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太史 徐文远与周泉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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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远与周泉缨

潘太史
　　
　　公元618年，天下大乱，近卫军将士在权臣宇文化及的唆使下发动叛乱，困守江都的隋炀帝众叛亲离，被迫自杀。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杨浩为帝，史称皇泰主。著名学者徐文远当时担任国子祭酒（中央党校校长），此人学士渊博、门人众多，他在担任国子博士（中央党校教授）期间曾经为李密授过课，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瓦刚军统帅。
　　
　　不久之后，徐文远随同王世充的部队来到洛阳，由于城中断粮，他被迫到城外挖掘野菜充饥，结果为李密手下的士兵所俘获。李密对自己当年的这位老师十分尊重，对徐文远顶礼相拜，他也心安理得地予以接受。可惜李密屡胜而骄，王世充乘机施展诡计并取得了决战的胜利，许文远再次回到了东都洛阳。王世充此时掌握大权，当然难免要召见国子祭酒，许文远见到他时必然要顶礼膜拜。有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向他请教为什么在李密面前那么高傲而对王世充却要如此尊敬。徐文远的答案是：“魏公（李密），君子也，能容贤士；王公，小人也，能杀故人。吾安敢不败！”徐文远虽然在历史上并不是非常出名，但是在乱世当中得以存活下来，潘太史认为其聪明机智足以为后人所称道。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徐文远的故事又在神州大地重新上演，此人就是当代著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周泉缨同志。周老生于1943年，乃是清华大学1966届毕业生，并且留校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虽然是北京大学，其标志性事件乃是聂元梓等同志率先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但是正在那里蹲点的曹轶欧同志（康老的夫人）当时无疑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参加文革则毫无高层背景可言，完全是群众自发性的产物，所以他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学生领袖，北航韩爱晶、地质学院王大宾、北师大女生谭厚兰等三位同志也基本如此。蒯大富在翻身之后很快便在清华大学创建了以他为核心的“井冈山兵团”，史称“团派”，一度成为中央文革极度器重的新生政治力量。虽然蒯大富同志也以充当“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但是他的这个目标后来却未能如愿，起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井冈山兵团内部由于对文革的理解产生了重大分歧，因为在1967年4月14日公开发生了分裂。与蒯大富意见相左的这一派在这一天成立了井刚山战斗兵团四一四总部，史称“四派”，其一号领袖名叫沈如槐，周老由于出身问题并未公开重要职务，但是四派的许多文章都是出于他的手笔，堪称是四派中的重要智囊。
　　胡哥乃是该校1965届的毕业生，当时留校担任辅导员，并且还是舞蹈队成员，在组织上隶属于清华大学文艺队，党支部书记印甫胜同志是其顶头上司。而印甫胜同志的在四派中乃是周老的部下，胡哥当时也是四派中的一名成员。本来，胡哥完全可以凭借其良好出身在四派高层取得一席之地，但是他当时采取的是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方针。
　　
　　周老在文革中最具震撼力的行动主要有两件事，第一是公开张贴大字报，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伯达同志，其攻击的真正目标乃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同志。第二则是撰写了著名的理论性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可谓是轰动全国、震惊朝野。
　　
　　由于四派拼死抵抗，致使蒯大富一统清华的梦想迟迟难以实现，于是伟大毛主席于1968年7月27日下令工人和解放军进驻其中，从而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按照官方的标准，文革的始于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止于1976年10月6日的华国锋政变，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两年，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毛主席于1968年7月28日凌晨召见了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从此红卫兵便迅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毛主席虽然在政治态度上多少有些偏向于团派，但是对周泉缨同志的理论水平予以了高度的肯定，并且当场称赞他是四派的理论家，命令有关部门立即将其开释。潘太史认为，获得毛主席钦封的理论家，无疑是一种无上的荣誉。主席当年曾经称赞过几个秀才，诸如伯达、春桥、以及胡乔木、田家英等同志，后来对春桥格外另眼相看，称他是“思想家”，但是获得过“理论家”殊荣者，好象惟有周泉缨同志一人，这个历史事实恐怕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毛主席在当场认定《四一四思潮必胜》是错误的、因而不能必胜之余，却对其作者予以了高度肯定，这在党史或国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2007年，在水利专家徐海亮同志的介绍下，潘太史有幸结识了周老，并且了解到了一些他的近况。大致情况如下：周老在文革当中被分配到了河北省成安县某工厂中担任技术员，由于工作积极而受到了广大工人同志的肯定，并且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在生产中却由于工伤而留下了残疾。文革后又因为公开批判党内走资派而入狱，后来在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得以再次平反。他那时就已经是该县的经委副主任了，应该是正科级干部。
　　
　　在举国经商的大潮当中，周泉缨同志在湖北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湖北东湖公司的副总理，该公司挂靠于华中工学院名下，总经理乃是一名省级干部，只是挂名而已，按说周老行政级别就已经是正局级或副局级了。1987年，周老在湖北又干了一件引起轰动的大事。文革中的某些学生领袖在1976年以后纷纷遭到了清算，有不少人在劳改释放后生计无着。武汉著名造反派组织“三新”的一名领袖吴焱金当时到东湖公司下属的一家分公司求职，分公司经理请示周老是否可以录用，他当即指示只分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录用，无须考虑所谓的历史问题。周老的理念历来是人总是要吃饭的，而且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结果东湖公司的各个分公司纷纷录用了不少当年的造反派，从而引起了当时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强烈不满，于是便利用所谓的经济问题对周老进行迫害。
　　吴焱金同志在2008年填了两首词来表达对周老当年义举的感激之情，其一曰：“一生心血凝笔端，举世刮目看。顿悟掀翻经典，宏文震史坛。统一论，新佛学，创奇观。三个阶级，瑞典模式，畅论纵谈”。其二曰：“历尽刊刻终不悔，思想何有罪！执着探求真理，伴侣苦相随。出大作，游网络，辨是非。天涯知音，战友情深，泉缨至伟！”
　　
　　在这种情况下，周老被迫离开了湖北，调到中国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担任处级干部。
　　但是在1989年的那场风波中，由于周老与胡德平同志关系密切，关广富还想继续深挖，想把他调回湖北继续批判。于是周老被迫离职，从此开始自谋生路，但是湖北省委开除了他的党籍。周老后来身患癌症，收入全无，幸亏妻子辛苦工作，始终与他相濡以沫。很多清华故人也纷纷慷慨解囊，这才使得周老能够在2006年顺利完成手术而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鉴于聂元梓同志每月可以领取2600元养老金，潘太史力劝周老在寻求政治平反的同时，不妨兼顾一下自己的养老金问题。事后看来，周老对潘太史的建议似乎有所采纳。2009年5月，潘太史在北京信息工程大学再次见到了周老，据说他的养老金问题有望在近期得到解决，但是其政治问题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简直令人莫名其妙。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同志在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期间受理了周老的上访，并对此案做了相关批示，周老原先的工作单位华中理工大学本已决定为周老平反并且向相关材料上报了中共湖北省委。不料这时俞正声因改任上海市委书记而离开了湖北，周老的问题竟然再度搁浅。湖北省委纪委“审理室”处长刘亚萍处长明确答复周老说：“经省纪委领导研究，认为他的案子时间隔得太长了，省纪委不予受理也符合党的政策！”虽然周老本人并非等闲之辈，而且二十年来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申诉，但是在当今官场体制面前竟然是一筹莫展！
　　
　　潘太史在和周老的会谈中当然也涉及到了许多历史问题、理论问题以及现实问题。周老对潘太史利用帝王术来解释文革当中的某些现象深表赞同，并且当场就若干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是潘太史对于现实问题显然缺乏深度思考，因此谈到最后多少有些江郎才尽的感觉。当天谈话的要点如下。
　　周老问：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
　　潘太史答：文革是最高领袖企图借用体制外的力量来对体制内的官僚进行整顿，改革乃是执政当局整合体制内的力量对体制外的百姓进行盘剥！
　　周老对这个回答基本上赞同，但是显然他自己仍有不同看法，只是鉴于时间关系而未能详家阐述。
　　
　　周老说：胡德平同志认为胡耀邦同志是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从不考虑自己的私利。
　　潘太史说：邓小平以后之执政者都对帝王术不甚了解，所以他们的思想轨迹本人无从掌握。胡耀邦毕竟是个老革命，而且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担任过纵队政委，值得尊重，但是作为政治家却未必合格，在对待少数民族以及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存在重大的失算。
周老问：赵紫阳如何？
　　潘太史答：此人曾经是我党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善于投机，而且在军队中缺乏根基。充其量只能算是半个政治家，另外一半则是政客。
　　
　　周老问：三个代表如何看待
　　潘太史答 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乃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民及农民工，所以江一表与江三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周老说：你认为三个代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潘太史答：非常明显。
　　
　　潘太史问：看来您的问题必须由最高当局直接出面才有望解决。
　　周老答：已于2008年写就了申诉信并托人转交给了胡总书记，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回音。
　　潘太史问：虽然你们当年关系一般，不好直接与他称兄道弟，但是朋友圈中应该有人与他关系密切，不妨托友人代为转交。
　　周老答：已经这样操作了，但是仍然没有结果。
　　潘太史问：既然如此，不妨由本人捉刀代您给他写一封信，文风则类似于拙作《致陈水扁书》、《致杨振宁书》，内容则是强调：“兄贵甲天下，弟生计无着”。
　　周老答：此事千万做不得！万润南原先与胡哥的关系不错，同时也是我的朋友，他本想回国探母，结果当局不予理睬。万润南一怒之下，好话、坏话索性一股脑都说了出来，结果胡哥仍然是软硬不吃、置若罔闻。
　　
　　潘太史随后与周老话别，事隔多日以后，才发现了周泉缨同志的考虑与当年的徐文远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平淡当中充分显示了理论家极其高明的识人之术和政治洞察力，同时也使潘太史充分认识到自己与当代理论大师之间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从而对和谐社会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2009年5月2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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