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文革：一份民间座谈纪要 (老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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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文革：一份民间座谈纪要

（老田：五一六通知暨文革四十周年座谈会纪要）
老田整理

二○○六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中国某个城市的部分造反派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在文革后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并反思自己的经历和认识，表现出对民族和国家前途的担忧。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人在整理他们发言的时候，没有使用他们的真名，也尽量淡化地区色彩。如果没有文革，按照今天的经验，许多与他们地位相同的工人群众，政治上完全被矮化到认为自己根本不会思考问题了，许多就这样不去关心政治并长期坚持阅读材料和思考宏观问题的。从本文内容可以看到，文革在中国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由于参与了文革群众运动，长期挨整，以至于无法闭上眼睛，无法不关心中国的政治走向，这一批人数十年来对国家前途的思索从来没有间断过，无论是被作为帮派骨干份子关押在监狱里，还是在底层社会的艰辛生活挣扎中间。在这个座谈会中间，许多人表述了他们对于中国过去和未来的经历、看法和思考，这都是值得记录在案的，也是那些关心中国命运和未来的人应该了解的。

老尹同志主持了讨论会，他说：文革被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群体否定之后，一批文人如季羡林、巴金、叶永烈、严家其等等就跟着拍马屁，对文革和造反派进行了长时间的“文化围剿”，今天，一代青年人得到的文革印象，就是这些“文化围剿”打手们所塑造的。最为可笑的是，他们颠倒黑白把造反派的对立面所干的坏事如抄家、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等等，都加上造反派头上。由于对文革的描写，受到马屁文人“文化围剿”手法的误导，今天的年轻人受到他们的误导，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及文革的基本过程完全不了解，进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完全被马屁文人的文化围剿所抹黑，而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我们这些过来人的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老陈说，邓小平他们那些人说我们造反派“人还在、心不死”，这个说得也对，文革十年我自己就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整了十一年，后来还有许多同志被他们关进大牢，我们自问作为热血青年，响应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参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干过那些围剿造反派的文人所讲的那些坏事，文革中间我就被那些人说成是 “派性、造反动机不纯”，后来又被他们合伙整成“五一六反革命份子”，对自己被当权派整得死去活来，确实是不服气的。对于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与这一场反修防修的严肃的政治斗争，至今不后悔，也没有认识到错误。恰恰相反，邓小平上台后，把我们的同志送进监狱，罪名是“反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篡党夺权”等等，他们自封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化身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说真理要靠实践来检验的话，那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人，到底是谁背叛人民的利益并颠覆了社会主义事业，今天人民不是都看得很清楚吗？也许我们挨整也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存在妨碍了他们背叛人民的利益，妨碍了他们捞取好处，所以他们对地富反坏右都可以平反，唯独对造反派至今揪住不放，许多同志的行动至今还要受到监控。

老赵从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这个角度出发，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宣部的高官和文艺界对于提倡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冷漠和霸道，他回顾了从《清宫秘史》的争论开始，到《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上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批判胡风等一系列的文艺批判运动，人民日报提倡鬼戏等等，文化部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题材，这些确实说明共产党内一些高官和文艺界的大腕们，对于文艺革新乃至提倡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缺乏起码的热情，直到文革前夕的文艺大批判浪潮中间，毛主席和对立面彭真之间的争论，经过彭真定调子要“对左派进行整风”的《二月提纲》，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话》和《五一六通知》最后出台，说明了一个根本问题，毛主席除了动员群众之外，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群体中间一贯热衷于提倡封建主义等方面的文艺，几乎没有一个人认真响应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最终，毛泽东被逼迫走群众路线，发动文革。

老封提出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和“红色恐怖”到底应该什么人来负责任，就这个问题是那些参与“文化围剿”的文人用来指责毛泽东和造反派的主要把柄，说什么造反派是“非人类”。即便是他们的说法能够成立，也要追问一下，这些事情是什么人干的？应该谁来负责？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求矛头向上指向当权派和党内，但是有些人就拼命转移方向向下在群众中间横扫，或者引导年青不懂事的中学生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例如抄家打人，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后来的造反派中坚力量 ――少数派，正被工作组和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反右派运动”作为打击对象，就算是这些“罪行”无可饶恕，跟造反派有什么关系，跟毛泽东所制定的文革方向“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文化围剿打手们的高明之处，无非是按照文革后中国的掌权者需要，把那些应该负责任的人屁股擦干净，为此只能是通过咒骂造反派和毛泽东来混淆是非。

整理者按：在党委和工作组操纵的老红卫兵破四旧期间，全国都还没有造反派的组织活动，许多后来的造反派不是被当作右派整，就是因为出身问题或者与党团领导关系不亲密而被老红卫兵组织排斥在外，没有加入红卫兵的资格，更没有抄家打人的资格。一些马屁文人如季羡林和巴金等，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应该非常清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别，他们后来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也许怎么说才能讨当权派的欢心，他们就怎样说吧，有些文人毫无脊梁，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了，不过象今天这么广泛，在中国文人中间几乎无一例外地靠颠倒是非和出卖灵魂过日子，倒是一个新现象。

老华回忆说，当年他和市委书记被警司监护在一起，闲谈时，问书记对文革未来怎么看，书记回答说“造反派群众喊口号要打倒我，我不怕，这只是批判方式，说说而已；如果是毛主席要打倒我，那真的就倒了，但是毛主席不会采取这个政策，主席是了解我的；现在最担心的是穿军装的那一批人，如果他们要整倒我，那就真的翻不了身了。”老秦补充说，当时省长就住在我们学校，每次开批斗会都是我开车接送。有一次批斗会后，另外一个造反派组织把省长抢走了，要进行批斗，我们赶过去，坚决不同意，他们也是坚决不肯放人，最后我们让步，要求按照当时的政策办事，向北京请示，那个时候每一次批斗会在什么地方召开、多数人参加、批判什么内容，都是要事先中央批准的。最后向北京打电话请示，同意了，才开成批判会。会后我们和省长一起吃晚饭之后，绕了很多的弯路，唯恐被人跟踪知道了驻地来抢。当时车上有一个工人，说“看来，中央以后还是要用他们的，现在批判只是临时的，你看都要求保护得这么好。”我当时是学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自己先前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果然，省里面的几个主要干部，经过了群众一段时间的批判之后，都被接到北京去了，文革中间第一书记虽然被宣布为走资派的总代表，但是没有两年就被重新分配了工作。说造反派揪斗老干部进行迫害，打倒老干部夺权，都是后来的扩大和捏造，老干部的命运向来就没有掌握在造反派组织手里，而且造反派对被宣布为我省当时最大的走资派代表人物，虽然进行过批判，但是在生活上还是照顾得不错的，文革结束后造反派遭难了，下边拍马屁的官员要朝死里整那个看管他的学生，那个人还记得当年的造反派学生为他煎中药的事情，当年看管他的学生才因此逃过了一劫。真正的冤案和迫害，主要是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矛盾和权力竞争造成的，不是造反派造成的，也不是林彪四人帮指使的，那些整人的人应该自己负责，连给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当高参的都没有打倒他。

老纪说，文革中间的武斗，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两派相互打人，而是对造反派的镇压，武汉百万雄师的口号就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这个口号反应文革武斗的政治性质，军区、人武部的人参加领导的基干民兵组织，市委组织部长在里面当高参，这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吗？文革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各个层面的阻力，多股力量的反对。开始是省委镇压少数派，我自己就被工作组作为批斗对象；后来成立组织得到了学生的支持，省委授旗之后还反悔，成立全市性组织的时候，保守派还对着我们大打出手，北京南下学生王被打成重伤，头颅开刀，我们拿了照片去送给他的父母；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火车去北京的时候，路上还两次停车检查，要把我们赶回来。那个时候，我们对文革也是一头雾水，没有什么主意，就是自己挨整了不服气，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在北京和其他省市的同志交流之后，才知道不是一个地方的事情，是一条路线在整群众。后来工人造反派组织被军队抓捕，打成反革命，我们起来为他们翻案，组织控告团再次上北京去。后来中央支持我们，保守派组织瓦解了，他们自己的人反戈一击，写了材料给我们，交待了他们是怎么策划武斗的，谁负责的，那些人杀了人，那些杀伤了人，这些武斗都是对造反派宣传据点的围剿，武斗根本不是什么你打我我打你。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就把我当作坏头头，整得死去活来。在一个学习班里，造反派挨整不过，一天有三个人自杀，单位的书记亲自对我说：你怎么不死。我始终不认罪，粉碎四人帮之后，以我认罪态度不好判刑，判决书上面竟然没有合法的起诉单位，有的同志还是单位去起诉的打砸抢份子，老唐的判决书竟然没有法院的公章，镇压起我们来真实不拘一格。文革开始是省市委整我们，后来是军区整我们，再后来是军宣队工宣队整，粉碎四人帮之后是直接动用国家政法机关来镇压，各个方面的反毛主席路线的力量，都把矛头对准我们，造反派处在一个悲剧的地位上，要说浩劫，文革对造反派来说才是真正的十年浩劫。

老赵说，说造反派夺权，看样子有点象，因为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之后，有些造反派头头作为“群众代表”进去了，还担任常委、副主任什么的，真实的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个顺口溜说“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轿车来，商量大事回家带小孩。”这才是群众代表的真实作用写照。

老钟接着说，我们厂是国防厂，革委会是1968年开始的八一五会议上成立的，开始拟定的造反派名额比较多，最后成立时只有五个人，全部是21个人，当时说是要搞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围了迷惑造反派，把一些老工人也拉进去一些，开会时他们完全没有话说，感到死气沉沉，革委会增加到三十来个人。革委会开会，我们在会上发言，军代表只是点个头笑一笑，简报上也记录，但是下面执行就绝对没有你的东西了。从六机部到下面厂矿，都是军队作用大，部里刘世雄是军管会主任，上面是军工领导小组，组长是粟裕。厂里面军代表讲，现在是军干群，不是是干军群，更不能是群干军，顺序是不能错的。815会议回来之后，有人就问怎么看这个形势，文革开始是造反派冲一阵子，学生后来也不行了，工厂内部也联合不起来，军队就进来了，上面毛主席把林彪选为接班人，是不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完成得差不多了，有人就说“那不是要造反派'夺好权’然后再'交好权’吗？”我们在革委会里面，说是叫管斗批改，也只是签个字，有你没有你都行。有人问，如果毛主席要以造反派为中心，是不是立的起来，是不是掌握得住局势，我想这里面关键是干部问题，上海有一条线，有靠山，在八一五会议上，我问上海江南造船厂的一个女同志，他们就是一月夺权的时候抢过一次章子，我们经过的事情和摔打比他们多，对运动的认识和成熟性，感到他们政治上不如我们。我们造反派从大联合开始，就自己跟自己闹去了，本身比较幼稚，如果能够真正联合起来，有比较成熟的工人领袖，很可能比上海好。但是他们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条线，我们去北京都找不到他们，上面没有人支持，老胡曾经说过，我们这里的造反派是无娘的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部是相当排斥的，如果军区完全站在毛主席和林彪一边，就肯定不一样，他们实际上完全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上，造反派怎么立得起来呢？南下的学生回去之后，我们跟中央的联系就断了线。

老华补充说，部队上层，文革根本就没有通，他们在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时候，把造反派的袖章带起来，都是上面的规定，并不是心里通了，军队那些人是仇恨造反派的。后来军队主持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他们总要掌握一些材料，并不是不知道没有这个组织，追查什么加入填表，都是逼供信，他们借这个运动，有意扩大化，他们镇压造反派的政策，在文革中间倒是贯彻始终。

老柯说，文革第一阶段，解决刘邓的问题时，军队是支持的，刘邓他们线上的人就趁机装死躺下，毛主席这边出了造反派，没有真正的力量，造反派又不成熟。对于干部内部斗，当权派认为那是他们内部的问题，对于文革中间涌现出来的群众代表，是没有资格坐天下的，军队和党政当权派对于群众的抵触都是一致的。在上层，江青他们文革派集团力量很小，军队和党政两个集团力量很大，为啥整五一六对付造反派能够形成合围，就是这个道理。毛主席要在党内整风，就整不下去，反右，一棍子就打下去了，对于整治造反派。清查五一六一仗就打得造反派全军覆没了。

老赵说，军队进来之后，革委会就成了一结合，群众代表都是一个个在检讨，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开办十四期学习班，指责造反派是派性作怪、无政府主义猖獗，把大家都搞得灰头土脸的，心里也老是打鼓，怎么水平这么低，提不高认识呢？我去四川出差，看到他们那里传达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文件，才感到豁然开朗，回来就写了两千字的大字报，贴在厂门口，题目是从列宁的文章中间找来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个时候，也没有预先的策划，居然就搞起来了，打破了清队后万马齐喑的局面。后来，我就把他们整治造反派的罪名，归纳为“三根扁担”（派性、打砸抢、抢抢乱军）“三根绳索”（收造反派“想当官、入党、造反动机不纯”），到处演讲，到许多厂矿都去讲过，跟许多造反派受压抑的感受有强烈的共鸣，还有几个斗批改的地方我都去过。后来，几个参加结合的头头也联名写了《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的大字报。那种情况在基层革委会立是非常普遍的，军代表一进厂，各个要害部门把关的人数，远远吵过了文革前，群众代表不仅没有掌权当好代表，还成了罪过。大家所受的冤屈差不多，所以我的大字报和讲话，才引起那么大的共鸣。

老孙说，造反派文革十年，十年挨整，我想毛主席也没有想到要造反派掌权，就我们当时的思想水平和能力来讲，也没有掌权的基础。造反派帮助把党内的盖子揭起来，是被借用的一股力量。张春桥在上海讲，三结合，你当个班组长可以，叫你来管上海行吗？没有你们行吗，也不行。老干部懂业务，没有部队的支持不行，政权巩固不了。文革就要培训造反派，就是要揭党内阴暗面，参加反修防修，三结合造反派参加，跟着培训，摔打一下，小的跟着老的拖一下。文革这么多年，我常常回顾，想来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在这里。四清搞不下去，上面动都不动，所以毛主席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揭盖子，文革就是胜利了，不是后来那个惨样子，造反派也不会掌权，毛主席从一开始就压根没有想把老干部全盘推倒重来。

老唐讲，我是四九年参加工作的，干部刚刚进城的时候，是比较清廉的，那时候规定，跟资本家打交道，不能抽他们的烟，不能喝他们的茶。那个时候，干部多数是单身，后来成家了生儿育女，裙带关系就复杂了，到文革前，走后门什么的就有了，这还是初级阶段的腐败。高级干部的思想，就是跟着这一股特权地位的好处一起来的，毛泽东要求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高级干部的思想状态对于毛泽东思想就开始排斥了，文革前夕在党内已经相当普遍了。我当时是团委书记，六五年有个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的大会，亲自听到八大书记讲话，邓小平讲人家不愿意学你那个毛选，还硬是要搞学习，这是社会强制。彭真讲，火车上挂的老三篇上面满是灰尘，说明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学嘛，要学就学习马列原著，不要学二手货，他们是相当的明目张胆。这个讲话，对应的就是高级干部要过好日子的思想，都对严格律己的管理有怨言，他们的基础在这里，不是个别人的思想。文革起来之后，那些干部的思想还是天下是我们打的，应该我们坐天下，你们起来造反就是反革命，还认为毛主席是啥功臣，是第二个朱元璋，小范围内干部都这么讲，不是一两个，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抵制，毛主席在党内甚至成了孤家寡人，不依靠群众怎么行？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但是要胜利难度蛮大，高级干部思想不通，文革十年，整了我十七年。当时单位的专案组说，我的材料不够判刑，主任说“问题不是材料真不真？看你的刀子往那里捅？”邓小平上台之后，他们的思想状态是，文革时候你们不是批判我多吃多占吗？我现在就是要大捞特捞，看你能怎么着我？

老华接着说，多数共产党干部对于搞社会主义没有思想准备，进一步在思想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是少数，党内没有思想准备，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只能是发动学生和工农来冲出一条路来，结果他们就竭力对抗，因此文革十年充满了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毛主席在发动文革之前，在滴水洞思考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已经想清楚了，如果不搞就是今天中国这幅样子，搞也可能全军覆没，他权衡的结果还是要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谈不上继承他的思想，但是骨子里还是拥护他的思路，搞完文革之后，那些人再要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到今天还是如此，前些时“新西山会议”那些精英学者还是不敢碰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本质问题，开会都只能继续偷偷摸摸。我们在文革中间得到锤炼，对于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一眼就看穿了你是个假的，他们还是感到必须举假旗帜。

老孙说，文革时期，党内走资派还算不上阶级，说还在走可以理解。是思想路线上的，财产还没有到他们的手里，作为阶级没有办法划。所以，否定文革的时候，全党同意，在文革受造反派冲击的时候，许多老干部在表面上也跟随毛主席的路线，很多老马列主义者，也只是到了今天反过来才认识到问题所在。没有人理解，毛主席当时就敢那样搞，肯定想到了后果问题，他很自信，认为既然是思想问题，高清楚了站过来就行了，所以一个不杀，如果毛主席把文革当作镇压反革命来搞，肯定不是后来这个样子。老钟补充，在收买干部这一点上，邓小平远远超过了毛，毛是打你一下，你站过来了还用你，他认为人的世界观是可以改造的。邓小平是黑猫白猫，眼前利益就是理论，他是实用主义的，实际上没有什么理论，对他不利的就把你排斥掉，因此这个人也不好定位。

另外一位老同志说，在非毛化时期，他们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脱离了马列主义，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个说法流毒了三十年之久，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他们才是脱离了马列主义。老华说，新西山会议派，说明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那些人认为气候已经到了，要在中国搞一个纯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过去还是遮遮掩掩的，他们要共产党退回到议会里去活动，军队要国家化，我们确实面临着到底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老原说，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成立不成立，社会主义要不要？要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继续推进，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社会上小的进步是和平演变，大的变化是革命，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共产主义，障碍是在哪里，毛主席认为就在共产党内。从那些搞腐败的人看，没有权力的人，有一个捏了就完了，腐败成了一条线之后，捏了一个又出一个。一个人说了算，不要群众监督，没有委员会的讨论，根本上就是一个理论指导，实用主义白猫黑猫。社会主义要推向前进，必须消除阻力，影响最大的就在党内，这是大方向，如果大方向正确，发动群众和群众运动中间的问题和缺点，就只是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监督干部，也不是要把干部都不要，是要他们洗个澡，站过来就是了，不是消灭人的问题。四大是毛主席交给群众的监督武器，如果腐败份子走了第一步就被群众揭发出来，肯定就没有办法走出第二步了，现在养小老婆都是公开的，群众都没有发言权了，到现在我还是这个想法，不搞就要变颜色，文革被人家打败了，没有搞下地，叫人家打败了，四大就取消了，腐败分子当然就很自在了。现在那些文人，说社会就要以私字为核心各发各的财，共产党的路线还贯彻得下去吗？文革群众运动的方式，是老毛根据自己经验提出的方法，这个形式本身也在摸索当中，继续革命是保证继续前进的认识。

老平说，我老头子今年九十了，我回去跟他做寿，跟他谈心，说你们这一辈人上半生很动荡，跟着老毛他们干革命、长征，下半辈子很安逸。我们相反，上半辈子很安逸，在公有制的时代，下半辈子很动荡，压力很大。为什么产生出相反的人生，根本一条就是老毛领着你们干革命，产生出两个时代的变化，把你们从社会最底层带上来了。每次革命都是最上层和最下层在翻烧饼，中间层跟着不动，最穷的跟最富的在那里翻，中间层跟着主流转。下层成了上层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掌权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是富人的思维了，怕权力搞掉了。毛之所以要搞文革，并不是为了自己，高层坐久了之后，观念就变了，毛要搞再次全面决裂是不可能的，他发动文革去冲击一下那些官当久了的观念，把下面的也翻一点上来。这么一翻，问题就大了，上面的不想让，下面的不成熟，毛在整个文革期间犹犹豫豫，也不是要把那一排老革命全部翻下去。我当时参加了文革，也是有些看不惯，并没有很深的认识，老革命多数也是队伍来了跟着走，老毛在全面领着。建国后，高位坐久了就要维护私有制，毛要把大家带到公字上去，搞两个决裂。现在很多人说某某人不够意思，不够义气，孔孟说到底就是一个“义”字，把这个作为人们的行为标准。毛把这个拔高一点，以“公”为标准，现在退回去了，西方文化是用“利”字，双赢就对了。三种不通的文化可以解释很多问题。毛要把人们的眼光引导到公字上，理论上对，现实中间难以操作，所以毛的阻力很大，在高层更是孤家寡人。现在是把人的思维引导到私字上，完全放任自流，政权显得苍白无力，没有哪一个说话是算数的，大多数老百姓完全接受私欲不受约束，社会肯定就完了。都集中到公字上，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强制，要慢慢地别过来。

老洪发言说，我尽量提醒自己，不要带有个人的东西，自己过去受压什么的，要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个人比较悲观，苏修解体以后，美国的主要矛头是对准中国的，九一一之后，美国暂时把这个目标放在一边了，中国有些人也主动接受了当小伙计的地位，缓和了中国的外部压力。虽然美国在走下坡路，但是它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实力还是维我独大，但是它没有文化底蕴，真正要掌握世界潮流还是要文化，军事力量只是全部力量的冰山之一角。欧洲的文化底蕴比较厚，政策也折中一些，在世界上能得到一些认同，代表了一定的方向。从长期看，可能是美国消一点，中国长一点，欧洲恢复一些，但是相当长的时间还是处于战国时期，最好不要发生大的战争。从国内看，自一九九○年开始，发生过七八个回合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右派胜了，工农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最近两年的争论，左派表面上占了上风，国资委也出了政策要放缓国企改制，但是各地地下里还是加速在搞，我省今年还下文要加速31个大型国企的改制。高尚全他们的讲话，在网上公布出来之后，虽然在舆论上比较被动，但是真正的权力资本还是在掌权，到一定时期说不定还要反扑过来。

老夏讲，左派中间一些老同志觉醒了，他们有老资格，所以还没有处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力量，没有自己的基础，群众与他们的距离很远。右派的优势是他们有基础，是与改革后形成的权力资本勾结在一起的，他们利用共产党的旗号和体制，发财了，所有正直的人对此都是深恶痛绝的。从西山会议的发言看，他们认为共产党这个牌子被他们弄脏了，已经洗不干净了，所以准备要抛弃掉，他们想要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共产党这个党派身上，把掌握权力资本的个人洗干净，脱身出来，组织一个新的干净的党派符号。中国的未来，不宜太乐观，他们现在又掌握了文化舆论，他们这个事情可能是作得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老百姓就更要遭殃了。

老柯接着说，有些贪官把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过渡时间段，在这个过渡时期看谁获得更多的资本。他们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有钱人的国家，经济上大捞特捞，文化上就用那些精英为他们树碑立传。***天真地要搞西方那一套，那特权阶级的权力资本也是要倒霉的。三座大山现在变成一座大山，就是一批贪官奸商和买办要掌握中国的一切，现在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问题，我们反对谁呀，反对卖油条的吗？开酒店的、开工厂的要反吗？现在要反的是权力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寡头集团，反对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反对他们把中国变成彻底的殖民地，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真正的民族资本与这些人也是格格不入的。新西山会议派代表的是这一小撮寡头讲话的，还用这些人去威胁党内健康力量。

文革结束三十年了，造反派对自己被党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很有意见，说按照1982年中央九号文件规定应该给他们的退休待遇，至今不给落实；还报怨说原来属于真正敌对阶级的“国民党战犯”都大赦了、“地富反坏右”都给平反了，造反派响应中央号召参与文革，却四十年如一日始终被“揪住不放”，享受的是 “超敌人待遇”。说到底，一个政权有一个依靠什么人的问题，参加西山会议的这帮子精英，基本上不为中华民族考虑，也不为共产党执政的长治久安考虑，甚至与民族资本的利益也是对立的，共产党真的需要认真考虑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了，要认真考虑中国中间应该把什么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再也不能搞糊里糊涂的和稀泥政策了。那帮子精英的追求的道路，是亡党亡国的道路，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今天的中国又最后地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了，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兴盛，为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稳固，放任西山会议那样的极右翼思潮及其影响下的政策走向，是极端危险的。

二○○六年五月十九日初稿整理完毕（以上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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