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涛 我们的特殊造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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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涛

1966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洪波巨浪席卷全国。驻我们这个“社办林场”搞“四清”的工作组根据中央文件撤走了，当权派“楼”没下完也只能靠边站，林场群龙无首，我和朱小容等几个“场委”挑起了领导的重担。当时全国就一个声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要革命，但我们敢造反吗？不敢！我们有资格造反吗？没有。我们是“黑五类”子女，谁给你造反的资格？
是一次意外的姐弟重逢，一次红卫兵的“煽风点火”，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我二姐晓慧在云南地震中去世后，我大姐晓鹓多次来信安慰我。当年父母离异后，我大姐随母亲到了北京，继父是高干，我大姐后来考进了北京师范学院。文革开始了，大姐成为北京第三司令部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联——实则是一次免费的全国旅游。她从南京写信给我说：我又去了雨花台，这是你出生的地方，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我已改名“丁烈”。我准备到延安、成都、重庆走一趟，最后到你们林场。
这封信在林场掀起了波澜，焕发了激情。我当即改名“宋红涛”，朱小容改名“朱向东”，林场也改名“红卫林场”，全林场期待着首都红卫兵的到来。
12月7日，大姐终于来了。我去垫江县车站接到她后，立即翻山越岭。30里山路真够受的，但穷乡僻壤的穷山恶水在京城之客看来，道道都是浑然天成的风景线。当天晚上，我们烧起篝火组织联欢，我大姐的才艺表演让大伙儿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天，我们原准备陪大姐游山玩水，看看林场全貌，不想出现了意外——驻场干部从山下回场了。也许是他想在北京红卫兵面前摆摆谱，突然宣布开大会，不准游山玩水。
我们都傻了眼——公社派驻干部的命令谁敢不从？
我们问：怎么办？
大姐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怎么办？造反呗！
大姐的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又像一粒火种点燃了知青们心中的怒火。大伙儿一商议，对，反了！
胆大的朱向东和龚可，走到驻场干部面前说：大会不开了，我们“造反”了！于是几十号人簇拥着大姐游山玩水去了。
1966年12月8日，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一群心灵煎熬多年的知青们，终于借文革之威，壮着胆说了一句“造反”。
下午，游山玩水后返回林场，大姐介绍了北京的形势，说，你们的眼界太小了，应该出去串联串联，“经风雨，见世面”。
我不敢附和，因为年底了，几十亩冬水田还没犁完。再说，人走了，猪谁喂？
大姐留下“火种”走了。“造反”后，我们有了一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

（右图：当年作者）

既然可以做主，我们合议，成立“上山下乡革命青年五四红色造反团”。造反团的宗旨是：坚持五四运动指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锻炼成长。我亲自设计并刻制模版，印刷袖标。我把“五四”二字设计为一束火把，居于图案的正中，突出“造反团”的宗旨。
我和朱向东被推选为“头头”。
实在说，我们当初造反，没有想过返城要户口，甚至真没动过另谋出路的念头。我们心里仍然崇尚保尔、卓娅、林道静和雷锋，仍然要坚持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
印旗帜，发袖标，除了几个走资派，大家都成了红色造反派啦！一大群“黑五类”子女首次感到了与“红色”沾边的巨大喜悦。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我始料不及的，也够我烦心的——
两天后，朱向东、龚可、张源忠三人不辞而别，不用说，大串联去了。这都怪大姐“煽风点火”。既然开了头，接二连三的，大伙儿在三五天内全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
作为“头头”，我深感对林场负有责任。十几天里，我一人犁完了剩下的冬水田。当时水面已经结了冰，早上赶牛下田，黄牛一伸腿都打哆嗦。冰碴子把我的腿都划出了血，“革命人不怕苦”，我仍然咬牙犁田。12月29日，我和本地场员张乾利把肥猪拖出来，我亲自操刀把猪杀了，把肉腌了，把油熬了，装在陶缸里，埋入地底下。我说，明年春节后我们回来才有吃的。
1966年的最后一天，我收拾行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林场，我真没想到，林场的蓝图在两年后会成为乌托邦……
1967年1月3日，我从重庆知青联络处搞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带着17个人去了北京，在国家林业厅招待所被接待吃住，与朱向东们胜利会师。
1月22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我们听到了周总理代表中央发出的号召：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当时的“老家”，在我们心中，很明确的就是农村，就是林场。
回到重庆，与一些知青造反队伍一接触，他们“老家”的概念，让我们大吃一惊。
他们说，“杀回老家”，就是从农村杀回重庆，要把户口办回来。
我们说，这怎么可能？
他们说，所以要造反！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我真切地认为，“杀回重庆”讨要户口，与党中央、毛主席的要求相悖。
回到重庆的两三天里，我亲自拟就了《告知青战友书》、《“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倡议书》，四处张贴，八方散发，号召返城的知青们尽快回到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市中区文革小组应我们要求，请部队准备四辆大卡车，过几天送我们返回农村。
没多久，一条海报消息让我激动不已：由部分知青造反组织发起的“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将在重庆人民大礼堂举行。
但此时，我并不清楚这个誓师大会发起者们的真实意图，我更意料不到这将是重庆知青营垒两种观念的一次大碰撞……
重庆人民大礼堂是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知青誓师大会在此召开，本身就说明知青的活动能力和对此会的重视。
实在说，这天在踏入大礼堂之前，我并不清楚组织者和参会者是一腔什么样的心愿。
我们“五四红色造反团”由年纪最小的胡伯寿高擎团旗，整队入场，上了二楼，为的是把我们宽4米高3米巨大的团旗平展在二楼的栏杆上，引人注目。
可是，在二楼居高临下，很多团队的标语口号赫赫在目，让我惊讶：“还我户口，还我青春”；“杀回重庆来，就地闹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知青换新天”……这些舞动的大幅标语，拌和着嘈杂的锣鼓声和喧哗声，使重庆人民大礼堂不再神圣，不再庄严，而是在浓烈的造反气氛中，抹上了沉重的悲壮色彩。
我一下子意识到此次大会的性质与我们的意愿是相悖的。
说真的，我们来参加这个大会，原本不是来唱对台戏的。
我对胡伯寿说，我一会儿要上台发言，你看我的手势，当我说到“我们一定会坚持走‘五四’道路”的时候，我们造反团撤离。
誓师大会开始了。似乎没有细致的大会议程，上台的人乱糟糟的，像生产队里开大会。一些人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们过激的批判语言让我头皮发炸，但他们过人的勇气多少有点让我佩服。
大概五六个人发言之后，我往舞台的边幕走去。腹稿很简单，就是谈谈参加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感想，表达我们要回农村去的意愿。意外地，在舞台边幕旁，见到了儿时的伙伴朱大明，我俩从小在市话剧团一块儿长大，这会儿他在主持会议，或者是他在操弄话筒和音响。
我说，我要说几句话，我刚从北京回来。
接着，朱大明就冲向台中喜滋滋地向全场宣告：现在请北京来的宋晓涛讲话！
我的第一句话是：知青战友们，首先，我代表“五四红色造反团”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一定是朱大明的介绍和我那标准的普通话（从小在话剧团文艺家庭长大语音纯正）让大伙儿误会了，一句话引得掌声雷动足足半分钟，真把我当京城红卫兵了。
有人在台下领呼：感谢首都红卫兵对我们的巨大支持！
我不能糊弄我的战友。掌声终于减弱的时候，我说，我不是北京的红卫兵，大家请往二楼看，那里有一面巨大的团旗，我们是“五四红色造反团”的。
我不紧不慢地讲述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情况，其间，在讲到“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时，台下又响起了几次掌声。再往后，我就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首都这次誓师大会的意义。我讲得很谨慎，我没有否定现在的知青大会。我说，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会遇到很多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与工农结合是革命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
渐渐地，台下有些哗然了，显然，这声音不是与会知青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朱大明借整理话筒之机，过来提醒我：你讲偏了！
这时，台下冲上来两个人，他们憋不住了，伸手抢我的话筒。
我觉得我该说结束语了，于是抓住话筒不放，最后说：知青战友们，相信自己，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的动作和语言多少有点像革命者临刑前的那一刻，既悲壮，又滑稽。
可是，话没说完，声音没了——显然朱大明关掉了音响。
大礼堂乱起来了。我看见二楼胡伯寿挥舞着大旗，我们的队伍开始退场了。
我往台下走去。掌声响起来，我知道是喝倒彩，但我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当然，是装出来的……
1967年2月中旬，誓师大会的第二天清早，我们石子区近百名知青，分别乘坐军分区提供的4辆大卡车，准备返回大竹县。我们汽车经较场口去解放碑绕行一周，一作告别，二作宣传——我们准备了不少《告知青战友书》和《“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倡议书》，要在那里抛撒。不巧的是，天下小雨，行人稀少。绕行解放碑时，我们依然把宣传品撒向空旷的街道。李焕琨领头唱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老歌，此歌在两年多前我们首次下乡经过这里时也唱过，但此时重唱此歌，似乎多了几分新意，又添了几分悲壮。
当晚车到大竹县，我们被安排在县委招待所吃住。
第二天，我去县安置办公室，争取得到一些宣传用品。安置办公室是负责安置复转军人和知青的办事机构。小楼里已是一片狼藉——造反派的队伍入驻后，院里人进人出，屋内柜门大开，文件散落一地，没人打扫卫生。墙角，有一摞凌乱的信函文件，我随手拿起一叠来翻看。可就是这一看，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有几个字眼非常刺目地跳荡在眼前——这是一些公函便笺写就的往来信函，纸张的上边是一行铅印的便笺字头，字字夺目：“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
“精简城市人口”？我心一惊，怎么，我们知青该不是“精简的城市人口”吧？一下子有好些问题在脑子里翻飞，需要答案。我急切地翻看这些来往函件的日期，我真希望它们是最近的。
翻看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来往函件的日期可以上溯到1964年、1963年……也就是说，我们1964年上山下乡，其实就是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在操作。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1964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
我手拿函件愣在那里了，以至于同行的知青叫我，我都反应不过来。
我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乱七八糟的说不出什么滋味。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为了让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人口消肿，动员群体下乡，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并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结合起来。但是，城市人口精简的原则是什么？国家的当权者使用了一个主要的尺度——唯成分论！正是这一标准，把我们从城市户口中扒拉掉了。
过去我们曾经闪过这样的“臆想”，但不愿去印证它。
可是，现在一切明白了，心灵的崇高在一瞬间嬗变，原有的价值观于隐痛中发生动摇。
我头脑乱糟糟的，情绪激愤，我哇啦啦地述说“意外的发现”，阐述联想，喋喋不休，过去常常自我批判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幼稚病”、“动摇性”这会儿又犯了。
造反团的知青们听到我的“发现”，先是惊讶，继而和我一样情绪激愤，心潮难平。
于是，我主动找到一个本地知青造反组织的头头，与他们沟通。我认真地听他述说他们现在“造反”的内容。这位知青头头说，社办林场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它的建立损害了群众利益。首先林场住房完全是“一平二调”，把农民的住房、猪圈以建林场的名义据为己有；其次耕种的田土，大部分是农民的自留地，生拉活扯地掠夺过来，完全违反了土改时“农民耕种，不得平调”的承诺；第三，知青在农村“修补地球”，浪费青春，是知识的退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把土地、房屋还给农民。
“那……把土地、房屋还给了农民，我们开荒、建房来得及吗？”我问。
“建什么房啊？知识青年应该回到城里重新创业！”这位知青头头肯定地说。
“回城？谁给你办户口呢？”
知青头头沉吟片刻，说，“所以正在造反呢！”
我知道，中国是一个户籍管理极其严格的国家，城乡的二元化就是靠一纸户口簿来严格分划的。户口迁出城市易，迁回城市难。
但是，有一个念头渐渐坚定，就是知青要敢于造自己的反。林场真是一个畸形的怪胎，寄托的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知青只有先把自己的窝给端了，才可能闯出生路。
三天后，我们重新回到林场，开始酝酿“砸烂林场”的实施步骤。
这是一个包藏着“私心”（回城）的阴谋，我们不敢“阳谋”，我们不敢公开喊出“要户口回城”的口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背负着“黑五类”子女的罪孽名分，它像一把高悬头顶的利剑，时时让人颈项发凉，不得不小心从事。
我们开始草拟各种理论文章，引经据典寻找和阐述各种貌似正确的理由，为知青“砸烂林场”的观点辩解。同时，由于自己不自信，因而在程序上愈加注意“合理合法”，愈加想得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
首先，我们不忘组织观念，尽管当时的公社党委、政府已经瘫痪，但我们还是发了《致张家公社党委、政府公开信》。其次，我们编印了成册的材料，把对撤销林场有利的“最高指示”、“马列主义”和“普通群众的议论”实用主义地一并拿来，附在《公开信》之后，以增强说服力。同时，我们还把这些内容抄写成大字报，在张家公社场镇的街道上广为张贴，让全公社的干部和群众知晓。
接下来，我们划分成几个组，分头到各个大队去游说，让农民把林场“一平二调”弄来的住房、猪圈、自留地通通领回去。
我和曾康宁一组，跑前锋大队，首先去冯家湾找生产队长冯达山，处理“飞地”（邻水县插入大竹县的零星地块）。过去山上打猎我们有几次合围撵山，处得很熟，如果他看在好朋友的份上，带头把原来属于他们邻水县的“飞地”收回，我们就开了一个好头，不愁后边的工作做不下去。
可是，我们磨破了嘴皮，他仍然“冷水烫猪不来气儿”。道理他懂，也觉得我们在理，但他不敢应允收回。
于是，我只好我行我素，把一张加盖了公章的退还田土的说明放在他家桌上，扭头走了—这就算退田了——我总不能把田土背到你家还你吧！
就这样，一段时日里，我们奔走了若干家，如法炮制，自以为万事大吉。
我们非常温和地实施着我们的阴谋，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我们以为胜利在望。但是我们错了。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有人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1967年4月底，我们像往常那样到山下的张家公社集镇赶场，一进街场我们就愣住了——二三百米长的街镇房屋墙上，齐刷刷地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大字报对知青们退还田土的观点和做法予以批驳，而大标语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把妄想复辟变天的知青黑头目绳之以法！”“镇压破坏知青运动的反革命分子！”“枪毙知青败类，火烧牛鬼蛇神”……
尽管心惊肉跳，我还是强作镇定地浏览大字报。但心中已然有一种被人看穿的失落感——我们的阴谋落空了。
我们返回林场，重新振作精神，再操笔墨，准备反戈一击打笔仗。
万不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场的悲剧发生了。
这天深夜，女生宿舍传出曾丽珊自杀了的消息，她吞服了四十多片阿托品，这是致命的剂量。
曾丽珊是个性格孤僻的弱小女知青，她爷爷曾是袍哥，她自然读不上大学，但她高中毕业来到农村一直在作“复考梦”，现在眼见林场难保，前程渺茫，心灵绝望了。
公社医院王院长被连夜请上山救治。三天后，曾丽珊才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
这件事发生后，大家都瘫软了，等我拿主意。我也万念俱灰，说，“树倒猢狲散吧，溜回老家去。”一个月前“杀回老家去”的漂亮口号被改了一个关键字，且此“老家”已不是彼“老家”了，
谁料想，当晚，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来，说杨通公社的解放军驻军部队已经出发，将要抓捕砸烂林场带头闹事的知青头头，我也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了。
山林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我们搬《社论》、找“经典”，企图证明砸烂修正主义温床合乎逻辑。这一群十多岁的大孩子们在惊恐中苦苦寻觅着回老家的合法依据，乱成一锅粥……此时，谁又能预想到或者顾及到曾丽珊第二次自杀呢？
当曾丽珊被发现不见了的时候，直觉告知大家，她在寻死。因为那一刻大家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何况她这样一个神经质。
时间就是生命！寻觅的火把和电筒光闪烁在山岩、深沟、溪涧、丛林之中，呼喊声夹带着哭叫声让山林战栗……
那一晚，不知为什么，夜空中频频划过流星，每当星光一闪，就有人哭喊“完了”。一个弱小的生命，居然和诺大的星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青们已经听信古人的迷信说法了。
寻找了近一个小时，是张源忠把她从深潭里捞起的。我们赶到后，黄丛洲脱下全部衣服将瑟瑟发抖的曾丽珊裹起。张源忠说，他先听到她的哭声，呼叫后才听到她的跳水声，晚一步就没命了。
我暗暗自责，我在这件事上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早已预感知青要户口回城无望，却灯蛾扑火自取灭亡！
此后事情的发展没有知青们在惊恐中臆想的那么险恶。第二天，公社委派干部来到林场，郑重地念起“最高指示”（当时谁都可以找出对自己有用的“最高指示”来的），同时，带来了5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那内容，仿佛就是针对我们这次砸烂林场的行为。字字刺目，有如芒刺在背，因为那些内容原本是我在重庆大礼堂主席台上说过的，而那时是劝阻重庆知青回城要户口有感而发。
其后虽然“祖国形势一派大好”，但知青们再也无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返回重庆当了“逍遥派”。

节录自《无声的群落》续编中《笑谈悲情岁月》一文，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作者简介
宋晓涛，男，生于1948年。1964年于重庆市官井巷民办工业中学初中毕业后因父亲“右派”问题不能升高中，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大竹县张家林场。1970年招入大竹县文工团，任演员、导演、舞美、编剧。1993年调入重庆市人口宣教中心，任电视栏目编导、中心副主任。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重庆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


《记忆》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