼坚定执著的信仰，烈火一般灼热的赤胆忠心，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矢志不渝的忠诚，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殷切关注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每每让人潸然泪下。后来我又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庭对黄廉作出的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82）川法刑一字第50号。我注意到作为罪证，列举了一九七六年初黄廉、周家喻和邓兴国联名写的三篇大字报：《当前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给四川省委赵紫阳、赵苍壁同志的一封信》、《给四川省委赵紫阳、赵苍壁同志的第二封信》。还有黄廉、周家喻在万人群众大会上对邓小平的批判讲话，也都作为判刑的罪证。这显然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是对宪法的践踏，连资本主义都不如。当然 ，这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制订的一九七五年宪法中规定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权利的反动，后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制订的宪法中特别取消了公民“四大”和罢工的权利。

后来我又读到黄廉的回忆文章《我是这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感到非常震撼：江青会为了黄廉的入党问题在中央会议上找到赵紫阳等四川领导人进行督导，并且公开表示要当黄廉的入党介绍人，黄廉可谓奇人遇到了奇事。我敢断定，自一九三八年江青在延安同毛泽东结婚以后，因为身份的特殊性，江青没有、也不会给任何人当入党介绍人，当然也不会有人再找她当入党介绍人，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黄廉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由江青主动表示要当其入党介绍人的人，并且由当时四川党政的第一把手、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亲自带领一班人来落实。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江青表示出的这种高度关注，实际上表达出来的是毛泽东的主张，也就是说，实际上毛泽东才真正是黄廉的入党介绍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黄廉、周家喻鉴于中国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发文表示出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和关切，作者便破口大骂黄廉是什么“僵而不死”，又说黄廉是毛泽东的宠儿，毛泽东生前有意让黄廉取代或者达到王洪文在党内的地位云云。这位作者反毛的立场本人虽然不赞同，但能从黄廉入党问题看见幕后推手是毛泽东，可见还是有眼光的。黄廉因为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关心和爱护，反倒引起反毛派的极度仇视，他被判刑十八年，比人称上海“小三”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还重，真正应了“罪有应得”这句话。

听人说有人采访黄廉后，在网上发表了《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黄廉回忆录》，我便上网寻找此文。作者姓田。老田可谓作了一件好事，虽然他的文章不尽翔实，但他引发人们对四川、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探索，功不可没。

之后，我又看到一篇对老田文章作出回应的专题文章，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重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写文章对其中的史实进行了订正。这说明作者关心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并且关注黄廉这个人。这篇文章写于二00四年十二月，题目叫《文革口述史应该是信史——订正老田〈黄廉访谈录〉》，作者叫何蜀。

所谓口述，其实也是凭记忆讲述，和回忆录是一个性质。记不得是哪位名人讲过，回忆录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因为第一，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误；第二，讲述人隐恶扬善，就是只讲自己的优点和正确的一面，而不讲，或者轻描淡写地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第三，利用回忆录，抬高自己，有意混淆是非贬低或者攻击他人。黄廉是人，他的记忆不可能如电脑一样把往事储存，然后再丝毫不差地再现。这样，就应了那句俗语：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原始记录，原始档案是最可靠的材料。有一位心理学家为此专门作过记忆试验，他叫三个人同时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记忆，把会议的情景、内容、发生的争论以及发言内容记下来，结果呢，三个人的回忆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事情。如此，便又有了这样一句话：“千年的文字会说话”。对于重大历史事件，要搞清楚，必须依据会议记录、文件和当时的印刷品（报刊、书籍、传单等），并且按事实多方面进行考证以求其真。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从古至今，印刷品也会造假，日记也会造假。

这样讲，是不是成了回忆录就一无可取了呢?不是。回忆录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身处其境的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提供给研究者一个通道，打开一扇门，提供一条线索，感受到历史的情景和气氛，可以看到讲述人的立场、态度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其中的细节，可能会透露掩盖了很久的信息，恰恰引出了一个大问题。

我认为，不管什么人的回忆录，尤其是对重要历史（事件、会议）的回忆，他反映出的基本政治立场和倾向性才是最核心的、最值得注意的问题。黄廉的口述虽然不完美，老田的文章也因为仓促成文显得比较单薄，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黄廉是站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上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和群众运动的。
对于何蜀先生认真考证的态度，我认为值得尊敬，值得学习，他的订正大部分是有据可考，是正确的。个别看法则值得商榷。何蜀先生对老田文章中的失误，也委婉地说成是听不懂口述人的重庆方言造成的。何蜀先生对江青关心过问黄廉入党一事似乎没有疑问，但对一九六八年五月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对黄廉没有当上副主任表示的关切，却认为是黄廉借伟人之名往自己脸上贴金，是没有的事。何蜀先生这样观察也有他的根据，那就是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人皆三呼“万寿无疆”，拥护之声响彻神州，他发了话，还有人敢不立即执行照办吗？这件事如果放在文革期间听见，年少，世事不懂，讲给我听，我也不会相信。但经过这几十年非毛化的教育和目睹非毛派的拙劣表演，我越发坚信毛泽东对中国乃至世界问题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看来，何蜀先生是中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毒，毛泽东批陈伯达时说得透彻“半句也不顶”。毛泽东批彭德怀，批陈伯达，说几十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共产党的高层原来如此，谁相信呢？但事实就是这样，几十年的深刻矛盾被表面的合作掩盖起来，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党内有党，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斗得很厉害。关于毛泽东“党内有党”这个说法，我是在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传》中第一次看见，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与越南劳动党总书记胡志明谈话时讲的。这一新的提法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党内斗争，特别是同王明集团的斗争，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为人熟知的名言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何蜀先生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也一定看到过生活中的这种现象：办公室的故事，对面而坐几十年，微笑、点头、问候、拥抱、碰杯、互相祝福，但心就是贴不到一起，而在外人看来，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一对好朋友。直到某一天两个人撕破了脸皮，日积月累的矛盾总爆发，人们这才发现现象隐藏的本质。上层的政治斗争自然比办公室的故事不知复杂多少倍。官僚们对付上级有一整套办法，往往采取口头表态，组织学习，写大标语“坚决拥护”，究竟怎样执行，怎样拥护，执行什么，拥护什么，执行和拥护到什么程度才合乎自己的利益，这些官僚们用老百姓的话说，心里有个搭米碗。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望着浩浩荡荡的游行人群狂热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问毛泽东如何看，毛泽东微笑着回答：少数人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还有少数人迫于形势不得不装作拥护，多数人是随大流。写出了光辉著作《给江青的信》的毛泽东，真正称得上是掌上春秋，世事洞明，知己知彼，洞察一切，把人性的优劣看透了。

我认为毛泽东询问黄廉没有安排为副主任一事，黄廉的叙述是完全真实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对这件事的谈话，周恩来有保留的只透露了一点出来。同样，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对黄廉的问题也有说法，并且读过黄廉等人的批判文章，一九六八年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发生的这件事，同一九七六年黄廉入党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江青是本着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找到四川领导人的，因为江青在前台，有人便说是江青擅自搞什么帮派活动，但有上层政治生活经验的赵紫阳听到的是毛泽东的声音，否则，黄廉的入党又会被念拖字诀。黄廉被隔离审查时，有人拿着重庆木材公司党委的一份什么通知，告诉他现在不承认他是共产党员，并且要他在通知上签字，被黄廉义正词严地拒绝，结果坐牢十八年到现在，没有谁代表一级党组织宣布开除黄廉的党籍，也无人同他谈党籍一事，黄廉坐监之时和出监之后，都有着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怪事！

我说黄廉的回忆是真实的，有以下证据的支持：

第一，  黄廉受到周总理的注意和保护，是在二月镇反前后，周总理的联络员温伯华在四川工人运动起来的时候，在北京就对黄廉进行了考察，而周总理对黄廉的观察除了温伯华，自然还有其它渠道。周恩来对黄廉的考察，主要是由于毛泽东选拔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的指示。在上海，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一批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主导权。选工人领袖充实各级政权机构，是毛泽东在组织方面的战略安排。学生出身，青年时代也曾是学生运动领袖的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有着深刻地了解，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毛泽东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至今仍然有效。文革期间，毛泽东批评红卫兵五大领袖头脑膨胀，全身浮肿；改革开放过程中，“六•四”风波中所谓知识精英的表演，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在川西成都是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主导，在川东重庆是重庆大学八•一五造反团掌握，毛泽东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指示始终没有在四川真正得到落实。这其中的复杂性，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

第二，        如果毛泽东在讨论名单之前对黄廉出任副主任发话，黄廉的安排可能会不一样。但毛泽东这样做，就违反了各地“三结合”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的组织程序，何况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毛泽东也不会轻易流露出倾向性，有些问题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有待观察。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经历过大起大落，被削职，被孤立，差点被杀头，知道权力分配时的“三国演义”是怎样的，明白一个有才干的领袖人物职位的高低和去留对今后事态的发展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当得知黄廉仅仅是省革委委员，但安排为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时，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接受既成事实，为什么还要说话呢？就是要让个别人高抬贵手（结果是黄廉以委员的名义参加常委会,毛泽东含蓄地询问，是给了支持黄廉的张国华、李大章等特殊处理的借口），也要让黄廉得到慰藉，知道中央对他的肯定。正如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所说的话，当上中央委员的不一定就够格，而没有选进来的，不一定就差。王明几个人就靠的历史形成的影响和地位，以苏联为靠山，在错误路线受到批判后七大、八大仍然勉强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需要平衡。

第三，        周家喻在四川的红卫兵运动中，运动初期是名声最大、最有冲劲的人物，重大八一五造反团对打开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沉闷局面当推首功，江海云、蔡文彬的影响都在周家喻之下，而他为此付出的是十五年的牢狱之灾，同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相比，仅次于聂元梓、蒯大富，比韩爱晶、王大宾的刑期长。无疑，周家喻应当是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周总理讲，省革委会还留有两个副主任的职位，这显然是事前就有考虑，但在“三国演义”的过程中个别改变了中央的方案。这两个副主任的职位，就是黄廉和周家喻的。周家喻明显是受到黄廉的拖累，在双方的博弈中委屈地当了个常委，而林彪集团对黄廉的打压，同京西宾馆会议产生的效果一样，在错综复杂的混乱形势中反倒把四川最有才干的毛派分子挑了出来。黄廉引起林彪的注意，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在同林彪的斗争中牺牲了邓长春、方文正，之后刘结挺、张西挺也进了林彪的虎口，但对黄廉的关心和保护一直持续到逝世之前。他给黄廉十年文革政治生涯的最高褒奖和最大荣誉，就是让夫人江青代表他去作黄廉的入党介绍人。黄廉因此被反毛派打进十八层地狱，吃尽了黄连苦，也因此经历了群雄并起的文化大革命后，成为中国现当代的重要历史人物。江青主动给黄廉当入党介绍人，后来的总书记赵紫阳亲自落实，这一事件突出了四川问题，提高了黄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作为历史人物，其重要性可以同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并列。

何蜀先生为了证明毛泽东对黄廉没有当上副主任一事没有发话，引了康生的话：“造反派就是王八蛋也要支持”，以此来证明毛泽东如果说了话，即便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方案已经经过合法程序敲定，毛泽东的话也能使方案变化，黄廉一定能当副主任。何蜀引用的康生的话，我认为是有人杜撰出来的。康生不会这样讲话，也不会讲这样的话。有人编造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年底，彭德怀奉调到四川搞三线建设，行前毛泽东对彭说“真理可能在你那一边”；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时，毛泽东在上海同文艺界人士座谈时回答罗某的疑问，说鲁迅如果活着，或者是识相，不说话，不写文章，或者是坐班房。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结论（“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对鲁迅先生的崇高评价（“文化革命的主将”），毛泽东会说这样的话吗？又是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何蜀先生除了在一些书报上看见刊登这样的谣言，在现实中可曾听见谁讲过这样愚蠢透顶的话？可天下偏偏有这样天真的人要相信!真相信还是假相信，只有自己明白。

为什么毛泽东这样看好黄廉，却没有在生前把黄廉调到中央呢？这是一个历史之谜。十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从工农兵、特别是造反派中提拔了一批人到中央，周总理亲自拟名单，交毛泽东审阅后，在北京办了几期中央读书班。四川的造反派领袖没有一个人，主要是上海和辽宁的。江海云被安排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这可能是十年文革四川造反派领袖人物在党内的最高职位。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解决武汉问题时说，四川问题很严重。毛泽东著名的一段话：“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就是针对四川问题讲的，并且在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庆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发表。毛泽东的这段话，显然同一九六七年“红十条”对二月镇反的根本否定，一九六八年周恩来、江青的三一五讲话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就是“天下大乱”、“重新建党”，正如他在九大的讲话中所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出一个党来，事实上是需要重建。四川曾经是国民党的大后方，重庆作了蒋介石的八年陪都，国民党有不少显要是四川人，各种党派都活跃在这里的政治舞台上。共产党的高层政要，除了湖南，四川是最多的一个：朱德（总司令、全国人大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刘伯承（元帅）、聂荣臻（元帅）、陈毅（外交部长、元帅）、罗瑞卿（大将、公安部长、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有两个虽然不是四川人，却是在四川工作并直接上调中央担任要职的重要历史人物：胡耀邦（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总书记）。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号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担任党的总书记，杨尚昆当上了国家主席。

四川问题复杂吗？十分复杂！四川问题的复杂性反映出来的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澄清了四川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问题。

如果毛泽东要从根子上解决四川问题，在党内、军内都会遇到阻碍和抵抗。如五十四军，问题在北京，在林彪。人家打着“拥护”“捍卫”的旗号软拖硬抗，正如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所指出的：“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实际上坚持另外一套他自己的东西，而把本质问题深深地掩藏起来，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 “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奈何得了吗？因此毛泽东在九大讲话时说：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要打通思想，只有慢慢来，做工作。况且当时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刘少奇。解决四川问题，如果完全按毛泽东的办，势必同“亲密战友”林彪彻底摊牌。忍耐，周旋，在暂时的妥协和退让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和最佳方案，这是政治家必修的功课。何况林彪的问题牵涉到共产党内各个政治派别，异常复杂。林彪爆炸后，毛泽东仍然让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矛盾摆在那里，最明显的是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四大金刚”黄永胜等人只作组织处理（开除党籍），而不进行法律审判，这其中有什么考虑呢？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临终时都有清醒地认识和判断：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但又同台湾问题一起，作为遗产交给后人去解决。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生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并且认为其意义超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黄廉，但选择在逝世前的半年，并且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节点，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让江青以“招呼”的方式制造舆论，把黄廉作为代表和标志性人物提出来解决党籍，而不是提前几年，这是什么原因呢？黄廉入党，人人都清楚最明确地表达出的是毛泽东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的肯定，但这其中应当有战略的考虑。毛泽东对黄廉的关心，不是对某一个人，中心问题仍然是文化大革命，实际表示出的是对四川问题，以及四川问题牵涉到的中国问题的关注。对“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四川，毛泽东在文革中说“四川很有希望”。毛泽东以关心黄廉入党这样的特殊方式，可不可以说寄托了将来解决四川问题的希望呢？黄廉入党，可以说搞得地动天摇，江青在北京以当介绍人极力推动，赵紫阳带领省委一班人专程赶到重庆落实办理，两个大人物出面，背后还站着历史巨人毛泽东，这本身蕴含的政治意义够党史专家和历史学家探索的了。

何蜀先生在文章中回顾了重庆文革中的大事件及黄廉的活动，说黄廉运动初期还不是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这肯定是事实。这个事实同朱德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九二四年才加入中共，后来成为解放军的总司令；毛泽东虽然是中共的创始人，但直到遵义会议才实际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而这之前不仅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高于毛泽东，甚至李立三也因为历史的偶然性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一样。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何蜀先生似乎要把黄廉文革初期的政治活动，说成是靠投机取巧最终成为毛泽东、周恩来和江青关注的人物（引述内部人骂坚持按政策办事的黄廉是什么“黄屁巴”、“屁巴虫”），我认为这是歪曲历史事实。笔者当年也是一所名校的中学红卫兵团负责人，如雷灌耳的重庆市知名人物，以知名度的高低，分别是周家喻、黄廉、邓长春，另外还有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的周云，以及重庆大学的熊代富。周云还有一段社会上的传说，似乎与著名革命烈士江竹筠有亲戚关系。李木森也听说过，政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罢了。谁要是象黄廉一样，有这个能耐经过文化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又在监狱中渡过十八年漫长的岁月（初生婴儿到成年这样一个过程），抛家别子，舍生取义，出狱后家破人亡一贫如洗，谁能如此投机取巧，试试如何？文化大革命时，人人都争先恐后自我标榜忠于毛主席，毛泽东逝世后，“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毛派分子几乎成了贬义词，共产主义理想成了傻瓜的痴人说梦，几十年的潮涨潮落，水清石现，敢问神州，真正意义上的毛派分子有几人？只有依靠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黄廉才能活到今天。黄廉、周家喻的狱中生涯，其艰难，绝对不亚于长征中的草地雪山，甚至比枪林弹雨的战场更考验人。他们艰苦卓绝的非凡经历，正说明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笔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也目睹了一月风暴前后造反派队伍的激烈分化、升沉起伏，确实是大浪淘沙。我认识的四个地区造反派头头，毛泽东逝世后都被一网打尽投入监牢，奇怪的是，被称为一号、又参加了武斗的头头，文革中入了党升了官，只判了五六年，而文革前就是党员，不主张武斗，是出了名的文斗模范，并且因为出面制止武斗差点被本派狂热的学生打死的三号人物，却被判刑十多年。为什么呢？因为此人有头脑。黄廉政治思想强，有见识，知进退，敢决断，软硬兼施奈何不了，阴谋诡计陷阱圈套他能识破，既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也不会被软化收买，拿原则去作交易。他懂得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外斗争的规律、特点，把握得准政策，这就是林彪一类排挤打击他的真正原因。因搞武斗出名的“罪人”邓长春被暂时放过当上了常委，黄廉却被死死盯住不放，林彪抓的是诸葛亮。逞匹夫之勇的邓长春、方文正两个省、市革委会常委，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逮捕。

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审定的，邓长春、方文正能够进入并且当上常委，只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对以全面内战为特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武斗属于什么性质有清醒的判断，并且由中央承担了责任。邓、方无罪，归根结底，发生或者不发生派性武斗，这不是邓、方能够左右的。后来对群众进行教育，说千笔帐，万笔帐，都要记在走资派身上。这才说到点子上，这才是造成群众组织发生分裂并爆发大规模武斗的根源。

王明、张国焘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搞宗派主义，把许继慎、俞秀松等一批革命家也杀了，中央是怎样对待的？作为党内问题路线错误进行纠正，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工作组搞五十多天白色恐怖，二月镇反把真正的革命者投进监牢，如此等等，都是王明、张国焘的遗风作怪，阴魂不散。毛泽东宽宏大量，一方面对参加了工作组、二月镇反的高、中级干部，当作对文革“很不理解”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毛泽东要保护起来造反的群众，鼓励群众通过“四大”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揭发批判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内的阴暗面、黑暗面，而林彪一类则抓住群众运动的错误缺点进行镇压，这种区别，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何蜀先生在文中说，三一五中央首长讲话，也不点名的批评了反到底派，一个是为《红岩》作者罗广斌翻案，一个是为川东地下党翻案，并且举出重庆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之一的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主编的《机关反到底》报第3期的文章为证。何蜀先生说这篇为川东地下党翻案的文章是在三一五讲话的当天发表的，题目叫《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关于李廖死党全盘否定四川地下党的革命历史打击迫害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调查报告》。

罗广斌之死，可以说是自解放以来，重庆市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罗广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死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他的死，至今都是一团云雾一个谜。关于罗广斌，一九八九年重庆官方审定出版的《重庆大事记》有两处引人注目的记载：“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红岩》作者罗广斌在群众关押中，不幸坠楼身亡”。文革结束后，《重庆大事记》又记载了这样的情况：“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重庆市为著名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罗广斌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下，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坠楼不幸去世，终年四十二岁”。

罗广斌死去十年后可谓备极哀荣，现在，红岩村、《红岩》和罗广斌已经成为重庆的红色资源和名片。《红岩》影响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由《红岩》衍生出来的歌剧《江姐》和电影《烈火中永生》（周恩来总理为电影起名），使阎肃（歌剧《江姐》的词作者，军旅作家，少将）、于蓝（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江姐的扮演者）等人一举成名，成为文艺界的大家，而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绣红旗》和《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献》等歌曲，至今都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红歌传唱不衰。自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产生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这样优秀的文艺作品，但真正称得上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优秀文艺作品并不多，在思想艺术上都堪称上乘之作的有《创业史》（柳青）、《艳阳天》（浩然）、《金光大道》（浩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写的是土改，也很不错，但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土地革命。所谓社会主义思想，其本质是集体主义，共同富裕，反映的是政治上、经济上人与人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红岩》是革命题材作品中反映特殊斗争形式即地下党活动的扛鼎之作，其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其成就远在同类作品《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晋阳秋》之上，同魏巍等人的作品一样，是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代表作。《红岩》塑造的江姐、许云峰等革命志士的光辉形象，以及小萝卜头、甫志高、猫头鹰、沈养斋等艺术典型，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红岩》中重庆地下党办的油印报纸《挺进报》，以及陈然在刑讯室慷慨激昂地向敌人高声朗诵的诗歌《我的自白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红卫兵的影响力以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不少红卫兵组织都以“挺进”二字命名为“挺进团”、“挺进队”，自白书也被红卫兵仿照改写，抄成大字报，表示革命到底的决心。

罗广斌一代人杰，四十二岁便死在狂风暴雨的年代，真正是英年早逝。

罗广斌之死，谁人高兴谁人怜？！

何蜀先生所说的为罗广斌翻案、为川东地下党翻案，其主要策划人显然是反到底派的负责人和智囊黄廉，反映的是黄廉等负责人的思想观点。按何蜀先生的说法，当时受打击的是“廉罗站”或称“廉罗栈”，又反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同黄廉是朋友。人们认识一个政党或者组织是怎样的，是通过对该政党或者组织的纲领、宣言和行动来判断的，而要了解一个政党或者组织的性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考察它的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

何蜀先生已经表达出来的不仅仅是反到底派也受到中央批评这件事，而是暗含着对罗广斌和川东地下党的态度，黄廉和出面讲话的江青发生了冲突。应当怎样分析这个问题呢？首先我认为两大派应该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对此，毛主席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反到底派有错误也应当批评。再者，能够独立思考，对大是大非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判断，表现出来的正是优秀的政治家应具备的品格。对罗广斌和川东地下党，黄廉等人并没有因为中央首长讲了话而随风倒，这正是实事求是作风的体现，后来为他们平反的事实不也证明黄廉是正确的吗？但当年实事求是的黄廉作为罗广斌的朋友，却坐牢十八年，这难道不荒唐吗?

再看江青讲话，江青真的对罗广斌和川东地下党讲了什么吗？敷衍而已，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讲。敷衍谁？军队里的个别人，亦即林彪在四川的代理人。江青的讲话实际上是把军队报送中央文革的专案材料复述了一遍，而对罗广斌，专案材料为了联系起来打击反到底派，肯定厉害得多，而江青“避重就轻”，只讲了这样一句话：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为他翻案，我们没理它。如果中央根据报上来的材料已经认定了罗广斌问题的性质，按江青原则问题一针见血的行事风格，搞翻案，能够不理吗？能不追查吗？江青对双方存在争议的罗广斌案件的态度，用当时流行的话，采取的是“挂起来”、“冷处理”，实际上对双方都不理，不作结论，因为罗广斌之死是政治事件，背景太深，一时半会儿是搞不清楚的。“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这是事实，江青讲的是事实，没有什么错，但专案材料根据他们的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搞的是血统论。至于江青提到华蓥山游击队，确实说得一团漆黑，材料也是军队报送的专案材料。江青在搞平衡，但平衡时也有重点。三一五讲话的核心和重点是周总理和江青反复强调的这样一句话：打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为刘、邓复辟。当重庆的军队领导人说我们对反到底缺乏感情，周总理立即回答说，不仅仅是个感情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解决各地问题时的首长讲话，三一五讲话可以说是最厉害的，过了四十年再读这个讲话，仍然感到惊心动魄。这与四川问题的复杂性有直接的关系。

一九七八年为罗广斌平反昭雪时，说罗广斌之死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这样笼统地说，也是不明不白。所谓“四人帮”，实际上说的就是江青，人人都知道这是指鸡骂狗，批判的是毛泽东，只不过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而已。如果要看来往信件、制定的文件、会议上或者会议外的讲话，把围绕着林彪的所有材料都公布出来，以我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的个别人对林彪毫无党性原则的吹捧更甚，这些人不是青年学生，不是小娃娃，而是经历过多次党内路线斗争的老人。林彪是党的副主席，下级服从上级完成分派的工作，早请示，晚汇报，搞好工作关系，甚至希望得到林彪的表彰提拔，这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动机和目的，在于是否有幕后的非组织的小宗派活动，是否自觉地参与林彪的阴谋活动。就说江青吧，她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合影、照相、信件往来、登门拜访、一起吃饭，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叶剑英甚至卑躬屈膝地向江青献殷勤，搀扶着江青下楼梯，更不用说在政治局一起工作常常要打交道，凡此种种，难道可以拿出来作为他们政治上志同道合或者互相勾结的证据吗？处理党内问题，首先要区别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同事关系与非组织阴谋活动。毛主席针对党内问题的复杂性，在批判林彪时说，喝了他家的茶，不一定就是他家的人。一语中的。

对于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国内国外都有搅浑水的，而国外的谣言不少是国内制造输出的，最离奇的有两个：一个是说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设晏请林彪，熊掌里事先下了毒药，汪东兴带领八三四一警卫部队的“滴血子”，用肩扛式反坦克炮炸死了林彪；另一说更离奇，说周恩来在北戴河的走廊拐角处亲自勒死了林彪。对于机毁人亡后三叉戟飞机上的林彪，一说先已弄死，飞机上装的是尸体；另一说是林彪连尸体也不在飞机上。国外有王若望一伙人制造刘志丹死于谋杀，国内有人云天雾地将林彪之死说成谋杀，里应外合，掀起为林彪翻案的一股黑风。这说明林彪事件还没有完，水下还有大鲨鱼兴风作浪，林彪事件的幕后有隐形人藏着，翻案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参与林彪阴谋活动的历史罪行。

真正导致罗广斌死亡的原因是什么？谁要置罗广斌于死地？罗广斌的死亡对谁有利？《重庆大事记》含糊其辞地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在群众关押中，不幸坠楼身亡”。“群众关押”是完全错误的，群众有什么权力关押？“群众关押”既不合符法律，也违反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相关政策。当时军队在一月风暴时已经按照中央军委发布的命令，全面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搞支左，对公安部门实行了军事管制。后来对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完整的提法是“三支两军”，即支工、支农、支左和军管、军训，军队包揽了地方的一切。这里的所谓“群众关押”，应当是军管会关押才合符实情。按何蜀先生的介绍，罗广斌当时只是重庆市文联的创作员，即专业专家，就是以写作为职业，当时重庆没有作家协会，因此他也不是人们传说的作协主席，也非市团委书记。罗广斌不是官员，那他就是一介布衣，顶着 “作家”头衔的平民百姓，不是当权派，当然也就不可能是走资派，有什么道理要把他交“群众关押”呢？即使罗广斌已经不明不白地死了，流言蜚语仍然缠绕着他，什么反到底派的黑高参，黑笔杆子，又是什么能够活着走出中美合作所，从戒备森严的白公馆、渣滓洞跑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直到一九六八年，死去一年多了，林彪在四川的代理人仍然坚持把罗广斌定为“叛徒”“坏人”同反到底派捆绑起来整黑材料，这其中的奥秘何在？

什么“不幸坠楼身亡”，在敌人的监狱里都熬了过来，怎么就偏偏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坠楼身亡”了呢？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是罗广斌忍受不了，跳楼自杀了。《重庆大事记》使用模棱两可的“坠楼”一词，可以有三种解读：一是罗广斌自己不小心，一不留神，从楼上摔下去“坠楼身亡”；二是有人蓄意把他推下去“坠楼身亡”；三是罗广斌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趁看守不注意“坠楼身亡”。这第一种死法叫意外事故死亡；第二种是谋杀、他杀；第三种是自杀，但准确的措辞不是“坠楼”而是“跳楼”。罗广斌虽然平反了，但并没有昭雪，因为死因至今仍然是个谜，如果是他杀，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以罗广斌的为人和才情，这样的平反而未昭雪能使他瞑目吗？

按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形势分析，罗广斌的死因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蓄意谋杀！而且是政治谋杀！

谁杀死了罗广斌？

——不甘心丧失权力的特殊利益阶层，亦即毛泽东指出的“官僚资产阶级”。

是直接谋杀还是借刀杀人，即以“群众”的名义作为掩盖去达到目的？我认为是直接谋杀，这同江腾蛟、吴法宪指使军人装扮成红卫兵一样，背着江青和中央文革到上海去抓同江青一起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名为保护江青，打着防扩散的幌子，实际上是搜集江青的材料是同样的手法，把人无辜关押，甚至搞死，最后还要把罪名栽在毫不知情的江青头上。张春桥等已经完全控制了上海的权力机构，江腾蛟等人在北京绕过江青和中央文革，在上海又背着负责人王洪文，在深夜偷偷摸摸地抓人抄家，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左联，当演员演戏是公开的，张贴海报，报刊宣传，尽人皆知，早已经扩散了，并且当演员想的就是扩大影响，还有必要搞什么“防扩散”吗？即使要防扩散，也有张春桥等亲信去办理，江腾蛟等人叫军人装扮成红卫兵深夜出动，当然是别有用心，想从中抓住江青的把柄搞点什么名堂。

罗广斌之死，有人认为是某派学生所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原因是，学生是比较单纯的，不会如此残忍，何况两派的武斗还没有爆发，还没有产生仇恨到杀人的地步（武斗期间就难以预料了，狂热的中学生最难控制）。由学生或者普通群众杀人，并且是个名人，在军队已经全面接管地方权力机构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任务，能不考虑后果吗？何况这些人不是训练有素的人，心理承受能力不强，上面一追查，就可能说出真相，供出幕后主使者。我的推测，杀人凶手应该是装扮成学生或者群众的其他人。

罗广斌是名人，他的死上面肯定要追查的，今年不查，明年也会查，不说黄廉这样的人要为他的冤案说话，他的亲属也会不断地申诉。当时军管会管制下的重庆市公安局应该有验尸报告，询问证人笔录，特别是看守他的所谓“群众”的证人证言，还有坠楼现场的照片。五十四军的报告是怎样写的？林彪爆炸后中央是否对罗广斌案进行过复查？复查时当年的办案人员和看守（“群众”）又是如何说的？材料至今没有公开。

罗广斌的死讯，据黄廉在回忆中透露，他是在北京听到的，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是周总理的联络员温伯华。黄廉从北京回来后也被抓起来投进监牢，所幸没有象罗广斌一样“不幸坠楼”。

“廉罗站”或称“廉罗栈”，这样的称呼显示了置罗广斌于死地的深层原因。

对于一个即将失去权力的特殊利益阶层来说，罗广斌必须死去。为什么呢？因为重庆作为重要的工业城市，又是国际知名的大都市，当时中央虽然不像北京、上海一样列为夺权重点，但根据四川的情况中央很可能有这样的打算，在颁布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后，又单独为解决重庆问题下发“红五条”就是证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战略布局“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但对于重庆，如果有条件，中央很可能采取上海那样的方式来解决，而上海是以工人为主要的夺权力量，采取的是工人领袖王洪文同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徐景贤搭档。而重庆恰好也出现了工人领袖黄廉和革命作家罗广斌的配合。如果中央在重庆的夺权方案上考虑过罗广斌，罗广斌的死亡命令就来自北京的另一个与毛泽东对抗的司令部。以《红岩》扬名的罗广斌，其影响绝不在徐景贤之下，可能还会超过徐景贤。在重庆出现上海模式，这是有些人万万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之后，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徐景贤被一派红卫兵组织绑架批斗，前去营救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受到围攻。但由于上海是经济中心，是毛泽东抓的点，来自北京的巨大力量使张春桥最终取胜，但即便如此，十年来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因此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阶级斗争嘛。

罗广斌的死亡时刻，正是处在上海一月风暴和二月镇反的交汇点上。如果罗广斌活着并且进入革命委员会，重庆乃至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将增加一个很大的变数。
何蜀先生说黄廉是罗广斌的朋友，可见黄、罗之间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这种关系是惺惺相惜。鲁迅先生说得好，从泉眼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两位革命者的心是相通的。

若干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当公开为罗广斌平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罗广斌的朋友黄廉却被打成“四川的帮派头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同周家喻一起被逮捕。连什么叫革命都没有弄明白，黄、周就先成了“反革命”。什么“帮派头子”、“帮派体系”，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亿万群众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的文化大革命是“帮派”，中外历史上有这样的帮派、这样大规模的帮派吗？罗广斌如地下有知，对黄廉十八年的牢狱之灾，对年逾古稀的黄廉一无所有的贫困状况又当有何感慨。黄廉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党内斗争。他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重庆乃至全国的知名人士，称得上是贤达名流，连黄廉都成了“四无人员”，有病无钱医治，常怀饥寒交迫之虑，这难道不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莫大讽刺吗？象黄廉、毛远新、周家喻这样的人物，也是共产党、毛主席培养的人才，也应当视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应该安排进相当一级的人大或政协，因为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对于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可以有所贡献。毛主席向来是以宽广胸怀和五湖四海的气量对待各色人物的，对人的问题，毛主席的政策历来是“给出路”。只有王明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才动不动就把人关起来，甚至杀头，他们对待民族英雄、杰出的军事家左权就是这样，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所谓清党运动中，王明一伙就给左权戴上托派的政治帽子，直到一九四二年左权在山西抗日前线牺牲，头上的托派帽子都仍然戴着，延安整风后期，毛主席才给左权、柳直荀等一大批在王明、张国焘疯狂的肃反路线中被错整、被杀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笔者在文革中苦苦思考的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林彪叛党叛国，这如何是好？今后党的历史怎么写，怎样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的功过？一个是鲁迅如果活着，对开展文化大革命会取什么样的态度？

经过十年文革，再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这个叫大多数人感到迷惘的问题通过实践和时间已经解决。鲁迅无疑会在根本的问题上赞成毛泽东的主张。
没有毛泽东的艰难开拓，没有毛泽东反复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没有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将如何？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根据以往和现实的材料，根据中国腐败和两极分化的速度和程度，可以得出这样合符逻辑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会先于苏联共产党灭亡，中国将四分五裂。历史的辩证法告诉人们的是：正因为有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样无私奉献的伟大政治家，中国才能够克服国内外的重重困难和障碍走到了今天，才有今天的繁荣昌盛；正因为有了毛泽东的中国，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毛主席“中国应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人民通过文化大革命，经受了最好的政治民主的训练。而号称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政治民主的程度难道不应该高于“三权分立”的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吗？毛泽东生前，对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功臣变罪人的处理让人迷惑难解；毛泽东逝世后，审判江青、“英明领袖”华国锋上台又下台、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被批判，凡此种种，在笔者看来，对中国人民都是最好的政治民主的训练过程，再不会对党内的这种斗争大惊小怪，而能够以平常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用分析的眼光去对待。毛泽东在林彪集团的干将吴法宪的检讨书上批示道：中央委员会有斗争，这是正常的党内生活。特别是对江青的审判及由此引发的非毛化思潮的汹涌，应当作为中国政治民主发展进程上的标志性事件，把中国的人民民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几十年的反腐败，始终没有走出越反越腐的怪圈，这究竟是为什么？

对于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毛泽东用最通俗、最生动的语言归纳为“究竟谁养活了谁”（在西方的说法是纳税人养活公务员，而在中国公务员成了“父母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又提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提出究竟“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哲学命题。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反映出的基本思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杜润生直接参加制订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他说，对中国改革最大的威胁是权贵资本主义。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用老百姓的明白话说，就是官商勾结，结党营私，其实和毛泽东生前定义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意思，只是表达的用语不一样罢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一也明确指出，中国已经产生剥削阶级，他的临终遗言语重心长：“要让孩子都能上学”、“要让人民群众讲话”。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有没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中国可能不可能再次出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样的垄断寡头超级巨富操纵国计民生？这才是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何蜀先生有心研究文革历史和文革中产生的职业革命家、政治家黄廉、周家喻等人物，我认为地狱的入口处就在这里，不下这个地狱，一切都无从谈起。


作者 巴山毒刺

二00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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