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全國工作會議還未結束,雲南西雙版納地區的農場知青發起了一場運動,他們以情願書,遊行,罷 ?工及派代表到北京要求當局批准他們回城。全國其他地方的知青也公開表示要回城,有些地區的知青未經許可就一波一波地擠進火車打道回家。當時知青將這次“回城風”稱為“勝利大逃亡”。除了個別情況(主要是與農民結婚的知青和文革前下放到新疆的上海知青),政府終於同意他們回城。美國學者 Stanley rosen在1981年出版有關廣州知青在文革中的角色的書裏,認為兩個時期(1966-1968和1978-1979)知青的呼籲與反抗很相似。我認為雖然有些形式相同,但是兩個時期的情況和抵抗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反的。文革的時候,政治環境對要求回城的知青非常不利。因為當時的極端理想主義,他們的要求很容易被扣上“自私”的帽子。因為他們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還不很大,而且大多數人都是“出身不好”的,所以他們沒法反抗當權者的意志。反而,1978-1979年的時候,政治環境對知青很有利:為了取得新的合法性,中共改革派開始批評和改正文革很多政策。知青就可以自稱為文革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在運動發動的十年以後,對這個政策有抵制情緒的人,主要是知青和他們的家人,已經占城市人口相當大的比例(當時,只是在鄉和已經回城的知青已占城市人口大約15%的比例)。1979年,中國政府在宣傳和組織工作上花了很大的力量來執行前面提過的工作會議的決定。他們知道就業情況特別緊張,因為1962-1964年出生的城市人口(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出生高潮)正在達到就業年齡。但是當局沒法抵抗回城的潮流。從1978年底到1980年初,大約600萬知青回城(這個高潮比十年前,即1968年底到1970年初大約500萬知青下鄉的那一個高潮還要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