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知青詩群——陳自強、杜九森、吳阿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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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知青詩群——陳自強、杜九森、吳阿寧等

　　成都知青詩群源自成都地下文學沙龍。該沙龍的文學活動從文革前夕開始，在文革中仍持續堅持活動。其成員有鄧墾、陳自強、杜九森、吳阿甯、蔡楚、殷明輝、苟樂嘉、吳鴻、羅鶴、謝莊、徐抷、何歸、馮里、白水、野鳴、樵夫、蘭成、一了、無慧等二三十人，大多為「黑五類」家庭出身。

　　1971年，在陳自強的鼓動下，鄧墾著手將詩友們的詩作編輯了一本《空山詩選》，後來因為文字獄，他的夫人恐連累眾詩友，遂將這本手抄孤本付之一炬。1976年，吳鴻又編了一本《空山詩選》，也因為文字獄之故，被迫將這本手抄孤本燒掉了。

　　鄧墾（1944-），筆名雪夢，1963年高中畢業後，在成都當工人。他創作的長篇敍事詩《春波夢》，對血統論[１]進行了嚴厲地抨擊，如其詩第四十九節寫到：「黑五類的子女，/正是革命的對象，/白燕已被揪鬥了幾十次，/被折磨得失去了人樣，/最近又被紅衛兵/半夜抓去審問，/脫光了她的衣服，/她終於不堪淩辱，/跳樓身亡……/這是人的世界嗎？！」鄧墾雖然沒有下鄉，但《春波夢》詩在四川、雲南、湖南等地的知青中廣泛流傳，還被越境參加緬甸共產黨遊擊隊的知青帶到境外。

　　成都文學沙龍的多數成員在1968年後相繼下鄉插隊。他們下鄉後堅持作詩並相互傳抄詩作。其中，陳自強、杜九森與吳阿甯的表現尤為突出。

　　陳自強（1945-），筆名陳墨；父親是一名國民黨軍官，五歲那年母親改嫁，即離開了父親，由外婆帶大；在1964年，陳自強就自編詩集《殘螢集》、《燈花集》、《落葉集》、《烏夜集》，1965年高中畢業後當過臨時工；文革武鬥期間（1968年），陳自強編篡了《中國新詩大概選》，試圖全面否定臧克家的《中國新詩選》，全面否定獨裁專制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史觀（《中國新詩大概選·前言》）；1970年陳自強到四川西昌鹽源彝族自治縣插隊，1975年底因病回城。早在1962年，陳自強作的〈蚯蚓〉詩，就表達了強烈的渴望、追求自由的心願：

     　　……
　　　　出來吧，
　　　　小小的靈魂。
　　　　為著自由的馳騁，
　　　　為著自由的呻吟。
　　　　那些蠕動在雨泥中的，
　　　　容易滾滿污泥的沉昏；
　　　　你最先爬出，
　　　　將最先受到暴風雨的沖淋。
　　　　……

　　陳自強插隊農村所創作的詩歌，則更鮮明地反映了其獨立人格，如他在1970年4月至1971年4月寫作的〈獨白〉之五：

    　　我要在我的秋天裡沉默，
　　　　人海的風雨又飄下多少紅葉？
　　　　熱淚和冷笑不能使它變成桑田，
　　　　做一個漁父釣一柱人格的獨白。

　　　　做一個漁父釣一柱人格的獨白，
　　　　像一棵麻木消磨我殘剩的歲月。
　　　　希望已落盡還怕什麼風風雨雨，
　　　　我要在我的秋天裡沉默。

　　1970年下鄉期間，陳自強在一首〈永遇樂·隱意〉詞中即寫道：「離意千觴，青袍窮野，幾回熱夢空谷。長鋏在握，挑燈聽夜，且把兵書讀。黎明風來，推窗成醉，天外曉星亦出。——認碧血，深山久埋，化為美璞！」（下闋）受革命風雲衝擊，被文革紅潮淹沒，詩人仍然熱夢空谷，執著挑燈夜讀，堅信盡管深山久埋，也總有一天會化為美璞。他自始至終認為：「在獨裁和極權統治的話語霸權時代，是沒有真正的人的文學的，只有隱性的地下創作（不只文學），才具獨立精神、尊嚴、品格與風采。」[２]

　　杜九森（1949-），筆名九九。其父杜均衡（1910-1983）於1949年隨國民政府赴台，曾任東吳大學教授、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杜九森在父親赴台時，尚在繈褓之中，噩運卻從此開始。文革中，1970年至1974年和陳自強一起在四川西昌鹽源彝族自治縣插隊。杜九森在農村寫的詩作，很有民歌俗謠的風格，如其創作於1972年的一系列詩作：

　　　　……要搶水，
　　　　莫後悔，
　　　　知哥你爺本是鬼。
　　　　想當年，
　　　　敢拿橫，
　　　　耍了機槍耍「吊盤」（注：轉盤機槍）。
　　　　腦殼昏，
　　　　下農村，
　　　　這盤老子要當真。
　　　　哪個上，
　　　　不得讓，
　　　　一刀一個當解放。
　　　　想吞飯，
　　　　就要幹，
　　　　再來拉響手榴彈……
　　　　（〈搶水謠〉）

　　　　走走走，
　　　　喝悶酒，
　　　　胡豆豌豆都沒有，
　　　　只有嘴啃手。
　　　　來來來，
　　　　敞開懷，
　　　　一醉方休勝活埋，
　　　　土地是棺材。
　　　　唱唱唱，
　　　　自晃蕩，
　　　　知哥知妹浪打浪，
　　　　句句紮心上。
　　　　哭哭哭，
　　　　八陣圖，
　　　　不見爹娘不見屋，
　　　　淚水大掃除……
　　　　（〈醉酒歌〉）

　　　　破牆破門破窗破得凶，
　　　　人寒人苦人霉腰帶松。
　　　　想人想物想錢想得瘋，
　　　　打米打油打鹽算得空。
　　　　怨天怨地怨命怨祖宗，
　　　　倒湯倒水倒飯倒栽蔥。
　　　　（〈鄉下〉）

　　這些詩很有元明俗曲的風味，雅俗共賞、兼具深厚的社會內涵和鮮明的批判意識；可謂淋漓盡致展現了農村貧窮落後的環境乃至文革黑暗污濁的時代，以及知青在這種極度惡劣的環境與黑暗污濁的時代中所扭曲的人性；同時，字裡行間也體現了詩人對造成這個惡劣環境與污濁時代的體制的嚴厲譴責與抨擊。在上世紀末出版的長篇紀實小說《魂斷台北》第一章的「知青與詩才」一節中，杜九森頗為生動地敘述了他跟陳墨（陳自強）等人在農村的詩歌創作活動。

　　吳阿寧（1950-），小學畢業後受父母右派問題株連，回原籍四川滎經農村插隊務農。作為黑五類子女，詩人在長年累月的政治運動中備受迫害，儘管早年失學，卻愛好寫作，自學成才。他的人生遭遇在其詩歌創作中得到形象的表現，如：

　　　　……
　　　　對甜蜜的回憶，莫要問一句「曾記否」，
　　　　對苦恨的深淵，莫要歎一聲「全怪我」，
　　　　對沸騰，凍結的人血莫要大驚小怪，
　　　　不這樣，譜不出生命的挽歌。

　　　　向四壁宣佈我的「墜落」，
　　　　屈恨無須向蒼天訴說，
　　　　讓行屍走肉塞滿新的岔道，
　　　　困死我呵，不隨下流又不能超脫。　　　　　　　
　　　　（〈困獸〉，1974年）

面對苦難人生，詩人冷靜而又淡然，堅韌卻也無奈。

　　　　……
　　　　呵，崩蹋吧，雲端裡的巨岩！
　　　  暴漲吧，讓一切都重來，都重來！
　　　　看，來了，那漫天的洪水，
　　　　要浮起地球，翻轉整個舊世界！
　　　　（〈鷹嘴岩〉，1973年）

詩人憤怒了，他借助山間怪石，傾瀉了滿腔的悲憤。

　　　　一個積滿死水的泥坑。
　　　　除了青苔，孑孓和惡臭，
　　　　裡面還泡著一個活人！

　　　　一個人，
　　　　一個捆紮著手腳的男人！
　　　　除了希望和絕望的交替折磨，
　　　　他有時也作些徒勞的翻滾。
　　　　（〈坑和人〉，1976年）

他描述坑和人，也是訴說自己和命運，更是展現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

　　由上引詩例可見，在懷疑現實、叛逆體制方面，成都知青詩群跟與白洋淀知青詩群頗為一致；然而相比之下，成都知青詩群當是更為直面及關注現實社會，歷史責任感也似乎更為強烈而執著。

[1] 血統論：也是中共階級劃分政策的產物，將個人命運與家庭出身直接掛鈎，在文革初期更衍生出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黑五類及其他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造成極大的傷害。
[2]《陳墨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chenmo/11_1.shtml，〈關於前後持續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學沙龍——「野草」訪談〉。


（摘自《回眸青春——中國知青文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60dfbf0100ipdz.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