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县文革记忆（上，下）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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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岁月（上）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快40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它只是暂短的一瞬间，但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对历史造成的扭曲，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那个年代里，师生关系颠倒，上下级关系颠倒，人们只有狂热。我，作为一名高中六六级学生，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决定将商县这个小县城文革中最狂热的前三年史料予以记录。文章中人们的感情表达均发自当时人们的内心感受，原汁原味。我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供读者回味和反思。

一

我的母校——商县中学（今商洛中学），是陕南秦岭山区的一所普通中等学校，建校至今已有一百千多年的历史了。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春天，商中校园，树木开始发芽，哗哗的丹惠渠水从校门口流过。走进学校，是一个有20亩地大小的操场，笔直挺拔的白杨树，整齐地排列在操场周围。操场北面有一个照碑，照碑后面是一个不大的假山。假山四周，布置着几株箭杆杨，尤如一个个撑开的大伞。一排排教室分列在假山东西两侧，教室的后面有几排教师宿舍和实验室。
　　假山的北面有一排平房，中间是三间房的一个会议室。会议室的两边，分别各有一间大房子，其房子从中间被隔成两小间，房门开在会议室里面，住着教导主任和副校长。再往西是学校教导处和油印室。往东第一间是医务室，第二间分为两小间，南边一间是学校广播室，另一间的门开在北边，住的是打铃的校工。再后面是一块由学校生物老师负责管理、供学生实习劳动的“试验田”，试验田里种着小麦和一些蔬菜。
　　最后一排是学生宿舍，供离校较远的农村学生住宿。学生宿舍是集体大宿舍，面积和教室一样大小，每班一个，睡的都是通铺，用长凳子支撑的床板上铺着草帘。住校同学不少人只有一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也有两人打对的。每周六他们都要回家，星期天下午回校，有的同学回家一次来回要步行一百余里。
　　那时，上高中的农村上灶学生，学校都给办了临时户口，并由国家每月供应半斤肉、四两油、33斤口粮，其中30%为粗粮。而初中学生则不然，每次到校时，都要带足本周口粮。那时带的口粮都是糊汤，即玉米糁面，交到大灶（学生食堂），每月每个学生还再交几元钱，食堂给你换成饭票和菜票。所以，初中和高中上灶的学生除过吃糊汤，其它饭都不在一个锅里吃。
　　那时，国家对蔬菜实行定量供应，并发有购菜本。灶上在每年秋季都要购买大量的萝卜和白菜，作为学生食堂的“冬菜”。炊事员把萝卜叶子切下来洗净挂在礼堂里的一条条绳子上凉干；把萝卜和白菜放在地窖里，可作为学生半年食用的蔬菜。当红薯上市的时候，灶上还要购买大量的红薯，并切片晒干，作成红薯干片。平时做饭时，将红薯干蒸熟或下锅，作为粮食代用品。
　　学生灶位于学校的西北角，旁边是一个大礼堂，礼堂内放着八口口径为3尺多的大锅。大灶的饭谱为：上午一般都是糊汤，下午则多为糊汤面或烩面。有时在上午的糊汤里放点萝卜叶子和盐，就成为调合糊汤。灶上将做好的饭用饭桶担上，分别倒入这八口大锅里，每天上午和下午两顿饭。
　　放学后，上灶的同学拿着饭盆，飞奔而至，排队盛饭，有时因炊事员还未到，就听得敲打饭盆的声音响成一片。大家用学校发的饭票，每张饭票一马勺（在水缸舀水的大木勺）。这些学生用饭盆接饭时很讲究技巧：就是当马勺在舀饭并刚一离开饭锅时，就迅速将饭盆接在马勺下面，可以使马勺漏下去的饭漏在饭盆里。是否利用此技巧，盛饭的量据说就会相差三分之一。盛好饭后，同学们再拿出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菜罐罐，就着咸菜，狼吞虎咽地吃着，一时间，就听见一片“朴、朴、朴”的吃饭声。曾经有一次因盛饭拥挤，将一名学生挤进了饭锅。
　　上灶的高中学生每月还可以遇到改善伙食的时候，即每周可以吃到一次米饭、或米粥、或“杠子馍”以及肉。但大家谁都不敢放开肚皮吃，只怕吃超标准，吃不到月底。当高中灶改善伙食的时候，初中同学只有眼巴巴的看着高中灶锅里，而自己喝着餐餐相同的——糊汤。
　　那时，学校每学期都有助学金，共分三等：一等每月补助8元，二等6元，三等4元。由班主任根据本班同学的家庭困难程度，每学期评定一次。当时，农村的学生一般经济都比较困难。因为那时不允许搞家庭付业，农副产品只能交给供销社，否则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而受到批判。如果你要搞一些加工业或修理业，就会被看作是开“地下黑工厂”，而受到查处。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国家定期发给干部和居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洗衣粉票等，实行定量供应。农民在生产队上工，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只值两三毛钱，少的只有几分钱。但家长们认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不能让孩子吃不饱，他们用蛋柿（软柿子）、糠麸皮、嫩玉米芯子等混合晒干后碾面，做成炒面，并用豆渣和麸皮做成的饼子，给学生带上，作为学生的早餐和开饭时的搭配食品。
　　学生宿舍后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果园，园内种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树，由教生物的老师专门管理，果子成熟后分给学校的老师们。为了防止学生进入果园偷摘果子，学校在宿舍的后窗上钉了钢丝网。尽管如此，果园的水果还是经常被盗。管理果园的张老师有时躲在果园里“守株待兔”，也曾不止一次地抓住过盗果者。

二

　　即将高考，毕业班学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上一年，由于学校大抓了教育质量，商中有75%以上的应届毕业生考上了大学，还有不少学生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今年的升学率能否达到或超过去年，学校对此十分重视。校党支部书记王晓时在一次早操后给毕业班同学训话时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百倍努力，解放思想，要向全国重点学府冲剌，要敢于报考北大和清华，今年的升学率一定要超过去年。
　　根据学校的布署，给各班主任和各教研组都分配了一些不同的硬任务，所以班主任和教研组长都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每天的自习时间在大教室都安排有集体辅导课，而且是场场满坐。数理化老师分别把各个类型的题进行系统整理，分类讲解，要求熟练掌握各类题的解题方法。化学老师为了帮助同学们的记忆，还编出许多学习上的顺口溜。各代课老师把往年的高考题全都拿出来，逐一进行分析和讲解，同时还搞出不少模似高考题，供同学们参考。俄语老师还专门编写了十多篇俄语短文和一百多条重点例句，要求同学们背得滚瓜烂熟。同学们每背过一篇短文，老师就在名册上给打一对勾，直至全部学生背熟为止。听说去年高考时，教俄语的赵老师就用这种方法，猜中了不少考题，使毕业班俄语高考成绩全部获得高分。
　　在学校照碑的后面，有两个玻璃宣传栏，里面夹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使同学们随时都可以了解到国内外大事。年初以来，报纸上就登载过一些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指责其作者含沙射影，攻击党和毛主席。同时还刊登了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文章中告诫人们，我们国家目前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文艺界，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指桑骂槐，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
　　根据上面的意图，教育局安排，学校组织学生集体观看了《武训传》、《兵临城下》、《桃花扇》和《林家铺子》等所谓“毒草影片”，并专门出了批判这些影片的作文题，要求写出观后感，对这些毒草影片进行批判。
　　４月份以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话题及各类批判文章日渐增多，学校的高音喇叭在早间新闻中，播放了《解放军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５月初，《解放军报》又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当前在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炮”的社论。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并成立了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尽管从党报党刊的宣传力度看，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但毕业班的学生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排除一切干扰，全力以赴闯过高考关，反正再过一个月就要高考了，应付完高考再说。
　　每天早读，背诵外语的声音仍旧是吼成一片。午饭后和课余时间，在操场上或学校的各个角落里，都能看见同学们拿着书在学习。有的同学把数理化公式或俄语单词写在一个小本子或硬纸片上，在上学或回家的路上默读记忆。每天下课后，总有部分同学为一道题在争论研讨，学习风气十分高涨。
　　那个时候，对家庭成份看得十分重要，并很重视父母的政治面貌以及社会关系。一般将贫农、下中农、雇农、工人和革命家庭出身的学生称之为“红五类”；而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和父母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学生称为“黑五类”。如果你是“红五类”出身，就可以得到各个部门的信任，当班干部，享受助学金，当三好学生，优先参军，优先就业，还可能被保送上大学。而“黑五类”学生就不同了，参军是没门的，就业也很难，高考分数再高也别想进入重点大学，而且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尽管上面的政策是“家庭出身不能选择，所走的道路自己可以选择”，但听说在过去几年的高考中，都有不少考生因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虽然高考分数上线而落榜的。
　　文革前的高考，都是在每年的7月1 日至3日进行，6月上、中旬进行考生体检，并填写报考志愿表。那时，是先填写报考自愿，然后进行高考。因而填写自愿表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对自己在高考时发挥的如何心中没底，所以怕自愿填高了考不上，填低了又怕吃亏，每个考生都是根据自己平时的成绩和实力，经过深思熟虑，比较保守的填写自愿表。一般将第一、第二自愿根据往年录取分数成拉开一定挡次，并都要填写“服从分配”，以防出现虽然分数已经上线却因自愿填得过高而落榜的现象。
　　从6月份开始，首都各大报纸接连不断地发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号召全国人民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接着，6月2日又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6月4发表了题为“撕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评论员文章，6月5日发表了题为“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的社论，6月8日发表了“我们是旧社会的批判者”的社论；6月7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的社论。这些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中的措词均非常尖锐和激烈，而且火药味十分浓。其内容大意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如不进行文化革命，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
　　此时，外地也传来不少小道消息，什么北大学生给校长贴大字报呀，什么西安交大学生给省委工作组贴大字报呀，并提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但我们所在的县城毕竟是一个小县，而且是一个山城，消息相对闭塞，还没有大乱。毕业班学生也顺利进行了体检，并填写了报考自愿表。
　　6月中旬，《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看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已经开始。学校根据上级通知，宣布停课闹革命，高考暂时推迟一个月。同一时间，商洛专暑宣传部部长田涛来到商中，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专暑教育局也派来了教育革命工作组，进校组织师生学习报纸社论，领导大家开展文化大革命，并结合学校实际，批判封、资、修。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就像一个燃爆了的炸药包，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引向高潮。社论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辨论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揪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 并提到，“革命的大字报，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长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派的威风，大灭资产阶级‘权威’老爷的威风。”
　　一下子，商县中学沸腾了，同学们按奈不住长时间的沉默，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整个校园。
　　第一天，校园里贴出的还是批判学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唯升学率论，第二天就贴出了“揪出商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头子王晓时 ”的大标语。接着，副校长、教导主任全被揪出。因为原校长此前已调到了洛南，此时也被揪回商中进行批判。接下来，学生们把矛头指向各班的班主任，以及有历史问题或出身不好的代课老师。曾经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大半生，以往被人们尊敬的老师们一个个戴上高帽子，一瞬间变成了“反革命”和“黑帮”，受尽了身体催残和人格侮辱。
　　７月9日，高六六级丙班同学贴出了“质问田涛”的大字报。 7月20日，商中部分学生前往专署教育局，批评教育局指导文化革命不力，并指出教育革命“工作组”已成为商中文化大革命的“拌脚石”。教育局随之决定撤出了驻商中教育革命工作组。并宣布，接上级通知，为了集中精力搞好文化大革命，高考再推迟半年。此后，高考再无音讯，直到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
　　教育局工作组撤出后，商洛地委工作组进驻商中。这些经过农村社教长期锤炼的整人高手刚一进校，就将广大师生分为 “ 左、中、右 ”三类人，并实施其所谓的“发动左派、团结中间派、打击右派 ”的策略。密谋策划，罗列“右派”黑名单，挑动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仅以高六六级毕业班为例，就有26名学生被工作组划为“右派”学生，而遭到迫害。
　　在那个年代里，有知识的人变成了“臭老九”，上下级关系被完全颠倒，“宁左勿右”，上纲上线，是当时的潮流。“ 以阶级斗争为纲 ” 是最革命的口号，“ 造反 ” 二字成为最时髦的名词，什么“打倒”、“火烧”、“炮打”、“油炸”之类用词满天飞。这些敢打敢冲、天不怕、地不怕的极“左”分子，当时被称为 “ 造反派 ”。
　　大家纷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千方百计出一些鬼点子和怪门道，到处都设有“斗鬼台”、“斩妖台”。在所谓的“黑帮”脸上涂黑墨，戴高帽子，身上贴条幅，并采取罚跪，揪头发，扭胳膊，压头，站凳子等体罚方式，对被揪出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们极尽丑化迫害之能事。学生给每个所谓“黑帮” 制做了各式各样的高帽子，并在他们的房门口贴上各种污辱人格的对联。还给他们起了各种奇怪的绰号，如牛鬼神、牛黑贼、郑老奸、丁妖精、何土匪等等。造反派还将这些所谓的“ 牛鬼蛇神 ”用泥巴雕塑成各式各样的泥像，进行丑化。并把这些绰号写在高帽子上，规定这些“黑帮”一走出房门，就必须戴上高帽子。“黑帮”们除了每天打扫校内卫生，接受批斗外，其余时间就是在房子里写检查、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问题。
　　各班学生除对校一级的“黑帮”进行轮番揪斗之外，还要对本班的班主任进行重点批斗，而且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在那炎热的夏天，造反派叫老师站在板凳上，夜晚头上吊一灯泡，任由蚊虫叮咬。在那段特殊的历史年代里，只要造反派把你揪出来，就要给你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并无限上岗。如果你不承认就采取连续作战的方法，持续几天批斗，甚至晚上不叫你睡觉，非要把你斗倒批臭，低头认罪。人们都尽量使自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生怕别人说你不革命。
　　那时，有些受整的人，心胸比较开扩，对造反派百依百顺，叫他干啥就干啥。虽然受到轮番揪斗，但心中却不以为然，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因为他们坚信受整只是暂时的，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最终他们都会重见天日的。果然，在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一代伟人邓小平宣布，为一切冤假错案平反，并摘掉所有“五类分子”的帽子。但也有些人受不了造反派对他们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选择了自杀之路。人死了，造反派还说你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死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在地委工作组的扶持下，各班都成立了文革小组，学校也成立了“商县中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商中筹”。这个组织的成员是由各班选出来的学毛选积极分子、“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及历史清白的个别老师组成，大权掌握在工作组手中。
　　“商中筹”成立之后，首先组织同学们学习报纸上报导的关于河北省临西县三寨公社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吕玉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要求同学们随时都要把毛主席语录带在身边，每天都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同时组织同学们进行军训，用军事化的素质，向封、资、修开火。
　　一天下午，高二某班学生把他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带到操场上进行了一次“军训”，因为头上戴着高帽子，这位“黑帮”班主任的动作让人发笑。随之，其它班的学生也效仿着将本班揪出的“牛鬼蛇神”拉到操场“军训”。突然，有位学生想起副校长前些天贴过一份大字报，揭发党支部书记王晓时曾说过，他年轻时在部队上训烈马，先把烈马打怕，再给其套上鞍套，它就会服服贴贴为你服务。所以有人提出，何不令王晓时这个黑帮头子把他的这些“黑帮烈马”也拉出来训训，随之得到普遍响应。
　　第二天一早，各班学生分别将揪出的“黑帮”老师装扮一番，戴上各式各样奇特的高帽子，上书为他们起的绰号，带至操场。经过点名发现有一位“黑帮”女老师因发高烧卧病在床而未到场，被学生连拉带扯地从床上硬拉至操场。
　　训烈马开始，“黑帮分子”王晓时戴着高帽子，甩着造反派交给的鞭子，喊着“我是商中黑帮头子王晓时，现在训烈马开始。”并依次叫着被揪出老师的名字，要他们依次敲着锣，嘴里说着他们各自所谓的“罪行”转圈跑。造反派们站在周围，将“黑帮”围在中间象耍猴一样，如果哪个“黑帮”表演得不好或不老实，就要遭到造反派的围攻，如压头、扭臂、坐“土飞机”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商中“训烈马”。
　　当时，文化革命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批判旧世界，批判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来毒害劳动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简称“破四旧”（见《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在商县这个小小的山城里，一时间掀起向“四旧”进军、砸烂“旧世界”的高潮，正如当时大标语宣传的“横扫千军如卷席”。居委会自发组织市民上房揭瓦，将居民房顶和建筑物上象征所谓“四旧”的龙头、凤头、砖木雕刻及工艺品统统砸毁。挨家挨户，清理象征“四旧”的古书、古画、古玩及邮票，并予以收缴。对于耳环、戒指之类金银首饰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名著，也在收缴之列。对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就更不客气，定要翻箱倒柜地查抄一遍。
　　为了和“四旧”永别，剧团的造反派也不甘落后。８月的一天，剧团在商县城的中心十字口贴出告示，并予第二天在此当众焚烧“象征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古戏装，宣布歌颂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时代将一去不再复返。随之，那整箱整箱的凌罗绸缎随着熊熊烈火付之一炬。那时，唱古装戏被称为复古，或歌颂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绝大部分国产电影被定为毒草影片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影片。各地只能反复上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几个革命样板戏和影片。
　　８月５日，毛主席发表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８月１８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一个“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８月１８日，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群众大会，这是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会。参加集会的群众，主要来自首都高校和各中学的学生。这些涉世不深、亳无社会经验、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冲锋陷阵的造反派，自称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中央领导称他们为“革命小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大会上号召广大“革命小将”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地进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一名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表示“我们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我们要誓死悍卫毛主席，誓死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问这名学生代表的名字，回答叫宋彬彬。主席说“不要文治彬彬，要爱武么，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么”。从此，红卫兵诞生。
　　当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消息传出之后，全国上下，一片沸腾，各地造反派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首都造反派还决心触及一切他们认为应该触及的地方：将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名为“反修路”，……。
　　商县中学也和全国一样，成立了“商县中学红卫兵”组织。那时，参加红卫兵的条件为：由各班推荐，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中没有一点历史问题的“红五类”学生，本人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高唱“拿起笔，做刀枪，......”的革命造反歌，纷纷走上街头。各个学校的学生也都陆续成立红卫兵组织，并广泛散发传单，传递外界造反消息。一时间，传单满天飞。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造反派学生的消息，极大振奋了全国“造反派”，各地学生纷纷涌向首都北京，渴望见到朝思暮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毛主席又连续四次接见了“红卫兵”小将。商县中学也在各班选派优秀红卫兵，作为赴京代表，去首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因为有中央领导给红卫兵撑腰壮胆，这些革命小将越发不可一世，纷纷走出自己所在的学校和城市，杀向社会和全国各地，煽所谓革命之风，点所谓革命之火，称之为“革命的大串联”。
　　从６３年开始，我国在农村进行了一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教运动，也称为“四清运动”。此时，在商洛进行社教的工作团成员，正在商县集训，这些人对学生的造反举动十分反感，并唱对台戏，被学生称作“保皇派”。
　　8月28日，以商中高66级为首的造反派学生来到商县县政府，勒令县长关发隆、副县长白玉盈交代问题，并因其“不老实”，令其站在凳子上低头认罪。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
　　此时，西安等地高校商洛籍学生组成了一个名叫“大专院校赴商洛革命造反兵团先遣队”和一个叫做“雪梅战斗队”的造反组织，来到商洛煽风点火。认为商洛“革命造反”的步伐太慢了，调子太低了，行动太温和了。他们开着关中运司的大轿车，用高音喇叭，在商县大街小巷进行宣传，直接把斗争矛头指向商洛地委专暑和商县县委县政府，宣传力度极大。
　　这些高校造反派还告诫商中学生，应该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学习外面的先进经验。正好商中选举赴京代表，但代表终归是个别人，而广大的同学都有一个想见到毛主席的强烈愿望，所以大家都集中到商中筹委会，要求开证明外出串联。经过大半夜的交涉，筹委会终于答应了同学的要求。凌晨三点，我和我班其它四位同学拿到了筹委会开出的外出串联介绍信。


疯狂的岁月(下)
三

　拿到串联介绍信后，我们各自回家，睡了大约两个小时。早7点，我们一行五人在商县汽车站会面，买票上车。当时乘坐的还是敞蓬大卡车，经过近6个小时的长途旅程，我们到达了省会西安。
　那时，在外地的大城市都设立了多处大串联接待站，并对串联学生实行免费吃住，铁路上也实行的免费乘车。我们五人住在西安市的一所中学接待站。在这所学校里，大字报和大标语贴满了整个校园，被整的老师们被集中关在两个实验室里，门口贴着对联，门上方写着“黑窟”两个大字。里面男的被剃了阴阳头，女的被剃成光头，一看他们那一个个疲备不堪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受尽了人身污辱和摧残。
　经过商量，我们将串联的第一站选择为南下重庆。我们拿着串联介绍信在住地的学生大串联接待站办理了学生乘车证，并在西安火车站窗口办理了去重庆的火车票，于10月30日踏上了去重庆的旅途。
　在火车上，挤满了外出串联的学生，他（她）们大部分人从未出过远门，年龄最小的才只有十三、四岁，有不少学生还背着辅盖，穿着大棉袄。在十分拥挤的车厢里，过道、两车厢连接处、洗脸间、水房、茶几上、厕所里全挤满了人，就连座位下面和行李架上也都睡了人。
　旅途中，我们看到有不少学生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使我们肃然起敬，并产生了想得到主席像章的强烈欲望。到达重庆市，已是下午6点，但当我们了解到在一个叫纪念碑的地方可以用串联介绍信买到纪念章时，我们立即赶往该处，终于每人买到一牧毛主席像章。之后，我们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和购买毛主席纪念章。
　重庆，是一个大而美丽的山城，满山遍地都是高大的建筑，盘山公路象一个弹簧一样，缠绕在山腰，两层盘山公路之间用揽车连通。每到夜晚，山上和平地上的灯光，再加上行驶车辆、江中轮船的灯光亮成一片，尽管在阴雨天，也仿佛看到的是满天星斗。这里人口十分密集，但骑自行车的人甚少。由于阴雨天多，经常处于雾蒙蒙的状态，所以人们把重庆称为“雾都”。
　我们在重庆住在大田湾民中接待站。第二天，我们一行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和红岩纪念馆。重庆的文革搞得十分激烈，到处都有炮打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大标语，并且出现了群众组织两派对立的现象。
　第二站，我们去了贵阳，这是贵州省的省会。但由于这里地处山区，站在市中心就可以看到周围的大山，而且少数民族甚多，信息又不太灵通，所以“北大井岗山造反兵团”、“北航红旗造反兵团”等北京大专院校造反组织的所谓赴贵州造反“先遣队”纷纷云集贵阳，进行煽风点火。因为当地群众对“先遣队”的过激行为很不理解，所以到处都出现较为激烈的辩论和演讲场面。
　11月6日，传来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所以我们在贵阳只住了两天，准备经武汉，再赴北京，赶上第七次主席的接见。
　在贵阳的火车站，排队准备上车的串联学生足有两、三公里路长。我们一行有三人在后边排队，我和另一同学绕过火车站的大门，才发现大厅两边均可直接进到站台。而此时站台上已经站满了三、四百人，我们立即将排队的三人叫了进来。
　这时，一列空的火车缓缓驶进站台停下，但列车的门都还关着。正好一节车厢的窗子停在了我们面前，而且窗子还开着。我们五人你扶我拉，先后从窗子进入车内。啊！竟然是一节卧辅车厢，里面空无一人。我们三人坐在下辅，两人分别跃至中辅和上辅。当站台的学生全部上车后，车门和车窗全部被关闭。
　这时站外排队的学生才蜂拥进入站台，但却都上不了火车。有些小同学在车下哭着说，他（她）们在学校斗争了四、五天，才开出大串联的介绍信，又在火车站排了一天一夜队，现在进入站台，却还上不了火车。车站的工人师傅看到这种情况，很是生气，告诉车上的人，如果再不开门窗，就用水管向车内喷水。
　我们几个实在看不过去了，就打开车窗。一下子，站台上的学生连扶带推，像插大葱一般，从窗口拥了进来。茶几喀嚓一下被压坏，下铺挤了八九个人，中铺挤了五、六个人，上铺也挤了四、五个人。行李架上、下铺床底下、路道、车厢内的空间几乎全被人所占满。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直到列车开动，才慢慢松了一点。
　在列车上，最困难的不是没有水喝，而是没有地方大小便。男孩子还好些，可以在背的水壶或茶缸里小便。而女孩子就难了，要艰难地经过路道，很长一段甚至要踏着别人的身体，好不容易地叫开厕所门。所以，大家都坚持很少喝水，甚至不喝水，尽量避免在车上解手。
　终于到达武汉，这里地处长江和汉江两江交汇之处，涛涛长江和汉江水把武汉分为汉口、汉阳和武昌三镇。武汉是我国东南工业重镇，产业工人甚多。这里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名曰“百万雄师”。由于和大专院校学生的认识有所分岐，在“造反”和“革命”的同时，相互也不断进行指责和对骂。
　11月8日晚7时，我们一行五人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伟大首都——北京。出了永定门火车站，刚下火车的串联学生均被带到附近的一个体育场。那里有很多接待站点和服务人员，接待工作井井有条。他们将这些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分成多组，用大轿车分送至不同的接待点。
　我们五人被安排在永定门小学，住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的地下铺着席子，两人两床被子，一铺一盖。教室里还生了一个大炉子，大家也不感觉冷。吃饭是在对面的一个机关食堂里，早餐是馒头、稀饭和咸菜；中午和下午都是大米饭及烩菜，烩菜里有豆腐、白菜、土豆和宽粉带等。这里，不但一切都对串联学生免费，而且衣服单薄的学生还可以“借”到一件棉军大衣。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参观，并游览了东、西长安街等北京主要街道。使我们大开了眼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广场和这样宽的大街，使我们倍感祖国的伟大。在北京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学生和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外国人见了红卫兵，也不知是出于崇敬，还是畏怕，经常主动向红卫兵打招呼。
　11月10日下午，传来了毛主席准备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小将的消息，我们大家心中十分激动。吃过下午饭，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组织我们在操场列队训练队形。要求四人一排，前后左右的人员一定要固定，决不能叫生人插进队列，训练至10点休息。第二天凌晨两点，大家听见哨音，立即起床继续列队训练。训练后，解放军同志训话，要求同学们一定要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并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3点半开饭，吃的是米饭和肉烩菜。吃完饭后，每人发给两个面包，两个煮鸡蛋，同学们又将各自背的水壶灌满。4点10分，大家排着整齐的队列，向天安门方向进发。
　一路上，全是排队前进的学生，他们大部分都身穿黄军装，头戴黄军帽，脚穿解放鞋，戴着红袖章，背着一个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书包和军用水壶。路旁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处用布遮挡起来的临时公厕。里面是预先建好的、将人行道上的水泥预制板揭开就可作为蹲坑的简易厕所。
　我们走呀走，一直走到上午9时，才到达目的地—－西长安街，这里早已是一片人海。我们被安排在马路旁边坐下，解放军战士成一字形坐在我们的面前，并不时给我们领唱革命歌曲。不同方阵的学生还互相对唱，形成拉据场面。整个长安街上，成为歌的海洋。
　中午12点，天安门城楼上突然响起了“东方红”的曲子。不知谁在喊“毛主席来了！”哗的一下，人们不约而同地沸腾雀跃，争相向天安门方向眺望。这时，站在前排的解放军战士手挽着手，用力向后扛。并且大声喊：请大家不要拥挤，主席现在还没有来。就是主席来了，大家也不要起身，一定要原地就坐。要用右手一起挥动毛主席语录本，随节奏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解放军战士不断给我们作着示范，带着大家演练。并告诉大家，主席看到哪个方向喊得声音高，语录本挥舞得整齐，就会向哪个方向招手。解放军同志还再三告诫大家，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并给大家领唱了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下午两点左右，有不少同学已经十分困倦，我的眼皮也不断“打架”。
　突然，随着“毛主席来了”的喊声，只听得一片欢呼。我一下子猛醒，和大家一起，放开嗓子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大家争相踮起脚跟向天安门方向看去。站在前排的解放军战士再一次费尽全力，劝大家坐下。好不容易，同学们才坐了下来。整齐而有节奏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
　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检阅的车队从天安门方向慢慢驶来。最前面的是几十辆摩托车开道，接着是乘坐中央领导的敞蓬车队。毛主席站在最前面的一辆敞蓬车上，身着军装，未戴军帽，满面红光，身材十分魁悟。我们一个个拼命舞着手中的语录本，声撕力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我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主席乘坐的敞蓬车距我们只有二十来米远。
　因为将全部注意力投向主席，我竟然未看清后面敞蓬车里坐的人，好像有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国家领导人。检阅车队很快驶过，我们接受检阅的每个人却都还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我拿出钢笔，在语录本第一页的毛主席像下面恭整地记下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公元1966年11月11日下午2时52分，我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第二天，接待站的同志就动员大家回到各自的城市去，投身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之中。说这样也可以减少首都的接待压力。
　在此之后，中央领导在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时多次提到，毛主席支持同学们步行串联，这样可以接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更加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所以，在11月初就出现了徒步串联的学生队伍，他们打着战斗队的旗子，5个8个一行人数不等。目标以延安、井岗山、遵义和韶山等地为多，有的同学还决心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串联两万五千里。
　11月26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12月底，中央宣布，因为目前天气已进入冬季，不利于大家外出串联，故大串联到明年春暖花后继续进行。从此，全国性的学生大串联结束。

四

　经过半个多月的外出串联，我们回到山城商县。和全国一样，在小小的商县城里，大字报铺天盖地。不但所有街道的墙上被贴满，而且有人还专门搭起了宣传专栏。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有人抬着装满浆糊的大铁桶，提着盛满墨汁的小铁桶，夹着大卷大卷的白纸。他们用苕帚在墙上涂刷浆糊，贴上白纸，用大刷子沾上墨汁，书写大幅标语。无非是“火烧”、“油炸”、“打倒”、“揪出”之类。也有贴大字报的。这些大字报和大标语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被新贴上的所覆盖，一层又一层，其中浆糊经常被农民放出来的猪当成美餐。所以，人们在大字报和大标语下方常常写有一行小字“严防猪啃”，也暗示其他人不要撕掉或覆盖。还有些人单独提一桶墨汁，拿一大排笔，在水泥地或平房顶上涂写巨幅标语。不少人因此练就一手好字。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在文革中光浪费的纸张、墨汁和浆糊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文革期间，歌唱毛主席的歌曲非常多，而且十分好听，人们把这些歌曲统称为“红太阳歌曲”。社会上，到处都在唱红太阳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人们在批判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时，就会唱语录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当你“造反”时，就会唱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叙，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以后参加武斗的时候，就会唱林彪语录歌：“……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以后身处逆境时，就会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等。在大街小巷的墙上，各家各户的门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套版喷印上去的毛主席木刻像和一个“忠”字。人们不管是年逾花甲的老人，还是十多岁的孩子，都上街去跳“忠”字舞，唱“忠”字歌。
　在那个年代里，对家庭出身看得十分重要，并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能打洞”的理论，当时被称为“谭立夫路线”。这一路线被“红五类”所极力推崇，并编出歌曲：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就跟着老子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娘的蛋。
　林彪当时说过一句话：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人们把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了神圣不可改变的真理。很多人还专门缝制了红色的语录袋，装上毛主席语录本，表示毛主席语录要随身带，天天学，经常背诵。一些小学学生也不甘落后，他们戴着自制的“红小兵”袖章，拿着红缨枪，在商县城的主要街道上站岗，叫路人背诵毛主席语录。不管老幼，如能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经过。所以，尽管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在家里认真背诵着毛主席语录。
　１９６７年伊始，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并模拟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宣布成立“上海公社”，号称“上海风暴”，也称“一月风暴”。二月中旬，军内老帅在首都怀仁堂痛斥了江青等人，被称为“二月逆流”。　　　
　此时，母校商县中学，到处都可以看到“砸烂商中筹”、“商中筹是商中臭”、“商中红卫兵是保皇狗”，以及“彻底清算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大标语。同时，以高三年级乙班同学为核心，成立了“商县中学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简称“商中临”；以高三年级丙班同学为核心，成立了“商县中学红色造反团”，简称“商中红造团”。原来的商中红卫兵组织也进行了改组，并改名为“商县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商中红革司”。其余，3、5人的群众造反组织也有不少。
　各造反组织成立之后，商中临抢到学校公章。并在广播室的高音嗽叭上宣布，商中临已从商中筹手中夺权。第二天一早，商中红造团又在广播室高音嗽叭上高呼，商中临夺权无效。
67年初，西安等大中城市高校造反派内部已经开始分裂，逐渐分化成为两派。并相互攻击和谩骂，都指责对方不革命，而自己才是最革命的，两派最终发展成为仇敌。以西安交大、工总司为一派和以西工大等大专院校以及工联为首的另一派，分别在西安形成气候，并向工厂、农村、机关、中学，以及全省扩大势力，形成两派对立的局面。
　受外界影响，以商中临为首，联合商县其它学校的一派，发起成立“商洛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由于其办公地点的电话号码是“38”两个阿拉伯数字，对立派经常称之为三十八号，逐暂人们就将该司令部称为“38司令部”。随后，商县又成立了“工总司”、“农总司”、“商总司”等。这些“总司”和商洛地委炮打战斗队、商洛专暑革命造反兵团联合，加上“38司令部”，形成了商县地区的三八派。该派又与交大派取得联系，加入了西安交大派。
　在此同时，以商中红造团为首，联合商县其它学校的另一派学生发起成立了“商洛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中造会”。商县还陆续成立了“工交总部”、“农革司”、 “财贸总部”、“机总部”、“文卫兵团”等，这些组织联合形成商县地区的另一派。该派与西工大取得联系，加入了西安西工大和工联派。
　12月5日，以中造会为代表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商洛地区红色造反者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名义。在商县东关体育场发起召开了万人以上参加的“批判商洛地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军大会”。并以大会的名义向毛主席发出了致敬电。之后，社会上就把这一派的人称之为“大联筹”或“红大联”。
　因为这次大会将“三八派”排除在外，所以在大会正在召开之际，三八派冲上主席台造了大会的反。并称这是保皇派向资反路线假进军的一次会议。会场出现了极大的混乱，两大派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假革命”。辩论者三五成群，分成无数拨。
　那时，中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的思想单纯，革命热情高涨，又无思想包袱，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冲锋陷阵，早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也当然成为两大派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早些日子，《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指出：毛主席反复告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所以，那时的辩论，大家都还很注意辩论的方式方法。不管辩论如何激烈，都不能动手打人，也不能大骂对方，而是用事实，用政策来批驳对方。这些热衷的辩论者，竟连饭都顾不上吃，从早到晚，直辩得口干舌燥，面红耳赤。不少人一辩就是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城关中学的女生更是不甘示弱，辩论时经常以人多起哄著称。
　以后，像这样无谓地辩论和争吵经常在各个单位和商县的公共场所发生。各个单位的人也都逐渐分化为两派，分别融入社会的两派组织。不少家庭因观点不同而分裂，并出现父子辩论，夫妻因派性争执不下，直到分居。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中间力量，两派学生分别组成文艺宣传队，深入基层，深入各区乡，表演文艺节目。名为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实际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随着辩论的不断深入，两派矛盾不断激化，各派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真正革命的，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对待“走资派”或所谓的“阶级敌人”尽可能采取一些过激行为，甚至出现了“打砸抢”。此时，各地造反派喊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接着，图书馆被砸抢，档案馆被砸抢,公检法被砸抢......。
　而作为中央文革成员的江青在接见“革命小将”时表态说，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从此，“革命的打砸抢”便成为造反派打砸抢时的护身符。因而，打砸抢迅速升级，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武斗。开始，双方还是使用拳头，随之就拿起了棍棒。在商中的一次武斗中，两派学生分别爬上了房顶，用瓦片和弹弓袭击对方。不长时间，学校的教室和房屋上的瓦几乎被揭光，学校一片狼藉。
　为了给武斗披上合法的外衣，“造反派”还打起了“文攻武卫”的旗号。两派纷纷组织专业武斗队伍，称为“文攻武卫战斗队”。
　由于武斗不断升级，商县地区的红大联以商县药材公司楼为据点，三八派则以商县新华书店和幼儿园为据点，整天用高音喇叭对骂。双方都在积极备战，并打造铁棍长矛大刀等兵器，有人还在垒球棒上钉了许多取掉钉盖的钉子，制作成狼牙棒，使人们见了就毛骨酥然。两派不断突然出击，抓捕对方所谓铁竿人物。被俘人员被命令解下裤带，一手提着裤子，一手高举，作出投降的样子，被抓住后免不了一顿暴打，打够了才予释放。
　11月初，两派分别不断出击，三八派武装进攻了红大联在商洛地委的驻地，发生了武斗。随后，在一个夜晚，红大联武斗队员分别在自己脸部涂上各种颜色，并对三八派指挥部驻地商县幼儿园发动突袭，谁知三八派早有准备，致使个别突袭者被俘。第二天，这些被俘人员被绳捆索绑，上游街示众。
　那时，两派都在积极搜集枪弹，并研制炸弹。大联派掌握了农民中大部分民兵组织，所以三八派千方百计研制炸弹。他们在无缝钢管内装满炸药，并安上引爆装置。致使一名学生在试扔炸弹时被炸伤右手，一名学生在试扔炸弹时被炸身亡。两大派组织群众分别不时爬上房顶用步枪和小口径步枪对射，商洛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在对射中丧生。三八派有一农民，因是武斗干将，被大联派抓住后乱棍打死，扔到西关的一个下水道中。后被三八派发现，便抬着尸体连续两天游街，高呼口号，情绪十分激昂，并将尸体抬到县政府放在县长卧室的床铺上。
11月中旬，红大联指挥部经过周密筹划，调动栲胶厂、邮电局、西关、林涧、沙河子、扬峪河等地民兵组织，于１４日晚向三八派发起总攻。为了减少双方人员伤亡，红大联指挥部留出南路没有设防，目的只是想把三八派赶出商县山城。因为北边是山，红大联从东西两路向城区三八派势力发动了“猛烈”攻击。一时间，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房顶上不时有人跑动，居民都紧张了一夜并彻夜未眠。
　黎明前，红大联攻占了三八派占据的最后一个据点--商县服务搂，坚守在里面的二十多名商县师范学校的学生成为俘虏。第二天一早，红大联对全城未来得急逃跑的三八派骨干人物进行了大搜捕，不少人被打致残，还有三八派的一位农民组织头头被活活打死。在１１月１４日晚的战斗中，红大联有三人中流弹身亡。
　此时，在中央文革要求解放军应“支左闹革命”的政策影响下，一直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商洛军分区也参与了派性。经过和红大联密谋，解放军战士对天鸣枪，采取“明抢暗送”的方式，于“1114总攻”后的一个夜晚，红大联“抢”了商洛军分区的弹药库。
红大联指挥部在抢了商洛军分区的弹药库以后，战斗力得到极大增强。随即成立了六个办公室：一办为常委办公室，管理组织；二办为宣传办，管舆论宣传；三办为文攻武卫办公室，专门负责武斗；四办为外事办，负责和外地革命造反组织联络；五办为三结合办公室，负责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六办为后勤办，专门负责后勤保障。
跑出去的三八派一部分人去了西安，进行串联和求援，一部分则组成小股武装，进行游击战，主要是抢夺基层武干的枪支弹药，并抢了基层粮站的粮食，作为武斗人员的口粮。红大联武斗人员的口粮则直接从粮库中提取。三八派武装在游击战中，攻下了柞水县城，致使多人伤亡。
　６７年的冬季，征兵开始。活动在南部大山之中的三八派武装，于腊月的某一天半夜袭击了商县扬斜区公所，区武干被大刀砍伤头部，手枪被抢。三八派的一名商县部局级干部在战斗时候中弹，在庄稼地里滚了一夜，终于因流血过多而身亡。还有一名十多岁的初中女学生被俘。
　那时，也不知是何种思想在支配，不少高、初中学生，其中大多数不满二十岁，并有不少女生，离开了父母和家庭，在大山之中“提着脑袋”，进行游击战。
　６８年５月的一天，红大联指挥部接到报告，三八派有一小股武装在沙河子枣圆一带活动，随即指挥当地民兵武装予以围剿，致使一名城中学生在战斗中丧生。

五

　随着外地兴起雕塑毛主席塑像的热潮，红大联指挥部决定在商县北门外中心广场雕塑一尊毛主席巨型塑像。还专门成立了塑像“筹备委员会”，并于６月３日举行了奠基仪式。据说，红大联指挥部将本组织的“光辉史料”埋在了毛主席巨型塑像基座的下面。人们纷纷捐钱捐物，并志愿参加义务劳动，工地上经常人山人海，都要以实际行动来为毛主席献上一份忠心。经过近三个月的军民联合奋战，塑像工程于1968年8月底竣工。落成后的毛主席巨型塑像由像身、基座、主台、附台组成。像高7、5米，象征毛主席68年75岁寿诞，穿军装，戴军帽，挥巨手，象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在两派之间武斗不断升级的时候，党中央呼吁要求各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指出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必须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地方革命委员会必须是在两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以后才能成立。根据中央指示，解放军介入地方支左，并负责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以及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等。来到商洛的支左部队是8134部队。　　
　在8134支左部队的安排下，在外飘泊了半年之久的三八派于６月份回到了山城商县。三八派回来后，8134支左部队在商县体育场组织召开了两派群众组织联合大会，并积极筹备成立“商洛地区革命委员会”。
　针对有些地方造反派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以及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的现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布了关于收缴武器的“七三”、“七二四”布告，要求限时上交非法流散民间的所有武器弹药。鉴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形势的需要，两派不得不交出手中的武器。
　要缴武器了，同学们都把枪拿出来，在学校操场和后面果园过枪瘾，有的同学端起机关枪，对着天空扫射。收缴武器的解放军同志在一边不停的给同学们说：农民兄弟十分劳力辛辛苦苦干一天也挣不够买一颗子弹的钱，请革命小将不要浪费子弹了。但你说你的，我打我的，直到过够枪瘾。　　
　三八派回到商县以后，8134支左部队就指令商县两大派组织分别派出谈判代表，在西安丈八沟商讨成立革命委员会事宜。随即，两大派纷纷密谋策划，力图实现有利于本派组织的谈判结果。经过２０多天的反复磋商，终于在8134支左部队的主持下成立了商洛地区革命委员会。军代表担任革委会主任，革命领导干部担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两大派组织分别出任四名副主任，并有若干名常委，称之为“革命的三结合”。
　7月21日，毛主席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入学者全都是各地推荐的基层普通劳动者，不管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只要有一手老茧，是劳动者就行。
　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日，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出现了表面上的安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虽然成立了商洛地区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革命大联合，但两派之间长期形成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化解的，派性仍然十分严重，派性活动随处可见，分裂随时都可能出现，两派之间的武斗也有可能随时爆发。两派之间也不时发生一些小的摩擦或武斗。
　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随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大专院校。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学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和全国一样，工宣队进驻商县中学。其主要任务就是督促两派学生实现复课闹革命。
　早在６７年的10月14日，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由于武斗，复课闹革命终未实现。６８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名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要求各级学校开始招收新生。
　虽然工宣队进校，但也很难控制学校开始混乱的局面，更不用说什么复课闹革命。加上工宣队也带有一定的派性，经常使矛盾激化。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商洛地区也和全国一样，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进驻商中的工宣队也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上。“上山下乡光荣，留在城市耻辱”，“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巨幅标语随处可见。各个居委会、居民组也都上门动员，说服有些对上山下乡有一定顾虑的家庭。那时，虽然大家知道上山下乡后，有可能一辈子留在农村。但是一方面出于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大势所趋，大家都纷纷表示决心，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奔赴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去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干一辈子。
　由于派性，基本上大联派的学生将上山下乡的地点都选择在商县扬斜区，而三八派则选择在商县北宽坪区。虽然也有不同派性的学生分在了同一个区，但是在选择公社时又将两派学生区分了开来。
　准备上山下乡的学生们背着各自的被褥，拿着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有的还缠上了裹腿。分别于１９６９年元月４日和７日，分两批，乘知青办的大卡车，唱着革命歌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至此，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动乱的主要人群被一鞭子吆，赶赴距县城百里以外的农村和大山。
　因为上山下乡的学生均为１９６６级、１９６７级和１９６８级三届的高、初中学生，社会上称之为“老三届”。


(作者系质监系统高级工程师)　


疯狂的岁月（后话）

我写的“疯狂的岁月”和读者见面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将近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它只是暂短的一瞬间，但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对历史造成的扭曲，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为它的特殊性，我在时间描写上写的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春天……。在那个年代里，师生关系颠倒，上下级关系颠倒，人们只有盲目的狂热。我，作为一名高中六六级学生，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所以决定将商县这个小县城文革中最狂热的前三年史料予以记录。它是全国“文革”的压缩版。
这是一篇真实描写“文化革命”的记实文学，文章中的史料均经过落实考证，文章中人们的所作所为和表现均发自当时各人的内心感受，原汁原味，我基本没有加评论。我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供读者回味和反思。
我写此文的目的：第一，希望现在的在校学生要格外珍惜自己美好的学习环境。回想起我们那个时候，再过半个月就要高考了，是文革使我们考取大学、继续深造的理想成为泡影。也希望以后的年轻人遇事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决不能盲目的狂热。第二，我在第二部分写到：那时，有些受整的人，心胸比较开扩，对造反派百依百顺，叫他干啥就干啥。虽然受到轮番揪斗，但心中却不以为然，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因为他们坚信受整只是暂时的，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最终他们都会重见天日的。果然，在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一代伟人邓小平宣布，为一切冤假错案平反，并摘掉所有“五类分子”的帽子。但也有些人受不了造反派对他们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选择了自杀之路。人死了，造反派还说你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死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想提醒大家，生命才是最宝贵的。说到这里，我特别提到“一代伟人邓小平”，他是当之无愧的。是他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把中国推向繁荣富强。第三，那时有一大批人受整，受到非人待遇。还有一大批人上当受骗，当了炮灰。我的目的是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也再不要使文革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现在，写文革的文章比较少，不少年轻人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具体都干了些啥？“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我的文章，有几个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把他（她）看的都流下了泪。我写此文的目的，决非要引起大家的仇恨，而是希望朋友不要忘记过去，向前看。全国上下一心，为建设我们强大的祖国而而奋斗！
以下引用西部老土在2008-12-16 22:51:28的发言，我认为很有意思：
光阴荏苒四十载，悠悠往事现眼前，伟人微笑一挥手，无知小儿欲上天！瓜蛋
读书无用当真理，不顾自己未成年，个人崇拜搞极端，响应号召忙造反！盲干
被人利用浑不知，自呜得意想当然，升学就业形势紧，上山下乡解国难！落难
书到用时方恨少，进入社会才知难，一身汗水一身泥，现实惊醒众少年。可悲
疯狂年代疯狂事，无法无天神洲乱，劳民伤财谁说好？社会倒退留笑谈！难堪
极左歪理是祸害，颠狂妄想现丑态，可怜普通小百姓，恶潮之中浮浪间！无奈
莫说青春悔不悔，只求丹心可对天！千古浩劫文革难，严防有人再重演！清醒
改革开放才是真，普世价值谁能反？欣逢盛世享余年，诚盼永远艳阳天！心愿

tuffy05

同一作者


回忆 “文革” 中的大串联   

   文革期间，也就是1966年的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了“造反派”学生，并为北大附中学生亲笔书写了“红卫兵”三字提词，极大地振奋了全国“造反派”学生。各地学生均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纷纷涌向首都北京，渴望见到朝思幕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毛主席又连续四次在北京公开检阅和接见了“红卫兵”。于是，首都的红卫兵呼吁全国的“造反派”，走出自己所在的学校和城市，杀向社会和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在当时称之为“革命的大串联”。
    我的母校——商县中学也和其他学校一样，在各班选派“优秀红卫兵”，作为赴京代表，去首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代表终归是个别人，而广大的同学都有一个想见到毛主席的强烈愿望，所以都集中到商中筹委会，要求开证明外出串联。经过大半夜的交涉，筹委会终于答应了同学的要求，同意所有同学外出串联。凌晨三点，我和我班其它四位同学拿到了筹委会开出的外出串联介绍信。   
    拿到串联介绍信后，我们各自回家，睡了大约两个小时。早7点，我们一行五人在商县汽车站会面，买票上车。当时乘坐的还是帆布蓬大卡车。经过近6个小时的长途旅程，我们到达了省会西安。
    那时，在外地的大城市都设立了多处大串联学生接待站，并对串联学生实行免费吃住，铁路上也实行的免费乘车。我们五人住在北大街一所中学接待站。看到在这所学校里，大字报和大标语贴满了整个校园，被整的老师们都集中关在两个实验室里，门口贴着对联，门上方写着“黑窟”两个大字。里面男的被剃了阴阳头，女的被剃成光头，一看他（她）们那一个个疲备不堪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受尽了污辱和摧残。   
    经过商量，我们将串联第一站选择为南下重庆。我们拿着串联介绍信在西安火车站窗口办理了去重庆的火车票，并于10月30日踏上了去重庆的旅途。
    在火车上，挤满了外出串联的学生，他（她）们大部分人从未出过远门，年龄最小的才只有十三、四岁。有不少学生还背着辅盖，穿着大棉袄。在十分拥挤的车厢里，过道、两车厢连接处、洗脸间、茶几上、厕所里全挤满了人，就连座位下面和行李架上也都睡了人。  
    旅途中，我们看到有不少学生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使我们肃然起敬，并产生了十分想得到主席像章的欲望。到达重庆市，已是下午6点，但当我们了解到在一个叫纪念碑的地方可以用串联介绍信买到纪念章时，我们立即赶往该处，终于每人买到一牧毛主席像章。之后，我们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和购买毛主席纪念章。  
    重庆，是一个大而美丽的山城，满山遍地都是高大的建筑，盘山公路象一个弹簧一样，缠绕在山腰，两层盘山公路之间用揽车连通。每到夜晚，山上和平地上的灯光，再加上行驶车辆、江中轮船的灯光亮成一片，尽管在阴雨天，也仿佛看到的是满天星斗。这里人口十分密集，但骑自行车的人甚少。由于阴雨天多，经常处于雾蒙蒙的状态，所以人们把重庆称为“雾都”。   
    我们在重庆住在大田湾民中接待站，吃饭是用钵蒸的大米饭，菜多为大绘菜。第二天，我们一行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和红岩纪念馆。重庆的文革搞得十分激烈，到处都有炮打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大标语，并且出现了群众组织两派对立的现象。   
    第二站，我们去了贵阳，这是贵州省的省会。但由于这里地处山区，站在市中心就可以看到周围的大山，而且少数民族甚多，信息又不太灵通，所以“北大井岗山造反兵团”、“北航红旗造反兵团”等北京大专院校造反组织的所谓赴贵州造反“先遣队”纷纷云集贵阳，进行煽风点火。因为当地群众对“先遣队”的过激行为不很理解，所以到处都出现较为激烈的辩论和演讲场面。  
    11月6日，传来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所以我们在贵阳只住了两天，准备经武汉，再赴北京，赶上第七次主席的接见。在贵阳的火车站，排队准备上车的串联学生足有两、三公里路。我们一行有三人在后边排队，我和另一同学绕过火车站的大门，才发现大厅两边均可直接进到站台。而此时站台上已经站满了三、四百人，我们立即将排队的三人叫了进来。这时，一列空的火车缓缓驶进站台停下，但列车的门都还关着。正好一节车厢的窗子停在了我们面前，而且窗子还开着。我们五人你扶我拉，先后从窗子进入车内。啊！竟然是一节卧辅车厢，里面空无一人。我们三人坐在下辅，两人分别跃至中辅和上辅。当站台的学生全部上车后，车门和车窗全部被关闭。
    这时站外排队的学生才蜂拥进入站台，但却都上不了火车。有些小同学在车下哭着说，他{她}们在学校斗争了四、五天，才开出大串联的介绍信，又在火车站排了一整天队，现在进入站台，却还上不了火车。车站的工人师傅看到这种情况，很是生气，告诉车上的人，如果再不开门窗，就用水管向车内射水。
    我们几个实在看不过去了，就打开车窗。一下子，站台上的学生连扶带推，像插大葱一般，从窗口拥了进来。茶几喀嚓一下被压坏，下铺挤了八九个人，中铺挤了五个人，上铺也挤了四五个人。行李架上、下铺床底下、路道、车厢内的空间几乎全被人所占满。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直到列车开动，才慢慢松了一点。  
    在列车上，最困难的不是没有水喝，而是没有地方大小便。男孩子还好些，可以在背的水壶或茶缸里小便。而女孩子就难了，要艰难地经过路道，很长一段甚至要踏着别人的身体，好不容易地叫开厕所门。所以，大家都坚持很少喝水，甚至不喝水，尽量避免在车上解手。  
    终于到达武汉，这里地处长江和汉江两江交汇之处，涛涛长江和汉江水把武汉划作汉口、汉阳和武昌三镇。武汉是我国东南工业重镇，产业工人甚多。这里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名曰“百万雄师”。由于和大专院校学生的认识有所分岐，在“造反”和“革命”的同时，相互也不断进行指责和对骂。   
    11月8日晚7时，我们一行五人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伟大首都——北京。出了永定门火车站，刚下火车的串联学生均被带到附近的一个体育场。那里有很多接待站点和服务人员，接待工作井井有条。他们将这些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分成多组，用大轿车分送至不同的接待点。   
    我们五人被安排在永定门小学，住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的地下铺着席子，两人两床被子，一铺一盖。教室里还生了一个大炉子，大家也不感觉冷。吃饭是在对面的一个机关食堂里，早餐是馒头、稀饭和咸菜；中午和下午都是大米饭及烩菜，烩菜里有豆腐、白菜、土豆和宽粉带等。这里，不但一切都对串联学生免费，而且衣服单薄的学生还可以“借”到一件棉军大衣。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参观，并游览了东、西长安街等北京主要街道。使我们大开了眼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广场和这样宽的大街，使我们倍感祖国的伟大。在北京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学生和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外国人见了红卫兵，也不知是出于崇敬，还是畏怕，经常主动向红卫兵打招呼。   
    11月10日下午，传来了毛主席准备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小将的消息，我们大家心中十分激动。吃过下午饭，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组织我们在操场列队训练队形。要求四人一排，前后左右的人员一定要固定，决不能叫生人插进队列，训练至10点休息。第二天凌晨两点，大家听见哨音，立即起床继续列队训练。训练后，解放军同志训话，要求同学们一定要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并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3点半开饭，吃的是米饭和肉烩菜。吃完饭后，每人发给两个面包，两个煮鸡蛋，同学们又将各自背的水壶灌满。4点10分，大家排着整齐的队列，向天安门方向进发。   
    一路上，全是排队前进的学生，他们大部分都身穿黄军装，头戴黄军帽，脚穿解放鞋，戴着红袖章，背着一个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书包和军用水壶。路旁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处用布遮挡起来的临时公厕。里面是预先建好的、将人行道上的水泥预制板揭开就可作为蹲坑的简易厕所。   
    我们走呀走，一直走到上午9时，才到达目的地—西长安街，这里已是一片人海。我们被安排在马路的两旁坐下，解放军战士成一字形坐在我们的面前，并不时给我们领唱革命歌曲。不同方阵的学生还互相对唱，形成拉据场面。整个长安街上，成为歌的海洋。   
    中午12点，天安门城楼上突然响起了“东方红”的曲子。不知谁在喊“毛主席来了！”哗的一下，人们不约而同地沸腾雀跃，争相向天安门方向眺望。这时，站在前排的解放军战士手挽着手，用力向后扛。并且大声喊：请大家不要拥挤，主席现在还没有来。就是主席来了，大家也不要起身，一定要原地就坐。要用右手一起挥动毛主席语录本，随节奏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解放军战士不断给我们作着示范，带着大家演练。并告诉大家，主席看到哪个方向喊得声音高，语录本挥舞得整齐，就会向哪个方向招手。解放军同志还再三告诫大家，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并给大家领唱了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下午两点左右，有不少同学已经十分困倦，我的眼皮也不断“打架”。    突然，随着“毛主席来了”的喊声，只听得一片欢呼。我一下子猛醒，和大家一起，放开嗓子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大家争相踮起脚跟向天安门方向看去。站在前排的解放军战士再一次费尽全力，劝大家坐下。好不容易，同学们才坐了下来。整齐而有节奏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  
    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检阅的车队从天安门方向慢慢驶来。最前面的是几十辆摩托车开道，接着是乘坐中央领导的敞蓬车队。毛主席站在最前面的一辆敞蓬车上，身着军装，未戴军帽，满面红光，身材十分魁悟。我们一个个拼命舞着手中的语录本，声撕力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我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主席乘坐的敞蓬车距我们只有二十来米远。  
    因为将全部注意力投向主席，我竟然未看清后面敞蓬车里坐的人，好像有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国家领导人。检阅车队很快驶过，我们接受检阅的每个人却都还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我拿出钢笔，在语录本第一页的毛主席像下面恭整地记下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公元1966年11月11日下午2时52分，我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第二天，接待站的同志就动员大家回到各自的城市去，投身这场史无先例的文化大革命。说这样也可以减少首都的接待压力。在此之后，中央领导在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时多次提到，毛主席支持同学们步行串联，这样可以接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更加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所以，在11月初就出现了徒步串联的学生队伍，他们打着战斗队的旗子，5个8个一行人数不等。目标以延安、井岗山、遵义和韶山等地为多，有的同学还决心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串联两万五千里。  
    11月26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12月底，中央宣布，因为目前天气已进入冬季，不利于大家外出串联，故大串联到明年春暖花后继续进行。从此，全国性的学生大串联结束。
（编后话：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暂短的一瞬间，但它是一段疯狂的岁月。那时，人们只有狂热。我，作为一名高中六六级学生，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所以，我决定将我所经历文革中最狂热的前三年回忆分阶段予以记录。文章中人们的感情表达均发自当时人们的内心感受，原汁原味。我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供大家回味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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