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 王洪文与上海“六"二九”武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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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习广

这是1967年6月29日，由上海“联司”派与“工总司”派在上海柴油机厂和市青年宫进行武斗发生的流血事件。

1967年2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并于2月24日更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以王洪文为司令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在上海工人中势力最大，也因最先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实力最大，王洪文也因此与徐景贤同为“副主任”。

但因对一派把握大权和权力分配不均的不满，上海的造反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扯起反叛的旗帜。终于形成“红革会”和“二兵团”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多次发动起炮打张春桥，抗衡“工总司”的斗争。上柴机厂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逐渐成为该派的工人主力军。

上海柴油机厂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全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工厂，厂内分成“东方红”（“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和“联司”两大派。

1966年9月15日，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该“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

1966年11月22日，“东方红”加入了“工总司”，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在“一月夺权风暴”中紧跟“王司令”，成为王洪文器重的的一支劲旅。

1966年9月22日，以杨仲池为首，宣告成立“串连站”。 1967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此后，“联司”也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

虽说“东方红”和“联司”同属“工总司”，但因争夺对该厂的领导权，而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东方红”紧跟王洪文，“联司”便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渐渐转变为“工总司”的对立面，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

1967年2月，反张、姚和“工总司”的主要造反组织“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等先后被上海市革委打压而告分崩离析。而“联司”却“坚持斗争”，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联合，成为挑战张、姚和“工总司”的主要力量。

“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支联总站”，其头头以“全向东”之名，实为交大一四0教研室的助教汤福坤，又名汤东生。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并向张、姚及其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发起了长期而尖锐的理论攻击，和不惜“文攻武卫”的派性斗争。

1967年3月23日，经张、姚策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机厂。

4月24日，军宣队发表“公告”，宣布“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由此，“联司”一面冲击军宣队“支左办公室”，并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于4月24日赴北京告状。随即，军宣队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

5月20日，“联司”组织了二十多辆大卡车，满载上柴厂的“联司”人员，驶向地处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举行静坐示威，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

静坐示威者高呼“‘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的口号，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联司”派天天在人民广场等地连续举行“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福州路和人民广场，夜夜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是为震动全上海的“福州路事件”。

根据张春桥从北京的来电指示，王洪文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对“联司”来个“一锅端”。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联司”根据得到的情报，于6月23日，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

传单中揭露：“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6月26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传单中具体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为此，“联司”决定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6月28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部众，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6月29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和市青年宫，对“工总司”发起进攻。上午10点左右，按预定方案，“支联站”的武斗人员在上柴厂“联司”的接应下，进入该厂。中午12点后，手持武斗工具的“联司”派，对该厂的“工总司”派开始攻击，以清除该厂的“工总司”派。

据 “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对“六"二九”事件的描述：“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这场武斗，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上柴厂“工总司”派受到重创。

当天深夜12时半，“联司”和“支联站”又出动数十辆卡车，满载武斗人员，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与占据青年宫的“工总司”发生武斗。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青年宫的广播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六"二九”事件为王洪文指挥“工总司”镇压“联司”和“支联站”提供了借口。

当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要“制止上柴厂武斗”。次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

继之，“工总司”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称：“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提出：“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7月1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

一场针对“联司”和“支联站”的大镇压已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资料来源：上海市“处遗”材料；揭批“四人帮”材料；《血洗“联司”》）

（余习广） 选自余习广主编：《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