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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樺  我在白洋澱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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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0 08:45: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在白洋澱的知青生活(1969—1972)

楊樺

(民間語文資料:口述實錄019 號)


1969—1972 年,我在白洋澱插隊三年多,比起十年的老插,八年的老兵團來說,三年多的插隊時間不算長,但它在心中留下的印象和影響,恐怕要用一生的時間來消化。它是我們的避難地,又是我們的受難地;是一場災難,又是一個人生的起點。它是我的第一個社會大課堂,讓我體味了人生百味。

逃難者們

我所在學校,京工附中(現北京理工大學附中),是個“左”得出奇的學校,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急先鋒。1968年5 月的一天,我被革委會、保衛組拳打腳踢地抓起來,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反動學生”、“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手捆鐵絲、腳縛鐵鐐,推進了群眾專政的“監獄”。那時,我這個心理學的愛好者才真正懂得了什麼是“恐懼”的情緒。記得當時盼望能進公安局的正規監獄,以便生命能有保障。可上帝沒給我這個“福分”,讓我在群眾專政的風暴中,飽受數十次的大小批鬥會和長達八個月的“勞改”。後來因為有比我更大的“現行反革命”和有“歷史反革命分子”陸續被揪出,我才有了點喘息的機會,目睹他們在批鬥會後被打得血肉模糊,不具人形,真令人備受恐懼的煎熬。

被群眾“專政”八個月後,1969 年初,我被獲准週末回家一天,並讓我準備赴山西,同本校學生一同插隊,“繼續接受群眾專政”。就在我週末獲准回家後不久的一個星期天,我在家附近的隆福寺商場巧遇清華附中的朋友周舵,他也同我的“案子”有些瓜葛,家裏也“出事”了,處境一直很危。他告訴我通過間接關係,認識一個同學,名叫張乃池,家住安新縣城,可以接受零散投親靠友的插隊學生。安新縣即白洋澱,是個魚米之鄉。他勸我一同去白洋澱插隊,一來可以躲開與學校大批革命積極分子共同插隊,二來魚米之鄉生活不會太苦,又有離北京近便之利。對於我來說,去白洋澱插隊是從群眾專政中逃命,干係更為重大。聽到消息後幾天,乘著學校大部分人將去插隊的紛亂,我就去了白洋澱。

可巧到達白洋澱那天下起了鵝毛大雪,雖已是近三月的時節,卻到處是白茫茫一片,白洋澱地區當時正在武鬥,分為“鬥批改”和“反修”兩派。“鬥批改”佔領了縣城,各村在縣城都有“鬥批改”的辦公室。我同李莊子村的代表商議好,可以帶我妹妹同來插隊。辦完手續,我急於想看看白洋澱什麼樣。我跑到碼頭向前望去,只見白茫茫一片。冰還沒有化,茫茫冰原上蓋了層白雪。但我依舊感覺氣勢磅礴。因為自小在北京長大,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冰雪平原。雖然沒有見到白洋澱,但此一行收穫重大。手裏拿著王家砦公社、李莊子大隊開出的比手紙還糙的同意來插隊的介紹信,心裏踏實了許多。因為當時有個規定,只要有公社一級的介紹信同意接收插隊,北京知青就可以遷出戶口,這樣我就可以從學校的群眾專政的魔掌中逃出來了。

回京後,馬上把好消息告訴妹妹,她說還有一個好朋友何京頡,也想同我們一塊去白洋澱插隊,請我也給她辦一下手續。我勉強答應了,並說讓何京頡來一下,見見面,妹妹卻立刻說了一大堆擔保的話,我才知道何京頡是著名詩人何其芳的女兒。由於父親受衝擊,自己處境也很危,不願同校革命派的同學們一塊去插隊。何京頡很快就到我家來拜訪,見面之後我同意儘量努力為她辦,不想她又提出,有兩個經常到她家來玩的朋友,尚維虹、尚金華姐妹倆,也想一塊去請我一同辦理。尚家姐妹父親也屬受被衝擊之例(列)。等我見到尚家姐妹後,她們又提出有幾個同院的朋友也想去……於是,在1969年的三月,我在北京和白洋澱之間跑了兩三趟,辦了近二十個人的入村手續。

由於考慮到村裏也許會派人到我所在學校外調,豈不是暴露了我“現行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所以在縣裏辦完手續下村的路上,就囑咐與我同去的幾個夥伴,自己已把姓名改了,從此叫楊樺,不再叫甯潤平,不要叫錯了。當時隱姓埋名,為了逃出魔掌。不想名字再也沒改過來,一下三十年過去,至今也就叫楊樺了。

我帶的插隊人已太多,李莊子不能再接受更多插隊學生的時候,我在縣城遇到了受專政時期同關一“牢房”的同校同學吳世陸。他也聽到了消息跑來聯繫插隊,但他來得晚了些,一時找不到肯於接受的村。幾經周折,終於落在了郭裏口村。

屈指一算,我所熟悉的同去落戶的學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革”中落難家庭的子女。其中最為典型的有周舵、吳世陸與何京頡。

周舵其父周達甫,是北京民族學院教授,建國初期滿腔熱情地從國外回來的愛國知識份子,只因說了一些反江青的言論,就在江青授意下被逮捕,夫妻二人雙雙入獄,留下三個孩子,無依無靠,還要經常受到學校革命派與街道革委會的騷擾。周舵身為長子,只好一狠心,帶著其妹周陲、其弟周琪一同到白洋澱。當時其弟才八歲。

吳世陸的遭遇更為戲劇化。其父在臺灣,其母是德國突厥地方人。這樣的家世,當然是很危險的。在“文革”前,就多次挨整。“文革”中,他被打成裏通外國的反革命,與我同關一“牢房”。吳世陸其貌是金髮碧眼德國美男子形象,這在挨批鬥過程中給他招來更多皮肉之苦。我幾次看到他挨鬥回來,被打得一身血土,鼻青臉腫,面目皆非。其兄是個醫生,也因在“文革”中被批鬥,含恨自殺。

何京頡的父親是著名詩人何其芳。受衝擊,去幹校自不在話下。孩子們一人只發25 元錢生活費。一段時間他家聚了許多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喝酒、彈鋼琴、朗誦詩、發牢騷。郭路生也常去何京頡家。後來,終因劉少奇的孩子劉平平的來往,引來員警,說這裏是一個“裴多菲反革命俱樂部”,從此何家便是警方頻繁襲擊的物件。所以何京頡家境最慘,真是有家不能歸,村裏孤零零只留下我們二人。何京頡為了擺脫痛苦,什麼都不想,一心沉入勞動中,在李莊子四隊獲得一致好評。公社還給我們評了先進。

開始我以為只有我帶來插隊的人和臨近幾個村的同學是逃難者,後來認識的人多了,發現各村北京的插隊學生,屬於“逃難者”的大有人在,而其中幹部子弟、知識份子子弟占很大比例。其中不乏高幹子弟與知識界、文藝界名人的後代。還有不少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他們更是在社會苦水中泡大的。由於這些人比當時一般學生見多識廣和思想活躍,當他們彙聚到白洋澱,又經常相互走串拜訪,便為日後他們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朦朧詩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後來聽說,北京學生白洋澱插隊落戶的,最多時達三百多人,也有說達五百人的。他們都採取單身插隊的形式,即經一位投親靠友的同學介紹,得到村裏的同意後來插隊的,從上到下沒有專人和一套班子來管理他們,所以比集體插隊同學有更多的自由。但也正因為這樣,不少村子對學生缺乏起碼的關照,使得這些村的學生生活比當地農村人已經很苦的生活還要苦得多,慘得多。

美麗的受難地

我一直把白洋澱看成我的又一個受難地。我們所受的生活上的磨難,雖比不上活地獄,但也相差無幾。本來以為是“魚米之鄉,人間天堂”,逃難而來,不想又在此地重新受難,也許別的村插隊的同學感受會比我好一些,不一定會同意我這種想法,但大家有一點感受是共同的,即白洋澱美麗如畫的天然景色。

我所要去的李莊子村是個小島。澱內所謂各村,都不過是分佈在澱內各處的小島,這些小島比葦子地的小島要高一些,擁擠地蓋滿房子。我第一次乘船下村,從縣城到村裏水路十八里,當時正值三月,蓋滿湖面的冰層剛剛融化,柔和透明的湖水一望無際。老鄉搖著小船,冷風不時從湖面上吹來,那風已帶著春天的氣息與湖水的濕氣。到了四月,蘆葦都發出了小芽,正是“蔞蒿滿地蘆芽短”的時節,望開去,一片新嫩的蔥綠,視野十分開闊。“橫無際涯”的湖水中,“岸芷汀蘭,鬱鬱蔥蔥”。時而看到一些野鴨、鷓鴣之類,被過往船隻驚起,拍打著翅膀沖天飛去。村民們放魚鷹的小船,早已開始在湖上漫遊。那些濕淋淋的魚鷹也不怕冷,不時潛入水中,但很少看到它們抓上魚來。據老鄉說,由於修了海河工程,白洋澱沒有魚了。大概是生態環境受到了破壞。

白洋澱的水極為清澈透明,比以前我見過的杭州西湖水和北京頤和園的昆明湖水乾淨多了。那些水相比之下只能稱作臭水、髒水。白洋澱的水,兩丈多深,一清見底。坐在船上,水下的世界盡收眼底。這樣好的澱水,可喜壞了我們這些愛游泳的少年。我們常借老鄉的船出去游泳。有時進城辦事,有的同學在船上劃,有的就在水中游,跟著船一遊就是數里。老鄉則把我們視為怪人。他們常在水裏幹活,早就泡夠了,那(哪)還有心思像我們一樣游泳。夏天,葦子長高了,澱水中一塊一塊的葦地,上面密密的蘆葦就像一道道雄偉的綠牆。這時視線看不遠,但沿著葦地之間的空隙形成的河道前進,也別有曲徑通幽的感覺,時而遇到沒有葦地的開闊水面,我們就引吭高歌,讓歌聲在湖面上盡情回蕩。

當時老鄉也為家鄉的美景驕傲,他們看到好風光,有時也唱些當地的小曲。有一支當地小曲,叫《送君郎》,我喜歡其旋律美,民俗味濃,常閑唱來解悶,歌詞唱到:“送君郎,送到大門以北,一出門就遇上老王八馱石碑……”一次在家哼這支小曲,卻被我母親大罵一頓。她說這小曲是抗戰時期二流子漢奸才唱的小曲。作為抗戰幹部的母親,聽來當然憤怒。這些事情真耐人深思,當年漢奸的流氓歌,到“文革”時期卻在廣大貧下中農中廣為流傳。

冬天來臨,澱水開始封凍。這時冰很薄,不能安全在冰上行走,船也不能走,交通要完全阻斷一個時期。老鄉們稱這時期為“上孱期”,春天開化,不能通航時稱為“下孱期”。記得自己有一次“上孱期”的奇遇,就是當地人也不多有這樣的經驗。1970 年初冬,村裏只有我一個北京知青,不免感覺孤寂。臨村郭裏口的吳世陸邀請我去過“耶誕節”,說有一小塊肉可以美餐一頓。我找老鄉借了一個冰床子,準備劃到三里外的郭裏口村。所謂冰床子是一個一人多高的大梯子,平放在冰上,兩邊框下裝了長長的冰刀。人站在冰床上,用一個一端有銳利冰矛的長杆,像撐船那樣紮在冰面上,向後用力撐,冰床便飛起來,速度可像自行車一樣快。冰床上可以坐人,運糧草,是老鄉們冬季重要的交通工具。講究的冰床子,用很硬很重的木料製成,精刷油漆、清漆,很是漂亮。借床子時,老鄉很不情願,因為冰剛封凍,沒人敢上路,老鄉怕我們掉到冰下面去。等我上了路,才明白老鄉說得對。那湖上的冰剛剛凍結,有的地方只有一釐米厚。冰床子壓上去,裂紋便向四面八方伸開去。走得慢了,真怕冰碎了掉下去。走得快了,心裏更虛,不知前面什麼地方冰更薄,自己是否在向陷阱裏跳。冰剛剛封凍時,各處厚薄不一,這與水下地形有關。因為白洋澱實際上是幾條河中途的水窪,水總在向下游流動。水下地形變化很大,使各處水流速不一。流速快的地方結冰慢,冰就要薄許多。等到了郭裏口,驚魂未定,我們又決定返程。因為吳世陸那裏沒有足夠的柴火,屋裏很冷,所以我們又決定回李莊子,到我那裏過“耶誕節”。吳世陸帶上那一小塊乒乓球大小的肉,他坐在冰床子上,我撐起長杆,就向李莊子進發了。但出村不遠,就突然發現我們進入一個很危險的薄冰區域,那冰凍得還不到一釐米厚,水下世界看得一清二楚。小草、散落的葦葉、小魚、水下地形的起伏……我們便加快速度,試圖儘快沖出這個薄冰區。但越走越發現冰薄,水的深度也越來越淺,只有一兩米深。水下一草一木,清清楚楚。那冰薄得很像一層乾乾淨淨的薄玻璃。我們似乎是水面上行走。這種奇特的感覺我真是終生難忘。這時我才明白,冰在剛開始封凍時,都是像明淨的玻璃一樣平滑,後來由於風吹、日曬,才變得粗糙起來。由於越走越危險,我們只好往回走,繞過薄冰區,但還沒有轉身,那冰就從冰床下裂出許多長長的細縫,我們便不敢再坐冰床,生怕床上冰刀壓破薄冰,更怕那帶尖的撐杆紮破那薄冰。兩個人下了冰床子,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地向回走,但腳下的冰依舊向四面八方裂開去,同時發出咯咯的巨大聲響。我們嚇壞了,不敢相互靠近,生怕重力集中,壓破薄冰。又走了兩步,就發現,只要腳一落在冰上,冰就從腳下向四面開裂,同時發出巨大聲響,但並不破裂,也不漏出水來,只是像裂縫的玻璃,依舊擺放在那裏。我倆誰也不敢挪步了。每挪一步,都要經受冰裂聲響的考驗。等慢慢挨近了李莊子,早已驚魂飛天外了。正當我們到村邊,要松一口氣時,突然哢嚓一聲,腳下的冰真的破裂開來,冰床子豎了起來,我掉到了河裏。吳世陸連滾帶爬上了岸,只有鞋濕了一點,而我怕那冰床子掉到冰層下不好向老鄉交代,所以動作遲緩了些,讓水淹到了脖子。村邊老鄉看到了,立即用長杆把我搭救上來,不然的話,很有可能被那深而黑的水流沖到前面大坑的冰層下麵。直到現在,我想起來都不寒而慄。

受難地的生活

生活上遭受的苦難,是插隊學生和兵團學生的一大話題。但我們在白洋澱遭受的苦難,比一般集體插隊和兵團插隊,除自然條件艱苦外,有更多的人為因素。今天聽來甚至感到離奇和難以理解。

剛一到白洋澱時,就聽老鄉常說一句口頭語:“白洋澱是窗戶眼吹喇叭———鳴(名)聲在外。”不出一兩天,立刻就有體驗。原來所謂“魚米之鄉”,是外在名聲,其實是“無魚無米”之鄉。主要收入全靠蘆葦和織席。葦地少的村莊自然要喝西北風。沒有米是自然的,白洋澱是水鄉,哪來的土地種糧食?沒有魚,則與修海河工程有關。自從大躍進以來,農田水利基本(礎)建設一直熱火朝天。白洋澱屬海河水系中的一汪積水,許多大大小小的水庫沿海河水系不斷修建起來。白洋澱許多老鄉也都參加了這些屬於旱地的水利工程。但自水利工程陸續竣工以後,在不少旱地的農田受水利灌溉之益的同時,白洋澱的老鄉們發現,他們澱裏的魚越來越少,以致近乎沒有了。昔日生產隊派出一條打魚的船,兩個勞力在船上忙一天,等夕陽西下歸來時,這條大六倉船總要載幾百斤魚回來。魚賣不完,老鄉們就用曬、烤、熏等各種方法,把魚製成美味的魚幹。可是我們去白洋澱的時候,兩個勞力打一天魚回來時帶回那點可憐的魚都不夠半個洗臉盆。我們只能在老鄉們所談的昔日輝煌中去精神會餐那美味了。

第一天到村,我們還沒條件做飯。老鄉們請我們到家中吃飯,吃的是蒸白薯幹和高粱米粥,外帶一點鹹菜。後來才知道,高粱粥是奢侈品。因為高粱米磨制時出麩多,100 斤原糧只出60 斤米,煮粥才湯粘味香。為了節省,老鄉們乾脆就吃百分百的高粱面。那黑紅色的高粱面,蒸出餅子來同石頭般硬,吃兩天准大便不通。那白薯幹是最難吃不過了。白薯幹是旱地農民收穫白薯時,就直接削成片在地裏曬乾,再大掃帚掃在一起收回家。趕上陰天下雨或地上潮濕,薯乾上自然結滿綠色的黴點。這樣的薯乾不同蒸熟之後再涼(晾)制的薯乾,它不但毫無甜味,而且苦澀幹硬,難以下嚥。它就是我們在白洋澱插隊時期的主要食品,當然,也是中國北方農村地區五十到七十年代初農民的主要口糧。

由於我們算“單身插隊”類型,不同於集體插隊,從縣裏到生產隊,都有一套班子來管知青的事,所以儘管生活苦,但有基本保障。而我們這些單身插隊者,就如逃難的流浪漢,有人要,沒人管。我們這些知青經村裏同意,在縣裏辦了插隊手續,然後縣裏撥給每個知青所在生產隊250 元安家費就算了事。至於知青到村裏後吃住有無著落,就沒有人管了。我們村的安家費,被挪用了兩年多。等到知青大多數都走了,才在村中央水井的後面蓋起了三間單薄的小房子,而又在一場大雨中淋塌了,可見房子偷工減料的程度。據老鄉估計,我們村知青的安家費,夠蓋三間大瓦房。但我們能回憶起來的用安家費買的除一口鍋,一把鐵勺之外,再有幾把鋤頭,其餘生活用品,都是我們自己帶來的。

由於沒地方住,村裏主事的人就把我們帶到了小學校。小學校由於武鬥,學生都不上課了,門窗也都不翼而飛。老鄉給我們找來稻草和席子,我們就在地上打起地鋪。門框掛個床單也就算門了。我們就這樣開始了“改天換地”的生活。

小學校地鋪的日子最難忍受的不是沒有床,沒有桌子和門,而是蚊子和炎熱的進攻。春天到的白洋澱,轉眼夏天來了。老鄉們家中都安上了紗窗和紗門,用土制的蚊香驅蚊。一到傍晚,燈光引來無數蚊子,由於沒有門窗,蚊子長驅直入,白洋澱的大蚊子,隔著長袖衣褲照樣咬人。我們只好在大熱天穿著高腰雨鞋,長衣長褲,還不斷拍打身上。最可怕的是睡覺,白天幹了一天活,晚上自然困倦了,可是蚊子不停攻擊,我們只好用單子蒙著腦袋,全身蓋嚴。

盛夏,就是光著身子,還是熱得汗流浹背,所以根本無法入睡。後來就到老鄉房頂上去睡。白洋澱是水鄉,沒有場院,收的一點糧食,老鄉們就拿到房頂上去晾曬,所以房頂都是平的,很結實,房頂起了場院的作用,其實房頂與室內的高度只兩米之差,一樣熱,蚊子一樣多。我們只是被咬得沒辦法,想到房頂上能透口氣而已。第二年從家帶來了蚊帳才免受蚊子的刑罰。那蚊帳,在我離村回京之前,也被老鄉偷走了。蚊帳是很貴重的,在當地算奢侈品。

入冬後,天氣很冷,房裏不生火。老鄉們家裏人口多,把每人分得的8 斤煤積攢起來,做成煤球,到春節前最冷的日子燒。入秋時節,老鄉們撈曬了大量的柴火,平時燒飯、暖炕,都有足夠的柴。老鄉大多住的是向陽的房子,而我們後來借住的兩間小南房,由於從來不生火,陰冷難耐。白天凍得熬不住了,就到老鄉家暖炕頭坐會兒。只有做飯時與晚上睡覺前捨得燒點柴木,屋裏稍有點暖和氣。

由於學生們是朋友們湊合到一起,沒有組織,沒有領導,一群散羊,生活起居、做飯,全無人安排。上工都走了,沒人幹後勤。下工後大家回來一塊餓著肚子做飯。我們的鍋灶和炕,是老鄉馬馬虎虎給修建的,炕很快就塌陷了幾個大坑,所以灶冒煙大,不上火,熏得眼睛通紅才把飯做熟,通常已是晚上8~9點鐘,早“餓過勁了”。吃完那些粗糙的飯,洗一洗,就10點或11 點,又要和蚊子戰鬥了。午飯一般在地裏吃,老鄉們每人帶一點貼餅子,一點鹹菜。講究的還用瓶子帶著涼開水。我們就慘多了。由於黎明都出工了,回來吃早飯要現做,等上午8 點多出工的喊聲又響起,我們的早飯還沒有熟。所以只好將半生不熟的貼餅子鏟下來,揣在懷裏上工。在船上馬馬虎虎地吃兩口,算是早飯,留點中午再吃,算是午飯。那餅子兩邊是熟的,中間夾著層生面,吃完後經常令人嘔吐。不出半年多,我村知青的胃全壞了。我得了嚴重的胃炎,時常胃痛,吐酸水,不敢吃飯,很多年以後才好。

由於生活沒有安排和管理,人為造成知青的生活條件大大低於已經很苦的老鄉的水準,知青們的身體都頂不住了。我村知青得肝炎的一半以上。我也在劫難逃,幾乎命喪黃泉,回來後二十多年,不能恢復。

靈感的火花

受難地的生活雖然苦,但知青們的思想依然很活躍。逃難者們以為找到了世外桃源,那些思想活躍家裏又有條件的人便帶來了大量書籍,準備在革命風暴之中找一塊能讀書的淨土。讀西方古典小說,這在知青中流傳比較普遍,當時的禁書成了可貴的精神美餐。由於我父親是搞文藝批評的,家中頗有藏書。全套的“文史資料”、“魯迅全集”、“沫若文集”、“契訶夫”等。大量的西方古典名著,最可貴的是全套的“文藝黃皮書”。這些書在知青中廣為流傳,許多書借來借去自然下落不明。

我初到村裏時,行李除了一個被卷,就是一大手提箱的書。其中除人文、自然、外語等書之外,僅醫學書籍就一尺厚。一是因為自己喜歡鑽研醫學,二是想白洋澱缺醫少藥,學醫還可防病治病。後來我在自己身上練習針灸,摸索了一些效果很好的手法,居然給許多老鄉紮好痼疾,周圍村的老鄉們,也紛紛划船來看病。村裏乾脆讓我當赤腳醫生,在醫務室工作,不用下地幹活了。

我們村插隊的,大孩子式的人多,讀書的人少。我同外村愛看書的人往來多。一次到寨南村,認識了崔建強、宋海泉等插隊知青。崔建強喜歡哲學,父親是科學院的高知。他們的書讓我嘆服。四個人把帶的書湊到一起,形成了一個小圖書館。用厚木板條,釘成一個大箱子,長一米多,寬也近一米,滿滿的全是書。書箱從側面打開,便於拿取,常看的放在外面。我信手拿出兩本,有康得的《辯證理性批判》、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司湯達《紅與黑》、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我高興極了,忙問誰在看這些書,劉滿強回答說:“我們都看,老強看得多些。”我忙問:“誰是老強?”他回答:“老強就是崔建強,那不他回來了。”隨著他手一指,我回頭一看,只見一個中等身材的知青,身穿洗得有些發白的舊藍上衣,舊藍褲,褲腿挽到膝下,赤著沾滿了泥土的雙腳,帶(戴)著眼鏡,一副典型接受再教育知青的樣子。他手裏拿著一本書,邊走邊看,後來索性站著、靠著門框看。我對他做了自我介紹,便問他看什麼書,他手裏書是黑格爾的《小邏輯》,是我當時相當崇拜的一本書。他說下地幹活離家不遠,中間歇息,就跟著船回來了,所以赤著雙腳,一會還要馬上下地幹活。認識建強,我非常高興。他的哲學功底相當雄厚,幾乎飽覽了西方主要的古典的與現代的哲學名著。我與建強立刻成了好朋友,冬閒回京之後也經常來往。當時我深感自己的哲學閱歷遠在建強之下,而各村的詩人們與建強比起來,在哲學上則只能以門外漢的身份洗耳恭聽了。

知青們在白洋澱相互走串,尋找朋友,談古論今,其中不乏哲學、政治上有遠見的人物。這樣的思想交流、共鳴和氣氛,為後來成名的詩人們創造了最為良好的知識與思想的環境。

周舵插隊在趙莊子,我插隊在李莊子,兩個莊子都是小島,但只有一橋之隔。他們村民風較李莊子淳樸些,知青去後不到一年,就用安家費給蓋起了兩間磚房。由於他那裏住房條件較好,所以我去他那串走比他到我處來更頻繁。一個冬天,天氣較暖,我到周舵處聊天。我們開著門,以便讓陽光進來。這時看到有個人從結冰的湖面上走過來。他頭戴一頂舊栽絨帽子,一條青色花格圍巾緊緊纏繞在脖子上,身著一件舊藍襖,很像當地農村中質樸的知青。他微笑著自我介紹自己叫栗世征,從寨南村過來,表明來做善意串訪,瞭解各村知青生活,尋求共同語言,並讓我們繼續談(栗世征後來筆名多多,外號毛頭)。

當時我與周舵正在討論中蘇關係。當時中蘇邊界局勢緊張。我們對中國、前蘇聯的政治利益、軍事實力、兩國關係的歷史、兩個民族文化的特點以及中、美、蘇三個大國之間的政治關係變化,談了各自一些看法。栗世征聽得很吃驚,很高興,睜大眼睛問:“你們經常這樣談話嗎?”我與周舵表示這不過是隨便聊聊。栗世征非常感興趣,一下子就與我們成了朋友,不僅在白洋澱來往,回到北京也邀請我和周舵去他家暢談。他也常到我家或周舵家去聊天。當時聊天抽煙是少不了的,一邊吐(吞)雲吐霧,一邊高談闊論。栗世征還邀請我們一塊去參加蘆仲南等知青們的畫展(蘆也是白洋澱知青)。

栗世征把他們村插隊朋友們也介紹給我和周舵,有岳重、何伴伴等,並讓考取了中央樂團的嶽重給我們唱歌,於是嶽重渾厚的男低音使栗世征的小屋振動起來。

栗世征說自己也在練習聲樂,但無奈先天條件不好,不能考取樂團。但我感覺他嗓子控制得不錯,共鳴也到位,就把自己很喜愛的一本書,林俊卿寫的聲樂教程送給了栗世征。他非常喜愛。一次去栗世征家,他突然對我說他在寫詩,根子(即嶽重)也在寫詩,並把自己寫的兩大本詩集給我看,還告訴我他對波德賴爾的崇拜和理解。他的詩,我一看就懂,一讀就通,並不覺得朦朧,更萬沒想到後來人們會對這類詩貫以“朦朧”之名。

由於白洋澱的北京知青相互走串,大家變得熟悉起來。這種熟悉帶來了更多的知識、文化、藝術、政治態度上的交流和共鳴,也帶來更多的相互啟發。許多朋友雖然沒有見過面,但名字與綽號早已熟悉起來,最常聽到的有張建中(林莽)、孫康(方含)、潘青萍、陶羅誦、牟志京、薑世偉(芒克)等等。

不僅白洋澱的知青們相互串訪,而且外地的知青們,也常到白洋澱來玩。因為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比其他“逃難者”更慘,所以回家最少,常住白洋澱,便常以主人身份接待來訪的知青朋友們。來訪過的與地下文學有關的朋友有郭路生、甘恢里等。他們都是來看何京頡的。

郭路生來時,我們劃了一條小船,到李光村去接他,要走十二里水路。郭路生到村後,與當地農民詩人李永鴻談得極為投機。李是著名農民詩人,五十年代到北京參加過群英會,受過毛主席的接見,做(作)詩可以張口就來。郭路生與李永鴻討論各自寫作的一些手法,特別是比喻的手法。李永鴻把自己的一些名句背誦出來,告訴郭自己的創作過程和思路,其實李永鴻的詩並沒有超出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的範疇,但郭路生與其談得興致勃勃。我只感覺李永鴻寫詩來得快,張口就成句,並且押韻,這功夫是植根於勞動中的。李現身說法地講述了在挖河過程中,在千萬民工的勞動場地,如何用喊出精彩的號子來驅除疲勞,調動力量。因為在打夯時,幾十個人的動作全由一個領號子的調動。那號子全憑當時即興創作,要合仄押韻,又要有比喻借代手法才能精彩。那號子描寫勞動場面,講述歷史傳說的故事,時而指揮打夯的動作,有時還針對某些勞動者開個善意的玩笑,以便讓大家放鬆一下。聽著這樣的號子幹活,才會覺得勞動的情趣。但領號子的人一直在高度緊張的創作之中,一個節奏沒有跟上,就會使大家的動作失去協調。後來在讀英國文學史中知道,英國詩人彭斯,早期田間勞動時也用唱詩來減輕勞動的疲乏單調,也許從此培養了快速押韻的能力。但郭路生是否從中吸收了民歌的營養,不得而知。事後何京頡說她對他們的談話,早就聽得不耐煩了,而郭路生還是那麼興致勃勃。郭路生能與文化趣味、教育背景、政治思想諸方面都與他反差極大的農民詩人談得那樣津津有味和持久,只能說明他是一個廣泛學習、熱愛詩藝的真正詩人。

我從白洋澱回來後當了老師,身體始終不好,又遭遇到屬於個人與家庭的極大不幸,這就不是白洋澱插隊同學們共有的了。自己又一次幾乎瀕臨死亡邊緣。這第三次打擊,使我與同學、舊友的聯繫漸少。但我仍舊應邀參加了一些活動,比如在玉淵潭公園的詩歌朗誦會,有芒克、趙振開、舒婷等人參加。

(資料寫作者:楊樺,大學教師,現居北京。以上資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轉自《天涯》2009年第4期,第76-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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